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细节看清朝-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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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早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钦此！这种迷信手段还真是有效。
　　第三天，太平军就打破清军东面的围困，从永安撤出。在龙寮山口大败清朝追兵，还重创了清军大将乌兰泰，乌兰泰随即死于军中。洪秀全听从杨秀清的建议，率兵乘胜向桂林挺进。当时的桂林是广西清军总部所在地，如此一来，清军大为惶恐，向荣急率本部人马星夜兼程，终于赶在太平军之前到达，提前布置防御。太平军到达后清军已经有所准备，双方相持不下，太平军见战机已失，遂于五月，出广西，向两湖进军。至此太平军走出广西一省境内，终于成了大清朝的心腹大患。冯云山、罗大纲率兵为先锋，首先攻克了兴安、全州，准备随后顺流而下攻打长沙。
　　然而不料在全州一处名叫蓑衣渡的地方，当地知县江忠源布置了防御阵地，南王冯云山竟然不幸在此中炮身亡。冯云山之死实在是太平天国的一大损失。冯云山是最早跟随洪秀全宣传拜上帝教的人，可以说是洪秀全的老哥们。
　　冯云山胸怀大志，在广西紫荆山地区传教之时，就曾写下“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的对联。他在拜上帝教早期宣传教义、建立组织等方面居功至伟，本来应该在天平军中是仅次于洪秀全的二号人物。只不过因为杨秀清和萧朝贵分别取得了“天父”、天兄”的代言地位，冯云山才在永安封王时屈居南王。后人曾称之为“其忠勇才德与智谋器度实为太平天国之第一人”，对于其死又说“使其不死于是役，将必可辅佐天王，裁制东王，调和各王，而于帷幄之中创谋建议领导大业以底于成”。
　　虽然从后来天京事变的经过和太平军的阶级局限中可以看出，裁制东王是做不到的，但至少能让东王不那么目中无人，以至于“威风张扬，不知自忌”。所以说这么关键的人物却这么早就战死沙场，而且又是在一场无关紧要的战斗中，太平天国的失败，的确也可以让人感慨天意难违。冯云山死后，太平军局势一度危急，于是太平军选择了退走道州。道州一带当地农民起义者很多，声势浩大的太平军一到，这些不成气候的起义者纷纷投靠，于是太平军重新壮大了声势。遂于咸丰二年六月，连陷江华、宁远、嘉禾；七月又陷桂阳。而击毙冯云山的清朝知县江忠源率军一路紧跟太平军，与太平军交手后立即退守郴州，太平军大军为报南王之仇，围攻郴州。在围攻郴州的过程中，太平军接到谍报，说长沙城正拆修城垣，没有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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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战江南（3）
西王萧朝贵突发奇想，认为若带轻兵奇袭，长沙唾手可得。杨秀清也对这个方案表示赞同。于是萧朝贵率领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带战士千余人，绕山道急行一百九十里，连克安仁、攸县、沣陵，遂从沣陵直奔长沙。八月初七，萧朝贵率兵抵达长沙城南十里石马铺，石马铺有清朝陕西西安镇总兵福诚率兵屯守。八月初八，萧朝贵下令进攻，大破清军连营七八里，杀死清朝总兵福诚以下将领数十员，清兵二千余，获得军粮、大小炮、火药、骡马不计其数。清军残兵退回长沙。
　　八月初九，萧朝贵指挥将士向长沙各城门进攻。清军在城上开大炮轰击，炮弹打中萧朝贵胸膛，洞穿乳部，于是萧朝贵伤重不治。三个月内，太平军连丧南王、西王，将士们悲愤之余，也大起同仇敌忾之心。洪秀全听说妹夫萧朝贵战死长沙，放下郴州不管，直奔长沙，亲自督战，誓夺长沙为妹夫报仇。然而一直到九月，太平军用尽各种方法，包括挖隧道攻城，都没有成功。随着战争形势的继续发展，洪秀全、杨秀清等认为大军不能再继续滞留长沙；而长沙不克，西王之仇不报，对军心士气是一大影响。
　　于是洪秀全又心生一计，他派人将一块事先做好的玉玺偷偷拿到长沙城南门外正在挖掘的攻城地道里，然后就诈称是天命所授，预示着他是真命天子。这同一招数变换形式，反复使用，还真是有效果，人总是有从众心理的，再加上迷信的作用，很容易让人相信这样的所谓奇迹。于是太平军将士高呼万岁，于十月二十七日夜撤围而去，清军阻拦不住，向荣率兵追击又被年仅二十一岁的翼王石达开设伏兵打败，损兵折将。
