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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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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狻５∏∈钦狻拔热 笔怪罡鹆辽ナЯ擞闷嫒∈さ恼交纬闪巳跏裼肭课涸诼び叶灾糯蛘蟮卣剑辛瞬芪旱摹爸氯恕敝酢Ｊ导噬稀捌饺÷び摇蹦松岬醒屎矶∑湮薰赝囱髦Γ乙换鞑皇し炊虿菥摺５鹊街罡鹆恋诙伪狈ナ保芪涸诔虏帧⒐刂械鹊匾延兄乇菔兀刂兴觳豢稍偻迹貉又痹俨豢尚小Ｕ饩臀薰趾跷貉印俺Ｎ搅廖樱竞藜翰庞弥痪 薄度尽肪硭氖段貉哟贰！１收呙吭娜分链耍幻庋诰矶锌Ｎ乙晕健拔貉又吣嗣跋眨坏┦Ю窬鹗螅质蚴窬赖兀宦植环怠痹圃疲卧某掠衿粒骸堵壑罡鹆恋慕浴罚亍豆笾菔Ψ洞笱аПā罚�1992（3）。完全是违反基本军事常识的奇谈怪论。因为即便魏延在子午谷中了埋伏，也不过损失数千人而已，而孔明攻祁山，失街亭，大败于张郃，所丧之师又何止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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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延脑后有反骨吗？（4）
魏延文武兼备，勇猛过人。关羽、张飞、马超等人去世后，他是蜀中难得的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诸葛亮北伐时，“蜀兵轻锐，良将少”《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然而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诸葛亮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重任。“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其实，对于魏延的军事才能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之因值得探究。诸葛亮自出隆中以来，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耕夫，一跃而成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丞相。在刘备“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的许诺下，诸葛亮离帝位仅咫尺之遥。诸葛亮若要“自取”，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若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可与之颉颃，亦无人敢阻止其代汉称帝。由于北伐是诸葛亮“自取”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参阅朱子彦：《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载《文史哲》，2004（5）。
陈寿十分推崇诸葛亮，对其评价极高。但又云诸葛亮北伐未能取得成功，是“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同③。对陈寿此言，余不敢苟同。众所周知，萧何佐刘邦成帝业，有韩信为将。但韩信本是一个“胯夫”，在项羽那里亦仅是一个执戟郎中，是萧何慧眼识英雄，向刘邦极力推荐，才使韩信登坛拜将，有了施展其才华的政治舞台。其实，魏延的军事才能并不亚于韩信。刘备是一个非常善于用人的帝王，他拔魏延为汉中都督，委以方面之任，已有培养魏延成为大将军的打算，但诸葛亮对魏延却处处掣肘，不肯大胆使用。“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马）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三国志》卷三十九《马良附弟谡传》。由此可见，蜀汉并不是没有人才，甚至也不乏类似韩信这样的军事奇才，但诸葛亮看不惯魏延这种类型的人物，始终是疑而不用，这就失去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博大胸怀。如此一来，他的北伐大业怎么能够成功呢？所以，陈寿的“时之名将无韩信”云云，乃是为“尊者讳”罢了。
2。千古奇冤
关于魏延之死，亦为一大冤案。《三国志·魏延传》载，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是诸葛亮临终前召开的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但这次会议的召开却导致了严重后果。
首先，主帅病危，为了怕引起军心动摇，只与少数人商定后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少数人，既应包括自己的亲信，也应包括军中最重要的高级将领。魏延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而诸葛亮是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二人均假节，封侯。可见，魏延在蜀汉朝廷中的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而杨仪时任丞相府长史，费祎为丞相司马，姜维任中监军征西将军。以官位论，杨、费、姜三人之官职均不能与魏延相比。而诸葛亮召开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却偏偏将魏延排斥在外，这难道不是故意的吗？
其二，诸葛亮虽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但并没有安排谁任全军主帅。只是“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在前后军中间起衔接辅助作用。杨仪任何职呢？不知道。看以后事态发展，似乎全军上下都认定诸葛亮让杨仪暂摄全军统帅之职。而事实上，杨仪并无蜀汉朝廷或诸葛亮临终前的正式任命，杨仪统率全军名不正、言不顺，这就为魏、杨内讧伏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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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延脑后有反骨吗？（5）
