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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奏鸣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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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电话打去拉韦尔律师事务所。电话留言换成了一位嗓音悦耳，言语流畅的接线生。她问我有何事需要帮助，是离婚、遗产、还是刑事诉讼。这几个法文单词由她说来，仿佛都是浪漫得不得了的事情，和白马王子娶灰姑娘是一回事。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律师应该知道我。
“您请稍等。”
电话随即传来转线等待的合成乐曲声，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听了不到半节，音乐中断，话筒那边传来一位口齿间带着华贵的沧桑感的嗓音，正是律师本人。我们寒暄了几句。我觉得没有必要提及抢劫，只是告诉他自己昨晚就到了巴黎。
律师问我今天是否方便见面。
“……可以。”我考虑后说。
“下午两点半在我的事务所见面，您觉得怎样？”
“好的。”
我确认了一遍律师事务所的地址，核实无误后便结束了通话。原来想趁上午这段时间去银行办理信用卡，但是打电话一问原来这也需要护照，只能作罢。
打完电话，我走进厨房。薇奥莱特正从气压式咖啡壶里倒出香气四溢的咖啡。她看见我，把倒好的这杯推了过来。
“请品尝一下我煮的咖啡。”
我端起喝了几口，发觉无论从香味还是从口感来说都比我以往喝的任何咖啡都要可口。
“很好喝。”
“真的？” 她微微弯起嘴唇。
“是真的，不是奉承。”
“你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一边喝咖啡一边跟她说了刚才的电话，明天才能去领事馆补办护照。
“那你今天还是住在这里好了。一个晚上和两个晚上没有太大区别。”她说，“晚上睡沙发习惯吗？”
“还好。”
我想到自己不久前也睡过一次沙发。虽然是不久前，却仿佛又是很久以前。这大概是距离引起的幻觉。
“吃点面包吧，有baguette（注：法式棍子面包。），刚出炉的。”她说。
棍子面包外皮金黄焦脆，内里雪白绵软，加上可口的咖啡，让人觉得胃口大开。她也没有在面包上涂黄油，直接在面包上咬了起来。我们默默吃了一会早餐。
“对了，从这里去哈波大道怎么走？”我想起来跟律师的约会，问她。
“你要去哈波大道？”
“下午和人约了在那里见面，两点半的时候。”
“巴士和地铁都可以，不过你大概不熟悉。”她想了想，说，“我工作的地方也在那里，下午正好也要去一趟，我送你去好了。”
“那就多谢了。”
中午她做了称为potage lie的浓汤，另外还买了羊角面包。吃过午饭休息一会后我们离开了公寓。走到街道上，我这才发觉公寓就在卢森堡公园旁边。虽然天气不是很好，卢森堡公园里的游客仍然不少。人们悠闲地坐在池塘边的椅子上或读报或聊天，不时有风姿绰约的苗条女郎推着婴儿车经过美仑美奂的雕塑旁。
我们在公车站上了一辆红色公共汽车。薇奥莱特向司机买了两张票，给了我一张。打过车票后，我们在公共汽车的后半段找到两个连着的空位坐了下来。
律师事务所所在的第七区就在圣日耳曼－德佩区的西侧。第七区原是贵族云集的场所，现在成了使馆区和政府部门所在处，区内古董店和美术馆数不胜数。汽车一路经过圣叙尔皮斯教堂，总统府，国民议会大厦，荣军院。而我只是默默看着它们从眼前经过。
从车上看向窗外，巴黎实在是一座特别的城市，其特别之处甚至远远超过了我从书上得到的印象。那些原本存在于伟大小说时代的古老建筑居然保留至今，并且出现在我眼前。我所看见的一切仿佛都似曾相识，充满艺术美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身着摩登的衣裙流连于五光十色的橱窗的时髦女郎，骑着赛车式样的自行车匆忙赶路的年轻人，闲适地坐在露天咖啡馆里的老人，甚至路边那些在广场上挺着肚子散步的白鸽——其神态无不都显得非常幸福。
当埃菲尔铁塔的钢铁肢体清晰可见时，薇奥莱特告诉我已经到了哈波大道。她按了停车键。车停后我们下了车。
