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三国-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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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能够把那些曾经和他厮杀过、较量过的对手，容纳在他的麾下予以重任，说明他对于人才的重视，和求贤若渴之心，关羽就是一个例子，捉了来，不但不咎既往，还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殷勤款待这位降将，甚至关羽最后不辞而别，他还放他一马。这种用人之道，是他事业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终生受益不尽。虽然他一生中也杀过许多有才干的人物，但在他的手下，谋士如贾诩、袁涣、田畴、王修，将领如张辽、张郃、臧霸、文聘，都是被他降服过来，然后加以重用的。这些人在曹操建功立业、南征北战数十年中，为他立下多少汗马功劳啊！
　　其实早年曹操在山东时，把剿灭的黄巾余部，改编成他的青州军起，就尝到了化敌为友的甜头。当时，各路诸侯你争我夺，别看打得十分起劲，但粮饷是不能保证的，袁绍的部队饿得采树上桑椹吃，袁术的人马只好到河里湖里捞鱼摸虾充饥。所以，曹操收编黄巾后，强者当兵，弱者屯田，这样，前方有精锐部队，后方有充足供应，这才使他得以战胜那些诸侯。
　　他的人才政策，在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中，就明确地指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已经表示出他的对于“德才资”选人标准的独特见解，他是根本不在乎什么门第、出身、成分、路线，以及什么立场、态度之类条条框框，他就认准一条——唯才是举。
　　到建安二十二年，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这种不拘一格的干部路线。“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毋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正因为这个指导思想，他的人才优势，在三分天下的局势中，始终保持兴旺不衰。
　　当时，在许都，人文荟萃，风雅集聚，建安文学的主力，几乎全在曹氏父子周围，而蜀和吴，堪与匹敌的文化人，简直挑不出几个。尽管祢衡、孔融、杨修死在他的手中，但王粲、刘桢、徐幹、阮瑀，包括那个痛骂曹操祖宗三代的陈琳，和曹操用金璧赎回的蔡琰，都在邺下“俊才云蒸”，形成一代文风。对于文化人尚且如此招揽，那么政治、军事方面则更是众士归心了。
　　凡一个朝代衰微之日，便用人疑人，诸多防范，举措不定，百般禁忌了。如明代末期那样，动辄废处大臣，朝令夕改，狐疑猜测，文武不安，那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同样，在干部路线上，一旦以佞己阿附为德而量人，以伪饰曲从为能而用材，在一个国家，必为猥庸无为之君；在一个单位，定是碌碌低能之辈。
　　早在建安十四年，丞相掾和洽，曹操的私人秘书，向他反映：“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致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他认为，“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曹操立刻称善，由此可见他虽然唯才是举，但对那些装孙子，把自己裹藏起来的祸心叵测之辈，也是不感兴趣的。
　　

曹操的用人（2）
所以，那些喜用小人之人，非但不敢比之曹操的豁达豪放，胆识过人，也不敢比之刘备谦恭逊和，从善如流；甚至不能和刘备的儿子阿斗比，刘禅虽然也近小人，远君子，但至少没有想方设法把诸葛亮干掉，这就是显得他比某些国君的水平高的地方了。
　　虽然黄盖诈降，赤壁败绩，但曹操求贤若渴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擢用人才，甚至在战败袁绍后，“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他“命尽焚之，更不再问”，有这等气魄的大政治家，无论历史上的，还是小说中的曹操，确是一个非凡人物。既生瑜，何生亮
　　“既生瑜，何生亮？”这是周瑜赤壁之战以后，被诸葛亮活活气死，弥留之际的一句名言。
