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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中国大案2-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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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国家药监局最要害的部门是药品注册司，而注册司最要害的部门是化学药品处，因为在郑筱萸上任之后推行的“地标升国标”中，卢爱英负责的化学药品处是工作最繁重也是权力最大的部门，所有化学药品的“地标升国标”都要经过卢爱英这个“娘子关”。
此时的卢爱英被公认为“医药界女强人”，手中权力渐渐达到了她人生的顶峰，这些绝对权力也因此孳生了腐败。卢爱英走上犯罪道路，固然是因为外部环境有各种各样的掮客和行贿者，有着各种各样的“岁敬”和“礼金”；但是，从主观方面分析卢爱英落马的原因，如贪婪、心理失衡等等，都是促使卢爱英蜕变的重要因素。还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中央和国家部委办局一些官员手中的权力过大，而且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才使很多政府官员成为职务犯罪的一个又一个“典型”。
尽管卢爱英始终担心自己因为受贿而出事，但她从来没有缩回伸出去的那双贪婪的手。对金钱充满巨大占有欲的卢爱英，成为一个奇特的贪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手中权力越来越大，卢爱英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但是，卢爱英的胃口也只不过是从2000元增加到5000元，这是她受贿的底线。卢爱英自欺欺人地以为，每次收5000元算不上什么大事，也算不上受贿。
利用审批职权“吃、拿、卡、要”是卢爱英受贿的一大特点。在卢爱英任职期间，尽力把自己的权力发挥到极致。为此，卢爱英把化学药品的审批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在注册司，卢爱英的独断专行使自己成为除了曹文庄之外最有审批实权的官员。当然，随之而来的是贿金源源不断地流进自己的腰包，国家赋予她的权力成为她随心所欲地为自己服务的工具。
正是缺乏监督和监管的权力，最终把卢爱英推入了犯罪的深渊。
根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指控，卢爱英为江苏、海南、吉林等多家著名制药企业和医药研究机构“在药品的申报获得批准及药品注册提供帮助”，先后收受了大量的钱物。在向卢爱英行贿的这些人员中，竟然大多是这些著名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
这时候，卢爱英的胃口是5000元到10000元。2002年5月，某著名制药企业为了某药品尽快得到审批，这家企业的殷总经理打通前期所有关节之后，批文却卡在卢爱英手里迟迟没有音讯。因为跟卢爱英不熟悉，殷总经理在卢爱英上班期间，直接来到卢爱英家找到卢爱英的丈夫，匆匆留下装有5000元的一个信封就离开了。之后不久，殷总经理很快拿到了批文。有了这次未曾谋面的“交情”，殷总经理迅速与卢爱英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卢爱英专门给殷总经理打电话说：“再有药品申报，你不用往北京跑了，直接给我打个电话，我给你办了就行。以后你逢年过节来北京的时候，别忘了来家坐坐啊。”
殷总经理为此感激万分，此后卢爱英果不食言，殷总经理所在企业的批文在卢爱英那里几乎是一路绿灯。2004年春节之后，为了感谢卢爱英对报批的药品顺利放行批文，殷总经理在卢爱英住处附近，送给卢爱英1万元，加上后来送给卢爱英的5000元，殷总经理3年共送给卢爱英2万元，却获得了若干个批号。
如果按照那些所谓的“潜规则”，卢爱英收了这么点钱却为别人办了那么大的事情，的确把权力“贱卖”了。但是，卢爱英却不这样认为，她觉得自己给制药企业上报的批文尽快审批，就是帮了制药企业的忙，他们感谢一下自己是应该的，再说区区5000元也算不上受贿，所以她拿得心安理得。
更为可笑的是，很多企业得知卢爱英只收三五千元的这个“嗜好”之后，仅靠小小的好处就得到了卢爱英的批文，这包括海南一家赫赫有名的制药企业董事长。这位董事长每次到卢爱英的办公室，都扔下2000元“岁敬”或者“茶钱”，4次给了卢爱英8000元。对于这种小钱，后来成为巡视员的卢爱英照样“笑纳”。按照这个规格，多家制药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几乎每人每次都是留下几千元的“岁敬”和“茶钱”。包括各种媒体在报道郑筱萸案件中多次提到的海口康力元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汤旭东在2000年5月公司成立后，负责药品的生产研发、新药的注册报批工作。2005年7月，为了公司申报、注册的新药能够尽快获得审批，汤旭东来到卢爱英的办公室，甩给卢爱英1万元，却轻易拿到了数十个批号。
