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梅花醉如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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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骑兵对我们点头微笑。虽然在那个时候，我们家的经济就要出现很大的转变，但我对此浑然不觉。
　　住在漆咸道南的最初期间，我们家的生活还是比较富足的。当时父亲虽然长期没有工作，但是依靠从天津带来的巨额财宝，我们并不像许多南来的移民一般缺衣少食。当时与我们家为邻居住的是电影明星萧芳芳一家，住在我们家楼上的则是粤剧名伶芳艳芬和杨景煌医生一家，都是很有身份的人。记得我上小学之后，还养了一条小狗，每天上学，我都会惦记着它，常常无心听课。放学后，我总是一溜烟地往家里跑，以便早一点带它出去遛达。那时邻居小朋友也有养小狗的，大家的狗碰到一块，就玩耍在一起。我想“小少爷”的生活，就是这种样子的吧。
　　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必须经常路过一个绿草茵茵的街边花园。有一天，我见到几只蝴蝶在翩翩起舞，它们那五彩斑斓的颜色、轻盈美丽的姿态深深地吸引了我——好可爱的蝴蝶呀！我痴痴地盯着它们，欣赏良久，才留恋不舍地离去。可是走了一段路之后，我对那蝴蝶的美丽依然无法忘怀，便又折返原地，从书包中取出书本，屏着呼吸，对着其中的一只拍打了过去。被打中的蝴蝶戛然中止了飞舞，从空中跌跌宕宕地坠了下来。我喜悦地把它拾起，然后小心翼翼地夹进教科书里。上课时，老师发现了我的这个小秘密。她对我“残忍”地把一只小昆虫打死然后把它夹在书中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说我是一个没有教养的“野孩子”。但是我对老师的批评并不服气，我当时并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么“残忍”，我只是“自私”地将我所发现的美丽用独特的方式保存下来罢了。我现在当然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在那时并没有谁告诉过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存”美丽呀！
　　由于年纪相差很大的缘故，小时候我和前面几位哥哥姐姐关系并不密切。大哥企祥在天津时期就到美国留学去了，我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二哥敬羲、四姐德贞、五哥载宝在我很小的时候，也分别到台湾、日本和加拿大读书去了，因此接触机会也不多。和我玩得最多的，当然是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载华。我们俩不仅是经常的玩伴，还是做“生意”的拍档。我们小时候，老是想出各种办法来赚钱，以便买玩具与零食。比方说，工业发展展览会举办期间，有传道人士在会场附近派传单，我们看到很多人接过就随地一扔，那传单尚未物尽其用。我们兄弟俩就向主办方说，我们帮你们把地上的传单拾回来，一百张一毛，如何？对方说：行，但要干净的。于是我们便到处去拾，结果一天可以挣好几毛。又比如，当时弹玻璃球是很流行的游戏。小伙伴们把若干个玻璃球放在一个事先画好的圈里，然后在一定的距离内用一颗玻璃球朝圆圈击过去，被击出的玻璃球就属于自己的。我和弟弟故意唱双簧，他把玻璃球输光后，就向我买；别的小朋友看见他这么做，也跟着向我买。结果我每每能赚一点钱。“生意”好的那天，居然赚了一元多。等到别的小朋友走了之后，我们兄弟俩就开心地“分红”。从这些趣事可以看出，我从小就有经营的天分。我和弟弟还常常到街边、海滩和公园等有趣的地方嬉游，例如玩扛着木棍当“枪”的“野战兵团”。

快乐的时光（2）
有一天，弟弟欺负一个外国小男孩，结果小男孩哭哭啼啼地回去，把自己的哥哥叫来，找他算账。那外国少年来了，二话不说，便出手打他。弟弟大声叫我：“哥哥，赶紧一起上呀！”我看见那个外国少年个子比我强壮，便犹豫不前。于是换了一种方式，上前对那外国少年赔不是。那外国少年看了我一眼，就把弟弟放了。弟弟很纳闷地问：“哥哥，你为什么不上呢？”我理直气壮地说：“他把你放开了，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一定要打呢？”后来回想起此事，如果当年真的开打，感觉可能会更铭心刻骨。当时我只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没有更多地考虑弟弟的感受。
