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管理治国:中华新文明的崛起-第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接谢曳址獾搅酥詈钔豕氖种校挥杏问痴撸ㄓ蚊瘢┗勾罅看嬖凇�
西方学者的考证显示，雅典的城邦民主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历史悠久，而是一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才得以全面实施。此时雅典城邦境内的阿提卡发现了劳里翁矿场，丰富的银矿需要奴隶来开采，雅典人借海上贸易从东方的奴隶贩子或野蛮部落的手里购买了大量的奴隶，先前的奴隶只是来自于战俘。――雅典人因为银矿而发了大财。奴隶创造出来的财富又可购买更多的奴隶。关键的一点是，奴隶是平均分散在每一个雅典公民的家庭，供主人驱使，耕种土地或从事家务，而不是集中于农场或矿场。――这一点极其类似美国南北战争前后。
古希腊人并不需要我们一味地赞美，甚至不加批评。斯巴达人的部落民主制之下仍然有大多数的属民或外族战俘像农奴一样劳动，而雅典人的城邦民主同样是将奴隶排除在制度之外的，可能他们觉得奴隶制是天经地义的，买卖奴隶也毫无惭愧之色。总之，希腊城邦的治国管理并不是已经完善，城邦之间的战争也不时爆发；而且雅典的城邦民主也不是无限宽容，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斯巴达攻占了雅典城邦，苏格拉底也因为阐述自己的观点而被处以死刑。
斯巴达占领希腊全境以后建立了霸权专制，但是斯巴达的霸权也是顾此失彼的，来自于战争仍然归之于战争。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在留克特拉之战中被底比斯击败，不过底比斯也无法统治整个希腊世界。公元前371年至前338年，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频仍，富有的雅典公民也因此破产而沦为乞丐，甚至流落街头，城邦政治从此衰落。
十一、古罗马：国家是人民的事务（1）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的城邦制度走向了衰败。到了公元前338年，崛起于希腊北部蛮荒之地、尚未完全开化的马其顿部落军队彻底击败了雅典与底比斯联军，吞并了希腊的各个城邦，并实行了专制统治。马其顿的部落首领是腓力，在征服希腊全境两年之后死于家庭内部的纷争，儿子亚历山大继承了他的专制王权，并将觊觎自己宝座的人统统处死，巩固了全希腊的统治。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将政权交给代理人，亲率军队挺进西亚的波斯帝国，四年内以三次战役征服了波斯，东进北上，攻占了巴克特里亚（阿富汗）之后企图踏平印度，未果之后退回波斯，刚要准备攻打阿拉伯半岛时患上传染病，公元前323年暴毙于巴比伦。英年早逝的亚历山大可能没有想到，他的专制统治一手葬送了希腊城邦民主，而他的远征之旅却开启了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2年至前30年）。
亚历山大少年时代的导师就是大名鼎鼎的亚里士多德，但他几乎不屑一顾地抛弃了老师的教诲，将已经征服的领土都归入马其顿帝国，实行君主专制。不过，亚历山大死后，手下的军官将其帝国版图一分为四。公元前146年至前30年间，几乎整个希腊化世界都纳入了罗马帝国；而希腊本土城邦在摆脱了马其顿的统治后蜕变成了两大同盟，直到公元前146年整个希腊也被罗马帝国吞并。
罗马帝国崛起之前，意大利半岛上居住着伊达拉里亚人、罗马人和希腊人。伊达拉里亚人是土著，而罗马人与希腊人都是先后南下的移民。希腊人以希腊城邦而闻名，后来落入马其顿之手；而希腊西部的罗马人尚武好战，公元前6世纪就成了自己周边地区的主宰。可以说，罗马与希腊城邦在同一个时代里并驾齐驱。
罗马政治体系最早是家长制的王政，国王之下有“###院（长老会议）”，王位空悬时则由###院发号施令，管理国家。公元前500年左右，罗马政体结束了王政时代，转变成了共和制的罗马共和国。战争和农业是绝大多数罗马人的职业。――这一点与战国时代商鞅主持变法的秦国极其相似。公元前265年，罗马征服了几乎整个意大利半岛，随后扩张至意大利境外。三次布匿战争和马其顿战争之后，罗马已经囊括地中海，横跨亚非欧。到了公元前1世纪末期，亦即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的版图已经南抵北非，北至莱茵河，西接大西洋，东括两河流域。
破除城邦时代的身份偏见
战争带给人们的只有灾难。如果说亚历山大会为自己未能征服全世界而落泪，那一般的居民恐怕就未必总能在王者意志的激励下过活。伊壁鸠鲁派的思想家就认为，宇宙中不存在什么根本的目的，至善就是快乐，而快乐的极致是心灵的宁静，所以，至善就是心灵的宁静。生存的策略就是远离政治，也不必为社会担负什么道德责任。国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自私的个人为了一己之利而相互达成的一种契约。契约论把个人视为国家的基础，希望法律和政治制度为人民带来安全。
