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奏鸣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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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瞅瞅放在一旁的背包，鼓鼓囊囊的看着也的确像装了不少好东西，可是其中真正够得上抢劫标准的恐怕少而又少。

　　“留下包没问题。不过……”

　　“什么？”

　　“背包里其实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我说，“我并不怎么有钱。”

　　“这个自然。”他不为所动地说，“背包里放什么是您的事。我只负责抢劫。”

　　又沉默了一会。

　　“提个建议好么？”　我用谈判桌上弱者常用的商榷口吻问。

　　“您打算反对？”

　　“不是反对，只是想商量一下——希望能留下护照。没有护照非常不方便。”

　　司机仿佛在考虑我的建议，枪筒轻轻磕打方向盘。磕打了五下后，他还是摇了摇头。

　　“不行。既然是抢劫，就要抢得彻底，否则就称不上是真正的抢劫。”

　　这个回答十分有说服力，我因而无话可说。

　　“请下车。”他说。

　　我再无异议，打开车门，空手下车。下车后掼上车门。

　　“Au　revoir。”斯堪的纳维亚司机重新发动汽车，“Bonne　chance。”（注：法语，再见，祝您好运。）

　　我伫立在漆黑而陌生的巴黎小巷。听着雷诺车的引擎转动。出租车开动起来后，悄无声息的潜行在夜色里，连车前灯也没开就驶过了巷角，就此消失无踪。

　　斯堪的纳维亚司机和他的出租车离开后，我沿着同一方向朝唯一的路灯走去。唯一的路灯让我想起十四世纪的巴黎只有三盏街灯，平均每晚有十五个人在昏暗的街上被谋杀的史实。好在一走出小巷，路灯渐渐多了起来，街道亮堂了许多。往前转过街角，路上终于可以看见一两个戴犹太式黑色高帽的行人。我一时找不到路牌，不知道现在自己到底是在哪里，不过应当是在巴黎市区的某个地方。

　　翻起手腕看看幸免于难的腕表，已经十九点过五分，算起来在出租车上竟然睡了个把小时——在这个把小时里司机居然没有把我上下洗劫一空丢在路上，想一想也觉得不可思议。遇到如此通情达理的抢劫者也许应该开香槟庆祝。当然，如果他能够直接送我到旅馆的话，我会更加感激的。车费还是照旧好了，一个内装若干杂物的美国品牌的旅行背包。

　　再走一阵，街道豁然开朗起来，路上也有了车流。找到街牌，现在所在之处是比拉格街，位于老马莱区。按着过去阅读书籍得来的印象，我沿着比拉格街一直走到灯火辉煌的孚日广场。孚日广场四周环绕的红砖楼房，在夜色和灯光的掩映下更显气度不凡。同样气度不凡的大概还有那些在拱廊里设座的有着华丽装饰的法式餐厅。据说维克多·雨果和阿尔封斯·都德都曾寓居于此。不知他们当年的寓所如今是否被改成了美食餐厅。不过此刻我既没有拜访作家故居的雅兴也没有光临美食餐厅的钱，所以无论作家还是餐厅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夜晚的空气里飘荡着的咖啡和葡萄酒的丝状香味。异国的欢声笑语从似远实近的地方断断续续地传来。我手插衣袋坐在广场边的菩提树下，远远地欣赏位于广场中央的路易十三雕像。三百九十年前，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长矛比武中因意外事故被刺身亡，继承人路易十三和他的奥地利公主在皇家广场的落成典礼上举行盛大婚礼。三百九十年后的今天，身为外国游客的我在同一地点面临窘境束手无策。这样一联想，心里仿佛稍微好过了一点。可是安慰只限于精神层面。我没有钱，没有有效证件，什么都没有，和非法入境者没什么区别。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正一筹莫展地枯坐沉思时，一个警察模样的法国男子穿着轮轴旱冰鞋溜进广场。穿旱冰靴的警察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不由抬头看了会。从滑行的姿势来看他显然技艺纯熟，其风范与职业选手相比也相差无几。欣赏一会后，我抬手向他打了个招呼。旱冰警察一个姿势优雅的大回转，溜到我的跟前。

