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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革命-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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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出不穷，无计其数，全都比不上这个方案的天真、荒唐和脱离实际。以这位吴老先生为首的专家小组，首先将四通视为〃民间资本〃，然后建议它把70％的产权无偿赠与政府、学校和中国科学院，把另外30％分配给公司经营者。学者们以为自己耻谈利益，别人也就不会斤斤计较，结果却被利益冲突的双方断然拒绝，弄得里外不是人。公司方面质问，既然是〃民间投资〃的产物，凭什么要白白送给别人？政府则认定这个企业不仅应当全部归〃集体所有〃，而且政府也应在其中占有足够份额。官员们甚至把自己多年以来为公司减免的税款全都计算出来，信誓旦旦地说，这就〃相当于政府给了四通一笔投资〃。万润南眼见调和无望，索性把政府和学者全都撇在一旁，自说自话地制定出一个方案：把公司财产的51％归于自己，其余49％由另外7名董事平分，而那里面还有两个董事是他的父亲和弟弟。这就等于让他和他的家族占有公司财产的65％。他自作聪明地说，这叫〃良性分割〃，可是别人也不是傻瓜。政府显然不会接受，就连他在公司里的同事们也开始抱怨〃分配不均〃。李玉琢当时并非公司董事，置身利益圈外，冷眼旁观这场纠纷，不禁感叹，那些人尽管深谋远虑，却〃都低估了问题的难度〃。就算诸位董事彼此妥协，在纸面上把公司财产瓜分完毕，〃四通〃沉默的大多数〃和政府这两关似乎也难通过。〃
事情果然不出李玉琢所料。在以后的岁月里，四通一直不能解决产权问题根据李玉琢的记载，1993年8月在香港上市时，〃四通资产的42％被作为法人股打包进入上市公司，2000名职工分到1500万股内部职工股，占当时总股本的2？5％〃。这样看来，职工的股权与原有资产仍然没有关系。。段永基曾经说，他始终不知道四通是谁的。而李玉琢的说法更加彻底：〃四通由民营企业蜕化成一个比国营还国营的企业也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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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分裂之家（4）
与四通不同，联想的股权改革是一个成功的传奇，但它无论是在中关村还是整个中国，都是绝无仅有，无法成为榜样。从一开始，柳传志面临的局面就比四通更糟。他的联想在开创之初就有确凿无疑的国家投资……20万元。所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法律上来说，联想均属国有无疑。了解我们国家企业发展历史的人全都知道，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中，对于股权抱有野心的并不算少，但是他们全都不能找到一种既合理又合法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要么不能动手，虽然创造巨额财富但却清贫一生，要么铤而走险化公为私，甚至触犯刑律，身陷囹圄。这两种结果显然都非柳传志所愿。他一直在心里盘算着找到一种途径，以法律和道德都能认可的方式确认员工利益。可以想像，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和复杂性。
当年四通开创者以各自占有股权多寡为目标，而柳传志则始终是在公司和政府之间寻找利益的平衡点，而且还要小心翼翼地替政府寻找为他网开一面的理由。他的成功奥秘不是在于他比四通更有力量、更会投机、或者理由更充分，而是在于他更善于忍耐、创造条件、步步为营，以及把利益对立者变成利益攸关者的无与伦比的技巧。
1994年2月联想在香港股市挂牌之前，柳传志开始策划把公司财产的一部分分割出来，归属企业的开创者以及后来的员工。他甚至授意属下做出计划，呈送上级参照。这一方案经过权衡，增删各方持股份额，形成文件。通俗地解释其中关键环节，就是将联想财产的55％归于国家，45％归于员工。它首先得到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支持，由于科学院是联想的投资者，同时也是联想的唯一股东，所以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联想已经打通最重要的障碍。然而柳的方案还是很快宣告流产。因为〃国有资产〃在理论上乃是属于全体国民所有，其代表者并非中国科学院，而是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那些官员可不像周光召这么好说话。
柳传志一计不成，退而求其次。他向上级要求，把公司35％的利润归在联想员工名下，由公司自己决定在创业者和后来者之间如何分配。有趣的是，这就绕开了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这两个大障碍。因为作为唯一的股东，中国科学院拥有处置企业利润的权力，当然也可以批准柳传志的要求。柳就这样得到〃分红权〃，他当即在公司员工中做出分配。在当时，这些都是纸上之兵，没有分掉一分一厘。柳传志只不过要财务人员将这笔钱逐年登记造册，载入每人名下。无论是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们还是企业的员工，都觉得这是在〃画饼充饥〃，不当一回事，只有柳传志看出此中价值。他相信这是走向〃财产归属〃之途的第一步。