每次都收小钱的卢爱英后来不但收得心安理得，而且收得神经都麻痹了，甚至忘记了“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古训。2005年9月，四川一家医药公司在申报的维生素B1和维生素E两种药品暂不采用国家标准管理的过程中，找到卢爱英帮忙。因为如果采用国家标准，就会造成成本的浪费，公司就会遭受损失。在申报过程中，药品注册司最终决定由化学药品处负责。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在找卢爱英提交资料时，卢爱英说，这是小菜一碟，你们回去等好消息吧。这个负责人一听卢爱英如此爽快地答应帮助自己，他只留下回四川的车票钱，从随身携带的差旅费中挤出1万元交给卢爱英表示感谢，希望卢爱英能够给予关照。但是，等他回四川过了好久之后，卢爱英才打电话告知他们公司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四川的这位负责人没有办成事，在大骂卢爱英不仗义的同时，只好自己掏腰包垫付了这1万元。他们只能忍气吞声，在中国医药界谁惹得起卢爱英呢？
变本加厉，官越大胃口越大
只有一个人能惹卢爱英，而且能把卢爱英玩得团团转，最后还把卢爱英扔进了监狱，这个人就是在药监局“手眼通天”的刘玉辉。
从1996年收到第一份“岁敬”以来，卢爱英一直坚持“少吃多餐”的受贿方式，这也是她能够安心地多次受贿的原因，她自以为少吃多餐撑不着自己。但是，随着职务的提升，成为厅级巡视员的卢爱英，最后还是因为贪婪而吃了大亏。
最终把卢爱英拉下马并供出卢爱英的是掮客刘玉辉，而把卢爱英胃口撑大的，也是刘玉辉和“拿号王”魏威。从2004年5月到2005年10月，卢爱英先后10余次收受刘玉辉给予的人民币105500元、美元2000元、欧元1000元、价值20000元的购物卡6张，共计折合人民币151493。6元。
刘玉辉最初找卢爱英帮忙，首先是为了白云山制药厂的利益。但是，当刘玉辉发现身为厅级官员的卢爱英“胃口”并不大时，他决定把一部分赌注押在卢爱英身上。因为曹文庄等官员的胃口太大，即使借调帮忙的马腾帮忙编排一下文号都要送30万元。而卢爱英只占小便宜，这就大大缩小了批文的投入成本。因此，除了白云山制药厂的批文，刘玉辉大量接手了一些制药企业批文的审批斡旋事宜，成为药监系统的“第一掮客”。
2004年到2005年两年的时间里，刘玉辉曾经帮助多家制药企业办理品种增加规格的事情，多次找过卢爱英，因为所有化学药品增加规格的审批都要经过卢爱英，最终才能呈报到曹文庄那里。只要和卢爱英疏通好关系，就可以缩短审批时间，降低审批通过的难度，就等于为制药企业创造了经济利益。除此以外，有时制药企业为了能赶上药品采购招标，就力求快速通过审批，卢爱英也可以给予关照，大笔一挥即可过关。2004年，刘玉辉为深圳某著名药业公司办理多种药品增加规格，多次找到卢爱英，卢爱英同意将深圳这家药业公司申报的药品，越权直接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2005年春节前后，为了感谢卢爱英的帮助，在卢爱英家的楼下，刘玉辉送给卢爱英一个水果篮，果篮内放了5万元。
第一次收到这么大数额的“岁敬”，让卢爱英提心吊胆了好一阵子，甚至夜夜做噩梦。不过，想想自己这10年来收到的各种“岁敬”也差不多有30万元了，至今也没出过什么事，卢爱英的心里稍稍有些安稳。但是，为了稳妥起见，卢爱英还是把自己“少吃多餐才健康”的观点传达给刘玉辉，刘玉辉当然言听计从。此后，每次办事或者不办事的时候，只要刘玉辉到卢爱英的办公室或者家里，都甩下5000元“茶钱”。如果卢爱英出国，刘玉辉每次也都给卢爱英1000欧元或者2000美元。
当然，这些钱都是一些需要批文的制药企业提供的，卢爱英也知道刘玉辉拿了大头，而自己只是拿了一点零头。卢爱英心里觉得有些不平衡，但是，既然是自己定下的“少吃多餐”的规矩，再多要也不好开口。那么，有什么办法让刘玉辉源源不断地往自己的腰包里塞钱呢？卢爱英苦思冥想着“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妙招。
2004年7月，卢爱英的女儿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卢爱英觉得这是个揩油水的好机会。2004年年底，卢爱英向刘玉辉倒起了苦水：“我女儿大学毕业了，但现在什么工作都没找到，我们老两口没几年就该退休了，孩子赚不到钱，以后怎么办啊！”
绝顶聪明的刘玉辉怎么会不明白卢爱英的话外音？他当即爽快地说：“让你孩子帮助我翻译资料吧，每月支付工资5000元怎么样？”
卢爱英说：“5000元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太多了，我定个数吧，3500元，怎么样？”
