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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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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现在为天下主，看我如何一箭射在四个字的中心。”一箭过去，却射在了天字的下面，李自成有点不高兴。牛金星急忙安慰他说：“射在天下面，意思是中分天下。”（《明季北略》）
李自成两箭射空，除了他的箭法可能并不像传说中的高明以外，可能还有个原因，就是他此时已经瞎了一目。这是他在攻打河南开封时被射伤的。这个伤害可能影响了他的准确度，但这段充满情绪化的描述中，我们可捕捉到一个信息：李自成进京后虽然外表谦和，但内心是很骄傲的，而他两箭不中，按封建社会的迷信说法，似乎就有了不祥之征。
不管怎么样，李自成以草莽英雄的姿态亮相，对北京的老百姓们来说，有几分新奇感，也很亲切。与百姓们的安然相比，明朝大小官员则有如惊弓之鸟。这些官员一天前还在崇祯面前都信誓旦旦，一旦国破，必以身殉之，不过，真正殉之的连百分之一也没有，除了倪元璐、马世奇等名臣真的做到了自己的承诺外，多数大臣想的是如何投降保命。达官贵人们如丧家之狗，穿着破烂的衣服混在人群中，连头都不敢抬，这个时候，破旧的青衣反而成了抢手货，为了保命，贵族子弟们以重金哄抢旧衣服，成为当时一大奇谈。
德胜门外，太监曹化淳迎接李自成进宫，这位曹公公是崇祯手下最宠信的太监，擅长弄权，当年整死内阁首辅周延儒时，他是主谋之一，假以时日，此人才能应该不在魏忠贤之下。不过，北京城破，他摇身一变，出了大力，此次开门纳义军，也是他亲自出面。
李自成虽然占了北京，还有担心的事，那就是崇祯皇子依然下落不明。不过这个担心很快就没有了，崇祯临死前命太监带出的一名太子和两个小王爷，原打算暂时送到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中的，没想到这位外公听说三名皇子子在门外，竟然将大门紧闭，不让其入。太监见势不好，谁也不愿意要这烫手山芋，干脆直接绑了送到李自成那里。
李自成对仇敌的这几个孩子，倒是一点也没有责难，他问：“你们家何以丢了天下，你父亲何以失败，你们知道吗？”太子朱慈琅答：“我不知，你问百官。都是用了那坏臣子周延儒的缘故。”太子态度倨傲，对李自成有顶撞之意，不过李自成倒不当回事，说道：“原来你们也明白。”然后又说：“你父亲若是活着，我会好好养着他。”太子不理，只说：“快杀了我，不用多话。”李自成说：“你本无罪，我因何杀你。”太子说：“你若不杀我，当听我一言，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墓，二速以礼葬我父母，三不可杀我百姓。”李自成大笑，说：“都可依你，我就是百姓，又岂可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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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众生相（2）
李自成非但没有为难这几位仅存的皇子，还确实依了这三件事，找到崇祯的尸体，以帝后之礼好好安葬了。
由这件事可以看到，李自成是一个很宽厚的人，此人有英雄之德，但却肯定不是一个大政治家。金庸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国做政治家要有三“忍”：一要坚忍，二要有容忍，三要对敌残忍，至少在第三点上，李自成做的并不到位。此事要换成朱元璋，几位皇子肯定人头不保，留着他们其实后患无穷。
李自成将崇祯的尸体以帝后安葬，并为其主办丧事，与他相比，崇祯手下的旧臣们反而对此极不热心，有很多人从灵观前面走过，连斜视一眼的举动都没有。崇祯下葬当天，除了太子与二位王爷外，百官竟无一人陪同，这固然是世态炎凉，但也侧面反映出崇祯待人薄情如斯，臣子内心对他亦无感情，致使有明一朝，人的道德底线几近于零。
李自成对朱家后人宽厚，但对明朝百官，却内心充满了鄙视，他曾对太子说：“失了天下，不是你父亲的错，是文武大臣的错。”这个思维逻辑，更表明了李自成其实是一个观念比较陈旧的人，他没有更高远的眼光与分析能力，充其量也不过只是个好的流民领袖，但离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与综合才智，其实相去甚远。
在李自成极度鄙视的心态下，明朝大臣上演了一出人走茶凉、贪生怕死的丑剧。二十日，距崇祯死不过一天，陈演、魏藻德这两位崇祯倚重的文臣首领就拜见了李自成，表示出改换门庭之意。魏藻德，这位一直崇尚明哲保身的原内阁首辅开始数落起崇祯的不是：“这昏君不听臣言，才有今日。”李自成烦透了这帮两面三刀的家伙，怒喝一声：“你身为重臣，当死社稷，为何偷生！”魏藻德急忙叩头，表示：“只要陛下赦免了我，一定赤心以报。”李自成喝令手下人将他绑了出去，押到刘宗敏那里，与之命运相同的还有京城禁卫军头领李国祯，锦衣卫原指挥使骆养性等，这些臣子去讨好不成，反而身陷大狱。