　　与我和弟弟载华玩得较多的哥哥是六哥载熙与七哥载和。他们都比我和弟弟大好几岁，因此是不怎么喜欢我们两个“跟屁虫”一天到晚跟在他们后头的，之所以有时还肯带我们出去玩，是因为在游玩时可以任意使唤我们。而我们并不在乎被使唤，只要能和他们呆在一起，我们便高兴。我们玩得最多的游戏是放风筝。当时在油麻地和尖沙咀一带，有多个“风筝党”，每每到放学或周末，他们便成群结队地到公园的草坪上，或是在大厦的天台上，放飞风筝。当时的风筝，最火的一种叫“大马拉”。我们也加入了“风筝党”的行列。当时我和弟弟的年龄都很小，不懂得放，只晓得与哥哥们混在一起，充当“助放”的角色。通常，我们在天台的一边高举着风筝，等待站在远处的哥哥下口令，听到哥哥喊“一、二、三”，便立刻松手，哥哥则牵着风筝线一收一放的，风筝便迎着风，在我们的雀跃声中升了起来。当时放风筝，要用一种经过特别药水加固的鱼丝。这种鱼丝很贵，两港元才能买一百码。我的两位哥哥买不起，便起了贪念，发明了一种叫作“飞铊”的玩意儿，利用它，可以把别人在飞的风筝线缠住沉下来，然后把线绞断。他俩常常出此损招，把别人的风筝绞下来，然后据为己有。有一次，我的哥哥们把人家的风筝线绞断了，对方正好在不远的楼顶上，见破坏者是我们，就冲过来与我们理论。哥哥们舍不得把已弄到手的风筝丟掉，便把风筝的线头系在天台的竹竿上。他们过来后质问我们：“你们为什么绞我们的线？”见我的两位哥哥都不吱声，他们便走过来质问我和弟弟。我们两人吓得脸都青了，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两位哥哥见状，便过来调解，故意质问我们：“是呀，你们俩为什么要绞人家的风筝？”我们百辞莫辨，都急哭了。两位哥哥便对来者说：“好了，我们替他们向你们道歉吧！”对方瞪了我们一眼，悻悻地走了。我们都觉得很委屈，因为肇事者是哥哥，可我们却当了他们的替罪羊。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活动是钓鱼。从事这项活动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到离家不远的海边钓。那时九龙还没有大规模填海，尖东一带就是海了。第二个阶段是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那是与我二哥、六哥还有弟弟一起到赤柱去，租上一条小船，到近海钓。那时海里的鱼虾很多，不需使用太复杂的钓鱼工具，只要在钓勾上挂上鱼饵，并在鱼丝上系上一块铅条，扔到海里面，就会有鱼上钩。租船出海的经历在我的印象中特别深刻，因为这种钓法常常可以钓到大鱼。
　　在记忆中，我的童年是过得蛮开心的。虽然家境贫穷，穿的是旧衣破裤，吃的是粗茶淡饭，除了母亲之外，没有谁来关心、照顾我们，但能时常去海边捉鱼摸虾，到野外游山玩水，就让人觉得很愉快。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和弟弟一起去游泳，两个水性都不怎么样的小孩子，居然没有被水淹死，这说来也是奇迹了。现在的报纸不是经常报道说哪里哪里又有小孩溺亡了吗？不过我们那时被养得很贱，就算真的被水淹死了，也不可能有人来找我们，不等到尸体发臭浮起，不会有人注意。后来九龙开始了大范围填海，泥土倒进海里，最初是软的，好像沼泽地一般。人若踩上去，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被软泥吞没，遭受没顶之灾。可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当时却整天在这些新填出的“陆地”上玩耍，跳来跳去，乐此不疲。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概。好在我们运气还好，没被那些软泥吞噬，活了下来。
　　有一次，我和一位小伙伴在一起玩跃，看谁能从更高的地方往下跳。我不敢第一个跳，就把机会让给了对方。只见他“嗖——”地一下从高坡往低地跳了下去。着地后蹲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以为他出了事，正想下去看个究竟，他却突然站起来向我招手说：“你跳呀！我已经下来了。”我见他若无其事的样子，自己也放心了，便学着他的样子，闭着眼睛狠命往下跳。在着地的一霎间，我的双腿、屁股全麻痹了，痛得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泪水直往外冒。原来从高空摔下来的感觉，是这么难受的！
　　总之，我在自己的少年时代，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并没有谁会来管我。有的小伙伴的家境比我好，但我并不羡慕人家。我觉得自己比那些受家里管制的孩子们要开心多了，因为没有人会管我回不回家，没有人会管我写不写作业，也没有人管我几点钟睡觉，我很少会感受到来自家庭的压力。与我的小伙伴们相比，我觉得我要比他们幸福得多。也许这种非常自由宽松的生活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我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又影响了我后来的事业。我喜欢天马行空地生活，不喜欢受到约束局限。
