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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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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反馈（5）
路易斯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他一步步把初创团队更紧密地绑到一起。有天晚上，他和克里斯顿在办公室聊到很晚，他把《连线》杂志很少的一点股份送给她。此后，所有在杂志出版前加入的员工，他都给了股份。这些参与创造路易斯称为“数字化革命的喉舌”的人，都将成为这个喉舌的所有者。
他试图让他们明白《连线》的宏大意义。历史的曲线正处于他所谓的“转折点”上，也就是说，他们今天的行动，有可能影响人类遥远未来的命运。无论怎么强调这个时刻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他向他们讲述了无政府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些事件，他细致描述1886年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事件最终以芝加哥干草市场广场的爆炸结束。究竟是谁安放了炸弹，至今仍是一个谜，不过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被镇压了，其领导者被判绞刑。历史的结果并非预先规定，路易斯说。而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则是在新世纪的黎明投下赌注。
从他成年的第一年起，路易斯就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过，自由意志论（仍然是一种政治教条）对现在的他来说，似乎也太狭隘了。答案并不是另一个简单重复过去的错误的政治革命。相反，《连线》所要鼓吹的，是路易斯说的自发秩序。自发秩序是人类文明中一个更好的模式，数字化革命天生具备这种特性。政府权威总是依靠媒体来操纵大众，不过，当电脑使媒体变得更加大众化时，政府将丧失其控制力。
“我真的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一股火焰。”克里斯顿后来回忆说。
盛夏时节，凯文·凯利路过新办公室。谈到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他和路易斯志趣相投，但在性格方面，他们则完全不一样。路易斯是胆汁型，凯文是血汁型。他想把自己天生的乐观情绪扩展为一门严肃学问，他热衷于揭示令世界更美好的隐密过程。最近他暂时离开《全球评论》的工作，全身心写作一本思考控制论意义的大著作《失控：新生物文明的兴起》（Out of Control： The Rise of NeoBiological Civilization）。
凯文探讨的主题其实很早就有人研究过。最初，控制论是由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提出的，他试图用数学工具来理解复杂的现象。维纳探讨了多个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反馈：一个控制论运转的循环得到一个输出，将其反作用于系统，作为输入的一部分，控制下一轮循环。控制论分析很快被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比如，维纳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杰·佛里斯特（Jay Forrester）就用控制论成功地解决了工业制造方面的问题。
1970年，佛里斯特应邀参加一个讨论“人类困境”的欧洲会议。会议的主题暗示了这个时代的焦虑，佛里斯特受到启发，他想用控制论模型对世界进行计算机模拟。他深入钻研了粮食生产、自然资源、工业增长、人口等关键性进步指标。他得到的结论是，在一百年里地球将会达到其能力极限。《增长的极限》是1972年的一本畅销书，它用通俗手法描述了由佛里斯特的同事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Meadows）夫妇构建的模型，它所传达的悲观讯息，表达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预感——现时文明具有自我毁灭性。
