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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革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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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笔惫业囊桓鏊跤啊Ｄ鞘焙虮本┝餍械囊痪浠笆牵ㄈ绻仪芬�1元，我是孙子；如果我欠银行1亿元，我是大爷。银行信贷员得天天请我吃香港美食城，因为他生怕我不还钱王志东曾经给本书作者讲了一个当时中关村流传颇广的故事：我要想让我的儿子去娶比尔o盖茨的女儿，怎么娶呢？我先把儿子叫过来，说：〃儿子，你结婚吧，我给你介绍一个。〃他说：〃不干不干，那是我自己的事。〃然后我说：〃那可是比尔o盖茨的女儿。〃然后他说：〃啊！原来是这样的啊。〃我再去找比尔o盖茨，说：〃咱们当个亲家吧，让我的儿子跟你的女儿两个人相好行不行？〃比尔o盖茨说：〃这哪能行啊。〃我说：〃我儿子可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啊。〃那个比尔o盖茨说：〃啊！原来是这样啊。〃然后我再去找那个世界银行的总裁，说：〃让我的儿子来当你的副总裁好不好？〃那个总裁肯定说：〃你凭什么呀？〃我说：〃我的儿子可是比尔o盖茨的女婿。〃没多久，我儿子又娶了比尔o盖茨的女儿，又当了世界银行的副总裁。生意就是这么做成的。。〃看来贺文挺欣赏这个奥秘，当做成功法宝，但是总工程师却打心眼儿里讨厌这种投机行为。〃这种文化跟我所想像和我所能接受的，差得太多。〃王志东这样说。两人芥蒂即生，彼此也就不再信任。任何一件小事都能导致对人品的怀疑。有如王志东所说，〃我是学理工的，他是学政治的。我是玩儿技术的，他是玩儿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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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民族品牌（8）
现在回头来看，〃新天地〃的内部分裂在中关村既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造成冲突的那些基本要素，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争夺支配权、公司战略的考量、性格以及道德水准的差异、功名、利益，所有这些都将在中关村层出不穷，只是这两人的最后决裂别具一格，让人觉得中关村的第二代毕竟不同于前人。
8月13日，王志东把一封辞职信连同〃中文之星〃源代码一同交给贺文，还附带一台29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贺文刚刚做了新郎，这是王志东曾经答应送给他的结婚礼物。〃我要信守我的承诺〃，王志东对贺文说，〃不能因为你不仁，我就不义。〃
贺文无法相信王志东会离开〃新天地〃，平心静思，终于发现公司需要这位技术天才，于是做出最后努力来挽留这位搭档。
贺文说：〃留下来，怎么都行。我可以把这个法人总经理让给你。〃
王志东说：〃如果你让我当总经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开了。〃
王志东就这样离开〃新天地〃，也离开〃中文之星〃……他曾说它是他的〃儿子〃，带着他对技术的无限迷恋和疑惑。8月第三周，他来到青岛，独坐海边，反省自己和贺文的持续16个月的合作。〃这是我的相当痛苦的一个阶段。〃他这样说。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想要做什么表示过怀疑，甚至还在孩提时代，他就表现出对技术的热情。但是现在，面对潮起潮落，惊涛拍岸，他开始问自己，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的妻子与他同行，此外还有严援朝一家人。当时中国人个个沉浸在狂热的气氛中，很少有人能够平心静气地呆上一个下午。可是中关村前后两代软件工程师的代表人物，聚首黄海之滨、崂山之巅，连续7天什么也没做，只为想清楚一些事情。他想到自己离开〃方正〃，又离开〃新天地〃，放弃〃北大视窗〃，又放弃〃中文之星〃，过去种种技术成就，就像狗熊掰棒子，拣了后面的，丢了前面的。但他想得最多是自己在大学期间读到的《硅谷热》。那是1986年出版的，里面讲了很多美国硅谷的故事。后来他能义无反顾地跑到中关村大街上，多少是受到这本书的鼓舞。直到今天，它还是他的〃一个启蒙经典〃。可是他却惊讶地发现，那些一直为创建〃中国硅谷〃煞费苦心的中关村人，原来并不明白硅谷的真谛在什么地方。硅谷拥有第一流的老师和学生，拥有生生不息的技术源泉，拥有市场意识，拥有创业激情，拥有源源不断的资本作后盾，这些都是硅谷的奥秘，但是硅谷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它用一套完整的企业制度和社会规范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