　　“请问如果遇到抢劫应该怎么办，警官？”我问他。

　　“抢劫？您遇到了？”

　　“就在半小时前。”我回答，“护照也被抢走了。”

　　他同情地耸耸肩。

　　“先报案好了。”

　　旱冰靴警察叫我跟着他走。我们走了不到十分钟就来到了两条街之外的马莱区警署。他领我进到警署里间的办公室。办公室空空荡荡，只有一个穿警服的人坐在办公桌前埋头阅读什么，其余人大概已经下班回家了。法国人下班非常守时，警察应该也不例外。

　　旱冰靴警察把我托付给靠办公室里唯一的当值警官后随即滑行离开。被托付者中年秃顶，面貌同好莱坞演员尼古拉斯凯奇有些相像，不过人显得随和许多，顶也秃得厉害些。

　　秃顶警官合起正在读的书，抬头露出公务员式的微笑，右手伸出示意请我坐下。笑容明显亲切友好。我在桌子对面坐下，瞥了一眼书的封面——《三十口棺材岛》，莫里斯·勒布郎著。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先生？”他问。

　　“是这样的，四十分钟前我刚刚遇到抢劫。”我说。

　　“哦，抢劫。请等一等。”警官慢慢地从一沓文件下找到案件登记表，拿起一支水笔试了试还有无墨水。“您不是法国公民吧？”

　　我说自己是来法国旅行的中国游客。

　　“请给我看看您的护照。”

　　“护照也被抢走了。”

　　“嗯，这就有些麻烦了。”

　　尽管有些麻烦，却也并非好毫无办法可想。警官打电话给机场确认我的身份，又从电脑上核查到我的入境登记。我看着他一一记录下来。

　　“那么，接着请叙述一下事件的经过好吗？当然，过程越详细对我们越有帮助。”

　　我从下飞机开始说起，如何上的出租车，如何在车上瞌睡，睡醒后如何发觉身处不知名的黑暗小巷，司机如何拿出左轮手枪，如何不慌不忙地告知我抢劫事实，如何拒绝了我要回护照的请求，我如何下车，如何遇到穿旱冰靴的警察来到这里。被抢的包里杂物也一一列出。现金、旅行支票、信用卡的数目也大致告知。秃顶警官停笔，善解人意地拿纸杯倒了杯矿泉水给我。我一口气把纸杯里的水喝完了。

　　“您有没有注意到出租车的车牌号？”

　　“没有。上车前没有想到，下车时没有看到。”我说，“我只知道出租车的司机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他说自己来自奥斯陆。”

　　警官补上这点，又问了司机的面貌特征。我回答说是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特征，金发碧眼，高大强壮。他低头记上。

　　“衣着呢？”

　　“他好像穿着一件黑色夹克。”

　　“您确定他拿的是真的手枪么？”

　　“不知道，大概是真的。”我说，“是左轮手枪，就是西部片里大多数牛仔用的那种左轮手枪。”

　　“西部片左轮手枪……口径清楚么？”

　　“不清楚……应该不大也不小。”

　　“不大也不小？嗯……”他为难似地发出鼻音，“那枪管长短呢？”

　　“长短……不长不短的样子。”我比划着说。

　　“不长不短……”

　　“……”

　　“您对周遭事物可真够关心的。”警官摇头一笑，停笔不前。“不是我怪您，先生。但是从您的叙述里能够提炼的有价值的线索基本为零。综合起来就是巴黎有个年轻的北欧司机，开黄色的雷诺出租车，持不大不小的左轮手枪，用不怎么典型的亚森·罗平方式温文尔雅地洗劫了您。仅此而已。”

　　“我不是军火专家，也不是作家或画家，缺乏那种职业观察力。”我为自己辩解，“所以疏忽某些细节在所难免。”

