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敌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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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部分媒介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经济日报等均对该专著作了专门的介绍。8月29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还对《新战争论》的作者沈伟光作了专访。被军事专家称为“军事理论深层的‘核裂变’”的《新战争论》，是我国最早研究信息战的青年未来学专家沈伟光的最新专著，这是他继《信息战》、《制造革命》、《信息时代》、《2000年中国》、《思维战》等二十余部颇具影响的理论研究著作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沈伟光以对信息社会的背景研究为基础，以对信息战的研究为重心，以对思维战的研究为方向，在深刻分析研究、科学预测的基础上提出和初步构建信息时代的战争理论体系。

　　《新战争论》应该算我的成名作，她的成功，尤其这期间认识乔良并得到他的帮助，使我对书的写作和策划有了认识，乔良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让我懂得架通与媒体之间桥梁的意义和方法，为今后出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现由被动出书向主动出书的跨越，开始自己策划出版专著。

　　在军队工作时结识一位军旅报告文学作家肖静女士，1998年她从苏州来北京出差，住在建设部的招待所，我请这位大姐在附近的新大都宾馆吃晚餐，就在那一次认识了她的朋友武京湘女士。

　　武京湘开有一家文化公司，编名人志，出版发行各类有利可图的书藉。武京湘很能干、够哥们，她真正让我见识到文化经济人的本领。她编的《科技创业精英录》已达三卷，收录了几万人，声势造得很大，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你先交钱买书我为你编志扬名，包赚不赔，因为北京辐射的是全国这个大市场，你只要告诉他，中央某某领导题词、某某名人也收录在册，在人民大会堂颁奖，可能与某某中央领导合影，保证是趋之若骛，这些许诺对这些文化大腕来说是再简单不过了，而对地方一位“科技创业精英”来说，这样的好事交个千儿八百实在是太值了。我曾经参加过武京湘组织的一次活动，精英代表到北京来参加颁奖典礼，非常正规，住地还设有医务组，其中有一个活动是请国家级的专家举办讲座，她煞有介事地邀请我，我也煞有介事地认真准备，选了一个可能与“科技创业精英”有关的话题：战争经济将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大众产业。到了讲座现场，我有点后悔了。他们中居然有一位90多岁的新疆老大爷，带了子孙三代10几口人到北京来旅游的。他们听我的课，就好像我们听霍金的课，听不听得懂不要紧，关键要参与这个过程，可能有笑声的时候要开笑，可能有掌声的时候要鼓掌。最后，武京湘还给我来了个签名送书的活动，关起门来过了个明星瘾，把我一件新外套上涂满星星点点的墨迹。

　　与武京湘的认识，让我结识了陈洁女士、吕仙珽大姐、解玺璋老师，不仅打开了与新华出版社合作的大门，在她们的帮助下，我与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专著、编著达30部；也打开我出书事业的新局面，我与解玺璋的合作成为我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与武京湘的合作是从《初出茅庐——沈伟光文章集（一）》和《新军事问题——沈伟光文章集（二）》开始的。小时候对文章汇编一类书视为禁区，像《毛泽东选集》就是伟人大量文章的汇编。但武京湘告诉我，作者的文章集是出版界的一种新潮流。某种意义上说，文章汇编的内容此一本专著的内容更精粹、更丰富、更适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初出茅庐》是1993年10月就编成的，是此前10年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汇编，而《新军事问题》是1994年至1999年重要文章的汇编。没曾想到，这2部文章集于1999年9月由新华出版社推出后特别畅销，使我和我的作品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认可。

　　这使我的自信心更强了，开始在过去的手稿中淘金。首先是整理《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

　　这本335千字的书稿，是1990年完稿的。是我完成《信息战》后我又写的一本书，是为了验证信息战的理论，用信息战理论来认识、分析世界的军事形势，尤其是美苏对抗、东西欧对抗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和变化。