〃我所遇到的最大问题都不是技术，是人。〃王志东对严援朝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有一段时间，他对过去的选择产生疑问，甚至开始怀疑中关村，再次想到出国留学，还想要回归自己的老家广东。但是他心中的那个声音一直在召唤，日子越是久远，道路越是坎坷，也就越是强烈。〃我的〃硅谷梦〃不能破灭。〃他对自己说，〃在中关村创业的梦想不能破灭。〃
这位技术天才下定决心不再囹圄于技术天地。可是他现在面临着一个新问题。中关村数以千计的公司中，没有哪一家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硅谷模式〃。早期的〃华夏〃不是，〃两通两海〃不是，〃联想〃和〃方正〃也不是，他自己的〃新天地〃还不是。尽管此人天赋很高，但是他却还没真正见识过硅谷的模样，他第一次到硅谷访问还要等到1年5个月以后。在1993年的这个夏天，他只不过凭借本能去揣测硅谷精神。他坐在青岛的海岸上，在浪花拍岸的涛声中，把它们一一写进笔记本：
第一，必须专注，而且是专做高科技，不能看到什么能挣钱就去做什么，也不能在挣了钱之后就什么都做。
第二，管理权和所有权必须分离。管理者应该有足够的权力。董事会应当代表股东利益。
第三，股权清楚。公司的创业者、技术人员必须拥有部分所有权，必须成为公司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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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民族品牌（9）
第四，建立在〃风险投资〃基础上的高起点。这个公司一旦确立，马上会有一大笔钱进来，可以踏踏实实把技术做起来。不需要再像老一代公司那样，靠一两万块钱起家，这边搞一搞，那边炒一炒，慢慢滚动。
这个杰出的软件设计师，现在试图设计一个新公司的构架。他把它归结为〃硅谷公司四原则〃。〃这就是所谓现代企业的机制，〃他对严援朝说，〃它在国内还不存在。〃
这两人的亲密关系建立在对软件技术的共同追求上。他们成为中关村第一次技术浪潮的先锋，也是直接受益者。但是，一项技术的繁荣时期十分短暂，膨胀过快，燃起疯狂的激情，富有爆炸性，然后迅速下跌，这世界又成了商人的天下。严援朝那时候刚刚进入四通，接替黯然离去的王缉志成为总工程师。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他能理解王志东所说的一切。自从听说王志东离开〃新天地〃，他便努力促使这个年轻人到四通来，现在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知道四通弊端丛生，与王志东的〃四原则〃相去甚远。于是他告诉王志东，将帮助他成立一个独立的公司。
严援朝说到做到。他把王志东带回中关村，一起去游说四通副总裁刘菊芬。后者是四通的开创者之一，主管公司技术研发，是个胸襟和眼光都很开阔、对新事物格外敏感的女人。她的父亲是党的元老，丈夫是中国银行计算中心主任，而她本人也曾在政府任职。在她的由从政到经商的历程中，始终有个梦想，那就是办一家软件工厂，如同在流水线上生产硬件产品一样地制作软件。她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着手成立一个〃软件实验室〃，期望能够借此实现自己的〃梦工厂〃，但在后来的经济动荡中无疾而终。现在，王志东勾起她的久远的梦，就像死灰复燃。她被他的〃四原则〃迷住了，当即允诺在四通为他开辟一个〃特区〃。
接着轮到段永基出场。这是他和王志东的首次见面，从此开始一个极富创造性而又充满是非恩怨的合作历程。自从率领四通度过那场政治危机，段永基在中关村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公司资金雄厚，闻名遐迩，一片光鲜，潜伏着冷酷的野心和阴谋。90年代初期的几年里，中关村一直闪烁着段永基那双精明的眼睛。可惜，微机的兴起令四通打字机陷入绝境，老产品每况愈下，新产品屡战屡败，即使机变百出如段永基，也感到走投无路。如今王志东从天而降，让他大喜过望，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看来相当顺利，但就在这时节外生枝。事情起因于段永基本人在道德方面遭人诟病。段是一个聪明、机敏、大胆、足智多谋的人，但他却不是一个诚实和信守承诺的人，至少有些熟悉他的人是这样认为的。他的口是心非和不择手段，总是让他的合作者头疼不已，也给他个人的信誉蒙上一层阴影。当时王志东对这些事情无从体会。他只知道四通是万润南留下的基业，也是中关村的一面旗帜，直到和段永基昔日的搭档王缉志有过一次深入交谈之后，才知道原来每个公司都会有黑暗的一面，即使那些〃企业之星〃也不例外。
王缉志在〃四通〃的位置，犹如王志东在〃新天地〃，都是总工程师，但他那时已经挂冠而去，其理由说起来又与王志东的离开〃新天地〃如出一辙，都是与总经理无法合作。对于王缉志的技术和人品，王志东有着足够的信任，现在听他以如此口吻数落段永基，不禁目瞪口呆，忽然明白，严援朝和刘菊芬为什么会那么真诚地为他建造这个〃特区〃。他没有听从王缉志的劝告，因为实在不能拒绝四通给予他的这个机会，但他大起防人之心，除了更加小心翼翼地和段永基打交道之外，就是坚决捍卫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寸步不让。