第三，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似乎已经内定魏延日后将抗命为“叛逆”。诸葛亮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无明文记载。以余度之，其因有三。其一，诸葛亮一生用兵过于谨慎，其原因是实战经验不足，故陈寿评价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魏延用兵一向主张出奇制胜，诸葛亮最大的顾虑，在于如果将军事指挥权交给魏延，魏延就会违背他既定的军事路线，而按自己的作战方略行事，这是诸葛亮不能容忍的。其二，诸葛亮在选择官员、使用人才上，以“奉职循理”作为标准，请看那篇著名的《前出师表》，再分析他所称颂、推荐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费祎、董允、蒋琬、姜维、向宠等人，无一不是循规蹈矩，符合“循吏”标准的人物。而魏延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见解、“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将，他以韩信自诩，认为诸葛亮胆怯，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刘备死后，诸葛亮独揽朝中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同上。，连后主刘禅都声称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而魏延却时常不买诸葛亮的账，这当然招致诸葛亮的嫉恨。其三，诸葛亮排斥魏延是为他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扫除障碍。《三国志·蒋琬传》载：“亮每言，‘公琰（蒋琬字）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临终之时，后主派遣尚书仆射李福询问诸葛亮：“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答曰：“蒋琬之后，文伟（费祎字）可以继之。”《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州耆旧杂记》。姜维是公元228年归附蜀汉的，诸葛亮对姜维一见如故，称赞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并很快就提拔他为中监军征西将军。
诸葛亮深知若要蒋琬、费祎、姜维顺利地执掌朝政、军政，魏延是一大障碍，因为魏延在朝中、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时论必当以代（诸葛）亮”《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为了排斥异己，诸葛亮不惜毁掉蜀汉的国之栋梁，欲将魏延置于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虽然同诸葛亮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是杨仪，当然费祎、蒋琬、董允等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骄狂，杨仪自负，两人关系势同水火。“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三国志》卷四十四《费祎传》。已闹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对魏、杨冲突，诸葛亮是如何表态的呢？史载：“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从表象上看，诸葛亮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不忍有所偏废”，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时，却已经将权力和情感的天平倾斜到杨仪一边。魏延未能参与诸葛亮的临终决策，又被安排为断后将军，这就等于授予杨仪以全军的最高指挥权。
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又命费祎试探魏延的意图和打算。魏延对费祎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同②。魏延此话，若以官阶而论则不为乱，若以公私而论则不为不当。对于蜀国而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诸葛亮一人身死，便将兵临渭水、逼近长安的十万大军撤回，弃北伐之大业，岂不是以私废公。再则，诸葛亮死后，姜维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军事才干远远超过姜维，为何不能继武侯之志，担当伐魏重任呢？
另外，魏延官爵在杨仪之上，也根本没有必要服从杨仪的指挥。正因为如此，魏延才“与费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也就是说他与费祎重新商量了治丧的步骤：谁护送诸葛亮灵柩回蜀，谁带兵继续北伐，两人共同签名，准备向部队传达。可费祎却口是心非，寻求脱身之策，他骗魏延说：“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以此为借口，“费祎出门驰马而去”，并随即背信弃义，助杨仪整军退回蜀中。等到魏延“遣人觇仪等”，才发觉上当，大军已经“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魏延当然大怒，趁着杨仪行军迟缓，抢先一步，“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魏延的意图很明确，因杨仪掌握了全军的统帅大权，故无法与之较量，所以只能赶回成都，向后主奏告事情原委。杨仪也不甘落后，于是二人都向刘禅上表，皆称对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无主见的刘禅判断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琬、董允都是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与同僚关系一向不好，“平时诸将素不同”，“当时皆避下之”，故而蒋琬、董允“咸保仪疑延”。于是刘禅遂命“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准备###魏延。但不等蒋琬兵至，魏延已被杨仪所杀，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按：何平即王平，其“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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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延脑后有反骨吗？（6）