李自成出身农民，对做官者有种天生的厌烦，故而他不恨昏君，只怪群臣，这种情绪从入城起，就一直伴随着他。他手下将领，受这种情绪影响，也个个将这些前朝旧臣视为草芥。新政权建立，人手奇缺，牛金星提出要从旧朝中选拔部分官员任用，此令一出，明朝旧官们纷纷改换成义军的装束，着青衣小帽，匆匆赶往传统极门，等待面试。由早晨到日落西山，因为来的人太多，竟然不能结束。这些来面试的人饥渴疲惫，更要忍受种种人格上的侮辱，士兵对他们大声斥骂，甚至饱以拳脚，昔日的达官贵人，今日待遇如同囚徒。
等待面试的人中，大都表现的极没骨气，甚至委琐卑劣，比如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牛金星时，牛说：“你这么老，胡须都白了。”刘说：“我还没老，大师如果用我，胡须就会变黑的。”魏藻德被关在刘宗敏处，每日哭嚎，还对看守说：“如愿用我，随便什么官都行，何必拘着我。”
与这些人相比，更有表现得无耻的，就是那些争着劝李自成“登基”的人，我们姑且把这些称为“劝进”党。从二十三日开始，“劝进”党们就开始活动，向李自成劝进，要他早日当皇帝，这些人中主要以前内阁大学士陈演，原复社名士周钟、龚鼎孳为首。
这些劝进党中不乏在当时名人。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就是秦淮八艳之一的顾横波的老公、当年复社四公子之一的龚鼎孳。他以才学及人品冠绝当世，但这时也急忙着去新政权里讨官做，并打出了顾横波的牌：“我本来想死，是小妾不让啊！”其实顾横波有骨气的很，这纯属托辞。
此外还有当年被魏忠贤害死的东林六君子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李自成一进京时做出逃往南方的姿态，后来又“夜观天象”，得出“一统定矣”的结论，于是顺理成章的留下来，要为大顺王朝出力。魏学濂本是忠臣之后，但此时的作为，却与势利小人无异；另一个比较过分的人是文名极盛的复社另一位名士周钟，当时住在一位士绅家中，本来约好一起为国殉死，但是经不住魏学濂等人的劝解，也要入朝，这位要一同殉死的朋友拉住他不走，他将袖子割断走了，后来也是这位周钟，在崇祯的葬礼前经过时，连瞅都没瞅一眼，崇祯对他，其实不薄。此人翻脸之快，让人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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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众生相（3）
最可笑的是，劝进党中竟然还有成国公朱纯臣，周皇后之父周奎，这些人都是皇亲国戚，如今国破，不思如何进取复国，竟然劝仇人当皇帝，其人品卑劣，已到极至。
李自成对这些人从心眼里蔑视，这固然是他草根本性使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李自成也是信奉正统的人。对崇祯，他多少还心存畏惧，对自己“弑君”的行为在内心中也有些惴惴不安。这也怪不得他，他最初没有当皇帝的野心，等到碰上了李岩、牛金星、宋献策这些人，才开始树立起“登基”的远大理想，却没想到这么快就成功了。他的心理上还没有适应，也正因此，他把颇有些惴惴的情绪转化成了对明朝群臣的憎恶，以至于前明大臣经过面试后，二千多人只有九十二人入选，其他人全被关在了刘宗敏那里。
李自成入京之后，在经过一番考核选拔后，气象有所更新。在明朝原有六部分权的基础上，实行了大顺的官制，也开了科举考试，招读书人入朝为官，对前明官员中政绩突出为官清白者，重新任用，比如复社四公子之一侯方域的父亲原兵部尚书侯洵，就被从监狱中请了出来，接着当尚书了。李自成分封诸将，论功劳权将军刘宗敏最大，于是文武百官统一由他节制。这个决定非常不妥，在以后有所反映。不过当时，这些措施还是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的。
但在这表面焕然一新的局面里，崇祯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依然深化着。李自成在喜悦的情绪稍加降温后，就发现了一件事：崇祯曾经背负的那些债务，不知不觉间又转到了他的头上。远的是关外满清势力问题，近的则是崇祯一生也没有解决了的财政问题。李自成是过来人，但是这些年来，他想的只是如何扩张势力，其实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就如同有了万历和天启，崇祯不能对明朝的灭亡负全部责任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要求李自成能够看清这些崇祯一生都看不懂的问题。因为李自成不是张居正，更不是朱元璋，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强人，但不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不懂民事生产。其实在李自成作战的期间，有过很多非常好的机会，比如他占据襄阳，陕西，河南之时，这些根据地来之不易，如果换了朱元璋和曹操这样的君主，一定是先恢复生产，屯田耕种，恢复经济，养精蓄锐，以充实立国之根本。这个道理英明的君主全都明白。可是李自成却对此一无所知，他除了忙于建立政府，忙于扩充军队外，基本上在这方面毫无建树，他的军队挺进速度极快，作战能力极强，但攻城掠地的主要目的仍是以掠夺为主，没有稳定生产、稳定民心、建立军事根据地的概念。孙传庭对李自成的这一点看的就很准，他曾断言，李自成手中无地可用，无粮可供，用不了半年，军中必闹饥荒，一击必胜。可惜的是，孙传庭这个极正确的判断遇上了崇祯这个糊涂蛋，没有派上一点用场。