从外观上看，律师事务所颇像十九世纪贵族府邸，是一幢文艺复兴风格的三层建筑。事务所古旧而不残破，与上海外滩的某些建筑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对比了一下记下的地址，的确是这里。
事务所的对面就是一家咖啡店。我和薇奥莱特约定等办完各自的事情后在咖啡座碰面。
律师事务所的内部与外部一般古色古香，大理石地面，木质楼梯，带着宗教色彩和历史沉淀感的旋涡状花纹。唯一的不足之处是室内光线略显不足，尽管是白天，楼内依然开着壁灯。我问了女门房，得知拉韦尔律师的办公室在二楼。沿回旋式楼梯走上二楼，一位穿深色套装的接待员迎上前来。她问我是否是来自中国的可雅·徐先生。我说我是。
“拉韦尔先生正在等您，”她说，“请跟我来。”
接待员带我来到最里间的一道房门。她敲了两下门，随即打开房门示意我进入。这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办公室，中央的办公桌宽大而不威严，墙面的色调和花纹与建筑一样古老。与我想像中的律师办公室略有出入。身后的接待员从外面轻轻关上了房门。看看手表，时间恰好的两点三十分。
律师站起来，隔着桌子与我握了握手。我是第一次看见律师本人。他五十来岁，亚麻色卷发，穿着手工缝制的深蓝色西服，戴暗色系的条纹领带，举手投足间仿佛带着种经过深思熟虑过的风度。这种风度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或可称为grand genre。
房间里并不只有律师一个人在。桌前还坐着一位栗发女士。女士的衣着普通简洁，白色高领毛衣，咖啡色长外套，除了手上的一枚戒指外，没有戴任何首饰。至于年龄大概介于三十和四十之间，已然不算年轻，却有着让年轻失色的美貌和高雅。她的气质十分高贵，但绝非故做姿态，没有给人以冷漠高傲感。女士转过脸看了我一眼，脸部轮廓线条柔和。
“徐先生，这位是德·雷米卡埃伯爵夫人。” 律师把栗发女士介绍给我。
“克洛蒂尔德·雷米卡埃。”栗发女士淡淡一笑，伸出右手。“很高兴见到您，徐先生。”
我稍一迟疑，握了握她的手。“您好，夫人。”
律师问我是否想喝点什么。我摇了摇头，坐在了女士旁边的一张椅子上。房间里变得静悄悄的，如同音乐厅里演奏的间歇。左边墙上一台古董钟来回摇晃着钟摆。
“我想我们还是直接开始好了。” 律师正了正领带，说，“这并非是对已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的不敬，而是忠实地执行他最后的意愿。尽管我们都对一位天才人物的逝去而感到悲痛，”
他戴上一副金边眼镜，从镜片上方看着我。
“就像写给您的信里所解释的那样，之所以邀请徐先生来到这里，与钢琴家让－雅克·科洛先生的遗嘱有关。”
拉韦尔律师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封信。
“科洛先生的信，我是在一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他去世的一周后收到的。信寄自他当时所在的上海，无论是邮戳还是里面的日期签名都是一月十七日，即科洛先生不幸去世的那一天。信件确实是科洛先生亲笔所写，这已经得到验证。”
他把白底蓝边的航空信防在桌面上。航空信看上去有些像是从殓尸布裁剪下来的一角。
“这封信——这封作为最后遗嘱的信里，主要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我，德·雷米卡埃夫人，以及徐先生。”律师说，“可能徐先生对我和德·雷米卡埃夫人还不太了解，这里还是说明一下为好。雷米卡埃夫人是科洛先生多年的朋友，而我，纪尧姆·拉韦尔，如您所知，是名律师，长期以来一直为科洛先生做些与法律有关的事务。
“遗嘱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里，科洛先生委托德·雷米卡埃夫人，将他名下的所有个人财产捐献给某慈善医疗基金会。第二部分是我的工作，他委托我处理与唱片公司的合约问题，将已灌制部分的曲目版权收回，停止唱片发行计划。至于这第三部分，正是关于您的，徐先生。科洛先生希望您能接受一件礼物。也许不能说是礼物，因为这并非是世俗意义上的贵重物品，而且还有附加条件。条件就是这件物品必须由您亲自来巴黎取得。倘若徐先生不愿接受这个条件，那么，这部分的遗嘱自动取消，该物品将被销毁。”