魏延为何不赶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势兵力对抗杨仪呢？揣测原因，大概是刘禅派蒋琬###魏延的消息其已经获悉，他已没有机会进入成都，向后主辨明事实真相了。在此情况下，形势对魏延当然极为不利，被王平临阵一叫骂：“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所部立刻军心动摇，“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其实，所谓的“曲在延”也是表象，当兵的怎会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他们只知服从刘禅和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杨仪这一边，认为魏延反叛，不愿追随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是说，魏延部下这样做和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是无关的。
在“军皆散”的情况下，魏延无奈，只得“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于是杨仪用脚踩着魏延的脑袋，嘲笑说：“庸奴，复能作恶不？”之后杨仪又“夷延三族”。《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一代名将魏延就这样身死族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魏、杨内讧以魏延彻底失败而告终。魏延的失败有主客观的原因。从客观上分析，魏延遭到诸葛亮多年的打击和排斥，加上杨仪、费祎等人的嫉恨，处境艰难，势单力薄。从主观上分析，魏延本人在这场突发事件中头脑发昏，处置失宜，他不该轻信费祎，也不应在退军途中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授人以“谋反”之柄，更不该“据南谷口”，以所部数千之众去对抗杨仪的十万大军。这完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我认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韩信确实非常相似，即他善于用兵，是军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却显得幼稚，缺智少谋。魏延死后七年，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杨戏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息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魏延“谋反”说，那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陈寿对此已经下了结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对头杨仪倒似乎是“脑后长有反骨”。杨仪诛杀魏延后，自以为“功勋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属。岂知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后主仅给杨仪一个虚衔，“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于是杨仪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费祎密报后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杨仪被废为庶民，仪“复上书诽谤”，遂下狱治罪，“仪自杀”。
杨仪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毕竟也甚为可惜，因为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诸葛亮北伐时，“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蜀汉国小，人才较之魏、吴要少得多，诸葛亮生前用人不当，又不能协调好部属的关系，死后导致蜀汉政权的这场内讧，这对人才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势必加快蜀汉的衰落趋势。对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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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野心家”司马昭正名（1）
公元280年，三国归晋，结束了“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汉晋春秋辑本》卷一。的分裂局面。司马昭为统一全国作出重大贡献。他是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西晋王朝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上的作用可与曹操相媲美，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封建正统历史观的影响，司马昭被世人视为篡夺皇位的奸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了人们描绘一切野心家、阴谋家的口头禅。我认为这种评价实际上是对儒家纲常伦理、君臣名分不可颠倒观念的完全肯定，是极不公允的，因此很有必要来澄清事实，重新评价司马昭这个历史人物。
1。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司马昭字子上，乃曹魏名臣司马懿之子。青年时期追随其父司马懿西拒蜀汉，东御孙吴，北伐辽东。长期的戎马生涯，造就了他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才干。执政后，政绩卓著，甚得民心。下面，我们将他的主要政绩分五个方面来论述。
一、对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
