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三国-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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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啦哇啦发一通不切实际的指示，讲一些不咸不淡的话的先生们，有曹操这点自知之明，倒是台下听众的福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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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唯才是举（2）
另一位年轻的谋士郭嘉，也是为曹操立了大功的，在击败袁绍，击败袁谭，袁尚、袁熙西遁乌桓蹋顿以后，力主乘胜追击，为统一北方，作出了杰出贡献。所谓“智士劳心”，就是不仅能够准确地把握住###不定，变化不已的局面，作出攻守得当，进退适宜的决策，而且应该能够高瞻远瞩，在看到今天的同时，看到明天和后天，来作出与现在相衔接，而又与未来相吻配的正确决断。
　　当时，曹操部下对郭嘉的谋略，不以为然，是有争论的。认为在取得如此辉煌的讨袁胜利之后，挥师南下，图刘表荆襄之地，不失为佳计良策。因为袁绍败后，唯刘表是一支可以抗衡的力量。若远征乌桓，许都空虚，倒有可能受到刘表、刘备袭击之虞。这种忧虑，也是不无道理的。
　　然而郭嘉却敢于悖众出言，建议大军西征乌桓，置刘表于不顾，这种出人意料的谋略，也难怪只有曹操才能赏识。他说：“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因为不扫除边庭，消灭隐患的话，就不能巩固北方，确保中原，当然更不用说实现越江而下，囊括江东、荆襄、巴蜀的宏图了。然而，对于刘表会不会派刘备乘虚而入的可能，郭嘉和大家看法不一，他说：“刘表，坐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他是掌握了刘表的弱点，和刘备刘表之间的矛盾，作出这样的判断，这就叫胆略了。
　　郭嘉敢提出来，曹操敢于拍板，所以，主择臣，臣亦择主，智士能用，在于用智士者。郭嘉病逝西征途中，曹操的悲痛感情，发出天下相知者少的感慨，是真实的。
　　三国时期，像这样有远谋高见的智士，并非只是曹操帐下的荀彧郭嘉两位，甚至在袁绍军中，也曾经囊括了大部分河北名士，但他恰恰败在了不会用谋士上，所有的好主意，都被他优柔寡断，疑而不决的性格毁掉了。
　　所以，更关键的是要尊重人才，使人才的智慧成果得到应有报偿的曹操式的决策者。韩愈悲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毛泽东同志讲，“路线确定以后，干部便是决定因素”，也就是这个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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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南阳的诸葛亮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除了帝王将相之外，确实也无其他了。看不到一个有具体面目的老百姓，也看不到一个有具体面目的士兵。甚至人类的另一半，在有名有姓的女性人物中，除了貂蝉是着力描写者以外，其余像蔡夫人、孙夫人，乃至大乔小乔，笔墨都是微乎其微的。全书以很大的篇幅写战争，那是“将”的事；同样，以很大的篇幅写权谋，那是“相”的事。
　　在所有的这些谋士中，最出类拔萃的，最典范的，最不朽的相，莫过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了。
　　诸葛亮隐居在南阳卧龙岗，自比管仲、乐毅，有经天纬地之才，所有认识他，知道他，了解他的人，无不承认不及他的万一，把他看成是周之吕望，汉之张良。这样一个众望所归的智士，为什么过着表面上看来是出世的生活？
　　当时，天下纷争，群雄竞起，正是汉王朝所谓气数已尽以后统一局面的结束，分化瓦解的开始，因此，合后之分，是一种必然，治后之乱，也是一种必然。《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明眼人看得出，在新一轮“分”的角逐中，若不经过长期而反复的，严峻而痛苦的较量，争斗、火并、厮杀，一个能够领袖群伦、重新构筑“合”的人物，是产生不出来的。诸葛亮站在旋涡外，有他自己的思考，即使有济世良才，能力挽狂澜吗？在他回答徐庶说的话中：“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表明了他对无望中挣扎的拒绝心理，正是这份清醒，才能有“我本是，卧龙岗，闲散的人”的潇洒。