律师讲完，把信从桌面上推了过来。
“这部分遗嘱的情况，我已经在信里和电话里大致讲给您听过。如果您对此还有所疑问的话，可以看看科洛先生写的信笺原件。”
我接过信，抽出信笺。信写的不长，只有一页，如律师所说，内容共分为三部分。第三部分写到了我
“……我希望徐先生能接受一件对我个人而言重要，而非世俗意义上的贵重的物品。不过，该物品必须由徐先生亲自来巴黎取得，若他不愿领取，该物品销毁。……”
信内有一张我的名片。正是一月十六日晚上我采访让－雅克·科洛时给他的那一张。律师大概就是靠着这张名片联系到了杂志社，从而把信转给了我。
读完后，我没有说话，直接把信交还给拉韦尔律师。我有许多话想问，却不知该从哪里问起。
“科洛先生所说的物品，已经由德·雷米卡埃夫人带了过来。既然您已经来到了巴黎，遵循了科洛先生提出的条件，那么，现在就请您接受这件物品。”
雷米卡埃夫人打开随身携带的浅黄色皮包，从里面取出一个黑色的方盒，从外形看，很像是磁带盒。她把黑色方盒递给了我。
这确实是磁带盒。
我把磁带盒拿在手上端详了一会，将其打开，里面有盘磁带，黑色的卡式录音带。磁带从外形上看来普普通通，与人们日常用来录音或着播放的卡带是同一种规格尺寸。我抬起头，视线落在古董钟的下方，那里有一套落地式音响。
“可以吗？”我问拉韦尔律师。
“当然。”
律师颇有风度地点点头，从我手中接过磁带，走过去接通音响电源，把磁带放入卡槽里，按播放键。磁带启动。音箱里传出沙沙的空带运转声。如此过了二、三分钟，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磁带的卷轴确实在转动，带子匀速地从左方的卷轴缠绕到右方的卷轴。没有任何声音出现。
雷米卡埃夫人看了看我，似乎想对我说什么，但她最终没有开口。办公室里的三个人谁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磁带卷轴的转动。外面的走廊传来高跟鞋清脆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大约二十分钟后，磁带的一面走到了尽头。律师按停止键取出黑色磁带，换入另一盘磁带。几乎同时，席琳·迪昂的《芭蕾》响起。音响看来没有问题。再换入黑色磁带的另一面，启动，还是一片寂静。
在一片寂静之中，磁带的另一面终于也走到了尽头，依然是空白一片。磁带里毫无内容。
钢琴家让－雅克·科洛留给我的，是一盘没有录过音的空白磁带。
签完一些手续文件，遗嘱的事已告一段落。我原来想再询问一下关于遗嘱和磁带的事，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问，于是起身告辞。律师既没有解释什么也没有多问什么，只是以一种饱含风度的沉默送我到了楼下。我们握手告别。
刚跨出事务所的大门，雷米卡埃夫人从后面叫住了我。
“请梢等一下，徐先生。”
“您有什么事么，夫人？”
她摇了摇头，走到我身边。
“您现在去哪里？”
“去对面的咖啡店等一位朋友。”我说。
过街的绿灯亮了，我们一起走过车行道，来到咖啡店外。露天座位上看不见薇奥莱特。她好像还没来。
“朋友不在？”雷米卡埃夫人问。
“也许吧，我没有看见她。”
“那我们一起喝杯咖啡怎么样？一边等你的朋友。”
我点了点头。我们在白色帐幕下的露天座位坐了下来。雷米卡埃夫人要了加菊苣的纯咖啡，我要了掺巧克力的卡布基诺。天空虽然有些阴云，但没有起风，大概不会下雨。店内放着MICHEL DREJAC演唱的“PARLEZ MOI D’AMOUR”，留声机时代的经典香颂，不过我是从磁带里听来的。我成长的年代早已远离了留声机时代。较之留声机和胶制唱片，我对磁带的感情更深厚一些。
一想到磁带，我不由把钢琴家遗留的，并且让我来巴黎接受的那盘空白磁带从外套口袋里掏了出来，拿在手里。夫人看了一眼磁带，端起咖啡杯。
“这次您来巴黎，会很快回国吗？”她问。
“我想不会很快回去的。”我把磁带重又放回口袋里。“我并不只是为了科洛先生的遗嘱来的。以前就一直很想来法国，来巴黎看一看，但一直没有机会。这次既然来了，我想尽量多呆些时候。”
“您的法语说得相当不错，怎么会一直没来过法国呢？”
“法语是大学的时候学的，至于以前没有来法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想了想，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一直没有来法国一趟。没有具体原因，只是一直没有来过。