然而，城邦时代的希腊人与罗马人都抱有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优等种族，周围都是野蛮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反对将希腊人当作奴隶，认为希腊人天生具有自由的本性，而野蛮人生来就具有奴隶的品性。不过，亚历山大在其帝国崛起之时并不理会亚里士多德传授的迂腐之论，誓将希腊人与波斯人融合为一个民族，接连娶了两位蛮族公主为妻，并且强迫手下的将领与波斯贵族女子联姻；而罗马共和国则将希腊战俘和迦太基战俘一律用作奴隶，尽管罗马帝国已将其所征服的行省贵族加入###院，使罗马人垄断的公民权普及到帝国版图的所有自由民，但公民权依然形同虚设。
想要破除城邦时代遗留的身份偏见，仅有王者的率先垂范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理论的强劲宣扬。希腊化时代的初期，与伊壁鸠鲁学派同时在爱琴海崛起的斯多葛派推出了全新的政治价值观，几乎扭转了西方政治学的方向，那就是后来所谓的自然法传统。斯多葛派传承了希腊城邦时代的自然法思想，针砭当时社会制度的弊病，一跃成了政治理论进步的有力杠杆，甚至影响到了罗马的上层社会。他们极力推崇人的内在精神自由，宣扬人人平等，认为所有的人本性相同，精神平等，共同受自然法的支配。――平等原则打碎了城邦时代对人的各种身份偏见。
十一、古罗马：国家是人民的事务（2）
实际上，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正在大肆向东扩张，与希腊文化接触之前并没有自己的政治理论。罗马人武力统治希腊之后，反倒被希腊文化所征服，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得以融合，希腊的政治理论与罗马的政治实践智慧相遇，希腊政治哲学向罗马政治哲学转换，转折点上的思想巨人就是希腊人波利比阿和罗马人西塞罗。
波利比阿：政体循环与权力制衡
公元前168年，在希腊与罗马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之前，波利比阿被当作希腊同盟的人质在罗马住了17年，对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系做过深入的研究。公元前148年，昔日马其顿也成了罗马的行省。两年后，希腊城邦举事反抗罗马失败后也被并入了马其顿行省。波利比阿被罗马政府授权巡视希腊各城邦，裁决争端。
波利比阿既有过从政经历，又富有现实经验。他认为，政治事务成败的首要原因就是国家制度。在他看来，罗马人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其混合政体。此前的希腊城邦政治传统恰恰存在着政体循环理论，所有纯粹的或简单的政体都会以特定的方式蜕化变质，几乎是命中注定了其蜕变为自己的对立面，最初由君主制蜕变为暴君制，而贵族制蜕变为寡头制，民主制蜕变为暴民政体，暴民政体之后又将是君主制――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周而复始地循环。
罗马人跳出了这个循环，是因为他们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点集中在一起，三种权力机构分别代表执政官的权力、###院的权力、民众的权力，三种权力相互牵制，制约与平衡就成了罗马共和体制。――这是最原始的分权学说和权力制衡原则。此外，波利比阿还发现，两个因素有助于政治体制的稳定：宗教或法治。如果民众都是平庸之辈的话，那么劝导他们信奉某一种宗教就够了；如果民众富有智慧的话，那就只能树立法治传统。
波利比阿还发现，斯巴达人也曾经拥有过混合政体，不过因为是人为的，而且还是短时间内创造的，所以难免失败，总比不过罗马共和国这种经过自然演化而选择的混合体制。然而，波利比阿也意识到，混合体制的三种权力机构也有自己的演变路径，当它们各自抵达巅峰之日，就是其衰败之时。
西塞罗：国家是人民的事务
波利比阿的政制理论几乎被罗马人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前43年）照单全收。实际上，希腊化理论能够转述到罗马有赖于西塞罗的功劳。西塞罗乐于投身政治，也能埋首于学术研究。他做过罗马执政官，也是###院最有影响的成员，亲力维护共和传统。不过，西塞罗时代正是罗马共和体制衰落、向帝国体制剧烈转变之时（公元前146年－前30年），社会冲突、暗杀、战争、暴乱、奴隶起义司空见惯，即使像西塞罗这样富有从政阅历的思想家也难免丧生于政治漩涡。
