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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逻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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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制度，不能因为它是“美国式”的就认为不适合中国。
大学选教授要冒很大的风险。你不可能看一次两次或看一篇文章，就判断一个人是否达到了教授水准。因为一个人在知识上的创造力，要有一个实际表现的过程，所以大学制度设计上要有一个试用期制度。为什么试用期是六七年？这与知识的生产特点有关。试用一个搬运工，需要多长时间你就能确定他是否合格？可能就是一天两天。试用一个保姆呢？大概一个月。试用一个秘书，可能是三个月。但是试用一个合格的教员，一年两年的时间都太短了。从国际经验看，一般需要六七年，一个人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六七年内应该表现出他的才华，并显示出他够不够做一个合格的教员的条件。
我想大学改革设计的这个体制，基本上，在目标模式上，主要应借鉴美国Tenuretrack这样一个体制。为什么不学欧洲？因为欧洲模式失败了。我本人是牛津留学回来的，牛津现在的试用期是四年，有的三年，太短了。现在有些学术刊物发表文章的周期要两三年，试用期太短大学没有办法看出一个人的能力。我们设置的一般标准是六至七年，比较适中。
在六七年内的这段时间，不等于说我对你就不闻不问，到六七年后再看你行不行，不行再让你走人。事实上，三年会有一个评估（Review），这个评估并不特别要求你拿出来非常好的文章，而是看你的基本表现，看你在学术研究方面是不是还有希望。如果确实没有希望了，那就该走人。有些人认为这不对，既然学美国的体制，为什么要有这个三年的评估？其实在美国，好多大学是两年一个评估，不是给你六年时间去拿Tenure（终身教授），在六年之内对你没有任何约束。有些人可能两年就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做学问的料，没有任何研究学问的兴趣和潜力，那么大学就应该早点让他走，不必耽误人家那么长的时间。
赵晓：也就是说，确定一个保姆行也许需要一个月，但确定不行，可能一件事、一天之内、甚至一个小时就OK了。
张维迎：是这样。所以，六七年只是大体上的时间。有人两年可能就走了，而特别优秀的可能三四年就拿到了终身教授。
赵晓：有人讲，如果我是一个讲师，我在讲师位置上干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我不升教授，不升副教授，干吗你要我走呢？我做一个合格的讲师就行了。
张维迎：这个说法完全错误。大学选一个讲师、一个副教授的时候，并不是为了选讲师、副教授，而是要选一个优秀的学者，一个能成为最优秀教授的人。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只是整个选择过程的一个环节以及一个必要的激励机制。我找一个搬运工，就是为了找搬运工，搬运工不能升车间主任没有关系，他不用辞职。但选大学教师那是两码事。一流的大学必须要选最优秀的教授，其他的位置都只是作为一个试用、选择的过程，作为未完成的中间过程而设的。
赵晓：打个比方，在大学教师的生产过程中，讲师只不过是一个中间品。就像机床的粗坯，然后是机床，然后加上电脑，成为数控机床。你不成为数控机床是不行的。学校允许你在某一阶段成长为普通机床，再过一段成为数控机床，但是不允许成为停留在中间状态的产品。
张维迎：所以，讲师和副教授们不能说我是原材料、是半成品就行了，我不当成品行不行？这是好多人的误解。我当初早知你只有当讲师的潜力，我根本就不会要你。一旦明确你没有潜力成为优秀的教授，就等于宣布你的失败，你就应该走人。
赵晓：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永远做讲师，我在这个学校做完讲师之后，再到另外一个学校做讲师。可以吗？
张维迎：这很有趣。其实，北大改革就是能试图找到一种能够适应长期变化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同时又能迁就现有客观情况的改革办法。因为改革不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过程，改革是要把现有的体制进行变革，所以我们设计的多少年不过是一种过渡，最终目标是以后大体上六七年就能确定一个人究竟适合不适合在北大。