　　汉末的党锢之祸，其实就是一次大规模的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大批有才有智之士，报国为民之流，杀的杀，关的关，余下的，不是放逐，就是远遁，即或侥幸能在长安居住者，也是永不叙用。
　　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有着如同母体脐带相连似的，息息相关的命运。所以，忧国忧民，是知识分子心灵中，一份永远推拭不掉的沉重负担。于是，干预也好，隐遁也好，便有每个人自己的表示关注的方式，入世，是一种关注，出世，也未必不是一种关注。诸葛亮身在茅庐，心系寰内。虽耕读自娱，但诗中“改尽江山旧”的情怀抒发，说明世间的一切，仍时刻萦系在他脑海之中的。
　　诸葛亮不想入世，诸葛亮的朋友也不赞成他入世。他知道，他朋友也知道，他入世未必于世有补，不得其时，徒费心力的悲剧在等待着他。可他终于难逃这种忧国忧民的心狱，还是走出了南阳诸葛庐。
　　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诸葛亮之憾（1）
诸葛亮在历史上，是个伟人。他的几乎毫无瑕疵的人格力量，他的隆中决策理论，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功绩，他在刘备死后辅佐阿斗的忠心耿耿，一直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榜样。
　　但是，从他的治国实践的不完全成功的结果来看，即使是伟人，恐怕也是要打个折扣的。
　　我们通常喜欢用“伟大”这个词，或再加上“英明”、“正确”，来对一位领袖表示崇敬。其实，所谓的“伟大、英明、正确”，准确地说，是指其某项决策而言。
　　诸葛亮论说，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取荆州和益州后，得人和来治蜀，以此而立国的思想，不能不说是“伟大”的。那时，北方已在曹操掌握之中，江东是孙氏三世经营的基业，刘备唯跨有荆、益，踞守险阻，徐图进取。诸葛亮从政治地理角度，选择这块地盘，养精蓄锐，以图来日。在主敌必然是曹操的形势下，若荆州受击，益州可北上，若益州被袭，荆州可牵制，不能不说是英明的。而且破除刘备的宗亲思想，不失时机地夺得刘表和刘璋的土地，形成三分天下的政治版图，也不能不说是正确的。
　　这些新思维，对于刘备和关、张及其部属，是闻所未闻的，在此以前，他们像浮萍一样飘泊不定，直到诸葛亮出山，他们才知道不一定非要过寄人篱下，仰给于谁的日子，自己可以当主子，自己可以成立国家，于是豁然开朗，有奔头，有干劲了。
　　回顾刘备二十年来，狼突豕奔，东投西靠，无家可归，难以存身。虽以剿黄巾起家，但他的行止，从小沛到新野，辗转千里，其盲动程度，实质与流寇手段也无大差别，光有雄心壮志，并无通盘的立国立本的战略决策。倘无诸葛亮的辅弼，他的下场和袁绍、袁术、吕布、公孙瓒之流，差不多的。如果说刘备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三请诸葛亮的虔诚，对孔明的绝对信任，那言听计从的态度，是可圈可点的。就隆中决策，奠定西蜀来讲，诸葛亮称得上是高瞻远瞩。可并不等于他是一个无可指摘的完人，和永远的伟大英明正确。
　　就从他刚从南阳走出来，到新野为刘备主持军政要务，正赶上曹操挥师痛击刘备之际，也未见这位大谋略家的出色表现。先是看着那位皇叔，败在一误再误，未能及时拿下荆州，以致错过时机。再败在小胜以后，掉以轻心，没有及早做撤退准备。更败在他携民渡江的大逃亡上，虽然得到了千古赞扬的仁义道德的美名，习凿齿甚至褒他为：“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于同败。”但实际上，刘备既救不了百姓，也救不了他自己。世界上还没见过一位将军，以数千兵力，掩护十数万民众，每天以五公里的速度缓慢撤退的。到底打算逃跑呢？还是等曹操追上来被消灭掉呢？
　　人们有理由问：诸葛亮作为谋士，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一、他未从保存实力的角度，应该使主力部队和指挥机关轻装转移，先行一步考虑，却迁就了刘备的纯系感情用事而误事的做法。二、制定的撤退路线，先去投奔毫无接纳把握的襄阳，是错误的，继而转向曹操志在必夺的江陵，则更是错误的。钱粮大半在江陵，曹操是专门断粮劫粮烧粮的老手，这便宜会让诸葛亮占了去？三、在最需要临机应变的关键时刻，诸葛亮撇下刘备，往江夏求救。一个决策人物，当作一个使者来用。刘备乱了方寸，情有可原，他本来就是一个织席贩履之辈，怕是连兵书都未读过的，所以打算跳江自杀，但诸葛亮却没有任何自责之词，对他的伟大，就不能不置疑了。