既然卢爱英主动“降价”，刘玉辉哪有不同意的道理？卢爱英将女儿招商银行的卡号告知了刘玉辉。之后，刘玉辉先后3次给卢爱英女儿的招商银行卡里共汇入人民币10500元。但是，卢爱英的女儿根本没有为刘玉辉做过任何翻译工作。卢爱英也明白，刘玉辉是为了感谢自己帮助他报批药品，为了和自己搞好关系而已。
随着“感情”的加深，卢爱英和刘玉辉把这种“感情”渗透到双方的家庭之中，当然，这种“感情”无处不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2005年6月，卢爱英在吉林魏威的阿尔贝拉公司申报的“神经节苷脂”和“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两种药品提高质量品种的修订通过审批给予了“关照”，并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按照审批权限，如果卢爱英不同意，不在申请上签字，这两种药品就不可能通过审批。所以，魏威和刘玉辉都万分感激卢爱英，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2005年7月，刘玉辉专程邀请卢爱英夫妇来到河北燕郊镇他的别墅做客。饭后，刘玉辉给了卢爱英2万元，卢爱英开始还百般推辞，但刘玉辉说：“这钱是阿尔贝拉公司的魏威送的，他们有的是钱，你不要白不要。”
卢爱英听刘玉辉这样说才收下了。而事实上，仅仅这一次，魏威就给了刘玉辉1。6万美元现金和3万元人民币的购物卡。2005年9月卢爱英家的厨房装修时，刘玉辉也只给了卢爱英10000元。收到购物卡后，卢爱英对刘玉辉送购物卡的方式大加赞赏，觉得这要比直接送钱面子上好看多了，也“安全”多了。
得知卢爱英爱上了购物卡，刘玉辉再次找到一个给卢爱英送购物卡的理由。2005年10月，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为了避免该厂研制的药品“头孢硫脒”不被其他制药企业仿制，希望通过刘玉辉的关系，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拒绝受理其他制药企业申请对该药的仿制，以达到独家生产获取最大利益的目的。由于“头孢硫脒”是化学药品，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的请求是否被批准，完全取决于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和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的意见。曹文庄是刘玉辉的“铁杆哥们儿”，问题倒是不大，而卢爱英的胃口还要稍稍填补一下。于是，刘玉辉和白云山制药总厂的领导一起宴请了卢爱英夫妇。饭后，刘玉辉把5张面值人民币2000元的购物卡塞进了卢爱英的包里。
刘玉辉作为掮客，他的能量之大是超乎人们想象的。在魏威和刘玉辉之间，还有一个美女掮客许小姐，这个许小姐是魏威手下一员战绩赫赫的“医药之花”。在许小姐的“攻关”之下，刘玉辉很快成为魏威的死党。正是通过刘玉辉，魏威的药业才得以迅速扩张。这种利益链条的环节是：刘玉辉向许小姐介绍医药研发机构的品种，许小姐从公司提成中支付给刘玉辉介绍费。由于经刘玉辉介绍的品种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时，刘玉辉可以利用关系帮助加快审批，所以，除了魏威给予刘玉辉数以百万计的好处之外，许小姐还支付给刘玉辉“介绍跟踪费”共计人民币20万元。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刘玉辉不但帮人疏通关系拿到批文，有时候他还人为地为一些企业设置障碍，打压一些企业的正常审批以获得个人私利，而卢爱英也因此成为刘玉辉的帮手。2004年11月份，广东深圳一家药业公司发现浙江一家制药企业将1993年开始研制的“注射用盐酸比柔比星”准备按新药报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生产，如果浙江药业公司通过审批，就会影响广东药业的药品市场。而且广东药业公司发现，浙江药业公司没有做临床试验就报批，不符合规定。为了自身企业的利益，广东药业公司多次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反映，希望暂时不批准“注射用盐酸比柔比星”，但是，他们的反映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广东药业为了自身利益，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浙江药业的审批。于是，广东药业通过刘玉辉找到卢爱英疏通关系。刘玉辉一看有利可图，立即狮子大开口：“要见卢爱英，先拿10万元。”广东药业立即答应下来。2004年11月，应刘玉辉的要求，广东药业向刘玉辉所在的中国药学会汇入“赞助费”10万元。直到2004年底，广东药业的有关人员才通过刘玉辉见到了卢爱英，反映了情况，但卢爱英表示研究后再作决定。