　　从此，这就成了两雄并立，有你无我的充满嫉愤哀怨的自白了。其实，按正史《三国志》，并非如此。周瑜是赤壁之战的总司令，刘备的兵马本来不多，参战者则更少，诸葛亮在年龄上，比周瑜要小得多，顶多也是个参谋总部中的一员而已。曹操在赤壁战后，写给孙权的一封信里说过，“因为我的部队里发生了传染病，我才烧船自退，徒然使周瑜获得虚名罢了！”从这里看，曹操根本不认为赤壁之战，与诸葛亮的指挥，有多大关系。
　　但史实是一回事，而变成小说《三国演义》，则“七实三虚”，又是另一回事了。
　　按演义，自打诸葛亮到东吴当说客，孙权和、战不定时，周瑜由鄱阳赶回柴桑议事起，亮、瑜二人，实际是吴蜀联军司令部里的一号和二号首长。箭是他借的，风也是他借的，孔明的功劳甚至还要大些。包括火攻的主意，他也是和周瑜一起想到的。于是，这两位将也好，帅也好，是在一种既合作，又斗争，既共同御侮，又针锋相对的矛盾之中共事。没有诸葛亮，周瑜未必能大获全胜；没有周瑜，诸葛亮的奇才大略，也无法施展。所以，周瑜离不了诸葛亮，而诸葛亮也得依靠周瑜。由此形成了吴、蜀联盟的关系，协调了双方的军事行动，打退了曹操号称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的攻势，取得了空前的赤壁大战的胜利，从此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周瑜尽管气量狭窄，不过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很有预见性的。为东吴未来的安全计，他认为诸葛亮辅佐刘备，是比曹操还要危险的敌人。其实，周瑜对刘备，也很不放心，曾建议孙权用声色犬马来羁縻住他的。
　　潜在的敌对力量，极可能是明天的麻烦。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应有未雨绸缪的准备，消弭隐患于初起之际，免得养痈遗患。在《三国演义》中，周瑜一而再，再而三地置诸葛亮于死地，必杀掉他才罢手的狠绝，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深谋远虑。
　　因此，他的具体措施无非两条：一、是争取诸葛亮为东吴效力；二、若不成，便用名正言顺的名目杀，例如立军令状，要他去造十万支箭；或者索性用非法手段杀，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诸葛亮干掉。杀，是主要的，争取是次要的，与诸葛亮有手足之情的诸葛瑾去劝说他，背叛刘备，投向东吴，也不过是奉命行事，走走过场罢了。
　　为什么周瑜更倾向于杀呢？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了。
　　与公与私来说，他都要消灭这个对手的。为吴国计，要杀他，为个人计，他也要杀他。嫉妒是人类的与生俱来的情感之一，他不能容许一个事事料定自己，处处胜过自己的人存在。要取得心理平衡，首先得保持双方力量上均衡，其次要设法使己方的力量胜过彼方。
　　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一种办法，是处于弱势一方的，使自己强大起来，超过原来的强者；一种办法，是使处于优势地位的，削弱到比弱势者还要弱，甚至不存在，不成为一种力量。由于失去竞争对手，天下唯我独尊，再弱之势，也就成为强势了。
　　这后一种行为，是很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不是不足者迎头赶上，在竞争中使自己的不足的部分改善加强，和足者齐步同进。而是我败让你也败，我穷你也别富，我不行，咱们一块不行。所谓保护落后，所谓平均主义，所谓吃大锅饭，所谓出头的椽子先烂，所谓鞭打快牛，从本质上讲，都是损有余来补不足，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就是这种汰强存弱的落后竞争方式，使历史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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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用人（3）
因为在长期封建等级社会中，中国人缺乏公平竞争的客观条件和心理机制，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都抱着《三国演义》中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的灭掉对手的减法，从不抱着“既有瑜，又有亮”而相得益彰的加法。所以，最好的减法，莫过于把对手从牌局中排除出去。而最佳的排除手段，莫过于“喀嚓”一刀。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常常没有什么游戏规则，多凭不正当手段而独霸天下的原因了。
