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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故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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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打得快。
２００４年４月，何寿君辞世，他的官司依然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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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帮套”的丁振礼（1）
一铺不足１０平米的小火炕，炕上放着一张没有油漆的小方桌，方桌两边面对面地坐着两个男人，正面坐着一位女人。他们正在吃午饭。桌上摆放着大葱、大酱，还有面饼。这是２０００年，我初次到黑龙江省某县采访时见到的画面。对于我冒昧的造访，他们感到突然。那女人一再解释，自己家没干什么事儿。经过再三说明，他们终于相信了我，也吐露了心声。
那两个男人叫彭玉春、丁振礼；那个女人叫姜桂荣。他们共同生活，和睦相处。
找到这一家，说来也真容易。那年春天，寒风料峭。
趁有两天闲暇，我出门寻找老地主、老富农等人物，以继续多年的专题创作。打车行进，乡路颠簸，我睡意顿生。斜眼看看司机，他的眼睛，似乎有了倦怠。瞅瞅路边阴森森的壕沟，就强打精神，与之闲聊。不经意间，说到我的目的。猛然感觉车子一颤，司机对我说，他的爷爷就是地主，而且健在。他们家，曾经是当地方圆几十里的大户人家。他还说，他知道有“拉帮套”的。我腾地精神起来，迅速掏出钢笔和记录本，生怕线索跑掉。就像古时挖参人发现人参后迅速用红线绳拴上以防人参土遁一样。按那司机的指点，又经过当地的一位老贫协会委员的证实，我驱车百里，直奔彭家。
其实，在我国的婚俗史中，多夫一妻的“拉帮套”现象，并不少见。旧西藏，兄弟共妻或朋友共妻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某些汉族区域，也有兄弟几人合娶一妻或另请男子帮助养家的现象，俗称“拉帮套”。“拉帮套”是借用东北地区赶车人的一种土话，意思是平时由一匹马拉的车，当载重较大时，就加套其他的马匹帮忙，这帮忙的马就是“拉帮套”。“拉帮套”这个现象曾经在东北盛行，黑龙江省的某县，旧称“三姓儿”，指的就是“拉帮套”家庭。当年，山东、河北、河南等中原地区的贫苦农民，纷纷“闯关东”到地广人稀但生存环境异常恶劣生产力水平又十分低下的东北地区求生。他们中的许多光棍无能力娶妻，而当地一些家庭又急需帮手却拿不出钱来雇工，于是“拉帮套”现象就自然地因为双方的需要，在贫穷的前提超越了传统形成了。在约定俗成的规矩下，“拉帮套”者无权拥有子女，即使孩子跟自己长得一摸一样。
１９４９年，１７岁的彭玉春身穿露棉花的黑布袄裤，一条扁担，担着全部的家当，从吉林晃哟悠悠地来到了黑龙江省杜尔伯特县。从小他就体弱多病，他的日子过得也跟他的身体一样有气无力。当年的小伙伴相继娶妻生子，他还是跟自己的影子为伴。直到３９岁那年，他才当上新郎。
姜桂荣也是个苦命人。她４岁丧母，剩下她和聋子爸爸相依为命。自打记事儿起，她就吃上顿没有下顿。在她１３岁那年，天降横祸。积肥时，她摔伤了，并且伤势出奇地严重，竟然卧炕不起。他的爸爸慌忙找来医生打针治疗，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针口严重感染。由于贫穷，臀部溃烂也没有钱治疗，她疼得嗷嗷直叫，直到睡着；后来，伤口逐步增大，居然能塞进一个小拳头。他的爸爸，还是没有求借到钱。终于，她瘫痪了，连生活都难以自理了。祸不单行，１５岁那年，她的爸爸也去世了，剩下了她。
姜桂荣的堂姐扯帮了她。她１８岁那年，彭玉春托人提亲。她的要求只有一个：有饭吃就行。媒人满口答应。她出嫁了，但她唯一的要求还是没有得到满足。体弱多病的彭玉春，脸红脖子粗地支撑着家，可彭家的老少，一年还是要过１０个月左右饥肠辘辘的日子里。
后来，丁振礼来到了彭家。他是彭玉春的姑表哥，他们共同劳作，一块生活。起初，也有人指指点点，时间久了，有的人累了，有的人习惯了，一切都平静了。彭家的日子也稍稍有了改变。１９９５年，他们彻底对土地失去了信心，就离开土地，来到镇里谋生。彭玉春捡破烂，每月有５０多元的收入；丁振礼拴了挂毛驴车拉脚，每月有６０来元的收入，他们都很满足。有时，老哥俩也买上２两老白干，就着姜桂荣给炒的鸡蛋韭菜和油炸花生米等小菜，美美地喝上一阵子。
“拉帮套”的丁振礼（2）
