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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敌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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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几封信，直到1998年我到兰州军区讲学时才见过他，是他主动报了大名我才对上号的，演讲后的那天中午他还特意请我吃了顿饭。我们彼此没有谈起这本书的话题，我很清楚，理想主义在现实世界中所处的困窘。
直到1989年的夏天，事情才有了转机。
有一天，我姐姐的朋友的先生来找我，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有着一个很俄罗斯化的名字，叫龙彼德，当时他在浙江省文联主办的《东海》杂志社任主编。因为我经常为他誊写诗稿，有时还他的诗写些评论，还因为我住在岳父家所处的开化路，与他单位省文联所处的龙游路仅几百米，所以龙彼德常到我的住处来。那天我刚从部队回杭州休假，他便来看望我，趋我倒茶的功夫，他拿起我堆在字纸篓上的几部书稿翻了起来。说心理话，我最想他看中的是另外几部文学作品，多么希望能在他的杂志上发表。但他却偏偏看中了《信息战》，大加赞赏。这可能就是命运或天意的安排，不管龙彼德老师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或许是一种提携和鼓励？或许是对于我为他誊写大量诗稿的小谢？他把这本书推荐给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刘洁编辑。
刘洁是内蒙人，说着一口好听的北方话，当时已在练密宗功了，她看完书稿后来信让我去谈一次，于是我请假专程从宣兴回杭州拜访她。她说，这是一本好书，以后一定会因此成功的，出版社决定出本版书。我听了很激动，经过几年的折腾深知出书的艰难，别说出本版书了，即使协作出版我也已下定决心了。那几年，出版社为了搞活经济，开始搞协作出版，也就是卖书号。龙彼德也是让我做好协作出版的准备，10万字2000元，我这本书至少要4000元书号费，加上印刷作制不是一笔小数目。为了筹这笔钱，甚至向我岳父还借了几千元。听到刘洁的说法，我终于松了口气，出一本书要我花去我几年的工资。接下来，经过刘洁大姐半年多的编辑，《信息战》终于在1990年3月出版了。（信息战封面）刘洁还写了一个在现在看来仍很另类的《编者的话》，给予高度的评价：
信息对全球的影响与日俱增。历史必将把信息战推上世界舞台，但迄今未见此类中外著述。《信息战》首次提出这种理论，是一部研究21世纪战争，溶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具有独创性权威性的军事未来学著作。作者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际关系等角度，研究了信息战的形成、发展及其给全球带来的震荡与裂变，并且高层次地探索了信息战的战略等问题。作者提出了许多崭新的概念：信息边疆，信息联盟，信息工厂，信息宪兵部队，信息化军队，打仗、回家去，等等。确实是我们思考国家战略、全球战略等问题的重要内容。值得一切热衷于未来研究、战略研究、国防研究和关心军事、政治、国际关系的人士阅读，亦是现代人洞察并立足于“信息社会”的“窗口”和“拐杖”。作者正值“而立之年”，凭借其满腔的激情、十多年潜心钻研军事理论的功底、占有大量最新资料，写出了这部“军界的第三次浪潮”，实在难能可贵！正如作者所说：“罗罗嗉嗦20万言，仅仅为提出‘信息战’三个字作铺垫，旨在为创立一门信息战学科’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如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思考和争论，笔者将感到十分欣慰。”的确，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危险的，前途叵测，生死未卜，但也因此更加可敬可佩。鉴此，我们将《信息战》奉献给读者，让大家共同来裁定吧！
