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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逻辑-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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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就是说我有挥拳头的自由，但我不能打着你的鼻子。学术规范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学者不承认大家认可的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规范，这样的“学术自由”便是伪学术自由，是对学术自由的滥用。
赵晓：学术自由的目的不是因“自由”的名词好听，而是为了更好的思想与学术创造。
张维迎：这个很重要。学术自由与大学的逻辑是相一致的，是为了创造知识，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为自由而自由，学校也不能追求自由最大化，而应该追求创造知识、为社会贡献最大化。
赵晓：归根结底，自由氛围能使学者更好地创造，与此同时还要辅之以学术规范。
张维迎：我们为什么强调教授要有更多的自由，这个自由比我们一般的行政机关要大得多？教授一般上下班都比较自由，行政官员、国家干部上下班能自由吗？那不行。给教授自由，不是因为教授学历高、知识水平高，就可以搞特殊，而是考虑到知识生产的特殊性，教授自由上下班更有助于他的学术成就，也就是说，自由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大学的逻辑，完成大学的理想。
赵晓：这头让教授比行政官员更有自由，但是那头严格要求你出知识产品。这里，自由仍然是相对的，因为权利须与义务相对应。教授的自由越大，其学术规范必然越严格。
张维迎：没有无约束的自由，也没有无自由的约束。
4。3 学术水平与“官本位”
学术水平与“官本位”
赵晓：我想关于学术自由，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官本位与学术自由也很有关系。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个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维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中国，行政本位、官本位相当严重。中
国历史上长期只有一个官僚（hierarchy）的激励制度，官位成了惟一度量个人成就的标准。分房子、发工资，什么待遇都是按照行政级别来划分的。
但我想强调的是，学校的官本位，除了激励制度的扭曲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内生的，与学术规范有关，与学者水平有关。
在中国，因为缺乏好的学科规范，学术成就不能有效比较，学者之间就不可能相互欣赏。这样一来，做学术的人常常会感到很无聊。到头来评价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只能寻求学术之外的标准。毕竟，人家官本位还有一个序列，还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比较，而学术却没有标准，那就只能套用官本位来比较了。
在高校，什么样的人最重视当官？什么样的人官本位的观念最强？一般来说是学术水平越低的人，官本位思想越严重。反过来，高水平的学者通常很自信，很欣赏自己创造的成就，对当官反而不太容易看得上，更喜欢以自己的创造，自己的学术成就来衡量自己的地位。在一个系或一个学院中，真正高水平的教授，他还会在乎当什么系主任、院长吗？像我们北大的季羡林教授，他才不在乎当什么官呢！在美国的优秀大学，院系行政职务常常要靠轮流，因为谁都不想干那个活，那是服务别人的事，伺候别人的事，还影响学术研究，没人愿意干。而低水平的学者则不同，他在学术上竞争不过别人，就拼命找一些其他的关系来压制别人，如靠行政级别来提高知名度。如果大家水平都低，社会上就只能根据职位来推定学术水平，大家就会拼命去争当“官”，这样一来更没有人热心搞学问了。
中国大学的好多教授喜欢“占摊儿”，所以大学里各种研究中心、研究所林立，但很少有取得出类拔萃的研究成就的。其实这部分也反映出教师队伍学术水平低的状况，没有研究成就奉献社会，就只能用头衔闯江湖。
我做过一些研究，发现几乎任何组织都是这样：一个组织越是水平低的人多，就越是着迷于内部权力斗争。水平越高的人忙着去创造价值，水平越低的人忙着去分配。官本位会伤害学术研究。高校的官本位只能把大家的精力引向分配，而不是创造价值。
因此，破除中国大学的官本位逻辑，必须回归到大学的逻辑，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高教授的水准，而这正是我们改革的目的。相信北大的这次改革对冲破官本位是非常有益的。
比如说，不直接从本院系招聘应届毕业生当教员，就会对官本位产生很大的冲击。在现在的体制下，导师的官越大，学生留校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最容易招到学生的一定是有官位的人，而不是学术水平最高的普通教授。这样，就激励教授当官。在新的体制下，比如说，当有10个外校的博士竞争一个本校职位的时候，学术标准，而不是导师的行政职务，就会成为学校聘任的主要标准，一个人要找到好学校，就要有真才实学，就要跟真正有水平的教授，而不是当官的教授。这就会大大降低教授当官的积极性。
4。4 内生的学术标准：扭曲与归正
内生的学术标准：扭曲与归正
