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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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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书吧。
第16节：朝圣（5）
初冬时节，他和简开始通过电子邮件暗地里联系，双方的距离迅速缩短。让约翰·佩里·巴洛难受的是，他所珍视的这些邮件，恐怕是在离路易斯几步距离的地方写的。两人的关系很快发展到火热状态，最后，他们一起在热带厮守了五个夜晚，在一轮圆月之下。
“在数字空间里缺少一种情感惯性。”巴洛后来说。这算是他对这段经历的一个解释。而简最后也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正在失去某种宝贵的东西，或者已经失去。
他们忐忑不安地回来了。巴洛给路易斯写了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夸张的言词充满悔悟之情。信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为什么路易斯应该尽力压制怒火。巴洛暗示说，路易斯正在追求一个神圣目标，制造敌人实在得不偿失。“我想你一定希望我从星系的这个部分突然消失，而且拼命地想象我已经消失，”巴洛写道。他继续说：
但是，除非你把《连线》彻头彻尾地重新定义，否则，只要你沿着过去的节奏走一圈，你要么就会遇到我，要么就会碰到我留下的痕迹。要找一个和我不一样、又能跳好当前流行舞步的数字化梦想家，恐怕不那么容易。你想想，如果每次相遇，我们都要重新努力，学着怎么配合加伏特舞步，那将是多么糟糕的情形。
巴洛承认，在他了解的一些社群里，暴力往往是惟一的反应，不过他迫切希望路易斯把目光放在他的目标上，不要因为愤怒或痛苦而有所动摇：
除了最近这些事，把我当成朋友而非对手，你会安心得多。我真的希望（我自己依然这么认为）是你的朋友。
而且，嫉恨往往最终变成一种自我伤害。
这是他们关系的最低点。简和路易斯一直待在一起。《连线》杂志是他们那强烈情感的惟一出口，回荷兰是不可能的。他们从艾卡特·翁增那里拿钱，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工作，《电词》经历已经断绝他们的退路。
幸运的是，他们陷身其中的城市却有着从悲伤走向成功的传奇历史。旧金山人依旧会带着崇敬和惊叹的口吻说出“淘金潮”这个短语。其实，一个典型的“1849淘金者”（forty…niner）的命运是这样的：绕过南美合恩角，历经痢疾病痛，躲过人群挤压导致的精神崩溃，最终到达美洲；拖着虚弱的身体向山区进发；找不到黄金，死于饥饿，或者被自己的朋友杀害。140年后，发现巨大矿藏的美梦依旧在这里盘旋，尤其是成百上千的技术创业者，他们在南方公园周围共用办公室，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尊称为新的“1849淘金者”。其实，这些人的条件比前辈好得多。前辈追寻的与其说是成功，不如说是生存。当路易斯和简从兰迪那里免费获得办公室时，他们面对的风险，并不是饥饿和死亡。尽管有枪击，但也没打中。他们所担心的，是被悄无声息地溶进现代旧金山的社会氛围里——被浪费的个人潜能、粗俗的流言，还有不切实际的政治。认识路易斯的人都认为，他有可能以这种方式失败。但路易斯没有，他融入了南方公园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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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反馈（1）
第四章 反馈
反馈的典型过程是，放大器让较小的声音循环，直到它变成巨大的咆哮声。《连线》的目标就是成为这样的放大器……让路易斯和简惊讶的是，（样刊）翻到最后，尼葛罗庞帝坦率地问他们需要多少钱，他可以投多少钱。
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晚上，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耶路撒冷圣墓纪念堂的门口睡着了。天气非常冷，他的衣服也很单薄，自然不想在那里过夜。不过当他返回青年旅馆时已经过了熄灯睡觉的晚钟，老板把他锁在门外。凯文在老城里一直遛达，直到几乎提不起脚，才在纪念堂的门口坐下来。清晨太阳的照射以及周围的喧哗声把他弄醒，他也加入朝圣的队伍走向坟墓，据说耶稣的尸体就埋葬在这里。凯文就这么跟着人群走，也不知道其他人在干什么。作为一名摄影记者，他已经养成了在弄清真相之前一直跟踪的习惯。