　　▲也许这种非常自由宽松的生活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我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又影响了我后来的事业。
　　

“危途无处问生涯”：马场道
在我三岁以前，我一直与家人一起居住在天津的马场道。
　　马场道全长三公里，是天津著名的“五大道”的首道，其终点是旧天津有名的赛马场。这个地方，其实是英租界外的一片高档住宅区，兴建于20世纪20年代。其建筑以花园别墅为主，辅以形态各异的连体式公寓楼，环境幽雅，道路整洁，花草芬芳，树木葱郁，是天津上流社会人士的聚居之地。跻身天津商界新贵的我们一家，在40年代期间就居住在这条街中。我们家是一间有两栋楼房、多间平房和一个大花园的别墅。当时，中国的社会虽然普遍很落后，但是我们家电话、风扇、浴缸、汽车、收音机、留声机已经一应俱全，而且雇有好几名工人为家庭服务。我们家的生活，在那时而言，应该是相当尊贵的了。
　　我二哥在他的一篇散文——《沙发椅上的老者》中写道：
　　想到父亲，首先便是这些不愉快的场面，而不是他年轻时飞黄腾达的面容。对中年时的父亲的记忆，亦只限于他喜爱在春节穿着内衬白狐皮的海青长袍，还有乘坐小汽车去天津跑马场赌马的模样。他不是一个性好夸张的商人，一切以赚钱为主，但他于夜深驾着小汽车回家在铁门外按响喇叭的刺耳之声也就够暴发味了。
　　这是当时我们家生活的写照。二哥在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在马场道的家门前，曾有一帧扶着自行车的留影，这帧照片后来收入在他的最后一本自选集《校园与尘世》中。
　　我们家在天津生活时，我还是一个小幼儿。由于年龄太小，我对那时的生活情形印象已相当模糊。前两年我出差到天津，曾到马场道转悠了一圈，但追寻不回多少幼年的记忆了。现在留在我印象中较为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在三岁的时候，有一天，看到家中的桌子上放着一瓶药片，我觉得很好奇，便把它拿到马桶旁，然后打开瓶盖，取出一粒扔进了水里。只见水面上“咚——”地一下，冒出了一圈圈的涟漪。我觉得奇妙极了——原本平平静静的水，怎么就变得这么好看了呢！我一边有趣地看着水面的变化，一边继续把药片一粒一粒地往水里扔。等到姐姐发现了我的做法时，瓶中的药片已差不多被我掏空。这件事，反映了我在幼儿时代对生活所具有的浓厚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正是获得知识与经验的驱动力。因为扔药片，我才知道了水受到冲击会产生涟漪的道理。“格物致知”，不就是这回事吗？
　　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我的语言能力的发育，似乎比一般的儿童来得迟缓。在我跟随全家离开天津来香港之前，我几乎不会说话，只懂得含含糊糊地叫“爸爸”、“妈妈”，以至于全家人有点担心我长大后是否能利索地与人交流。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眼中的这位“哑巴”弟弟，日后在语言方面却显现了过人的天赋，能流利地说粤语、国语与英语。在东南亚保险界，我还被认为是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讲家。《老子》有“大器晚成”的说法，在语言能力方面，我想自己就算不是一件晚成的“大器”，也算是一件“中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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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荷才露尖尖角”：父亲的“失踪”
生活是一个持续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而造成生活变化的因素十分复杂，有主观的，客观的；必然的，偶然的；社会的，个人的；外在的，内在的……