当斯图尔特·布兰德开始出版《共同进化季刊》时，他已完全陷入一种“拯救世界”的口吻，佛里斯特和控制论的社会寓意深深影响了他。不过，当凯文加入《全球评论》时，情绪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现代文明不会像预测的那样在短时间内迅速终结。那些心理上存在挫折感的人，总有种“末日随时来临”的启示录心态，但《全球评论》则将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引到另一方向——另类健康、私人创业精神和“自己动手”的媒体实践，这些运动有立竿见影之效。
在凯文顺路去《连线》拜访路易斯之前，他已经确信，《增长的极限》关于未来的预测并不准确；它的所有预测都太悲观了。凯文相信，人类有可能存活下来，甚至活得更加强壮。不过，在向他人传递这种乐观主义情绪时，凯文发觉自己遇到某种文化排斥。因为被他视作博学而有批判思维的同辈们，往往认为坏消息比好消息更让人安心。20世纪的种族大屠杀、世界大战、因使用萨立多胺（thalidomide）而出现的畸形小孩、被污染的湖泊，还有50年核毁灭的威胁，让那些有知识的公众学会了把乐观主义当作天真无知。
由《增长的极限》引发的各种研究得出一些严格的推论，凯文对此并不怀疑。他承认，沿着已知的路线一直前进，世界将会走向毁灭。但这类趋势在生活中实际上从未实现。相反，有一些无法预知的创新会让所有观察家目瞪口呆。也许，佛里斯特和米都斯夫妇设计系统时的视野太狭窄。如果一个先前无人留意的现象延伸开来，折回到循环里，并改变一切，那会发生什么？当女孩和女人的识字率提高，她们不愿意多生育，人口模型被弄得一团乱麻，会发生什么？当后勤创新使得运输成本直线下降，会发生什么？当借助于电子网络的即时通讯使得新闻不受检查地穿越国界，会发生什么？
凯文的信念来自复杂性动力机制，来自出乎意料和不可能预测的事件。有一次，在讨论宗教和科学之关系的大型学术会议上，凯文问观众，他们能否想象一个动摇他们宗教信仰的事件，就像达尔文动摇了他们先辈的信仰一样。一个非基督徒听众想来点幽默，他大声回答：“外星人降临！”凯文并未惊慌，他猛地推出了下一张幻灯片：E。T。，地外生物（extraterrestrial）。“完全正确。”他高声说。
1992年夏天，凯文关于控制论的巨著差不多完工了。最初他以为自己对路易斯的行动的兴趣会转瞬即逝，因为他非常忙，而且对小型杂志不再感兴趣。不过，当凯文来到《连线》杂志的办公室看到样刊时，他改变了主意。他发现，路易斯不是在做一个小杂志。《连线》高调看待数字化革命，好像它是每个人的重要事件。反馈的典型过程是，放大器让较小的声音（微弱的环境噪音）循环，直到它变成巨大的咆哮声。《连线》的目标就是成为这样的放大器。
路易斯让他做执行主编。当凯文接受这个职务时，《连线》已不再是一个前卫的计算机杂志，它成了更极端的东西：试图让读者重温梦想，对未来有乐观的期待。他的到来也改变了杂志社的气氛。当两人一起合作，凯文的执着和路易斯的好斗相互作用，就像氧气遇到了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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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着迷（1）
第五章 着迷
“《连线》将成为一个反向时间飞船，它穿越时间，从未来驶向现在，停在人们的脚边，人们会把目光聚集到这个飞行器上，心中充满疑问，一种强烈的冲动让他们把飞船捡起来。他们会感到困惑、着迷、心潮翻滚、被催眠。”
安德鲁·安克（Andrew Anker）的父母有四个小孩，兄弟姐妹感情很深，一起玩闹中长大。他父亲是费城一名成功的物理学家。198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商学位后，安德鲁进入第一波士顿银行——垃圾债券领域最具创新精神的机构之一。他聪明温厚，对朋友慷慨大方。工作中流露出幽默、多变的风格。他长着一张宽大的脸，身材高大，但并不强壮，发型也弄得很随意，看上去傻里傻气，他也的确愿意被人低估。
安德鲁和公司签约时，第一波士顿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正在赚大钱，仅仅从Campeau公司一家客户身上就获得上亿美元收入。但他进公司没多久，这种高歌猛进的态势就打住了。一方面，Campeau收购了许多无法消化的公司，1989年正挣扎着逃脱破产的厄运。另一方面，第一波士顿里许多优秀的垃圾债销售员被一家竞争对手Drexel Burnham Lambert挖走了。这家公司其实也在挣扎，很快就陷入破产、官司缠身的境地，还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银行危机。