雷米卡埃夫人喝了几口咖啡，把杯子放回碟子里。
“有个私人方面的问题想问您，可以吗？”
“可以，您问好了。”
“您和让－雅克·科洛，以前认识吗？”
我摇了摇头，说：“我以前并不认识科洛先生，只是从音乐杂志和电视新闻里知道他的名字。”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以前在哪里看见过您的名字，先生。”
“我想您可能看错了。”我说，“我的职业虽然和音乐有点关系，写过一些古典乐方面的评论文，但今年以前我从来没有写过与科洛先生有关的文章。而且我没有来过法国。”
夫人略微考虑了一下，说：“那么，您和他是怎么认识的呢？”
“科洛先生来上海举行他的个人演奏会，我住在上海，并且会说法语，所以杂志社安排我在一月十六日那天晚上对他进行专访。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就去世了。”
“他为什么留给您这盘磁带，您清楚吗？”
“不清楚。我也很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遗嘱里提到我的名字。”
在二月中旬接到拉韦尔律师寄来的信以后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打电话问律师，拉韦尔律师却说他只是忠实地执行遗嘱而已。钢琴家在一月十七日，也就是他死去的那一天，给自己的律师寄了一封作为最后遗嘱的信——就好像是他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一样。可是为什么他会在这封遗嘱信里提到前一个晚上才认识的我呢？我不明白。
我沉思了很久才端起咖啡杯喝上一口咖啡。咖啡已然变冷。
“恐怕我刚才提了几个不太合适的问题。”她说。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既然您今天要等朋友，那么，明天晚上您有时间么？”
“明天晚上？”
“我想邀请徐先生明晚来我家做客，参加我家的晚宴，”她看着我说，“您答应么？”
我有些顾虑，没有马上回答。
“您有什么不便吗？”夫人问，“是不是您已经另有安排了？”
“不是的，我只是觉得没有合适的服饰去您那里。”
“您过分绅士了。”她娴静地笑了笑，“我说的晚宴只是家庭式的，对着装没有要求。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我的家在巴黎远郊，明天我会派人来接您的。您现在住在哪里？”
“我现在住在一个朋友那里，在卢森堡花园旁。”
“有电话吗？”
“有的。”
雷米卡埃夫人把薇奥莱特家的电话号码记在了自己的移动电话上。一辆暗蓝色泽的迈巴赫型轿车驶到咖啡店门口。穿制服的司机下车打开车门。
“这样就可以了。明天下午会有人去接您的，您千万不要忘了。”她说。
“我不会忘的。”
“那好，我先走了，明天见，先生。”
夫人付了两杯咖啡的帐，起身走到轿车前。她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又回过身来。
“那盘磁带……也许您应该再听一下。”
“磁带不是空白的吗？”我问。
“也许是的，可是，我希望您能够再听一下。”
雷米卡埃夫人乘坐迈巴赫轿车离开不久，薇奥莱特就来到了咖啡店。我们离开咖啡店，仍旧坐巴士返回她在卢森堡公园旁的寓所。
路上，我从口袋里取出磁带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磁带全是黑色，从外壳到轴轮都是完完全全的浓缩了的黑色。外壳边沿细小的磨损来看，它并不是崭新的，似乎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死去的钢琴家究竟为什么留给我这盘磁带呢？按常理推测，磁带里多少应该是有点什么东西存在的，例如一段话，或是一段优美的音乐。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有可能留给我的是段音乐。钢琴家应该不至于留下一盘空白的录音带。他的确是想让我听点什么的。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