　　于是太平军渡过湘水，北上进兵。太平军初期采取的战略是和历史上绝大多数农民起义军一样的流动作战，这是一种非常不利的军事策略，是没有根据地的农民起义军的无奈选择。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也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致使根据地丧失，而被迫转入这种不利的军事态势。作为具有国家力量的统治者们来说，由于他们在整体实力上占据绝对上风，所以要对付农民起义军的这种战略，理论上来说其实不难。
　　红军长征时候就有人给蒋介石提过一个建议叫做“外锁内攻”，具体说来就是调动大军在前沿阵地对红军加紧攻击，不给红军喘息之机；同时在红军所到之处实行坚壁清野，断绝红军补给。其实如果此人的建议能够得到坚决贯彻实施，红军危矣。
　　然而这种策略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实力绝对占上风；二是必须整体协同作战，指挥权高度集中，不能各自为政。蒋介石正是因为桂、黔、川各地军阀对他阳奉阴违，不能协同一心；再加上毛主席当时又灵感喷涌，四渡赤水等等妙招迭出，这才使得红军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仍然虎口脱险，转战陕北。
　　太平军从起义到攻克南京建立根据地之前，也是类似情况。长沙之战就是典型：而之前太平军一直转战各地，为了给南王、西王报仇，在湖南停留了太多时间，如果被清军集中兵力包围，形势必然大为不利。所以洪杨等人做出撤围长沙，继续转战的策略是非常英明的。而从清军方面来说，却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没能抓住太平军滞留长沙的机会集中优势兵力围而歼之。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军队腐败、官场倾轧等等造成的不能戮力同心，协同作战。当时在长沙城中的湖南巡抚骆秉章追述这一役的时候说：“河西原有官兵万馀，向军门亦在焉，不能堵贼北窜，不知何故。……是役也，在长沙办贼，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不能灭贼，以致北窜，亦一恨事。”清朝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等文武大臣的勾心斗角，绿营军队的腐朽无能，在骆秉章这段短短的回忆中，已经暴露无遗。
　　而在长沙清廷也丧失了最后一次扼杀太平军的机会，太平军从此一帆风顺，出洞庭，入长江，下江南，清军再没有阻挡的能力；等到了太平军定都南京之后，双方展开的就是旗鼓相当的对抗，而不是清廷围剿太平军了。太平军既渡湘水，十一月十日，克岳州。在岳州居然发现了当年吴三桂作乱时候留下的大批刀枪军械，虽然已经事隔百余年，但是这批军械仍然给太平军带来了巨大帮助。吴三桂当年作乱虽然不成，可是竟然还能资助百余年后的太平军反抗清廷，若其在泉下有知，想必也会暗暗窃喜，感到一种复仇的快感吧？太平军得到这笔意外之财后，声势大振。二十日，克汉阳。十二月九日，克武昌。
　　

转战江南（4）
武昌之战，清军将领向荣一路追击至此，约守城的湖北巡抚常大淳内外夹攻太平军，不料常大淳害怕开启城门会有危险，竟然不答应向荣的请求，结果城墙被太平军地雷炸塌，武昌城破。此时太平军已经发展到五十万人。在武昌度过新年之后，一八五三年正月初七，大军分水陆两路下江南。二月初二，围攻南京；十四日，就攻克南京。随后分军攻克镇江、扬州。随后太平军改南京为天京，定都于此，正式建立政权。计自金田起义到此时，太平军只用了两年三个月，就席卷长江，截断了清朝的漕运，控制了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带。
　　至此，太平军前期发展形势一片大好，进入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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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抉择（1）
诸葛亮之所以厉害，是因为他高卧隆中，未出茅庐，就已经预知三分天下。这个战略眼光比他后来所获得的多个具体战役的胜利都有价值得多。三足鼎立五十多年的格局，由此开创。
　　所以说整体战略是个大问题。
　　太平军在发展壮大之后，在发展战略问题上也遭遇了瓶颈，他们内部的争论和最终的选择，决定了整个太平天国运动的结局。
　　在太平军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对于太平军内部对于前途问题有过很多争论。早在攻打桂林不克之时，就有人不愿意离开老家广西，想继续在广西境内转战。但是当时广西境内战略态势实在过于恶劣，幸亏杨秀清有远见卓识，决定全军进入湖南。后来攻克武昌后，关于前途问题曾经有一场大讨论。武昌地处九省通衢，是战略要地，本来可以在此稳定政权，但当时有欲北上襄樊至河南进取中原者；有欲西进入川者；有欲沿江而下取金陵者，众人议论纷纷。
　　后来是杨秀清使出“天父下凡”绝招，才力排众议，决定进取金陵。