至于他进蜀以后，终其一生，虽鞠躬尽瘁，但从此未能拓展一寸疆土，而结果却是因他的疲国劳民的北伐政策，把本可据险固守，富饶自足的天府之国，拖垮在穷兵黩武的战争之中。在三国中，阿斗是最早降晋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被这种对于名人崇拜的错觉，引导到把某项决策的伟大英明正确，看成是所有决策都必然是伟大英明正确的歧途上去，而由此得出领袖人物全部的伟大英明正确。这种形而上的看法，便把这位领袖的许多谬误差错，乃至于荒唐可笑的行径，也认为是伟大英明正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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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之憾（2）
其实，诸葛亮从走出卧龙岗，到病逝五丈原，他的理论和实践，存在不少脱节之处。由于刘、关、张致命的弱点，和他的悲剧性格，也曾发生过一连串的失误，以至于最后也并未实现他隆中决策的理想。所以，《三国演义》虽不遗余力地想把诸葛亮的这些伟大英明正确予以神化，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他就是他，不是神。而《三国演义》在诸葛亮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不那么成功之处，也许就在这里。
　　尽管有许多失误，但作为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人形象，会当之无愧地，在史册中长存下去，直至永远。
　　

屏风后的蔡夫人（1）
夫人左右一切，对丈夫，可能是好事，也可能并非好事。尤其丈夫拥有权力，或者拥有很大的权力，夫人起到好的作用，也许并不显著，但一旦起不好作用的话，则必然要酿成悲剧。在家庭范围内，怕老婆，顶多名声不雅。但朝廷可不是家庭，后妃要插手朝政，影响所及，后果严重。那么，当皇帝的，被后宫左右，恐怕就英明不了的了。
　　汉末，荆州的刘表，雄踞一方，号称八俊，不是很著名的怕老婆者。他受到枕头风的影响，但对太太的话，也并不言听计从。她对他说，刘备这个人，不可信。尽管刘表也觉得收留他，未必妥当，但没有下逐客令。但即使一个非常伟大的丈夫，要完全不为宠爱的妻子软攻势打倒，那也是不可能的。盖世英雄拿破仑，不也对奢侈浮华的约瑟芬皇后，无计可施吗？所以，刘表的妻子蔡氏，不除掉刘备不罢休的努力，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相当大男子主义。刘备就说过，老婆和衣服一样，丢了还可再添。猎户刘吉，把老婆杀了，当野味做了菜肴。所以，书中女性很少，除了貂蝉外，比较有故事的就是这位蔡夫人了。她很了不起，安排下刀斧手，差一点把刘备干掉，如果不是那匹的卢马，刘备也许溺毙在檀溪里了。后来，东吴孙权在甘露寺，也准备学蔡夫人这一手，但戏未开场，就拆穿了，吴国太大发脾气，孙权倒把妹妹赔了进去。可见蔡夫人并不弱，不弱之处，就在于她先生不以她为然，但能策划出襄阳之筵，而且指挥她的党羽，将细节安排得滴水不漏，差一点就成功。刘表死后，也是她作出的决定，将荆州交给了曹操。从审时度势的角度看，她依托强者，而不傍附刘备或孙权，作为争夺战中的一粒棋子，未必不高明。
　　蔡夫人善于躲在屏风后，听她丈夫与客人的谈话，她大概算得上搞窃听的情报前辈。为什么要窃听，就是要干政。为什么要干政，就是要维护她和她儿子以及其党羽的权位。应该说，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女人，要比感兴趣者多得多。因此，太太从厨房走进客厅，插手丈夫的事务，有时并不一定她有很强烈的染指欲望，而是她个人的利益和周围人的需求，推她走到台前为代表，来“牝鸡司晨”的。
　　夫人干政，不光是国货精品，洋人也有类似现象，不过，相比之下，中国要热闹些，厉害些，闹腾的后果也严重些罢了。唐代的杨贵妃，把好端端的盛唐，弄得从此败落。明代有个名叫客氏的皇帝奶妈，和魏忠贤勾结起来，把朝廷上下，搞得个乌烟瘴气。清代有个西太后，差点把中国卖掉，则是人尽皆知的了。所以，中国人对于夫人干政，特别敏感，也特别反感。
　　这可能和数千年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轻视女性的观点，和与此相关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影响至今并未消除有关。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天然地把女性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的成见，仍旧自觉不自觉地起作用。因此，女性的正常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被剥夺，稍有表示，必看作是反常行为。于是，作为一种逆反心理，某些女性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狂热地干预国事政务的现象产生，是不奇怪的。
