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梅花醉如泥-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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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家里的沙发套、窗帘等，都是她亲自动手制作的。我们刚结婚时，租住的是一间只有十七八平方米的小房间。租后第二天，不用我过问，她就已经买好了衣柜及其他必要的杂用。当时房东在房间里安放了一张床，不过床上有个大窟窿。房东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如果你们不要这个床，我就将它搬走好了，你们自己去买一张新的吧。婉媚与我一商量，觉得用床单填住那个窟窿，应该还可以将就，于是我们就决定不买新床了。我们的爱巢虽小虽旧，但经过婉媚的布置，却变得十分整齐温馨。
　　当时我们的住所隔壁，是一间酒家，它每个星期都要让人通一次烟囱，以便将积淀在里面的煤灰清理出来。在他们干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必须把门窗严严实实地合上，这样才能防止煤灰进入。但是在夏天，门窗闭上之后，房子里面就热得不可开交，人简直无法在里面呆着。当时如果我们有空调，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他们通他们的烟囱，我们关好窗户，打开空调就行了。可是当时我们没有钱，只好向房东借来一台电风扇，以驱除闷热。那是一台老掉牙的电风扇，一开动时便会发出“吱呀吱呀”的怪声。每每次日起床，玻璃窗已全是煤尘，必须大动干戈地清洗一次。由于我们没有钱，因此每次我跟她说，今晚不回来吃饭、拟与同事上馆子的时候，她便说：“这可不行，在饭馆吃一顿饭，要花上好几十元呢。你和他们都到家里来吧，我煮给你们吃。”与她结婚一年后，我就在友邦保险公司升任了营销经理。经济状况亦有所改善。之后，我们就换了一个新住处。新租的房子面积虽然有三十多平方米，但依旧很小。一开门有一个很小的厅，厅紧挨着厨房，厨房又紧挨着厕所，若有人从厕所出来，就会与站在厨房的人相撞。虽然地方这么小，但我们已感到很开心，毕竟与原先的处所比较，条件已有改善。记得搬进新居的时候，我们还邀请了四五个友人来家吃饭庆贺。被请来的人坐在我们的“客厅”里虽然很局促，但吃得很开心，没有人嫌我们的房子小。房间里原先有一个木架，应该是用做神龛的。我们就把这个木架拆了下来，装上几条腿，放在地上用来放电视机。现在若是有人跟我说，你的日子有多惨、多苦，我可以同情你，甚至给你必要的帮助；但是我也要对你说，我也不是含着金匙银匙出生的人，更不是富有人家的纨绔子弟。你现在所经历的贫苦，我都经历过，甚至还比你更苦。
　　有一天，我和婉媚一起去逛街。当时，我们并不是有什么购物目的，只是随便东瞧瞧、西看看。忽然，我看到一家汽车车店里摆放着一辆二手车，标价是八千多港元。我见了好惊喜，凑上前去看个不停。婉媚见我喜欢，就对我说：“喜欢吗？喜欢的话就把它买了吧。”我以为她是开玩笑，便说：“说得轻松，我们哪有这钱买呀？”没想到她第二天就凑够了车款，把那辆车买了回来。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在她的户头里也只有八千多元。为了满足我的愿望，同时也是为了提高我的工作效率，她把全部身家都拿了出来。这是一件留给我极深印象的事情，它让我既十分感激，又感到十分温暖。我发现，原来一个女子深爱着你的时候，她是会尽她最大的能力来关怀你的。被爱的感觉很美妙，去爱却很累。
　　▲原来一个女子深爱着你的时候，她是会尽她最大的能力来关怀你的。被爱的感觉很美妙，去爱却很累。
　　在我的记忆中，与婉媚所共同度过的患难夫妻的日子，是让人很开心的。有了婉媚之后，我几乎不用再为家庭的任何事务而操心，她将家里的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对孩子也教育得很好。她稳住了“后方”，使我能一心扑在事业上。那时我在友邦保险公司的事业正处在起步阶段，我在外面工作确实很累，但是我从外面奔波劳碌回来，总是有一种航船回到港湾的感觉。
　　▲我从外面奔波劳碌回来，总是有一种航船回到港湾的感觉。
　　在她的全力支持下，我的保险营销事业取得了良好的业绩。1976年，我获得了数万元的保单提成。年底，她将我的这笔收入，加上前面的积蓄，在跑马地购买了一所七十多平方米的住宅。购买这所住宅，总共花了十九万四千港元，用光了我们的所有积蓄，以至于买下房子后，我们连买油漆的钱都没有了，并且每天都得计算这个月的收入够不够开销。不过，我们的住房条件毕竟有了较大的改善，而且，与先前大不相同的是，这套房子的所有权是我们的！又过了两年之后，我们又买了一套更大的房子，约一百五十平方米。与前一次相同，买了房子之后，我们就什么钱都没了，连家具都没有能力买。虽然日子过得不无拮据，但是那时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心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不行”这两个字眼，所思所想，通通是“我行”！从前读梁启超的书，看到他说在年轻人的词典里没有“困难”二字，我甚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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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创业