　　洪秀全本人是打算北上河南进取中原的，其实一直到攻克南京的时候，洪秀全仍然有这个打算，而且支持这种战略的大有人在，将领罗大纲就曾说：“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至皖、豫一出。”不过洪秀全最终被杨秀清说服，入主南京，正式定都。据说促成杨秀清下终极决心的，是一个湘籍老水手的言论，此人力谏东王：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长江天险，又有船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定都天京之后，杨秀清又派兵北伐西征，巩固政权。其中石达开的西征获得巨大胜利，而北伐则由于过于孤军深入，被清军全歼。太平天国究竟是不是应该定都天京，以及定都天京后的战略抉择，一直是后人争论的话题。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太平军当有两种选择：一是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效法明末的李自成，直逼北京；二是在南京建都，在江南一带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军事上要抵御清军的进攻，经济上要发展生产积蓄力量，政治上则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与清廷划江而治。然后等力量积攒到足以彻底推翻清朝统治的时候再攻打北京，平定天下。这两个方案仔细分析其实是各有利弊：若全力北伐，就仍然只能采用流寇战术。而清廷肯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北京，太平军当时虽然声势极为浩大，但是能不能击破清廷倾国之力所做的防御和围追堵截，尤其是面对以僧格林沁为代表的蒙古骑兵之时，胜负很难预知。毕竟当时的清廷虽然国势衰退，但与黑暗透顶的大明朝相比，还是具备很强实力的，因此李自成式的孤注一掷能不能成功是个问题。
　　如果留守南京发展根据地，走的就是朱元璋的道路，所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也。但是太平天国的斗争形势和朱元璋当时所面对的形势不可同日而语：朱元璋那时天下大乱，陈友谅、张士诚等群雄并起，元朝顾此失彼，焦头烂额，所以朱元璋采取这种卞庄刺虎的策略可以说是十分明智；然而太平军所面临的形势却几乎是自己孤军奋战，虽然北方有捻军等起义友军，但是都不成气候，对清廷的牵制力并不是很大，清廷能够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太平军。这样一来，究竟能不能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也是个大问题。
　　当时的太平军中洪秀全是教主、精神领袖，而实际主理军政大事的是杨秀清。从杨秀清最终的选择来看，他选择的策略是：留守南京，派北伐军进攻北京，又派西征军开拓疆土，建立根据地。后人对此多有诟病，认为孤军北伐是军事上的冒险和赌博，留守南京是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等等，这些说法当然都有道理，但是并没有说出问题的关键。
　　北伐的决定应该说是没有错的，关键是杨秀清把北伐的目的给定位错了。根据当时的形势，如果北伐从总的战略上来说是采取一个对清廷以攻为守的态势，威胁北京而不真的一定要攻打北京，然后北伐军争取在豫、皖一带站住脚，建立根据地，逐步向陕、晋、冀、鲁发展，则完全可以起到牵制清军力量的作用，为江南主要根据地的开拓争取时间和空间，还可以和天京方面互为犄角之势，相互呼应。以北伐将领林凤祥、李开芳的军事才能，如果能辅以善于开辟根据地，做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工作的文臣，上述想法并非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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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抉择（2）
然而实际上杨秀清却把北伐真正当成了一次赌博，如果北伐军能打下北京，就赌赢了这一把；万一不行，就得遭遇孤军深入、弹尽粮绝的后果。北伐军最后的结局的确如上分析，攻打北京的想法没有实现，陷入了清军的重重包围，最后战至最后一人，悲壮惨烈；而其军事上的意义也在于为巩固天京的政权赢得了喘息之机，为西征牵制了清军力量，而不在于对北京造成了多大的具体伤害。所以说杨秀清如果说在北伐问题上出错，那也是北伐目的定位之错，而不是北伐本身错了。
