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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公关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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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理类书，像《太平寰宇记》、《元和郡体志》等，都仿冒这本《括地志》的体例，可谓当时最经典、最权威的地理专著。可修这书非但没为李泰带来什么好，反倒弄出“出风头”、“有野心”、“想跟太子较劲”等流言飞语来。后来太子承乾谋叛事泄，这事儿照理说跟李泰半点关系都没有，结果李世民来了句“太子造反该恨，李泰这小子也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儿”，竟然把犯事儿的太子跟没犯事儿的李泰一并弄去支援大西北，一辈子都没能翻身。
有人说这李泰的确有野心，在承乾下课后毛遂自荐要当替补太子，这其实算不得什么错误（正选没了还不兴我候选？），但毕竟有个口实。
康熙的三儿子诚亲王允祉是半点儿野心都没有的，也是没事儿干找了帮人，花几年时间编了套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这回老皇帝康熙倒是没说什么，可康熙一死，允祉的四弟雍正即位，就横看竖看这个哥哥不顺眼，几年后就找了个茬口把允祉给一捋到底，软禁起来，最后把个好端端的皇子给活活憋屈死了。
您看编书危险吧？其实李泰也好，允祉也罢，得罪的都不是老皇帝，而是皇位继承的竞争者，自己的亲兄弟们。您想，能编书的都有学问啊，保不齐老爹就因此中意，那还得了？再说，编这些有分量的大部头类书，得找多少名人贤士啊，这些人聚在一起除了琢磨书，就不兴琢磨点儿别的？再说了，要显摆学问，也得我皇帝显摆啊，你一皇子显摆什么？
别说这些候补太子了，就是正牌太子——梁武帝的儿子昭明太子萧统，那部《文选》编得多好，不也因种种原因给老爹猜忌，最后郁闷而死？所以啊，要么别当皇子，当了皇子，哪怕吃喝嫖赌都比整天没事儿编书来得保险点儿。
如果瘾太大，非编不可，也行，那就得好好斟酌一下题材了，像《括地志》这样的，容易被联想到图谋江山，不行；《古今图书集成》或者《文选》，可能抢皇帝老子或皇帝兄弟风头的，也不行，得编些“无害”的书。比如朱元璋的儿子宁王朱权，没事儿写了好多戏曲学、音乐学专著，他的皇帝老子朱元璋、皇帝哥哥朱棣，就都没把他放在心上。如果更有心计一些，那么还会有意外之喜，清咸丰皇帝的六弟奕訢䜣，编了好几本书，什么《君臣酬唱集》、《君臣拳术对练合谱》，等等等等，不但没遭皇帝哥哥埋怨，还弄了个御笔作序、奉旨出版，大大风光了一把—您想啊，他这些书都是把皇帝捧做主角，自己甘当绿叶，皇上美还来不及，哪儿顾得上挑刺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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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自己人”
话说前秦国王苻坚是氐族人，因为氐族人口膨胀，产生了“马尔萨斯制约”。为解决几十万族人的生存权即吃饭问题，他不得不想办法将他们三千一群、五千一伙的分散到外地去。这让很多氐族大臣非常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氐族人口集中，可以震慑其他民族不敢乱来，一旦分散了“自己人”，“外人”就会蠢蠢欲动，这简直跟自杀没两样。后来前秦果然被叛乱的鲜卑、羌族推翻，这让许多后来人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皇帝应该把“自己人”拢在身边，否则“外人”坐大造反，你就会落得跟苻坚一样的下场。