　　在当时，东欧的变故，两德的统一，华约的解体——苏联还没有解体；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动荡和危机，更坚定了我的研究方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形态，它们可以共存，但斗争是必然的，而且是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法回避，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对手。

　　按照我的信息战理论模型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的全球性暴力战争没有发生，在另一个战场上的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已经不宣而战，两大阵营在这个看不见的战场上进行的鏖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说实话，书写完后我根本就没有想拿出去出版，缘由没有自信，看看题目就把自己吓一跳，即使到现在，还是怪刺眼的。而且，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可能在国内出版：信息战的名词在当时根本无法使人接受，更何况用“全面信息战”这种异想天开的理论来设计异想天开的世界大战了；书中所依托的事件多是正在发生、演进着的事件，像苏联即将解体，海湾危机正在进行，哪家出版社愿意去涉及这些敏感的、不确定的国际关系问题呢？作为信息战重要内容来研究的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问题，是当时国内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很难不陷入政治争论之中。

　　到了1995年，信息战热在国内开始升温，我的一些观点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尤其是敲开了新华出版社的大门，得到张首第总编辑的赏识力邀、吕仙珽主任和陈洁编辑的鼎力支持，使这部书的出版出现了转机终于在2000年1月出版了。对于这本书，从完稿那天起，就对她疼爱有加，一直在找机会把她嫁出去，因为她是《信息战》的姐妹篇。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新战争论》时，我在前言中还专门提到因为这本书的不能出版、内容被肢解和遗失而遗憾。直到新华出版社的认同，我才于1999年回杭州休假时找出了发霉的手稿。

　　虽然出版已晚了10年，但这本书仍具有现实意义。

　　用这个书名，不是炒作，更不是危言耸听，我是借出版该书之际，对人类敲敲警钟，刺激那些麻痹了的神经，对战争，尤其是对世界大战抱应有的警惕，对遏制、延缓战争是有益的。而且，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研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书，也是世界上第一本用信息战理论考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专著。“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1990年3月出版的《信息战》一书的后记中，这是最早出现在世界传媒上的文字；至今也没有人从信息战这个角度去研究世界大战；虽然10年过去了，书中的观点大多是正确的，未来还将证实这些预测的准确性。当然，这部书也有些缺憾，因为是10年前写成，毕竟代表当时的水准，还显得不够成熟；有不少重要章节遗失，不够完整；资料陈旧了，一些观点过时了，出版前也想修正，但为保持原貌，就作罢了。

　　1999年，除了完成旧作《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的修改和出版外，还完成了另一部旧作191千字电视文学剧本《战国风云》的修改和出版。

　　那是1986年盛夏，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我终于有了一个假期，回到了杭州西湖边上那个沉寂的小弄堂里。我带着用几十元钱买的《史记》和《资治通鉴》出现在家里时，全家人呆了，这几十本书几乎花了我这个营级军官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呢！吭哧吭哧从成都背到杭州，真正是“吃了饭没事情做，可以把煤球去洗洗白了”。起念只是想趁假期把这两部书读一读的，但真读起来才发现，古文之乏味、历史掌故之深奥，实在是让我这个与“文革”同步完成学业的初中生两眼犯困，急得身上长出了大片大片的红头痱子。于是，我想了一招，干脆编一个电视剧吧，这下来了兴致。把两套书大致翻了一遍后，我感到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这一段历史对后人，尤其是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而战国可以分为三个最重要的阶段，也就是我在剧本中划分的三个部分。在杭州期间，我完成了第一部“群雄争霸”和第二部“合纵连横”，第三部“一统天下”是在成都北较场军营中完成的。虽然说是文学剧本，更确切地说还是对这段历史的白话记述。这对我学习这段历史，学习古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我进一步完善《信息战》一书做了基础工作，并将“合纵连横”的思想充实到《信息战》一书中。剧本完成后，就与其他大量的手稿一样，放在箱子里了。后来台湾的柏杨先生《资治通鉴白话本》进入大陆后，又参照他的文本作了一些修改，也参照了他不少议论的内容。1999年11月，我在北京高家寨的寓所里整理杂乱手稿时重又发现了它，看着那几百页已经泛黄的稿纸和工工整整字体，我动心了，那毕竟有我的心血和汗水，于是决定交出版社出版。这部剧本，可能在故事、人物等文学性方面还有欠缺，但对这段历史的概括，主要事件的把握，重要人物的刻画方面还是花了功夫的，可以全景式地鸟瞰，对人们感受、了解战国时期那种风云变幻的气象是有帮助的。