既然有了第一步，也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走向既定目标。他从这里开始，又走了7年，终于在2000年把公司35％的股权归属员工所有，也让他自己以及和他创业的同伴们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千万富翁。其具体操作的程序，则是将这部分股权作价1？6亿元，然后将多年积累下来的那笔红利倾囊而出，一举购得。这一过程最好地证明，柳传志这个人是好高骛远和脚踏实地的绝妙结合体。他有足够的决心和忍耐力与旧制度周旋，直到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都是后话。现在让我们回到1994年，看看中关村如何高举起那面时代的旗帜。
这个行业的本性是没有国界的，现在它却大张旗鼓地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号。在我们国家掀起来的〃高举民族品牌大旗〃的浪潮中，中关村所发挥的作用具有深远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技术主流的重要转折，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关村不再仅仅是外国微机的大柜台，而且还是一个广阔的、不断成长的经济王国。老一代的政治经验仍然有用。它的作用是游说政府、勾结权力、组成联盟、平息这个王国的潜在阻力，最终能够保障它的成长壮大。企业的成功之道不仅在于会赚钱，更在于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去赚钱。
前文所述中关村的舆论转向〃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现在有了新进展。1994年5月第一周，杨元庆在北京发布联想微机〃E系列〃的那一天，总工程师倪光南率领一支队伍来到上海，用了三天时间，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意向，共同建立一个〃微电子设计中心〃。有证据表明，这一计划曾让公司上下兴奋不已。倪光南一说起来就会两眼放光，因为〃设计中心〃的目标是集成电路，也就是开发制造计算机的专用芯片。它在计算机产业的技术链条上属于高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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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分裂之家（5）
我们只要稍微一想就能明白，中关村同时发生的这两件事……杨元庆统帅的微机阻击战和倪光南策划的芯片研发，正是中国社会潮流的反照。用纯粹技术的眼光来看，这两人都在试图发起对于外国技术垄断地位的挑战，只不过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杨元庆走向低端，而倪光南则是挺进〃制高点〃。假如振兴民族计算机产业真的可以被当做一场战争，那么杨元庆是在采用避其锋芒攻其不备的战术，这有点像毛泽东当年的游击战，而倪光南则是在敌人最强大的地方展开攻坚战。
主张抢占〃技术制高点〃的舆论显然占有道义上的优势。中国人在开放年代发奋图强，大举拆除贸易壁垒，进入世界市场的步伐也相当紧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放的进程反而刺激了国内民族主义的潮流，潜伏着的社会分歧涌到表面，成为90年代中期国内舆论的一个焦点。有三个人，杨桃源、垄和安、何君臣，联合起来在《国际电子报》发表文章，题目叫做《中国计算机产业何去何从》，里面开列两种意见，都有代表性：
……我们缺少强有力的集成电路和工业基础，又不掌握技术制高点。现实的选择是〃一退到底〃，去选择那些外国人不愿意做、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品。
……不能再退了，搞一个丢一个，我们还能退到什么地方去？政府不能再作壁上观，应当加强扶持力度，保住〃民族的〃这一块。
在这样一种舆论的诱导下，〃中国芯〃特别时髦。〃芯片〃本是集成电路的俗称，只具有纯粹技术和经济的含义，但是〃中国芯〃偶然地与〃中国心〃谐音，于是立即就被赋予强烈的民族情感，也刺激着中国社会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国家都不得不回归本来意义上的经济和技术。从一开始，中国的崛起就面临着技术匮乏的窘境。它的基本推动力首先来自资源的投入，它每年消耗全世界7？4％的原油、25％的氧化铝、27％钢材、30％的铁矿石、31％的煤、40％的水泥。然后，在意识到资源不可能永无止境地被挥霍之后，它便试图拿资本替代资源，成为经济的发动机。国内规模庞大的储蓄和国债，以及每年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外国投资，使得它的〃资本替代〃战略颇为成功。