1990年月，我收到了浙江大学出版社寄来的4000元稿费，这是我30年人生中第一笔最大的稿费。（信息战稿费单）我记得，这些稿费全部用来买书送人了，定价3．5元书买了1000本，只要报刊上有名有姓有地址的人，我都寄给他们，至今我还保留着送书的名单。（送书的名单）我也收到过一些回信，除了感谢和鼓励的话，大多感到莫名奇妙：为什么要寄书给他们？为什么？就是为将“信息战”三个定家喻户晓！前几年信息战热，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再次从新编辑出版了《信息战》，但许多人仍索要甚至想收藏第一版《信息战》，但我自己也没有多余的。在一次朋友聚会中说到这个话题时，在座在胡丰传老师说，我那儿还有几本。第二天，我到胡丰传老师家中要回三来书。他笑着说，当时我送给他十几本，请他转送朋友，还剩这几本。胡丰传老师曾经是杭州作家协会的秘书长，是一位诗人，在他有限的书架上让我的小书占据了十多年，而且依然簇新整洁，实在令我感动。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许多位助我成功的前辈、师长和朋友，这是我的福气，我终身不会忘记他们，永远感谢他们！
写作是爱
写作是一件非常严谨的工作，一篇文章不能缺一句话，掉一个字，否则就会词不达意、文不成章了。搞战略研究，有时比搞自然科学研究更要严谨。自然科学研究发生偏差无非是研究本身的失败，而战略研究发生偏差，可能会影响整个社会、甚至几个世纪。胡适先生崇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有一定哲理的。但是，再大胆的想像，也不能脱离实际，否则只能是一个幻想罢了。尤其是搞未来研究、战略研究，不可测的事物、不确定的因素、令人虚幻的东西太多了，需要选好角度和高度，更需要有严谨细致的作风。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必须要扎扎实实、逐字逐句地耕耘，需要坚强的毅力。这种毅力的动力来源两个方面，一是被动的，为了一种目的，把写作当成职业了；二是自发的热忱，我比较欣赏的话是——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和平与发展永远是人类社会最重大的主题，和平的对立面就是战争，要和平就要遏制战争，而军事战略研究又是战争理论“金字塔”的塔尖，凭个人力量和业余“打造”，很难有人能够锻铸出好钢的。我常常反思自己的行为，彷徨过，徘徊过，也退缩过，实现追求的途径有万千条，我却走了一条最寂寞、最艰难、风险最大的不归路，缘由对写作、对和平的热爱！
一个人的“悟”性对提高研究能力非常重要。做学问要不耻下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凭我个人经验来看，任何问题还是在脑袋里多停留些时间为好！养成揣摸、顿悟的习惯，这对培养自己的观察力和想象力非常有益。小时候你提的问题别人还能够满足你的好奇，年长了、到一定层次后你提的问题别人多数回答不了了。怎么办？只要你具有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可以在未知世界的神秘王国里自由遨翔。
如果说我一度对写作、对研究始于热忱和激情，更多的是盲目的、兴趣式的写作和研究，而战争经历使我的写作和研究增添更多的理性，写作和研究的目标也日益明晰，即从赢得战争到遏制战争，进而设计文明战争、理想战争，追求和平因素增长点。
搞战略研究，需要具有战略意识，而这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从实践和学习中得来的。现在要完全靠直接的经验解决问题是不能了，也没有必要。知识爆炸，信息共享，解决问题的办法、渠道非常多，间接的经验甚至比直接的经验更权威、更有效，但必要的实践、越来越难以得到的直接经验，显得更为重要、尤为珍贵。15年的军旅生涯使我对军队、对战争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性认识。地方工作的阅历，对自己很快适应非军事工作、掌握社会其他领域的知识，扩大、提高思考问题的领域和层次，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我这样的经历和机遇，以及抓住机遇的敏锐力和果敢力，要想取得现在的成绩是很难想象的。
战略决策权固然握在最高决策人手中，然而，培养战略意识，开展战略研究，决不仅仅是决策者的事。其实，研究战略问题同研究战术问题花的功夫是一样的，关键是一个高度。屁股指挥脑袋，这是对一般人说的，对搞研究的人来说，应该脑袋就是脑袋，不要受职务的限制，把思维提升到需要研究的层次上。要具有战略头脑，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我经常讲，站在月球上看地球，比喻看问题的需要有高度。然而这很难，当我们乘飞机从1万米高空往下看，除了云还是云，其他什么都看不到，更不要说在月球上了，肉眼根本看不到。所以我想，要具有战略头脑，首先需要培养战略意识，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因为思维具有穿透力，可以瞬间思考两个相距十万八千里的事物，看不到的事和物，只要能想到，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说信息战是战争对我的刺激，后来我提出理想战争便是祈望创造文明战争带来的硕果——这就是十多年来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考察分析的成果。