　　历史上也确有夫人干政成功的例子，不能一概抹煞。但中国人被夫人干政干怕了，就索性全盘否定。女人为什么不能干政？武则天当皇帝，不比她丈夫强上百倍？由于封建礼教桎梏了人们（也包括女人自己）的思想以后，便把走出厨房外的女人，视为不守妇道。而身居权力中心的女人，又极易生出愈来愈炽的野心。这就是中国夫人干政过多，和反对夫人干政甚烈的###，持续至今的缘故。
　　凡夫人干政，一、必有一个握有权柄，而又被她明里暗里能够掌握操纵的男人。这些皇帝、总统、主席、元首，通常先是宠幸、后是庇护、继是放纵、终于失控，成为大权旁落，俯首听命的傀儡。二、必有数个走后宫路线，与她沆瀣一气的，或内戚，或亲信，或情人面首之类的死党。三、也是最主要的，没有任何制衡力量，能够约束这些干政女人的恶性膨胀。
　　

屏风后的蔡夫人（2）
这也是中国这类丑恶现象不断的一个根本原因。历代王朝不知订过多少不许妇女干政的条文，但执法者往往是犯法者，犯法者常常是立法者，在没有最起码的民主和司法公正的社会里，夫人干政是无法避免的。
　　蔡夫人最后把荆州献给了曹操，不能说她不对。如果她支持刘表信任刘备，依赖他反抗曹操，难道就正确吗？后来，刘备入蜀，没几天，就把其实也是收留他的刘璋给干掉了。这当然是后车之鉴了。不过，也说明一点，太太的话，也不能一概斥之为夫人干政，而完全拒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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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丞相属诸葛
诸葛亮一生最光辉处，莫过于舌战群儒，挫败东吴投降派，促成吴、蜀结盟。在赤壁鏖战中，以少击多，以弱击强，打退曹操八十三万人马，终于出现了他所期盼的鼎足三分的局面。
　　这一场论战，可以说是他隆中决策的一次光辉实践。要不是诸葛亮说动孙权，与曹操决战，刘备就只有南奔苍梧，投靠吴臣，最后也就成为草寇罢了。所以从建安十二年，他走出南阳，跟着刘备新野撤退，江陵逃窜，颠沛险难，势逼事危，几无立足之地。直到赤壁之战，刘备才感觉到诸葛亮的重要性，从那时起，便奠定他的丞相位置。
　　孔明到东吴，一个劲地用激将法和拼命做反面文章，这也是在做无本生意。若是他有地盘，有实力，你不打我打，就不用这样鼓吹了。但诸葛亮吃透了东吴，在孙坚退守江东以来，已历三世，一直游离于中原的纷争消耗之外，养精蓄锐，羽毛丰满，这是他们不甘心屈服于曹操的主要方面。加之孙权自建安五年接手政权，至此也有七八年的治国安邦的经验，他当然不愿拱手把江山送与曹操。所以，孔明对这些不甘心认输的对手，此法自然会奏效的。
　　东吴虽主和者多，但皆是书生议论，其实，诸葛亮明白，与群儒舌战，不过是和站在幕后的旁听者舌战，这个人就是孙权。因为谋士所说所想，也正是孙权徘徊在降、战之间所思所虑的。所以，难倒这班东吴谋士，也就等于巩固了孙权的主战之心。这番政策大辩论的实际意义，也就在此。
　　虽然诸葛亮三寸不烂之舌，功不可没，但若无鲁肃对孙权的人皆可降独孙权不可降的一席话；若无主战派周瑜举足轻重的分量；若无从内心里不甘向曹操俯首称臣的孙权决断，舌战也就是舌战罢了。宣传是对民众的，对统治者来讲，最能动其心的，是利害关系。
　　不过，话说回来，动不动哭哭啼啼，智商不高的刘备，能办成这件事么？
　　所以，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人们盼望有一个英明的君主，更盼望有一个大贤大能的丞相。对于管仲、乐毅、张良、萧何这类兴国立业，励志图强，外御内安，邦富民康的治臣贤相，后人所给予的褒美礼赞之词，甚于他们辅佐的那些君主。在人们的心目中，皇帝弱一点，孬一点，弱智一点，窝囊一点，只要不是昏君，哪怕当个摆设都行。但没有一个治理天下、为民造福的贤能之相，那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堪设想了。秦二世若非赵高，唐玄宗若非李林甫，宋徽宗若非蔡京，明熹宗若非魏宗贤的话，也许情况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一般来说，中国历代当皇帝的人，挨个儿数一数，称得上圣明者很少，而昏庸者，荒淫者，暴虐者，好大喜功者，作践百姓者却很多很多。因此这些主子种种程度不同的恶，若没有一个辅宰佐弼加以抑制的话，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必是老百姓来承担。所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良相，常常起到皇帝和他的子民之间的调节器作用。而且，历朝历代的皇帝，无能者多，除一些开国之君，称得上英主外，其余治国有方的，真是屈指可数。实际治理国家的还是丞相，哪怕皇帝把他的心思只用在三宫六院上，倒也是小民之福了。
