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细节看清朝-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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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反对严禁鸦片。
　　鸦片流毒天下的形势在当时的大清朝内部已经是一种共识，是大清朝需要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在大清君臣上下看来，鸦片的最大问题在于导致白银外流，有损国家财政，而不是毒害人民身心。也就是说，鸦片问题只是走私问题，而不是贩毒问题。因此确实有人曾提出要开放进口，使其成为合法商品而抽税，然后用内地种植的方法逐渐取代进口。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更没有得到道光帝的支持，所以仅仅是少数人的一种观点，并没有在官员当中形成所谓的“弛禁派”。有人称由于有很多官员接受鸦片贩子的贿赂，而在官场上形成弛禁派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对于接受贿赂的官员来说，只有继续保持对鸦片的禁令，他们才有可能继续接受贿赂，如果放开禁令成为合法商品，商人们又何必行贿？所以大清朝根本就没人反对严禁鸦片。具体到琦善本人，正是他在天津查获的大批鸦片成为道光帝下定决心禁烟的导火索，所以恐怕更是很难将反对禁烟的罪名安在他头上。其次是接受英人贿赂从而在战争和谈判中妥协投降。当时的大清朝整个社会都是处于“天朝”美梦当中，对于四海蛮夷，时人普遍是持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的。琦善虽然在天津曾经见识过英人先进军舰和火炮的威力，但是从他和英人打交道的书信往来可以看出，他仍然是以天朝重臣自居，对待义律等人态度十分傲慢，义律甚至因为在和琦善的交往中显得过于卑下而被英方免职。在此种心态下的琦善，是否会贪图蛮夷的贿赂而出卖大清的利益，实在很成疑问。
　　而且琦善在鸦片战后获罪，被抄了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抄家的结果证明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琦善可不是一般的有钱。这样有钱的一个人，你要贿赂他，恐怕就得花大价钱，而如果金额很大的话，英方应该会有账目记录，但是从英国人的材料当中从来没有找到一条说在鸦片战争中曾有花钱贿赂大清朝的哪个官员的事，所以接受贿赂的罪名对琦善来说恐怕也缺乏证据。
　　至于妥协投降，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其一切行动都是向道光帝做了详细汇报并按照道光帝的指示去做的，虽然其中免不了有谎报隐瞒夸大其词等等，但是总的来说琦善只是道光帝的工具，并没有自主意识和权利，这也与中国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特点相符合。所以如果说琦善卖国，无异于说天朝皇帝自己把国家卖给了蛮夷，似乎有点过于匪夷所思。还有就是私自割让香港岛。这一点其实完全是因为琦善不懂近代外交，而被义律欺骗所导致。1841年1月，琦善作为钦差在广州负责督战。英军攻占虎门的大角、沙角后，随之提出要霸占此两处。琦善军事上既然失败，只好讨价还价说若英军归还定海、沙角等处，他可以奏请道光帝允许英军在珠江口外“寄寓一所”。义律随即提出要求割让尖沙咀、香港岛，琦善则说只能选择一地，由英方选择然后他上奏请旨。义律却故意曲解琦善的意思，回信称已经接收香港岛，并又另提释放英囚一事。而琦善的回信不够谨慎，有“现在诸事既已说定”之语，实际上指的是释放英囚一事，随后还就香港岛问题上奏道光帝请旨。可是义律却迹近无赖，抓住上述那句话宣称已经和琦善达成协议，强占了香港岛。实际看来，琦善并没有和英人有任何协议，关于香港岛也曾上书请旨，并没私自作主。实际上之所以后来琦善在史书记载里成为卖国贼，是因为他在清朝朝廷当中是主和派，反对用武力和英人进行对抗。在中国历史中，主和派永远是奸臣的代名词。秦桧就是一个例子。而把主和派描述成奸臣，只是处于一个目的：为尊者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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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与卖国贼（2）