　　警官以耐人寻味的眼神打量着我。

　　“您的世界观类似萨特——他人即地狱？”

　　“这和萨特的世界观无关。”我强打起精神说，“相比看而言我更注意听到什么。比方说，车上当时放的是爱蒂特·比亚芙的香颂。”

　　“真有您的。”他低头补上一笔，“您有别具一格的幽默感，先生。”

　　不是我具有什么幽默感，应该是生活本身就非常幽默。我这么想，但没有说出口。我并不热衷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巴黎秃顶警察讨论世界观。

　　警官从文件柜找出巴黎地图，铺在桌面上，同我一起寻找案发地点。我们以比拉格街为起点，逐条排除街道。二维平面地图与三维现实场景的转换令人头疼。当他确定案发巷道时我不由吁了口气。虽然我拿不准出事地点是否是他指定的地图坐标。

　　“本来应该警车带您去现场勘察一番的。”他就地图一事解释说，“可是巡逻车正在检修。不是说你的案件我们不重视。您能理解吧？”

　　“理解。”我说。

　　他递过笔录让我过目。该笔录誊写清楚，语法正确，遣词造句别有风味。看完后我在指定处用中文签上姓名。警官拿回记录后好奇地研究了一番我的签名。

　　“中国的汉字很奇妙，既有实用性又蕴涵艺术性。回头我想让我的小女儿去学中文。说句实话，我一直对中国怀有好感。《图兰朵》看过三遍，还喜欢吃中国炸虾。”

　　我只能点点头。我不喜欢歌剧，《图兰朵》一遍也没有看过，何况目前我有比歌剧和炸虾更为关心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大致上什么时候会有消息，关于抢劫案？”

　　“不好说。”警官将表格归档，爱莫能助地看着我。“抢劫案通常都很棘手，特别是针对外国游客的抢劫案。来巴黎旅游的人太多了，我们管不过来。当然，我不是说巴黎不安全。事实上巴黎十分安全，只要您能稍微注意点。”

　　“注意别上错出租车？”

　　他随和地笑了笑，一边抚摸自己的秃顶。“您的案件是有些蹊跷。一般人也不会下飞机就被抢劫，……不过既然已经是这样了，我觉得您还是不要多想这事了。一切交给我们来办好了。我只希望今晚的遭遇没有使阁下对巴黎的好感有所减弱。”

　　我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警官给我开证明身份的文件，让我明天去中国驻巴黎领事馆重新办理护照。

　　“就这样了？”我问。

　　“你在巴黎不会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吧？”他也问。

　　他这么一问倒提醒了我，我是必须先找到过夜的地方才行。我思索一会，借了巴黎市区的电话簿，按字母顺序翻到到R序列，有两个拉韦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后一个与我印象里的数字大致吻合。我照后一个号码拨去，电话铃响了一遍后接通，然而却是录音电话。我没有留言，直接挂断了电话。

　　警官在开证明文件。我则翻遍衣兜，清点身上现有的幸存物品，希望能够发现遗漏在某个角落的纸币。现在身上的全部家当是：一个连钥匙圈的指甲剪（原来还有一套折叠式瑞士军刀，上飞机时被没收）；一枚十法郎硬币；上海至巴黎的法航机票；一支油墨消耗过半的蓝色圆珠笔；机组送的一包未拆封的航空饼干；小说《礼拜五及太平洋上的虚无飘渺境》；外加腕上的老式手表。没有发现纸币。

　　我把桌上的琐碎家当放回衣袋，拆开航空饼干的包装袋，嚼起了饼干。饼干是草莓夹心口味的，味道还不错。刚吃了两块饼干，警官也放下了手里的笔。

　　“有办法了？”他问。

　　我摇头。

　　“想喝咖啡么？”

　　我点头。

　　警官去倒了两纸杯咖啡。我们一边喝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一边吃那一小袋草莓夹心饼干。不一会儿咖啡喝光了，航空饼干也吃完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深谋远虑地判断说，“您总不至于想在警局里过夜吧？”