现在我的亲友一提起婉媚，多赞不绝口，认为我在保险事业的突飞猛进，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婉媚的支持与帮助。对这一点我从来不予否认。我在保险领域起飞，与作为家中“后勤总长”的婉媚的支持的确是分不开的。
　　婉媚对我事业上的支持是全方位的，也是全力的。她不仅把家管理得极有章法，给我营造了一个安静的“后方”；而且对我在“前方”招聘人员、组建团队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与我结婚后不久，她就看出了我在保险界的发展势头。她觉得，我在这个领域是大有可为的。当时，她所在的黄页公司也招聘人，有很多人往她那里投递简历。她便从中挑了一些合适的对象给我，让我约见他们，并决定是否录用。后来，为了使我不失时机地迅速壮大队伍，她坚决果断地辞掉了自己在黄页公司的工作，专心帮助我招聘保险业务员。她的招聘方式是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和个人的关系发出招聘信息，然后通过面试来确定招收的对象。她从前在黄页公司工作的经验，对她的招聘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她说话很温婉，亲和力很强，因此别人能招到一个人，她就能招到三个。对每一位前来求职的人，她都能十分耐心而详尽地向他介绍友邦保险公司，介绍我的团队，介绍我本人。她对他们说，友邦是世界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而你们将要加入的团队是目前整个友邦保险公司最有前途的团队。目前这个团队在其领军人物Mr。　Joshua　Wong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怎么样怎么样的业绩。她的讲话，对应聘者往往有很强的感染力，我有不少同事，就是因为被她的宣传所征服而加入到我的团队中来的。婉媚的招聘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她总有办法让她想留下来的人留下。这样，很快就为我组织了一支保险营销队伍。而正是依仗这些“亲兵”，我在友邦保险公司的经营业务才能有声有色地拓展开来。因此，婉媚对我的团队建设，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确功不可没。她在我的团队的早期建设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我亟需支持的时候，给了我切实有力的支持。打一个比方，有人在你很需要钱的时候给了你一千元钱，有人在你不怎么需要钱的时候给了你一万元钱，二者相比，显然前者比后者意义更大，因为前者是雪中送炭，后者是锦上添花。婉媚对我的帮助，就是“雪中送炭”式的帮助。
　　▲她的讲话，对应聘者往往有很强的感染力，我有不少同事，就是因为被她的宣传所征服而加入到我的团队中来的。婉媚对我的团队建设，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
　　队伍组织固然不易，稳定队伍更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婉媚亦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她与我的每一位业务员都很熟，并经常请他们来我们家吃饭，因此大家都很喜欢她。记得有一次，有一位业务员对她开玩笑说：“师母，您煮的粥真是太好吃了！”她说：“是吗？那你们今晚就来我家里吃粥吧。”听她这么一说，大家都说要来。她当晚果然就煲了一大锅粥，足够一二十人吃。可当晚由于某种原因，最后只来了五六个人，结果我们一家为此吃了好几天的剩粥。所以说她在加强我的团队的凝聚力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其手段是很人性化的。
　　婉媚在员工招聘方面的确是给过我很大帮助，但是对团队成员的培训与管理，却完全是由我自己独立进行的。在我创业的最初阶段，她还在黄页公司任经理，后来她辞去了职务专门帮助我，也主要是替我招聘人员。她本身并未投身到保险领域中来，更没有具体参与团队管理。在这个方面，婉媚从来没有插过手，也无从插手——她毕竟不是搞保险的。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她1991年就已经与我分手，而在此后的十八年中，奥林匹克家族的人数规模整整扩大了一倍。因此组建队伍固然重要，但是相对于招兵买马，训练好、管理好队伍更为重要。如果没有先进的管理理念与训练手段，一支队伍就是组建起来了也形成不了战斗力，弄不好还会散掉垮掉。