秦桧成了宋高宗的替罪羊，而琦善正是成了道光帝的替罪羊。在皇权至上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无论皇帝多么昏庸无能，最终失败的罪责总是要臣子来承担的。所以说妥协的政策是道光帝定的，但是所带来的后果却必须由琦善承担，因为至圣至明的皇帝是不会错的。其实主战派也是如此。道光帝主战之时，主战派将领在战场上失利，肯定也不会是道光帝主战的政策有误，而是将领们或者贪生怕死，或者指挥无方造成的。如果战死疆场，那么名声可以保存，活下来的却只能承担罪责了。裕谦和余步云的结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以想象，若不是道光帝为英人所迫罢免了林则徐，林则徐在广东战场上也必然一败涂地，到时候林则徐如果不能以身殉国，必定也要承担战败的责任。然而主战派既然主战，卖国的罪名还总是扣不到头上的，于是琦善之类的主和派，就只好承担卖国贼的罪名，从而为整个鸦片战争的失败埋单了。这就是“奸臣误国”历史观的来源。这种历史观是十分危险的。鸦片战争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的的确确是落后了，必须放弃自己原来的社会制度，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才能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然而上述“奸臣误国”的历史观所能得出的初步结论则是，战争中只是皇帝用错了人，如果能坚持使用林则徐这样的忠臣，结局不会是这样的下场。最终结论将会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林则徐式的忠臣，为了培养这样的忠臣，必须维护和强化旧的伦理纲常和社会制度。无疑，这样的结论是会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的。
　　

天朝梦醒了还是没醒（1）
中国历史存续的时间太长了，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有什么病症的问题，而是不可挽回地衰老下去。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时间也太长了，不仅没有面对比自己先进的文明的经验，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
　　长期的妄自尊大导致了一种惊人的麻木，就是鲜血的刺激，天朝都仍然不为所动。
　　今日的人们回首历史，能够看清当时双方各自手中的底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鸦片战争中大清朝必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也是和中国一样，落后于世界潮流。1853年美国舰队四艘军舰驶进东京湾的时候，给予日本人的震惊，不亚于英舰驶进大沽口给予中国人的震惊。美国的四艘蒸汽军舰均涂黑漆，日本史称“黑船事件”。然而日本在考虑一年之后，决定放弃抵抗，开放口岸，从此西方文明潮水般涌入日本。当时日本人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所作的狂歌唱道：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在日本，丧权辱国的条约变成了刺激民族神经的浓茶，使得大和民族从此忍辱负重，发奋图强，最终通过明治维新重振国威，一扫颓势，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在必败的战争面前，合理的选择似乎应该是尽量避免交战并签订一个能尽量减少损失的条约，然后谋求强国之路。可是这样说来，鸦片战争中清军将士的鲜血难道都白流了吗？大和民族是一个善于向别的民族学习的民族，非常擅长从别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之中拿来有用的部分为我所用，历史上他们就以学习中华文明而著称。
　　黑船事件之后，日本人认识到自己国家已经落后于世界，于是根本不做抵抗，而是完全倒向西方，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从那之后，日本“脱亚入欧”的国策至今未变，也确实做到了。而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不同，中华文明长期以来领先于世界，养成了“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观念，根本没有主动、全面地学习其他文明成果的经验，所以要想避免战争而直接顺应历史潮流，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此只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能就此奋发，战争中死去将士的鲜血就不能说是白流了。然而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鲁迅先生说鞭子不抽到中国的脊梁上，中国不会做出改变；又说在中国搬动一张书桌都要流血。其实鞭子抽了，血也流了，中国也未必改变。鸦片战争之后，道光帝得知英军退兵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下令沿海各省撤军，节省军费。在对战争的总结上，道光帝将牛鉴、奕山、琦善等统统送进了刑部，各自做了处罚。似乎战争的失利，完全是因为这帮狗奴才办事不力，以后大清朝要好好选用忠臣良将，才是正理。而耆英就是他在战争中发现的人才之一。