中国人由此在90年代建设起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业，有超过80种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外国人给予中国〃世界工厂〃的声誉，中国人自己也以〃中国制造〃而自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席卷整个世界已有多年，但是这个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却始终不曾进入〃科技的时代〃。它在20年前曾发誓〃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10年前曾宣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即用科技替代资源和资本，成为最重要的发展动力。但是直到今天，它在科技和教育的投入仍然少得可怜，甚至还赶不上它用来大宴宾客和为官员购买轿车的支出。它的产品所依据的技术，有超过80％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人们把这叫做〃拿来主义〃。
说到获取新技术，中国人有三种基本的方法：第一，先购买，然后模仿。迄今为止中国市场上大部分新产品，从轿车到电熨斗，都包含了这样两个过程。学者笼统地叫做〃跟随战略〃。从某种程度上说，〃跟随战略〃所发挥的作用，是中国崛起的最大传奇。而官方有个通行说法，叫〃引进先进技术〃和〃国产化〃。第二，偷窃，然后假冒。这也是一部分人所使用的手段。它集中于计算机软件、图书、音像制品以及世界著名品牌，并且在90年代后期一度达到顶点，乃至侵入90％以上的计算机软件和80％的音像制品。它给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短期利益以及长远的损害。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详细述说。此外还有第三种方法，那就是创造。大约从1994年夏天开始，它在全中国成了一个如火如荼的话题，直到今天。
〃中国芯〃是〃中国创造〃这一话题中的最激动人心的部分。随着气温的升高，中国人的热情日愈高涨。人们只要一想起英特尔垄断着世界市场上80％的中央处理器，就不能容忍，似乎不把这个〃制高点〃拿下来，中华民族就要血流成河。中央政府特别热衷推动此事。他们鼓励那些最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奋起抗争，甚至制定了政府投资计划，就连胡启立部长和周光召院长也在表达对〃中国芯〃的期待之情。他们希望联想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还许诺政府将无偿拨付巨额资金供研究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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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分裂之家（6）
整个形势都在驱使联想担此重任，而它看上去也真是义不容辞。倪光南的〃上海计划〃显然是应运而生的。但也正是在这时，柳传志冷静下来。此人尽管在内心深处有着很强烈的民族情结，热衷政治，自诩为一个爱国者，但是他对企业比对国家更加关心。在他的心里，公司利益高于一切。而这正是新时代的公司精神。他接连几个星期把这件事思前想后，仔细计算芯片投资，估量市场前景，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原来竟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事情！6月5日，他给倪光南写信，委婉但却坚决地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开发〃芯片〃需要先进技术、有效的管理体系、高水平的开发人员以及足够的资金，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你就算做出来了，能不能卖出去？在陈述了这些意见之后，他断然写道，〃目前条件尚不具备。〃
柳传志在〃中国芯〃的高地前下令公司停止进攻，是因为他看透了，中国人远未达到进军核心技术领域的时候，更无法改变世界电脑行业的既定格局。企业家的选择和科学家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在实验室里可以不遗余力地追求完美，所以科学殿堂里总是树立着一些〃高、大、全〃的偶像。但是在市场上，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是用户所需要的，只有最适合用户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与其在〃制高点〃上慷慨赴死，不如避实就虚，先在技术和利润的低谷中抢得一席之地。
这个想法既机敏又缜密，显示出英雄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点。然而从操作程序上看，他的行动却又过于突兀，不仅和整个国家的舆论不能相容，还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尤其让倪光南无法接受。两个人在一番激烈争执之后，不欢而散。一次战略抉择的分歧演变成这对搭档的分裂，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悲剧。此后公司总裁室的会议变成了倪光南和柳传志之间的争吵，每一次工作分歧全都成了针对个人德行的指责。柳传志认定倪光南在〃胡搅蛮缠〃，而倪光南在一次会议上说：〃我永远和你没完。〃在又一次会议上说：〃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在第三次会议上说：〃我坚决和你干到底。〃