　　

演艺奇缘
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曾经报考过电视台的演艺班，但没有被录取。后来我又参加过歌唱比赛，也被刷了下来。虽然如此，我觉得我在演艺方面还是有些天分的。
　　我在加入友邦五年光景时——那时我还没有担任总监——曾有过一次在电视的广告节目中当演员的经历。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花絮，不妨插在此处讲一讲。
　　有一天，有一位叫Tony的保客给我打来了一个急电，他是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的行政人员，他在电话中很坦率地对我说，他的公司要拍一个广告短片，可是原先答应出镜的人病了，让他们相当被动。他觉得我的外表与谈吐很适合这个角色，希望我这个“好兄弟”能帮个忙，救一下急。帮助朋友解决困难，自然义不容辞，因此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第二天，我按时来到片场，导演、化妆、灯光、录音、美工、场记，各式各样的工作人员已经进入各自的岗位。化妆师替我补了一下妆，我就准备上镜了。当天晚上，是友邦保险公司的年度颁奖典礼，因此我一到现场，就向导演事先声明，晚上八点，我要在公司参加颁奖典礼。导演似乎不怎么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他让我在现场等了好几个钟头，自己一直只是忙着拍其他演员，就是不拍我。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到下午六点左右，才轮到我。可能他们觉得我是临时聘请来的演员，不太重视我的存在。我坦率地对导演说：“对不起，我已经没有时间让你们拍摄了，我现在就要返回我们公司参加颁奖典礼。”不等答复，我转身就走了。
　　当天晚上九点半，颁奖典礼告一段落，友邦的同事们齐聚在一起吃饭。忽然有同事过来对我说：“外面有好大一帮人在找你呢，说是要给你拍片子的。”我走出去一看，吓了一跳，导演与摄制组的许多工作人员，还有其公司的总经理，都等在外面！他们对我说，整个摄制组的人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请我开完了会就赶紧过去把片子拍完。我跟他们说：“好，你们先回去吧，我晚上十点前一定赶到你们那里。”吃过饭，我按诺回到了摄制现场。
　　我所拍摄的是一集关于复印机的广告，它由太平洋行代理，是讲英文的。广告的最后一句话是：“I　can　get　used　to　it　very　easily！”（“我将很容易上手！”）我按导演的提示，接连讲了三次。导演最后说：“行了，行了，我满意了。”
　　导演正准备传呼收工，我突然对他说：“导演，你满意了，我可不满意。”
　　导演听后愣住了，说：“你有什么提议吗？”
　　我对导演说，照他的提示来讲这句广告词，语调太平，观众听了，不会留下深刻印象；如果把后面的两个单词的音域拉高，音节拉长，句子的音乐感就出来了。观众听后，必会深深记忆在心上。
　　导演走到一边，与老板商量了片刻，回来对我说：“好，我们听你的。这个镜头重拍。”于是，摄制组又拉开阵势，按照我的想法，重新拍了一次。后来电视台播出这段广告后，太平洋行作了一个观众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观众们对我的演出并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可是他们对那句英文广告辞的音乐性甚有共鸣。
　　过了两天，影视公司创作部的主管和另外一位经理到友邦来找我。一见面，他们就不约而同地连声对我说有好消息，有好消息。我一问才知道，原来其公司还想约我再拍五部别的广告，片酬由原来的每部一千五百港元，增加到了四千港元。
　　我获悉了这个消息之后，不仅没有表露出任何高兴的神情，反而面有难色。他们感到疑惑不解，问我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现在正在大力发展我的保险营销业务，工作很忙，时间相当宝贵。以你们目前提出的这个价钱，我没有与贵公司合作的兴趣，绝对没有。”
　　他们感到很奇怪，问我：“前一部片子，您一千五百港元也愿意接；为什么提到了四千港元，您反而不愿意接了呢？”
　　我说：“第一个片子之所以接，是因为要帮我的朋友Tony的忙；下面再要拍片，我就要看时间与回报的关系了。”
　　他们说：“那您开一个您所认为合适的价钱吧。”
　　“每部片子两万元。”我语调平淡地说。
　　他们直愣愣地瞪着我，表情分明是说：“你开出的是一个疯子才会开的价钱。”