　　后来道光帝还曾经下令沿海各省加强海防建设，但是各省丝毫没有总结战争中失利的教训，不仅没有人提出建立海军，就连修筑的工事依然还是以炮台为主，按照从前防御海盗的模式照搬照抄，没有任何改进。奕山曾经在1842年10月奏报广东仿制英式火轮船一艘，道光帝倒是非常高兴，下令闽、浙、苏三省官员参考，但是三省官员敷衍塞责，不了了之，道光帝也不加追究。
　　1842年11月有人提议从澳门聘请外国工匠教中国工匠仿制火轮船，道光帝连忙下旨禁止，他实在是不想再让大清朝和洋人有什么瓜葛了，把外国工匠请来，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乱子呢。一场这样的战争打下来，最高统治者连对器物的改进都没有意识，别的就更谈不上了。再说林则徐。林则徐在战争中被罢官免职，流放到新疆伊犁。按理说他是通过这次战争对西方了解最多的一个人，别人没有触动，至少他应该有。我们的官方正史中也称之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而到伊犁之后，林则徐时刻关注京城的人事变动，念念不忘的就是自己何时能重新被道光帝起用，在与朋友往来的信件中，虽然对战争问题也有讨论，但是他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为自己开脱责任和对受到重罚的同僚们兔死狐悲式的感慨上，并没有更多的对整个战争做总结。他也曾提出英国军队“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感慨大清的军队不如英军，但是这并没有促使他下定决心去尝试做一些改变，后来他被道光帝重新起用，所做的仍然是一个封建官僚的传统事务，完全没有任何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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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梦醒了还是没醒（2）
关于这一点，其实也不能苛责林则徐，超越当时的历史现实，要求他具备现代意识也是不现实的。至于战争中大清方面的其他重要人物，如琦善、伊里布、牛鉴、耆英、刘韵珂等等，不管战后是受到奖赏还是处分，日后又担任什么官职，负责什么工作，都没有人对鸦片战争做出深刻的总结，而是普遍采取了一种鸵鸟将头埋进沙子里的态度，即使有时候谈论起“夷务”，也仍然是从传统的天朝观点出发来看待鸦片战争后的社会新变化，没有要对社会进行改进的迹象。所以说，鸦片战争之后，天朝之梦仍未惊醒，这也导致了后来一系列令中华民族更加屈辱的历史事件的发生。为什么同样是落后于世界的国家，中国和日本的应对方式和最终结果如此不同？暂且不说和西方相比，就是和日本相比，我们到底差在哪里？关键是中国历史存续的时间太长了，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有什么病症的问题，而是不可挽回地衰老下去。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时间也太长了，不仅没有面对比自己先进的文明的经验，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长期的妄自尊大导致了一种惊人的麻木，就是鲜血的刺激，“天朝”都仍然不为所动。回顾鸦片战争的历史，我们心中的情感已经不能用扼腕叹息来形容，更多的是一种无言以对。历史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长跑竞赛，中国是一个参赛较早，领跑时间很长的选手，但是后来被人家追上了，从此就开始了苦苦追赶的过程。历史的意义永远在于今日，所以在面对历史沧桑时的沉默当中，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中国还保留有哪些“天朝”的影子？还有哪些陈规陋习需要马上根除？
　　在中国，对近代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最早作出回应和反抗的是农民，因为他们一直是中国社会苦难的承受者，中国被迫迈入近代门槛后，他们的苦难更加深重了。然而他们英勇无畏的精神我们应该钦佩，但是对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我们又感到深深地惋惜。
　　

农民拜上帝（1）