转眼，他们３人都老了，孩子也长大了，愁人的事儿，就来了。大儿子要结婚，彭家拿不出钱来。丁振礼咬牙把驴和车都卖了，让孩子噼里啪啦一通鞭炮把媳妇抱上了轿。之后，他就和彭玉春一起背着口袋，到大街上捡了破烂。
２０００年春节，姜桂荣平生第一次吃到了罐头。那是亲戚拜年送时送的一瓶山楂罐头。让外孙子看见后，哭着喊着要吃，她就启开了，也跟着吃了两口。她说，山楂罐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品。那年，姜桂荣已经６０多岁。
生养１５个孩子的杰斯阿妈（1）
１９９９年冬，冰雪覆盖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旗白音塔拉乡。
在杰斯老人家里，她的老儿子张林一下掀翻了一只肥硕的内蒙细毛羊。不到１０分钟，热气腾腾的手把肉和羊肉肠就端上了桌。杰斯老人把我让到了上座，她１５个孩子中的１３个也围坐成了一个圆圈，张林依据蒙古人的礼节，给我送上了香气扑鼻的胸口肉。杰斯老人连连催我“大口吃，大口吃”。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３日，杰斯出生于内蒙古扎赉来特旗白音塔拉白音诺勒的一个贫苦蒙古族家庭。那里的许多草原早已退化，一些失去了草原世代以畜牧为生的蒙古牧民，就变成了农民。茫然中，他们已经坠入了贫穷，她的爸爸就是其中之一。
在杰斯１８岁那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当时全国人口还不足５．５亿。那年她也成了张龙的新娘。之后，张家的人口，与中国同步，进入了急速增长期。在２０年内，张家的１５个孩子接连出生，中国的人口已经###亿。
张龙，大她十岁，也是蒙古族。当时张龙被推为村长，他领着穷苦人，斗地主分田地，整天在外边忙活，根本不顾家。杰斯没有怨言，把男人拴在裤腰带上的女人，她看不惯。两年后，大儿子树鲁斯出生了，丈夫除了抱起儿子亲两口算是干了家务之外，还是一如既往地忙。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她虽说不清什么叫抗美援朝，但只要是丈夫做的，她就认为没错，就坚决支持，她毫不犹豫地捐赠了家里仅有的几元钱。
１９５７年７月，杰斯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她的丈夫被调到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旗白音诺勒公社当了组织委员，丈夫告诉她，那里有中国最好的草原；而中国则发生了这样更大的一件事儿：面对暴涨到６．４亿的中国人口，马寅初焦灼地提出了《新人口论》建议实行计划生育。但他遭到了批判，当时认为人多力量大，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对于这样的大事儿，杰斯根本不知道，她的眼睛每天都在相继出生的大女儿、二儿子、三儿子、二女儿身上，耳朵也充满了儿女们的喊叫声，每张嘴都跟讨食儿的小燕子似的，她盼望早点搬到呼伦贝尔草原。她知道，有草原，才有牛羊，才有手把肉，才有蒙古人的身躯和力气。蒙古人，怎么能没有草原呢。那年初冬，她们终于搬迁了。公社给的是两间小土屋，那屋四处透亮。她安顿完孩子，就拎起桶提水，挽起裤腿和泥，自己忙开了。那年冬天的严寒，都被阻挡在了屋外。屋里始终暖呼呼。当下乡在外的丈夫一身寒气地回到家里时，竟愣住了。
丈夫喜好交往，能交到她手里的工资，根本就填不满孩子们饥饿的小嘴。她算计了一个发展计划：先养猪卖钱，再买牛养家。她一下就买了８头小猪崽，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饲养。一年后，猪出栏了。除了给孩子们交的学杂费，她真的牵回了一头母牛。
１９６９年，杰斯作了婆婆。当媳妇怯生生的管她叫“妈”的时候，她乐得合不拢嘴。第二年，她的大孙子出生了，她高兴得又是端水又是煮汤。不久，她的老儿子，也就是她１５个孩子中最后的一个也来到了人间。没有等满月，她就继续放牛运粪，收割牧草了。她的牛群在不断地壮大，到了１９７９年前后，已经发展到了四五十头。而此时中国的人口，早已增加到了９．４亿，按当时的说法就是“十亿人民十亿兵”。
１９９３年，相伴她近半个世纪的丈夫去世了，她悲痛万分。但老人擦干眼泪，又继续操持家务，她的儿女还多未婚嫁。
如今，杰斯老人的１０个儿子５个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她的牛群，还有后来养殖的羊群，都成了草原上的大帮儿。而此时的草原，已经严重退化。风吹草低见牛羊，已经成为历史。杰斯老人清楚地记得，在１９５９年她刚来呼伦贝尔草原的时候，寻常年景的牧草也在１米多高；而近十几年，尤其是近五六年，牧草能超过一尺高，就算好年景了。好年景的草原，不用风吹，连大老鼠都看得一清二楚，还说什么见牛羊呢。尤其是在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１年，草原连遭两次白灾，致使四、五万牧民受灾数十几万牛羊死亡。没有读过书的她知道为什么。她说，当年她和丈夫两口人，现在就变成了几十口人，当年她有一头牛，现在她家就有百十头牛，还有几百只羊。人多牛多羊多，嘴就多，草原怎能受得了啃？她还说，看起来我们吃的是手把肉，其实吃的就是草原。她担心，随着人和牛羊的继续增加草原的继续退化，再过几十年，她的儿孙们也会像自己出生地的许多蒙古人一样，永远地失去草原。她告诉儿女，生育一个孩子，就够了，不论男女。尽管按政策可以多生。
