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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三农-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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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方：极不公正
目前的医疗事故鉴定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由独家组织，暗箱操作问题难以避免；二是鉴定结果只标明是否是事故，而对那些虽然不构成事故，但医院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有失误的情况却没有详细说明。
医疗纠纷由卫生行政部门交医学会组织鉴定，该会如果不受理，患者就求告无门；如果鉴定不公正，也无处讨说法。医学会不仅在行政上隶属于卫生行政部门，而且在业务上医学会专家鉴定组出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最终还要经过卫生行政部门审核认可。而卫生行政部门既是医院的上级主管单位，又是医疗行业的法定监督部门，同时承担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很难保证在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角色不错位。况且还不仅仅是老子给儿子鉴定，有时简直就是自己给自己鉴定，因为专家鉴定组成员大多数是各个医院的医生，这些医生有的就在发生纠纷的医院工作，即使不是纠纷医院的人，可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医院及其本人就不会发生医疗纠纷，所以在鉴定中偏袒医院和医生是难免的。
既然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医学会组织的鉴定极易造成对患者的不公平，不被患者信任，那么就必须有司法救济，授予司法部门医疗事故的鉴定处理权。以法医鉴定为依据审理医疗纠纷，法医在鉴定时不但把医院有无过错以及过错与患者出现不良后果的因果关系作为鉴定重点，而且把伤残等级纳入鉴定范围，使鉴定结论真正发挥“证据之王”的作用。
医方：合理合法
医疗事故只能由医学会鉴定，未经该组织鉴定的医疗纠纷法院不应该受理。发生医疗纠纷的情况相当复杂，鉴定中的专业要求非常高，医学会专家鉴定组是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依法成立的，其鉴定的权威性和法律效力是不容置疑的，没有经过医学会鉴定的医疗纠纷法院不予受理，这是有依据的。暗箱操作问题，医学会完全可以通过扩大专家鉴定组的成员范围，吸收法医等司法界人士参加，提高鉴定的透明度等方法来解决。
争议之二：赔偿
患方：数额太少
在医疗纠纷处理上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只有经鉴定属事故的才处理，医院虽然有失误但不属事故的不处理也不赔偿；二是即使经过鉴定属于事故，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赔偿的数额也是少得惊人。
医患关系就是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患者挂了号医患双方就形成了消费合同，出现纠纷理应按民法有关规定处理；无论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只要医院有失误，损害了患者的权益，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赔偿患者的损失。赔偿标准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医方：能力有限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法规，即使有不完善的地方，在其没有修改前必须无条件执行。
按照专门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在医疗事故处理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规定的必须按其规定办，只有该条例没有具体规定的地方才可引用其他法规。另外必须明确，一方面医疗服务具有公益性质，收费低于成本；另一方面医疗属于高风险行业，事故发生有其必然性，我国尚未建立医疗责任险，医院承担赔偿风险的能力极其有限。所以对医疗事故的处理只能解决因事故而增加的额外医药费，最多再给予极少量的补偿，但不可能像交通事故赔偿那么多。
争议之三：举证