鱼腹藏帛、篝火狐鸣是中国农民玩了几千年的游戏，到了近代，这套玩意儿改头换面，以西方神灵…上帝耶和华的面目出现，但本质丝毫没有变化。所以你不得不佩服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强大的、海纳百川式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文明逐渐渗入中国。基督教也在中国进行传播，逐渐发展了很多教众。在广东宣传基督教“上帝会”的中国教徒朱九畴不会想到，自己新收的这个教徒，广东花县人洪秀全，日后将成就怎样的一番事业；当然他更不会想到，这个人日后竟然变成了他所虔诚信仰的“上帝耶和华的次子，圣子耶稣的弟弟”！朱九畴对洪秀全其实还是有所了解的，他知道洪秀全是个落第秀才，生活困苦，日子过不下去了就离家外出，在广东、湖南两省境内靠占卜骗人钱财。但是他并不觉得这样的人就不应该获得拯救，教堂里的洋人神父不是说过吗？不管人犯了怎样的罪，仁慈的上帝最终都会宽恕他，使他灵魂得到净化，升入天堂。
　　上帝所要求的唯一条件，就是信仰。朱九畴满怀信心，要把洪秀全这样一个人改造成虔诚的基督徒，从而证明给当地的官府和老百姓们看，基督教不是洪水猛兽，而是能让人心向善的伟大信仰。然而洪秀全心里却是另一番打算：自己生活无依无靠，全凭自己头脑灵光才能勉强混混日子，若是入教，生活不济的时候能得到教会的资助，而且上帝教是洋人的玩意儿，连官府都得让洋人三分，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洪秀全带着他的好朋友冯云山，一起入了朱九畴的上帝教。洪秀全满心希望入教之后生活能有所保障，然而入教没多久，朱九畴竟然抛下他所发展的众多教众，升入天堂”了。难道信教真的有这样的好处，上帝能给你带来永恒的幸福与安宁？教众们私下开始议论，但是没有人得出确切的结论。洪秀全入教后这段时间，凭借自己头脑的灵活和多年混迹江湖的经验，帮助朱九畴解决了不少困难，在教众当中也有了一定威信。他当然不相信朱九畴升天等等的鬼话，但是一天晚上他和冯云山一起喝酒聊天之时，他忽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他召集教众进行###，当众宣称自己是朱九畴选定的接班人，上帝会的新任教主。凭借着在日常事务中积累的人气、大家失去领路人时的迷茫和冯云山暗中所做的准备工作，洪秀全竟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尽管他对基督教的教义其实并不了解多少。洪秀全本想借助这些教众的信任，好好发一笔财。不料刚刚当上教主没多久，官府就插手了。原来官府只是对洋人有所忌惮，你一个普通老百姓，就算入了洋人的教，也还得受官府的管，更何况官府最忌讳的就是聚众闹事。
　　洪秀全好处没捞着，却成了官府缉拿的对象。狼狈之下，只好逃到香港。香港是英国人的地方，官府不能到那边抓人。洪秀全打算先去躲躲，避避风头再说，顺便也可以看看这基督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没过多久，避过了官府抓捕的风头，洪秀全和冯云山就偷偷回到了广东。虽然风头不像最初那么紧了，但是家乡还是不能呆下去了。
　　二人商量一番之后决定，去广西！广西近年来灾荒不断，民不聊生，有很多人起来造反。这样的地方虽然危险，但是反倒更利于拜上帝会组织的传播。于是二人传教到了广西桂平。桂平对洪秀全和冯云山来说，是个好地方。在桂平，他们不仅传教获得了成功，拥有了很多教众，更重要的是，还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桂平本地的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还有贵县的石达开，他们意气相投，肝胆相照，而且个个胸怀大志，都成了拜上帝会的骨干力量：杨秀清在桂平当地颇有声望；萧朝贵后来成了洪秀全义妹的丈夫，彻底变成了一家人；冯云山足智多谋；韦昌辉家资丰厚，把家产拿出来入会，帮助上帝会发展组织；石达开少有奇志，曾为某个剃头铺子写下“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这样的对联，大家也都非常喜欢他，不因为他年轻而瞧不起他。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这就是后来天平天国的开国六王！随着上帝教的发展壮大，洪秀全的个人威望也在不断攀升。当然，他用的还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老一套办法：鱼腹藏帛、篝火狐鸣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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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拜上帝（2）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筹划起义，为了使九百名戍卒能够齐心协力，两人商量出一套计策：先是把一块写了字的帛布塞进一条鱼的肚子里，然后佯装不知，把鱼拿给大家吃，结果在给鱼开膛的时候人们发现了这块帛布，上面用朱砂写着“陈胜王”三个大字。人们于是议论纷纷，当天晚上，戍卒们在野外篝火露营，等到夜深人静，吴广偷偷离开营地，跑到旁边的小树林里学狐狸叫，叫了几声之后，又捏腔拿调地说道：“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都被惊呆了，从此认定陈胜就是天命所归之人。