王志东轻而易举地赢得段永基的信任，不用说，是因为他在技术领域成就卓著。但更重要的是，四通公司刚刚在香港股市挂牌，手上拥有大笔现金，正为如何花掉大发其愁。所以段永基没有犹豫便决定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投资。他问王志东需要多少钱，王志东一咬牙说要500万。他说：〃好吧，就给你500万。〃段永基在此前和此后投资无数，除了让数以十亿元计的资金血本无归，还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任意胡为和不负责任的名声，但他至少有这一笔投资大获成功，让四通在很多年以后还能成为〃新浪〃股东，从中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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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民族品牌（10）
这笔钱在更大范围里也拥有不寻常的意义，因为这是〃资本与人〃的首次结合。在此之前，中关村的资金都是投给技术的，技术的开发者无关紧要。现在，王志东所以能够得到投资，完全因其本人，当时他甚至还不能明确地说出自己打算做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关村，〃风险投资〃的概念几乎不存在，而段永基在追求公司利益的过程中，已经无意识地开启了我们国家〃风险投资〃历史的第一页。
中关村的新革命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时代的天平。大有深意的是，中国人一边反抗硅谷的电脑，一边拥抱硅谷的精神，〃民族品牌〃保卫战并不妨碍他们模仿西方公司，所以王志东的所谓〃四原则〃能够很快变成现实。新公司叫做〃四通利方〃。四通董事会批准的这笔钱，在王志东看来，已经足以让他越过原始积累阶段。但是他们还注意到一些其他人所忽视的东西。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同意四通的全部投资在新公司中占有79％的股权，王志东仅仅凭借他的技术占有其余部分。王志东本人出任公司总经理，并且建立起〃董事会…首席执行官〃的治理结构。
1994年1月〃四通利方〃的牌子挂在中关村南街上，政府工商局的登记名册表明这是一家股份合作公司。当时中关村里以〃股份制〃自诩的公司超过百家，只有这一家与众不同。它所包含的某些因素……以法律形式确定的产权关系、创业者拥有股权、技术和知识可以像金钱一样计算出价值、风险投资、合伙制、股东权利、经营者和董事会的治理结构，这一切使它成为当时中关村3769家企业中第一家真正具有硅谷味道的公司。从这时起，又过了大约3年，王志东真的从硅谷引来〃风险投资〃，购进北美最大的华人网站〃华渊网〃，组建〃新浪〃，又经3年努力将〃新浪〃送上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那就不仅仅是〃硅谷味道〃，如他本人所说，是〃百分之一百的硅谷公司〃了。
180第十二章分裂之家……科学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
如果说王志东和杨元庆为一代新人赢得尊敬，那么有一些古老且颇具中国特点的行为方式，则给中关村增添了另外一种色彩，并且成为它的传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关村的开拓者一直把美国加州硅谷当做榜样，刻意模仿，但是我们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回看这一辈的崛起历程，却可以清晰地感到太平洋两岸有巨大差别。在美国西部的开拓史上，总是法律在前，建设在后。但是中国的进程大相径庭。这个国家在过去十几年里之所以能够大步前进，最大的奥秘就是自行其是。这不是因为没有法律，而是因为他们不仅不能从旧的法律体系中得到鼓励和帮助，而且还处处感到被束缚与被压抑。中关村的开拓者们，基本上是依靠彼此间的友谊、信誉、非正式的承诺。从1980年开始，他们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干了8年。从1988年开始，他们仅仅依据政府颁行的〃18条政策〃根据1994年的一份官方调查，国务院赋予北京试验区的18条优惠政策中，至少有7条11款并未落实。，又干了7年。即使在我们这个并不在乎法律的国家，以如此少的条文来管理如此急剧成长的一个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
这多少说明了为什么中关村会有那么多的混乱、争夺甚至丑闻，法官也无法给予一个公正的回答，因为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一个公正的规则可以依据。在这个时期，中关村甚至没有出版过任何关于法规的书籍，保存至今浩如烟海的政府会议记录表明，官员们在这方面的话题也少得惊人。那些研究中关村历史的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承认，那是一个法律的混沌时代，以致他们无法写出一篇论文来分析当时情况。80年代整个中国流行的一句口号是，〃遇到绿灯抢着走，遇到红灯绕着走〃，中关村也是一样，只不过〃走〃得更聪明，更肆无忌惮。这里的做事方式是建立在不成文的习惯基础上，而非法规。有如邓小平说的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其中逻辑显然不是砸碎石头、削高填低，而是绕开种种障碍和陷阱，以免被淹没其中。对于这样一种局面，我们与其说是源自〃中国式的混乱〃，倒不如说是源自〃中国式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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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分裂之家（1）