患方：举证责任倒置
在医疗服务中患者处于被动地位，而医生处于主动地位，是否需要检查，做哪些检查；是否需要用药及用药的品种、剂型、剂量、配伍、给药次数和方法等都是由医生决定，患者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同时病历、处方、医嘱单、手术记录等都由医院和医生保管，患者一般很难查阅得到。况且又经常发生出现医疗纠纷后院方修改和藏匿证据的现象。所以在医疗事故处理中不能适用“谁主张谁举证”这个一般原则，而将举证责任倒置，即由院方证明自己在诊疗过程中没有过错。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就可以判患者的主张成立。
医方：谁主张谁举证
医疗工作情况非常复杂，专业性要求很高，治疗的风险极大。有人打了个比喻，人体就像一个“灰箱”，就目前的科技水平，对人体还不能做到像看一个透明的“白箱”一样，全部看得一清二楚；但又不是像看一个“黑箱”那样对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医生只能根据现有的医学知识和自己的临床经验对患者进行诊疗，对治疗效果只能是一个大概的预测，何况一些特殊病例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有时医生只能凭经验来处理，但这又很难说有多少道理。另外我国医生的数量还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医生特别是大医院的知名医生每天都要为许多患者诊治，不可能对每个患者都留下充分的证据。如果每个医生在为患者诊疗疾病时首先考虑为日后打官司留下证据，这只会束缚医生的手脚，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
读者来信
我说医疗纠纷
编辑同志：
看到贵报上期有关医疗事故的话题预告，觉得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借此机会我也想说几句。医疗纠纷的频发，在给患者带来痛苦的同时，也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一是医生业务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医生水平的高低，事关患者的安危，由于医生的原因而误诊、漏诊的事例很多，因此医生的整体素质需进一步提高。二是医疗市场需进一步整顿。眼下社会上庸医、假医泛滥，打着各种旗号的诊所遍布，患者很容易听信各类广告而上当受骗，从而引发医疗事故。三是患者心理需进一步调整。患者应有良好的心态，不要有讳疾忌医、“有病扛扛就好”的心理，这样更容易延误治疗时机，造成医疗事故。四是简化就医程序，使患者更加接受医院治疗，减少医疗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五是降低医疗费用，使某些特效药、好药能为民所用，从而解除患者病痛。
山东省沾化县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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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篇：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1）
在距离河北省阜平县城4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山村名叫黄连峪村。这个位于太行山脚下的小村，四面环山，一条小溪从村中流过。在村子北部的一个小山头下，有一个恬静的小院。院子的男主人叫刘新宅，女主人叫杨风雪。疾病和贫困给这个小院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辛苦奔波四处忙夫妻合力摘穷帽
现年44岁的杨风雪从小在这里长大，8岁时过继给了叔叔。为了照顾叔叔，30岁时，杨风雪和来自邻县的刘新宅结了婚，把家安在了那个自己长大的小院。几年后，两个儿子前后降生。
刚结婚时，杨风雪家的日子过得非常紧巴。尽管改革开放让小山村发生了许多变化，但脱贫致富仍是这个新组建家庭面临的头等大事。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黄连峪村就未再进行过土地调整，因此，杨风雪能经营的就是叔叔和她自己的责任田。黄连峪村地处山区，种地没啥收入，唯一能卖钱的就是承包的红枣树。一年下来，能有近4000元收入，除去农业投入和日常花费；日子过得苦兮兮的。
不能这样过下去，再苦再累也要摘掉头上的穷帽子，杨风雪和丈夫开始寻找生活的出路。刘新宅曾在建筑工程队当过木工，还学过会计。面对生活的压力，刘新宅想起了自己的手艺。1992年，刘新宅打起了铺盖卷，到正定县建筑公司做起了木工。不久，就成了木工组长，第二年还当上了一个项目部的会计。