果真如此吗？其实不见得。
比苻坚稍早，有个同样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后赵，皇帝是羯族的石氏。老石家因为看到兵荒马乱，皇帝论打数，担心“外人”算计自己，就把大部分同族人都集中在首都附近，光皇帝的两个儿子就各带了10万户。这算是把“自己人”拢到家了吧？结果怎样？老皇帝石虎一死，国内照样发动叛乱。“自己人”羯族因为都集中在首都附近，几乎全部卷入内讧，死伤殆尽，没死的也在后来的异族政变中被杀戮了大半。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民族，就这样在短短几年中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谁是“自己人”？和自己基本利益一致，你发达他就发达、你倒霉他也倒霉的，那就是自己人。如果只信赖同族、乡亲或者亲戚，那么你就算把“自己人”都拢在身边，又能有多少？能守得住万里江山吗？别说前秦、后赵这样的地方割据王国，就是元朝这样的大国，光把蒙古人当“自己人”，不也是一样留下惨痛教训吗？朱洪武后来痛定思痛，不再搞安徽老乡的小团体，而是谁忠心能干就重用谁，这实在是很高明的一招。
那么苻坚怎么后来就垮了呢？那不是分散“自己人”的错，而是他不顾形势，不听劝阻，在自己内部不稳定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倾巢而出去攻打东晋，结果稀里糊涂吃了个大败仗。本来那些“外人”都一心一意指望您能统一天下，他们跟着您可以当元勋、功臣，利益一致。现在您惨得连专车都丢了，亲兄弟都战死了，人家再跟着您保不齐就得满门抄斩，那还有不乱的！别说“外人”真的变成了外人，就连“自己人”也会变成外人的—苻坚派去远征新疆的大将吕光，不但是同族、亲信，还是亲戚，听到他打了败仗、朝不保夕，不一样在回国途中闹独立性，最后赶走了甘肃一带的前秦地方官，自己做了个后凉王国的皇帝？
说到底，皇帝的“自己人”不是同族，不是兄弟，不是老乡，而是自己的政绩和能耐。如果您自己英明神武，国势昌隆，那么不相干的人也会是您忠实可靠的“自己人”；反之，如果国运衰微、屡战屡败，别说同族、同乡，就是亲兄弟、亲儿子，保不齐也正在背后磨刀霍霍，准备瞅冷子算计您的位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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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给自己的脑袋找顶钢盔
提到三国归晋，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杜预。没错，这位文武双全的大能人一手策划了整个西晋灭吴战役的战略框架，最后攻破吴国首都建业的大将王，也是在他点拨下才大功告成的。可事实上灭吴的统帅不是他，而是太傅贾充。这贾充非但没在灭吴大计上出过什么谋，划过什么策，而且一贯反对出兵，甚至几路大军都出发了，他还磨磨蹭蹭不想挪窝，直到晋武帝司马炎说出“您再不去我只好自个儿去了”这等狠话，才勉勉强强跑到离前线千里之外的襄阳“督战”。您说，就这么一位统帅，摊上够憋气不？
可有趣的是，这位窝囊元帅偏偏是杜预推荐的，而且是不管人家乐意与否，生拖硬拽，愣给拖了出来。他吃多了，还是校对《春秋》把脑子弄糊涂了？
才不是，杜预多聪明的人啊，他这招看似给自己请了个干爹，实际上是给自己的脑袋找了顶钢盔。