此后，这件事情无休止地拖了下来。
10年受贿36万，日进百元的女高官你累不累
人民币368493。6元，这是卢爱英10年受贿的总额。按照10年3650天的天数计算，卢爱英平均每天受贿100元左右。但是，在这10年里，卢爱英不厌其烦地将贿金一天天收起来、攒起来、藏起来，其实是一项非常消耗精力的事情。尽管这36万元比起郑筱萸、曹文庄的受贿数额只是一个零头，即使比起在她的手下借调帮助工作一次就受贿30万元的马腾，也不可同日而语。
不知道用10年时间受贿36万元的卢爱英，这些年的日子累不累。在法庭上，卢爱英面色枯黄，面容消瘦，完全没有我们想象的女官员的那种“富态”。在法官宣布完对她的判决时，卢爱英长长舒了一口气，仿佛要把10年的积郁一吐为快，想必这36万元也整整折磨了卢爱英10年。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卢爱英受贿的这36万元几乎分文未动。甚至她收到的美金、欧元也都没舍得花。在2004年10月收到刘玉辉送给自己的购物卡之后，她担心有一天会东窗事发祸及自身，为了将来能够保住自己，吝啬的卢爱英把家中的所有金钱全部装在一个密码箱里交给了丈夫，她嘱咐丈夫在银行开设一个保管箱存放起来。于是，卢爱英找到一个曾经在国家药监局工作的同事高先生，请高先生以个人名义在银行开设一个保管箱，存放丈夫公司的钱款和文件。
高先生在招商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开设了租期一年的保管箱后，卢爱英的丈夫将两个满满当当的包存放在保管箱里。高先生将保管箱的两把钥匙全部交给了卢爱英的丈夫，这样卢爱英和丈夫可以随时开箱取物。
2006年1月12日，因涉嫌行贿被羁押的刘玉辉供出了卢爱英。当天，正在宽沟开会的卢爱英与曹文庄等人一起被检察机关带走。卢爱英除了如实供述收受刘玉辉贿赂的事实外，还主动坦白了收受其他医药厂家、企业给予贿赂款的事实。
2006年1月13日，得知妻子被检察机关带走，卢爱英的丈夫急忙把保管箱的钥匙交还给高先生，但此时高先生已经听到卢爱英被检察机关传讯的消息，高先生感觉到保管箱里的东西可能来路不正，在卢爱英的丈夫提出更换银行保管的要求时，高先生委婉地拒绝了。
2007年2月13日，根据卢爱英的供述，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招商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打开了这个保管箱，从保管箱中起获人民币808194。2元、美元1000元、港币10000元及欧元250元。
而在被扣押的80余万元赃款中，扣除卢爱英受贿的36万余元，尚有49万余元卢爱英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巧合的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1998年1月到2006年2月，卢爱英的工资及生活补助费的总和为人民币359557。94元。与她的受贿数额基本相当。
尽管卢爱英这种受贿行为令人哑然失笑，但是，在笑过之后我们的内心还应该感到悲凉。我们甚至应该还有很多疑问：卢爱英为什么会十年如一日地专收那些“小钱”？她胆小吗？也许她有着女性特有的胆小谨慎，但10年受贿下来，足以使她的胆子由老鼠变成猫。她贪婪吗？也许她不像某些动辄受贿上百万数千万的贪官那样贪婪，但是她用10年的时间上百次地受贿，我们能说卢爱英清廉吗·也许我们还可以找出卢爱英心理上的不平衡，眼看别的官员大把大把地受贿，她收点“岁敬”也许是为了寻求自己心理上的平衡。但是，药监局比卢爱英官大的权大的比比皆是，别人可以平衡凭什么卢爱英就不能平衡？
也许还有很多为什么还没有问答，其实那些问题都有答案。在以卢爱英为代表的这类受贿官员身上，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或者说是破解的办法，那就是存在于中国官场几千年的“岁敬”恶习，何时用什么绝招能够根除。因为至今，还有很多官员像卢爱英一样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年年岁岁下面上贡的“岁敬”！而且他们也像卢爱英一样不认为这是犯罪。
10年受贿36万元，56岁的贪官卢爱英实在可怜、可悲、可哀。不过，法院还是给予卢爱英公正的判决，在2007年7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一审判决书中，法院对检察机关指控卢爱英所犯受贿罪“情节特别严重”予以纠正，认为“情节特别严重”缺乏依据。另外，鉴于卢爱英因涉嫌收受刘玉辉给予的贿赂款，被羁押后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尚不掌握的其他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事实，对卢爱英所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可以自首论，对卢爱英所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院还分别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或酌予从轻处罚。