　　陈胜、吴广没有料到，自己临时想出的这迷惑人心的拙劣招数，竟成了中国几千年来农民起义的传统，一直到了洪秀全这里仍然用这一招，只不过利用了上帝教的新形式：洪秀全一次偶有小恙，躲在屋子里七天没见任何人，七天后重见天日，就说这段时间里自己死而复生，去接受了上帝的教导，能预知未来事；以后他每隔一段时间就闭门不出，出来后就称去和上帝进行交流，接受其旨意；后来他干脆自称是上帝耶和华的次子，耶稣是其长兄。
　　随后他不断宣扬世界即将遭受大劫的灭世理论，称只有信仰拜上帝教才能获得解救，他的弟兄们也推波助澜，使得拜上帝教在广西发扬光大，成为一支对教众拥有精神控制力的强大力量。拜上帝教的发展壮大自然引起了当地官府的极大忧虑。于是，就在洪秀全等筹划起义的时候，桂平知县率先发难，设计将洪秀全诱捕，抓进了监狱！并且还搜出了拜上帝教的教众名册十七本，和洪秀全本人一起送往了广西巡抚郑祖琛处。这一下群龙无首，拜上帝教陷入危机！危急关头需要有人出来主持大局。当时一直跟随洪秀全四处传教的冯云山在教中威望仅次于洪秀全，但是冯云山此时在外地传教，尚不知此事。危急时刻，杨秀清情急智生，仿照洪秀全的榜样，躲进屋子里装神弄鬼，折腾半天，然后就自称是天父借杨秀清之身下凡，特地来解救天次子洪秀全的灾难。萧朝贵也仿效杨秀清，自称是天兄耶稣下凡，于是在二人的带领下，拜上帝教众聚集在一起，准备前往营救洪秀全。
　　不料当时的广西巡抚郑祖琛对洪秀全并不重视，等教众们前往营救洪秀全的时候，洪秀全已经被郑祖琛放了出来。于是教众们惊异于洪秀全的逢凶化吉，绝处逢生，对洪秀全的敬仰就又深了一层。然而此次事件虽然有惊无险，却给日后的起义军埋下了一个隐患，就是杨秀清和萧朝贵获得了代天父发言权和代天兄发言权。也就是说，这二人获得了精神领域里高于洪秀全的地位。萧朝贵在后来的起义战斗中早早阵亡，而杨秀清一直到南京都是天国的正军师，主理朝政。洪杨二人个人权威的这种混乱颠倒，为二人日后反目，造成天京之乱埋下了伏笔。经过这场风波，洪秀全、杨秀清等危机感大增，遂决定尽快起义。大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在洪秀全生日那天，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宣布起义！第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平天国建立。太平军万众欢呼，共同拥戴他们心目中的真命天子、救世主…洪秀全登上天王之位。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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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战江南（1）
流动作战这种方式虽然破坏性大，但实际上首先就立于不胜之地了。没有根据地，就没有长远前途，所以通常都是战争中实力较弱一方的无奈选择，如果对手不犯错误，那么最终将作茧自缚。
　　而太平军在流动作战中却不断发展壮大起来，这都是清廷给他们的机会。
　　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苦命天子。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亡国之君，和他们比起来，咸丰皇帝毕竟还没有亡国，为什么说他苦命呢？因为亡国之君通常都是昏君暴君，之所以亡国是因为自己不理国事，纵情声色，亡国是他们应得的惩罚，而且由于心不在焉，国事的糜烂根本不会对他们造成痛苦；而咸丰皇帝和他的列祖列宗一样，是一个勤恳治国的皇帝，虽然才能有限，但是毕竟出发点是好的，并非自暴自弃，他也的确为大清朝操碎了心。而他所承受的苦难，并不比亡国之君们少：父皇刚刚去世，就闹起了太平天国，随后发展壮大，竟然占据了大清的半壁河山。咸丰皇帝这一辈子都在和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军做着斗争，到死时不但没盼来剿灭起义的好消息，反而被英法联军攻陷了北京，烧毁了圆明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死后不久，太平天国也灭亡了。这样苦命的皇帝，大概只有明末的崇祯帝可以一比。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驾崩，十九岁的咸丰皇帝即位，定第二年为咸丰元年。哪知道咸丰元年还没到，天地会、太平军和捻军等就纷纷起义。咸丰帝并没想到广西那支弱小的太平军会成为他“一生的对手”，被各地农民起义弄得焦头烂额的他对于太平军还没有精力重点关注，只是嘱咐广西巡抚郑祖琛对广西境内所有的盗匪都严加剿办，务必全歼，后来郑祖琛剿办不力，咸丰帝龙颜大怒，干脆撤了广西巡抚郑祖琛的职，调前朝老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督师，而林则徐年事已高，竟然在途中病逝，于是咸丰帝又改派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负责前往广西剿贼。并把久经沙场的大将向荣调任广西提督，指挥作战，以为这样的安排足以镇压广西土民。不料向荣在牛排岭之战中竟然大败给太平军，致使太平军北上武宣县，还在武宣东乡立了匪首洪秀全为王，建立了太平天国！