值得注意的是，从1992年到1994年的大发展之后，中国经济比中国政治更快地显露出一些现代特征。市场供求取代政府计划；股票迎来新一轮牛市；私人资本浮上来，成为一种公开力量；80％的新就业人口进入民营公司，而与国有体制无关；95％的商品价格由买卖双方来决定。在这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很难想像，他们的国家曾经有一个所有商品价格都由政府官员来决定的时代。不用说，政治的一体化并没有妨碍经济多元化的进程。工业化的浪潮拉开中国经济史上最壮丽的一幕，城市的扩张波及整个国家，随着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乡下的年轻一代涌进城里。这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它席卷了全国38个大城市、333个中城市、2862个小城市，人数超过1亿。
经济制度的革新成为政府会议上的话题，包括商业体制、工业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当然说得最多的就是财产权力。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年轻人个个心急火燎地往前走，他们沉溺于纯粹技术的领域，不是忙着卖东西就是忙着写程序，其中的佼佼者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和老一代分开了，而老一代人正在想方设法清算过去留下的难题。这一年对旧体制提出挑战的那些人，几乎是清一色的：40岁以上，在旧制度中度过了半辈子，某些方面很保守，另一些方面不安分，还继承了80年代的改革遗风……大而化之，居高临下。这种风尚之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城市改革是一批精英分子自上而下地导演出来的。政府机关里的那些体制改革委员会，不论级别高低，基本上就是由他们组成。在度过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那一段艰难岁月之后，他们现在卷土重来，要把那些尚未完成的激进主张继续推行。
1992年中央政府制定一项涉及全国的〃综合改革计划〃，中关村成了〃试点单位〃这一计划由国家科学委员会和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联合制定。。根据保存至今的文件记载，当时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在现有公司中尽快推进股份制。这一改造的要害直接牵涉财产权利。它表明长期以来只有民间关心的产权问题，现在成为官方的焦点。然而我们将要叙述的这个故事，却是中关村历史上最处心积虑也最犹豫不决的篇章之一。
仅凭工商管理机构的注册记录，当时中关村的公司财产并不复杂……不是国家所有，就是集体所有。可是实际情形则又不然。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关村数以千计的新公司中，除了用友公司纯粹属于私营性质，其余公司究竟是谁的，全都不明不白。就像我们在前面曾经描述过的，他们戴着〃红帽子〃。它帮助企业摆脱了无数梦魇，也造就了许多阴影。随着意识形态的束缚越来越少，企业资产越来越多，经营者们开始厌恶自己头上的〃红帽子〃。他们发现它的〃保护伞〃的作用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它更像是别人家的〃钱口袋〃。它的最为强大的功能就是，让企业开创者无法拥有本来属于自己的财产，不管挣了多少钱，都只不过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
人们相信产权制度存在着重大弊端，有可能迅速改变。这种信念在中关村受到鼓励，越来越坚定。有多种因素在背后推动这个进程。单就产权制度的改造来说，这是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第二次革命性的变化。第一次发生在50年代初期，它被后来的历史家们称作〃社会主义改造〃，其要害是将民间投资者的工商资本收归国有。国家依靠这种手段获得了它的早期的工业资产。在很长一段时期，这一成果被当做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广泛颂扬。意味深长的是，现在官方所倡导的新革命，似乎是要将这一进程颠倒过来，其实质是要确立私人对于公司财产的所有权。
