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适度宽容
牟其中在政治情怀上一败涂地，与他张扬的性格不无关系。他早早地大肆宣扬自己是“中国首富”，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无异于提前宣告自己落入政商博弈陷阱的宿命。曾有人提醒牟其中收敛一下、以免受查，他反问道：“谁来查我？怎么查我？”
　　同于1999年登上富豪榜的健力宝前掌门人李经纬，后来由于产权问题与当地政府产生纠葛，性格的强硬使得他最后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相比牟其中和李经纬，2001年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前华晨集团董事长仰融（第3名，70亿元）要低调的多。仰融是一个令业内外人士都琢磨不透的企业家。2001年我们为了核实他的财富数据，给他发了20多份传真，结果总是石沉大海；我们专程跑到华晨设在上海总部造访，他的秘书总是告诉我们“仰总出差去了。”
　　仰融同样没有逃出落马的宿命。2002年10月，辽宁省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仰融，虽然此时他已身在美国，但恐怕很难以从容的姿态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了，这位以资本运作闻名于世的传奇企业家最终也以悲剧性结局收场。
　　仰融其实是介乎于李经纬与牟其中两种类型之间的一个样本企业家。他有李经纬式的天才头脑，但比李经纬懂得在与权力相争时适时保护自己；他有牟其中的政治与商业敏锐性，但比牟其中更懂得自我节制。尽管如此，他依然走出属于那个时代的迷宫。
　　十年百富史，从第一届榜单上的牟其中开始，“原罪”和政商博弈成为一个永恒的命题。而我们探究中国企业家特别是第一代企业家的创业史，会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当初创业的条件和境况都相当糟糕；时过境迁，中国的财富社会，虽然仍难改掉以成败论英雄的心态，但却有必要对一些失败者保持适度的宽容和敬畏。
　　2008年5月底，一直以来高调为民营经济发展大声疾呼的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最近10年民营经济发展历程时说，民营经济的成绩巨大，但是问题也相当艰巨；现在改革的动力缺乏，我们要寻找动力，我们要人人争当动力，不要当阻力。
　　身在大狱的牟其中如果听到保育钧此言，或许会感慨万千。2008年6月19日，他在狱中度过了自己的67岁生日。“时间是无法补偿的，钱再多也没用。”牟其中刚入狱时的这句话，现在听起来，仍是那么令人心酸。
　　

2000　改制花脸谱（1）
当你有机会扩张时，千万不要畏缩不前。如果一开始你就获得丰厚利润，你应该继续扩大。
　　——乔治·索罗斯
　　2000年11月1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题为《向所有靠勤劳和智慧合法致富的人致敬》的报道，这也是第一家对我们的榜单进行介绍的中文媒体。文章写道——
　　从一个计划经济体向一个市场经济体转型，是我们这个国家最有前途的事业；富豪的诞生，正是这项事业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富豪的诞生，是全社会选择的结果。作为消费者，我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作为劳动者，我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他们提供的工作机会；作为投资者，我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他们提供的股票。
　　我们想说的是，富豪不是我们——普通人甚至穷人——的对立面。在一个拥有公平、有效的“富豪形成机制”的社会里，也就是说在一个谁资源配置能力更强谁就拥有更多资源的社会里，普通人和穷人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享有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机会，更多更好的工作和投资机会。与此同时，只有穷人不断致富，不断获取更大消费和投资能力，富豪也才能成为最大的富豪。
　　正如许多有识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在面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转型中，起点不公平和规则不公平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存在。所以我们尊重人们对富豪的普遍的保留情绪。但是我们还想说，需要消除的是这两种不公平，而不是富豪。