生养１５个孩子的杰斯阿妈（2）
２００５年１月６日，中国的报纸电视和网络，都在报道这样一则消息：“中国的人口已高达１３亿。”比照历史，中国人口从建国初期的不足５．５亿，到目前的１３亿，仅仅用了５６年的时间。
富农（1）
２００１年冬，内蒙古阿荣旗那吉屯农场某连的一农工家中。
张守武和老伴，正围坐火盆旁。他们的身边懒洋洋地卧着一只大肥猫。
１９１９年，张守武出生于辽宁省庄河县的一个大户人家。他７岁那年，张家变卖了家产，投奔“北大荒”的大地主刘少依，举家来到了内蒙古莫力达瓦旗的长安红胜安家。
据说刘少依当年的发迹非常传奇。一年春天，一胡子头儿绑架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大员。国民党方面想尽了办法，但收效甚微。他们求到了大地主刘少依。他能言善辩，与匪盗交往甚密，江湖绰号“刘大花舌子”。刘少依权衡再三，出马了。也不知道他用了啥法子，真的就把那大员毫发未损地领了回来。那大员感激不尽。给他金银，他不要。问他要啥，他说要土地。后来那大员大笔一挥，黑龙江省甘南县老边壕（古代金人为了抵御蒙古人的入侵而修建的工事）以北的大片土地，就都姓了刘。刘少依的老家在辽宁庄河，与张家是同乡，还有亲戚。刘少依得到大片土地之后，就给庄河老家捎信低价出卖土地。张家是北上购买土地的第一户。
张守武的爸爸，是张家的公子，不会干活。活计主要靠张守武的妈妈姐姐和哥哥。当时的张家不种苞米麦子，只种季米。肥沃的土地撒下种子秋天就打粮食，粮食也不值钱。卖炭是主要的经济收入。木炭要用马车拉到齐齐哈尔，往返得６天６夜。张守武干不了重活，就放牧１０头猪。当时正是张家创业的时期，直到１１岁，张守武也没有念上书。１２岁的时候，就和大自己两岁的哥哥下地种田了。
当年的北大荒，黄羊野鸡兔子狐狸狼遍地都是。冬天，雪特别大，齐腰深，狍子、兔子跑不动。碰上人，只有瞪着惊恐哀怜的眼睛等死。村民想吃肉，拎个棒子，出门三五百米，就准能打几只回来。那时的狼很多也很野，吃人也吃猪，一到晚上，有的村子就被狼嚎声包围了。一人高的猪圈，也不知道狼咋就能把２００来斤的猪弄出去。有人说看见狼背着猪跳出去就跑了。
随着垦荒人的增多，野兽越来越少。一天上午１０点多，张守武被窗外的场面吓傻了。只见铺天盖地的狼，潮水般向北方漫去。没有嚎叫和撕咬，只有狼蹄磨地的沙沙声。这种声音让张守武以及屋里所有的人头皮发麻大气不敢出。大家知道只要狼群发动攻击，所有的人，所有的牛羊，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白骨。过了好一阵儿，大家才想起来地里还有干活的亲人，也为他们捏着汗。说也奇怪，平日嗜血成性的狼，竟然没有伤害全村任何一个人任何一头家畜。在村边的草甸子上，一个拣蘑菇的村民正好被狼群裹住了。他孤岛一样地立在狼群中，而狼就像没看见他一样。直到下午两三点钟，狼群才消逝。打那以后，人们再也见不到成群的狼了。
民国末期，张家想大干一场，雇佣了８个人、拴了２挂骡马车，还用２副洋犁杖开地。那时，下荒（指辽宁，大荒指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人祸连连，扑奔张家的人越来越多，油和盐也就越来越困难。当地没有盐可买，需要去齐齐哈尔。夏天不通车，只有等冬天。直到“满洲国”时，日本人抓劳工修建了这段公路。当时甘南县地区只有一些蒙古族人，在放牧牛羊。他们一看见汉人就跑，听说军阀吴大舌头（吴佩孚）杀过许多蒙古人。
由于缺医少药，当地的“克山病”十分猖獗，一家子一家子地死人，要是谁家两天烟筒不冒烟，过去一看，肯定一炕死尸。张守武的妈妈、弟媳妇、妻子、孩子都死了。很多人被吓得跑回了下荒老家。
１９４７年，“土改”。张家有土地３０多垧，正房子５间，厢房３间，牛马３０多头（匹），雇佣长工１人还有２个“半拉子”。张守武的爸爸哥哥被定为地主，他被定为富农。他不服。一年后纠偏，轮到他时，鸡已叫过头遍，工作组打着哈欠说等以后再说吧。他一等就是３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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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2）