　　我下了“逐客令”，说：“好啦，就这样吧，你们可以回去了。要是你们觉得我所开出的条件可以接受，就再来找我，否则就到此为止了。”
　　当天晚上六点，他们又来了。一见我的面他们便说，合约已经按照我所说的条件准备好了。看到他们很有诚意，我当即就在合约上签了字。事后我才知道，我开出的是天价！当时是1979年，哪怕是最红的明星来拍片，也拿不到这个价钱。
　　在这几部片子中，我都是以“陈先生”的名义来推介太平洋行代理的一系列产品。其中一部推介的是御鹿干邑白兰地，我在广告中有一句话：“董事局有请——”广告播出后，这句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当时的香港可谓家喻户晓，许多路人见到我，都笑吟吟地戏问我：“今天董事局有没有请？”
　　可能是由于广告效应的缘故，我拍了这几部广告之后，接着又有好几家影视公司找上门来，邀我在它们拍摄的片子中担任角色，有的还是故事片。但是因为当时我正处在事业的开展期，加上婉媚也不大主张我接（因为回家的时间很不固定），我就把这些邀约都回绝了。如果当时接拍下去，说不定我还会在演艺界小有名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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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地”被“入侵”
我与婉媚的婚姻，在前面的阶段是相当美满的，可谓一路幸福。但是到了后来，这场堪称美满的婚姻却孕育出了严重的危机，最后竟导致了婚姻的破裂。
　　应该说，问题出在我身上。是我情感上首先出轨，从而导致了这场婚姻的瓦解。但是，就事情的因果而言，出现在我身上的问题，又是由别的问题引起的。
　　▲应该说，问题出在我身上。但是，就事情的因果而言，出现在我身上的问题，又是由别的问题引起的。
　　在我们的创业阶段，共同的奋斗目标，使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都一心扑在事业上，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都是如何同心协力招聘人员、扩大团队。为了实现事业的跳跃式、跨越式发展，我们每天都在思考、讨论、交流，对许多事情，包括日常生活，我们之间都有很多默契。但一旦事业形成了一个局面之后，我们之间就没有原来那么默契了，对事物的认识与理解也没有原来那么一致了。生活出现问题，解决起来也没有原来那么顺畅了。举一个例子：孩子问题。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她虽然有三个孩子，但是他们都很小，而且多数不在我们身边——前文已经说过，她为了专心助我发展事业，把其中两个送到了英国。1978年我们的儿子王傲山出生后，她连大女儿都送去了英国。但是，人虽然不在身边，三个孩子的问题还是时常会困扰我们。比如，大女儿忽然会打电话来向她求救，说弟弟发狂了，正拿着一把刀要砍她和妹妹，她们正躲在房间里呢。她听后便会万分着急，寝食不安。待到我的事业风生水起，我们在跑马地买了那所一百五十多平方米的大房子之后，她便将她的小女儿接回了香港。十多年后，她的孩子们一个个都已长大成人，并已完成了大学学业，便都返回到了香港，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回香港来，本来也是天公地道的，因为一方面他们的生父已经因病去世，另一方面我们在香港已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与生活条件。可是他们回来之后，我却感到怪怪的：家中怎么一下子多了几个从前没有的年轻人？这种局面让我很不习惯，每次我回家，都怀疑自己走错了家门。自从生活中多了他们之后，我觉得整个家的局面都变了，我在家中，由一个备受关怀的人，变成了一个备受冷落的人。每天我回到家里，都要面对一群坐在客厅里聊得好不热闹的“大人”——婉媚、她的三个子女以及他们的朋友。他们讨论的话题引不起我的兴趣，因为与我无关。因此，我在淡淡地回应了他们对我的问候之后，便再也找不出什么话与他们说。他们在名义上是我的“子女”，可是我却做不到像他们的真正爸爸那样与他们无拘无束地交流，不能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亲他们一口或者拧他们一把。也许他们并不排斥我对他们的亲热，但是在心理上我始终感觉到自己与他们之间在交流方面存在着某种障碍。于是我逐渐地便产生了一种从家中被“排斥”出去的感觉，仿佛自己已不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我的“领地”已被“入侵”，一个从前让我觉得很温馨的家，如今成了“别人”的家。
　　▲我的“领地”已被“入侵”，一个从前让我觉得很温馨的家，如今成了“别人”的家。
　　

缘尽人散