　　1999年我们的第一届榜单在《福布斯》发布，由于是英文形式，加上当时中国的互联网并不发达，所以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2000年开始，我们主动与国内媒体接触，以便听到对完善我们榜单有益的建议和意见。《南方周末》不但率先对这一年的榜单作了介绍，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对“如何看待富豪”的话题提出了理性见解，也为“原罪”话题提前做了注脚。
　　“2000中国大陆50富豪榜”在人数上与1999年保持了一致，不过门槛大幅提升，由5000万元提高到了亿元。50人的财富总和超过800亿元。首富还是荣毅仁家族，财富为157亿元，是第50名的45倍。
　　从地域分布来看，天子脚下的北京城是最盛产富豪的地方。50人当中，有14人的公司在北京或出生地是北京。他们是首富荣毅仁、第10位的宋朝弟、第11位的李晓华、第12位的陈金飞、第14位的田溯宁、第16位的丁健、第19位的吴鹰、第20位的丁磊、第23位的阎俊杰与张璨、第37位的张朝阳、第38位的杨澜、第41位的王文京、第42位的王志东、第46位的祝维沙。
　　50名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3岁，最年长者是84岁高龄的荣毅仁，最年轻的是29岁的丁磊。
　　超过60岁的上榜富豪，荣毅仁之外，还有徐文荣（65岁）、吴炳新（62岁）、尹明善（62岁），可谓老当益壮。排在第8位的徐文荣是浙江横店集团的掌门人，横店集团的所有制形式很特别，即社团经济体，同时成立了“四共（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委员会”。中国的企业改制彼时进入高潮，徐文荣可谓独树一帜；最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到了2008年，他依然高举这面旗帜，走的铿锵有力。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2000　改制花脸谱（2）
学界对企业改制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经济学者张军在2000年8月的《经济研究》学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一个分析框架》的论文。
　　文章称，在资产侵蚀存在的情况下，改制是维护集体资产的一种手段，从经济机制的角度看，改制也是一种对经营者优胜劣汰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制的大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适合改制的，接时按量、一刀切的做法往往会造成集体资产的流失或者给改制后的企业造成负担。
　　徐文荣只于2000年登上过富豪榜。榜单发布后，他找到我们，给我们讲中国企业改制的情形，和横店集团所有制的特点。后来我们经过再调研，发现把他放上榜确有不妥，后来榜单上就没再有过徐文荣的名字。
　　田溯宁同样只上过这一年的榜单（第14位），他的轨迹也很特别，2000年前后，更多的人选择了“弃政从商”，而田溯宁却是“弃商从政”，离开与搭档丁健（第16位）一起创立的亚信，转而到中国网通去做CEO；所以2000年3月，亚信在纳斯达克闪亮上市时，他并不在现场。
　　1999年度的榜单上，互联网界富豪只有搜狐掌门人张朝阳，而到了2000年，网易的丁磊、新浪的王志东又加入其中，三人分别是第37名（亿元）、第20名（11亿元）、第42名（亿元）。三家门户网站均是于2000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2000年是中国IT企业发展关键年份之一，一方面在于一批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在于相关制度与法规的制定与施行。这一年的9月25日，《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正式施行，11月6日，信息产业部颁布《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所谓喜忧参半，这一年，互联网泡沫论四起，纳斯达克指数（简称纳指）在3月20日达到5048点后不久，开始一路狂跌。纳指2000年全年跌幅达39％，此前纳指历史上表现最差的一年是1974年，这一年纳指跌去35％。
　　2000年底中国概念股开始艰难的煎熬时，有一家非上市公司的老板——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写了一篇名为《华为的冬天》的文章，尽管2000年财年华为以销售额220亿元、利润29亿元位居全国电子企业首位，但任正非在文章中大谈危机和失败，他的居安思危的意识发人深省，后来被广为传颂。在这一年我们的榜单上，任正非居第3位。