他２８岁时和同乡的蔡桂莲结婚，生有２个儿子４个女儿。孩子个顶个学习都不错，女儿还跳级。但因为“家庭成分”，不能参加高考。１９７８年，他富农的帽子被摘掉。他的老儿子幸运地上了大学。每年他红光满面地从城里回来过年，都是张家非常热闹的时候，也是其他几个兄弟姐妹非常伤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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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警卫（1）
２００３年夏，又一个把北京变成撒哈拉的季节。蝉儿，燥鸣不休，西城区的胡同在滚涌的热浪中，上下跳动。
老且破的自行车，灰头土脸泥水流淌，脖挂两架砖头般沉重的尼康相机，我在胡同中奔走。无意间转到一不起眼的小院。一中年妇女正在作针线，就与其攀谈，了解胡同的前世和今生。这时，从葡萄架里走出一蹒跚老妇，聊过之后，她搀出一矍铄老翁。再后，我就紧随他们，走进了一间只有十八、九平米的房子里。那是他们的家。
老翁叫谢军，１９１７年，出生于四川省绵阳县。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县长，他在温暖的书香环境中成长。１９３６年，他已经１９岁，那是谈到青春理想凌云壮志就热血沸腾两眼放光的年龄。那年，他报考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在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６日创立。因校址坐落在广州黄埔长洲岛，故称黄埔军校。在国共第一次携手期间，两党都选派了精英到校任职。孙中山曾亲自兼任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熊雄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大批国共两党的优秀将领，从军校大门昂扬走出。在国民党方面，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黄埔师生近４０人；在共产党方面，十大元帅中有５人出身黄埔、十大将中黄埔出身者占了３位。他们多自信能救民出水火挽大厦于将倾，多把治国平天下当作鸿鹄之志。后来，谢军真的被录取了。他虔诚如教徒，怀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志向，迈入了黄埔军校。
１９３８年，谢军也踏着学友学长们的足迹，跨出了校门。从一名学生，变成了军官，而且是负责蒋介石安全的警卫团八连政治指导员。那年月正是黄埔籍将领带领中国军人浴血抗战的年月。
抗战前期，蒋介石主持制定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还亲任陆海空三军大元帅，并一度兼任第一、第三、第五、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杜聿明、薛岳、白崇僖、黄维、赵登禹、邱清泉、卫立煌、关麟征、张自忠、张治中、傅作义、宋哲元、宋希濂、郝梦龄、冯治安、鹿钟麟、何基沣、孙立人、王耀武、张灵甫、戴安澜等将军，带领中国军队在正面及敌后战场抗击日军，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太原、徐州以及武汉保卫战等战役，让日军在尸横遍野之后终于明白了想３个月灭亡中国只能是幻想。１９４３年１月，蒋介石被同盟军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全面指挥东方战场。在八年抗战中，究竟有多少黄埔籍将领殉国，谢军没有统计，也不知道是否有人统计。但他清楚，仅喜峰口战役，中华民国第２９军为国捐躯的黄埔将领，就达８０多人。
蒋介石的警卫，就像走马灯似地更换。１９４３年，谢军去浙江接新兵。他与连长同行。当时，四川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连长用公款贩卖物资到了四川，案发被查处谢军被牵连。他被下放到电影放映队。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军终于在累累尸骨上举起了白旗。接着，日军大规模向中华民国军队投降。谢军先后到南京和北京受降。到处是市民的欢呼，他流泪了，战死的校友和同学，在他眼前闪现。他似乎看到，他们也热泪盈眶。