搞战略研究，必须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这就要甩掉包袱，然而却非常难，有一个阵痛过程。你想吧，一年发表几十篇文章，时不时地露露名，也是一件很过瘾的事。要另起炉灶，搞体系、学科的研究，风险很大。为了信息战研究，我有几年把其他写作欲望抛在脑后，这要学会坐冷板凳，要耐得住寂寞。过了这段时间，就可以进入一种新境界。当然这并不是说过去在较低层次上的研究、写作没有用了，这些是基础和素材，也是一种积累，仍然可以充实到新的研究领域中去。像我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电视文学剧本《战国风云》是1985年创作的，其中一部“合纵连横”的思想就纳入了《信息战》的重要内容。
重操旧业
1994年5月，我从军队转业到地方两年后，被调到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工作，这是一个主管全国对外开放的政府机构。有一天，李炳彦老师来看我，说，现在世界范围的信息战开始升温，但我军的研究仍停留在介绍外军的层面上，能否从新拿起信息战的研究之笔，为我军信息战研究点个火。
当时我已很久不搞军事研究了，因为实在太苦太枯燥了。而是在写《下海指南》，为企业写书搞策划写《横店模式》这类书，效益相当可观。现在已是中国企业大哥大的中国横店集团，1991年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乡镇企业，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与集团的总裁徐文荣成为好朋友。与他的相识，使我懂得了企业、经济这些新的事物。我开始研究横店集团，对经济发生了兴趣。从1992年12月至1996年10月，我出版了12部专著，只有一部是研究战争的，而关于横店集团的书有5部：《横店模式》、《横店社团经济模式研究》、《横店的精神文明建设》、《横店之路》、《著名专家学者论横店》。
重操旧业何其难。但李炳彦老师经常教育我，激励我，让我举起信息战这面旗帜。那以后，我和李老师几乎天天要见面，每天还要通几次电话，喝下的酒至少有一吨，当时李老师的酒量很大，每顿饭不下一斤，当然有时是碑酒。第二年，在李炳彦的催促下，我利用国庆3天假期终于完成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经李老师润色编辑的文章：《当今世界军事革命的重心——信息战研究导论》，1995年11月7日《解放军报》以整版的篇幅予以发表，在头版发了要目，并加了很长的编者按：
当今世界，军事革命的浪潮正拍击着新世纪的大门。这场革命的核心是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的过渡和转变。
本刊曾发表了介绍外军关于信息战研究的文章，引起读者广泛关注。面对新的军事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再也不能坐视，再也不能沉默了！我们必须勇敢走进这个“寂静战场”，迎接挑战！
新的军事革命，必然冲击到传统的军官培养、军队结构、后备力量动员、作战思想，以及整个国防建设的思路。对此，我们将在一个时期里，集中版面进行研究。欢迎广大读者积极参与。
今天发表的这篇文章，提出了研究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聚焦点，以及创新战法的深层思考。作者沈伟光同志，是我国最早研究信息战的专家。1987年，本刊介绍过他对信息战研究的成果。1990年，他的《信息战》一书问世。之后，沈伟光同志转业到地方，仍然关心军队建设，跟踪信息战研究，不断有新的发现。通读全文，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学术水平，更可以体会到作者那种奋发拼搏的胸怀和精神。而后者，正是我们今天学术界尤其值得倡导的。
思想的火花需要用思想的重捶的撞击，理论的沉寂应该以理论的号角来打破。我们希望以此能引来活跃的研究之风。
——编者
11月27日《解放军报》又编发了一组讨论稿《认清形势，迎接挑战——＜当今世界军事革命的重心＞一文引出的话题》，仍加了编者按：
本报11月7日发表了沈伟光同志撰写的《当今世界军事革命的重心》一文，引起了读者的热切关注，许多读者纷纷投书本报，或引发共鸣之感，或进一步挖掘本文主题，或提供更充分的佐证&；#8226；&；#8226；&；#8226；&；#8226；&；#8226；&；#8226；表现出当代军旅将士迎接挑战的勃勃雄姿。欣慰之余，我们再编发几篇这方面的文章，以把这场研究引向深入。