三国时期，天下大乱，皇帝最不放心的就是大将领兵在外，往往要求出兵大将留下老婆儿子当人质。魏国灭蜀，大将钟会因为是丁克一族，没什么人质可交，就招惹了好一番猜疑，结果钟会果然造反。后来的皇帝，疑心病自更重了一层，就算交人质也不放心了—可不是，既然都决定造反了，谁还在乎老婆孩子呢？
北魏末年，北魏的“影子皇帝”尔朱荣派贺拔岳去攻打地方军阀万俟丑奴，这贺拔岳就曾形容自己的处境是“胜败两难”：败了自然是有罪；即使胜了，也会增加老大对自己的猜嫌。他想出的解决方法就是请了尔朱家族的血亲尔朱天光当大帅，自己当了个副手；结果虽然功劳让那个没什么贡献的尔朱天光分去一半，但任务好歹是圆满完成，自己也加官晋爵，捞到了不少好处。
出兵攻吴，那更是大场面，如果缺乏必要的信任和放权，这仗就没法打。贾充虽然又无能又胆小，还一贯反对攻吴，但他不仅是司马炎最亲信的大臣，还是人家儿女亲家。只要把这尊泥菩萨往大本营这么一放，不但皇帝不会再猜忌，而且各路大将的关系也好协调。反正这家伙胆子小，就算成心捣乱，襄阳离南京，那得多远？
哪怕再贤明、再有头脑的皇帝，总不免认个亲疏远近。燕昭王高筑黄金台，广招天下英才，信任乐毅，雪耻破齐，这气度算得不凡吧？可他愣害怕这些外国人才进自己首都，结果在离首都几百里地的蓟县境内搞了个“下都”安置他们。吴王阖闾算得雄才大略吧？可当他决策伐楚，要登台拜将时，愣就不敢任用伍子胥、伯嚭这两个楚国来的将才，最终看出苗头的伍子胥不得不找来个“假土著”孙武顶账（其实人家孙武是齐国人）。如果遇上脑袋还不如上面二位豁达的帝王，就更需要弄顶保命钢盔，护住自己的一颗脑袋了。
当然，要选钢盔就得选个合适的，否则比没有更糟。唐代名将郭子仪收复长安时，扮演钢盔角色的是唐肃宗的儿子广平王李俶。这位后来也当上皇帝的王子只管政治鼓动，军事问题一概放手，成就了郭子仪的大捷。可稍后的邺城之战，钢盔扮演者变成了太监鱼朝恩。这位仁兄能耐不行还特喜欢指手画脚，结果弄得郭子仪连指挥位置都找不着，最终几十万唐军在劣势敌人面前一败涂地，连两座都城都丢了。钢盔的作用是护着上头，兜着下头，是防御性的，如果这钢盔也跟刀枪剑戟一样到处扎人，那就比没有还糟了。
如果您胆子更大，还可以学战国田齐的司马穰苴，拿国王配发的标准型钢盔—宠臣庄贾—开刀立威。
不过这可是高难度动作，首先这钢盔自己得犯事儿；其次这皇帝脑筋得明白。倘这两件事有一件没把握，我劝您啊，还是好生戴上钢盔，自个儿悠着点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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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三国演义》里有一出“公子刘琦三求计”，说刘琦害怕继母蔡氏加害，向诸葛亮求自保之计。折腾再三，诸葛亮才说出“君不见重耳在外而安，申生在内而亡”这句话，建议刘琦找个机会要求下放地方挂职锻炼，从而避免留在首府荆州，遭到蔡氏的谋害。
诸葛亮出这主意，是因为当时荆州的主子（姑且称之为土皇帝）、刘琦的亲爹刘表并无害刘琦之心，刘琦需防备的只不过是蔡氏的暗害。但就皇帝公关学而言，出外避祸未必安全，甚至可能是死路一条。
南朝刘宋的大臣蔡兴宗曾感慨皇帝脾气暴虐，在首都做官人人自危，十分郁闷，他的几个外甥就劝他找机会外派，他毫不犹豫一口回绝。结果几个外派的外甥在后来的内战中先后丧命，留在危机四伏首都的他不但逃过历次大清洗，还升了官，封了公爵。最危险的地方，结果反倒最安全，这是什么道理？
封建时代讲究的是人治不是法治，皇帝的意思就是法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您只要不跑出国境，下放到哪儿，不还是在人眼皮子底下吗？有好多祸事其实可大可小，皇帝可能为一时不开心要宰你，也可能忽然想通了要饶了你，关键是，你得有化解的机会。留在首都，留在皇帝身边，这化解的机会显然会更多，逢凶化吉的概率也更大些。