　　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地区发动了辽沈战役，在辽宁西部与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经过五十天的激战，结果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悉数被歼，东三省全部解放。解放军在东北的胜利，使华北地区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尽管当时盘踞在北平的华北“剿共”总司令官傅作义表示有信心“剿灭*”，而驻守天津的国军警备司令官陈长捷也贴出布告声称国军有能力保护天津，但是像华北其他城市一样，许多有钱人急忙寻找出路，通过各种方式或途径转移财产与家眷，以免有朝一日落入共产党的手中。
　　就在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在东北交手前不久，有一天，我们家的经济支柱——父亲忽然“失踪”了。伴随他一起“失踪”的，还有存放在家中保险柜里的美元与金银。父亲消失得相当突然，事先并无任何征兆，因此全家都十分着急。母亲与我的众哥哥姐姐们纷纷四出打听他的下落，但是毫无音讯。母亲以为他被人绑票了，急得要发疯。
　　过了一两个月，家里忽然收到了一封寄自香港的信，那是父亲写的。信中说北方政局不稳，天津迟早会落入解放军之手。为了保住家业，他决定到香港来发展。信中又说他才到香港不久，百废待兴，叫我们全家都在天津好好呆着，不要南来；他在香港站稳了脚跟，就会回来接我们过去。
　　去香港对于父亲来说，是出了一趟路途很远而且不再归来的远门。这是他从财富到烂裤再从烂裤到财富的传奇故事的开始，也是他从最初拋弃妻儿到最后回归家庭的冷暖人生的开始。
　　过去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明白，其实父亲是不会回来接我们到香港的，因为他已有了另外一个家庭。与他同居的女人是他在四海保险公司的女秘书。他想与她自由快活地在香港过日子，因此并不希望我们一家来到他身边搅乱他的生活。父亲的南徙，既带有“逃难”的色彩——他已预感到天津会落入共产党的手中，也带有“私奔”的色彩——他想与他的女秘书一起“共赴天涯”。这件事，反映出父亲对生活的极端不负责任。他为了自己的个人“快活”，居然可以置妻子与一大群孩子于不顾。
　　但是，当时我们对他在香港的真实情况并不清楚，因此对他一直怀着深深的期待，总希望有那么一天，他真的会从香港回来，把我们一家都接走。
　　▲去香港是父亲从财富到烂裤再从烂裤到财富的传奇故事的开始，也是他从最初拋弃妻儿到最后回归家庭的冷暖人生的开始。
　　就在这个时候，华北的政治军事局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48年11月，已赢得辽沈战役胜利的共产党东北野战军从山海关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交相呼应，对北平、天津形成了包围之势，平津战役眼见一触即发。天津城里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城中的富户，家人一个个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惶惶不可终日。有路子的纷纷南逃，没有路子的则坐以待毙。那些穷人们则认为他们扬眉吐气的日子到了，开始对富人做出了倨傲不恭的态度。我们家那些一向对我们俯首贴耳的佣人，也变得不那么驯服了。
　　形势已容不得我们再这样无所作为地等待父亲的“归来”。我母亲坚毅果敢地作出了她一生中最为坚定也最为重大的决策：举家南徙，到香港寻找我父亲！
　　但是，怎么去香港呢？到什么地方找父亲呢？对于我们一家而言，那个远在南天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只是一个概念，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地方。而且我们也不知道父亲在香港的具体住址，只是在他的那封唯一的来信中知道他居住的地方叫“北角”。
　　经过一两天匆忙的准备之后，母亲把家中稍为值钱一点而且能拿得动的物品收拾好之后，便赶在海路被解放军切断之前，领着我们兄弟姐妹八人（除了已到美国留学的大哥之外），在塘沽匆匆登上了太古公司南下香港的一艘货轮，时为1948年12月上旬。那时平津战役已经打响，解放军即将攻城。我们所乘坐的货轮，是这场大规模战役开始后最后离开天津的一班轮船。几天之后，国民党陈长捷部十三万人被解放军全部歼灭，这座北方的重要城市从此解放。
　　

平安大楼（1）
汽车轮胎事件发生时，我只有*岁。这一事件，是我们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生意经营的失手，耗完了我父亲从天津带到香港来的全部积蓄，使他元气大伤，经济状况一落千丈。我当时年龄虽然不大，已明显地察觉出了家境的变化。我们家在天津的时候，不消说很有钱，否则就不可能在马场道这样的富人聚集区拥有一家花园别墅；从天津逃到香港后，虽然损失很大，但以当时的标准，依旧称得上富裕，否则就不可能在漆咸道南这个当时的高尚住宅区买下一整栋楼房。但是汽车轮胎事件发生之后，局面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家从此一蹶不振，由殷实的“富户”，变成了地道的“破落户”。