　　2000年，是我个人出版史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出版的新专著达4部。1月，新华出版社推出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8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我的《战国风云》。尤其是10月，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我6卷本的《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其中220千字的《理想战争》和200千字《传媒与战争》是新作。这件事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2000年12月1日《浙江日报&；#8226；钱江周末》以《＜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在杭出炉》为题，发表了资深记者胡振的精采报道：

　　本报今年4月7日《钱塘周末》刊出长篇人物特写《沈伟光：抢占信息战学科高地的前驱》，记叙了这位地方机关干部“卸下戎装心系国防、身居斗室心驰天下”的抱负和成就，突出介绍了他在军事战略研究的创新成果，尤其是在构建我国信息战学科上的杰出造诣。这篇特写刊出后，在省内外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南京军区《东海民兵》等报刊先后全文转载。

　　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姚恩瑜教授读到这篇特写后，对沈伟光在未来学与战争论的结合上挥笔如椽的事迹非常钦佩。令她关注的是，文中写道：10年前，当时还是普通军官的沈伟光，把自己的处女作《信息战》书稿送到浙江大学出版社，引起了该社编辑的浓厚兴趣，破例将其公开出版。虽然那时姚恩瑜并未接触学校出版工作，但是如今看来，这部书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信息战学科的奠基之作，在沈伟光众多的论著成果中显得意义非凡，同时也成为这家出版社的自豪。因此，姚恩瑜认为理应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与这位青年学者再次合作，提出了出版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的选题设想。一则对沈伟光的军事战略研究过程作全面的总结；二则促使人们重视和研究国防和军事问题；三则以精神产品的形式进行“知识拥军”。

　　于是，这家出版社派出编辑室负责人，通过省新闻出版局与本报记者取得联系。4月20日，他们来到《钱塘周末》编辑部详细了解长篇特写的新闻背景、采写过程和审稿情况，论证这套丛书出版计划的可行性，并请记者转告尚在国务院体改办工作的沈伟光，拟面谈出版意向。

　　4月30日，沈伟光回杭休假，当天即与出版社负责人会晤，对丛书出版计划表示欣然合作的意愿。双方商谈之后，初步确定收入丛书的论著除了1990年的《信息战》之外，还有近年来出版的《未来世界战争——全面信息战》、《新战争论》、《新军事问题》等书。为了丰富这套丛书的涵量，沈伟光提出将其刚刚杀青的书稿《传媒与战争》，补入丛书之列；同时，还将他酝酿已久的迎接新世纪的新著《理想战争》，报作丛书选题。于是，6卷本的《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的出版方案，一锤定音。这是四校联合之后的新浙大出版社面向全国图书市场推出的第一项论著出版工程，也是我国出版界为军外青年学者出版的第一套军事论著丛书。

　　方案已定，在今年的“五一”长假里，出版社编辑放弃休息，加班加点。他们对已出版的论著，与作者一起进行校订和增删。在编辑同志的鼓励下，沈伟光回京后，用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赶写了25万字的《理想战争》初稿。在北戴河期间，他又对书稿再次作了修改，直至8月底交付出版社。

　　浙江大学党委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非常重视，校党委书记张浚生担任丛书编委会主任，同时邀请新华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解放军报》高级编辑与本报记者作为编委会委员。总参谋长傅全有为这套丛书作序，他在序言中写到：“沈伟光同志在地方工作，却能在军事战略研究领域做出有益的工作，是世界上较早研究信息战的专家，是我国信息战学科带头人，最先提出信息战、遏制信息战和理想战争等学术观点。虽然他的研究还有可商榷之处，但他这种关心国防建设，勇于攀登军事战略研究高峰的精神，值得我们军队工作的同志，尤其是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学习。”