更重要的是，玩政治总难免有几个政敌，政敌总难免给皇帝进进谗言，打打小报告，您留在皇帝身边，就有解释的余地，否则很容易让那些恨不得踩着您往上爬的家伙拍得万劫不复。战国时秦国大臣甘茂即将出征，担心一旦不在首都，国王会听信谗言，后来果然差点因此误了大事，这就是个典型的反例。
您也许还会说，我在外地，万一皇帝真要宰我可以武装自卫嘛，再不行可以逃跑嘛。
您又傻了不是：皇上多大权威啊，这首都和外地有区别吗？他就能调动首都的兵？没准您当个市长，想武装自卫，那皇上一道檄文“谁杀了这反贼谁就是那新市长”，您还没等把檄文瞅明白，就得让正憋着提干的警卫人员给弄死。
刘宋时候大将萧道成（后来南齐的开国皇帝）也想外出避难，幕僚纪僧真就劝道，您离开首都，皇帝如果不高兴，一道诏书说您是叛徒，您不是就真完了吗？
瞧，就这么档子事。
回头说申生和重耳吧。申生并非因为留在首都才危险，恰恰相反，他多次被派去远征。大臣狐突、里克都曾评论说，他总不在国君晋献公身旁，才让谗言轻易得手，后来他被诬陷、被逼自杀，也并非没有机会逃跑，而是自己不愿身败名裂地苟活。再看重耳，他待在远离首都的蒲城，可是国君要寺人披*他，给3天限，人家两天就杀到了。后来他流亡19年，丢了俩老婆，有时候惨得连粥都喝不上。要不是那时候还有“外国”，他能不能活命都说不好，又哪里谈得上“在外而安”呢？
听皇帝公关学一句话吧，最危险的地方其实最安全，不论您想的是自保还是进取，待在皇帝身边，都是风险最小、利益概率最大的优选方案。
有些事不能太积极
曾经有人总结皇帝公关学要点，说出“功莫大于勤王”的话来，这话其实就对了一半：勤王固然是大功——皇上有麻烦才要人去“勤”，您不怕自己惹上麻烦，去给皇上解了麻烦，这功劳自然小不了。但在皇帝公关学里还有比勤王回报更大的投资项目：拥护一个新皇帝，把原来那皇帝给赶下去。
您想啊，本来人家就是个看着别人当皇帝眼馋、却也只能眼馋的主儿，今儿个给您不轻不重拉上这么一把，忽然自个儿变成皇帝，要什么有什么，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这心里够多美？皇帝心里要是美了，您这开国元勋的好处能少得了吗？
不过您可千万记住了，高回报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弄不好是要出问题的。
话说北周皇帝宇文赟得了急病，临死前找亲信大臣刘昉托孤。这刘昉便是个想得高回报的主儿，见皇太子不过是个几岁的娃娃，就打起了抄近的点子，去游说皇后的父亲杨坚篡权。这杨坚心里一万个乐意，可这是掉脑袋的事儿啊，脸上不能不绷一下。刘昉急了，来了句“你快点儿干，你再不干俺自个儿干了”，连激励带帮衬，结果愣是把这杨坚给推到了隋朝开国皇帝的宝座上，您说这功劳大不大？可就这么一位大功臣，杨坚还没正式当皇帝就开始跟他拉开距离，当了皇帝不久又给他办了个谋反的罪名杀掉，前后不过6年富贵。
这刘昉造反是给杨坚逼的，因为失宠，气不过，才下了那么个狠心，问题是那么多开国功臣，怎么单就信不过你呢？有人说这老兄贪财好酒，还有人说他工作态度不积极，问题是比他更贪财好酒的、比他更消极的资深官员也多了去，没谁这样不受待见啊？其实说白了，这杨坚不是傻子，他记着你刘昉当年那句话呢——你不干我干。那还了得！你今儿个能推我当皇帝，明儿个想当更大官儿，不定又推谁，改天您再想当皇帝玩呢？得，您该去哪儿去哪儿吧！死刑宣判时杨坚亲自写了判决书，其中“心如溪壑，志等豺狼”八个字，把他肚子里那点儿猜忌说得再明白不过。
别说杨坚这样的能干皇帝，碰上刘昉这种一眼可以看穿的投机分子，就是昏皇帝碰上老实头，这种高回报投资同样风险不小。就在杨坚当皇帝第二年，南方陈朝宣帝病重，儿子陈叔陵在病床前造反，砍伤了太子陈叔宝，正要继续行凶，却被弟弟陈叔坚及时喝止，并最终平息了叛乱，扶哥哥陈叔宝继承了皇位。这陈叔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皇帝，陈叔坚不但是自己的亲兄弟，还保住了自己的皇位和性命，照理这回报不小吧？嘿，人家皇帝先把你提拔到司空的职上坐冷板凳，最后干脆让你提前离退休回家养老（那时陈叔宝才35岁，他弟弟陈叔坚这休退得的确够早的）。陈叔坚肯定觉得冤，可要依着我说，他就庆幸吧，换了是杨坚那样的皇帝他命早没了：你又能抓贼又能调兵，还跟我是同一个皇帝老子生的，今儿个你是帮了我，改天你要帮自己一把，我怎么办？