　　林凤祥和李开芳都是能征惯战的大将，林凤祥尤其是条硬汉，被俘后押往北京凌迟处死，林凤祥受刑之时“刀锋所及之处目光直视之，至死未发一声”。这样的猛将却在军事冒险中丧命，真是可惜。再说说定都问题。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军西征获得了重大胜利，开辟了长江流域根据地，同时天京城内的政权建设也蒸蒸日上，太平军其实形势一片大好。
　　如果能在此时继续巩固政权，积蓄力量，然后乘胜追击，夺取浙、闽、湘、粤等地，牢牢占据半壁河山，与清廷划江而治，凭借富庶的江南地区的经济实力，苦心经营之后夺取全国胜利也是大有希望。但是此时太平军作风出现问题，高级领导人生活腐化、争权夺势，最终酿成天京事变，在内斗中大伤元气，并就此失去了夺取江南诸省划江而治的能力，这才一蹶不振。所谓“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说太平军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确是事实，但是定都天京本身并不证明太平军不思进取、小富即安，而是随后的腐化和内斗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总体说来，虽然不排除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但是太平军定都南京，随后西征北伐的战略大方向上可以说是合理的。北伐虽然惨痛，损失了林凤祥、李开芳两员大将，但毕竟那只是一支偏师，没有伤及太平军的主力，而且也起到了牵制清军的作用。而太平天国最终的失败，则是败于定都之后不思进取腐化堕落，随后又自相残杀祸起萧墙，以至于无法建立牢固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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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起萧墙（1）
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真是至理名言。
　　太平天国的悲剧就在于，大好局面，一夜之间，付于流水。而且还怨不得别人，都是自己葬送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的悲剧。
　　当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后，他和他的军队志得意满起来。于是军纪不整，民心大失，李自成本人也为了贪图美色而失去了招降吴三桂的机会。而且起义军内部互相猜忌，致使李岩被杀，军心涣散。正所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李自成已经坐上了龙庭，最终还是被赶了下来。事隔二百余年后，同样是农民起义军的太平天国，却犯了和李自成一样的错误，甚至尤有过之。北京还没攻下，清朝还没灭亡，太平天国就开始了自我毁灭。
　　定都天京后，石达开奉命率军西征。西征历时三年，太平军连克安庆、庐州、武昌，与曾国藩新组建的湘军几次大战，打得曾国藩大败，曾国藩两次兵败自杀，均是被部属救起才免于一死，太平军占据了绝对上风；随后西征军又回师击破了老对手向荣所设的江南大营，解除了清军对天京的威胁，向荣和曾国藩一样也兵败自杀，却无人相救。
　　至此，长江千里，上自武汉，下至镇江，都归太平天国版图。新克州县，人民争先归附。“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曾国藩的湘军所到地方“无土人为之向道，无米盐可供买办”。三年西征的结果，太平军已取得了东南大局澄清在望的局面。
　　然而就在这时，在天京坐镇江山的天王和东王却生了事端。天王洪秀全是拜上帝教教主，是全军的精神领袖，但由于洪秀全本人精神气质和才能的限制，他自己不适合也没有能力对军政大事进行管理。
　　所以太平天国长期以来实行军师负责制，即天王洪秀全临朝不理政，一切军政大事都由军师负责，上报天王即可。当初策划起义之时，洪秀全以天父耶和华为真神，耶稣为天兄，自己为天次子，冯云山为天父第三子，杨秀清为第四子，韦昌辉为第五子，洪宣娇为第六女，洪宣娇丈夫萧朝贵为“天婿”，石达开为第七子。由此看来，冯云山的地位是仅次于洪秀全的，冯本人也是才能卓著，军师之位本该由他来做。不过后来杨秀清和萧朝贵分别获得了天父、天兄的代言权，地位就高过了冯云山，所以不仅永安封王之时杨、萧二人排在冯云山之前，军师一职也一直被杨秀清占据。
　　不过杨秀清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做军师执掌大权，带领太平军也是蒸蒸日上，发展很快。后来冯云山阵亡，其他人就更没资格和实力来动摇杨秀清的军师地位。一直到了定都天京，杨秀清都是太平天国的实际掌权者。然而定都天京之后，随着军事斗争形势的逐步好转，原来被掩盖的洪、杨之间个人权威混乱颠倒的弊病终于开始逐渐显露：杨秀清一直执掌军国大权，但是在洪秀全面前他毕竟还是臣子，要跪拜天王，口中称臣，自己做出的决定还必须要求得洪秀全的允可才能得以实行，这对于杨秀清来说实在是非常不舒服的事情。