这一事件成了中关村公司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长期斗争的分水岭。公司领导者在战略选择上想法各异，乃至不能统一，这在世界商业史上原本属于正常。问题在于，柳倪分歧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特有的味道。无论当事者还是旁观者，更倾向于把它当做人与人之间的纠葛，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反倒退居其次。柳传志说，这件事是他与倪光南彻底分裂的〃导火索〃。但是我们追究起来，很难说是个人积怨导致他们不能就重大问题互相理解，还是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让两人失去了最后的转圜之机。
总工程师说到做到，和总裁〃干到底〃。他向上级报告柳传志作风霸道，进而指控柳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其值得怀疑的资金总额有552？58万美元。他的举报如果坐实，柳传志的命运也就和那个沈太福差不多了关于这个案件的详细情形，详见《联想风云》。。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两人之间长达10年的友谊烟消云散，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局面。
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全国都已扭转方向……从中国可以说〃是〃，转到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人在开放的年代中发奋图强，不仅想从世界进步的喧嚣中寻求激励，而且希望从民族的情感中获得源泉。有意思的是，社会思潮也会被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左右，人们在80年代崇尚世界主义，而在90年代任由民族主义占上风。
柳传志在〃中国芯〃的面前激流勇退，这并不表明他没有〃振兴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情怀。在他看来，〃民族品牌大旗〃无法插上集成电路的制高点，但却有极大可能插在杨元庆的微机组装生产线上。杨元庆的价格策略正在发生作用，在他执政的最初160天，联想微机售出15000台，比此前一年卖出去的还要多，而且还有相当可观的利润。中关村看到曙光，士气重振。柳传志意识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决定把他的政治谋略再次施展出来，要为杨元庆推波助澜。他率领公司总裁室的全体成员，到电子工业部去拜访新部长胡启立和他属下的那些官员。〃我们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所谓〃撤退〃的问题。〃他说，〃这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事。如果我们也放弃联想品牌的微机，有可能国产微机就完全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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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分裂之家（7）
这番话以退为进，在主持全国电子工业大局的政府办公大楼回荡着，让人震撼。中国的电子工业在胡启立主持之下进入繁荣时期，同时处处埋着危机。胡启立说，联想提的问题，也是他自己一直考虑的问题。他把眼睛盯着属下官员，口吻既委婉又严厉。〃绝对不可以放弃，一定要占领，〃他说，〃要有自己的品牌，这是一个发展战略问题。〃部长这么一说，官员们无不附合。一个说，他正在想办法。另一个说，他和联想有共识。第三个抱怨，国内计算机没有几家了，只有联想和浪潮还算守着中国的阵地。第四个说，他非常赞成联想的想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我们自己民族工业的立足之地〃。结果柳传志得到了政府支持。媒体也都涌上来，把联想说成民族的希望。今天我们回顾国产微机的发展历史，可以说，1994年是最艰难的一年，但要说到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斗志昂扬，那还真是空前绝后。
现在1994年就要结束。四通、联想、方正、时代、汉王、用友，还有中关村所有得意的和失意的公司，全都看出这一年非比寻常：高举民族品牌大旗；向中央政府请命；公司内外患忧纷争不断；微机阻击战打响第一枪；仿效硅谷模式；改革产权制度；风险投资初露锋芒；〃中国芯〃蠢蠢欲动；摩尔定律不可阻挡地发生着作用；英特尔芯片大幅降价……奔腾100MHz的中央处理器单价从1000美元降至750美元，导致世界市场上的高档个人计算机在圣诞节前价格大跌；国内计算机制造商花在广告上的钱增加了一倍，把微机销量增长68％，达到65万台，也让国产品牌稍微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经过1991年到1994年的跌宕起伏，中关村摆脱颓唐之气，豪情倍增。电子工业部的一份统计报告表明，一支规模庞大的中国军团已经集结起来，为即将到来的微机时代做好准备。包括那些老牌的和新起的厂商……长城集团、方正公司、四通公司、浪潮集团、长江集团、南天集团、长安集团、长白集团、华光集团、紫金集团和联想集团。联想后来居上，成了这支队伍的领军人物。它的微机市场份额在过去12个月增加了3个百分点，达到8％，排在国产微机第一位。