所以嘛，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这高风险投资一定得一慢二看三通过，绝不能太积极了，有时候慢上半拍反倒更好。还是杨坚那时候的事儿，有个大能人叫苏威，跟杨坚父子一辈一辈的交情，听到杨坚要篡位，连夜逃回老家乡下去了。结果杨坚刚登上宝座就把苏威请回首都加官晋爵，以后一直亲信有加。这是为什么？杨坚自己说的好，苏威这人“不欲预吾事”，不想掺和抢皇位这档子事——既然连这档子事都懒得掺和，那自然更不会对咱这宝座有什么胃口了，这种人用起来，那才叫一个放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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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死金牌未必免死
我有个朋友是十国吴越王钱鏐的后人，至今对唐、后梁等几个朝代皇帝赐给他祖宗钱的“丹书铁券”也就是俗称的免死金牌津津乐道。这玩意儿可了不得，铁叶子上拿朱砂明明白白写着饶本人九死、子孙三死，且耐磨防腐，永不褪色。有了这玩意儿，岂不是一家性命稳如泰山？
朋友的祖宗钱鏐是个军阀，和中原皇帝不但相隔几千里，中间还隔了好几个独立王国，皇帝想杀也杀不着他，别说饶九死，饶九十死那也就是个空头人情。但倘若您是皇帝身边的王公大臣，立下汗马功劳，被皇帝郑重其事赐给这么张玩意儿，那么，您可该小心点儿了。
唐朝有个大将李怀光，原本立下汗马功劳，后来跟皇帝闹矛盾，造反了。皇帝派李怀光的儿子去劝降，特意让带了张“丹书铁券”去。没想到这李怀光不见这玩意儿还好商好量，一见就勃然大怒，理由是：“皇帝认为谁想造反，可能犯死罪，才给这玩意儿安抚人心，今儿个把这东西给俺李怀光，当然是认定俺没安好心。俺造反是死，不造反不也是个死嘛！”
史书上说李怀光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不过他这番话说得是半点不错。铁券这东西是汉高祖刘邦发明创造的，颁发给侯爵级功臣，据说要世世代代和谐下去。可不过100年之后，当初领到原装正版铁券的100来个侯爵，却只剩下5个还能保持原有政治待遇，被咔嚓的倒有好几十。南北朝时是免死金牌大批发的时代，也是领取丹书铁券者“不得好死率”最高的时代。到了五代十国，这玩意儿变得金贵了，比如后唐庄宗，一共才批发出去3张，可这3张的主人中竟有两个被满门抄斩，而且全是冤假错案，剩下一个侥幸没死的叫李嗣源，也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横下心造反，竟推翻庄宗，自己当了皇帝。等他坐在庄宗的宝座上，拿着那张铁券一个劲地淌冷汗：好险啊好险！
正像李怀光所说的，铁券这玩意儿是皇帝用来安抚人心的，安抚什么样人的心？是安抚那些有能力也有可能造反的危险分子的。您想啊，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王子犯法还要假模假式与庶民同罪呢，这铁券可是连法律条文都给践踏了。皇帝是什么人啊？那叫绝对权威，如今为了安抚您宁可给这权威打折，您在他心里该是怎样的危险，您自己该有数了吧？他给您这丹书铁券，那可不是宠您，而是防您、怕您，更是让您不怕他、不防他。您要真信了这玩意儿，志得意满、高枕无忧，那么说实话，您的小命恐怕就有点悬了。