“资本主义就是这么一团糟，”第一波士顿的首席执行官约翰M。 宣尼施（John M。 Hennessy）对《华尔街日报》说，这时他正谈到他们公司的损失。
“在这个市场上，我们都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成年人。”另一高级行政官解释。
安德鲁很高兴，因为他可以肩负这个职业的重担了。“银行业务，”他曾经解释说，“就是极端年轻、极其没有经验的人运作特别大的权力——这是这一行最有意思的地方。”不过，他还是钟情于一线的管理工作。离开第一波士顿后，他参加了一次不成功的媒体创业，没多久他加入旧金山一家小银行斯特林·柏约（Sterling Payot）。他的老板鲍勃·斯梅里克（Bob Smelick）鼓励他把这家公司当作起飞平台。他可以持续观察进入这家创业公司的多种新业务，还有可能以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参与某些项目。约翰·普朗奇特错过了60年代的高潮，时不时踌躇满志；安德鲁和他一样，也是生得太晚，未能享受美国金融体系的高潮体验，比如垃圾债券、兼并收购、存款和贷款的大危机等等。不过，当他遇到路易斯和简时，他才27岁，还没到灰心丧气的年龄。
1992年夏天，路易斯和简多次与银行家遭遇，每次都灰头土脸。他们一直在阅人无数的、世故的金融圈中寻求支持，最顶峰的体验是7月的一次经历。当时尼葛罗庞帝在纽约碰到他们，然后向维罗尼斯·苏勒合伙公司（Veronis； Suhler Associates； Incorporated）极力推荐他们的杂志，这是专门投资媒体的最强势的纽约银行之一。约翰·苏勒在一个会议厅里接待了他们，大厅墙上装饰着透明合成树脂的奖杯，那是纪念以往大宗交易的里程碑。看过预测《连线》发行量增长曲线的数据表格后，苏勒知道，路易斯对于如何运作一本杂志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于是他从商业计划书中挑了一些细节来刁难路易斯。他故意请教发行方面的各种比值，对任何一个自诩为媒体创业者的人来说，这些数据都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但路易斯的回答却充满无知。实际上，路易斯根本不知道苏勒在说什么。真是一次让人难堪的会面。
◇欢◇迎◇访◇问◇。◇
第23节：着迷（2）
路易斯想要讨论的是《连线》的基本概念。他想说，这本杂志将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文化的代表。但会谈的主题从未离开晦涩难懂的发行量公式。路易斯陷入沉默，最后气得有些发抖。
“我想杀了他，”路易斯后来说。“我想立刻消失。”
几分钟后，他们三人来到纽约的大街上，过往卡车和出租车把污浊的废气喷到路易斯唯一的一套正装上。“你还想从这笔投资获得回报吗？”简问尼葛罗庞帝。
尼葛罗庞帝说他不想。对于约翰·苏勒恶意提出的发行量技术细节，路易斯也许还不是一个专家，但尼葛罗庞帝知道，路易斯具备某种实质上更有价值的东西。路易斯知道他的杂志会有什么样的读者，他和这些人心心相印。即便他所描述的世界一般人还看不见，但这是一种新力量，而《连线》可以充当灯塔，它所照亮的区域将成为他们自己的领地。尼葛罗庞帝给纽约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这人把办公室借给他们。于是，他们开始给其他熟人打电话。路易斯称之为“电话求钱”。但这些努力一无所获。
很快就到了8月份。简和路易斯在夏天开始时有22。5万美元。和他们最初的结余相比，这是很大一笔钱；但相对于他们的艰巨任务，这只是杯水车薪。成形的媒体公司启动一本新杂志，一般会投入上千万美元。即便路易斯和简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他们也得经常签发支票。光是获得发行商的承诺把杂志摆上报摊，就得把钱马上摆出来。一个重要的发行商说，他们必须事先垫付7。5万美元，以防止杂志卖不出去而耗费的成本。这对他们简直是天文数字。
就算杂志赢得了发行渠道，投资回报也少得可怜。即使是成功的媒体公司，其送到零售商手里的杂志也只有不到一半可以卖掉，剩下的杂志几个礼拜后只能切成纸浆。在所有中间商拿走各自的份额后，一本杂志大概可以赚一美元。而且印刷成本非常高，报摊每售出一本杂志，出版人就要多亏一份钱。要建立一个直邮的发行网络，大概要花费数千万美元。当时的广告收入少得可怜，除非阅读率增加，但那又意味着一大笔现金让人心痛地消失掉。即使是约翰·苏勒这种银行家信任的专业报人，也往往要犯许多错误。数年之后，《名利场》（Vanity Fair）和《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著名编辑迪纳·布朗（Tina Brown），和Mirimax的创始人哈维·维恩斯坦因（Harvey Weistein）在创办《说》（Talk）时挥霍了5000多万美元，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路易斯对传统的杂志经营模式不以为然。因为它不仅要耗费无穷时间来赢得读者，而且这个行业的运作基础是，编辑应该保守，应该对社会亦步亦趋。路易斯提出了一个新做法，让《连线》以不同寻常的高价出售。零售价一期为5美元，订阅价一年为40美元。这是正常价格的两到三倍。他想让《连线》杂志光是读者购买就能赚钱，而不是像一般杂志那样亏钱。