李自成是英雄，但不是能人。他是个运气好的人，因为碰上了李岩，而当他进入北京之后，他眼前全是荣华富贵，依附之徒，他一点点淡忘了李岩的作用及他曾对自己的建议，好运气在不知不觉之间开始一点点的离他而去。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多年来忽视生产的恶果之一，那就是他手中有兵无粮，有城无银，而摆在眼前的亟待解决的，就是曾经困扰过崇祯多年的军饷问题。他的军队越来越多，张口吃饭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由此派生出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解决大顺王朝的财政，以确保王朝稳定。这个时候的李自成，与崇祯一样处在了关键的焦点上，也表现了和崇祯一样的弱智，他除了在人事制度上全盘照搬崇祯一朝的制度外，在财政上也延续了崇祯用过的已被历史证明了是很失败的制度——助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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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沦为盗匪（1）
崇祯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李自成接过了依然是这个烂摊子。明朝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虽然皇银内帑数量惊人，但历史上并没有记载这笔钱最后归于何处。可能崇祯已经大部分转移走了，也有可能李自成未必肯全拿出来救济军队。总之为了更好的筹集军饷解决财政，李自成出于对群臣极度的厌恶，做了一个情绪化的决定，他将面试淘汰下来的官员们集中关押，允许官兵“助饷追赃。”
此令一出，天下大乱。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全无章法的招数，而且有着非常隐秘的阴暗心态和过激的情绪。表面上他体现了这样一种情绪：过去以我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备受助饷之苦，今天翻天覆地慨而慷了，我们再来清算你！但究其内里，却反映出帝国新的掌权人在制度建设上的低能，还不如从前的那个旧的掌权者。
这是李自成本人的局限。当年他在攻城掠地的时候，数次使用过这个法子，这一次，他仍然想用这个速成的法子。李自成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敌视心理，固然因其确有可恨之处，但在今天看来，也可归结为一种心理类型：“仇富”。这种仇富心理发展到极致，甚为可怕。不幸的是，农民起义军中多是长年生活在贫苦中的人，有此心理者占了绝大多数，一旦放开闸门，那就必然要洪水泛滥。
其实放眼历史，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一般攻城陷地后，急于做的就是收买人心，稳定局面，巩固取得的成绩，即使偶有放纵，也会严以整之，点到为止；一统天下之后，更不会任军队和自己的情绪失控。但李自成不是政治家，也没有更高的战略眼光，相反，从他入北京的第一天起，其本身流民的局限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他陷入了一种胜利者的盲目喜悦和复仇般的快感中，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原本是“不好酒色”的人，也开始蓄养美女，沉迷声色，终日以饮酒为乐，追饷就是这种情绪下的产物。他没有意识到，对于长期生活在疾苦中的军队来说，追饷同样是一种带有复仇意味的盲目举动，其实是在助长疯狂、非理性和贪欲，这个口子放开后，等于是把人性中潜藏的恶欲发挥到了极致，也让他至少失去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是令前明臣子（还包括散失各地的军队及地方抵抗力量）彻底绝望，而事后证明，前明臣子同样仍有极大的反作用力；二是使社会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使严明的军纪、良好的军队作风和和谐的环境被彻底破坏。