27岁的凯文喜欢思考，有点模糊的宗教信仰，他已经周游世界，尽管身上没带什么钱。和路易斯差不多，他会被人误认为一个嬉皮士，不过他懒散随意，似乎缺少某种宏大理想，而且他也不嗑药。为了拍到好照片，为了满足好奇心，凯文可以容忍任何事情，只要不伤害别人。他非常平和。但有一件事是凯文不曾预见的：当他坐下来倾听复活节的讲话时，他慢慢意识到，耶稣复活确有其事，他可以寻求耶稣的救助。
凯文在温暖的阳光中休息，周围都是陌生人。既然皈依了宗教，他特想知道自己下面应该做什么。一个声音告诉他，他应该为6个月后的死亡做准备。这声音不是来自耳朵，而是一种直达大脑的讯息。
凯文回到新泽西见了父母。他没有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任何人，而是平静地采取行动。他把自己所有的身外之物一一剥除。他卖掉了摄影器材，把微薄的存款当作匿名礼物送人。几个月后，他开始周游美国，在爱达荷州和阿肯色州见了兄弟们最后一面。他的旅游工具是自行车，沿途在野营地或草坪上睡觉。每天写一首俳句诗，画一幅素描。自行车链条掉了，他会自己接上，把满是油污的手放在纸上摁一个手印。在科罗拉多州阿拉摩萨（Alamosa）的一个商店兼酒吧里，他在留言砖块上画画。那间酒吧的标志是三行自然俳句：
墨西哥咖啡
无衣无鞋无服务
冰冷啤酒待客
凯文回到新泽西州时正是万圣节晚上。他的六个月已经走到尽头。整个夏天和秋天，他一直提醒自己“我很快就要死了”，这样就打消了变得成熟一点、找个人结婚或者学一门专业等不必要的白日梦。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把自己和未来完全切断。这让他获得了短暂的快乐，但也更加悲伤。在活着的最后一个夜晚，他睡得很早。第二天醒来，凯文突然心怀感激，这种心情将在心中持续数十年。当然，没有死去应该谢天谢地，但他还获得了另一个礼物：他的未来失而复得。他又可以自由地和朋友们安排聚会、制定阅读计划然后去买书、想一想自己最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此后许多年，凯文一直拥有这种独特乐趣：在仔细思考生命的失去之后又重新赢得生命。在他看来，未来具有某种特殊价值，它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尽管是一名基督徒，但凯文并非一个狭隘的原教旨主义者，他通过广泛的研究丰富了自己的视野。他曾在佐治亚大学担任科技电影制作人，这段校园生活让他有机会接触最新的计算机网络。他为《新世纪》（New Age）杂志撰写旅游文章，还创办了一本专注于休闲步行的杂志。在跨越国界的自行车朝圣之旅中，他写下许多诗句，其中一些发表在《共同进化季刊》（CoEvolution Quarterly）电子杂志上。这本杂志的创始人叫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当他决定将杂志改名为《全球评论》（Whole Earth Review）并重新发行时，他说服凯文移居西部，成为杂志的一名编辑。
《全球评论》办公室的外面铺着棕色鹅卵石，这房子隐身在马林郡靠近海湾的一条街上，街名是“第五门大路”（Gate Five Road）。在那个年代的北加利福尼亚州，真正的权力中心似乎喜欢隐身于视野之外。该地区的最高建筑是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塔楼和Transamerica的金字塔，它们代表着上一代人对权力和财富的憧憬。尽管旧金山的官员仍然把那里称作通往太平洋沿岸的门户，但这个城市的主要产业却是旅游。在上一个繁荣期鼓吹经济要低速增长的人们，提出了限制新办公楼高度的议案。他们获得了成功，但许多房子根本没有达到上限，因为房地产实在没什么利润。与此同时，一些著名的科技公司却在悄悄地创造奇迹。一些大块头，比如位于帕勒阿尔托的惠普、位于库珀蒂诺的苹果，都有他们自己的公司大院。小一点的企业、投资公司、咨询机构、科研实验室，只要你有地址、向导和地图，也可以找到。比如在圣克拉拉市的某个死胡同尽头、在马林郡码头沿岸、或者半岛堤岸那高高的草坪后面，或者“沙丘”和佩基·米尔路。