《连线》的确有些优势，可以直接走到读者面前获得支持。1981年春天，在《共同进化季刊》的一篇文章里，一个反正统文化的商人保罗·霍肯（Paul Hawken）提出了一个死板的经济学术语——非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用这个词作试金石，来考量非层级和非正式网络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对主流商业模式的挑战。这个概念也成为《连线》的核心观念之一。霍肯最初使用“非中介化”，指的是中间人的经济角色将被削弱。《全球目录》成了这一趋势的先锋，它登载那些直接销售产品的公司的地址。＇ 霍肯和其他人一起创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邮件订单公司：以加州Sausilito为基地的园艺货品目录Smith Hawken。有趣的是，Smith Hawken扮演的不是直接生产商，而是中间商的角色。这个实践最后说明，在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开辟新的渠道，刺激了更多营销和售卖层级的形成。“非中介化”一词指出了一个真实的现象，但与其本义相反，最终不是中间商的消失，而是更多中间商的出现。
＇
一些非正式的交流网络已经很有基础，技术人员一直在使用和维护。比如，有几万个本地电子公告牌系统正在为数不清的成员服务。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是The Well，记者、软件程序员、朋克和老嬉皮士们都混在这个电子社区里。维尔·克雷斯（Will Creth）对社区贡献甚多，他最早召集了一个The Well的集会，会上五花八门领域的专家为《连线》献计献策。在不屈不挠地寻求资助时，路易斯和简已经和Well里最受尊敬的一些成员有过联络。所以，在杂志出版之前，它已经在圈内赢得一定声誉。
The Well并不是惟一的阵地。大部分电脑公告牌只是一台接有一根电话线的个人电脑，其他人打电话过去往往会碰到忙音。不过，1984年汤姆·杰宁斯（Tom Jennings）创造了一个叫Fido的程序，可以让这些服务共享一个电子邮件寻址系统。于是，一个公告牌的订阅者可以获得另一公告牌订阅者获得的讯息。通过The Well、Fidonet，以及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里运行的其他网络，路易斯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连线》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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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着迷（3）
《连线》一直像一个信仰活动和一项慈善事业，但到8月底，它开始像一个有合法性的商业行为了。这时路易斯和简的25万美元在持续减少，他们不得不承认，最初的计划已经不合时宜。天使资金马上就要枯竭，那脆弱的人员基础也会土崩瓦解。他们选择了加速，而不是放慢脚步。他们假定杂志的出版已是铁板钉钉的事，然后在此假设上开展一切行动。他们计划在年底前把银行账户里所有的钱都花光。如果最终破产，他们至少也可以拿出一个比较好的样刊。那样到1月份又可以回到MacWorld那栋楼，开始新一轮募资。路易斯往犹他州的公园城打电话，他给约翰·普朗奇特和巴巴拉·库尔提供一月4000美金的薪水，再加上往返机票，要求他们每周在办公室有三个整天的工作时间。他还给了他们三个百分点的股份。
三个百分点！约翰对此感到恶心，因为他早就是一个完全合伙人了。他已在巴巴拉面前多次怒气冲冲地说，他发誓再也不去给路易斯干活了。但巴巴拉让他冷静下来，她听约翰讲过MacWorld、《连线》，还有在设计世界里做些新东西的可能性。她知道他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干吗不这样假设：我们他妈的就要扛过去了，”她说。“把这当成理所当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思考。”