刘新宅在外打工，把家里的农活全扔给了妻子杨风雪。杨风雪不但要打理家务，还要忙碌地里的农活，一年四季休息不了几天。去地里干活时，就把儿子扔在家里。后来，儿子一看她拿工具，就死死地抱着她的腿，说什么也不撒手。每到这时候，杨风雪总是感到鼻子酸酸的，但没有办法，为了这个家能尽快脱贫致富，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全家人只能这样奔忙了。
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七八年的努力，杨风雪家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家里有了积蓄，盖起了5间新房。村里人都说，杨风雪这么短短几年就脱贫致富了。再等几年，还不提早进入“小康”了。
河北省阜平县黄连峪村基本情况
人口耕地面积人均收入支柱产业经济收入村医人均就医费用
396人180亩2000元种植业红枣1名250元
河北省阜平县黄连峪村农民2004年就医情况
户均收入户均医疗费用户均住院次数重病治疗率自购药率因病返贫户
8000元1000元02次50％90％4户
一病借债三万元生活倒退十多年
平静的生活没有延续几年。病魔的来临，打破了这个小院的宁静，击碎了这个家庭的憧憬。
2004年10月1日，正值秋收的大忙时节。由于雨水足，秋玉米穗鼓鼓的，谷子穗沉沉的，红枣也挂满了枝头；杨风雪喜上心头。可有天晚上，杨风雪刚坐到床上，感觉头很疼，很难受，刘新宅赶紧打电话叫来了村里的医生；医生初步诊断是脑血栓。刘新宅打电话叫来几个亲戚，租了一辆车，连夜把杨风雪送进了行唐县中医院，诊断为脑出血。10月3日，又转院到了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经过手术，杨风雪在昏迷了三天三夜之后清醒了过来，性命是保住了。可杨风雪在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20天，又在行唐县中医院巩固治疗20天，前后花费了3万多元，几乎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还欠下几千元的外债。如今，病愈回家的杨风雪面对的是一大堆债务，家中的生活水平也是直线下降。从前经常为孩子们买吃的喝的，现在全部取消了。来村里卖水果、卖食品的小车前再也见不到杨风雪的身影。好在学校为两个孩子办理了贫困助学申请；孩子才没有辍学。
“我们想靠自己的力量供孩子读书，但是没有办法，一场大病，我们家的经济全崩溃了。”一向要强的杨风雪眼中含着泪花说。
家中失去劳动力日子更是难上难
病魔，不仅让杨风雪家日趋贫困，更使这个家庭失去了一位劳动力。生病之前，杨风雪可是很能干的。但现在，她已不可能再承担沉重的农活了，而且连做家务都感到吃力，还需要他人的照顾。
无奈之下，刘新宅只能放弃了在建筑工程队的工作，回家打理农活，同时照顾妻子的日常生活。有几次，建筑工程队打电话要他去上班，但是考虑到妻子的身体情况，他还是留在了家中。
“我家现在处于两难的境地。”刘新宅说，“以前，我们俩可以一里一外。现在她病了，家里少了一个支撑。我在家里种地，收入太少，养活不了这一家人；我出去工作，她又没人照顾。所以，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以后的日子太难了。”
张毛眼：保住性命也高兴不起来
张毛眼家住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市新城湾镇四城洼村，前段时间因肾功能衰竭差点丢掉性命。虽然在医院医生的悉心治疗下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张毛眼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近2万元的医疗费有一大半是借的，这对经济状况刚刚有些起色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初有病我是硬拖着，舍不得花钱找医生。腿疼、腰疼就拔火罐，实在难受得扛不下去了才在村里打针输液。农村人挣不来钱，我既要照顾老人，还要供孩子上学，脱贫致富太不容易了。好不容易攒几个钱，去趟医院就全扔进去了，刚刚摘下的穷帽子又戴头上了。所以，我就想生在家里生，死在家里死。谁曾想看到我快不行了，家里人竟把我送到医院里治病。现在病是稳定了，但却拉下一身债，倾家荡产了，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一说到这些，张毛眼就愁眉不展。
相关链接
据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医疗费用的增幅大大超过农民增收，三成农民因病致贫。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省，近5年来，农民人均诊疗费用平均每年增长1130％，人均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增长1140％；部分农民因病返贫。