　　“当然不想。不过，随便问问，这里有没有睡觉的地方？”

　　“想睡在拘留室？这可不行。这样好了，到零点我才下班，您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好吗？”

　　现在是差不多是九点钟，离警官下班还有三个多小时，我盘算了一会，实在想不出解决什么特别管用的办法，便从外套口袋里取出图尔尼埃的小说，翻到折起的页数继续看下去，借以消磨时间。忘了是哪个自以为是的作家说过，好的小说都有启示现实的作用。这句自以为是的断语此刻看来也不无道理。我只看了不到半页小说就省觉自己和鲁滨逊的处境是何等的相似。也许地点略有不同——鲁滨逊流落荒岛，我身在巴黎。然而太平洋上虚无缥缈境无须金钱，我却连个过夜的地方都成问题。不过，总体来说，我可以被看作是流落巴黎的现代鲁滨逊。

　　流落巴黎的现代鲁滨逊……

　　啪啦啪啦。

　　下意识地，我提着书脊抖动书本，希望能够抖出几张救急纸币，虽然我不记得自己曾有过把纸币当书签用的富裕日子。

　　一张纸片飘落地上。我弯腰将其拾了起来。

　　这不是纸币，而是飞机上认识的邻座女子所留下的写有联系电话的法航名片。

　　斟酌一番后——其实也算不上如何斟酌，仅仅是犹豫了片刻，我便按名片上的手写数字拨打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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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乐章　巴黎　第一节　遗嘱　三
三

　　拨打电话后的半小时内，我接连喝了三杯咖啡。心里不踏实，只有继续看书。

　　第二杯咖啡时，有一对老年夫妇因为爱犬离家出走而来报案，据说已经出走了整整四十八个小时。看样子警官十分为难，但还是受理了案件。他推测那对夫妇的爱犬因为进入发情季节而暂时离家寻找性伙伴。推测显得极有见地。劝走了寻犬夫妇后警官陪我喝了第三杯咖啡。

　　咖啡难说好喝，杯底满是咖啡残渣。看来即便是巴黎也有味道糟糕的咖啡存在，我硬着头皮喝完了咖啡。无论何种情况发生——就算是那位斯堪的纳维亚司机用左轮手枪顶着我的脑袋，我也不想再喝一口了。一肚子劣等咖啡哐嘡作响，和着胃酸顶到喉咙口。我勉力压下胃里翻上的一阵阵恶心。

　　恶心感稍去后，尿意接踵而来。去洗手间释放的与其说是尿液，不如说是过滤后的咖啡。喝下去的咖啡几乎丁点不剩，腹中空空如也，似乎能听见回声。

　　我毫无办法，只得返回办公室继续读书，与荒岛上的鲁滨逊感同身受。小说剩余部分已经所剩无几，大部分文字估计已经转化为饥饿意识潜入腹中。当饥饿意识超过身体所能容纳的感觉上限后，不知不觉间与原来的各种感觉同化为一种全新感觉。身体如同被注射了镇静剂，头脑明晰空洞，世界纤毫毕露，但是看到的每一件东西都像是从凹凸镜反射回来般的微微扭曲、变形。听觉也灵敏了许多，各种声响汇聚耳廓内形成嗡嗡耳鸣。

　　在饥饿感带来的敏感状态里，我读完了小说最后一页。

　　我慢慢合起了书本。几乎与此同时，薇奥莱特·罗兰也来到了警局的办公室。她仍旧围着紫色长丝巾，外面的银灰色泡棉外套换成了一件合体的黑色风衣。她朝我稍微笑了笑。我赶紧站起身来。