　　所以，有了这句名言，周瑜从此不仅在文学中，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家喻户晓的，无丝毫容人之量的典型人物。其实，社会的进步是建筑在公平的竞争上的，你好，我要比你更好，你有，我要比你更有。在同一条跑道上，不是靠使绊子扳倒别人，夺得第一，而是靠光明磊落的竞争，走在前面，那才是真正的胜利。而纪录也只有在这样你追我赶的局面下，才能打破。如果“既生瑜，何生亮”，只你老哥一个，你会是永远的冠军，但纪录也永远停滞在那儿了。
　　说穿了，嫉妒，是弱者的行为，你有力量，你有信心，你有竞争的意志，你有必胜的把握，你还用得着去嫉妒吗？
　　

争议关羽
关羽在三国中，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他的一生，过五关也好，走麦城也好，单刀赴会也好，水淹七军也好，后来人的看法，大致能取得共识。独有降操、释操这两件事，众说纷纭，评价不一。有赞美者，如李卓吾先生，“云长是圣人，是佛！”也有持批判论者，上纲曰：投降主义，背叛组织，丧失立场，玩忽职守，贻误军机，分不清大是大非，模糊了敌我界限……这两类观点截然对立。
　　褒者褒他的义，义薄云天，义重如山，便义无反顾。因此，降操是光荣的，释操则是高尚的。
　　贬者贬他，无论如何臣服了曹操，失了大节；华容道留下曹操一条生路，失了大职，都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其实，就让他有争议好了，不必求得一致认识。何况已是古人，即使关老爷健在，大家看法不一，又如何？
　　中国人好绝对化，好则全好，坏则全坏。伟人一无瑕疵，被否定的角色，则一无是处，哪怕有一点点对的地方，也是错的。中国人老是盖棺论定不了，就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欲美化者，恨不能连伟人放个屁，也是香的。那错，当然也就错得正确。同样，欲丑化者，那个绑在耻辱柱上的人，肯定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货色了。
　　对关羽降操、释操，两种看法所以如此分歧，和我们现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对一些人，一些事的认识的分野，是差不多的，都因为卷进了太多的感情用事的成分，便像是戴上了有色眼镜一样。若是能够客观地，两分法地看待事物，好，不至于好得不得了，捧场的话让人听来肉麻；坏也不至于坏到比撒旦还撒旦，永劫不复。因为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好和坏都不会永远绝对的。
　　最容易产生的偏激，并不在好与坏的本身，往往倒在于说好说坏的人，夹杂太多的个人感情成分。如同做一道菜，欲咸者，拼命加盐，欲甜者，大量加糖，其实菜就是菜，本味最佳。所以，美化论者越是不允许对恭维的对象，说一个“不”字，那么，说“不”的人也越来越多。丑化论者越是抹黑，越是搞臭，反过来不听这份邪的人也越多。所以，这些年来，一会儿我们看到多少头顶光环的神，一下子变成众人所唾弃的恶鬼，一会儿又有多少曾被视作万世不朽的东西，只不过是历史的垃圾。一会儿，毒草变为香花，尘土冰冻的作家和作品又重放异彩，一会儿明星成为臭狗屎，红人跌进泔水缸。这类碧落黄泉的反差，所以层出不穷，原因就在于我们一些人，太唯心主义，太形而上学，缺乏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爱憎感情的过分介入，差异才会这样大相径庭的。
　　如果论说双方都能退回半步的话，尤其不滥用溢美之词，虚浮的评价多打一些折扣，这个被评价的人、事、物，也许更接近于本来的真实状态。同样的道理，对于否定的方面，除大是大非外，多一点宽容，多一点客观，也许会使评断多一点公正的。
　　褒要得宜，贬应适当。否则，由人及事，那些宁左勿右，矫枉过正，层层加码，极端绝对的政策偏差，就会像沉渣一样泛起来的。
　　

南郡争夺战
赤壁大战，曹操输了，而且输得很惨。但一个失败了的，可并不等于完全丧失战斗力的对手，是绝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周瑜求胜心切，扩大战果，宜将剩勇追穷寇，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周瑜恃赤壁之胜，藐视曹操，结果在南郡吃了大亏，人地两失，身负重创，就是缺乏这种清醒所致。
　　一般来讲，实力较强，暂时受挫的对手，尤其不可小觑。若被其反咬一口，往往倒是致命的。因为，失败者的报复，要比成功者的报复，更毒，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规律。
　　任何形式的战争，必有胜负之分。即或打个平手，也会有小胜或小负的区别。于是，胜负得失，输赢赔赚，必然要把战争参与者的胜方和负方感情中的恶潜质，充分煽动起来。这也是人类至今争斗不已，流血不止的原因。