　　应该说，胡振是这套丛书的始作俑者。

　　我与胡振的相识很偶然。1998年3月，他来参加北京“两会”报道。我在北京一家饭店请许多外地来京的朋友吃饭，当时人很多，摆了两大桌，他正好坐在我的边上，顺便将我公文包中几篇研究信息战的文章给他看。在北京的10年中，只要有饭局，我总要拿些研究信息战的文章书藉分发给大家，宣传信息战理论。朋友们说我是战争贩子，我说这是精神加餐。现在看，我的朋友似车水马龙，大部分是吃饭朋友、利益朋友，真正能够成为挚友的都是与信息战理论有关的。

　　两年后的一天上午，我在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办公室接到杭州来的电话，这位自称为浙江日报记者的胡振要来京采访我。说句胡振大哥不高兴的话，当时确实记不起他了。2000年的初春，我们在和平门的宁波驻北京办事处再次见面。这一次见面之后，便引出胡振报道中所说的一段学术佳话，至此胡振便成为我又一个最好的良师益友。

　　到了2002年，我的精力由写书转向编书。四十而不惑，这句话应在我身上是最灵验了。随着对战争研究的深入，深感个人智力和精力的局限，走向合作可能是一条出路。2002年以后，我开始吸纳更多的战争研究爱好者一起工作，先是扶持一些年轻人，他们都是军事科学院在读的博士生和研士生，有的是我的网友，虽然他们很年轻，最小的年龄是1978年出生的，他们的书编起来有些困难。正像毛主席说的，未来是青年人的。我们要遏制战争，需要全社会，尤其需要年轻人的努力。现在写书难，出书更难，要出赚钱的书难上加难。再后来还与军事学术界李际军、刘亚洲、戴清民、李炳彦、乔良这样的大学问家进行合作。由我和解玺璋、马亚西负责课题设置、统筹编辑和出版发行，他们来实施具体研究，这个过程非常愉快，实现了双赢。

　　2002年这一年，专著只出了1部：新华出版社1月出版了300千字《战争新思维——沈伟光文章集（三）》；而编著却有8部：新华出版社1月出版了150千字的《21世纪战争趋势》、150千字的《21世纪作战样式》、150千字的《21世纪作战指挥》、150千字的《21世纪武器装备》、150千字的《21世纪军事科技》、150千字的《21世纪军兵种》、150千字的《21世纪士兵》、150千字的《21世纪战场》。2001年7月的一天上午，解玺璋给我来电话，说以后每年要搞《国防教育法》宣传教育日，应该编这么一套书，肯定有市场。我说，好，马上组织。当时我与解玺璋还不很熟，他是北京三大名记之一，很有思想，很有人格，独来独往，无党派人士，很难有人左右他。我曾经九次请他吃饭，他都婉拒了。后来我终于在北京贵宾楼三楼咖啡厅请他喝了一次茶，花了400多元人民币，那天我们谈得很投机。《“信息战之父”与＜新华词典＞较真》一文就是那天交流的成果。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把他当成自己不可多得的老师。我深信他的判断力。放下解玺璋的电话，我马上给马亚西通电话，当时他正在书市买书，他也说好。马亚西是军事科学院战役学硕士，1998年3月我在军事科学院举办第一次讲座时认识了他，他当时提了很有建设性的问题，印象很深刻，之后又采访了我，出版有中国第一本《网络战》专著。一周后，我从杭州回北京，当天晚上就约解玺璋、马亚西和新华出版社的吕仙珽、陈洁，大家一拍即合，定名为《国防教育丛书》，丛书出版前经光明日报社记者李志伟的提议改为《新军事参考丛书》。2002年元旦，为使丛书能够在1月8日的全国书市上推出，新华出版社图片编辑部的全体同志都在深圳加班，非常辛苦。我的影响力、解玺璋的策划力、马亚西的组织力，新华出版社的品牌效应，珠联璧合，《新军事参考丛书》两年多时间出了14部，还在工人出版社出了《未来战争研究丛书》4部。

