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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与陈立夫:国民党兄弟教父-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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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在陈果夫与陈立夫的手中。
由于二陈为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所表现的忠心耿耿及卓有成效，所以深得蒋介石的欢心与赞赏。
1931年12月，蒋介石提拔陈立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5年，再次提升为中央组织部部长。
其兄陈果夫则于1933年11月被蒋介石派往中国最重要的省——江苏省，出任省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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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科主任（4）
从上海四一二政变一直到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在这2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国民党各级组织、人事大权及党务、经费的管理权与支配权，多半操在陈果夫、陈立夫手中，二人轮番执掌，其他人极少问津。
特工总部（1）
陈果夫、陈立夫所主持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在配合国民党蒋介石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活动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而受到蒋介石的高度重视，认为它是破坏革命、保卫其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有力工具。
这时，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所谓“安内”，就是消灭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认为调查科这个特务组织将在“安内”的过程中起更大的作用。
因此，蒋介石召见了陈果夫与陈立夫，当面表扬了二陈，并表示对调查科寄予更大的希望，要求调查科有一个大的发展。
他告诉二陈，他准备对江西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调查科一定要紧密配合，要尽快扩大组织。
他表示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
随后，蒋介石即指示军需署拨给二陈特务费10万元，以供其扩大组织的需要。
蒋介石的表扬和支持使二陈深受鼓舞，兄弟俩受谕回来后，便诚惶诚恐地开始进行扩大组织的各种准备工作。
经过多次密商后，他们决定，以原来从中央军校挑选来的那20名特工人员为基础，再扩大人员编制，成立特务工作总部（简称特工总部），由他们的亲信徐恩曾为主任，具体负责。
特工总部是以二陈为首的CC派特务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自始自终是一个完全秘密的组织，它不属于国民党的任何党政部门，在国民党的各种组织条例中也没有这个名称。
它对外活动从不用“总部”的名义，而是用的化名或代号，如一度以“华统”，“鲁黎”作为其代号。
特工总部的大本营不是设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而是另立门户，由二陈精心选择，设在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132号瞻园内。
瞻园在南京市区南部，坐落在“烟笼寒水月笼纱”的秦淮河畔，堂宇深邃，园林秀丽，原是明朝开国元勋中山武宁王徐达府内的花园，清朝时期为江宁布政使衙署，乾隆皇帝第二次下江南巡视时，亲笔题“瞻园”二字。
太平天国时，该园曾为杨秀清的东王府，辛亥革命后，又为江苏省长公署所在地，现在，则为国民党特务所盘踞。
由于特工总部是秘密的，所以，偌大的花园门口，从不挂机关招牌，朱漆大门总是紧闭。
里面有七八个彪形大汉隐蔽于大门旁的两间侧屋内，外人不经通报许可，是不能自由进入的，经通报许可后，也只能从侧门进入。
大门一般不开，只是在遇有重要人物，如二陈兄弟或国民党高级领导乘小车进出时，警卫才将大门启开，待车过后，又将大门紧闭。
平时，不仅无人光临此园，就是园周围也很少有人滞留，园内园外静得出奇，整座花园尤如一座阴森可怖的阎罗地府。
特工总部建立后，在陈果夫、陈立夫的直接干预下，设置了一整套严密的机构，各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均为二陈的亲信。
这样，特工总部内各机构以二陈为中心，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总部下所设专职机构主要有：1．书记室。
为特工总部的核心部门，主要工作为插手各地方的组织人事安排；侦查、破坏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组织；指导逮捕、关押以及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对被捕人员进行“审理说服”即劝降诱叛工作。
该室地位高于其他各科室，处于二陈的直接控制之下。
二陈安排CC派骨干濮孟九任书记，王思诚任副书记。
书记室下设4个组，即指导组，组长田昆生；行动组，组长马啸天；审理组，组长吴若萍（又名李树华）；组织组。
以上4组分管各专门事务。
2．总督察。
是二陈为了严密控制下属而设置，是特工总部中的一个特殊部门，其职责为监督考核特工人员对二陈是否“忠实”，对特务工作是否“卖力”，有无“非法活动”，如发觉其成员有“不忠”的言行，可以随时进行各种处罚，轻则被训斥、关禁闭，重则被关押，直至处死。
督察人员分布在特工总部内各机构，每一机构中有一二人或三四人不等。
总督察直接对二陈和徐恩曾负责，一般人员甚至高级人员对于总督察的活动也无法了解。
二陈赋予这一部门掌握有对特务的生杀大权，当时被称为“特务中的特务”。