但在现有的体制下，你要一下子走到那一步，让副教授做Tenure的话，副教授的标准就要大幅度提高。这不现实。所以，只能逐步地，先把Tenure定在教授这一级。然后，提副教授的标准逐步提高。现在博士两年之后表现不错的话，可能拿到副教授，以后就变成三四年，再以后就变成五六年，标准越来越高。不是说一定要让你待上十几年，那是给你一个最宽的期限，但目标不在这里。给宽限是为了照顾现实，如果不给那个宽限，现在有人已经呆了好些年了，他怎么办？有些人说我讲师呆六年，然后副教授呆12年，加起来18年，18年之后你再不要我了，那我去哪里干活？其实，没有人想让你呆18年，最好是六七年见分晓，不行你就应该走了。
赵晓：就是说给一个最宽的底线，但底线不一定是平均线，更不是目标线。
张维迎：对。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好比盖大楼，大楼里有些是“承重墙”，这是不能动的，还有些是“非承重墙”——隔离板，这些是可以动的。我们的改革方案既有承重墙也有隔离板。什么是承重墙？就是在这六七年的试用期，你最多只能申请两次晋升，不行你就走。其他的那些过渡时期，都是隔离板，要随情况而变化。但新的制度既要实行于新招的人，又要实行于已有的人，这个矛盾比较大，所以限度现在放得比较大一些。就像吃饭，有的人可以吃5个馒头，有的人可以吃1个馒头，我们的方案定的是你可以吃1至5个馒头。
龙希成：这里有没有一个对中青年和老年人之间的不公平的问题？
张维迎：也不能说不公平吧。任何社会改革，起码的一点叫尊重既得利益，这是必须考虑的。既得利益越多，你考虑得也应该越多。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从文化上讲，中国人讲尊老爱幼，你不能说年龄那么大的人要先让他走，这不太人道。老年人和年轻人是不一样的，年轻人毕竟还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为什么要和年龄大的攀比？
我们国家其他领域的改革也是这样。国企改革，年龄特别大的可以让他提前退休，但不能让他下岗。要是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就不一样。你不能说这不公平。
照顾年龄大的也是符合效率原则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占有某个位置的时间越长，他失去该位置的痛苦就越大。所以，法律上也有“先占原则”：把有争议的财产判给占有者。
我们知道，改革不是革命。革命从来都是推倒重来，改革则要靠现有的人去改。有人说，为什么不从教授起就地卧倒，全部从头再来？那马上就有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我们的教授一定是Tenure（终身教职）的，但如果他们现在统统就地卧倒，那么谁来评，谁还能拿到Tenure呢？显然没有人来评！那就只好请外面的教授来评了，这现实吗？
总得有一部分人来评另外一部分人，难道让副教授来评教授合格不合格就公平吗？更不公平。教授中是有一些不合格，但总体上还能控制。因此目前的选择是现实的选择，也就是合理的选择。
大学选人的工作要靠现有人力来完成。所以就地卧倒的做法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是来“愣”的。我们有些人总是喜欢来“愣”的，来个头破血流的“休克疗法”，却不考虑可能性与效果，这是令人遗憾的。
我们对任何一个改革方案的评价，都应该这样去看，它的备选方案（alternative）是什么，是不是比现有的更好。如果不是，那么现有方案就是最优或者说次优的方案。这样的比较与批评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我想知识分子更应该有这样的态度。你要指出任何一个方向的毛病都可以，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提出合理的备选方案。你有哪一个方案比这个更好？我可以举几个方案，一个是现有这个方案，一个是所有人就地卧倒的方案，第三也可以说教授卧倒、讲师和副教授不卧倒的方案，无论是从人类公平的角度、人道的角度还是从效率的角度，究竟哪一种好？我相信还是现有方案最好。
龙希成：有人的确希望照顾副教授的利益。把现有的所有副教授、教授都转成终身教职，以后Tenure就定在副教授这一级上。
张维迎：我在《说明》中讲过，为什么副教授不能变成终身教职？是因为北大的编制已经快满了，这是一个现实的约束条件。我们现在有800多个副教授，如果教授、副教授都定成终身的，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副教授、教授已经把位置都占满了，你要招新人，还有可能吗？如果北大像中山大学那样，名额大量缺编，那么这种方案是可以的。北大的某些学院像光华管理学院也可以，因为光华管理学院大量缺编，刚开始改革时候只有40多个人，编制是120个。但是整个北大不行，因为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
龙希成：这个编制数量是国家定的还是北大自己定的？