赵晓：也就是说，要提高专业水平，并且建立起学术自由风气，首先要建立学术界自己的专业标准，提高学者自身水平。
张维迎：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学术标准的建立过程，因为学术标准是内生的。
学者的学术水平不高，就不会有什么像样的专业标准。学术标准一定是高水平的伟大的学者建立起来的，在街上随便找个人来建立学术标准是不可能的。但要是大学中低水平的人多了，那大家就没有办法在学术上比高低，只有靠行政序列来分胜负，因为那毕竟还是一个序列。
我们中国的人文科学可以说普遍存在这个问题，社会科学也很严重，没有办法进行比较，自己拿不出学术规范，所以只能挂靠行政评比。什么国家级科技奖，省部级科技奖，其实都是官本位的变态表现，也是学术水平不足的反映。
评价学术成就和评价普通产品是不一样的。一个市场上产品的评价最终是消费者来评价。你不能让几个电视机厂家凑到一起评谁的电视机最好，这没有意义。但是学术的标准、学者的标准要学者自己评价，即同行评议。
为什么是同行评议？是因为知识产品的特殊性。教授们在大学里产生的知识和思想尽管对人类长期发展很重要，但在短期不一定看出效果来。许多学术研究当初并没有看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后来发现价值很大。类似这样的研究在市场上是没有办法显示出价值的，只有同行才有可能作出评判。我们也不能指望让学生去评价老师是不是优秀的教授，学生最多只能评价老师是不是一个讲课优秀的老师，没有办法评价优秀的研究型教授，因为学生的知识也有限，他本身还在学习，所以由同行来评价才是最优的选择。如果整个这个专业有100个教授，就由这100个教授说谁是最好的，才有意义。
那么这时候问题就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制度，让这100个教授有积极性说真话，真正评出大家都认同的最好的学术研究来？由此就引出学者的学术规范、学术训练问题来，这些问题对于学术评价非常重要，当然刚才讲的学术自由也很重要。
从学术的行政管理角度来讲，最重要的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以此保证最终评价的公正，但没有办法提出具体的要求，好比规定发表几篇文章就够教授等等，这只能由教授们自己去评价。
程序公正，是为了防止内部人操纵，因为难免存在裙带关系或情面的问题。所以全世界学术评价还有一个重要规范就是引入外部人评价。说你是一个优秀的教授，不能由系里的几个教授说了算。因为学术的标准是统一的，我们要看外部的教授是怎么说你，所以引入外部评价机制非常重要。这也是北大改革方案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改革到位后，今后谁能当北大教授，不是北大教授说了算，还要听外部同行怎么说。
龙希成：这个“外部”包括北大校外甚至国外，是不是？
张维迎：都包括。在我看来，有条件的院系应该扩大范围，多邀请一些国外的教授来评价。我再三强调，学术标准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跟做企业还不一样，做企业就是我这企业有自己的文化，而学术一定是有共性的。你自认为是一个好的教授，结果国内外同行都不认你，那肯定不行。但是在中国，由于这么多年破坏了学术规范，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几乎完全谈不上学术规范。有人建议说中国要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院士，我看实在是不好选，因为没有一个规范、没有一个标准，你怎么选？不是说大家吵吵嚷嚷，提出一个口号就能建立的，只能是通过不断提高教师的水准，不断引进外部评价机制才有可能建立。
有人可能不相信，认为选择好某些“科学”的指标就可以了，其实任何硬性指标规定都会导致扭曲。试想，作为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他本身的学术水平就不高，他怎么来评高水平？还有人经常自称某某研究填补了国家空白，有什么重大创造等等。他自己能评价这个吗？不能！所以学术标准是内生的，我们只能保证程序上做到公开、透明，引入外部竞争，来保证尽量做到一个好的学术标准的树立。但不要期待一天就做到建立硬性的学术标准。
另外，每个学科的学术标准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理工科教授发表的文章特别多，他任何一个小实验都可以写一个文章去发表。在美国，一个高产教授一年在SCI上的文章可能有几十篇，他带领一大帮人去做这个研究。但是，文科显然不可能。那么，到底几篇文章够教授，什么样的杂志为够水平的杂志，你肯定不能硬性规定，只能靠本学科自己来定。
北大的改革目标之一，就是希望以后按照学术贡献和学术水平来评教授而不是按照发表的论文数量来评。所规定的标准只是抽象的，如你必须在本领域达到最优秀的层次，并没有规定你发表几篇论文。但接下来各个院系肯定会增加一些数量方面的要求。为什么还要增加具体的规定？这就又回到前面讲的，如果你没有定下具体的标准的话，操作起来会造成困难，容易产生学术腐败。
我常想，一流的大学是看质量，三流的大学是看数量。北大现在还不是世界一流，但北大想成为一流，所以我们既看数量又看质量。当我们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使得我们不看数量就可以选出最好的教授的时候，我们绝对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张五常写文章说，他曾问在芝加哥大学当经济学教授要发表几篇文章？回答是“没要求”！不写文章行不行？也可以！但你要说话，让人家服气，知道你有思想。达到了那个境界了，那就是真正的一流大学。北大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因此还必须从建立硬的标准，保证优秀教授的筛选入手，也算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吧。