9月初，约翰来到新办公室。“在这地方我们能干吗呢？”他说。阁楼里空空荡荡，墙脚是一堆尚未搬走的垃圾。这差不多有一万平方英尺，似乎不可能装满东西。
约翰承担了《连线》杂志图形设计的主要任务，巴巴拉则复杂其他细小的设计工作。他们很快知道了《连线》的真实财政状况。在三个月时间内、在现金耗尽之前出版一份杂志，这个想法成了考验其他潜在雇员的最佳考题。“不，不可能。”一个有可能成为常务主编的候选人大笑道，当他得知杂志在新年之前必须出版的计划时。“你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不可能的。”他可能以为，这个颇具职业眼光的建议是在帮助这些没经验的同事。但对方正把他从候选人名单里删除。
凯文不明白怎么会有这种担心。“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他反问。凯文喜欢跟着感觉走，而且他从来没有为主流出版商工作过。
劳工节（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那天，他们面试了一个申请做常务主编的人，这个名叫约翰·巴特尔（John Battelle）的人看起来希望不大。克里斯顿·思朋斯说自己有时候像一个技术异教徒，有时候就是一个女巫，她喜欢把《连线》的员工视为一个由互相支持的怪物和不守规矩的人组成的团队。在她看来，巴特尔根本不合适。这人是伯克利加州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曾在电脑业最受尊敬的商业杂志MacWeek工作。他的形象让克里斯顿想起长大的吉姆·欧尔森（Jim Olson）——超人漫画中那个热情的报馆送稿生。但当路易斯和凯文见到这人时，却相互对视，高兴极了。他们认为，这家伙会像狂人一样工作。
路易斯和简第一次有了职业团队。路易斯是总编辑和出版人。简本是总裁，现在又担任广告总监。约翰和巴巴拉的名字列在一起，担任创意总监。凯文是执行主编，约翰·巴特尔是常务主编，尤金·莫希尔负责生产，维尔和克里斯顿打理杂务，比如写一些小故事、管理数据库、拆信、买家具，还有其他和出版杂志有关的大事小事，尽管这杂志可能只有一期。
10月的一天，通过斯图尔特·布兰德一个朋友的介绍，路易斯找到了斯特林·柏约的银行家。和海湾地区其他创业公司相比，斯特林·柏约无足轻重，但它有一点独特的价值：它至少意识到西海岸的网络，而且和这个网络有松散的联系。星期五那天，简和路易斯来到该公司位于撒特大街（Sutter Street）的办公室，他们坐在安德鲁·安可和比尔·杰西（Bill Jesse）的对面。比尔是首席合伙人之一。那张定制的会议桌非常宽大，路易斯惊讶地发现，他们和对方的距离实在过于遥远。杰西有另外的安排，在会谈进行到三分之二时，他起身告辞。安德鲁·安可很礼貌地留下来，听得也很认真。
安德鲁给简的第一感觉是他实在太年青了。简的第二感觉，是他应该过来为《连线》工作。和其他见过路易斯的投资人不同，安德鲁明白他们要做什么。他甚至在业余时间编写过一些程序。安德鲁在斯特林·柏约公司对这个计划说了很多好话。比尔·杰西也同意，《连线》这个项目很有意思，但这笔单子太小。“你们只需要100万美元？”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杰西对简说。他相信，他可以凭个人关系筹集这个数目的资金，斯特林·柏约也提出，将在年底之前进行杰西称之为“朋友和邻居”的一轮融资。杂志要盈利，恐怕得四年或五年以后，这样算来100万美元是远远不够的。不过，100万可以让他们安然渡过今年，一旦这个概念被接受，他们可以开展第二轮融资。斯特林·柏约认可了这个计划。看来他们终于找到一个看好他们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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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着迷（4）
工作的极度兴奋与公司所处的边缘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反差在冬天达到极至。他们故意向《圣荷西水星报》（San Jose Mercury）泄漏了一点风声，说有人正在南方公园的阁楼里泡制一份新的技术类月刊。这个风声引来一大堆媒体跟踪采访。CNN派了一队摄影师过来，他们的故事被扑捉下来，灌制成新闻节目，在洲际航班上播放，这种环境下乘客们不得不看。片子展示了一个古怪场景里一群不修边幅的人。约翰·巴特尔出现时，系一条白色丝织大手帕，上面有一些日文符号。路易斯为每个员工买了一条，让他们有一种集体归属感。约翰·普朗奇特在节目中出现时，正躺在办公室地板的垫子上昏睡。尽管他早就发誓，在对待公司事情时，要以事不关己的态度漠然处之，但他显然动了感情，并感到痛苦。他觉得，办公室里只有他和巴巴拉才是真正的专业人员，这让他们背上沉重的责任感。但另一方面，路易斯和简仍然把持着所有控制权。“我最担心的恶梦变成了现实，”后来约翰说，“我成了他们的奴隶。”