各方评说
河北省望都县副县长刘新桥：去村子里看看那些贫困户，大部分家中有重病人。有了重病人，就很难脱贫致富；有了重病人，脱了贫也很难不返贫。
河北阜平县黄连峪村农民杨秋英：老话说得好，“炕上没病人，衙门口里没官司，就是好光景。”我们过日子苦点累点不怕，最怕得病。即使手里有几个钱，得一场大病准得变穷。
吉林省洮南市医院副院长庄丽明：农民只要得一场大病，十有###就得致贫。一般农民家境再好，也很难抵挡一场大病。
原因篇：12元的药就这样卖到了170元
头孢三代的零售价是170元。其中医生回扣35元，增值税16元，药厂12元，开发医院销售费用5元，维护医院销售费用5元，经销商5元，其他协调费用5元，医药代表提成11元。这里面利益最大的是医院和医生，分别占40％和20％。一种药从生产到患者手里要经过6～9个环节，而中间商则不计其数。
医药销售公司的利益和“公关费”大约占了药品价格的20％
吴先生本是河北省某县人，但在北京从事医药代理已经十几年，用他的话说，医药行业的所有“规矩”他都“门儿清”。
“药品价格为什么‘翻着跟头’上涨？因为药品从厂家到患者手中要经过好几个环节，而这个环节中人人都要拿钱。”吴先生说，一般的药品大致流程是这样的：药厂——医药销售公司——销售代表——医院——医生——患者。
吴先生说，药品出厂后一般有两种销售形式：一种是厂家派出人员自行营销，一种是被一些大的销售公司买断，进行总经销，然后再通过医药代表卖给药店和医院。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看，药厂是以批发价格给销售公司的，但实际上药厂已经留给了医药销售公司15％～20％的回扣，“这基本上已经成为医药销售的‘潜规则’”。
医药销售公司从上到下又分为片区经理——省级经理——医药代表。这些人员大部分都和医疗部门有着一定的关系，他们的责任是负责把药品打入药店或者医院的药房，在这个过程中，几乎都要花钱，也叫“公关费”，一般三甲医院要3万元至5万元，一般的医院为1万元至2万元，县级医院也要几千元。
医院和医生的利益大约占了药品价格的一半
药品要想进医院，不是很容易。首先要取得院长的同意和药房主任的批准，还要经过药事委员会的通过。“在许多地方，这些支持都是要用钱来做后盾的。要知道，全国有药品生产厂家6000多家，品种有1万多个，同一药品少则百十家企业生产，多则几百家生产，你不这样做，别人也会。”他还告诉记者，一般的药品给医院15％的利润，这个利润是国家允许的部分，称为“明扣”，除此之外，还要给医院一部分“灰色收入”，大约10％，行内称为“暗扣”。
“在公关医院的整个过程中最麻烦的是药品审查委员会，对于药品的采购来说，药品审查委员会具有一票否决的权力，只要对一个人的公关没到位都会前功尽弃。所以，这个环节花的钱最多，也最费心思。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请药品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去旅游度假，用这样的方式联络感情，之后再给一定数量的‘信封’，一般情况下，只要你能拿下一个，这个人就会指引你下一个怎么办。因为别的委员不同意，药就进不了药房。”
“药进了医院，医药销售代表还不能高枕无忧。没有医生开药方，药就会一直压在药房里，跟没进门差不多，因此还得到医生那去公关。”他说，一般和医生建立联系的方式就是约医生吃饭，或者约一些男医生去洗浴足疗，给一些女医生送高档化妆品，当然也有的时候实在找不到医生，他就把药品说明书直接放到医生的桌子上，等医生主动打电话。和医生联系好后，要说好给百分之多少的回扣和付款方式，所以对医生有很大的吸引力。
药店的情况和医院类似，进店费、柜台费、促销费一样少不了
“药品进药店其实和医院一样，我们也要花许多钱。首先要进店费，这是给医药公司的，接下来要买通部门经理，一般的也是给‘红包’的形式来做，其次还要交柜台费，要给柜台负责人好处，要给柜台营业员类似医生提成的所谓促销费。因为药店药品太多，没有好处营业员就不会特别卖力地帮着推销。尽管药店的进货中间环节少点，但价格并不比医院低。有的药店看见药品进价较低，甚至还要求厂方或代理提高报价，然后从提高的部分中提成。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应付物价部门的检查，药店可以名正言顺地说是药品的进价高，而非暴利。”
业内人士都知道；“药品生产企业都希望药价能降下来，可又害怕国家实行药品降价。每次降价国家都是要求药厂压低价格，可中间环节毫无损伤。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一些医药企业也会耍些‘鬼把戏’，就是以‘研发’的名义更换被要求降价药品的名称和包装，这样新瓶装旧酒，这些药品就依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卖高价了。”
各方评说