卢爱英身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职能部门的官员，本应为药品使用安全尽职尽责，她但却利用职权，为部分涉药企、事业单位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破坏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的正常秩序，依罪当刑。2007年7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犯受贿罪，判处卢爱英有期徒刑13年；以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卢爱英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
一审判决后，卢爱英不服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7年10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驳回了卢爱英的上诉，维持原判。
人命关天，药监新政严格监督官员
随着郑筱萸、曹文庄、郝和平等国家药监局重量级官员的纷纷落马和近年来频发的药品安全事件，引发了各界对中国药监体制的深深忧虑，关乎13亿人生命安全的中国药品监管体制到底该如何把关？
药监局里这些所谓的小人物手握重权，拿着高工资还收着巨额贿赂，却不认真、不负责地对待本职工作，致使国家和公民的利益蒙受重大损失，这是最不能，也是最不该容忍的。
反商业贿赂成为我国反腐败的重点领域，而医药领域是有关部门关注的重灾区。药监局腐败案件最主要的教训有五个方面：首先是监管工作指导思想存在偏差，没有处理好公众利益与商业利益、监管与发展的关系；其次是法规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大；第三是行政审批权力配置不科学、制约不合理、运行不公开、监督不到位；第四是干部选拔任用没有很好地落实民主集中制，重点部门、关键岗位没有严格实行轮岗交流；第五是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基础薄弱，一些干部廉洁从政意识淡薄。
秩序混乱，人心惶惶！这是人们对2007年之前中国药品市场的评价。而追究监管责任，则是对重病缠身、积重难返的药品监管进行医治不可或缺的方剂。药品作为人命关天的特殊商品，从方剂制定到原料采购，从投料生产到流通销售，从医院招标到临床使用，理论上都应该有严格的监管。然而，由于监管部门的一些蠹虫把我们的监管制度噬咬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漏洞，各种假药以合法的方式和合法的渠道，从生产企业堂而皇之地进入老百姓的身体里、血液中甚至骨髓内，实现着草菅人命的恶毒“使命”。
混乱的药品市场闹出了大事，一系列假药案和药监局窝案惊动了国务院，温家宝总理作出的3点批示是非常严厉的：一要查封流入各地的假药，并公诸于众，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二是由监察部、卫生部、药监局派出工作组进行彻底调查，追究直接责任和监管责任；三是药品市场秩序混乱，必须下决心整顿。
王国荣和李智勇的落马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在他们的名字前面，还有郑筱萸、曹文庄、郝和平更受人关注。伴随着这些腐败官员的落马和一些重大药品安全事故的出现，药监部门在药品及医疗器械审批、注册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也早已显露。普通百姓最大的惊讶是，药监局里都是监督制药企业的官员，为什么假药的根源会出在药监局呢？
其实，国家药监局部分官员的腐败一点儿“新意”也没有，利用注册审批也好，在推行标准认证过程中谋利也罢，无非都是“权钱交易”或者“权力寻租”。但是，药监局的贪官之所以更加令人痛恨，是因为这些贪官拿到钱后，连老百姓的死活都不管，这是令人发指的。
对于这类官员的监管和治理，说到底，其实还是“怎样制约权力”的老问题。
治理腐败窝案的措施其实也非常简单，关键还是制约权力。但是，如何制约权力就是“各村的地道有各村的高招”了，具体到药监局，还是由药监局自身“对症下药”才能做到“药到病除”。