　　决不认输的败者，会不择一切手段地复仇，做梦也想着东山再起，雪耻除恨。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胜者，一定赶尽杀绝地追求一个干净、彻底、全歼的境地，以防卷土重来。表现在战场上，便是尸陈遍野，血流成河；表现在政治上，便是君诛国灭，成王败寇；表现在经济上，便是火并鲸吞，你死我活……在理念抑制、明智封杀、心态失常的情况下，这种不可遏制的欲望强烈者，成为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差池一点的，也是耿耿于怀，不使敌手趴下，坐卧也不安的。而恶的结果，必然是无所不用其极。由于无所不用其极，惩罚也就随之而来。
　　这就是赤壁之战以后，孙权、周瑜不肯罢休，西取荆襄，北战合肥的决策由来。曹操当然也不甘心他号称八十三万兵马，轻易地败在东吴手下，自然要寻机报复，扭转败局。
　　于是，就有一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南郡争夺战。
　　周瑜身为联军统帅，完全应该邀请刘备同攻南郡，使其在自己的辖制之下，予夺予取，主动权在手中掌握，何其从容自如？但他独吞胜利果实之心，加上嫉贤妒能，要赛一番风头的狭窄心胸，使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一、他得独自去和犹有余力的曹操较量。二、给刘备、诸葛亮乘虚而入的机会。
　　如果双方联合攻下南郡之后，抓住刘备的一贯言行的仁义为先的弱点，周瑜可以毫不客气地坐领南郡，让诸葛亮气得干瞪眼；如果刘备这一回不那么仁义，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孔明不肯放弃这难得的机遇。至少，双方平分南郡，还有周瑜百分之五十的机会。可他却轻骑出征，渡江远击，中了曹操的伏兵之计。
　　由此可以看出，周瑜只知其一，刘备有窥伺南郡之心，绝不能让他得手。曹操但知其二，吴或蜀的追兵必袭南郡，而且预留锦囊妙计，以期转败为胜。诸葛亮却能知其三，利用周瑜来抵挡曹操败退途中的疯狂反扑，坐享其成。反过来，也等于依靠曹操去遏制周瑜得胜之师的骄纵气势。然后，在双方较量的空隙中间，矫诏发令，取得了荆州、襄阳，付了极小代价，获得极大成果。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巧者劳而智者得，这三个人的高低之分，也就一目了然了。
　　在现实生活中的功利面前，道德常常是向利害俯首称臣的，在物质社会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成为一门永恒的艺术。这种两强相争，第三者从中获益的情况，或者你努力奋斗之后，别人趁机摘桃，捧走胜利果实的现象，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当然，甘心情愿输棋者，就大可不必设防了。然而，纵观世界，这类傻子是很少很少的。
　　还是聪明点好。
　　

马良进良言（1）
赤壁大战以后，三分格局形成，刘备获得了一块地盘，过起相对稳定的日子。
　　此时，虽然失败了，但囊括天下之心，并未改变者，为曹操。取得了胜利，但求自保，小有拓展，便满足的，为孙权。曹操是枭雄，孙权为虎子，是进攻型的，是做得大事的领袖。刘备既无曹操的力量，也无东吴的根基，虽然打着光复汉室的旗帜，那不过是个遥远的政治目标。若无良臣勇将，他与刘表、刘璋相比，除去仁义的感召力外，并无太大的差别。所以，他得了荆州、南郡、襄阳以后，心中大喜，商议久远之计，准备在此安家立业了。这种心满意足的表现，充分说明了他是一个口头上的胸怀大志者，而实际上是很容易知足求安的人物。这块地盘比之周旋于下邳、小沛，亡命于新野、樊城，日子要好过得多了。如果曹操不跟他过不去，他也会在小沛、新野存身，并努力安分守己的。由于曹操不放过他，穷追猛打，逼得他与也受曹操压迫的东吴结盟，这样，才有赤壁之战，才有鼎足之势。
　　这结果是刘备没有料到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下一步还打算干什么，脑袋里是一片空白的。中国，其实是个农民国家，很长一个时期内，工人是开机器的农民，士兵是拿武器的农民，知识分子脚上的泥巴也还没有来得及洗干净。所以，像刘备这样一位织席贩履者，虽然被汉献帝封为皇叔，但他的这份贵族头衔，来历可疑，不大经得起推敲；出现这种革命已经成功，无须继续奋斗的想法，是很正常的。一个农民，在播下一粒种时，由于天有不测风云，并无十分把握有收获的可能。因此，短视和短期行为，便是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