张维迎：国家按照学生数量给出一个编制的计算，学校按这个去做。
就算国家没有编制限制，学校也要有编制限制啊！因为你的预算是有限的。这就像一个房子一样，你的书架就那么大，过时的旧书已经占满了，你要买新书，怎么办？你只能把旧书挪走。但要是另外一个人他的屋子特别大，现有的书只占了一个书架，还有许多个书架空着，那他自然可以先不理旧书。所以，这是一个不可一概而论，而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的问题。
所以改革要跟现实主义结合，在寻求长远的理想目标和现实可行办法之间找到结合点，而不能走极端。
我还要说的是，改革总是需要妥协的。妥协是改革的一个原则，但改革的原则是不能妥协的。妥协是改革的一个原则，这包括对既得利益的照顾，其实我们对副教授也有照顾，例如50岁以上的人都不动，这里面体现的也是人道主义。但最基本的原则——引入外部竞争，有限期有限次的晋升，原则上不留本校毕业生，这些原则都不能动。
3。3 大学改革与学术自主
大学改革与学术自主
龙希成：你强调引进海外培养的博士，而不能留本校的人，你怎么选择？有人说这涉及到学术自主的问题。
张维迎：学术自主是什么意思？
龙希成：就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不能过多地依赖留学生。
张维迎：实际上，如果真正开放以后，首先，从理论上讲，选人与你从哪儿毕业的没有关系，只要达到标准都可以。只要是大家考核，认为你是优秀的就行。像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我们在国内招人也在国外招人，国外回来的有特别优秀的，国内招的也有特别优秀的。
龙希成：是本校培养的博士吗？
张维迎：本校培养的也有特别优秀的博士，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留？我想我早已讲得很清楚，是因为你留下一个优秀的人，但可能带进来三个不优秀的人。
赵晓：这的确是目前的现状，借着留优秀人才的机会留近亲的“搭车问题”无法解决。
张维迎：是这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考虑了一些灵活性，好比对一些学科的特殊人才就有一些特殊的规定。但这只是一个特例，不是通例。原则上不留本校学生，如果有人要留的话，那他要提出足够的理由。如果原则上就规定可以留，那他不提出理由就可以留了，就没有办法保证人才的质量了。
出去的人，其中有很优秀的，我们还可以把他再吸引回来，并不见得就造成了人才流失。比如，光华管理学院这几年，从海外招来的相当一部分甚至超过一半都是本科北大毕业的。为什么要将原则上不留本校毕业生与人才流失相提并论呢！
3。4 通例与特例：大学改革的一个技术性问题
通例与特例：大学改革的一个技术性问题
龙希成：通例与特例的分别还是很重要的。像科斯50年才被人发现他的才能，沈从文、钱穆和梁漱溟则是没有博士学位的典型的文史哲成才人物。现在一定要求有博士学位，这中间的通例和特例的关系是什么？
张维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想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一是社会本身在进步，社会进步、科学发展到今天，一个基本趋势就是越来越要求基本的知识积累。所以，你不能因为历史上某个时代没有博士，现在也不能要求博士，如果这样要求的话，孔子大学都没上过，是不是我们干脆连大学毕业的要求都可以不要呢？这样的思维忽略了科学的进步已越来越形成一些规范性的东西，学位要求实际上意味着后来的人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再说句玩笑话，古代人连裤子都不穿，我们现在是不是也不要穿裤子呢？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历史套现实。华罗庚是数学大师，没有上过大学，这是事实。但今天，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要成为华罗庚恐怕是没有希望了。我们不能再让数学家从一麻袋一麻袋的业余数学爱好者的来信中挑选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了。
龙希成：的确是这样。美国联邦党人潘恩讲过，人在小时候吃奶，难道长大以后就不能吃肉吗？
张维迎：第二，特殊人才要靠特殊手段去发现。这种特殊的手段一定要和通常的手段不太一样。但是，假如说首先没有这些通常的手段，那我们怎么去选人？每年申请到北大教书的可能有成千上万，谁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来选定这些人？所以学位要求可以看做是一个初选，把范围限定到一定的程度后，选人的工作量就大大降低。至于特殊人才，他会有特殊的办法冒出来，但是特殊就得要拿出特殊的东西来看。你不能说自己没有博士学位也会有大成就，那请拿出你的大成就来，给人去评评。如果拿不出大成就，只是嘴上认为自己有这种才能，那不行！