　　楚、汉相争之际，鸿沟划界，刘邦欲归，若非张良劝止，天下属项属刘，又当别论了。刘备若非诸葛亮，新野、樊城一败，走投苍梧吴臣，也就穷途末路了。所以，相之举足轻重，由此可见。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和他的超人才智，治理能力，远见卓识，应变才干，构成了贤与能的高度统一。作为一个相，光贤不能，不行；光能不贤，也不行。孔明就是这样一位大贤大能的辅弼之臣。
　　所以，自古至今，哪朝哪代没有“丞相”这个内阁重职呢？但泛提“丞相”二字，人们想到的准是诸葛亮。杜甫诗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正表明了这两个字的在某种程度上的专属意义。
　　尤其对长期在李林甫、蔡京、魏忠贤治下的中国人来说，“丞相祠堂何处寻”的“寻”，不也意味着一种不言自明的心声吗？
　　

三国周郎赤壁（1）
赤壁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一次有名的战役。
　　但赤壁到底在哪里，其说不一。苏东坡那首脍炙人口的“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的黄州，据考古家说，倒不是进行那场大战的场所。无论是真是假，这首词说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赤壁之战是“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周瑜，把号称八十三万人马的曹操打败的。而《三国演义》中，把指挥这场战争的总司令头衔，加在诸葛亮身上，实际是一种掠他人之美的行为。这不是诸葛亮的错，是后来一心想美化他的作家们的错。
　　公元208年，取得荆州的曹操，大军压江，志在必得，根本未把对手周瑜看在眼里，但想不到这位官渡大捷的英雄，却在赤壁碰壁。大人物常常瞧不上小人物，但偏偏栽倒在小人物手里，是使历史上许多盖世英雄为之蒙羞的故事。《资治通鉴》引习凿齿论曰：“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以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著述《汉晋春秋》时，距赤壁之战也就不过百多年，应该说，他的这番评断，对于曹操的败因的分析，接近于历史真实。
　　曹操从公元184年###黄巾起家，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他不是没有失败过，但进军洛阳以后，到统一中原，北征乌桓，便基本上是战无不利，攻无不克了。尤其是在他军事成就的顶峰之作，官渡大捷以后，又取得了荆襄战役的空前大胜，把刘备撵得个屁滚尿流，紧接着，他就要发动这场在公元208年的赤壁大战。
　　这场战争的失败，败在曹操被胜利冲昏头脑上，一个太骄傲的人，便忘乎所以；而忘乎所以，也就失去了对于事物的清醒认识。天平一倾斜，便只看到于自己有利的方面，自然也就只能作出错误的判断，招致失败的结局。
　　“人生几何，对酒当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横槊赋诗，踌躇满志，气势非凡，不可一世，这也是所有翘尾巴的人，很容易涌上来的德行。曹操是文人，难免文人风流，如此得意，自然情不自禁，加之马屁精一捧，就摇头晃脑地做起诗来。诗，也许不难做，仗，就不怎么好打了。于是，这位枭雄栽了个大跟头。
　　败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兵员疫疠，不习水战，降卒贰心，火烧连营。若从决策者主帅个人察究的话，习凿齿所说的“骄”，是赤壁失利的根本因素。因此，凡骄傲自矜，倚胜恃功，头脑发热，自我膨胀者，无有不败的。西楚霸王如何？不也刎别乌江？所以，在决策中，如何摒除个人感情用事的因素，和自身性格弱点的障碍，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就成了影响事业成败的关键。曹操这一败的后果，“俯仰之顷”，三分局面就定下来，他一生中再也休想渡过长江，而成全了一个“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的周公瑾。
　　赤壁之战，东吴是主体，刘备不过是盟军罢了。实际上，周瑜是三军统帅，诸葛亮连参谋长这样一个角色也不是。但经小说家铺陈演义之后，主次位置竟颠倒调换过来。诸葛亮成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高瞻远瞩，英明正确的统帅，借箭借风，料事如神，这当然是后人的发挥创造了。其实在《三国演义》里描写的正面战场上，并无蜀军一兵一卒，他指挥谁去？当时孔明先生，充其量也就是一名军事观察员，或联络参谋而已。