有了上述的感觉之后，我就不怎么想回家了，而是越来越多地逗留在外面，或者约人喝茶吃饭，或者到夜总会唱歌跳舞，到后来还与别的女子有了交往。而我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从晚上十一点回家，变为十二点、第二天凌晨一点、两点，以致彻夜不归。我和婉媚的感情于是越来越淡薄，说话也越来越不投机。就这样，我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到1988年的时候，彼此的关系已经很紧张，那时儿子傲山还未满十岁。危机出现后，我们倒没有怎么吵架，因为吵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们双方更多的是进行“冷战”——互不理睬。
　　在双方的关系冷淡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不向她提分手之事，便在外面过起了自己的日子。我在港岛某地买了一所小住房，学人家“金屋藏娇”，与一个和我要好的女子住在一起。婉媚最初并不知道我在外边已经有外遇，不过她见我老是整夜不归，便知道情况不正常。后来她聘请了一名私家侦探侦查我的行踪，最后了解了我在外边的生活真相。有一天，当我正与那位女子在一起的时候，她突然来按门铃。我们没有开门，而是悄悄地从后门跑掉了。没有多久，我就干脆从家中搬了出来，走到了与她分居的一步。
　　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局面，应该说我们的婚姻就差不多走到尽头了。但是，我与她毕竟从前曾有过同舟共济的经历，曾一起相濡以沫地走过一段长长的路，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儿子，因此大家都想在挽救婚姻方面再做一点努力。有一天，我收到了她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建议我们离婚。我收到信后，考虑了几天，便去找她，对她说：“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维持下去的可能？”
　　她其实也不想离，反问我：“那你怎么处理你与外面那个女人的纠葛？”
　　“如果我还有机会回来，我就断绝与她的关系。”我回答。的确，在去找婉媚之前，我就已经给那位女子留了一封信，说要与她分手，因为我已打算回家。
　　婉媚给了我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我也决心结束在外面的生活，与她好好地过，重新追寻从前的美好时光。可是，就在我回家的第一天，原先那种感觉又非常强烈地显现在我的脑子中。我反复地对自己说：“这个家真的已经不属于你，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再回来的必要，追寻过去已经不可能。”而恰恰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她因事又与我吵了起来，她在气头上，对我说了一句很伤我的心的话：“算啦，我早已看透你这个人！你回来哪里是为了维护这个家？你是怕我拿走你的财产！”听了她这番说话，我一气之下，又重新离家出走。这次离去之后，我就再没有回来了。1991年2月，我们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在办理这一手续的时候，我已经不像前面那样感到有很大的遗憾，因为回来的感受已经让我确认，我与她分开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我们的感情的确已经破裂，双方无法再生活在一起了。在与她离婚时，我把家中的全部财产都给了她。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想肯定她对我的事业的发展立下的汗马功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觉得自己在感情方面有亏于她。
　　▲婉媚给了我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我也决心结束在外面的生活，与她好好地过，重新追寻从前的美好时光。
　　没有多久，她就陪儿子傲山到美国旧金山留学去了。她在那里一直陪伴着我们的儿子，直到突然病发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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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媚的辞世
1994年4月26日，婉媚因脑溢血在美国旧金山市辞世，终年53岁。
　　她去世时，我的儿子傲山与她那几个孩子都在她身边，他们当时都在美国。
　　她去世那天，我正好在马来西亚开会。那天开完会，天已经大黑，我与马来西亚的友人一起走往自己居住的酒店，忽然街灯灭了一下，整个吉隆坡一片漆黑。过了好一会儿，街灯才重新恢复光明。我当时心里一紧，预感到会有什么不祥之事发生。果然，我一走进酒店的房间，电话铃就响了——是我的秘书打来的。她在香港那边，用非常悲伤的语气对我说：“你从前的太太，因为脑溢血，已经走了！”说完，她自己就忍不住稀里哇啦地哭了起来，哭得十分伤心。这位秘书跟随我多年，与婉媚也很熟悉。