这篇文章认为，从机械化战争到信息战，不是单纯的作战样式、方式的改变，而是战争形态的改变。在世界战争发展史上，信息战将矗起一座新的里程碑，甚至最终可能引起军事哲学的革命，同时带来作战指导思想的巨大变化。谈了三个问题，一是信息战与信息时代，二是新的战争形态带来新的战争指导的变化，三是重在创造我们的优势，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
——军队的行动自由取决于制信息权
——作战目标的选择以打乱敌方的决策程序为主
——火力运用从打覆盖面转为“点穴”
——特种部队和特种战的地位日益提高
——指挥体系趋扁平化
——在难以界定的战场上充分利用民间力量
——孙子的“全胜论”映射出时代光辉
——谋略的运用更加丰富多彩
作为一份中央军委的机关报，以这样的规格推出一位地方学者文章，当时我已在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工作，意义十分深远。《解放军报》从1987年4月17日的《信息战的崛起》到1995年11月7日的《当今世界军事革命的重心——信息战研究导论》，八年的漫长过程，也反映出解放军研究信息战的曲折历程和认知水平。
这篇文章引起极大的反响，文章发表的时候我正在加拿大市长培训班学习，回来后办公桌上堆了几百封信，让我足足地过了一次明星瘾，而且这篇文章还获得当年解放军报社颁发的最高奖——荣誉奖。
这篇文章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军信息战研究的状况，自此，解放军的信息战研究驶入快车道。曾经有人作过分析，中国军事学术界有关研究信息战的所有文章都烙有这篇文章的印迹。1999年11月23日的上海《文汇报》以整版篇幅发表原解放军报社记者部副主任陈歆耕先生的报告文学《沈伟光和他的“信息战理论”》，他跟踪研究的是当代中国的军事学术人物，他指出：“当今被汗牛充栋的文章和书藉反复炒作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在15年前，沈伟光就已经在著作和论文中论述过了。”我认为，这样的评价并不过份，我国有关信息战的研究，不管那些文章的名词怎么变，灵魂和内核都是从我的理论中汲取养料的。
当时写的另一篇文章是：《信息战对军事领域的十大影响》，1995年6月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1996年3月的《新华文摘》予以转载。这篇文章提出了信息战对军事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
——争夺制信息权
——军队结构由“物质型”转向“信息型”
——战争威慑属性日增
——不战而屈人之兵
——回家打仗成为可能
——人的因素第一
——决胜于大脑思维战
——高技术战争更趋激烈
——强化军队的信息建设
——军事软科学作用日渐显著
写这两篇文章，是我学术生涯中最辛苦的精神磨难，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呕心励血。记得当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还呕吐过几次。稿子送解放军报社那天，北京正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暴雨袭击，路上的积水有半米高，司机杨建中开车从我住的金台饭店到阜外大街的解放军报社用了4个多小时，到报社后车无法进入，杨建中是卷起裤子赤脚找到李炳彦老师的，这种老百姓关心国防的举动使这位谋略大师感动了好多年。
写完这两篇文章后，我的军事学术研究热情再度被激活了，不断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国防报》、《新闻出版报》、《中国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华读书报》、《计算机世界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粤港信息日报》、《深圳特区报》、《济南日报》、《战士报》、《半月谈》杂志、《新华文摘》杂志、《国防大学学报》杂志、《陆军学术》杂志、《中国国防科技信息》杂志、《战略与管理》杂志、《北京青年周刊》杂志、《现代军事》杂志、《保密工作》杂志、《首都国家安全》杂志、《经济时刊》杂志、香港《广角镜》杂志、香港《中国评论》杂志、马来西亚《工商世界》杂志等，发表大量有关信息战研究的文章，大多是整版文章、配编者按、头条的，真正过足了铅字瘾。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开拓性的。