4。5教授治校还是校长治校
赵晓：有人说，改革的方向是教授治校，是这样吗？究竟如何理解教授在学校的权力问题
张维迎：首先，我们要看到，大学是创造知识、教书育人的地方，因此它和企业在好多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企业有一个所有者（owner）的问题，但是大学不能有所有者，最优秀的大学一定是非赢利性的，而不能是赢利性的。大学的理念决定它追求的是一种更长远的对
全社会的价值，而不是短期的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变现的价值。当然大学里有不同的学科，有些学科的情况有所不同。比如商学院，我叫它为垂直一体化的组织，上面有博士，那你就要给他大量的奖学金养活他搞研究，而下面则有短期的培训、MBA，你可以收费。但是总体来讲，大学是非赢利的组织。那么大学，究竟该由谁说了算？是教授还是行政人员，是学生，是校友，还是政府？
我觉得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可能有问题。理想的大学的基本治理结构，理论上可以叫做“利益相关者（stake holder）治理结构”。在这个团体当中，教授应该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它作为一个组织，又不应该是我们简单讲的“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是什么概念？现在并没有很清楚的定义。在国外，大学有了已经叫做multiversity而不是叫university了，即它是一个多学科的组成。你说“教授治校”，可是不同学科的教授的想法大不一样，你听哪个教授的？
大学是一个社会组织，大学怎么治理？不可能是教授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要听听社会对你的需求，你要听听你的校友和学生对你的要求，当然也得听教授的意见。但是大学最终作为一个组织，有自己的逻辑，它要有效率，又要实现自己的理念，就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强的校长来领导。校长对大学的成功很重要。欧洲的大学教授的权力很大，但效果并不好。
赵晓：大学要有一个比较强的校长，但是这个校长应该如何产生呢？
张维迎：美国的大学校长是通过它的校董会（board of trustees）来聘任的，但是校董会在聘任过程中有吸收一些教授和校友甚至学生参加遴选委员会对候选人进行遴选，但是最终的决策权还是校董会。校董会决定校长，校长一旦任命以后，他就有足够的行政权。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权力要比美国的小得多。其实，一个优秀的大学，很重要的是要选好一个校长，校长一定要有足够大的权力，再让校长选好的院长、系主任，然后他们建立一些规则，院系根据规则负责教授的招聘等等。我们现在离这个要求还太远。我想，以后校长的任免体制应该改革。在中国，像北大、清华的校长，我觉得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来遴选。
大学校长在国外已经形成一个职业市场（the professional market）。一些适合当校长的人选有他的价码，有专门为大学找校长的猎头公司。大学管理必须职业化，不能业余化。对比之下，我们现在的大学校长常常是“双肩挑”，就是你作为一个教授，要继续搞你的研究，同时又要来管这个大学，管行政。这是管不好大学的。大学校长必须职业化。你原来可能是个优秀的学者，但一旦当了校长以后，衡量你的惟一标准，其实不应该是学术，而应该是你这个学校管得好不好。这个标准的关键不是说你当了校长以后还发了几篇文章，而是说你的学校一年发了多少篇文章，作为校长的你可能一篇文章都没有发，但没有关系，只要全校发文章的数量和质量上去了就是你的贡献。甚至你根本就不应该再去发论文，你全身心地工作就是为了管好这个学校，你应该是职业化的校长。所以强调校长“双肩挑”是不符合主流趋势的。最近我们见了香港科技大学创办校长吴家炜，他原来是个很优秀的学者，但他当校长以后，十年中惟一的工作就是怎么把这个学校管好，我认为这样的校长是值得钦佩的。
赵晓：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评价教授是学术标准，评价校长是管理者的标准。
张维迎：对，对校长的评价标准和对教授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
作为大学职业管理者的校长非常重要，他的选拔也就非常重要。当然一般大学的校长都是从各个学科选上来的，但也有从外部聘任的。这里面还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学科背景的人当校长更合适。应该说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更多的应该看本人的素质。但中国目前大学校长可能太多来自理工科，来自社科人文方面的不足。
赵晓：有一种意见认为，大学改革先改教师而行政人员不改是错的。第二个意见就是校长凭什么他有权力赶人走。
张维迎：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钻牛角尖的说法。任何一个变革，总得有人去推动。邓小平推动改革，有人要怀疑邓小平，你怎么上去的，这就没有办法说了。欧洲好多国家的民主化过程，都是国王推动的，如果你一开始就怀疑国王的权力基础，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往前走。