不用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在经过无数辩论、争执和犹豫之后，有一些人成了积极的推动者。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具有很浓的书生气，不是依靠实际进程、而是依靠宏篇伟论来支撑他们的信念。赵慕兰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她在1991年底来到中关村。此前她在台基厂大街的市政府大楼出入多年，是那里的一位中级官员，此后她就成为这一大胆而又艰难的改革进程的设计者和推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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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分裂之家（2）
赵慕兰属于20世纪中期婴儿潮的一代人，在本质上是个怀抱传统理想主义的改革派，这可以从她早年坚定不移地为自己选择的专业看出来。她报考大学时，把三个志愿栏里全都写上〃政治经济学〃。她后来回顾那个时刻，这样说：〃就是因为我们国家那么多年混乱不堪，我很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想知道马克思列宁到底是怎么说的。〃这注定是他们那一代人才会有的想法。她出生于一个老牌共产党人的家庭。父母都是军人，随着贺龙元帅的队伍转战南北，戎马半生，目睹无数厮杀、流血和牺牲。赵慕兰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共产党势如破竹夺取全国政权之时。此后她和父母一起分享胜利果实，也品尝这个国家的动荡不安和你死我活。1977年，停止招生12年的大学重新打开大门。赵慕兰获得机会成为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一个学生。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本身学养，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她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党的体系内的中坚，然而她的内心深处却还潜伏着叛逆的影子。她在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她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当市政府成立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时候，她立即要求成为委员会的成员。1991年底赵慕兰进入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组建一个政策研究室。于是这位上级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变成了中关村的建设者。像所有来这里创业的人都会极力推销自己的商业计划一样，赵慕兰也有，而她要推销的是一份《新技术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办法》。
那时候中关村拥有1300家新技术企业，较之5年以前多了8倍，可是还没有一家公司采用股份制。〃股份制改革〃的计划一经公布，立即就有35家企业向政府申请改为股份公司。政府已下定决心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奇怪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改革进展缓慢。直到1993年4月6日，中关村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北京比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才宣告成立。
比特公司的主要发起者是一家在5年前成立的公司，依靠经营桌面印刷系统和家庭电话服务器大获其利。现在它成功地募集了总值5000万元的股本。它的自有资产占了公司51％的份额，其余部分则由另外4家公司分别购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资本规模不大，但在当时却是个了不起的数字，惹得中关村一阵激动。一大群政府官员出席它的〃成立庆典〃，发表热情洋溢的贺词，一个名叫毕德轩的记者撰写文章，把它说成是〃我国民办高科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无论是不是〃突破性进展〃，〃比特〃对于中关村来说都是个好兆头。大家一拥而上，〃股份制〃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成长起来，至少从政府的统计公报上看是如此。1993年剩下的几个月里，有71家成为〃股份制企业〃。1994年又有324家加入进来。1995年599家。到了1996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817家，占当年中关村企业总数的18？1％。