赵晓：制度通常是适应于一般情况的，特殊情况需采用特殊制度。
张维迎：可以这样来思考通例与特例的问题。在统计学上，有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的区分，第一类错误就是我们可能接受一个错误的东西，第二类错误是我们可能拒绝一个正确的东西。这两者都意味着犯错误。那我们就对这两个进行权衡。我们现在的办法，包括对学位的要求，可能会拒绝一些优秀的人，但是犯这个错误的可能性，远远比没有这个要求之后，接受错误的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所以，我们的办法就是合理的。对特殊的人才，我们只能用特殊手段去选拔，但这些特殊手段也只能作为通常手段的补充而不是主流。
法律上，一种主张叫“无罪推定”。按此规则，有时候一些罪犯你没有办法证明他有罪，结果他就成了漏网之鱼。但是这个制度比“有罪推定”好。因为“有罪推定”先假定你有罪，除非你证明你无罪才会被释放。但你证明起来很困难，这样很多的人会受冤枉。相比较而言，还是“无罪推定”的制度为优。这样的智慧也应该是我们考虑通例与特例时的智慧。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可以说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人类的智慧在于懂得去选择相对最优的制度。相比于把特例当通例的办法，北大的解决办法更优。
赵晓：看来，大学的改革也像其他改革一样，制度创新不存在最优（optimal），只能选择次优（Second Best）。
张维迎：没有最优就选择次优。我们作选择，只能在几种备选方案中去选。
放弃学位要求，可能把没有学位的人选上，但是可能把很不优秀的人选得更多，代价太大。
赵晓：讨论至此，我想我们应该能同意，单纯指责一种改革方案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真的是不够，你得说出备选方案更优，才有替代已有方案的可能。
张维迎：所有制度都只能针对通常情况，因此必然有其缺陷，但我们还可以通过针对特例制定专门条文的办法减少缺陷。
比如，对于特殊人才，北大方案规定，特别优秀的人可以不受学历、年限的限制破格录用、提拔。这意味着对于无博士学位的人，方案并没有一概排除在外。方案把这个写成例外，是为了在执行起来严格要求，免得把太多不合格的人选进来。
你说你就是只有小学毕业的钱穆，那很好啊！我相信钱穆按现在的改革方案，一定能当北大教授。但是，有太多的人以为自己是钱穆了。遗憾得很，钱穆在一个小学校教书，都能做出那么伟大的成就，我们许多人在大学那么多年都做不出像样的成就来，那你有什么资格跟钱先生攀比？
第四章 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
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
原标题为“张维迎教授关于大学及大学改革系列谈话录（之三）”，载《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0月23日。
对于一个大学或者任何一个以创造知识为目的的组织来说，学术自由都是非常重要
的，伟大的思想无不来源于自由的探索。学术自由为什么存在这么大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跟宏观制度环境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对学术自由的限制也可能来自教授队伍自身。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下，即使没有政府的限制、没有学校当局的限制，也还有“家长”的限制。在“近亲繁殖”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也与学者队伍的水平有关。古人言“艺高人胆大”，就是只有武艺高的人胆子才会大；武艺不高，胆子就大不起来。学术水平不高的人不仅自己胆子小，而且往往喜欢给别人扣政治帽子，用不正当的手段与人竞争。所以，有利于提高教授学术水平的制度客观上都有利于学术自由。
学校的官本位，除了激励制度的扭曲外，还与学术规范和学者的水平有关。如果没有好的学科规范，学术成就不能有效比较，评价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只能寻求学术之外的标准。毕竟，官本位还有一个序列。一般来说，学术水平越低的人，官本位思想越严重。
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学术标准建立的过程，因为学术标准是内生的。学术评价只能是同行评价，学术标准一定是高水平的学者建立起来的，从学术的行政管理角度来讲，最重要的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