　　王家“家道中落”的最明显标志，是不得不从漆咸道南的楼房搬出。汽车轮胎事件给父亲以惨重的打击，使他在经济上一败涂地。但性格好强的他不甘心从此沦为穷鬼，于是又用在漆咸道南购买的那栋楼房作抵押，向银行贷款，以筹措“翻身”的本钱。可是他实在很背运，这笔贷款到手之后，他折腾了好几年，生意不仅没有起色，反而每况愈下，最后竟至无法还贷。这样，我们一家的栖身之地——漆咸道南的楼房，就成了银行的财产。失去了住房的我们全家，只好以租赁的形式，住进了弥敦道三百八十三号平安大楼十三楼的一个住宅单位。这个时候，是在1958年到1959年之间，那时我十三四岁。在搬出那栋楼房的前夕，我父亲又一次忽然“失踪”。过了好多年之后，他在香港重新现身，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躲债而去了台北。因为懂英语，他有一段时间在那里做驻防台湾的美国水兵的生意。那个时候，由于两岸的军事对峙，台湾海峡驻扎有一支规模庞大的美国海军队伍，于是在台湾便出现了一个寄生群体，他们通过把一些生活物资卖给美国人而过日子，我父亲就是这个寄生群体中的一员。他把一些劣质的珍珠、水晶等卖给美国人，然后赚取他们的美元。后来大多数美国水兵撤防了，他在台湾的生意也就没得做了。他穷困潦倒地从台北回到香港的时候，是1967年。他回来的时候，不仅穷得一塌糊涂，而且还带着一身病。这次回来以后，他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家，从此与我母亲厮守在一起。小时候父亲在我心中的印象是模糊的，待到他回来时，我已经长大。我和弟弟都不习惯家中忽然多了他这么个“陌生人”，我们连“爸爸”都不肯叫，还处处与他为难。
　　平安大楼就在庙街的旁边，这栋建筑如今不仅还存在，而且丝毫不改旧貌。众所周知，庙街是一个市井味很浓之地，三教九流，黑道白道，无所不有。如今这栋平安大楼的周边，仍是风水师与算命看相者的摆档谋食之所。最近出于怀旧的心理，我在某个晚上曾在这里转悠良久，发现有不少人正在神秘兮兮地给人看地理、观手相，算生辰八字、阴阳五行，秘授趋吉避凶之道；还有一些草根民众在街边昏黄的路灯下面闲坐清谈，打扑克、下象棋。这情景与当年相差并不很大。只不过从前在这栋大楼附近有许多低档的饭摊，如今它们已荡然无存……
　　从漆咸道南的楼房搬到平安大楼，让我们一家有一种从天上掉到地下的感觉。原先那层楼房，面积超过两百平方米，总共有四五间大房间，我们一家住在里面，是相当宽绰的。而平安大楼楼高共十八层，每层有十户人家。我们家住在十三层，房子的面积只有五十多平方米。这么小的地方，要容下我们一家，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好在在我们最初搬进平安大楼的时候，父亲已“失踪”，大哥在美国，二哥在台湾，四姐在日本，留在香港的只有母亲、五哥、六哥、七哥、我和弟弟六人。五哥当时还没有到加拿大留学，在山顶警署中任翻译，不住在家里。尽管如此，我们五个人住在这么一间小住宅中仍显拥挤。

平安大楼（2）
如果说，这间住宅原先还能勉强容下我们几个人的话，1960年二哥从台湾回来之后，问题就很大了。前文已经说过，二哥原在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读书，毕业后曾一度留在台北工作。其后他离开台湾，回香港发展，因此他回来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二嫂与三个孩子一起回。可是他刚回来时，并没有立刻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他们一家也没有栖身之地，只好都和我们住在一起。这样一间小小的住宅，一下子又多了五口人，挤逼可知。为了安置下这么多的人口，母亲只好请人把房子隔成了四个鸟巢一般大的房间：二哥夫妇住一间，他们的三个孩子住一间，别的哥哥住一间，母亲自住一间。母亲因为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子来安置我和弟弟，便在客厅里安了一张架床，让我们分睡上下铺。
　　父亲经营失败，特别是失踪之后，我们家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自然很快就陷入了贫困。说实话，因为当时年纪太小，我始终没有弄清楚，作为一位纯粹的家庭妇女的母亲，是如何把这相当艰难的一头家支撑起来的。后来读了二哥的最后一本自选集《校园与尘世》，才知道了一些端倪。他在收入书中的一篇散文《我的父亲母亲》中写道：