先后担任总督察的有二陈亲信刘不同、王杰夫等人。
3．设计委员会。
是徐恩曾直接领导的一个咨询单位，主要职责是对特工总部中重大问题进行咨询，参与设计，向总部或直接向二陈提出意见或建议。
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陈果夫安插其浙江同乡张冲担任。
张冲，字淮南，20世纪20年代初入北京交通大学攻读俄文，后转入哈尔滨法政大学肄业，并在这一时期参加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此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张冲与共产党人有所接触，并受其影响。
东北易帜后回南京，由于他才华出众，又能说一口流畅的俄语，还是浙江人，因而受到陈果夫的重用，调入组织部调查科，与陈果夫相处甚密。
特工总部成立后，陈果夫便让他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
特工总部（2）
但由于张冲不满徐恩曾的工作作风，矛盾逐渐加深，张冲便不予合作，对设计委员会中事务，概不过问，仅只挂名而已。
4．情报科。
主要职责为刺探、搜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情报。
二陈对情报科十分重视，他们要求该科将所得的情报逐日编成《每日情报》，分送他们过目，如认为特别重要的，必须用规定的格式纸张抄出，由他们审阅后，再报蒋介石核阅。
情报科科长由陈果夫指定其心腹刘桂担任，副科长由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张国栋担任。
情报科内分设指导、编审、译电三个股，分别由CC派死硬分子王广来、杜品山、薛敦平担任。
另外，科下还辖有三个情报站，分别设在北平，天津、上海三地，北平站站长是后大椿、天津站站长是张庆恩、上海站站长是邓达谧，各情报站都配有电台，与南京总台直接联系。
5．训练科。
其职责为对特工总部及所属特务室人员施行训练，以强化其反动思想，提高特务伎俩。
另外，还负责编辑《动力》、《群力》两种小型内部刊物及其他书刊。
训练科成立后，遵照二陈的指令，举办过多次训练班。
陈立夫特别注重对特务的训练培养，他在谈到培训特务时说：“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
我们不许用那种北洋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自己的兵。
我们要孙猴子，找了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100个猪八戒。
”因此，每次训练班期间，不是陈果夫，就是陈立夫，他们再忙，也要亲临向学员训话。
训话时，总是反复强调特务们对蒋介石要忠心耿耿，他们提出，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
他们还散布，一切问题全凭领袖的脑壳去决定，领袖的脑壳要怎样就怎样，我们一切不必问，也不该问。
只要随领袖的脑壳去做，你可以万无一失。
特别是陈立夫，他十分善于捕捉特务们的心理，平时，他对特务们总是温文尔雅，十分客气，训话时也总是像谈家常，娓娓道来，不是对他们表示关心，就是为他们撑腰打气，他说：“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在别的地方遇到困难，吃了苦头，得不到半点支持和温暖，在我们这里就不会，绝对不会，只要你不出卖组织，天大的事情我陈立夫包下来！”这些话对一些没有经验的新特务能够产生一定的向心力。
二陈就是这样通过训练、训话等方式，提高特务的思想素质，培养特务对他们的忠顺精神。
训练科科长为CC派骨干王云亭，副科长为薛秋泉。
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
6．总务科。
其职责为主管会计、事务、文书，保管武器弹药等。
科长初由周伯良担任，周于1936年病死后，改由徐恩曾的上海交大同学章祖模继任，副科长由仝道云担任，计有工作人员10多人。
7．电讯总台。
其职责是与所属机构及临时派出活动的小组联系通报。
其联络工具为电讯总台，总台下辖五六个分台，分别与各地联系通报，电台所发出去的电码不同于一般电报局所使用的电码。
总台长由徐恩曾在上海交大时的同学范本中担任，分台长由袁更、陈玉堂，吴世昌、王正鸿等担任。
除此外，特工总部还在各省市建立了下属机构，上海、南京等特别市称为“区”，省、市及铁路干线则称为“特务室”。
省特务室设室主任1人、秘书1人，下设总务、情报、组织、行动等4个科，较小的室只设3个科，各设科长1人，其编制人员无定额。
特工总部建立后，在二陈指挥下，与国民党宪兵、警察结成一伙，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广大革命人民进行调查、监视、跟踪，必要时实施逮捕和杀害，而尤以上海地区为最甚。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上海，因此，特工总部的活动中心也放在上海。
平时，在上海只设特务室，1931年，陈果夫和陈立夫在召见共产党叛徒顾顺章的时候，顾顺章建议，要彻底动摇共产党在上海的根本，就应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
二陈接受了顾顺章的建议，即在上海筹备建立行动区，并派其亲信史济美到上海行动区主持特务工作。
特务对共产党的活动一是侦查，二是破坏。
侦查即采取盯梢、守候、刺探等办法，了解共产党的线索，并将其线索迅速提供给行动组，行动组得到线索后，即根据线索开展破坏，破坏就是捣毁组织，逮捕人员。
有时，特务们配合军、警、宪等机关公开捕人，有时则采取绑架、诱捕等办法秘密捕人。
1933年3月逮捕共青团中央王云程等人就是采取绑架的方式，1935年逮捕田汉就是采取诱捕的方式。
除此以外，特务组织还采用极其毒辣的“细胞”政策，所谓细胞，即指特务的耳目，他们打入中共组织内进行破坏活动，其任务除收集情报、提供线索和密切注意周围的异常情况可疑人员的活动外，还要有意识地伪装进步、积极，以求长期活动。
按徐恩曾的说法，是特务机关“暗地培养一批伪装思想左倾而常有不满现实言论的干练人员，作为诱饵……等候匪党分子吸收，由此打入匪党组织，充作匪党党员，了解匪党内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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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总部（3）
陈立夫对这种办法十分欣赏，他鼓励特务们多打进共产党去，从思想上、组织上破坏，瓦解共产党。