　　在广西剿贼日久的李星沅此时已经看出太平军非一般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盗匪可比，而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还有着远大目标的起义军。李星沅在广西任上也染病而亡，之后他的同僚乌兰泰给咸丰帝的奏折中，已经称“查询贼势，类皆乌合。惟武宣东乡会匪有众万馀，蓄发易服，有伪王、伪官名目，实广西腹心之患”。咸丰帝这才真正重视起太平军来，于是又派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督师。此时的太平军，进入到一个困难时期。这时候，太平军从象州中坪回军入紫荆山。太平军当时只有一万多人，兵力、武器都不如敌人，而清军因为太平军游击作战，难以全歼，开始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太平军粮食、火药被封锁，到七月中旬后，盐也吃完了，又多病伤，形势十分危急，军心发生了恐慌。
　　然而洪秀全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宣传家，在这种不利形势下，洪秀全充分利用自己创造的拜上帝教的教义，来鼓舞逆境中的太平军将士的斗志。七月十九日，洪秀全在茶地下令移营道：天王诏令各军各营众兵将，放胆欢喜踊跃，同顶天父天兄纲常，总不用慌，万事皆是天父天兄排定，万难皆是天父天兄试心，各宜真草（心）坚草（心）耐草（心）对紧天父天兄也。天父前有言曰：越寒天，越退衣，各坚耐，万不知。”众兵将各宜醒醒。
　　今据奏说现无盐；移营是。又据奏说多病伤，护持紧。兄弟姊妹一个不保齐，辱及天父天兄也。各军各营宜间匀连络，首尾相应，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众兵将各各遵，钦此！八月初三日，洪秀全又颁布一道战斗令，道：天王诏令各军各营众兵将：放胆、欢喜、踊跃、凡心同力同向前。万事皆有天父主张，天兄担当，千祈莫慌。真神能造山河海，任那妖魔一面来。天罗地网重围住，尔们兵将把心开。日夜巡逻严预备，运筹设策夜衔枚。兵飞五百破十万，何况妖魔灭绝该。钦此！今人看来完全是跳大神一样的迷信思想，在当时却有着极其强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如此命令的鼓舞下，八月十六夜，太平军就打破桂平新墟清军的围困，从大简翻山东出平南。二十日，在平南官村再次大败广西提督向荣所部清军。从此以后，太平军脱离了山区作战的阶段，闰八月初一日，就进克永安州，取得起义后第一次攻打城市的胜利。太平军既克永安州，清朝大军紧随其后，分为南北两路围困永安。咸丰帝下严诏勒令赛尚阿在永安把太平军全部歼灭，不许一名漏网。赛尚阿仍采用封锁战略，断绝接济，又用金钱官职收买叛徒，派遣奸细，潜入永安州，企图里应外合。这样一来困守孤城，太平军又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有些人见官兵势大，信心再次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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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战江南（2）
此时杨秀清出谋划策，认为要想鼓舞士气，唯有让大家看到继续起义的好处和希望。于是在永安城内洪秀全大封功臣，将杨秀清封为东王，并且令他主持军政大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起义途中带兵来投的洪大全为天德王；其余秦日纲、罗亚旺、范连德、胡以晃等四十八人任丞相、军师等职。这样一来，太平军内部划分了明确的级别，有利于军事上的组织，也给将士们看到了起义未来的前途和希望。永安封王的事实是太平天国小富即安农民思想的初露端倪。
　　不封王就军心涣散，从这件事上我们已经隐隐能够明白，为什么后来太平军攻占南京，占据半壁江山之后就不思进取，还爆发了内部争权夺势的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也就是大清咸丰二年…二月，石达开、秦日纲等人在和清军的交手中互有胜负，天德王洪大全还被清军俘虏，被押往北京凌迟处死。太平军火药渐渐用完，敌人包围线越收越紧，又到转移的时候了。三十日，洪秀全向全军颁布破围令道：天王诏令通军男将女将，千祈遵天令，欢喜、踊跃、坚耐威武，放胆诛妖。任那妖魔千万算，难走天父真手段。江山六日尚造成，各信天爷为好汉。高天差尔诛妖魔，天父天兄时顾看。男将女将尽持刀，现身着衣仅替换。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早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