　　与警官告辞后，我随薇奥莱特走出了呆了将近三个小时的警署，夜空飘下零落的雨点。一辆亮红色的欧宝吉普停在警署路边。吉普车高大方正，魄力十足。我们坐上吉普车。

　　“对不起，这么晚还打扰你……”我说。

　　“不用放在心上。我出来一趟也很方便。”她说，一边发动吉普车引擎，“给车加油耽搁了一会，路上又走了弯路。是不是等得有点着急了？”

　　“没有觉得，刚才我一直在看书。”

　　有几点雨滴落在了车窗上，她把手伸往车窗外试了试雨，试完雨又将手搭在方向盘上。手指细长柔韧，非常适合弹奏乐器。

　　吉普车开动上路。

　　“这是你的车？”我问。

　　“不是，是房东的车。我是半个环保主义者，只考了驾照，没打算有自己的车。”她侧过面孔看了看我。“对了，电话里没有听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你遇到了抢劫？”

　　“北欧海盗的抢劫。”

　　“北欧海盗的抢劫？”　

　　我如实向她讲起抢劫的经历，如同刚才在警署里面对秃顶法国警察那样把自己的经历复述了一遍。我一边叙述抢劫的经过一边回想当时的情况，抢劫好像变得越来越不真实起来。为了抵抗这不真实的感觉，只能在叙述里增加了许多细节，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吉普车驶过塞纳河，我大致说完了经过。

　　“也就是说，你现在是一无所有了。”

　　“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损失。”我说，“被抢走的包里没有值钱的东西，旅行支票和现金数目有限。信用卡已经挂失了，只要去银行重新补一张就可以了。就是护照没了有些麻烦。”

　　“我有点不明白。”她把垂发拨到耳后，说。

　　“不明白什么？”我问。

　　“那个出租车司机好像并不是要抢你的钱。”她说，“他不像是要抢钱。抢钱有更好的方式和地点，不必等在飞机场抢初到巴黎的旅客。”

　　“可是不是为了抢钱又是为了什么呢？”

　　她想了想，说：“会不会是恶作剧？”

　　作为恶作剧进行抢劫好像过于恶作剧了。我觉得也不像。没人会为恶作剧而专门等在机场抢刚下飞机的外国游客。我苦苦思索了好一会，可是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太走运。”　

　　“好像是有点。”

　　“说实话，我没想到会接到你的电话的，更没想到你会被人抢劫。”

　　“我自己都没想到。”

　　“好在我是一个人住，公寓虽然很小，但多一个人睡觉的地方还是有的。”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我抱歉说。

　　“不用说对不起，”她笑着摇了一下头。“没什么麻烦。”

　　她的寓所位于圣日耳曼区，一幢六层的临街公寓。她把吉普车停在楼下，我们走入公寓。上楼有部拉铁栅的老式电梯，仿佛在哪部描写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影片中看到过。电梯上升时昏黄的顶灯闪个不停，锁链绞动的声音清晰可闻。到顶后我们拉开铁栅门步入走廊。走廊长而阴暗，但没有阴暗的潮湿感。几扇紧闭的木门依稀带来二十年代的繁华气息。走到位于廊道中段的一个青色木门时，她停下来从风衣口袋里取出钥匙，打开了门。亮光从屋里泻出来，柔和而舒适的橘色亮光。

　　“请随便坐，”她说，“我先去把车钥匙还给房东。”

　　公寓地方不大，墙壁上贴的都是红色花纹红色图案的壁纸，因此一进门便让人觉得暖融融的，客厅中央是一张桔色沙发，正对沙发的自然是电视柜，几幅简练的风景画挂在四周的墙上。客厅的壁角有一个小小的书橱。我走到书橱边。书架上多半是些法文书籍，还有一些关于绘画艺术的专业著作。服装化妆美容之类的休闲杂志整齐地排在上层。一本书反扣在书架上，我拿起来看了看，是弗朗索瓦·萨冈的《你喜欢勃拉姆斯吗》。有人说人到中年才能理解勃拉姆斯的音乐，可我确实喜欢他晚年所作的几首钢琴小品。孤独，怅惘，犹如月光下一条默默流淌着的溪流。