助饷和追赃是分两步进行的，助饷是派饷，就是按指定的对象（将明朝的旧人分为臣子、王公、太监、豪绅四个阶层），规定了数目来进行饷银的分派，规定哪些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交纳规定的金额，不过，助饷没有多久就迅速发展成为了追赃，那就是不分对象，没有数目，无限度的追要，甚至随时追，随地追。由助饷到追赃，由尚有几分理性到全无理性，这是一个极快的过程。
追饷最早受害的人是大臣魏藻德，这个一心想为李闯王效命的前首相，官没做成，却成了刘宗敏的阶下囚，在严刑拷打下，交出十万两黄金，然而刘宗敏并不满足，仍然拷打不尽，魏藻德的儿子求刘宗敏手下留情，并说明自己的父亲有不少门生，可以从他们手中凑足款项，刘宗敏答应了。可是到了约定期限还没能交全，魏藻德求刘宗敏再给他一点时间，刘宗敏不听，结果被活活打死。接着是前内阁首辅陈演、成国公朱国纯、禁卫军头领李国祯、国丈周奎、东厂太监王之心等，明朝有头有脸的人一个也逃不了，在刘宗敏手下，个个被拷打不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除了不断的交钱，一点法子也没有。
作为大顺最重要的军事首领，刘宗敏腐化得极其迅速。这人仗着功劳极大又与李自成情同手足，强横之极，到后来，李自成也操纵不了他了。刘宗敏一到北京，就开始“挟妓”取乐，而在追饷的过程中他一定是有着深深的快感的，对于这个穷了一辈子的人来说，可以任意捕捉殴打那些以前令自己高山仰止的权贵们，还可以从他们身上榨钱，这是一个比打仗好玩多了的事。所以他成为追饷的最得力支持者，他的军队是大顺最精锐的部队，在他的影响下迅速腐化，去捉这些有钱人拷打玩弄，成了比任何军国大事都重要的事，北京城内，到处跑的都是刘宗敏的兵，“腰缠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余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明季北略》）白色恐怖时代似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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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沦为盗匪（2）
大顺军所到之处，开始“便街提士大夫”，就是现在说的“满大街的抓人”。追饷是以大册登记姓名，每一百人为一组，由八名骑兵武装押送到各营拘禁，从早到晚，“冤号之声不绝于耳”，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新旧翰林官，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二十七日又下了令，向“京中各官”派饷，规定：不论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饷，其中被起用的官员，派饷数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摊派的数目多，敢说一句“不办”的话，立即用夹棍严刑拷追。很多人被拷打至死，这里面包括“劝进”党的国丈周奎，交了五十万两黄金仍难逃一死。
刘宗敏成了追饷活动的总指挥，他命令各处兵营的士兵均可任意追饷，即使在路旁街边也可上刑，“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派饷的具体数目，按等追缴：中堂官即原明首辅、大学士一级的官，须出白银十万两，各部院、京堂、锦衣官为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官为五万、三万，翰林官多则为三万、二万，少则为一万，各部属员以下的，均以千计。至于皇室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已。”从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一日，追饷的活动越来越扩大，由原来的官员、勋戚、宦官，到一般地士大夫阶层、商人甚至百姓，史料记载，“各处搜求渐宏，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老稚冤号，彻于衢路。”北京城内一片鬼哭狼嚎之声音。当时的著名文人杨士聪亲眼看见，刘宗敏所居府第有三个大院，受夹棍刑罚的每院有百人，这些人中，真正的有钱阶层只占十分之一二，大多数还是一些低级官员和小吏，还有一些商人，他们身受酷刑，惨状令人不忍目睹，而当天过后，据说这几百人无一生还。（杨士聪《甲申核真录》）
用刘宗敏来完成追饷大任务，也充分体现了李自成在用人上的极为不明智，如果稍有头脑之人，对刘宗敏这样残暴而又难以驯服的家伙都会有所提防，如果换成朱元璋，平定天下后会肯定会赏他一把屠刀，但李自成却把这样一个油水极大、极易失控的工作交给了他，可能是出于哥们义气吧，他认为刘宗敏忠心耿耿，与自己私交甚好，才委以重作，但却忘了，政治家是最不能讲个人感情的，以李自成这样的品性，当个黑老大差不多，当政治家，差之甚远。