您也许说了，这铁券上明明白白“饶九死”，皇上说了还能不算？您是傻还是怎的？皇上说话就是不算，您能拿他怎么着？前面提到后唐庄宗3张铁券，其中一张给了个叫朱友恭的，他本人被冤杀后，使臣又跑去杀他全家，他老婆拿出那铁券给使臣，说“这上面写了啥，老太太是个文盲，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弄得使臣臊了个大红脸。可红脸归红脸，杀终究还是一个不剩给杀了，那些字认识不认识，又能怎样？再说了，不就是饶“九死”嘛，到时候要杀您，给您安下个“十死”的罪名不就得了？元朝的权臣唐其势，不就被元顺帝用跟政敌伯颜串通这样的高招杀了个名正言顺？您啊，还是醒醒吧！
皇帝公关学说得明白，“免死金牌”未必免死。对于皇帝身边的功臣、权臣、大臣而言，倘若您有一天忽然得到皇帝免费派送的这么个玩意儿，您最好把它看做一张黄牌警告，从此打足十二分的小心，而千万别真的傻到把它看成什么“免死金牌”，懵懵懂懂地断送了自己，都还不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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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何须救皇帝
英雄救美人被认为是豪迈壮举，而美人救英雄更被传为千古佳话，如果这一男一女互生情愫，那更是要编入鼓书戏文，传诵上几十年、几百年，让无数少男少女看得艳羡不已。
但那是寻常人家，若那美人不幸碰上的是个皇帝，还是不救的好。
评书戏文里有个《游龙戏凤》，里面那个餐厅女领班李凤姐不是救了个以私人名义外出旅游的皇帝明武宗？（虽然明武宗那可怜相是装的、自找的）结果怎么着？已经有无数大小老婆的明武宗回头就软硬兼施，硬把个恩人李凤姐也弄去做了编外小老婆。后来人家假也满了，也玩腻了，便打道回府，接茬应付宫里那些在编老婆去了。可怜李凤姐凄凄惨惨，不明不白先赔青春，再赔性命。
有些怨女道“男人没一个有良心的”，这话未免打击面过宽，但倘说“皇帝对女人没一个有良心的”，那大约是半点错也没有的。这皇帝玩女人不但是权力，甚至是义务，玩得少了大臣们还要一本正经提宝贵意见，认为这样不但有辱龙威，更败坏了皇室传宗接代的大计。女人太多、得来太容易，既无须花前月下，也不用卿卿我我，更不烦他这九五之尊变着法子讨好女孩子，挖空心思琢磨人家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怎样才能让她赴个约会。就这么一位给女人泡坏了心肝肺腑的爷们，您还指望他给女孩子什么真心？就算有，他那儿那么些子老婆，一人一份，轮到您也没剩多少了吧？您要是个男人，功莫过救驾，还能混个荣华富贵什么的，一个女孩子家，救驾最大的赏赐也就是去当个编外小老婆，值吗？不值吧！
也有些人要说，那是未嫁的女孩子，要是已经嫁给皇帝，那就应该救了，毕竟是自己男人嘛。而且救了之后，这男人也会多瞧你几眼，对你终究有好处。这话错得就更离谱了。
先看个例子吧，有个叫做冯媛的女英雄，是汉元帝的一个正式在编小老婆。有一次汉元帝带领大批小老婆去动物园看狗熊，结果两头狗熊跑出来，瞅皇帝脑袋挺像篮球，就晃晃悠悠过来了。其他小老婆吓得四散奔逃，皇帝也软做一堆泥，唯独冯媛挺身上前，用身体挡住狗熊，为随从杀熊争取了宝贵时间。您说这冯媛勇敢吗？救驾了吗？结果怎么着？也就弄了个口头表扬，后来跟着儿子下放河北，皇帝死后还莫名其妙卷入冤狱，送了性命。您可以说，她后来混得不好是新皇帝的事儿，和老皇帝无关，可当初跟她一起看狗熊、吓得东躲西藏那几位，有的比她混得还好，那又怎么一说？