岁末岁初间，中关村捷报频传。联想成了记者追逐的对象，风头盖过四通和长城。幻灯片、录像片、报纸文章、电视镜头，大会上的旗帜、花篮、政府官员的赞扬，全都集中到柳传志的案头。他有些激动，忍不住提笔给公司员工写信。此信至今仍然保存在公司档案中，作为证据，展现着那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他写道：〃一场大仗终于打完了。这是联想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战役。这个战役又是我们整个大战役的前哨战。〃
既然只是〃前哨战〃，就意味着大头儿还在后面。在那个求战心切的年代里，中关村肩负全国的希望。这个旧时代的技术殿堂和新时代的商业大厦，现在成了民族精神的圣地，象征着中国崛起。可是还有一件事情，叫所有人放心不下，那就是柳传志和倪光南的那个分裂之家。人们倾向于把他们的分歧归结为〃技工贸〃和〃贸工技〃之争，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看的。其实这件事情如果能够成为焦点，令无数人激动不安，那也是因为它触动了中关村乃至整个中国发展道路的痛处。
我们在保存至今的档案中可以看到，柳传志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用〃技工贸〃来表述公司发展道路，说得头头是道。直到1995年夏天，他在公司内部会议上第一次把〃技工贸〃改成了〃贸工技〃。一开始，人们都以为他是随便说说的，没有注意。他们对于柳传志和倪光南的争执还一无所知，也没有看出柳传志的脑子里当时装满了需要进行辩论的事。他正在盘算怎样面对倪光南的迎合世情人心的观点，说服中关村乃至整个国家：〃一定要盯住市场，不能只注重技术攻关。在这个问题上只讲民族感情是没有用的。〃
问题的核心很容易被理解为，〃技术〃和〃贸易〃哪一个更重要？进而还可以引伸出第二个问题：倪光南和柳传志哪一个对计算机产业的贡献更重要？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柳传志在试图摆脱倪光南的影响。但是柳传志说，他的转变并不包含个人恩怨。他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谁先谁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事实上，1993年冬季以来，公司的研发中心就让他头疼，这个中心一直沉浸在技术至上的气氛之中，把公司利润的40％花光了，可是他们的成果很少能够变成产品。〃这个事让我琢磨了很长时间，〃柳传志说，〃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不把销售渠道理顺，再好的技术也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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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分裂之家（8）
倪光南毫无疑问是主张〃技工贸〃的。他是一个技术完美主义者，坚信〃联想是典型的依靠技术储备发展起来的公司〃。他的手上有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联想式汉卡〃。公司内部的多数员工支持柳传志，但在公司之外似乎聚集着对倪光南的同情。两个游走在中关村里颇有文名的人，方兴东和姜奇平，就曾尖锐地指出，柳传志将联想导入了生意人的层次，而公司日后的种种不如意，都不过是〃贸工技的危机〃。还有一个名叫王育琨的人甚至认定，柳传志〃从来没有把发展具有知识产权的产业作为坐标〃，而倪光南的被摈弃，标志着〃机会主义在联想取得了完胜〃。如果联想〃在倪院士的带领下开始着手研制中国芯片〃，王育琨在柳倪分道扬镳10年之后如此写道，〃芯片业的版图可能是另外的样子〃。还有个名叫〃阿果〃的人也是支持倪光南的。他为王育琨的《失去联想》一书作序，尖锐批评柳传志主张的〃贸工技〃。不过，他把柳传志的所谓〃贸〃归结为联想早期的〃运营彩电、布匹、旱冰鞋〃，显然是一种误解。他将倪光南的意见概括为〃联想的基因，就是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运作〃。如果这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同柳传志的看法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柳传志从未试图否认汉卡在联想早期历史上的作用，同时他又坚持认为联想的最大功绩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把技术变成钱〃。〃一个高科技企业的任务之一是完成把产品换成钱的过程，〃他有一次这样说，〃这是系统工程。〃