　　除此之外，榜单上三位巾帼富豪也招人关注，分别为方小文（第23位）、张璨（第24位）和杨澜（第38位），三人所处的行业也大为不同，分别为农业、电脑产品分销、传媒；其中杨澜是第一次上榜，而方小文与张璨在1999年已榜上有名。可以说，从第一届榜单开始，女富豪就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一直到2006年和2007年百富榜上，张茵与杨惠妍分别成为女首富，女人的话题，似乎并不比男人少。
　　

徐文荣为我们讲国情
近十年来，胡润百富榜上不少富豪上过一次榜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个中的原因很多，但对徐文荣来说，他仅在2000年上过一次榜，背后的故事却与众不同。
　　2000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横店集团掌门人徐文荣，这位已65岁小老头，以27亿元的财富排在第8位。
　　一年后，在全国工商联一份“全国民营企业10强”的排序中，横店集团位居第3位，然而，这一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没有了徐文荣的名字。
　　2001年开始，我们每次制作百富榜前，都会发传真给徐老爷子，不过他回复的内容几乎从未变过：横店不是我的，我没那么多钱。
　　

仅上榜一次背后
当然不是落马的原因。相反，他和他的横店王国一直发展的很好。究竟发生了什么呢？2000年底，徐文荣看到自己在富豪榜上的排名后，邀请我们到横店喝茶，他要给我们讲解“中国国情”，告诉我们将他推上榜的“不合理性”。
　　与徐文荣见面是在2001年初。见面后，徐文荣开门见山说：“横店是独一无二的社团经济，如果说计算横店的财富，绝对不止榜单上那么多，但如果说是个人，我绝对没有那么多钱。”徐文荣并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给我们耐心地讲解起横店模式的独特性。
　　早在1984年，徐文荣在原先东阳县横店轻纺总厂的基础上，成立了东阳县横店工业公司，这个公司一成立，乡政府工业办公室就撤销了，取得法人资格的徐文荣提议，乡党委、乡政府和工业公司之间不能相互派人来兼职，也就是政企彻底分开。
　　这在当时的东阳县，浙江省甚至全中国，算是一项创举。然而当徐文荣开始探讨企业所有制改革的方向时，他最后选择的是企业产权共有、不分割到个人的共有制。他考虑的初衷是，防止集体资产在量化中引起纠纷从而导致流失。
　　1993年中国内地企业掀起产权改革浪潮，不少企业家抓住此次良机，可谓一夜暴富。这一年，浙江横店企业集团公司更名为横店集团公司，并以此为核心开始组建横店集团。然而，徐文荣始终举着这面名叫社团经济的大旗，这张大旗上写着他的口号：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四共），并专门成立了“四共委员会”。
　　直到2008年，横店集团主要的上市公司横店东磁的大股东为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而后者的实际控股人，即为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2001年成立）。徐文荣对“企业办社会”的理念坚持不懈，可谓独一无二。
　　有必要指出的是，徐文荣的社团所有制理论出炉后，在当时掀起一场讨论的热潮。1993年国庆节前后，北京的一批经济学家先后到横店去考察、研讨、交流。传媒的参与使得徐文荣后来开始在北京高校讲坛上“布道”，推介自己的成果。
　　人们开始给这位土生土长的企业家戴上“学者型企业家”的帽子。2000年前后，又有人给其冠以“社会转型时期杰出现代农民领袖”的称号。
　　截至2007年底，横店集团总资产为200多亿元，但是，你在2008年的胡润百富榜上，仍然不会见到徐文荣及儿子——兼横店第二任掌门人徐永安的名字。
　　其实徐文荣与徐永安个人财富到底有多少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横店王国30年如一日，蒸蒸日上。徐文荣卓越的领导才能当然功不可没，但他最聪明的还是“社团所有制”之先见，使得他避免了像不少企业家在改制与上市过程中因股权等方面纷争导致最后“落荒而逃”的宿命。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说服老伴和儿子
徐文荣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上，引起极大争议，然而最后的胜者几乎总是他。