　　尤其是在洪秀全躲进天王府享福，对外事不闻不问的时候，杨秀清又隐约看到了自己篡夺天王宝座的希望。积怨、权力欲和个人性情的独断专横加在一起，使得杨秀清走上了滥用天父代言权打压洪秀全和其他高层领导人的道路，洪秀全本人甚至被他以天父的名义打屁股教训了一顿，至于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还有主持朝政的重要人物与国侯陈承瑢、衙国侯黄玉崑等也都受到杨秀清不同程度的打击，只有长期带兵在外的豫王胡以晃得以幸免。
　　杨秀清的这种唯我独尊、横行霸道引起了其他所有领导人的忧虑和不满，而他仍不知悔改。1856年5月西征军回师击破清军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竟然假借天父下凡，逼迫洪秀全给他自己加上“万岁”称号，以取代从前的九千岁。洪秀全被逼无奈，只能答应。万岁名号之争成为了天京事变的序幕，从此开始，太平军各个高级领导人之间开始了一系列的相互猜忌甚至是屠杀。先是北王韦昌辉不满杨秀清跋扈，怂恿洪秀全除掉杨秀清，洪秀全没有答应。随后韦昌辉又和石达开密谋除掉杨秀清，并约定只杀杨本人及其兄弟三人，不过二人还没来得及动手，就分别被派往外地督师。
　　

祸起萧墙（2）
紧接着1856年7月，当时被杨秀清引为心腹的佐天侯陈承瑢向洪秀全告密，说杨秀清要杀他而夺其位。洪秀全急下诏召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武昌督师的石达开和在丹阳督师的秦日纲归诛杨秀清。韦昌辉比石达开离天京近，先接诏，急急带兵返回天京，与秦日纲会合，在陈承瑢接应下，乘夜入天京，包围东王府，杀了杨秀清。韦昌辉此人阴险狡诈，很有野心。他长期处于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夹缝之中，十分为难。于是他就不断地向洪秀全表示忠心，博取洪秀全的信任；同时对杨秀清谄媚奉承，暗地里密谋除掉杨。杨秀清被他蒙骗，暴行变本加厉。
　　在天京事变前一年多，就连曾国藩的情报机关都已经指出韦昌辉与杨秀清的门争，说韦昌辉与杨秀清相比，“其奸诈相似，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并预料出“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洪秀全下诏除杨秀清后，韦昌辉顿时感到机会到来，立刻提兵入天京。
　　除掉杨秀清后，为了能够独掌大权，他完全抛弃了当初和石达开的约定，不仅灭了杨秀清满门，还对杨秀清所属的军队也大加杀戮，最后屠杀范围又扩大到“文武大小男女”，前后共屠杀太平天国功臣两万多人，长江岸边尸积如山，江内血流成河。石达开听说天京事变，急忙从武昌赶回，当面质问韦昌辉。韦昌辉此时已经穷凶极恶，杀戒大开，又要杀掉石达开。石达开深夜缒城而走，到安庆起兵靖难，而全家已经死于韦昌辉之手。韦昌辉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使天京惨无天日，太平天国中枢政权，已处于颠覆的边缘。人心尽失的韦昌辉及其党羽日暮途穷，在石达开兵至之前，就被天京军民诛灭。
　　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的打击是致命性的。这场事变破坏了之前定都天京和西征胜利带来的大好局面，清军乘机收复失地，使得太平天国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没有完成；太平天国内部元气大伤，很多功臣遭到屠杀，人才凋零；军事上太平天国由此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虽然以后也曾取得不少胜利，但是再也没能扭转整体的颓势。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巨大挫折，仍然没有使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们吸取教训，团结一致。就在天京事变后不久，天王洪秀全和翼王石达开之间又产生了矛盾，最终导致石达开率精锐出走，太平天国又遭重创。
　　韦昌辉被诛后，洪秀全派人将其首级送往石达开营中，以安其心。十月，石达开回到天京，由于石达开抵制韦昌辉恐怖屠杀的正义举动，因此他受到天京军民的夹道欢迎。军民公推石达开为新任军师，总理朝政，并且给石达开上“义王”尊号。石达开辞掉尊号，开始主持军国大事。当时外国观察家评论他说：这一位青年领袖是英雄侠义、勇敢无畏、正直耿介的，正是全军的中坚人物，他的头衔称为电师，这真能表示他的军事行动。他之行政才具如今是在试验中，我们只可静候成绩。我们也要静观今之后起的领袖们之军事才略与已死者如何比较。”当时事变刚平，人心思定，石达开才能出众，很快就扭转了天京事变带来的不利局面，1857年正月，在达开执政下，太平天国扭转了由于天京事变军事上所处的逆势，取得桐城大捷，在溧水击败敌人进攻。