　　薇奥莱特回来打开了电视，电视里正播放关于松鼠的宠物食品广告。看到松鼠吃宠物食品的镜头，不知为什么我也觉得很饿。松鼠吃的东西看起来味道很不错的样子。

　　“晚上吃过饭没有？”她问。

　　“吃过一包饼干。”我站在书橱边老老实实地回答。

　　“那我去弄点吃的，马上就好。”

　　她解去丝巾脱去风衣，转身进了厨房。

　　我挑了本乔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看完简介又放回原处。书是好书，但以我目前的情况看下去只能使心情更为晦暗。再度浏览，找到了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夜巡》，伽利玛出版社的小开本丛书。我抽出袖珍小说，选择远离风衣和丝巾的沙发一端坐下读了起来。莫迪亚诺小说的语言简洁如诗，故事却宛若寓言。我相当喜欢。

　　读了两页不到，她从厨房转了出来，把两个白色碟子放在沙发前的磨砂玻璃茶几上。一个碟子里面装着五份三角形的三明治，另一个里面装着水果色拉。三明治是何口味看不出，但色拉是猕猴桃片做的。

　　“今天刚回家，没来得及出去采购。因此就用手头原料凑合一下，希望能合你的口味。”

　　“哪里，”我慌忙说，“已经很感激了。谢谢。”

　　“想喝点什么，甜酒还是咖啡？”

　　我回答说酒好了。今天我实在不愿再喝咖啡了。

　　她取出酒瓶酒杯斟了两杯酒。我去卫生间洗过手回来，直接取过一块三明治嚼了起来。三明治是熏肉和猕猴桃的意外组合，面包也白软新鲜，与猕猴桃熏肉合在一起分外美味。我转瞬消灭两份三明治，猕猴桃色拉也舀吃了一半。

　　“觉得味道怎么样？”

　　“非常好吃，谢谢。”

　　我拿起第三块三明治，发觉只有自己在动手，于是有点尴尬地问她要不要一起吃点。

　　“我已经吃过晚饭了。”她仿佛鸟儿展开双翅般淡淡一笑。“如果不觉得我做的难吃的话，就请全部吃完好了。”

　　我默默地吃完了三明治和色拉，一杯葡萄酒也喝光了。这期间她一直托腮看着电视二台的深夜访谈节目。

　　“饱了没有？”她问。

　　“饱了。”

　　她收去盘子，回卧室抱了天蓝色的被褥和枕头放在沙发上。

　　“委屈一下，睡沙发可以么？”

　　我点了点头。沙发足够宽大，睡我一个绰绰有余。

　　“晚上盖这个。现在夜里还是挺冷的。”

　　“谢谢你。”我说。

　　“不用谢。”她随意地拍了拍被子。“我要去洗个澡。如果你累了的话，就把电视关掉睡觉好了。”

　　薇奥莱特离开客厅进入浴室后，我先看了会电视。访谈节目讨论的内容大致是现今世界女权的兴起与男权没落的相关问题，也许是法语听力还有障碍，我只听懂其中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论点是随男性生殖欲望的下降导致女性自主权的必然上升。我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究竟两者有什么必然联系，同时失去了继续听下去的耐性。插播关于夏奈尔品牌的香水广告时我关掉了电视。

　　浴室里传出细雨般淅淅沥沥的淋浴声。说我没有因此而胡思乱想显然是自欺欺人。然而我想的不是十分清楚。能够在头脑里幻想出清晰画面也是一种非凡才能。可惜我并不具备这种才能。我使劲制止住自己的胡思乱想，打开沙发一侧的落地灯，认真读起莫迪亚诺的小说来。此种情形下阅读小说使人联想起古希腊人关于艺术功能的理解。古希腊人，大致是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的古希腊人认为，艺术的功能便是精神的宣泄，即感情的净化。