药监局窝案发生后，国家药监局很快宣布：2007年我国所有的药品都要开始再注册，没能通过再注册的药品将退出市场。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对所有药品的生产批准文号进行重新登记及再注册，就是要淘汰一批生产标准、生产工艺落后，存在安全隐患的药品，从而规范药品市场。但是，目前我国的药品企业有4000多家，截至2006年8月31日，国家药监局核发的药品批准文号168740个，数量太大，药监局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药品质量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身负审批和监管任务的药监局依然责任重大。随着药监局官员的连续落马，人们对药品的审批、注册、安全保障产生了普遍的怀疑。所以，国家药监局从五个方面，开展了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的专项行动，2007年又把药品再注册作为重点工作来抓。
我们不妨把药监局的一系列举动称为“药监新政”。这套组合拳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想必药监局自有一套考评体系。有了前车之鉴，想必不会有人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自己的脑壳往枪口上撞了。我们期待着，也坚信药监新政会让国家安心、让百姓放心。
第二章 统计局长的重婚危局
2007年1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就领导干部生活作风要正派作了长篇论述。一些媒体将胡总书记的这次讲话进行了更为深层的解读，认为“官员生活作风开始纳入反腐视野”。
2007年1月2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任国家统计局领导职务期间，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中纪委对外公布，给予邱晓华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的处分，并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邱晓华的倒台竟和生活作风这种被视为官员“花絮”的小问题联系在了一起。的确，在中国腐败官员长长的名录中，因涉嫌重婚罪被追究的省部级高官，邱晓华是第一个。__
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邱晓华48岁出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部级高官之一。7个月后，他因涉嫌重婚罪落马而引人注目。此后，各种媒体对邱晓华案件进行了多种角度的报道，有的媒体甚至称邱晓华的重婚是上海大亨张荣坤利益集团精心策划的桃色陷阱，也有媒体称邱晓华公开纳妾并生育一子，甚至称邱晓华与美女记者对重婚一事大肆张扬风光无限。
那些沸沸扬扬的花絮掩盖了事件的真相，事实上，邱晓华在与美女记者姜映吟从相识到重婚的5年里，一直处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四面楚歌之中。重婚使得这位部级高官和美女记者如同鼹鼠一样，带着他们重婚后生下的儿子过着举债租房四处躲藏的日子。
本文首次揭开邱晓华重婚的真正内幕。
苏州相遇，政坛新星与美女记者网络传情
2002年11月1日，由国家统计局、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增长论坛在苏州举行。这次高峰论坛同时举行了中国制造业百强峰会、政府高官与跨国公司对话会等一系列圆桌会议，为国内外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搭建一个面对面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时年44岁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作为主办方的高官代表，成为这次论坛上众星捧月的焦点人物，也是国内外众多记者竞相采访的对象。
在前来采访的记者之中，来自上海电视台的财经记者姜映吟被众多同行挤在圈外，她急得满头大汗，如果采访不到这次论坛的核心人物邱晓华，就不能抓到第一手采访素材，那么，这次采访就是一次失败的采访。而姜映吟刚进入上海电视台1年多，虽然形象气质、交际能力和业务素质等方面都堪称一流，但毕竟已经年过30，比不上那些刚刚出道的年轻记者。台里的领导之所以安排姜映吟采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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