１９４９年初，国民党军队在中国各大战区节节败退。１月２１日，蒋介石宣告“引退”；６个月后，再度出山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应该是蒋介石平生最难过的一天。他正在广州东山梅花村３２号陈济棠公馆。收音机里传来毛泽东湘味十足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１２月１０日，蒋介石乘坐的专机，在大陆上空盘旋了几圈之后，就一头扎向了台湾。从此，这位左右了中国政局达２２年之久的军政领袖彻底失去了对大陆的掌控；政权转换到毛泽东的手中，中华民国彻底成为了历史。黄埔三期打不过四期，老师打不过学生，蒋介石的哀叹，在台湾海峡上空幽幽飘荡，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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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警卫（2）
直到和平解放，谢军都在北平。中国共产党组织分配他去平原省教学，但只允许带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他坚决拒绝，他不愿骨肉分离。与妻子一商量，就自谋职业，在王府井大街１号开办书店，很快便享誉京城。说来他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下海人之一。后来，他加入北京“工商联”，还任了常委。
１９５７年，“整风”运动横扫中国，许多人被打成右派，谢军也在其中。当时的统一说法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谢军没有“大鸣”，也没有“大放”，也没有“大民主”，更没有发动进攻，只因为上边指派给“工商联”５个右派名额，他被凑数发配回了老家。
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６日，党中央决定，为全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彻底平反。谢军回到了北京。不久，进入北京市政协，任委员，直到１９９３年退休。
谢军的妻子叫季瑛，１９１７年出生于一位浙江省议员的家庭。后就读于浙江师范学校，她是该校的第一个女生。她与谢军１９４３年结婚，生有３个孩子。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每当与黄埔同学重逢，谢军都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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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
２００１年，秋风中。
一白衫老者骑车飞驰而来，友人告诉我他就是８８岁的董瑞符老人。
董瑞符，１９１３年生于山东省莒吕县某乡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方圆几十里，都是他家的田地。对于他家大群的牛羊，直到上小学，他还是数不过来。７岁那年，他开始在乡私塾读书。之乎者也、赵钱孙李，他摇头晃脑地学得很带劲。先生经常拿他的文章当范文。
１４岁时，正值山东各路军阀混战时期。经常有挎枪的“老总”，大声吼叫着砸开董家的大门。董家人，就要连倒水带点烟还要张罗酒肉。每当他们走后，董瑞符的爸爸，就唉声叹气半天，最后，还是在叹息中把粮食银圆还有牛羊，整车整车地运出了家门。董瑞符也想当兵拿枪砸别人家的门，遭到了爸爸一阵痛骂。之后，他还是到沂水城继续读书，直到高小毕业后回乡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２０００多年，中国绝大部分的土地，都被地主和富农把持。“土改”前，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１０％的地主、富农，就占有农村中约７０％甚至８０％的土地。１９５０年，中国共产党要求各县普遍召开群众大会，划分阶级成分。到１９５３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改”都已完成。董瑞符老家“土改”时，农民就愤怒地围攻了董家。董家的家丁赶紧架起了枪炮，董瑞符的爸爸沉吟片刻后挥手制止。背盒子枪扎绑腿的武工队，进院带走了他爸爸。但最后并没有审出什么血债。
１９５７年，董瑞符被打成“右派”，经常被戴高帽游街。有些右派纷纷自杀，他相信一切都会过去。每天，他穿戴整齐，早早地站在门口，等着被揪斗。揪斗回来，又照样来饭就吃躺倒便睡。他共有三房妻子，二老婆留两子，三老婆留一女。大老婆不堪###惊扰，忧郁而死，其他妻子也相继过世。他内心痛苦，但认为一切随缘，顺其自然才好。埋葬完老婆后，当晚就吃睡正常。有好友骂他是庄子。