4。1 终身教职的设计：选拔优秀人才还是保障学术自由？
终身教职的设计：选拔优秀人才还是保障学术自由？
赵晓：终身教职看来是不能随便给的。实际上，它更多地应被理解为是激励机制，即形成一种竞争的压力。也就是说，你只有表现得特别优秀，才能获得这个终身教职。
张维迎：事实上，这个制度非常重要。终身教职并不仅仅是有些人所理解的为了“
保障学术自由”的问题。终身教职加上“末位淘汰制度”，更重要是可使在位的人有可能去选最优秀的人，否则人人都搞“武大郎开店”，没有人愿费心去选优秀的人来。特别是当他招来的人可能威胁到他的位置时，他就更不会有积极性去选比他更优秀的人。
事实上，有权在招聘和晋升中有发言权的一定是终身教授，不可能是没有拿到终身教职的人。这是法律上的“回避原则”的一个应用。这个话反过来说，一定要有一部分人是终身教授，他才有积极性和有压力招来优秀的人，才能保证学校不断地新陈代谢。但能否做到这一点，完全取决于合理的大学制度安排。
赵晓：也就是说，大学必须设计一种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使得在位者选人的激励和学校的目标一致起来，才能保证达到大学的目标。但你已经提到了“学术自由”，也就是终身教职可避免教师不受政治影响的角度。学术自由的考虑也很重要吧。选优秀人才与保障优秀人才的学术自由这两个在终身教职的制度设计中哪一个更重要？
张维迎：选人更重要。保证选上优秀的人才，保证选人的人不“武大郎开店”，这是最重要的。
赵晓：那保证学术自由呢？
张维迎：学术自由很重要。但是学术自由并非一般人理解的那么简单。中国大学过去都是铁饭碗，甚至全社会特别是国有企业都是铁饭碗，有学术自由吗？很显然没有，甚至谈不上有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很显然的一点，并非位置终身了就会有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涉及的因素非常多。［但不要把现在讲的“终身教职”与“铁饭碗”等同，前者是给合格者的特权（privilege），后者是每个人的权利（rights）］。
对于一个大学或者任何一个创造知识的地方来说，学术自由都是非常重要的，伟大的思想无不来源于自由的探索。这个道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大家就都明白。大家这么强调学术自由，无非是感到学术不自由，或者学术自由事实上受到了威胁。那么我们就该想想，中国人的学术自由为什么存在这么大的问题？从大的方面看，跟宏观制度环境肯定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学术自由可能来自政府对于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来自学校行政当局的限制，以及目前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限制等，但是一般人可能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学术自由的限制也可能来自教授队伍自身。
很多人会很惊讶，怎么会来自自身限制呢？但事实如此。洪堡曾说过这样的话：“学术自由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威胁，还会受到学术组织本身的威胁，这些组织一开始有一种特定的观点，然后就倾向于压制其他观点的兴起。”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阻碍常常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现，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的挑战。这在全国许多科研机构都是这样，在“家族制”普遍的高校尤其如此。
你们能够想像吗？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下，即使没有政府的限制、没有学校当局的限制，也还有“家长”的限制。你想想，在婆婆面前，你老是个小媳妇，你能自由地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吗？自由创造的前提是自由思想。当你在你的老师面前，想提出一个跟老师不一样的观点的时候，你预期将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十有八九会不喜欢你，极端的时候甚至可能限制你，或跟你闹翻了。中国高校目前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很大部分是来自这个。