太平洋上不寻常的寒流带来好几周的坏天气。狂风猛烈地吹着办公室的窗户，第二大街的《连线》杂志社异常阴冷，大街上大雨瓢泼。约翰·普朗奇特发现，简和路易斯有一个不错的小型个人暖气机，就在他们的桌子边。他妒忌地看着他们，创意总监的桌子边竟然没有暖气机。
从分工来讲，《连线》主要内容目录，由路易斯和凯文共同提出。凯文有一大箱子想法，那是他在《全球评论》时积攒出来的。但路易斯把其中大部分都否决了。它们太老了。“就像是几个月以前的东西！”他说。
“那又怎样？”凯文反击道。他总喜欢把自己的报纸累得老高，几个礼拜以后再翻出来阅读，这样可以自动过滤掉无足轻重的报道，有些事情如泡沫般破灭或者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共同进化季刊》编订过一个精华本，其硬皮封面上有一个副标题：仍是新闻的新闻。
路易斯否定了凯文在报道方面提出的更多想法。他想让《连线》就像是刚刚出炉的，几分钟前才出生。
他们不厌其烦地争论。“如果几个月前一件事情很有意思，那么它现在多半也很有趣。”凯文争辩说。他喜欢那些被主流媒体忽视的消息，他认为人们不可能对这些东西感到厌倦，因为他们从来都没听过这些新闻。那些刚出现几分钟的事情又有什么意思？比如大部分媒体的小趋势事件，读者对他们的兴趣也就那几分钟，此后就寿终正寝了。
最终，关于杂志就像刚出炉几分钟的想法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清晰也更新颖的概念。有一天，路易斯仍在争论，想努力解释他眼中的杂志是个什么样子，他提出《连线》就是从未来投递到现在的一条讯息。凯文茅塞顿开。“《连线》将成为一个反向时间飞船，”他后来如此解释。“它穿越时间，从未来驶向现在，停在人们的脚边，人们会把目光聚集到这个飞行器上，心中充满疑问，一种强烈的冲动让他们把飞船捡起来。他们会感到困惑、着迷、心潮翻滚、被催眠。”
凯文记得，赛博朋克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 曾经这样评价说，“未来其实已经在这儿——只不过它的分布不那么均匀罢了。”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号，就像是为《连线》度身定做的。他认为自己知道去哪儿寻找那“喷薄而出的未来”（他们后来就用到这个词汇）。不用多久《连线》就要派记者去印度，看看独立的乡村工程师如何建起盗版的卫星电视网络；他们要派记者去新加坡，分析当地的高科技威权主义，派人去华盛顿的雷德蒙（Redmond），在那里和微软的百万富翁们一起住上几个礼拜，那些富翁竟然睡在他们共用房间的垫子上。不过，在开始那段时间，这些遥远的外派任务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那个秋天他们做的专题报道仍然非常朴实。这些文章包括一个关于好莱坞某数码特效工作室的素描；一篇关于疯狂的日本电脑游戏迷的书摘；还有军队使用高科技模拟手段的一篇文章；一份对多个电子图书馆高级项目的调查；一篇揭示如何窃听移动电话的趣文；一篇要求废除所有公共学校、用电脑导向的教育公司取而代之的低质量檄文；一篇斯图尔特·布兰德对卡米尔·帕戈里亚（Camille Paglia，一个在媒体曝光过度的学界好事者）的访谈。这个单子完全无法反映第一期出版时的激动景象。那份激动和（狭义的）新闻质量几乎没有关系，但显然，只要稍微看看约翰·普朗奇特屏幕上的页面或几个片段，谁都会激动万分。
杂志的美术设计比任何特写文章都更能展现《连线》的风格。杂志的每一页都经过普朗奇特的细致设计。仔细留意的话，你会发现，甚至字母的形状都有许多变化。这片文字是以古典字体出现，行距经过精心调整，显得冷静清新；下一片文字则是无衬线的瘦字体；另一片又有副本沿着正文侧面推进，所以你必须将杂志折过90度才能阅读。《连线》比一般杂志要宽一些，它几乎是方形的。但最重要的特点，是普朗奇特知道怎么调配出不同寻常的色彩。
◇欢◇迎访◇问◇BOOK。◇
第26节：着迷（5）
在担任一家公司的美术设计时，普朗奇特已经观察到色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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