　　2003年是我出书最多的一年，出版了专著1部、编著9部，还有大量的书在组织编撰中，新华出版社7月出版了255千字的《解密信息安全——沈伟光文章集（四）》；新华出版社8月出版了150千字的《电子军务》、150千字的《信息边疆》、150千字的《信息化战争》、150千字的《信息化军队》、150千字的《论中国军事变革》；工人出版社9月出版了205千字的《一个人战争》、198千字的《零伤亡战争》192千字的《不规则战争》、202千字的《信息时代核军控》。我常与朋友讲一句话：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我在北京工作过的单位，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都是些与经济打交道的部门，当了10年整的部长专职秘书，但我从来没有利用这些便利来获取现实和潜在的经济利益，在北京的花费全部靠写作换来的。我认为，成功的写作确实能够达到有名有利的境界，能够立德立功立言！

　　2004年，关于战争研究方面的书藉，只有专著1部、编著1部。这一年，由于我调浙江档案局工作、解玺璋出任同心出版社的总编、马亚西转业到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很难碰在一起了，《新军事参考》丛书的编撰工作走入了低谷。2005年1月新华出版社推出我202千字的《2010信息灾害——发展中国家生存战略》。同时，新华出版社也推出我主编的第14本《新军事参考》，这本170千字的《中国信息战》也许是这套丛书的封山之作吧！

　　但是这一年对我来讲，也许是我学术研究的新纪元：我与余贤群和骆永华合作的一套新的丛书《经济新参考》已于2005年1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第一辑的4本专著：《物流第三利润源》、《灵动商务收回渠道分享的利润》、《休闲经济》和《虚拟经济》；同时我与吴玲和何力迈合作的《档案参考》丛书也已启动，于2005年5月推出5部：《智识分子》、《成功企业》、《海上旧事》、《先锋理论》和《信息陷阱》。这两套丛书在国内图书市场产生较大的反响，经济效益也很好，第二辑也分别在编辑过程中，未来会有更大的收获。

　　罗列了那么多的书名和文章名，读者看看都嫌麻烦，何况这1000万字的内容要研究出来、写出来、出版发表出来，这个程序的繁琐和过程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我做的这项研究，世界上尤其在中国，是很少有人愿意涉及的，除非是职业人士，因为这是他们的饭碗。但我认为值，人类社会两大问题，一是和平，一是发展。

　　人类经常为发展问题所困挠，什么“悲观派”、“乐观派”，“增长的极限”、“零的增长”、“可持续发展”等等，我认为都是学者们的无事生非，有的理论是发达国家学者迎合统治者炮制的、愚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类的生长与归宿，地球的成长与消失，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在保护或破坏人类和地球生存环境等问题上，人的力量和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主要取决于大自然的因素。所以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论述实在是真理！人类和地球赖以生存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今天就去考虑几十亿年后的问题实在是杞人忧天。现在，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连吃饭等基本生存条件都不具备，还谈什么“零的增长”。所以我认为，发展问题应顺其自然，宇宙能否容得下的事和物，她自然会有测算的标准。

　　人类应该管好自己的事，如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和平的反面是战争，只要把战争研究透了，控制住了，和平问题就解决了。

　　我经常幻想我们的学者都有一种忘我无私的境界，那么控制战争的思路是否会早些出台。然而，现在许多军队学者热衷于出书搞讲座，当电视明星，有的甚至到社会上扒金，还美其名曰搞国防教育，但我不知道他们的那些评论和讲座在军队是否有市场，对军队建设是否有启迪？否则的话是否是不务正业？有的学者没有参加过一天战争，缺少最基本的同情性，见了战争很兴奋，围着电视忙评论，点评战争像点评一场体育赛事那样很随意，不负责任地夸夸其谈。有的孤芳自赏，搞大体系，放马后炮，文人相轻，缺乏合作精神。