赵晓：但是，像国有企业的改革，一般都是先改厂长，先选一个好的厂长，选一个能人来当厂长，然后由他来进行改革。
张维迎：这个问题很尖锐。但谁有权利选厂长呢？而且事实上国有企业也不是先改厂长，国有企业先开始是让职工流动，进行奖金制度改革等等。现在的国有大企业的厂长，也还不是竞争来的，仍然是组织部门任命的。我还想说，教授对大学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企业员工对企业的重要性。
我这里不评价国有企业改革对不对，只指出对校长改革合法性的指责是不负责任的。
蔡元培被公认为是“北大精神之父”。他是谁任命的？是民国政府任命的。你能不能因为蔡元培是民国政府任命的，就说蔡元培的改革都没有意义？说大学的校长任免制度需要改革，不等于说现在已经在校长位置上的人推进的改革就没有合法性。
有人举蔡元培“教授治校”的例子，但可能误解了蔡元培。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蔡元培首先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换教员！试想，不换教员，蔡元培请来的那些优秀的教员能有学术自由吗？要知道，原来的教员都是老爷，学生也是老爷，毕业后是要去当官的，教授们哪里有什么学术水准，哪里谈得上学术自由？让他去治校，那不是开玩笑！
我们的校长制度不是没有问题。美国一个校长再加一两个副校长，管学术的和管行政的就够了，下面大量的事情让行政人员去做，让院长、系主任去做。牛津大学是一个校长加五个院长，重大决策全都做出来了。我们现在这种大学的体制，管理是非职业化的，运行起来太难。
谈到职业校长，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些职业校长不应该以升官为目标。我知道有一些地方，有人当校长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理学校，而是为了下一步再提副省长。这其实是毁灭大学。我想，有关部门应该有一个明确规定，政府不从大学校长里面提拔行政官员，要断他们的后路。大学校长绝对不应该是一个政府官员，当校长的惟一的目标就是把你的学校办好。
另外就是大学校长的任期，也是个问题，中国大学校长的任期太短。哈佛三百几十年的历史，现在第27任校长，北大105年的历史，已经是第30任校长了。一个大学校长没有十年的任期是不行的。校长要从熟悉情况到制定和实施战略，没有十年很难。
从校长的遴选制度到任命的期限，还有校长的职业化，我想这些将来在中国都应该形成一种文化，特别是在教授当中应该形成一种文化，谁是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什么样的标准是做一个好校长的标准，这些应该在教授们之间形成共识。
谈“教授治校”在这个层次理解，我觉得是可以的。学校有关教员晋升的标准，学科的设置，教授要有相当大的决策权；学校重要制度的变革，教授应该有发言权。但即使这样，最后谁说了算？还应该是校长说得算，至少校长要保留否决权。
教授如果过多地参与行政性的管理，不一定是好事。有一项在美国几百所大学资料基础上做的研究。这项研究把这个学校教授参与的程度划分等级，做了一个序列，然后根据科学发表的论文，还有美国报纸对大学的评比，再做一个序列，对两个序列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总体而言，教授参与程度越高的大学，其业绩（performance）越糟。后来又有人改进了这个研究，我觉得结果可能更加可信，就是把教授的参与分成两类，一个是学术性（academic）的参与，包括课程设置、专业设置、评定教授的标准的参与等等，另外是资金分配等行政性的事务的参与，结果发现：教授如果只是参与学术性的管理，那么参与度越高，学校的业绩表现越好，而教授对于行政性管理的参与则相反，参与越多，学校的业绩表现越差。这是在2001年发表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inzation）上的文章，非常值得重视。
校长治校和教授治校应该有一个平衡。欧洲大学教授的权力比美国大的多，但欧洲的大学竞争不过美国。这值得我们深思。
赵晓：看来，大学校长像职业经理人，而教授的参与最好局限于学术管理的参与，尤其不能像工会。
张维迎：大学这个组织比较特殊，跟企业不一样，企业有一个所有者，所有者承担剩余责任，其他人都承担过失责任、有限责任。但是，大学不是这样，剩余责任是所有人（包括学生和校友）都要分担的，如学校走下坡路，校友也有损失，但没有人承担完全责任，所以大学的权力分配要有制衡。大学校长应该像一个职业经理人一样，对一些重大制度的变化进行决策，而学科建设、学术性事务的参与等方面教授应该基本说话算数，校长保留否决权。对于其他的事情，我觉得教授不宜参与。教授治校如果意味着什么事都是教授说得算，一定是没有效率的。有人提到什么一个财务处长权力比教授大多了，其实那是当然。试想，如果每个教授都可以批准财务支出，那学校还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里。刚才所说是以后的理想状态。在过渡时期，对于一个有作为的校长，应该给他更大的权力。国外是这样，像哈佛大学校长劳伦？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他要改革，就要求有足够大的权力，那他才能去改革。我们的情况更是这样。