　　感情的净化。

　　我跳过头脑里关于希腊的回忆，专心看起《夜巡》。不久，又仿佛是很久以后，她洗完澡进了卧室，关上了房门。我仍然接着读自己的小说，直到一口气将整本小说读完。

　　我把小说放回书橱。眼睛有些吃力，躺在沙发上按摩了一会眼睛，随即铺被解衣，关上落地灯。客厅在黑暗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四周陌生而静谧，只有卧室的门下泄露出一点柔和灯光。过了一会儿，那点亮光也消失了。黑暗里我慢慢回顾今天发生的一切，但一切仿佛是隔夜的梦一样再也想不确切。Ma　fatigue　rongeait　；　me　un　rat　；　tout　ce　qui　m’entourait　。　我确实有点疲惫了，不管精神上还是身体上。（注：法语，疲惫像只老鼠，把我周围的一切啃咬得模模糊糊。这是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夜巡》里的原文）

　　刚一合眼，睡眠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旋涡将我吸入其中。我在巴黎的第一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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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乐章　巴黎　第一节　遗嘱　四
四

　　醒来抓起手表一看，居然已是上午十点。我连忙起来，套上牛仔裤，可是衬衫却无论如何找不到。正当我弯腰在沙发下搜寻时，房间的门开了。薇奥莱特好像刚买完东西回到家，怀中抱着装得满满的几个大购物袋。

　　“在找衬衫？”

　　“是啊。”

　　“我拿去洗了，路上顺便帮你买了件新的。”

　　她从纸袋里取出还未拆去包装的新衬衫递给我。新衬衫是天蓝色的，格调与手感似乎都比我身上其余衣物略高一筹。她又从购物袋里拿出毛巾、牙刷、剃须刀，以及一套全新的内衣。拳击选手式样的短裤和垒球选手式样的汗衫，都是白色的全棉制品。无论式样还是颜色都十分合我的意。我只能再次谢她。

　　“等一下你可以先冲个澡，这样精神会好些。换下的衣服就放着好了，我一块送去洗衣店。”她说，“刚回家，有许多东西要清理。”　　

　　浴室里有股好像是香水，润肤液，化妆品的各种味道混合而成的香味。这味道非常好闻，却让我稍稍有点紧张。洗脸台上有各色各样的小瓶子。独居的男性与独居的女性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男性的浴室里常常堆着乱七八糟的报纸和杂志，女性的浴室则有散发着生活情趣的化妆品。

　　我关上浴室的门，解下手表放在洗脸台上，然后一件件脱掉衣服，衬衣、汗衫、牛仔裤、短裤。全部脱光后站到喷头下拉上半透明的塑料卷帘，照所教步骤打开淋浴开关。喷头射出细密的水流覆盖身体。热气流充斥四周，使身上每个毛孔扩张开来。热乎乎的水自头顶至脚底流个不停。我关上喷头，找沐浴液，一堆瓶瓶罐罐里也分不清什么，只好用肥皂涂满全身，连洗发也用的肥皂。我再次打开喷头，冲去皂液和泡沫。终于，身上肌肉放松，皮肤敛紧。似乎昨天的不安的晦气真的已经一扫而空。　　　　　　　

　　我拿洗脸台上的干浴巾抹干身体，撸干头发，换上干净内衣，套回牛仔裤，穿上衬衫，拭去洗脸台镜子上的雾气。仪表整洁一新后我将毛巾挂回原处，取拖把拖干浴室地面。只有换下的内衣不知如何是好，似乎放着并不妥当。我寻思了足足有一分钟，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放在那里。

　　回到客厅，薇奥莱特人在厨房。我掀开客厅的窗帘看了看窗外，巴黎的天空阴沉沉地不见太阳，即将下雨的天气。街道上路人稀少。

　　我坐回沙发，先拨查号台问了中国驻巴黎使馆的地址和电话，用圆珠笔记在图尔尼埃的小说内页，再照记下的电话打去领事馆，跟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解释自己丢了护照。对方要我明天带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