　　▲忽然街灯灭了一下，整个吉隆坡一片漆黑。过了好一会儿，街灯才重新恢复光明。我当时心里一紧，预感到会有什么不祥之事发生。
　　接到秘书传来的噩耗，我感到十分震惊。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我话筒还没有放下，泪水便忍不住“刷刷刷”地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流了下来，紧接着，一个人扑在床上，像山洪爆发般嚎啕大哭起来。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一次像这次哭得这样伤心。想到我的前妻婉媚，想到这位曾经与我有过极其密切关系的女人走了，我真是万分难过。在噩耗发生之前，我已从儿子口中知道她病了，但我最初只以为她患的是一般的病，没有想到她病得这么重，以至于会被夺去生命！老天对她真是不公。当天晚上，我躺在酒店的床上，饭也不吃，一夜无眠，脑子里不时回忆过去与她在一起的一幕幕，一边想，一边哭，枕头都哭湿了。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但其实我对她依旧存有很深的怀念，因为我与她曾有过刻骨铭心的过去，有过摄人心魂的浓情蜜意，曾相濡以沫一起厮守、一起奋斗、一起创业……过去虽然早已随时光流逝，但是它也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但其实我对她依旧存有很深的怀念，因为我与她曾有过铭心刻骨的过去，有过摄人心灵的浓情蜜意，曾相濡以沫一起相守、一起奋斗、一起创业……
　　我对婉媚的去世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说明过去在我的心中依旧占有很重的分量。婉媚虽然已经不是我的妻子，但是她活着与否，对我来说依旧是很重要的。她还活着，意味着一个对我来说具有特定意义的“存在”还留在这个世界上；她去世了，则意味着一个曾经与我有过密切关系的生命飞升到了天堂。无论如何，总之婉媚的去世让我相当伤感。人的感情其实是很复杂的，不容易解释得清楚。其实别说是一个曾经与自己关系极其亲近的人，就是一位公众人物、一位与你没有任何关系的明星、一位与你关系很一般的人去世，你也可能会很伤感。
　　▲婉媚活着与否，对我来说依旧是很重要的。她还活着，意味着一个对我来说具有特定意义的“存在”还留在这个世界上；她去世了，则意味着一个曾经与我有过密切关系的生命飞升到了天堂。
　　对婉媚的去世我反应这般强烈，与我们的儿子傲山也有密切的关系。想到儿子这么小，就失去了对他百般呵护的母亲，我不由得悲从中来。
　　接到婉媚去世的噩耗之后，我已无心再呆在马来西亚开会，第二天一早，我便买了机票，飞往美国三藩市。在殡仪馆，我与傲山，还有她那几个孩子，一起泪流满面地瞻仰了她的遗容。脸上涂了淡妆的婉媚静静地躺在花团锦簇的棺材中，样子很安详，仿佛睡着了。她还是那样端庄、从容、美丽……办完葬礼后，我便带着傲山离开旧金山。我们自驾车，驰驱了一千多公里，来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在这次旅途中，本来已经有些冷淡的父子关系，获得了一次加温。
　　有人问我：“婉媚的去世与你有没有关系？”我想，要是说与我完全没有关系，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与我分手之后，由于感情上受到了打击，她有那么一段时间活得很不开心，总有那么些抑郁；因此在感情上，我对她的去世，常常怀有某种内疚。但是她身体的禀赋，生活的习惯，应该说与我并没有什么关系。她对什么事都放不下，事事都想亲力亲为，这种性格，显然会危害她的健康。而且据我所知，她的家族亦有类似病史，某些成员寿命也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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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婚姻（1）
下面在这里顺便讲讲我的第三段婚姻。
　　前面已经讲到，回到家里老是面对着一群“大人”的局面让我深感厌烦，于是我便常常在娱乐场所度过我的业余时间，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卡拉OK厅，在那里唱歌，可以让我暂时忘记生活的烦恼。但是，我由于从前未受过专业训练，歌唱得不好，每次在歌厅里与人对唱，总是相形见绌，于是我便产生了请老师的想法。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声乐老师，这位老师听了我试唱，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