公元255年，司马师病逝，司马昭继兄辅政。他励精图治，对魏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了一系列改革。在政治上，改定律令。“诸禁网烦苛及法式不便于时者”，他“皆奏除之”《晋书》卷二《文帝纪》。，并且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科网本密”，令贾充、郑冲、羊祜、杜预等十四人，本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的原则，《晋书》卷三十一《刑法志》。正式制定新律。到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完成，颁布全国。《晋律》的内容比《汉律》大为精简，从汉律和说解七百七十三万字省约到十二万字，在法律编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就相对减轻了人民动辄触犯刑律、处置轻重无准的弊端。同时律文“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去捕亡、亡没为官奴婢之制，轻过误老少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同上。在某种程度上，《晋律》可以说是“刑宽禁简”《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在经济上，司马昭关心农业生产，注重民心，“值魏明奢侈之后，帝蠲除苛碎。不夺农时，百姓大悦”《晋书》卷二《文帝纪》。。他还提倡节俭，“敦尚纯朴，省繇节用，务穑劝分”同上。，使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
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司马昭“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三国志》卷四《陈留王纪》。，开始废除民屯制度。屯田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屯田客的地租负担很重，到魏末租率提高到“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因此屯田客生活十分困苦，生产情绪日益低落。而且屯田客的身份地位很低，是被用军事编制强制在土地上的劳动者，故在屯田初期，就有屯田客逃亡之事。为了缓和屯田客的反抗和逃亡，整齐划一编户，便于国家的统治和管理。在新的情况下，司马昭罢掉屯田官，废除民屯制度，将民屯的国家佃农改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即自耕农，使他们的经济负担有所减轻，身份地位有所提高，这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大为有利的。
二、平淮南，“能以德攻”。
司马懿消灭曹爽集团后，曹魏政权虽已归司马氏控制，但曹爽集团的垮台，不等于司马氏和曹氏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新的斗争在酝酿、在发展。特别是淮南地区在司马懿、司马师执政时期就先后爆发了两次叛乱。司马昭执政不久，诸葛诞据淮南再次作乱。诸葛诞是忠于曹魏的军事将领，公元257年，他杀死扬州刺史乐琳，起兵反对司马昭。同时又遣其子入吴为质，“称臣请救”，吴国派将军全怿等，“将三万众，与文钦同救诞”。《资治通鉴》卷七十七。诸葛诞与孙吴联合，声势甚大，对司马氏集团构成很大威胁。司马昭闻变，当机立断，亲自督军二十六万南征。
由于诸葛诞镇守的寿春是曹魏的军事重镇，城防极其坚固，再加上诸葛诞位据方面，握有重兵，又有吴军为援，故欲取胜，绝非容易。根据这一情况，司马昭制订了围而不攻、使其坐毙的作战计划，他认为“寿春城固而众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里受敌，此危道也”。因此他决定“坚守三面，若吴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也，吴贼破，钦等必成禽也，乃命诸军按甲而守之”。《资治通鉴》卷七十七。司马昭的这个战略方针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吴国的援军被司马昭击败，只得退归江东。诸葛诞外无救兵，内乏粮草，寿春成了一座孤城。司马昭又乘机展开攻心战术，他遣廷尉何祯“使淮南，申明逆顺，示以诛赏”《晋书》卷二《文帝纪》。，以瓦解叛军。又行反间计于驻守在城中的孙吴将领，结果吴将“（全）怿等帅其众数千人开门出降”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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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野心家”司马昭正名（2）
在司马昭重兵围困下，叛军内部又发生内讧，诸葛诞杀死同党文钦。钦子文鸯、文虎走投无路，请降于司马昭。文钦是司马氏政敌，其子投降后，“军吏请诛之”，司马昭不但不杀，反而“表鸯、虎皆为将军，赐爵关内侯”。同①。叛军见“文钦之子犹不见杀”，纷纷投降，已呈土崩之势。司马昭见时机成熟，“乃自临围，四面进兵”，发动猛攻。诸葛诞突围逃跑，被魏军击斩，淮南悉平。
战事结束后，有人建议“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司马昭不同意，他说“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大度耳”，结果“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淮南将士吏民为诞所胁略者，皆赦之。”《资治通鉴》卷七十七。司马昭此举确有政治家的气魄，和曹操采取的“围而后降者不赦”《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注引《魏书》。的屠城暴行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以德攻之”的怀柔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使得“吴众悦服，江东感之”《三国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传》附《唐咨传》。，对争取吴国民心的归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就为以后晋武帝平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对司马昭平淮南的用兵方略和采取的宽容政策甚为钦佩。他赞道：
君子谓司马大将军于是役也，可谓能以德攻矣。……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虏吴众，席卷淮浦，俘馘十万，可谓壮矣，而未及安坐，种惠吴人，结异类之情，宠鸯葬钦，忘畴昔之隙，不咎诞众，使扬土怀愧，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同①。