　　2008年2月18日，横店集团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横店重建圆明园项目（圆明新园）正式开工。这一次他还是那么神采奕奕、豪情冲天。这一年他已是73岁高龄。他的普通话比以前进步多了，尽管会场不少人仍摇头表示听不太懂。
　　徐文荣重建圆明园的想法，对于他个人来讲，可能并不觉得多有创意。多年前突发奇想，要炸掉横店一座小山头，造出一座故宫来，不少人反对他，说他异想天开，结果天真的“开”了。
　　在横店重建圆明园，徐文荣早在2006年就开始筹备了，那个时候东阳的报纸报道说，徐文荣在筹备成立基金会，准备上马圆明园项目。报道一出来，争议就来了。2008年徐文荣在钓鱼台宾馆正式发号后，再度引起新一轮争议。
　　徐文荣“愈挫愈勇”的源头在哪里，我们一直搞不透，事实上搞透的人没几个。就连徐文荣的老伴和儿子，也曾纷纷表示反对他的圆明园项目：安乐生活你不享受，还要折腾去搞什么圆明园啊。
　　在第一财经“中国经营者”电视节目录制过程中，徐文荣对他的老伴和儿子一开始反对他的事毫不忌讳，他说的话通俗、朴实：“我的老婆呢，是站在老公方面好呢，还是站在儿子方面好呢，她也有麻烦呢。”
　　还好后来徐家的意见统一了，一致表示支持徐文荣。这是令他最欣慰的。他常说“肯定能搞起来的”，这话是给他的团队和家人信心，当然也是给自己打气。
　　徐文荣的倔强是他骨子里的东西，由来已久。横店一些老人还记得，1984年徐文荣要求政企分开时，一些乡党委副书记在全乡党员大会上说：我们乡有个人，论本事可以做皇帝，论错误可以枪毙。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都要由他说了算，不听从党和政府的领导，这样不服管是很危险的……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伙儿一听就知道是谁；当时徐文荣不在会场，回来后，他即跑到乡党委和乡政府表明姿态：如果让我继续干，那就得相信我。后来再遇到那位副书记，徐文荣当面质问他，对方哑口无言。
　　那个时候，跟*同志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还有八年时间。
　　1993年的时候徐文荣斥资2亿元造了一个“农民兄弟度假村及旅游景点”，同样招致争议，当时横店盛传，国务院一位领导对徐文荣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说徐文荣“胡来”。不过后来不了了之，徐文荣一如既往地大胆行事，1995年继续斥巨资搞旅游，1996年为协助导演谢晋拍《鸦片战争》，徐文荣的横店影视城开始拉开帷幕。
　　远的不说，近几年来我们看到的《英雄》、《夜宴》、《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功夫之王》等电影，都是在横店拍的，横店也越来越成为国际影坛青睐之地。以至于现在大家提起横店集团，以为就是搞影视的，把徐文荣的主业──磁性材料给忘记了。影视产业在横店的资本阵营中，占的比重只有3％不到。
　　徐文荣的这种大胆、倔强、愈挫愈勇，和他走过的路，在中国可以说不可复制。有人说他是个很有政治头脑、政治手腕的人，他马上否认，他说，“我是个农民”──包括2008年2月在北京，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第一句话同样是这句话。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幸存的横店模式
国外不少媒体对徐文荣和横店的故事很感兴趣，特别是在2000年之前，中国社会的财富观远不够清晰，不少外国人想，中国的富豪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应该各踞一角，拥有自己的王国吧。后来他们发现，不是这样子的，中国的企业正规军团，大都跟国外没两样嘛。直到徐文荣进入他们的视野让他们眼前一亮，因为徐文荣式人物，就是他们一直以来对中国企业家的印象。
　　实际上徐文荣这样的企业家如今在中国少之又少。他似乎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比如，1980年代在横店政企分开过程中，徐文荣一边与行政部门间产生一些摩擦，一边却能获得支持。据称先后有超过5位的镇干部因为摩擦而被调走。20多年后的现在，横店集团是一个大规模的民企集团，除主业磁性材料外，其涉足的行业还包括公路、银行、航空、军工等垄断或准垄断行业。
　　不少人会觉得，横店兴旺景象从未出现过衰势，是“红色保护”的结果。事实上并非如此，徐文荣跟华西村的吴仁宝和南街村的王宏斌不一样，徐的头上不是没有“红帽子”，但他并没有刻意利用这顶红帽子，将政治资源转化为经济和商业资源。
　　让我们看看曾与徐文荣同时代的村镇企业家们的命运吧。天津大邱庄早已变了脸，庄主禹作敏如过眼烟云，在1999年保外就医中去世；华西村仍受热捧，但质疑铺天盖地且与日俱增，特别是2003年吴仁宝儿子吴协恩接班之后，华西村疑云更重。南街村同样争议不断，特别是2008年开始，《南街真相》等报道揭开了王宏斌的面纱，一直宣称反对私有制的南街村，将集体财产从法律属性上转为“村里三大班子”的个人名下，海外媒体称，“王宏斌变身红色资本家”……