西塞罗的国家定义千古流传：国家是人民的事务。人民不应该是乌合之众，而应该是基于公认的法律和共同的利益聚合起来的群体。人民既包括罗马公民，也包括不享有公民权利的异族自由民。国家有义务保护私有财产。如果所有的人都处于一个人的暴力压迫之下，既不存在法律，也不存在任何意见反馈，那它就不是人民的事务，也就不能称之为国家；当权力被一个集团垄断时，也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国家；当权力由人民掌握，而不依法行事，同样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国家。而且，这样的国家甚至更坏，因为没有法律就没有正义可言。
很显然，西塞罗的国家概念突破了希腊城邦时代的界限，“人民的事务”不是狭隘的公民自治，而是人民的联合体，囊括了不同民族、不同身份人们的共和国意识。西塞罗强调法律，认为法律是国家的实质；如果没有共同遵守的法律，那就没有国家。
西塞罗重复了波利比阿的政体循环理论，认同混合政体的主张。他批评君主政体：即使最正义和英明的国王，君主政体也不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如果“人民的事务”由一个人的任性来支配，那臣民的利益往往会被忽视；而贵族政体，即使国家被优秀的公民团体以最正义的名义统治，人民仍然处于某种奴役状态，几乎享受不到自由，因为他们完全被排除在共同福利和政治权力之外；即使民主政体，也不理想，因为所有的公共事务完全听命于人民的意愿，也不能获得公正的声誉，因为完全抹平了人民之间的差别，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西塞罗认为，民主政体最不值得称赞，人民等于是集体僭主，反而是混合而成的“平衡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国家中有最高的王权，某些权力交给了优秀的公民，某些事务由民众来判断。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一、古罗马：国家是人民的事务（3）
西塞罗还将希腊斯多葛派的自然法做了创造性的介绍。他认为，自然法是一切正义的根源。自然法传统最终被罗马人接受。西塞罗根据自然法所阐述的平等思想成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理论上消除了城邦时代人与奴隶、公民与没有公民权者、本邦人与外邦人之间的鸿沟，使人的自然平等思想转变得相当彻底。
罗马法：专制之下的私法象征
罗马帝国时代，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思想，只是法律的成就达到了顶点，其法律遗产后来汇集为《查士丁尼国法大全》。罗马法律分为公法与私法。公法涉及的是罗马帝国的政体，而私法则界定个人利益，包括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三部分。罗马法学因此有了相当高的成就。
罗马法在帝国时代臻于成熟，虽然在公法领域对帝国官制有过一些论述，甚至还有一点近代宪政国家原则的萌芽――限权和法治，但对于权力金字塔的最高端――皇帝的权力丝毫没有触及。――与同一时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几乎一样。罗马法的主体是私法，其精华和影响最大的部分就是私法。尽管罗马私法本身并不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但已经足以反制国家权力侵掠私人财富。――这或许是罗马皇权专制时代民众的唯一胜利，而中国则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掐断了杨朱“为我”思想蔓延的导火索。
罗马私法第一次提出了“权利”。这是罗马法学区别于其他法律体系的关键一点。法律从此由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转向了保障个人权利。――这是现代权利概念的真正起点，至少是直接来源。
实际上，希腊的斯多葛派几乎贯穿了罗马帝国时代，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流派。斯多葛学说甚至像儒家言论一样成为担任官职的重要条件之一。罗马法里就含有不少斯多葛派的思想。不过，罗马私法仍然不乏抵牾之处，譬如自然法被尊为理想的法，或者说是法的理想，高于现实法律。它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奴隶制度是违背自然的。可以说，自然法思想引入罗马法，使罗马法向平等化与人道化迈出了象征性的一步。而且，自然法对个人的重视使罗马法穿透了亲族圈子，使个人获得了某种解放。但是万民法仍然承认奴隶制度。所以，即使到了帝国末期，人人平等的权利也只能是一纸空文，难以接近实现，奴隶们的劳动贯穿了帝国的始末。