在陈立夫的指使下，一些特务以各种方式打入中共上海各区委，起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作用，“甚至有两个区委的领导权”也被特务所控制。
由于二陈指挥的特工总部的猖狂活动，也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一时期中###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一些机关被捣毁、封闭，党员很多被捕或被杀，进步分子也遭到迫害，损失极为惨重。
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在他所写的《暗斗》一书中十分得意地炫耀其“战果”，当时中共组织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或部分破坏的次数为：中央在上海的领导机关14次，江苏省委4次，山东省委3次，陕西省委2次，共青团中央3次，河北、河南、贵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1次。
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捕去的中###员和干部计24800人，其中；历届中共中央总书记3人（向忠发、陈独秀、瞿秋白），中共中央委员40人，省市委干部829人，县市级干部计8199人，一般干部和党员计15765人。
以上这些数字虽有夸大，但可以说明，二陈指挥的特工总部对中共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当时，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以致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被迫迁往苏区。
特工总部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陈果夫、陈立夫也因实施特务政治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地位如日中天，达到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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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反省院”（1）
二陈指挥的特务组织逐步发展，遍及全国，其主要职责是直接参与侦查，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的活动。
陈立夫十分强调不择手段破坏共产党组织，杀害共产党人，从根本上消灭共产党。
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又不断地改变策略，变换手法来对付共产党，他看到，“四一二”和“七一五”后，国民党采用最残酷的屠杀办法来消灭共产党，但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活动反而更加频繁，同情、拥护共产党的人更多了。
因此，他认为，单凭镇压和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还必须用“软”的办法，即采取政治欺骗的手段，引诱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叛变自首，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共产党内部的机密，再以武力一举而歼灭之。
于是他积极向蒋介石建议，在###过程中，应采取暴力镇压与政治软化两手相结合，这项建议为蒋介石所接受。
1930年，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国民党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如主动向国民党自首者，视不同情况，可予免刑或减刑。
这样，为了争取一些共产党人向他们自首，陈立夫指挥特务在以武力迫害共产党的同时，加强了政治软化和劝降审讯工作。
正如周恩来所总结的那样：“内战时期，蒋介石对我们是硬打、硬捉、硬杀。
但‘九一八’前后，他也采取了一些软的辅助办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内线政策等。
”这一办法果然有一些效果，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特务通过劝降审讯，政治软化等手段，确实收买了极少数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的中###员，这些人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引诱下自首投敌，成为可耻的叛徒。
193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被特务捕获后，陈立夫立即指示将其关押在条件优越的上海东方旅馆内，并派特务轮番到旅馆对卢进行劝降。
结果，在特务的利诱下，卢福坦表示愿意自首，叛变共产党。
这使陈立夫十分得意，他认为，像卢福坦这样的高级干部尚且容易劝降，一般的共产党干部和普通党员是可能自首的，因此他便在更大范围内采用了劝降和自首的办法。
1934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盛忠亮被捕，特务们开始严刑拷打，盛忠亮态度十分坚定，毫不屈服，后来陈立夫指示用“软”的办法。
特工总部了解到盛忠亮与已经被捕的秦曼英感情很好，便首先将秦曼英劝降，然后对盛忠亮以“礼”相待，不再用刑，并改善生活条件。
几天后，便派特务来作劝降工作，特务劝说了半天，盛忠亮仍不动心，这时特务摊牌了，说，“秦曼英已经自首了，你又何必坚持呢？只要你自首，我们成全你们的好事。
”盛忠亮果然转变了态度，说要见秦曼英一面，特务连夜将秦押解到上海与盛忠亮见面，盛忠亮得知秦曼英确已自首后，他自己的防线也彻底崩溃，很快投入敌特怀抱。
有些共产党员思想也较坚定，并非一下子就可以劝降的，对这些人，陈立夫则采取逐步升级的办法，即待遇逐步优厚，派去劝降的特务水平一次比一次高。
如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后，经很长时间的劝降审讯，都无效果，李竹声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其他什么也不肯讲，更不愿自首变节。