刘宗敏的追赃活动整苦了明朝遗臣，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但对于老百姓来说，依然没有什么好日子过，在金钱与残虐中寻求最大快感的大顺军，到后来已经完全失控了。他们榨完了权贵的钱，开始任意捕捉富户和平民百姓，大白天，店铺和居民经常遭受抢劫，而在刘宗敏的纵容下，抢掠变成了淫掠，强抢民女的事件也多有发生。对长期在外作战的大顺军来说，进城后掠夺美女亦是其欲望宣泄手段之一，李自成在这方面也起了带头作用，他一进北京，就住到皇宫，将宫女集中起来，分赏给诸将和群臣，其他将领也多有此等劣迹。这里面最厉害的是刘宗敏，他占据皇亲田弘遇府第，将其中数十名女性尽数掠去，而在追饷活动中，为了保命，甚至还有明官献出妻女家小，收买农民军领导人或下属将领，军纪之坏，已经全无章法。甚至到夜间，“兵丁斩门而入，掠金银奴女，民始苦之。”（《流寇志》）
大顺军领袖在追饷、抢夺美女的狂潮中，还争着攀比享受，除了李自成入居皇宫外，各将帅则“分居百官第”，如刘宗敏占都督田弘遇府第、李过占都督袁祐府第、谷可成占万驸马府、田见秀据曹驸马府、李岩占嘉定伯府等等。 刘宗敏是其中行事最恶之人，“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核真录》）这是对刘宗敏治下军队最真实的写照。对北京老百姓来说，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支秋毫无犯的义军就成了左良玉的军队了，甚至还不如左良玉的军队。李自成最初曾号令军队：“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这些命令在追饷面前，都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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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沦为盗匪（3）
而就在这时候，本应该替李自成矫正思路的文臣们也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文臣之首牛金星做起了太平宰相的梦，每日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陶醉在被人山呼海拥、谀词滚滚的氛围中。其他众臣也认为大势已定，开始论功行赏了，包括曾经有过出众才能和极高战略眼光的谋士顾君恩，也开始腐化，每日只知挟妓取乐，不思进取。而他们忘了，占了北京并非占了天下，也并非占尽了人心，因为最根本的土地问题、财政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有极大的威胁仍然存在，明朝还有半壁江山没有打下来，关外有清军，关内吴三桂的军队正在行进途中，江南还有左良玉高杰的军队，明朝残余势力仍在。但在复仇者的快感中沉醉，上下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
在李自成治下群臣中，头脑最清醒的是李岩。在众人皆醉的时刻，他以难得的清醒和理性，给李自成上了一份“不合时宜”的奏章，对此，《明季北略》中有记载：
制将军李岩上疏谏贼四事，其略曰：
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俟工政府修葺洒扫，礼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进）大内。决议登极大礼，选定吉期，先命礼政府定仪制，颁示群臣演礼。
一、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人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一、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吴镇（原作“各镇”，据《小史》改，下同）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
李岩的这份奏章，是对当时形势最清醒的认识。他提出了几个注意的事，一是大局未定，关外满清势力未除，登基之事，享乐之举，应该在清除外患的基础上再议；二是追赃影响军纪，必须停止；三是国内形势未稳，还应乘胜追击，稳定阵脚，明朝残余势力特别是左良玉的军队仍然控制着大片土地；四是对于吴三桂父子一定不能轻视，山海关城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最好以招抚为主，防止明室反扑。可惜的是，这些道理虽然完全正确，但此时的李自成已经在胜利喜悦中难以自拔，竟然视而不见，甚至认为李岩此时的提法很扫兴，于是只简单的在奏章上做了个“知道了”的批复，并没有任何举动。由入京到被迫出走，不过一个月时间，李自成军队腐化得竟然如此之快，实属罕见。在京的时间里，李自成并没有急于称帝，但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却已经渐渐变质，渴望永远享受这样的生活了。李自成在这段时间没有拿出任何更先进的政治纲领和战略计划，即使官制也还是延续着明朝的旧制，对明朝的财政制度，他一无建树。对于李岩的建议，他不听，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次良机丧失了。