尽管如此，到了中世纪，罗马法还是享有《圣经》一样的权威。譬如，人民可以不接受没有根据的事实，不承认没有权利的权力。统治者的权力必须有人民权利的依据，而且只有以权利为基础的权力才是合法的。基督教也在罗马法的夹缝中找寻到了机会，这一“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和驱散的人们”的宗教，终于在4世纪初获得了合法地位，并且在4世纪末成为帝国的国教，而且是唯一合法的宗教。
显然，基督教只是神学而不是政治理论。不过，基督教获得了统治地位后，西方政治思想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都只能屈就在基督教神学的框架内，政治学也只是神学的婢女，神学政治观倒成了中世纪的主流。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二、教会至上与文艺复兴（1）
476年，貌似强大的西罗马帝国竟然被刚刚走出森林的日耳曼野蛮部落一举击溃，罗马文明也几乎被摧毁。日耳曼人本来就尚未完全开化，采用的是较为落后的封土建国制度。所以，在昔日罗马帝国的土地上，一批日耳曼人的国家随之建立。西欧社会几乎转瞬之间倒退到了原始状态，跌进了千年之久的“黑暗时代”――中世纪（5…15世纪）。
罗马文明让日耳曼人唯一能够接受的就是基督教。5世纪末，日耳曼各国的统治者就皈依了基督教。756年，法兰克宫相丕平赠予基督教教皇大片土地，使往日无家可归的教皇建立了教皇国，而且维持了1100多年。就此翻身得势的教皇与日耳曼政权之间的较量因此贯穿了整个中世纪。
严格说来，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几乎是乏善可陈。既没有特别像样的思想家，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政治著作。只有神学家和哲学家。――这几乎类似于中国汉武帝时代儒术独尊以后2000多年来的社会思想状态。不过，空旷的中世纪并非一无是处，拘囿在神学框架里的政治思想仍有可取之处，毕竟在其内部还孕育了文艺复兴的先声。
蛮族传统
日耳曼人的统治和基督教的传播摧毁了罗马文明。基督教排斥一切世俗的学问。帝国末期，基督教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以后，就开始排斥不合乎自己胃口的古典文化，神学家们将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思想视为异教文化，他们将羊皮纸上的古典著作刮去之后抄写基督教文献，不能纳入基督教的古典著作就遭到了抛弃和毁灭的命运。
中世纪的封建制是在采邑制之上形成的，所以有金字塔式的等级。国王最早是将土地作为战利品分封给下属，也将公职分封给贵族，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上经营独立王国，也以赏赐的方式层层分封，直到最底下的骑士。君权微弱，国家权力也相当分散。人有等级身份，而且这种不平等还是公开的。当日耳曼人占领西罗马帝国以后，罗马的奴隶制度最终消亡。
罗马帝国500年的统治，中断了城邦时代的民主传统；但是刚从原始部落走出来的日耳曼人却将其部落大会这种原始民主传统带到了西欧，而且演变成了民众大会或贵族会议。部落首领已经转化为王，王的后裔因为有继承权而终身任职，但仍需经过民众大会或贵族会议的选举；后来实行长子继承制，仍然需要通过人民名义上的批准；再后来有了世袭制，但选举的理念还存在了很长时间。
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一样有法治传统。不过，日耳曼人最初的法律没有文字记载，是口耳相传的习惯法。在日耳曼的法律体系中，人民的同意是法律有效的因素；中世纪早期其成文法颁布之时也是将其看做是远古习俗的记录，只不过是以人民的名义予以公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耳曼人具有法律之下的王权观念。法律凌驾于王权之上，国王必须和民众一样受法律的约束。不过，因为中世纪是等级社会，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国王享有更多的特权，但还是以法律授予的为限。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谈到国王与暴君的区别时说，国王遵守法律，而暴君轻视法律。布莱克顿曾以不朽的语言表达了这样的原则：“尽管国王在众人之上，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如果抛开法律随心所欲地统治，也就没有国王。”15世纪时，库萨的尼古拉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话：“如果不以法律为至上权威，便不存在国家（城邦）。”明智而谨慎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也毫不犹豫地说：“尽管叛乱是严重的犯罪，但反抗暴君不能称为叛乱，因为暴君的统治不公正。”所以，也有学者认为，中世纪社会的首要原则不是君王至上，而是法律至上，因为法律是正义的化身。