可见司马昭是一位智勇兼备，特别是以谋略见长的军事家。司马昭迅速平定淮南之乱，不仅巩固了司马氏集团的统治，而且使人民免遭兵灾战祸，其功绩应予肯定。
三、灭蜀，为统一全国奠定基础。
司马昭“自定寿春以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晋书》卷二《文帝纪》。，积极准备消灭蜀、吴，统一天下。对司马昭来说，统一天下的关键是消灭蜀国。蜀虽偏据西南一隅，军事、经济力量均不如曹魏，然而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蜀汉前期有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治国，他内修农战，严明法令，外伐曹魏，以攻为守。故蜀汉乃曹魏之劲敌，当诸葛亮北伐中原之时，连足智多谋、善于用兵的司马懿也“畏蜀如虎”，“闭军固垒，莫敢争锋”。《晋书》卷一《宣帝纪》制曰。但自诸葛亮死后，蜀汉国力日趋衰落。姜维对魏连年用兵，败多胜少；刘禅不理朝政，昏庸无能，以致“蜀人愁苦”，“百姓疲弊”《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与蜀汉情况相反，司马氏集团不仅在政治上比较清明，而且大力推行军事屯田，取得十分显著的效果。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恢复和发展，不仅洛阳地区垦田增多，而且边缘地区荒田亦被开垦。淮河流域到司马懿执政时已是“仓庾相望”，关中地区到司马师掌权时已有大批余粮，这就为司马氏统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敢不敢于发动战略进攻，趁蜀汉衰弱之际，发兵消灭之呢？曹魏朝廷中很多人没有看出灭蜀条件已经成熟。他们对蜀汉军事力量估计过高，又认为巴蜀天险难以逾越，故“朝臣多以为不可”伐蜀。《资治通鉴》卷七十八。甚至连名将邓艾也“以为蜀未有衅，屡陈异议”同上。。但司马昭力排众议，他知己知彼，洞悉局势，看出蜀汉已是“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同上。。在对吴、蜀二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地形、气候条件作出全面分析后，他及时把握战机，制订了先灭蜀后平吴的战略计划。其部署是“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晋书》卷二《文帝纪》。。可见司马昭对伐蜀战役，早已运筹帷幄，成竹在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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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野心家”司马昭正名（3）
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前，司马昭又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来迷惑吴、蜀二国。他下令“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并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为将伐吴者”《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这就使孙吴不敢轻举妄动，发兵救蜀。公元263年，司马昭派智勇双全、善于用兵的大将钟会和邓艾率兵伐蜀。魏军的军事行动完全按照司马昭的战略步骤。结果姜维被邓艾牵制在汉中，钟会就乘机“出其空虚之地”，一举攻克蜀汉战略要地——汉中。接着，魏军势如破竹，直逼成都。正如司马昭所预料的。蜀汉这时“边城外破，士女内震”《晋书》卷二《文帝纪》。，朝野上下一片慌乱。最后刘禅投降于邓艾，蜀汉至此灭亡。
司马昭用兵前后不过三个月，便一举灭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注引《袁子》。。这是因为他看准了形势，及时组织了战略进攻，故取得了胜利。正如吴人张悌所分析的，“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疲，兢于外利，不修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其克乎”《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襄阳传》。。事实证明，张悌的这个评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如何来评价司马昭的灭蜀战争呢？我认为三国鼎峙虽较之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局面要好些，但三国之间干戈不止，天下无一日之宁，这不仅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给人民带来很大痛苦，所以当邓艾兵“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三国志》卷四十二《谯周传》。。蜀汉统治者虽欲抵抗，但人民都不愿继续作战，来延长国内的割据局面。由此可见，要求统一不仅是司马氏集团的愿望，同时也是人民的迫切要求。从历史发展的潮流来看，司马昭灭蜀是继承了曹操的事业，它结束了三国鼎峙的局面，为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
但是，过去有些论者对司马昭的灭蜀功绩评价不高。他们分析三国统一的原因，往往比较强调客观条件。即认为三国后期，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已超过吴、蜀，这就为统一创造了条件。其实客观条件即使已经具备，但如果不发挥人的主观积极作用，统一还是不能实现。例如，战国后期尽管秦对东方六国已占绝对优势，但如果不出现秦始皇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统一进程也势必延缓。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三国后期如果不出现司马昭这样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要迅速实现全国的统一，也是不可能的。对司马氏统一全国的功绩，习凿齿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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