科学家是中关村的一大特征，但是只有科学家出身的实业家才能代表中关村的灵魂。从他们中间任何一位的事迹里，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关村科学家的与众不同。这种科学家的特征不是技术和学问，而是把技术变成钱的商业精神。尽管我们总是由于新技术的产生激动不已，但是只要想到，在中关村早期的历史中，是营销成果而不是新奇的设计让技术人员兴奋起来，就不得不说，技术当然是推动计算机世界前进的力量，但若仅仅凭借技术，那就一事无成。就像美国《福布斯》杂志记者杰弗里o扬说的，〃一项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很快就变得无秘密可言，真正使世界大不一样的，是推动这项技术的能力。〃在一本脍炙人口的著作《电脑革命史》中，杰弗里o扬用60年计算机发展历史上的无数故事，证明了〃科学只是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
到了真正悟出这个道理的那一天，中关村将大大成熟。可惜的是，大多数人还要经过很多好大喜功、一厢情愿的蠢事之后，才能真正了解这一点。
193第十三章英雄末路……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陈春先进入他一生中的最后10年。那场致命的官司彻底败诉之后，他将自己麾下的公司改名〃华夏硅谷〃，试图东山再起，然而却再次遭遇严重的法律问题。1994年6月23日，一群来自苏北溧阳的警察闯上门来，以〃诈骗罪重大嫌疑〃为由，将陈押回拘留。此案后来被证明只不过是另一起〃经济合同纠纷〃，陈春先雪洗个人罪嫌，可是公司再也不能振作。1996年〃华夏硅谷〃彻底倒闭。陈春先带着公司的那张大会议桌回到家中，从此销声匿迹。在写给中关村管委会的一封信里，他凄凄惨惨地叙述自己的境况，〃游离于社会，档案放在人才中心，没有任何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障〃。有时候他会走出门去，望着高楼崛起、日新月异的白颐路若有所思，和朋友谈论阅读《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这是美国学者安娜莉o萨克森妮（Annalee Saxenian）的著作。出版于1994年。在中关村拥有极大影响。的感想，一个劲儿说，〃我们很需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型企业〃。偶尔来到翠宫饭店，出席一群喜欢怀旧的人举行的座谈会，回忆〃中关村变革早期活动〃。大家见了他都叫〃老陈〃。他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好友、北京大学的王辑慈教授这样描述这位〃中关村第一人〃：〃他最关心的，就是中关村跟硅谷相比究竟怎么样。他常常为中关村的未来担忧。〃2001年春天有个名叫周熙檀的记者来拜访他，也许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在家中会见记者了。这位记者看来想要追述历史，见了那张陈旧的会议桌，便抒发感慨：〃它映射着那段创业的时光，刻录了一个永远记录在中关村发展史册上强者的名字……陈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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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英雄末路（1）
这位强者，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很快就从中关村的生活中消失了。可他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呢？2001年7月9日，他的昔日伙伴纪世瀛写了一封信给管委会主任陆昊。信是以〃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名义写的，为陈春先而写。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此人就像许多失败的英雄一样清冷寂寞，穷困潦倒，有几次〃险些孤独死去〃纪世瀛写这封信的目的在于为陈春先请求帮助。他写道：
陈春先老了，经济上没有了来源，头上只剩一顶〃桂冠〃了。近年来糖尿病和心脏病日益严重，妻子在美国，陈几次险些孤独死去。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医疗费用……一个被称做〃中关村第一人〃的科学家在呼救。他的手术需要20万元人民币，他还要继续治疗和生活。
不管有什么样的规定，他们都有理由为陈春先同志特批办一份劳保和医疗大病统筹，以抚慰改革者的心。否则，有一天陈春先……这个创业的第一人孤苦伶仃地死在中关村街头的时候，历史将抱憾。您运用手中的权力或通过什么关系把这个并不是大问题的〃大〃问题解决一下，历史会记住这个〃善事〃的。。
陈春先病得不轻。从他生前最后一段时间的病历来看，这是真的。他在2001年4月13日连续两次发病，口唇灰色，下肢水肿，呼吸困难，胸闷，心悸，以至不能平卧。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还伴有急性心梗、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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