其实道理很简单啊，皇帝弄这些小老婆，一不是搞学术研究，要找才女；二不是建立娘子军，要找猛女。人家是玩弄女色嘛，要的就是美女、弱女，哪怕您在狗熊面前吓做一堆泥，只要脸还是那张桃花脸，腰还是那条杨柳腰，那就还是皇帝的爱妃、宠妃。论打？您比那些卫士的武艺更高吗？这冯媛算是万幸，没破相没残疾，她若猛斗狗熊伤了鼻子眼睛，皇帝对她又该如何？我们再举个汉元帝祖宗——被公认为人好很多的汉文帝的例子吧。他的小老婆慎夫人跟他一同郊游，上厕所时遇到野狼袭击，汉文帝还不错，拔出剑来要英雄救美，结果大臣袁盎他们几个硬给抱住：女人死了一个您正好换新的、漂亮的；您死了，皇帝不就没了嘛（众皇子旁白“这不瞎操心嘛”）—您看，女人遇险，皇帝就这态度，那么皇帝遇险，女人该怎么做，不用我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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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皇靴供起来
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段子《君臣斗》脍炙人口，里面说到乾隆皇帝赐给刘墉皇靴、黄马褂、朝珠，一大堆零碎，而这刘墉既不敢穿也不敢用，全都送进自家祠堂，当传家宝给供了起来。
您还甭说，这毛病也不单刘罗锅一个人有，历朝历代，不知多少大臣、宠臣，受了皇帝这样那样的赏赐，唯恐吃了用了显得对皇帝不恭，只得把这些或值钱或不值钱的零碎儿束之高阁，不但不敢染指，甚至还得加强安保工作—万一蛀了霉了，岂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这就苦了那些大臣了。比如乾隆喜欢附庸风雅，他送给大臣尹会一、沈德潜等很多图书、字画。这几位老哥赐书不敢翻，赐画不敢挂，还不能就那么供着，隔三差五还得拿出来去灰防蛀。康熙喜欢打猎，他赐给大臣的经常是野鸡、鹌鹑、兔肉之类，您说这要也供起来，那不倒霉催的吗？
他们还不算倒霉，唐朝有个宫廷乐师叫李可及的，很受懿宗皇帝宠爱。有一次他儿子娶媳妇，皇上赐了两壶酒，李可及掂了掂，分量不对，拿回家一看，竟是俩实心银壶。除了这，平常赏赐的各种东西多到用大车拉。后来他倒了霉，这些玩意儿又一样不少被大车拉回去，惹得一帮太监嘲笑了好一阵子。嘲笑归嘲笑，这则记载也说明，李可及同样没敢用皇帝的那些赏赐。
问题出来了：他们这样做究竟值当不值当？答案是：不值当。
皇上赐给您东西，一方面说明至少那一小会儿他瞅您顺眼，另一方面那也真就是给您派用场的。他送您野鸡肉，那就是让您吃的；送您银子，那就是让您花的。您不吃不花，硬拧着给供起来，上帝嘴上不说，肚皮里一定笑您是个十足的傻蛋。唐太宗曾经赐给大将李勣急病特效药，这李勣要是也给供起来不吃，结果弄出人命，岂不是闹出大笑话。再说了，人家皇上什么没有啊，是缺野鸡啊还是缺字画、银子？随手赏您这点儿，还不够他半块指甲盖大小的家当，没准您前脚出门，后脚人就把那点儿东西给忘了。您也不想想，您这么郑重其事，无非为了哄皇上，混个好感，人家皇上自个儿都忘了的玩意儿，您还成天给供着、惦记着，您冤不冤呢！
不但如此，前面提到的尹会一、沈德潜，后来倒了霉被抄家，那些精心供奉的御赐零碎儿，又一样不少给搬回皇宫，等着赐给别人了。您恭恭敬敬供着那些赐物，是为了炫耀皇上的恩宠，可那是皇上赏赐那会儿的恩宠，您供上个几十年，时过境迁，这些玩意儿该哪儿去还哪儿去，哪里能保您个家宅平安？
依着我说，皇上赐您酒肉您就给吃了，赐您银子您就给花了，赐您双靴子，要合适您就穿，不合适您爱咋地咋地，就别再给供起来了。那些玩意儿您就算搁变质发霉了，也不会换来皇上多瞅您一眼，还不如图个口腹之快，解个一时手头之急呢。
汉朝有两个大臣疏广、疏受，退休后带着皇帝赏赐的大批金银财宝回乡定居，找了些亲朋好友，把这些玩意儿能救急的救急，能救穷的救穷，剩下的开几个联欢会、恳谈会，吃吃喝喝花了个干净，这才是符合皇帝公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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