如果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导游带你参观“远见研究所”（Foresight Institute）——纳米专家埃里克·德雷克斯勒（Eric Drexler）在那里构想如何在单分子上制造晶体管，或者走访凯文工作的“第五门大路”，你会发现，这些企业的过去和现在存在多大的差别。自从25年前微型计算机发明以来，当地的富豪培育了不少非营利机构，这些机构刺激了新商业，新商业又招募工程师，工程师又资助新企业。伴随这一过程，程序员和为新技术摇旗呐喊的人，把大公司变成小公司，又让小公司逐渐长大，就这么循环轮回。所有这些，在当地搭建起一个精致的网络，为相互滋养和支持提供铺垫。路易斯和他以阿姆斯特丹为基地的杂志，其实也是这个网络的一部分，但路易斯并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个网络。迈克尔·沃尔夫向他描述的那种纽约权力层级，在这里是看不到的。
在《电词》的最后一些日子里，路易斯曾去海湾地区做调查采访，在那次旅途中他第一次见到凯文·凯利。凯文坐在书山和纸堆中，各种书籍从地上垒到肩膀那么高。他乐呵呵地告诉路易斯，如果他想成功，就必须搬到旧金山去。但路易斯当时认为，这个建议实在有点不计后果。搬到旧金山，那又能怎样？
一年之后，他和简飞跃大洋，眼巴巴地指望兰迪的天使投资人会找到他们，但却一次又一次失望。简疯狂地打电话，向200多个机构推销这本杂志，但每次都是失败。对路易斯这样一个垂直下坠的人来说，凯文的建议如果不是自鸣得意，至少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尤其是凯文坐在《全球评论》办公室那拥挤但却舒适的椅子上提出这个建议，附近是“新世纪人”的小艇、退休的外科医生的帆船，还有按点出发的爱斯基摩皮船。
虫工木桥◇BOOK。◇欢◇迎访◇问◇
第18节：反馈（2）
但凯文的建议也是正确的。旧金山的反正统文化、经济繁荣和萧条的轮回，再加上圣克拉拉谷的计算机天才，以及看不见的资本储备，已经创造出许多新的文化资源，而这些资源当时尚未有人开发出来。所有原材料都在那里，惟一欠缺的就是将之召唤出来的一声呐喊。当最后一笔钱花光时，路易斯在一种互相矛盾的恐惧中失魂落魄：一方面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想法；另一方面他认为肯定有人捷足先登，完成他的梦想。
其实，事情不那么简单。很多人也在同样的领域里努力，但收效甚微。比如，凯文·凯利已经编纂了一本不可思议的杂烩目录，这个推崇自己动手的小册子叫《信号》（Signal），里面介绍了新技术革命的每一侧面。《信号》涵概了黑客手册、电脑公告牌系统、文字处理软件、各种备选机器人、拷贝机器和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赛博朋克（cyberpunk）小说。《信号》甚至还提到路易斯的《电词》，称之为“一本有震撼力的期刊”。
《信号》是由一个非营利机构——要点基金会（Point Foundation）出版的。该基金会是斯图尔特·布兰德用他1968年的畅销书《全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的版税建立的。60年代，布兰德也是肯·凯西（Ken Kesey）的“快乐的搞笑者”（Merry Prankster）＇ 凯西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反正统文化的象征、《飞跃疯人院》原著小说的作者。凯西在60年代和一伙朋友组成“快乐的搞笑者”。他们驾着漆成五颜六色的巴士、游遍全美表演他们名为“迷幻实验”的多媒体演出，其中结合了摇滚乐、影像、迷幻灯光、漆成萤光的布景、旅游途中拍摄的电影以及朗诵等。凯西被人们视为60年代的嬉皮老祖，对整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音乐等影响相当大。
＇之一。他也曾在恶作剧者那著名的迷幻巴士上周游全国，举办大型集会，与大伙一道向大众推广LSD迷幻药。就在发起凯文正在编辑的这本杂志的同时，布兰德还参与创建了一个兴趣广泛的在线网络，那是最早一批有重要地位的网络之一，名叫The WELL——全球电子链接（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的缩写（连该网的成员都承认这个缩写极为蹩脚）。尽管布兰德操作的许多项目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理念却过于先锋，而且是以非营利方式操作的。因此，《信号》对路易斯造成的威胁，并不在于其创办者可能拥有和路易斯一样的观念，而在于他们免费传播了这么多资源和素材，任何留心观察的企业家都可以拿来使用。