为什么说校长的权力在过渡时期应该大一点？这是因为，在过渡期间，一些院系班子还不行，教授水平也参差不齐，你给他权力大了，他就会“武大郎开店”，拉帮结派。所以你这个权力不能马上给他，而要有一个过程。但是随着教授质量的提高，各个院系、教授自治的权力就应该越来越大。这涉及到我们通常讲的信任问题。我对你没有信任，当然给你权力小一点，我对你越信任，给你的授权就越大。我信不信任你，完全看你的表现，包括你的水准。像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我们一开始招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我去谈话，现在有几个系建的很强，我基本上也就不管了，全交给他们。
当然，行政系统也是要改的。行政系统改革的方向是行政管理人员的市场化、职业化（professional），整个大学的行政管理都必须朝这一方向走。
第五章 一流大学与本土化
5。1“一流大学”与大学发展目标
“一流大学”与大学发展目标
赵晓：有些人对现在就提“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提法并不以为然。你怎么看？
张维迎：北大、清华于1998年最早提出要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鼓舞大家！有些人对“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口号提出批评。这个我是
完全理解的。就是说，光喊口号不解决问题，但如果能够付诸行动的话，口号还是很重要的。而我们现在的改革正是要将口号一点点地付诸行动。
另外，管理学认为，任何一个组织的变革，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目标，形成一个让大家很容易记住的东西。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目标和提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是非常积极的！
我们为什么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因为知识的创造，科学的发现，在好多领域是没有国界的，如果做不到世界一流你就根本不必去做。比如说研究数学，某个数学定理人家早证明出来了，你再来闭门造车，重复证明一番，然后说“我填补了中国的空白”，那有什么意义！你只有成为世界一流，填补世界的空白，才有意义。
如果只是一个小国还好办一些，可以将发达国家创造的知识拿过来用就可以了。但中国是一个大国，文明古国，你不能老搭人家的便车啊！过去毛主席说，中国要为全人类做出贡献。这在今天既是责任，也是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赵晓：你怎么理解“一流大学”？中国将来的一流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概念？
张维迎：我理解一流大学，第一，至少你在游戏规则里面，第二，你所做的研究成就得到世界认可，至少相当一部分得到世界认可。如果达不到这两点，很难叫一流大学。你说你是世界一流大学，怎么能得到人家认可？就是你对人类知识本身做出创造性、原创性的研究成就来。
赵晓：有人认为，光学习是永远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上有两种竞争，一种是普通产品的竞争，另外一种是竞争规则的竞争。当你承认别人在竞争规则制订上的领导权，并且不能在规则上跟人竞争的话，那么你已经输给了别人，永远不会是一流的。
张维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有些规则，有些东西，你知道你去竞争的话肯定要失败，因而是没法竞争的，你就只能接受。科学的规则犹如科学的方法，它本身是一种工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塑造这个世界，理解和发展人类本身。如果人家已经创造出一个好的方法，你为什么非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又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一种别人没法接受的方法、制度呢？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2×5=10，你为什么要整天按照2＋2＋2＋2＋2＝10办法计算呢？如果已经知道人家的某个规则和制度是最有效的，为什么你不去学习呢？我想我们不应该有这个偏见。
就规则而言，我们必须承认，有好多东西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东西，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好比说我们参加体育比赛、足球比赛，人家已经有规则，你要做到提升我们的名次，你就是按照这个规则打败他，拿冠亚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不是说不行，因为是你制定的规则，我们要是参加一定会输，所以我们不参加。我们成天讲要修改规则，也许每个民族也都希望按照自己的规则来游戏，但是只要你进入国际竞争，你就会发现规则有个“先动优势”，也就是说它一旦为多数人接受以后，要改变起来是很难的，相比之下，接受的成本反而更低。这时候，我们中国人就要比较一下，是成天争着改变规则、不遵守人家的规则好呢，还是接受人家的规则，做出优秀成果，再逐渐参与到新规则制定中去好呢？我想是后者。
当然，你如果做得好的话，人家会学习你的方法。我想外国人也在学中国，只要你做得好，别人就会接受你，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而拒绝你。乒乓球的比赛规则主要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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