李岩上书参政，却不知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陷入困局。最大的敌人竟是他最好的朋友牛金星。牛金星是李岩举荐的，李岩待他有推荐之恩，但此时，牛金星已经将他当成了政治对手。同样不是政治家的牛金星，在宰相之位还没有坐稳之际，即开始玩起了明朝党争这一套，李岩对此可能有所察觉，但是因为李自成的缘故，竟也无法可施。而李自成这时对李岩已经不太倚重。牛金星本为李岩所荐引，此时被拜为“大祐阁大学士” ，官居丞相之职，李岩和牛金星共同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开国大军师” ，刘宗敏任一品的权将军，而李岩的“制将军”，只是二品。由此可见，李岩已是位卑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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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沦为盗匪（4）
在李自成追赃的官员中，不乏有清廉或是位置十分重要的人物，后者如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此时吴三桂正在山海关，拥兵自重，这时若逼反了这位将领，形势会急转直下。李岩是最早发现这一现象的，他急劝李自成，接着，文人出身的牛金星、宋献策也纷纷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李自成终于醒悟到了其中的重要性。而这时，明朝大臣的拷掠也颇见成效，该杀的杀，该抄尽的也抄尽了，李自成下令，停止追掠，释放所有关押人员。
但这时已经为时已晚。那些被放出的人终于完全明白了，他们想效忠的大顺王朝就是一群强盗，决不能抱以一点希望。这时的大顺军也确实蜕变成了一群强盗，放出关押人员后，拷掠竟还没有停止，丧心病狂的刘宗敏继续拿平民和商人开刀，军纪毁坏依然严重。牛金星、宋献策等人也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劝李自成多行仁义，李自成终于清醒，想起辽东劲敌满清未除，而吴三桂军威之盛，又坐踞山海关之险，不禁起了爱才之心，他令马上安抚吴襄，又命降将唐通致书吴三桂，劝他投降，再以吴襄名义给吴三桂具信一封，要他归顺。
大顺政权的领导刚刚有所平定，马上就要走上正轨，刘宗敏却在这个时候昏了头，竟然做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他到吴襄府把吴三桂宠妾陈圆圆掠来，想强占之，而又有一种说法是，李自成贪图陈圆圆美貌，命刘宗敏夺之，竟然想纳之为妃。
他们俩不论是谁做的这件事，都令历史由此改写。这个风月事件，令陈圆圆，一个不经意间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女人，让吴三桂这个原本应该在历史舞台上归于沉寂的人物，突然又卷进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浪尖，更让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等人的命运突然间发生了彻底的逆转。
关城里的少年英雄（1）
就在崇祯上吊煤山、李自成京师肆虐的同时，来到山海关接受了勤王任务的吴三桂正在面临着他一生中最为艰苦的抉择。
这位二十岁就名满天下的英雄，此时已经很清楚自己正在执行着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这之前，他最敬仰的人、他的前辈，他的老师和他的上司或被皇上杀掉，或是降了清，这些人如同大浪淘沙一样的从大明帝国里被淘汰掉后，所有的包袱就都落在了他的肩上。
帝国已经危在旦夕，何去何从，就成了这位少年将军为之头疼的问题。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当然意识不到，用不了十几天，历史会发生改变，他个人的命运更会发生重大改变，而这个改变，不但令他全家白骨累累，自己身被骂名，由救世英雄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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