２０００多年前，庄子的妻子病死了，好友惠子前来吊唁。他见庄子盘腿坐地，鼓盆而歌。就责问：“人家与你夫妻一场，为你生子、养老、持家。如今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怎么还鼓盆而歌，岂不太过份、太不近人情了吗？”庄子答：“不是这意思。她刚死时，我怎会独独不感悲伤呢？思前想后，我才发现自己仍是凡夫俗子，不明生死之理，不通天地之道。如此想来，也就不感悲伤了。”惠子仍愤愤不平地质问：“生死之理又如何？”庄子说道：“察其生命之始，而本无生；不仅无生也，而本无形；不仅无形也，而本无气。阴阳交杂在冥茫之间，变而有气，气又变而有形，形又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为死。故人之生死变化，犹如春夏秋冬四时交替也。她虽死了，人仍安然睡在天地巨室之中，而我竟还悲哀地随而哭之，自以为是不通达命运的安排，故止哀而歌了。”惠子说：“理虽如此，情何以堪？”庄子道：“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托付给）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生者，假借也；假借它而成为生命的东西，不过是尘垢。死生犹如昼夜交替，故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死生都是一气所化，人情不了解此理，故有悲乐之心生。既明其中道理，以理化情，有什么不堪忍受的呢？况且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
１９７８年，董瑞符和周围的其他人都被平反，许多人感激涕零，他平静如故。又操起毛笔，挥洒起来。他酷爱书法，每天乘兴临池数小时，兴尽方收。他身体硬朗，年近９０，还能咯崩咯崩地嚼花生米吃两大张煎饼几根大葱，还能骑车如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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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慰安妇（1）
“每天我必须接２０多个鬼子，就是来了例假也不让休息，可吃的还是高粱米饭大葱沾盐面还不管饱，实在饿急了，就偷一点萝卜白菜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要是被发现，就要遭到一顿皮鞭沾凉水的毒打……”２０００年９月，在一个阳光温暖的日子，李凤云老人在东宁某敬老院里，痛说黑漆漆没有一丝光亮的过去。
她声音嘶哑，眼中无泪有恨。说着说着她就站了起来，嗓门也高了起来。喊不了几句，气儿便接不上了。我只好请她停顿喘息一会儿。陪同的人说，现在已经不轻易安排她出来了，每次接受采访后，她都得在床上躺几天，甚至大病一场。毕竟她以近耄耋之年，回忆苦难，让她无法承受，平静才是对她最好的安慰和治疗。
陪同人字里行间的意思我明白，可我知道机会难得，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人，耐心甚至固执地等待，倾听；再等待，再倾听。
李凤云原名李秀段，１９２２年，出生于朝鲜平壤的一个靠租种土地过活的穷苦农民家庭。在她１９岁那年，妈妈重病，医疗费让李家债台高筑，经常有债主堵门逼债。眼看着妈妈的病情一天重于一天，李凤云除了流泪，就是痛心地看着。后来，她得知有日本人为设在中国的工厂招工，连问具体干啥都没问，就自卖自身跟着走了。临行前，她把卖身所得的４８０元，全部交给了妈妈。妈妈欲言又止，眼神复杂地看着她。这种眼神，李凤云还是第一次见到。
１９４１年冬，李凤云随日本人来到了中国黑龙江省的阿城市。路上，她还想一定要少休息，多干活多挣钱，然后尽快把钱弄回家。她相信，只要有钱妈妈就会好起来的。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进了“工厂”，就有人就逼迫她脱光衣服检查身体，然后就把她送进了一间有床的房子里，再后来，还没来得及思考的她，就在惨叫中成了慰安妇。
１９４２年冬，有母亲病危的消息传来，李凤云便冒生命危险逃回了朝鲜老家。当风尘仆仆的她站到妈妈床前时，妈妈已经奄奄一息。原来，李凤云走后不久，妈妈就知道了女儿的“工作”，妈妈坚决拒绝服用那钱购买的药，也拒绝用那钱请医生，她的病情在急剧恶化，她倔强地等待最后时刻得到来。当面容枯槁两腮塌陷的女儿晃动在她的眼前时，她面部的肌肉剧烈地抽搐了两下，接着头一歪身体一挺就去了。
在家住了一年，李家的日子连粥也喝不上了。李凤云决定，再一次出卖自己，给父亲和弟弟们一条活路。这次她得了５００元。含泪把钱交给了父亲后，她头也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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