江西省医药管理学会专家胡国琪：治理药价虚高问题，国家相关部门应在治理医院所出现的一系列不正之风的同时，还要制定相关法规，一方面卡死了药品的出厂价，另一方面制定相关的规定，确定医院的零售价。
医药销售代表王凤鸣：“药价虚高”的原因之一是药品回扣之风愈演愈烈，进而导致药品的进货价格不断攀升。而要从根本上整治药品回扣问题，就必须在药品采购上全面推行“阳光采购”，彻底杜绝“暗箱操作”行为。对医院的药品采购，应该借鉴招标采购的办法，进多少药、进什么药，不再由个别人说了算，而是开出清单后，召集多家药品供应商在比价采购、市场调查的基础上，按最低价格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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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篇：“要干这一行，就得把良心丢掉”
——江苏省宿迁市某医药公司经理巩军如是说
“我现在卖的一些药；实际成本只有定价的十几分之一。换句话说，你花100元买的药，其实还不到几块钱。这中间我能赚30元左右。但用来支付回扣、公关等各项费用也不少，否则再好的药也卖不出去。要干这一行；就得把良心丢掉。这话一点都不假。一次患感冒，医生一下子就开了100多块钱药；把我吓了一跳，觉得太贵了。这时我想这100多块钱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虚的。可想想平时自己就是这么推销药品的，我真有一种负罪感。”
“一般人也许不知道，药品从药厂出来；要真正到患者手里，至少要经过进药、出库、医生处方三大关卡。先说进药吧，药剂科主任如果不同意，那总渠道就卡死了。首先要把药剂科主任的性格、兴趣、爱好、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他在医院里的权力大小、他的社会关系等等做个调查，了解清楚，然后晚上到他家去公关，送点现金、礼物等等；事情就搞掂了多半。药品进医院以后在哪一个科卖，这个科的主任也必须同意；打通这个关节，也是必要的。”
“重要的公关是医院药品委员会，为了让有权有势的人同意进我们的药，我们把有关系的人都集中起来，吃饭、娱乐、打麻将什么的，一闹闹一宿，然后以‘交通费’的名义，给每个人几千元或上万元的红包，事情也就好办了，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开了绿灯。”
“库房是药品推销中的桥梁，库房不打点好也不行，他们可以这么讲：虽然药事会同意了，但是并没有让我必须进这种药，也就是这个药并不是我们医院所急需的。药品推销员不可能、也不敢得罪库房的人，你只能迁就他，你只能去跟他协商甚至于厚着脸皮去讨好他，然后晚上到他家里去坐坐，少不了要花钱。”
“这些关节打通后，最后就是需要医生在处方上开药了。给医生的回扣，一般都是现场兑付，或者给医生开一个秘密账号，然后把钱存入这个账户。对于什么时间开的什么药，每个医生都有个账本。只要开出了方子，不管是否成交，医生都会在这个账本上记上，然后按照账本上记录的数量结算。可以说，在整个过程中几乎90％的回扣款全都到了处方医生的手里。至少是零售价的10％～15％，这是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少于这个比例，你的药就卖不动，多于这个比例你的药就会卖得非常快。最后每月统计医生开药的情况时，一般是由药房出具统计单结算。这就要跟药房打交道了，一般十几块钱的药每盒给药房主任提五毛钱，一般是3个月或半年结算一次，有的给现金，有的给存折。”
“从1999年开始干这行，每年打点的钱，少则三五十万元，多的###十万元，这些人的心比我们还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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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篇：平价药店遭同行“围剿”（1）
居高不下的药价是农民看病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平抑药价，去掉药价中的“虚火”？人们曾对近几年出现的平价药店寄予了很大希望。但由于种种原因，平价药店在城市经营艰难，让广大农民从中受益并不容易——
在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52号，有一家平价药店，名叫老百姓大药房。由于对现有药价形成了一定冲击，老百姓大药房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与其他平价药店相类似的困难和阻力。
恶意抢购是家常便饭
2005年11月20日，记者在天津老百姓大药房河东店看到，药店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许多人在货架上选取着自己需要的药品。由于是周末，人比平时要多一些，药店显得更加拥挤。在药店的旁边停放了十多辆货车，车身上的字样显示，是天津市一些药店的运货车。在顾客拎着大包小包药品走出店门的同时，一些药店的负责人也在不断地往车上装药品。