　　她向娘姨借了些钱，她们日日追上门来又嚷又骂。弟弟们还小，帮不上忙；两个大弟弟，一个在政府任职翻译，一个在赤柱航海学校教书，月入不多；而我们年长的两个全去了外地。那时每次从台北回家见到母亲，她都是暗黑眼袋、睡眠不足的样子。窘困日子直到我唯一的妹妹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开始寄钱回家才告一段落。
　　姐姐有钱寄回补贴家用，是因为她大学毕业后嫁给了我姐夫赵纯——一位成功的旅日企业家。她当时寄回来的钱，对于我们家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
　　在大人的眼里，我和弟弟处在这样的家境中，一定是很“苦”、很“可怜”的，可是奇怪的是，我与弟弟处在这样的境况中，却都没有什么“委屈”感；相反，我们觉得生活得很快乐，因为我们不需要为每日的柴米油盐发愁。即使在过年时得到的封包比别人家的孩子少，我们也不在乎，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寒碜”。其实一般的孩子，是不怎么计较（或不怎么懂得计较）家庭环境的好坏的；对于他们来说，父母的钱是“多”是“少”，家庭生活是“好”是“坏”，都只是一种“常态”，习惯了就好了。对此他们并没有很深的概念，口袋里有几块钱，就愿已足矣。苦与不苦，并不在外在生活，而在于内心感受。
　　现在我觉得，由富变穷，对于我来说并不见得都是坏事。它使我经历了完整的生活状态。
　　▲由富变穷，对于我来说并不见得都是坏事。它使我经历了完整的生活状态。
　　

仓促南徙
一群又一群的人，或者背驼肩扛着各式各样的行李，或者手中牵着高矮不一的孩童，或者搀扶着老态龙钟的长者，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急急忙忙地与人擦肩而过，然后冲到拥挤不堪的码头边，争先恐后地踏上轮船的舷梯。随着轮船汽笛的一声巨响，黑沉沉的船体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的人与码头上的人于是哭成一片，纷纷挥泪招手……这是我们在战争电影中常常看到的海边镜头。我们从天津逃往香港的场面，想来也应当是这样的。不过当时才三四岁的我，对我们一家离开天津的具体情景已印象不深。留在朦胧的记忆中的，只有码头上的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但母亲和我那一群已懂事的哥哥姐姐们都清晰地记得那一刻的情景。站在舷梯上，看着码头上离我们越来越远并最终消失在视野中的那些前来送行的亲友，母亲和我的哥哥姐姐们心情的复杂与惆怅，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一方面庆幸自己终于离开了眼见就要遭受战火蹂躏的天津；另一方面又对这片自己栖息了这么多年的故土依依不舍，心想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他们一方面很想快点到达香港，以便和离别了好几个月的父亲团聚；另一方面心里又忐忑不安，担心到香港之后找不到父亲而流离失所、衣食无着。然而，无论心情如何，我们一家终归还是走了，而且一去不返……
　　与我们一家同时从天津逃往香港的，还有我的奶妈和三叔承勲一家。那时三叔在天津也从事保险工作，是我父亲的副手。他们家离开天津的原因与我们家无异，也是想到香港投奔我父亲。
　　不知道是由于违反航行禁令还是怀疑船上有什么可疑物品，轮船刚驶出海河不远，驻守在岸边碉堡上的国民党士兵便向轮船猛烈开枪，子弹打在船身上，“叭，叭，叭”地直冒火花。结果钢板上被射出好多好多的洞眼，密密麻麻的像是黄蜂窝。看到国民党士兵开火，船员与乘客们一个个都被吓得面如土灰，纷纷趴在甲板上躲避这血光之灾。我们一家则全藏在与发动机房同层的船舱里，发动机的噪音震耳欲聋，竟然压住了子弹声。尽管有子弹不断打过来，轮船还是不予理会，继续前行，最终驶出了海河，进入了渤海湾。
　　因为这是战争爆发后驶离天津的最后一班船，所以船票很贵。我们一家及其同行者，每人花了八百美元，才获得了上船的机会。当时的金价每盎司才三十美元，可见费用之高。不过由于付出了很多的钱，我们可以待在船员区，吃他们煮的任何东西——大部分是米饭、青菜和鱼干。我的哥哥、姐姐们清楚地记得船员们在海上捉到了鱿鱼，然后让我们用木炭烤熟了当午餐。
　　从天津到香港，海上航线并不算很长，在平常情况下，五天至七天便可以到达。但后来家人告诉我，这次航行对于所有的乘客而言，都是一次长期的艰苦跋涉。由于战乱，加上轮船的设备陈旧，轮船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如果说，出发时遇到的那场兵燹对于我们而言只是一场虚惊的话，后来遇到的问题，便是实质性的了。首先是轮船开出后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