　　可以说，在跟徐文荣同时代发展起来的村官式企业家们，只有徐文荣在市场化运作这条路上走的最远也最扎实，这使得他正如费孝通为其题的字一样──“横行天下”。
　　徐文荣到底持的是什么法宝？我们从中国社科院学者*英2008年4月对王宏斌转身和南街村变味的评论文章中，或可从侧面觅得答案──
　　王宏斌先祭起的是“公有制”这尊神，但他不懂如何侍奉这尊神，更不懂得只有在公共领域这尊神才有所作为，于是便败下阵来了……王宏斌没有培育起“异化”集体企业的家族资源，所以他注定失败。奥秘正在这里。当然，“红帽子”不能永远戴下去，“改制”的故事会丰富多彩，只是王宏斌没有把自己的故事讲好。
　　之前听说，徐文荣经常带朋友去参观殡仪馆和看守所，目的是从中感悟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在横店见到徐文荣时，他带我们看他在横店建的寺庙，很肃穆，我们没有问他是不是信佛，只是觉得，这个老头儿不简单。在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他算是一个“另类中的另类”了。
　　

任正非发来了律师函
华为是个伟大的企业。掌门人任正非第一次出现在胡润百富榜上是2000年，这一年他位列“中国50富豪榜”的第三名，财富为5亿美元（约41亿元人民币）。
　　2000年正是IT业最火爆的时候，我们参照CISCO（思科）等公司的市盈率，认为如果华为这一年上市的话，那么公司市值大约为100亿美元左右，而我们获得的信息是，任正非在华为所占股份大约为5％，由此推断他的身家在5亿美元左右。
　　　。　想看书来

律师函让我们很“害怕”
榜单发布前的2000年9月，我们把计算的任正非的财富数字及相关信息传真给华为公司后，收到的却是一份律师函。他们激烈反对将任正非放到榜单上，否则要通过法律途径告我们。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任正非所持股份几何、财富多少时，华为方面却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收到律师函后，我们开始“害怕”起来，我们担心的不是自己的数据有误，而是任正非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当时我们就想，任正非在广东，广东可是黑社会猖狂的地方，加上任正非自己又有部队的经历，我们会不会受到“非正常的打击”？
　　之后看来当然是杞人忧天，纯属对地区的偏见。不过，过了不久，华为的两个律师，和奥美公关的人一起来了，要求将任正非的名字从榜单上拿下来。他们跟我们沟通好久，不过，很遗憾，没达成一致。他们坚持已见，而我们从来不会因为迫于对方压力而改变我们的原则。
　　10月下旬，这一年的榜单发布了，任正非名列第三，财富5亿美元。前两名分别为荣毅仁家族和刘永行家族。我们在榜单中介绍任正非时写道：“任正非是个不喜欢张扬的人，他不愿披露有关自己财富状况的详细资料。”
　　直到2001年9月，我们才从工商资料上看到华为注册资本金为32亿元，其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会持股，任正非持股。
　　必须提及的是，正是因为与华为之间的这次交道，刺激了2000年的百富榜开始用中文发布。1999年的“中国50富豪榜”是在《福布斯》上用英文发布的，尽管在传媒上尤其是国际传媒上引起了较大轰动，但没有用中文发布毕竟是一大遗憾，与华为“不打不相识”后，我们决定借助中国国内媒体这一渠道发力。
　　一些国际媒体的朋友听到我们要与中国内地媒体合作时，都纷纷劝阻我们，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媒体都是“红色喇叭”，不够务实。而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最后决定接触的第一家媒体是《南方周末》。
　　我们的考虑是，一来，《南方周末》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报纸；二来，华为总部在广东，《南方周末》总部也在广东，距离近一些沟通起来或许更方便。
　　2000年11月1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胡润百富榜在中国的第一组文章，同时也告诉国内读者，以后每年都能看到中文版的富豪榜了；这一天确实非常值得纪念。
　　这组文章其中一篇的标题为《向所有靠勤劳和智慧合法致富的人致敬》。文章称，“富豪不是我们──普通人甚至穷人──的对立面。”尽管如此，听朋友说任正非看到这一文章时仍然不太高兴。这自然在意料之中了。不过我们后来回头想想，总感激任正非的律师函。
　　

不随大流的怪老板