陈立夫即采取升级办法，将李竹声从上海移送南京，提高生活等各方面待遇，并派有一定理论修养和劝降水平的特务进行说服，结果，李竹声经不住考验，叛变自首。
除此外，还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徐锡根等，也在国民党特务的劝降审讯下自首变节，成为可耻的叛徒。
当然，更多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而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1935年，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为国民党宋希濂部所捕。
这一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十分兴奋，他想，瞿秋白是共产党的大人物，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如果劝降成功，对国内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至少也可以得到共产党内若干机密情报。
于是，他挑选了一名专门从事劝降工作的高级特务——特工总部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前往福建，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福建党务视察员的身分，去作瞿秋白的劝降工作。
陈立夫十分自信，他以为，凭以往的经验，凭王杰夫的劝降手段，这一次一定会成功，瞿秋白一定会叛变自首的。
王杰夫到福建后，会同所属福建省特务室主任钱永建一道对瞿秋白进行劝降。
他们多次商讨对策，采取种种办法，与瞿秋白进行多次谈话，企图让瞿就范。
但瞿秋白一身正气，威武不屈，丝毫不为所动，誓死不投降，直至最后英勇牺牲。
在真正的共产党员面前，陈立夫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
为了更好地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欺骗，诱其叛变，根据二陈的建议，国民党专门建立了从事此项工作的机构——反省院，同时还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将反省院纳入政府机构。
特务们常常将抓来的共产党人关进反省院进行所谓反省，“反省合格”后予以释放，并从中挑选出一些出卖灵魂的人专门从事破坏中共组织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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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反省院”（2）
1930年，国民党首先在长沙设立了湖南反省院，但并不为二陈所掌握，而是由湖南省主席何键直接控制。
后来，各省相继建立反省院，这些反省院按组织系统隶属于法院。
但反省院原司法人员对共产党人的劝降、诱骗办法远不如CC特务阴险毒辣，而且收效不大。
为了使反省院成为更有力地破坏革命的工具，也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陈果夫与陈立夫极力想控制这一机关，并为此进行了很多活动。
二陈先行密商，提出了一整套对反省院加强管理和实施诱叛的办法，然后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出面与司法院长居正、司法部长谢冠生等商议，要求整饬反省院组织，订立更加完整的制度，使其更有效地实现欺骗诱叛、瓦解革命阵营的目的。
他们还提出，反省院除接受高等法院送来的“反省人”外，还要接受调查科送来的“反省人”，并要求司法部门接受中央组织部推荐的CC特务担任各地反省院院长。
居正与谢冠生碍于二陈的权势，只好答应。
1932年以后，二陈陆续从CC特务中挑选出一些得力干将到各地反省院去担任院长。
如首都反省院院长廖家楠，苏州反省院院长刘云、安徽反省院院长仲建辉、湖北反省院院长郭良牧、浙江反省院院长方青儒、山东反省院院长赵伟民等均为二陈的亲信。
这样一来，反省院虽然在形式上仍然隶属于高等法院，实际上已改隶特工总部了。
这些CC特务上任后，对于反省院原有人员，除少数被吸收进入中统外，大部分都被排挤或者开除，其空额由特工总部另派人补充。
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各地反省院完全被二陈所控制，其一切业务均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后为调查处）所主管，高等法院也不再过问了。
反省院的组织机构比较简单，在院长之下分设训育、管理、总务三个科。
其中以训育科为主，直接对“反省人”进行欺骗诱叛，该科所配备人员也最多，除科长、科员之外，还设有训育员、高级训育员若干人。
反省院所拘押的人员大约可分为三类：一为背叛革命不彻底的分子，二为坚决不承认自己为共产党的人，三为托派分子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的分子以及其他思想左倾者。
也有少数原属中统，后被认为对组织不忠，对二陈不忠，违反特务纪律的人在此关押。
反省院对送进来的“反省人”进行政治训练。
根据二陈的指令，训练的内容有三条：一为以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二为以阶级调合反对阶级斗争；三为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训练的形式以学习、上课、训话等为主。
学习，即发给“反省人”一些充斥###内容的文章和小册子，如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陈立夫的《唯生论》等，让“反省人”自己学习，并写出读书笔记、思想汇报。
上课，即由担任训育员的CC特务讲课，内容不外是国民党好、共产党坏之类。
训话，即聘请国民党要人，社会名流学者等进行精神讲话，陈立夫常亲自到一些反省院进行训话，老生常谈那些只有叛变革命才有出路之类的陈词滥调，企图对“反省人”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凡参加听课听讲的人，须写听讲笔记、反省笔记等，逐日送交训育员审阅，此外，训育员还经常找一些人进行个别谈话。