回到薇奥莱特的寓所，我想起临别时贵族夫人的话，于是问薇奥莱特有没有卡带播放机，她拿给我一台SONY的WALKMAN。我把磁带放入机器里，戴上耳塞，按动play键。耳塞里出来电流通过的沙沙声。没有声音。只有很长很长的空白。我闭上双眼，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耳内的感受上。空白的声音逐渐拉长，变宽，仿佛构成了一个无声的无边世界。这里只存在没有尽头的虚无。虚无吸引着这个世界的所有事物，使人无法脱身离开。空白改变其形状，虚无在黑暗里形成旋涡，意识仿佛也被卷进旋涡深处。旋涡深不可测。声音的黑洞。耳塞里只有电流通过的低微杂音，除此外什么也听不到。我摇摇头，取下耳塞。
在我听磁带的时候，薇奥莱特在厨房动手准备晚饭，听完磁带，我进到厨房试图帮她。虽然同样是一个人生活，但我会做的食物大部分都和垃圾食品有关，所以除去洗菜和洗水果之外，我基本没有帮上任何忙。后来她干脆让我去客厅等着，一个人做了煎小牛排、鸡蛋饼、西红柿色拉配榛子加小块奶酪的色拉、肉丁米饭，连同中午的potage lie浓汤凑成了一桌非常可口的晚餐。
“太麻烦你了。”我说。
“不怎么麻烦，你可不要觉得什么过意不去的。做菜是上学的时候在家务课上学的。我平时都是一个人住，下班回家连饭也懒得做，很少有做菜的机会。今天只是借题发挥罢了。”她说，“我做的这些菜，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非常好吃。”
“知道吗？我本来还有点担心你会吃不惯呢。”她笑着说。
饭后我们离开公寓来到楼下，现在是晚上，卢森堡花园当然已经关门。我们没有去往远处，只是在花园附近的街道上漫步着。薇奥莱特一边走一边告诉我这些街道的名字以及通向何处。花园的东面是蒙田高中和小卢森堡树林，南面由花街可通往蒙帕拿斯，西面可走到圣苏比斯教堂和圣日耳曼大街，北边的圣米歇尔大街与巴黎圣母院、先贤祠和卢浮宫相连。她告诉我各条道路的情况，还有一些在巴黎乘坐交通工具的注意事项。
“说了这么多，你不会觉得厌烦吧？”她说。
“怎么会呢？其实我希望你再多介绍一些，”我说，“刚才我想起了在飞机上的时候。”
“飞机上的时候？”
“从上飞机开始，你一直都静悄悄的，我还以为你不能说话。”
“我倒没有注意到。可能是旅行疲劳的关系吧，不过，一般在飞机上的时候，我是不太喜欢开口说话的。”她笑了笑，好像觉得有点冷，因此裹紧了黑色风衣，并把毛衣的领子翻了上去。“你明天要去中国使馆补办护照是么？”
“是的，明天上午。”
“我想你会顺利起来的。”她安慰我说，“不过就算有什么难题一时无法解决，也没什么要紧的。你就放心住在这里好了，没什么关系的。”
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只能谢谢她。
两个人沿着花园高高的铁栅栏往回走，走了一会，来到一个红色的电话亭旁，她拍了拍我的肩，手指向街对面的公寓。
“你看，那就是我的公寓。”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公寓三楼一个小小的窗户，在沉沉夜色里亮着不乏温柔的橘色灯光。
第二乐章 巴黎 第二节 烙印 一
第二节 烙印
一
起来时，薇奥莱特已经出门。茶几上公寓钥匙压着她写的一张便条。便条上写她上班去了，厨房里有准备好的咖啡和面包，最后还告诉了我去乔治五世大街的大致路线。便条旁放着两张一百欧元的纸币和十几元零钱。
按便条上所写的，我走到圣日耳曼大街的奥德翁车站坐地铁前往乔治五世大街的中国使馆。进入车厢后找个空位坐下，低头研究在买票时索取的地铁路线图。坐了三站，下车另换一条线路。巴黎的地铁与国内的地铁相比有很大不同，仅车站就有三百多个，线路密集了许多。而且车站的站台上有大提琴三重奏，车厢里有话剧剧本朗诵，广告牌上有诗人作品的张贴。这些都是不同之处。
连地铁的乘客都有许多不同。身边坐着的黑人男士既像是篮球运动员又像是酒店经理，光坐着就比我高了整整一头。侧方的擦着口红的标致老太太不无落寞地望着立在车门口的年轻男子。年轻男子手捧一本天文学方面的著作，迷惘而专注地默默阅读。他身后有位少妇对着车窗整理着蓬松的卷发。紧拉着少妇的手提袋的是个四五岁的可爱女孩。小女孩穿牛仔裙，头上扎着一个大大的黄色蝴蝶结。她看了一会黑人运动员经理，把注意力落在我的脸上。我向她笑了笑。女孩朝我呡了呡嘴唇。
地铁到乔治五世车站了，我收起地铁路线图，站起身走出了车厢。