1988年，任正非从部队转业，以2万元本金注册成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电信设备。2007年，华为实现合同销售额160亿美元，同比增长45％，其中72％的销售额来自国际市场。
　　2008年，华为20岁，任正非64岁。20多年来，任正非似乎从来都是一副神秘、彪悍的姿态。可以说，这20年间，所有对任正非不利的消息，大都源于他的神秘甚至诡异，而所有带给他欣慰的，同样与他坚持保持神秘有关。
　　江湖上关于任正非的冷幽默非常多。比如，2002年的北京国际电信展上，任正非亲力亲为，到华为的展台前接待客户，一位客户过来问道：任总今天有没有来？任正非问，你找任总有事吗？答道：没什么，我只是想见见这位神秘人物到底是啥样子。任正非说：实在不巧，他今天没过来。
　　这种故事对熟悉华为和任正非风格的人来说，或许早已见怪不怪。任正非曾对下属讲：“我们不是一家上市公司，没有向公众披露公司内部信息的义务，只要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经营负责就可以了。”“除非有重要客户或合作伙伴，其他活动一律免谈，谁来游说我我就撤谁的职！”
　　任正非的这种脾气由来已久。1998年前的任正非更暴躁，1998年后有所温和，在公司业务上逐渐学会放权，生活上他每周都要抽时间到健康中心去做理疗，是为修身养性之道。任正非说：“公司缺了我照样运转的好好的。”他这句话，尽管到现在相信的人还不足够多，但相比1998年前，要好多了。
　　1998年华为发生了什么？那一年，华为10岁，任正非邀请了国内一批教授，为华为设计了一部《华为基本法》，任正非的意图是，以文字形式全面统一华为的未来目标、愿景和管理理念。当时业界人士称，这或许标志着中国企业正从“人治”走向“法治”。
　　不过，2007年华为鼓励数千员工辞职后再竞岗事宜还是闹的沸沸扬扬，因发生在新《劳动法》正式实施之前，所以备受争议。事实上，之前任正非经常搞这种运动，以调整公司里的“沉淀层”。
　　任正非对这一类型运动的评价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组织只要没有新陈代谢，生命就会停止。如果我们顾全每位功臣的历史，那么就会葬送公司的前途。如果没有市场部集体大辞职所带来对华为公司文化的影响，任何先进的管理，先进的体系在华为都无法生根。”
　　回过头来看44岁才开始创业的任正非这些年走过的路，不少人对其的刻意低调颇有微词，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低调使得他能集中精力多一些经营上的灵感、创新或是随机应变。
　　只不过，他的低调一般人难以接受，比如说，华为曾把IBM和三星做榜样，学其管理精华，但当有政府部门找到任正非，让他把自己运作华为的经验与人分享一下时，任正非的第一回应却是“不可能”──在他看来，企业的个性重于共性，没有任何参照和学习价值。
　　然而，每当华为发展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平时低调的任正非往往大胆推出自己的观点，并鼓励及鞭策其团队，这种做法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并不多见。比如任正非写过的《华为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华为的冬天》等文章，不仅影响了华为本身，甚至影响了其他行业的一些经理人们。
　　《经理人》商学院院长王育琨先生对任正非的一段评语值得玩味──
　　任正非甘愿把自己藏于九地之下。商人们花巨资才可以现身的媒体盛事，企业家们趋之若鹜的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他守拙婉拒。别人的价值在广场上，他的价值在对企业经营的专注上。他是沉默、孤独、果决、不求闻达、坚持到底的人，而具有敢于胜利的大勇，总能对一切胜利者以及对每次胜利的偶然因素做出独立而精辟的分析。
　　任正非当年还差一年就要大学毕业的时候，*开始，父亲被关进了牛棚，任正非回家看望父母，父亲劝他回学校继续学习，并称：“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后来的数十年如一日，任正非在“不随大流”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只是步伐稍稍快了些。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他有自知之明”
“他有自知之明”──这是华为总裁办的人对任正非的一句评价语。
　　2000年的时候华为给我们发律师函沟通，结果本想低调的任正非反而成了焦点人物。这是他所始料未及的。不过，5年之后，华为又开始忙着对付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报道，这一次，他们变得很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