1996年，4月4日在《科技日报&；#8226；科学前沿》发表了《现代高科技信息战》；5月3日在《中华工商时报》发表了《信息战：梦想与现实》，此文被《中国国防科技信息》杂志和《中国国防报》转载；6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信息战》；在6月刊的《半月谈》杂志发表了《信息战，军界的热门话题》；在7月刊的《国防大学学报》杂志发表了《社会网络化趋势与国家安全观——军事谋略学专家与信息战理论专家沈伟当对话录》，此文也被《解放军报》和《新华文摘》转载；
1997年，在1月刊的《中国国防科技信息》杂志发表了《思维战：终极战争》；在3月刊的《中国国防科技信息》杂志发表了《迎接信息时代的战争》；在4月5日的《中国国防报》发表了《信息边界——一个必须关注的战略话题》，此文同时被《新华文摘》、《计算机世界报》、《科技日报》和《粤港信息日报》等多家报刊转载；10月30日和11月14日在《济南日报》分两次发表了《未来战争向你招手》；12月11日《解放军报》内参专文发了我的《关于加快我军信息化建设的几点建议》；新华社内参于12月20发了《沈伟光建议建构信息时代的国防安全体系》。
1998年，香港《中国评论》杂志第2期发表了《21世纪的战争形态与国家安全》，马来西亚《工商世界》杂志等许多海外报刊予以转载；2月13日《中国国防报》发表了记者对我的专访《信息时代的战争观——我国信息战研究专家沈伟光访谈录》；3月3日和10月16日在《中国国防报》发表了《建构信息时代的国防安全体系》和《再论信息战》；5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记者对我的专访《筑起国家信息安全的防线》；《迎接信息战挑战》一文收入奥地利出版的英文版、德文版、日文版《信息战论文集》；9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网络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此文被《新华文摘》转载；10月26日在《经济日报》发表了《把握社会网络化趋势》。
1999年，2月2日在《解放军报》发表了《遏制信息战——知识军事的时代使命》，此文被《新华文摘》转载；在2月刊的《国防大学学报》发表了记者对我的专访《信息战：21世纪是遏制还是发展——访信息战专家沈伟光》；4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记者对我的专访《战争不是电子游戏——访信息战研究沈伟光》；7月28日在《解放军报》发表了《网络大战悄然来临》；12月30日在《北京晚报》发表了《21世纪战争会不会打响》。
2000年，1月1日在《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世界大战谁能搬开火药桶》，在《济南日报》发表了《世纪寄语》；1月5日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信息战主导21世纪战争形态》；1月7日在《济南日报》发表了《21世纪战争畅想》；3月刊的《现代军事》杂志发表了记者对我的专访《21世纪：遏制信息战——访信息战专家沈伟光》；4月29日在《光明日报&；#8226；生活时报》发表了《信息战：新的战争形态》；10月刊的《保密工作》杂志发表了《关于信息战的再思考》，12月刊的《保密工作》杂志发表了记者对我的专访《理想战争与战争大趋势》；《首都国家安全》杂志第3发表了《信息战与国家安全》。
2001年，1月1日再次在《济南日报》发表了《世纪寄语》；1月刊的《陆军学术》杂志发表了《信息战到底是不是文明的战争？》；1月18日在《北京晚报》发表了《信息战之父与＜新华词典＞较真＝，包括新华社《每日电讯》在内许多媒体的关注；2月2日在《北京晚报》发表了《美军太空战演习意味着什么？》；3月14日在《北京青年报》发表了《无网不胜——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3月20日和3月27日《光明日报》分两次发表了记者对我的专访《理想战争与战争新趋势——访信息战专家、未来学家沈伟光》；3月《全国政协&；#8226；内刊》发表了《以“理想战争”为目标，加强我国军队和国防建设》；4月2日《北京晚报》发表了记者对我的专访《美国飞机干吗来了——赤裸裸地展示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在海内外引起震动，数百家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予以转载；从5月到8月，广州军区《战士报》分5次发表了记者对我的专访：《战争规模逐渐走向微型化》，《零死亡成为未来战争的理想目标》，《机器人战争是实现零死亡的途径》，《战争需求将成为新的大众产业》，《未来战争领导人被推到战争最前沿》；“911事件”的第二天，《北京晚报》于9月12日发表了记者对我的专访《袭击事件将会带来什么》（访谈）；10月15日在《光明日报&；#8226；内刊》发表了《警惕新恐怖主义的威胁》；11月14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记者对我的专访《一网打尽“文抄公”》，从而掀起了军事学术界打假的风潮。