日耳曼人摧毁罗马帝国之后，在自己的内部实行的是日耳曼习惯法，而对罗马臣民和罗马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仍然使用罗马法。罗马法一直作为帝国的残存物留用，意大利的罗马法研究基本上没有中断。真正让日耳曼人吃惊的是，在11…13世纪的意大利周围，罗马法得以复兴，再度回归到西方社会，受到了《圣经》似的尊崇，而且还享有《圣经》一样的权威。13世纪以后，罗马法帮助日耳曼人找回了公共权力，成了王权抗衡教权的有力武器。
十二、教会至上与文艺复兴（2）
教会至上
5…10世纪的西欧，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几乎是当时唯一受过教育的人，基督教神学将哲学、政治学、法学等纳入到神学体系之内。神学统摄了一切。政治思想也只能以神学表现出来，这是中世纪政治思想的特点。
基督教认为，世俗国家只是在教会之旁或教会之下负责低等事务的社会组织，人民生活中最本质最重要的部分是由教会控制的。日耳曼人一直没有公共权力的观念，当时也没有能力组建官僚系统来控制国家，所谓的国家权力也因为分封制度而呈现出私人关系，以及等级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基督教教会乘机抓住了世俗国家的权杖，成了压倒一切的绝对权威，而基督教文化也成了中世纪民众唯一的精神支柱。
教权与政权因此成了中世纪的两个权力体系。其初，教会只是想使其信徒摆脱封建王室的统治，11…13世纪的“教皇革命”使教会获得了自己的自由，不再受世俗权力的支配，教皇也获得了各国教会的最高管辖权。而且，教皇革命还产生了一种新的王权观念，国王不再是教会的最高首脑。――神圣王权的时代随之终结。教皇成了最高的权威，而皇帝或国王只是世俗的统治者，维持各自王国的安定就是他们的分内事。社会权力体系据此分化为教权（精神权力）和王权（世俗权力）。
教权和王权从此有了各自的职责以及权力范围。国家负责臣民的世俗物质生活，以强制力量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正义，使人民得到世俗的幸福；而教会则负责信徒的精神生活与宗教生活，以精神权威指导信徒的灵魂，使其得到天堂的幸福。不过，现实中的教权与王权总是重叠的，何况任何一种权力都有无限膨胀的本性。因此，王权与教权之间的争斗就贯穿了中世纪的千年风云。
教权至上最早是由教皇尼古拉一世（858…867年在位）提出来的。反对国家干预教会事务，维护教会独立，教权派利用伪造的历代教皇和宗教会议的抄本为教皇权力辩护，并以罗马皇帝君士但丁迁都君士但丁堡时签署的文件（将旧罗马以及西方所有领土赠予教皇）作为教皇在整个西方社会享有最高世俗权力的法律依据。一直到了11世纪末期，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运用教皇的精神权力宣布破门令，将德意志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开除教籍，废黜其皇位，迫使其屈服。
格里高利七世系统地阐述了教权至上理论，确定了教会高于国家的原则，认为其权力直接来自于上帝，教皇不仅在教会内部事务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地位也超过了任何世俗的国王和皇帝，教会从未犯过错误，也永远不会犯错误。掌管罗马教会最高权力的教皇是至高无上的，也是神圣的。他拥有审判所有人的权力，而不受任何人的审判。他指责所有执掌世俗权力的人都是在背信弃义、抢劫、凶杀和罪恶的驱使下以暴力取得的，是违背了上帝的意旨的，所以教皇有权废黜违抗教会的君主。他甚至将教皇权力比作是太阳，皇帝权力不过是月亮，皇帝的权力来自于教皇的赏赐。――这是闻名于中世纪的“日月论”。后来的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把教皇的权力推崇到了极点，自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大肆插手各国事务，将各国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而卜尼法斯八世（1294…1303年在位）则发布通谕，规定教会权力高于一切世俗权力，并以“两剑论”（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著称于世。
教皇声嘶力竭恐吓世俗社会之时，实际上也是双方激烈拼杀之日。13世纪，基督教抵达鼎盛后开始走向衰落。此时，失传了近700年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从阿拉伯人的手里传回了欧洲。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从维护教会权威的角度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论证教权高于俗权，维护基督教的神权统治。他认为，世俗社会服从教会是上帝的安排；限制或废黜暴君的权力属于教会，而不是人民。所以，只有上帝和上帝在尘世的代表――罗马教皇才能感化、限制乃至废黜暴君。