来到中国领事馆门口，正想进去时，有人从背后叫住了我。回头一看，金发碧眼的斯堪的纳维亚司机朝我微笑着。笑容也许可以说是和善亲切，但我无法这么理解。
“您好，徐先生。” 他走上前来，伸出右手，似乎想同谁握手。“终于又见到您了。”
我看了看使馆门口雕像般的警卫，尽量保持自己的镇静。出于谨慎，我没有接住他伸过来的那只手。挪威人释然地耸了耸肩，垂下了右手。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他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可能是从护照里知道的。
“我想你挑错了地方。”我说。
“我没有挑错地方，徐先生。我是专程在此恭候您的，今天一大早就站在这里了。上一次的事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这个误会我想是可以消除的。”
“误会？”
“请等一下。”
他从背后解下背包。是我的旅行背包。
“这是您的包。东西都在里面，您可以检查一下。我一样也没有碰过。”
我伸手接过背包，退后一步才打开。粗粗一看是没少什么。护照、皮夹、信用卡、旅行支票都安然无恙。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送回来，就像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抢劫我一样。
“你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无辜？”我问。
“我并不是想证明无辜，只是想表明诚意。对您我没有丝毫恶意，这一点您应该相信我，”对方说，“如果我对您有恶意，上次就不会轻易放您走了。”
他确实没有伤害我，只是抢走了我的背包，把我丢在巴黎的街道上。我考虑了一会，没能得出什么合理的结论。我当然感到莫名其妙，曾经抢劫我的司机居然在使馆门口等着把抢走的东西送回，而且还说是想表明诚意。我不清楚这能不能算作是一种诚意。
“为什么你要我相信你？”我问，“你想要做什么？”
“希望您能跟我去见一个人，现在。”
“你说让我现在跟你去见一个人？”
“是的，吕斯蒂先生想要见您。”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说的吕斯蒂先生。”我说，“我不想去。”
“在您下决定之前，请先打开护照看看好么？”
我依言打开背包取翻出护照。护照完好无损，只不过多夹了一张照片。照片大小和护照本差不多相等，不翻开护照本很难发现。
这是一张彩色的特写照片，某人的右手搁在了黑白相间的琴键中段，手背上有一个异常明显的暗红色疤痕，疤痕形状如同反写的英文字母“N”。这只右手是断了的。自手腕关节以下什么都没有。键盘上有的只是一只断了的右手。
如果不是从现实角度而是从艺术欣赏角度来看，照片上的这只断手的形状非常完美。除手背有疤痕外，从手腕坚韧到指甲的平整，从骨节的凹凸到手指的修长无一不让人感叹。阳刚，阴柔，柔软，坚强，无力，雄浑。手的完美包容一切，涵盖所有人类的美感概念。罗丹已经创作过“上帝之手”，如果再以这只手为原型塑造作品，大概应叫作“完美之手”，除了这个名字外，再也没有第二个名字适合它。
“您觉得怎么样，先生？”
我默默地合拢护照，抬起头看着他。挪威人表情自然地回看我。
“这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我只是按吕斯蒂先生的吩咐行事。其它也是一无所知，所以没有办法解释。只有吕斯蒂先生才能告诉您是怎么一回事。”
“你的意思是，我必须跟你走才行？”
“不，我没有强迫您的意思。您完全可以自己下决定。”他摇了摇头。“我刚才说过了，我对您没有恶意。您可以选则跟我走，也可以选择不跟我走。两者都没有危险。当然，我希望您能跟我去见吕斯蒂先生，但这只是我个人的希望。”
我抱着手站在使馆门前发呆。我知道照片里的手是属于谁的。这是让－雅克·科洛的手。天才钢琴家的手。正是因为他的关系我来到巴黎，结果是收到了他留下的一盘空白磁带。为什么他会在遗嘱里提到我呢？又为什么留下一盘没有内容的磁带给我呢？我感到困惑不解。现在又有一名抢劫过自己的奇怪司机给我看了断手照片，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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