这也是我们必须破除“近亲繁殖”的原因之一，因为在“近亲繁殖”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有些人很热衷于谈学术自由，但又反对不留自己的毕业生的改革，这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有些人把学术自由理解成喊政治口号，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的经历以及我这些年的观察表明，我相信目前外界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小于学校体制内部本身对你的限制。尽管存在一些禁区，但仍然有太多非禁区，是我们自己束缚自己拿不出研究成果来。经济学领域就是这样。
那么从学校来讲，我们怎样来创造一个制度保证学术自由呢？“Tenuretrack”的制度是一个方面。当你拿到Tenure，如果你没有明显过错，任何学校当局都不能因为不同意你的观点而解雇你，从行政方面讲，校长没有权利开除一个因为观点跟他相左或者是他不喜欢的人，这样你才有学术自由。但这个制度的目的，首先在于选择最优秀的老师队伍。
龙希成：大学不能留本校毕业生，原来还有学术自由的考虑。
张维迎：对。就是说学术思想只有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才会有自由。
所以有出息的孩子都是离开父母之后，才变得有出息的。父母在的时候孩子始终是长不大的。
看看中国人文历史，都是人才出现流动以后，学术思想创造才会出现。好比说我现在坐在这儿，我很自由，但如果在我父母身边，情况会完全不同。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过去跟一位老师在一起，这位老师很好心，经常提醒我：“维迎啊，你说话注意点，你会吃亏的。”为什么？他说你这样说话会得罪上边，因为跟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我现在感到自由，是因为这样的老师在我身边很少了。
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说过这样一段话：“除非大多数年轻教师在试用期内就离开学校到其他地方去谋职，允许学校每年都不断地聘用新的年轻教师，这些人把他们的新思想和他们受到的最新培训带到学校来，否则学校就会很快变得停滞不前。理想的状况是学校各级人员不断更新，在许多领域知识变化迅速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4。2 学术水平与学术自由
学术水平与学术自由
赵晓：学术自由还与什么有关？
张维迎：学术自由也与学者本人的水平有关。追求学术自由是智者的天性，而“政治上正确”是庸才最好的保护伞。中国有句古话“艺高人胆大”，就是只有武艺高的人胆子
才会大；武艺不高，胆子就大不起来。我们都知道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是一个非常敢讲真话的学者，为什么？因为他水平高。如果我们有一半的教授能达到类似钱理群这样的水平，你要让他不自由也不可能。水平不高的人不仅自己胆子小，而且往往喜欢给别人扣政治帽子，用不正当的手段与人竞争。所以，有利于提高教授学术水平的制度客观上都有利于学术自由。
当然，我们不能把“学术自由”理解成学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任何行业都有行规，学术自由不是说老师想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全世界没有一个大学说老师想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美国的大学的许多课程编号甚至几十年不变。你要开新的课得要有一个程序，这个课要经过一个委员会（faculty）的讨论，系主任的批准，你才能开。因为你必须对得起学生，而不是自我欣赏，自己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学术自由也不能违反学术的基本规范。好比说，人家都讲1＋1=2，你说我要自由，非要1＋1=3。这不能叫自由。
赵晓：总结起来就是，光讲学术自由，不讲学术规范有偏颇，实际上是对自由的滥用。
张维迎：就是说我有挥拳头的自由，但我不能打着你的鼻子。学术规范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学者不承认大家认可的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规范，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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