然而，即使这样煞费苦心的辩护，也难以使教会逃脱它本身的宿命，与基督教如影随形的异端运动一直要求恢复基督教的本来面目，认为教会占有财产是违反上帝意旨，也没有权力向人民征收或豁免税务；尊重上帝是完全自由的，不需要服从任何权威和教义，也不需要教会和教皇做中介人……异端运动最终导致了15…16世纪的宗教革命，教会也终于四分五裂。
十二、教会至上与文艺复兴（3）
文艺复兴
基督教千年之久的教会统治笼罩了一切。其统治地位、特权以及等级制度高高凌驾于世俗社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对异端分子的残酷处置、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所激起的反对声浪也愈见高涨。
12、13世纪，以经商谋生的意大利人已经相当富裕，富有显赫的家族急需教师给他们的后代传授能言善辩的知识和技巧，私人创办文化机构成了一股热潮。14世纪，弗朗西斯·彼德拉克开创的人文主义被视为文艺复兴运动发轫的标志，他认为作家应该掌握一点雄辩术和古典文学，如此就从故纸堆里翻出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以人文主义思想对教会神学逐一辩驳。
人文主义者从理性、个人自由和追求个人幸福三方面反对教会神学的神性、封建等级桎梏以及教会的禁欲主义，而且将理性、个人自由、个人幸福作为人类永恒的本性。――文艺复兴运动由此而来。实际上，人文主义者的政治态度是见风使舵的，至少是游移不定的，他们为世人提供了各种自以为是的智慧，认为政治的目的是自由和正义，政府的职能是保证国家的安全与和平。而且他们还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制，君主统治更容易确保安全。
大约在1350年至1550年两百年之间的文艺复兴，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只是为政治思想家提供了一个角度，那就是极力摆脱教会神学的禁锢，使政治思想第一次具有世俗的眼光。因此，国家不过是人的需要的产物，政权的得失也只是强者的实力较量的结果，而法律是理性与权利的表现。――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思想家剥取了教会披在国家身上的神圣外套，他们觉得古希腊人把国家视作美德的目标也是滑稽可笑的。当然，权力取代了神意和道德，成为国家与法律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思想家虽然抬出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来祭拜，但还没有迂腐到失去清醒意识的地步，他们不过是借尸还魂，借他人的酒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而已。总之，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惯于闲情逸致，散文、诗歌、绘画、雕塑、建筑都小有成就，而政治思想显然还只是人文艺术的副产品。
文艺复兴从此由意大利半岛向欧洲各地蔓延。人文主义说到底也就是人本主义。富有自由精神的个人主义思想风云际会，星火燎原之后逐步席卷了欧洲。与此同时，1368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正在为自己刚刚打下的专制王朝绞尽脑汁，还在思考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事实上，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的儒学内部已经开始躁动，晚明时期的东南沿海地区也涌现了一波追求个人自由与内心解放的浪潮，而且几乎与文艺复兴之后的法国启蒙运动同步。只不过历史的机遇总是稍纵即逝的，一旦错过便无从追悔。
――历史似乎是愚弄人的玩笑。就像文艺复兴运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辉煌岁月之后突然衰落一样。意大利因为富庶而兴起，也因为富庶而招来嫉妒，成了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垂涎三尺的猎物。1494年，查理八世率领一支三万人的军队翻过了阿尔卑斯山脉，佛罗伦萨的主导者美第奇家族弃城而逃，法国人稍作停留，与卑躬屈膝的政府签了一纸和约之后便去攻打那不勒斯了。此后战争不断，烽火连年�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