　　作为一个老百姓，一个业余爱好者，我出版发表的有关战争研究的专著文章都是原创性的，从不炒冷饭，而且全部是利用业余时间，没有花国家的一分经费。我也经常登上军队的讲台，如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炮兵学院、兰州军区、成都军区，但我的讲座从来不重复，而且从来不收讲课费，有时实难推却我就将这些讲课费买成书赠还给他们，我深知军队训练经费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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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

　　1995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篇更重要的文章，题目早就是想好了，就是：信息战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及战略对策。但一直无从下手，甚至对信息战产生疑惑：

　　信息战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其实，这个问题从1985年开始研究信息战，我始终没有把它弄明白过，信息战研究愈深入愈是糊里糊涂！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这以后突然冒出许多信息战专家，把信息战炒得沸沸扬扬，新概念新理论像闹肚子一样，一拉一大堆，闹得我常常是云里雾里，只能靠边成为业余爱好者了。

　　还有一个方面，信息战的快速发展，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和控制，实在难以给它一个确切的说法。

　　记得我刚提出信息战时，许多人把我当神经病，信息能作战要军队干什么？一旦信息战由梦想到现实，马上成为家军事家和政治家们最时髦的战略构想，以及全社会最吸引眼球的话题之一。我讲演时经常举一个例子，说有些人物居然将我这个信息战专家与性学专家混为一谈。现在，有关信息战的中文网页有近10万个，与信息战相关的信息安全的中文网页有1000多万个。在我国的中学课本、《新华字典》等普及性书刊中，都有对信息战的介绍。

　　今天，信息战改变着人类使用暴力的观念和方式，实现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历史跨越！

　　1998年4月，兰州军区请我去讲演，当时汇报的题目是：迎接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的伟大挑战，实现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的历史跨越！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挑战：新军事革命背景下的信息战浪潮。第二，目标：实现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的转变，首先谈了对信息战的认识；其次研究了信息战的要素、本质和形式；还分析了信息化战争对传统战争的主要突破等。第三，对策：建构中国的信息攻防战略，提了三点建议，一是充分认识信息战，确立新的战争观；二是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建构信息时代的国防安全体系；三是深化军队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军队等。整整6年过去了，大家只要从我1985年提出的信息战、信息化军队、信息边疆等理论中，以及近20年来出版发表的53部书、近千万字的文字中都可以看出，我的研究精髓已被吸纳进军队甚至党和国家的文件中，我的许多观点和建议都已被决策层采纳并被实践检验是正确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趋势，我军必须努力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实现军队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如何完成“双重历史任务”，实现具有我军特色的跨越式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性课题。在这样一个大课题中，一定有一些灵魂性的课题，能够纲举目张。我个人认为，信息战就具有这样特性的重大课题！

　　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在这样一场世界新军事变革浪潮的冲击下，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关键是正确认识和发展信息战，正确制定和运用我们的战略，对实现具有我军特色的跨越式发展意义重大！

　　当前，学术界、指令部门及操作、实践机构，都对信息战问题投以极大的精力和财力，但仍是两张皮：一张皮在纸上谈兵（就像我这样的，玩嘴皮子的），老是在概念上颠来倒去；还有一张皮在那里闭门造车，以至力量分散，资源浪费。我一直在思考解决方案，正好借这个机会向同志们请教。

　　信息战是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新出现的一种战争现象，是相对于火力战的一种新战争形态，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要战争形态。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军事学术界把“信息战”概念淡化了，而是强化了“信息化战争”的概念。我始终认为，我们仅仅把“信息化战争”作为一种新战争形态，而把“信息战”作为一种作战样式，这样的认识有缺陷，主要原因还是以纯军事或纯技术观点来看待信息战问题。2000年，我在解放军电子工业学院讲演时就提出，“信息化战争”不是一种战争形态。信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