　　所以，在刘备身上，那种小手工业者的趣味，满足小康生活的情绪，表现得格外明显，也就不奇怪了。看来，曹操、孙权，臭他织席贩履者，也非虚妄。但英雄不论出身，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刘邦、朱元璋、赵匡胤，也都是起自草莽。但中国历史上有些皇帝，坐了江山，那种流氓无产者的习气，痞子作风，小农思想，市侩行为等毛病，也难以在一朝一夕间改变，往往影响国政。二十四史中不务正业的皇帝实在数不胜数：有的喜欢站柜台的，在宫里作市场，与宫人们吆喝做买卖；有的乐意当木匠的，亲自操作，手艺还真顶得上八级工；有的擅长踢球的，球技还相当高明；有的热爱表演艺术，粉墨登场，串演戏剧；独有这位刘备，酷善编织，堪称一绝。人家送来了一些牛尾毛，他那技艺之手痒痒了，就精心地织了一顶帽子。其实，这也无所谓，每个人都应该有他的业余爱好的权利。但愿不要把这类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愚昧、落后的习性，来治理国家，那就是万幸了。
　　诸葛亮一看刘备这种不思进取的样子，心凉了半截。要是如此容易满足的话，他的隆中对策，他的三分天下的新思维，岂不要泡汤了吗？怎么办？这位臣下颇费踌躇了。
　　与这类目光短视，容易满足的领导人共事，就必须把握住他，克服他的惰性，推动他往前走；而且要谨慎你的努力，收敛你的锋芒，不使他认为是对他的威胁。在中国，越是这类无能的皇帝，越是害怕比他能干的大臣；而将相越是治国有方，那功高盖主的危险性（包括掉脑袋）也越来越大。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一个诸葛亮，原因就在这里。
　　孔明不向刘备直接建议，去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而由刘备的老朋友伊藉出谋划策；伊藉也不说得很具体，又让一个在野之人马良，把这意思表达出来，这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下，巧妙的政治行为了。
　　一句即使非常正确的话，谁说，怎么说，效果是大不相同的。
　　聪明的谋士必须要绕着弯子，让领导人明白，而又不使他面子难堪，这是最标准的做法。否则，“荆襄四面受敌之地，恐不可久守”这句话，出自诸葛亮之口，对此刻心中大喜的刘备，将会是怎样的反应，那就是未知之数了。即或有的领导人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但能够这样回转一下，使他相信自己不是白痴，也是有益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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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良进良言（2）
诸葛亮伟大，但不成功，细细分析起来，最后的败局，不能不归罪于他所辅佐的这对父子俩。刘备资质平庸，才干一般，阿斗是扶不上去的天子，纵使诸葛亮有匡世之才，碰上这样不高明的主子，也难有回天之力。不过，话说回来，这爷儿俩，水平虽低，基本上还是肯放手，好合作的领导，若遇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帝王，有功劳算他的，出问题算你的，最后连个好下场也没有。所以，不妨可以说，诸葛亮不成功，是由于刘备和阿斗的缘故；那么，诸葛亮的伟大，恐怕也是因为刘备和阿斗的关系，没有平地，哪显高山。如果这对父子是英威圣明之主，文修武治之君，也就突出不了诸葛亮的光芒了。
　　

刘备的另一面（1）
《三国志》卷三十二，说刘备“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但到《三国演义》里，为了突出正面人物形象，把他的这方面的爱好，给抹掉了。这倒合乎文革创作三突出的原则，好，则好到一塌糊涂；坏，也坏到不可救药。于是，刘备就特别的正人君子起来。其实，他从建安十四年冬十月，去东吴结亲，洞房花烛，一住就是一年，吃喝玩乐，声色犬马，把荆州忘得干干净净。从这点看，正史《三国志》对他性格这一方面的描述，是接近真实的。
　　他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多大出息，很容易知足的人物。
　　刘备被曹操打得屁滚尿流，托庇于荆州刘表时，寄寓在新野局促之地，稍稍能喘口气，恰巧有人送来一把牛尾巴毛，这位老兄的手工艺匠人的职业本性复萌，兴致勃勃地编织起帽子来。
　　诸葛亮一看，不得不说话了，“明公无复有远志，但事此而已耶？”其实，即使不是诸葛亮，假如一个普通老百姓，看到九五之尊在宫里做手工活，不问朝事，或率领宫妃，扮演角色，或干类似的总不是领导人该做的事情时，不也觉得不可理解吗？