　　公元210年（赤壁之战刚过去两年），周瑜给孙权的信中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由此可知，他对于刘备，乃至对关、张，都不敢掉以轻心的。独对诸葛亮的作用，只字未曾提及，也许在赤壁，时年三十岁的诸葛亮，还不够资格与比他长六岁的周瑜，来共同指挥这场战役。
　　但《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却从此成为气量狭窄、毫不容人的典型，这实在是可怕的扭曲。史实中的周瑜“性度恢宏”，孙权与陆逊讨论时说：“公瑾雄烈，胆略兼人。”程普说过：“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而且他“长壮有姿貌”，“少精意于音乐”。可见他不愧为苏东坡笔下的“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风流人物。在宋代，评价三国时，人们并不以蜀汉为正统的，所以，他说“三国周郎赤壁”而不说孔明赤壁。但经后来小说家的虚构，扬抑之间，两人一则为神，一则为小肚鸡肠的小人了。
　　

三国周郎赤壁（2）
曹操在荆襄之役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东吴。因为，战争是解决政治、军事、经济等矛盾的最后手段。所以，曹操和孙权的这场决战不可避免。但任何形式的战争，都是实力的较量。孙权始终下不了决心应战，他确是被曹操声势浩大的八十三万兵马吓住了。
　　犹如角力，力气大的，总是要占优势，这也是共识。但实力强的一方，未必就是最后的胜者。周瑜看到了这点，因为战争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人类有史以来，以生命为代价的最大赌博，是伴随着时代进化演变的魔方游戏。它是个不停地产生误区，又不停地制造机遇的庞大迷宫。所以，周瑜敢于以东吴较少的兵力，再加之与刘备结盟的支持，握有和曹操一决雌雄的信心和决心。
　　敌我双方都存在着太多的彼此未知之数，和无法准确把握的变化和可能性。因此，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会有许多偶然因素，变生不测，打乱部署。措手不及，一错百错有之；棋高一着，全盘皆活者有之。也有不少以为势所必然的事情，却有意外的结果，于是，绝处逢生，化险为夷有之；得胜之师，全军覆灭有之。这些，是战场上屡见不鲜的。善战者便在这误区与机遇，偶然与必然的不停变化之中，扬长克短，把握时机，趋利避害，应变图胜。于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骄傲的曹操，败在了“雄姿英发”的周瑜手下。
　　仗是周瑜打的，但功劳全算在诸葛亮身上。这种不公平的事情，难道仅仅在小说中发生过吗？最后连曹操也不得不狡猾地间接承认：“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他也认为他的对手是周瑜，而没有孔明的份。只有大都督周瑜，才是指挥赤壁之战的主帅。
　　可历史上的许多糊涂账，要回归它本来的面貌，却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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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用人（1）
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吃了黄盖假投降的亏，上了一当，虽然史实并非完全如此。但小说家这样写，确实也符合曹操的性格，因为他的用人政策，是绝对不怕使用从敌方阵营投奔或投降于他的将领，只要你跑到我这儿来，我相信了你，就大胆使用，任情驱使，毫无隔阂，不分彼此。
　　说实在的，无大气度，也无此大胆识。惟有曹操，来者不拒，堪称善用人才，敢用人才的大手笔。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这样胸怀的领导者，极少。
　　后来一些帝王，出身小农者，常思想狭隘，偏执保守；文化不高者，便恐惧知识，嫉才妒贤；无德无能者，好猜忌怀疑，小肚鸡肠；自以为是者，必刚愎自用，无法容人。有的连一齐打江山的开国元勋，谋臣强将，都要想法整死，对于敌人阵营那边过来的人，不要说重用，能不杀头，留一条命，就是万幸了。
　　曹操能够把那些曾经和他厮杀过、较量过的对手，容纳在他的麾下予以重任，说明他对于人才的重视，和求贤若渴之心，关羽就是一个例子，捉了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