另一个对手的威胁显然更大。在伯克利山区有一幢体积庞大、看似摇摇欲坠的大厦，一本关注技术和文化的铜版纸杂志在那里聚集了一批编辑、黑客、设计师和食客，尽管其成员走马灯似的变换，但其指挥权一直在一位独立出版人奎因·穆（Queen Mu）的手里。这人的教名是艾莉森·肯尼迪（Allison Kennedy）。1989年秋天，奎因·穆将《现实黑客》（Reality Hackers）杂志重新改造，并命名为Mondo 2000。在专注程度和思考深度上，穆的杂志远远超过路易斯的《电词》。Mondo第一期杂志就有采访理查德·斯多尔曼（Richard Stallman）的特写，斯多尔曼是著名黑客，曾创建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这一期还采访了科幻小说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和鲁迪·罗克（Rudy Rucker），另有泰伦斯·麦肯纳（Terrance McKenna）的一篇评论《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文字》（The letters of Marshall McLuhan）、第一批微型计算机发明者李·费尔森斯坦因（Lee Felsenstein）的嘻笑怒骂文章。费尔森斯坦因曾经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几本和枪械杂志一样感觉的个人电脑杂志？”这些都是路易斯极想报道的人物，但他们却如此整齐地汇聚到另一个人的旗下。在路易斯搬到旧金山之前，甚至凯文·凯利都在为Mondo写稿。路易斯曾经的合作伙伴兰迪·斯迪克罗德，也是Mondo杂志主要的广告顾问和推销人。
奇怪的是，除了表面的成功，Mondo其实让人觉得很陌生。或者说，它可能太近了，过于忠实地记录了海湾地区的技术天才和愚蠢个性的混和体。Mondo的领袖和灵魂是蒂莫西·利尔里（Timothy Leary），前哈佛心理学教授，他曾提出一个口号“对准频率、开启大脑、从社会隐退（Tune In； Turn On； Drop Out）”。在后来的一项工作中，他提出了取代前者的新口号：S。M。I2。L。E。，即空间移动（Space Migration）、智力增加（Intelligence Increase）、生命延长（Life Extension）的缩写。杂志的典型文章会这样宣称：“好消息！研究者又找到了一些麻醉受体。”在“快乐的搞笑者”那个时代，大麻滋养着全国范围的运动。但如今这一套没用了。Mondo在今天没能产生共鸣。它能够娱乐读者，却不能影响他们。每个看过这杂志的人都挺兴奋，但效果也仅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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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反馈（3）
路易斯警惕地观察Mondo杂志的一举一动，但它的存在其实也是一个良好的信号。各种新机会即便尚未成熟，仍然吸引着当地人的注意。有个非常出名的商业编辑叫福雷德·戴维斯（Fred Davis），他定期组织一些聚会，召集各种人参加，有作家、艺术家、美术编辑和程序员。不同职业人群的聚会后来成了常规，但在当时还是很奇怪的。有天晚上，在福雷德·戴维斯的屋子里，简和路易斯碰见一个身材瘦长、穿皮衣的年轻人，他叫尤金·莫希尔（Eugene Mosier），他在MacWeek杂志的制作部工作。尤金性格有些阴郁，看似不会轻易被什么东西打动，但当他听完简和路易斯的想法后，他问：“我可以为你们的计划做些什么？”“我们还没有预算资金可以给你提供报酬。”简告诉他。
“这不是我要的答案。”尤金说。
简当时不知道怎么回应他的好意。尤金显然并不富裕。不过路易斯明白了他的意思。要让杂志从复印店走得更远，路易斯显然没有那么多钱，但他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其实美国的一些业余出版人早就这么干了）：他们设法在下班时间利用某些办公室里的设备。在近期的一次展销会上，路易斯见到佳能公司出品的一种新型影印机，可以把数字文档直接打印成高质量的彩色印刷品。通过佳能的一名销售代表，路易斯知道，伯克利有一个复印店最近买了这样一台机器。但他们不知道怎么使用。路易斯把尤金叫过来，他可是数码制作方面的专家啊。店老板让他们在夜里使用这台机器，交换条件是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还有每页5美元的印刷价格。1991年10月和11月，路易斯终于出品了他的第一期《连线》。