　　清朝安徽巡抚福济向咸丰帝奏报说：“石达开为贼中主谋，本年围攻桐营，连陷舒、六等处，并救援溧水，虐焰复炽者，皆石逆之计。”外国观察家所要静观的成绩，石达开转眼之间就证明给他们看了。不过洪秀全对此却心怀疑虑，他见石达开很得人心，生怕他也和杨秀清、韦昌辉一样要取自己而代之。
　　可能是杨秀清、韦昌辉之事给了洪秀全太多刺激，他已经不再信任这些跟随他多年的生死弟兄了。洪秀全开始用人唯亲，重用自己洪姓宗族，把自己的长兄洪仁发封为安王，次兄洪仁达封为福王，信任他们，给予他们实权。这种做法引起了太平天国所有军民的不满，仁发、仁达出令，没有人肯听，而石达开却令出法行，人人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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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起萧墙（3）
然而越是这样，洪秀全越是加重猜忌，和石达开的关系越来越僵，石达开惧祸，这年四月，从天京出走安庆。沿途石达开布告军民：为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自恨无才智，天国愧荷恩。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古人。去岁遭祸乱，狼狈越回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徒（德），勉报主恩仁。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惟期妖灭尽，予志复归林。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石达开深得人心，这篇布告一出，众人纷纷追随，石达开一下子就带走太平军几十万精锐。太平天国于天京事变之后再遭重创，几乎到了灭亡的境地：清朝新建的江南大营乘此良机加紧反攻，六月攻陷江苏句容，进兵镇江。洪秀全撤去洪仁发、洪仁达王爵，并铸义王金印，及朝内大小官员联名求救禀送往安庆石达开处。
　　不料石达开不受义王印，不肯救，反而把大军带到江西。十一月镇江陷，十二月天京被围。曾国藩当时估计即有攻取之望。如果不是长江数省大旱，广大灾民加入，编组成新兵力，取得了浦口、三河两役大胜利，太平天国早已倾覆。而就在江西九江最危急的时候，石达开竟听从张遂谋之计，带领大军去取浙江，九江遂失陷，失去了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江西，也就失去了保卫天京的第二道屏藩，曾国藩湘军进攻到最后一道屏藩的安庆，从此太平天国再也没收复江西，以致于最后灭亡。
　　李秀成在《天朝十误》指出：“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疑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士带去。此误至大。”这是条用血泪写下的历史总结。而石达开所率领的太平军精锐，重新走上了当年流动作战的不利道路。先后转战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广西，最后进入四川。石达开早在攻克南京之前有入川割据的想法，现在自己单独带兵，就一路辗转进入四川。只是此时他手下的军队由于连续作战、补给不足、连吃败仗，有的战死，有的被打散，有的又返回天京，已经所剩无几。
　　到了四川大渡河边的紫大地仅剩四万人，他打算渡过大渡河进入四川腹地，结果被清军和彝族土司武装围困于大渡河岸边，几番突围不能出，弹尽粮绝，无路可走。不得已石达开写信给清四川总督骆秉章，计划诈降。打算等自己的军队脱困之后，再重新起事。这本是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惯用的手段，无奈清军非大明军可比，清军将计就计，接受了石达开的投降，却并没有给其军队脱困的机会，于大渡河边将剩余太平军将士聚而歼之，屠杀殆尽。石达开计谋不成，悔之晚矣。石达开被解到成都后，在公堂上痛斥清朝暴虐无道，最后说：“南面称王十多年，杀妖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遂慷慨就义。
　　太平天国的内讧断送了他们自己的大好形势，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我们在惋惜的同时，也要进行思考：从李自成到太平天国，为什么农民起义最后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