2002年，3月4日在《北京日报》发表了《被剽窃者如是说》；4月30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信息安全人才培养迫在眉捷》，呼吁国家加强信息安全人才培养工作；9月23日在武汉《国防教育报》发表了《“###”已不择手段》，写这篇文章时正在上海浦东考察，活动安排得很紧，利用中午休息1个小时完成的；9月29日《人民日报&；#8226；内部参考》和10月25日《人民日报&；#8226；内参选编》，共同发表了《我国信息安全面临的十项任务》，这是我为国家提供的《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框架》的部分内容。
2003年，写文章的时间很少了，主要精力放在写书编书上。7月份，广州军区《战士报》再次开劈专栏发表记者对我的专访：《那种没有火力的战争是否能到来？》，《老通信装备在未来作战中能否完成指挥联得上？》，《初级军事知识在高科技战争中能发挥作用？》，《信息战中体能训练是否有必要？》，值得一提的是，《战士报》的杨玲女士是一位很有眼光和才气的编辑，是我接触过的许多女军人中最有军事学术素养的一位；10月24日和11月7日分别在《国防教育报&；#8226；新视野》发表了《人类战争的最终样式——思维战》和记者的专访，《让战争走出纯暴力的阴影——访中国信息战之父沈伟光研究员》。
2004年，我从北京调到地方工作，只发表了3篇文章，还是5月份到北京开会时写成的，都是在《中国国防报&；#8226；军事特刊》上发表的，5月11日的《信息有国界》，6月1日的《信息战：对思想和精神的攻击》，6月15日《斩首仍将继续》，这几篇文章都是曲延涛编辑的，这是一位国防大学的高材生，他的敏锐性特强，经他的编辑，这些老内容重新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反响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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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新华
1995年重操旧业以后，我研究的课题全部是战争问题，其他问题在我的思维中停留的时间很短。1997年以后，我重新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书出书上，在出版的专著编著中，有29部是与战争问题有关。
1997年出版的2部专著写得最快，一共用了半个月，是剪刀加浆糊的杰作，一本是中国社会出版社2月出版了527千字的《制造革命——信息社会的能量考察与人类的远程设计》；另一本是人民出版社6月出版了270千字的《新战争论》。
那是1996年清明节后的一天，我和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薛德震，一编室主任王乃庄、编辑侯俊智，新闻出版署刘万利等朋友在北京农展馆附近的顺峰海鲜酒楼喝酒闲聊，他们对我在未来学和军事科学领域取得的成果很感兴趣，鼓励我将已有的学术成果整理出版，还给我出了许多点子。
在朋友们的鼓励下，用半个月时间将我所有的学术成果梳理了一遍，整理出70多万字的初稿，还借用一首歌名作书名：《未来不是梦》。人民出版社还安排了一位年轻有为的编辑戴联斌为我的书做责任编辑，为了慎重期间，王乃庄又请研究美国问题的前辈邓蜀生老先生审稿。书名是经过多次讨论后才确定为《新战争论》的。人民出版社破例为我制作了精美的招贴广告：军人的冷静、学者的深刻、爱国者的热诚、诗人的浪漫，青年信息战专家和战略学专家沈伟光通过《新战争论》告诉你，一种全新的战争观念，一种颇有前途的战略思想。
《新战争论》出版发行后迅即在全国引起反响，一年内又重印了一版，有些单位还把此书作为“三讲”教材。1997年9月30日《新闻出版报》以《军事理论专著＜新战争论＞受到传媒关注》为题，发表了记者赖名芳的报道：今夏，一本名为《新战争论》的军事理论专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立即引起了读书爱好者的浓厚兴趣。首都部分媒介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经济日报等均对该专著作了专门的介绍。8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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