　　刘备的编织，或许只能看作是匠人的阶级本性了，若按前不久流行的红五类观点来看，刘备、曹操、孙权三位，最根正苗红的还得数这位刘备。他本人要是填表的话，在成分栏里是应该写上“手工业劳动者”的，比之曹操的官僚子弟，孙权的土豪乡绅，确实算作革命基本群众和依靠对象的。但手工业者终究和产业工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小生产规模，决定了农业手工业匠人，像刘备这样“编席贩履”之徒的保守狭隘，目光短浅，患得患失，贪小失大的先天就有的性格，表现在革命上，则是坚定性不够，而惰性却十足，获得和占有的欲望强烈，但斗争意志却常软弱动摇，思想上爱唱高调，个人的品质意志则显得薄弱，表面上的正经，但生活上却极易被人腐化等的阶级弱势。
　　所以，建安十五年，周瑜建议过孙权，“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
　　周瑜提出的这一招，挺厉害，在中国历史的政治生活中，管这一招叫“羁縻”，是用来对付高层异己分子的一种经常使用的手段。因为凡执掌权柄的人周围，并不都是同心同德者，必有一些感到棘手的人物存在着，这其中，有一类是用不得，又甩不得的人；有一类是碰不得，又罚不得的人；有一类是杀不得，又放不得的人；有一类是近不得，又远不得的人……这些可能成为敌手、叛逆，可目前仍在控制之中，但持离心离德状态的势力代表人物，无论如何是危险因素。
　　通常有三种处置办法：一、借一个什么名目，一网打尽，或逐个消灭；但杀人绝非万全之计，有碍观瞻不说，而且持异议者，历朝历代，总是层出不穷的；除独夫民贼，这一招较不常使用。二、礼送出境，要是掌权者绝对强大，而且对手除一张嘴巴外，别无实力，也无妨一试。一般情况下，放虎归山，迟早要构成对自己的正面直接威胁，有远见者，并不喜欢这个措施。三、中国的政治家比较乐于采用比软禁（当然，实际是更为养尊处优的软禁）还要宽泛的羁縻政策，把握在身边，高官厚禄，声色犬马，“丧其心志”，“娱其耳目”，是最为稳妥的了。只要安排好足够盯牢的眼睛，随时知道动静即可。
　　周瑜对于位居荆州的这位枭雄，干掉他不是办法，因为北方有个曹操，不干掉他，早晚必是个不安定因素。这位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了解到这个所谓“皇叔”的刘备，其实只是在黄巾之乱中冲杀出来的一批“痞子先锋”罢了。究竟他是否真的是天胄贵裔，是那位穿金缕玉衣入殓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史书上也称其“湮没无考”。所以被封皇叔，只不过汉献帝被曹操玩弄于股掌之上，心里总是存有复辟的念头，才认这个本家，以为能给自己提供奥援。而刘备本想借此抬高身价，自然大做文章，捞取资本。政治的任何交易，无不因利害需要而定。即使穿上皇叔的干部服，也仍旧是骨子里的小作坊里的工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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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的另一面（2）
正如文坛上某些新锐老秀，或西服革履，满口鸟语，而粪土一切，或仙风道骨，隐迹终南，而挥斥方遒，但一涉及“分田分地真忙”利害所在的关头，或攸关声名地位职称头衔排名座次高低上下，也不过一饮一啄，一饭一粥的微末之事，便露出早先村子里、地头上，那种仨瓜俩枣也不相让的小肚鸡肠来，和他们笔下那田园牧歌的清高俊逸，全不是一回事了。本性这种东西，如孙行者的尾巴一般，难免就要暴露出来的。
　　当然，周瑜不可能研究过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阶级分析的观点，但他却吃透了刘备这类从农村杀出来的流氓无产者，一朝得势，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权柄以后，首先极欲得到满足的两大需求，无非一是金钱，一是女人。这两样东西，是最能让昨天的泥腿子，乖乖地举起双手了。
　　毛主席在革命成功的前夜，曾经向即将夺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的问题。因为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个革命特点，更多把握权力的人员是农民，所以，他大声疾呼。甚至还要在更早的抗日战争年代里，他对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提出的农民革命领袖的腐化堕落现象，就号召全党重视了。后来大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更多的经不起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