这是一个稳健而又辉煌的进程。然而奇怪的是，作为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者，赵慕兰始终心中不满，如鲠在喉。在她看来，这些数字除了能够让政府欣慰，并不具有更多意义。多年以后她重新谈起90年代中期的中关村，激烈地指责那是〃一个制度建设的停滞时期〃。因为实际情形与她兜售的改革计划并不是一回事。
赵慕兰的想法是，让公司创业者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也就是让他们成为公司财产的所有者。让她失望的是，直到1999年联想的产权改革完成之前，中关村没有哪一家企业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当时的设计方案是把公司资产的30％归属创业团队……我们不敢说创业者，我们只说创业团队。〃她恨恨地说，〃我干了10年都没有干成。〃
不用说，赵慕兰成了公司创业者的代言人。她利用一切机会在政府中游说，说她提出的〃30％〃与中关村企业家私下的要求非常接近。然而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这种要求是否合理，而是在于她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赤裸裸地揭露出来。
我们已经知道，〃红帽子〃问题的本质是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形不能吻合。从法律的立场上看，中关村的企业既然戴着〃红帽子〃，那么就不能否认其财产为公家所有。然而从实际进程看，大多数企业由私人投资创建，又由整个创业者队伍的努力发展壮大，公家在其中并无贡献。现在政府和公司站在各自立场上，主张自己应当拥有财产权力，其利益的冲突显而易见。赵慕兰的〃三七开〃，乃是期望以一种折中的办法调和双方利益，但在一部分政府官员看来，这无异于把公家财产化为私有。这在法理上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在道德上也会成为问题。政府要求公司创业者以现金来购买公司资产，这自然在法律和道德上无懈可击，可是在后者看来，这是蛮横地强迫他们掏钱购买一个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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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分裂之家（3）
由于诸事不顺，赵慕兰做了大家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做的事，不再置喙。有无数迹象印证，这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在当时那些最有名望的企业家嘴里，股权问题都被千百次地提起。1995年夏，段永基造访深圳，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把他约到八卦路香港美食城详谈。1997年初，任正非又在北京中关村的友谊宾馆与柳传志面谈。一个名叫李玉琢的人前后两次均随侍左右，结果惊讶地发现这三人谈论最多的是产权改革。李后来详细描述当时情形，承认这是一个〃敏感而关键的话题〃。
四通和联想的产权问题引起世人关注，乃至远在深圳的任正非也要再三打听，这是不奇怪的。1993年8月16日，四通公司股票在香港上市招股，成为报纸的头版新闻，因为这是〃中国大陆首家民办科技企业股票在香港上市〃。6个月后，也即1994年2月14日，轮到了联想。根据当日香港股市记录：联想售出1？687亿股，每股1？33元，超额认购数量达到409倍，股票当时总市值8？28亿元。不用说，这里面每个情节都是大新闻，都给世人带来无穷遐想。
产权改革如此轻而易举，而且还能带来滚滚财源。四通是一个好例子，联想是另一个好例子，可是至少李玉琢会对这种想法不以为然。作为四通公司早期的副总经理以及后来的旁观者，他写了一本书专门谈论他的经验，里面如此评价：〃如果联想的股权改革是全国的一个典范的话，那么四通恰好是一个反面教材。〃这话多少有些根据。但是他没有提到，无论联想的成功还是四通的失败，全都说明一个道理：产权制度改革并不像政府公报和媒体鼓噪的那样轻松和辉煌。
关于四通股票上市的曲折经历，段永基对记者说，有如打了一场〃淮海战役〃。其实，说它是一场〃8年抗战〃也不过分。万润南是中关村第一个在产权问题上开动脑筋的人，他在1985年成立〃同仁基金会〃、在1986年发行内部股票、在1987年计划〃把公司资产的65％设置为企业股，另外35％则由经营者占有〃。所有这些，都显示着中关村早期开拓者试图分享公司财产的企图。
因为万润南无法摘掉四通头上的〃红帽子〃……集体所有制，所以他的所有尝试都不做数。他不甘心，于是又在1988年请来一大堆经济学家，出谋划策。学者的队伍声势浩大，包括吴敬琏这位成名人物。大家耗时数月，提出新方案。无论此前还是此后，关于企业产权改革的计划层出不穷，无计其数，全都比不上这个方案的天真、荒唐和脱离实际。以这位吴老先生为首的专家小组，首先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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