他将之称为“第零期”。杂志看起来似乎是从一台昂贵的、多彩印刷机上印出来的，但其实却是不可思议的佳能机器的产品。杂志开头是三个跨页广告——苹果、索尼和Infinity。接着是连续不间断八个页面的数码拼贴。图片包括，电视屏幕墙前的年青人和他的父亲、一个机器人家族，一个计算机模拟的地球。下面是一系列文笔不错的故事，展现了这本杂志未来的报道范围：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的人物特写、来自硅谷最有名的科研实验室的报道、前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德森（Eliot Richardson）呼吁对一名美国计算机记者的可疑死亡进行调查。后面一些更短的文章，汇合了科技前瞻、旅游秘笈和书评。封面是一个黑白拼贴画，一个人从非常高的地方垂直坠落，他下面的城市街道像网络一样清晰。这张超现实风格画面的顶端是红色的大写字母：WIRED（连线）。
没有哪篇文章或图片是原创作品，也没有一个广告是真的。它们都是从各种各样的出版物上抄来的，原作或多或少地涉及路易斯和简试图讲述的故事。这些出版物包括《华尔街日报》、《科幻周刊》、《科学美国人》、《户外》、《MacWeek》、《微型时代》（Microtimes）、海湾地区电脑新潮、纽约时报、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自然、商业周刊、细节（Details）。不过，借来的文章似乎比它们在原报章出现时显得更醒目和更大胆。当这些文章被绑到一起出现时，它们辐射出一种狂热的自信，好像被统一在某种对剧变的向往之中。文章出自主流媒体，这一事实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效果。在致谢页的刊物说明中，路易斯认定，自己正在记录的革命其实已经被许多媒体提及，但只有这本杂志为革命提供了一个展示全景的平台。
简也动用她想到的一切办法，取得了其他工具。当然，她的大部分方法，是守在电话旁苦苦哀求。有了捐赠的显示器、捐赠的扫描仪、捐赠的硬盘，他们就可以做些事情了。尽管是一本地地道道的电脑杂志，但它的确展现了李·费尔森斯坦因对Mondo 2000的要求：一本有枪械杂志感觉的电脑杂志。他们用最后的一点现金买了一张去阿姆斯特丹的机票，这样就可以把自己的成果展现给艾卡特·翁增了。
“我们没有2000本，”路易斯告诉翁增，其实他们只有一本。路易斯和简保证完成协议规定的任务，只要艾卡特给他们预付更多的资金。这个生意人一页一页地翻着杂志，然后透过他那染色的眼镜盯着他们，最后答应执行死缓，给予45000荷兰盾，这可以让他们继续存活六个月。
那年冬天，路易斯和简很好地掩饰了他俩的窘境。他们住在一间大房子里，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一笔钱，大家都在瞎猜。在Mondo 2000杂志那靠近山区的堡垒里，在大厦主壁炉前一个巨大的台子周围，艾莉森·肯尼迪主持了一次战略会议。她告诉她的员工，一个和CIA（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毒品贩子给简和路易斯提供了资金，这是针对她那本非法出版物的一股敌对力量。这个猜测尽管有趣，但没人相信。大部分人认为，简的家人给了他们一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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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反馈（4）
穆的手里有一本实实在在的杂志，而路易斯没有。不管怎样，在争夺当地力量、争夺资源和支持方面，《连线》逐渐取得了一定进展。喜欢将革命语言和商业术语混和使用的路易斯，还曾提到“支架和头脑共同体”（cadre and mind…share）。就此而言，《连线》也有所斩获。他们联系到电子边疆基金会的米奇·卡泊，斯坦福研究所的未来学家保罗·萨佛（Paul Saffo），虚拟现实先锋贾荣·拉尼尔（Jaron Lanier）。他们就在这些相互连接的圈子里绕来绕去，用艾卡特的钱寻找最恰当的模式、最合适的人员或催化剂。
到当时为止，只有一个人曾经把无可辩驳的趋势转化为一个成功的商业项目，这人就是理查德·索尔·乌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他采取的方法与路易斯和简的方式大相径庭。
乌尔曼是一名设计师，在建筑学方面受过专业训练。他在加州蒙特里市（Monterey）创办了一个大会，取名TED，代表技术（Technology）、娱乐（Entertainment）和设计（Design）。路易斯和简的目标，是把数码先锋的定义扩展到更大人群，包括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乌尔曼恰恰相反，他创办TED的意图，是将其压缩为一个小圈子，然后收取高额入场费。他接纳大约700名会员，每张门票的价格是1000美元。第三届TED大会计划于1992年2月召开。