记者上前攀谈，一位药店负责人说：“我们这是在进货。刚开始我们来这儿，主要是看看他们的经营手法，想借鉴一下。后来发现在他们这里可以买到许多便宜货。我们是个体药店，进货量比较小，现在他们所谓特价药品零售价比我们的进货价都要低。”他指着车上的货说，“消渴丸卖10块5，复方益母草膏卖3块8，美吡达卖12块9（以上药品在普通药店分别为151元，42元，142元），你算算成本，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货，反正我进不来这样的货，所以我就当找了一个新的进货渠道吧。”
在场的多位药店负责人表示，他们现在到平价药店进货几乎成了习惯，每天都会派出专人逛逛市内的大药店，有便宜货就买进。
据老百姓大药房执行总裁石展介绍，现在老百姓大药房药品被一些同行恶意抢购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以前老百姓大药房的几家分店开业以及各分店开展的大型促销活动期间，都会发生同行恶意抢购的现象。
为了应对恶意抢购，天津老百姓大药房准备了大量的库存药品。同时规定，除一些诊所急购药品和一些集团公司经与药房进行协商后，可以大批量购买药品外，对非正常的抢购进行限购，每位顾客买药都有数量限制。
石展说：“平价药店遭恶意抢购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光是我们，几乎每一家平价药店都有这样的遭遇。平价药店的药价低，对其他药店的高利润形成了一定威胁，他们肯定要想方设法进行破坏，抢购是他们的常用手段。买了你的低价药，既能让你无药可卖，又可以拿着这些低价药到自己店里高价出售。这个方法是一箭双雕。”
利益联盟集体封杀
“恶意抢购是同行对付我们的主要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石展说，“尽管平价药店受到了广大顾客的欢迎，大家可以在这里买到比较便宜的药品，但是对那些在原有药品市场格局中利益均沾的商家及医院来说，平价药店无疑就是‘害群之马’。平价药店招人嫉恨并被那些利益联盟集体反击也就不足为怪了。”
平价药店遭到的反击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进行正面还击，如果平价药店在某一区域威胁到了传统药店的生意，他们就在其附近门店进行相应的价格竞争；二是在原有的价格默契基础上，形成明确的价格同盟，维持原有价格，压迫平价药店；三是对平价药店进行暴力破坏。
石展说：“需要应对的是一个利益联盟。每到一处，那些同行虽不敢单独和我们正面交锋，但是他们会联合起来，针对我们采取措施。有一次，一位顾客拿一张药方到我们药房买药，员工一看处方就蒙了，那张处方就像一张密码电报，根本看不明白，员工们研究了半天也不敢拿药，那位顾客只能失望地走了。像这样特意把处方改成‘天书’就是医院针对我们采取的措施。如果是进行正面价格战我们并不怕，但对那些从多方射来的暗箭，我们招架起来确实有些吃力。”
走进农村困难更多
目前我国的平价药店多为省级店，多集中于省会等大城市，如果想进一步向农村发展，它们势必遇到比现在更多的困难，更大的阻力。
由于价格低利润率低，大规模和低成本运营就成了平价药店生存和发展的两###宝。几乎所有的平价药店都是靠规模经营来赢利的。老百姓大药房能在天津市立足，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低成本进货，大卖场、大流量的营销方式，较低的运营和管理成本，从而能在单位药品上形成价格优势，并保持相当的赢利水平。但这些发展手段在平价药店向农村进军中很难完全实现。
原因篇：平价药店遭同行“围剿”（2）
“农村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但平价药房要向农村进军，仅靠规模和低成本两个手段还远远不够。”石展说，“城市人口比较集中，所以可以保证大流量，但农村由于居住分散，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在一个较小的地方很难实现大流量，药店的规模也会受到相应的限制。同时，农民的医疗常识较少，药品知识比较缺乏，如果不能提高服务水平，农民得了病不知道用什么药，对一些药的药性也不太了解，那就很难把他们从医院拉到平价药店来。所以，近距离为农民服务，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不过，对向农村进军，石展信心十足：“平价药店会做大的。平价药店在开拓省级公司的同时，会使现有的市场更加规范，对物流、信息、品牌进行有效的整合，并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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