反省院规定对“反省人”的反省以6个月为一期，结束时要举行考试，其试题多为“对共产党的认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比较”、“对苏联的认识如何”、“中苏关系怎样”之类，考试不及格者便要留级，继续反省半年，如果再次考试再不及格，就要严厉惩罚，反省院的训育员常常威胁说：“如果三期不及格者，便要枪毙！”以此造成被拘押者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好迫使他们投降自首。
即使从反省院被释放出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还受监督和控制，还须定期向反省院汇报个人思想和言行。
反省院在劝降审讯、怀柔软化的同时，也并不放弃严刑拷打等硬的方式，院内专门设有关押革命志士的特别监狱，里面配备有各种残酷的刑具。
尽管这些手段残忍毒辣，但大多数共产党员都英勇不屈，顽强坚持斗争，他们宁肯留级，不出反省院，也不写悔过书，不填写###申明，并且进行各种形式的特殊战斗。
当时各个反省院都有共产党的秘密支部在战斗，绝食斗争时有发生，弄得反省院中动荡不安。
也有少数共产党员在反省院软硬兼施的折磨下，经不住考验，自首反省，变节投降。
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35年，自首变节的共产党员有276人，其中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干部23人，省一级的干部31人，县一级的52人，区一级的75人。
这些断了脊梁的癞皮狗出卖灵魂，出卖共产党的机密，出反省院后，带领国民党特务、军警搜捕、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同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28年初，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秘书何家兴叛变，即将罗亦农的住址出卖给国民党特务，结果，罗亦农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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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反省院”（3）
192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投敌，企图在中央军委开会时，将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负责人一网打尽。
8月24日，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没有参加会议，当会议正在进行时，大批特务包围会场，在场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全部被捕，除张际春被营救出狱外，其他共产党人均壮烈牺牲。
1932年，中共中央特务科长顾顺章叛变，亲自到监狱认人，出卖了关在苏州监狱里的恽代英，第二天，恽代英即被国民党杀害。
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时，就出卖了中共驻汉交通机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及红军二军团的驻汉办事处，结果，这些机关均被国民党特务破获，有10多人被捕，全被杀害。
在南京，顾顺章继续出卖共产党机密，供出了周恩来、李维汉等人的5个住址，并派他的亲戚家人在上海进行侦查，在此危急情况下，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使其阴谋没有得逞。
陈果夫、陈立夫利用劝降审讯，反省院训练的办法，收买了一些叛徒，再利用这些叛徒对共产党进行破坏，在一个时期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使共产党遭到很大的损失，二陈对此十分得意，认为这是他们在无形战线上的成功之战。
但不管国民党特务怎样穷凶极恶，共产党内少数叛徒怎样为虎作伥，都始终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在人民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这是二陈所料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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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罗网（1）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整个东北地区陷于侵略者的蹂躏和践踏之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但国民党政府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却一再退让，命令中国军队“力免除扩大事件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
由于民族危机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动摇、分化和分裂，军队将领中出现了马占山等风云一时的抗日英雄人物。
更为突出的是，1931年12月，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多人在宁都举行起义，集体参加红军。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的矛盾和纷争更加激化，反蒋各派趁机向蒋介石集团发起攻势，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实行武力对峙，他们利用全国的民气，极力逼蒋下野。
湖北的何成浚则发起九省“联防”计划。
张学良联合阎、冯旧部提出北方六省“大联合”的口号。
各派势力的这种矛盾与纷争，使国民党统治陷于一片混乱。
蒋介石为此伤透脑筋，经再三考虑后，于1933年元旦通知陈果夫、陈立夫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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