简和路易斯咬了咬牙，出钱买了门票。当然，他们不可能花这么多钱。死乞白赖地要求打个折，简还是可以办到的。乌尔曼是一个善于交际、仪表堂堂的人物，有个近乎圆形的侧影，他那迷人的、近乎滑稽的张扬性格，让人觉得要跟他争辩肯定是徒劳的，事实的确如此。“你不认识我，但你欠我。”这就是他要求别人帮忙的一种说话方式。
约翰·普朗奇特和巴巴拉·库尔被上一次TED大会挡在了门外，因为他们订票时间太晚了。这一次他们提前一年就开始登记了。在大会某一议程的开头，约翰坐在观众席一个阴暗的席位上，瞥见简和路易斯从一张侧门走了进来。
“噢，妈的。”普朗奇特说，“他们也在这儿。”约翰和巴巴拉在纽约过的周末，此后他们一直非常谨慎地防着路易斯和简。因此在大会的余下时间里，约翰尽量避免碰到他们，只要他看到简或路易斯，他就挪到大厅的另一边。最后他对这种小孩子游戏感到厌倦，就撇开不佳情绪，给路易斯打了声招呼。路易斯给他看了看杂志样本，并告诉他一个有趣但并不完全可信的消息：只要他们发话，强大的尼科拉斯·尼葛罗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随时可以成为他们的支持者。
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媒体和技术并从中挖掘商机，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尼葛罗庞帝更在行的人了。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早在1968年，尼葛罗庞帝就曾出版一本奠基性的著作《结构机器》（The Architecture Machine），他在书中勾画了一个计算机和人类密切合作的未来。那时候只有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桌子上才有电脑终端。而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路易斯想为普通读者提供一份月刊，记录尼葛罗庞帝60年代提出的那个宽泛概念的最新进展。在会议的某个间歇，尼葛罗庞帝让路易斯和简坐到他身边，让他们展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他拿着样刊，一页一页地仔细阅读。让路易斯和简惊讶的是，翻到最后尼葛罗庞帝坦率地问他们需要多少钱，他可以投多少钱。
尼葛罗庞帝只有75000美元，他要求获得《连线》杂志10％的股权。这笔钱不算多，却要交换如此比例的一份股权。于是，他们要求尼葛罗庞帝给杂志写专栏，写一年时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他们相信，尼葛罗庞帝的青睐会有奇妙的传染性。
这想法很有道理。第一个被传染的就是普朗奇特。对约翰来说，路易斯对未来的自信本就很有感染力，起初他在濒临破产时重新启动，找到约翰做帮手时，感染力就很强。一旦有了同盟，路易斯的魅力更加难以抗拒。约翰已经开始梦想《连线》将来的面貌了。70年代当迷幻艺术的影响力达到最高点时，约翰还是洛杉矶的一名学生。贾米·欧哲斯（Jamie Odgers），他的领袖魅力导师，让他看到，流行影像的拼贴可以达到什么效果。而现在，将真实图像和人工制作的图片、将照片和插图混和到一起，不再需要剪刀、钢笔和涂料那种煞费苦心的工作，一切都可以在电脑屏幕上完成。只要操作得当，《连线》会让人回想起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同时这本杂志也会对未来的设计风格提出自己的宏大主张。
就在约翰浮想联翩的时候，尼葛罗庞帝的支持为他们带了与软件创业者查理·杰克逊（Charlie Jackson）的合作协议。杰克逊同意成为《连线》杂志的第二个天使投资人，他投入15万美元，获得10％的股份。路易斯和简的银行账户现在差不多有25万美元了。他们聘用了第一个员工维尔·克雷斯（Will Kreth），他曾经为苹果公司的多媒体实验室工作。维尔从4月份开始工作，一直没有薪水。直到6月，他才拿到100美元周薪的工资。他的朋友克里斯顿·思朋斯（Kristen Spence）曾是苹果公司的一名接待员，也跟着加入了《连线》。思朋斯对女性主义和魔术很感兴趣，她告诉路易斯，人们应该把技术工具从黑暗势力的手中夺过来，她希望对此作出贡献。在和简讨价还价之后，她得到了一星期200美元的工资。不过，她提供了自己的电脑。四人从兰迪·斯迪克罗德办公室的那个角落搬了出来，搬到第二大街一栋大楼的顶层。在把上一家公司留下的堆积如山的垃圾清理干净后，他们才可以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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