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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与陈立夫:国民党兄弟教父-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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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蒋、戴、丁都只是名誉性的，所以实权由陈果夫独揽。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中央党务学校录取340名新生，正式开学了。
陈果夫对学生的教育十分重视，他为学校制定了“亲爱精诚”的校训，并确定了小组讨论、军事训练、课外活动、民众组训工作见习四种教育形式。
小组讨论，即学习时以讨论的方式进行，训练学生主持会议，控制会场等政治术；军事训练，即将学生军事化组织起来，实行严格军事纪律和军人训练；课外活动即在校内组织各种活动团体，从事组织与领导的训练；民众组训工作见习即让学生分赴南京附近各乡镇，实地从事组织民众的工作见习。
经过近一年的训练，在陈果夫的精心培育下，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274名学员毕业了。
这批学生由陈果夫直接分派到中央机关及各省市从事“清党”###的党务工作。
对这批学生，陈果夫是十分满意的。
他在为这期毕业生纪念册所写的序言中说：“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无黄埔；欲推进党务之发展，更不可无一般曾经充分训练之党员，充实各级党部，巩固本党组织。
”他认为，他的中央党务学校已经可以和黄埔并驾齐驱了。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
这就确定了国民党在训政时期实行“以党治国”的施政纲领。
在这种情况下，党务人才的缺乏更加严峻地摆在国民党面前。
为了更好地培养训政人才，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中央党务学校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学制4年，蒋介石继续担任校长，丁惟汾为教育长。
学校增设校务委员，二陈兄弟都担任了校务委员，陈果夫后来成为教育长，实际上仍是陈果夫总揽大权。
“到中央政治学校时，一切实权都抓到了陈果夫、陈立夫的手中了。
故人称这个学校是属于CC派的”。
1929年8月，第一期大学部录取新生67人。
在开学典礼上，陈果夫讲了很多。
他说，在中国“旧思想最难祛除。
现在普通人民，其思想与在专制时代，并无二致”。
因此他要求学生学成后去做教育人民的工作。
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不明白三民主义，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这也就是说，要用国民党的思想去钳制人民的思想。
二陈兄弟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国民党干部的基地，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在学校的培养、教学内容、招生原则、科系设置等方面都做了硬性规定，使这个学校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
同时，每年，二陈还从毕业生中派3—5名学生到国外留学，以资深造。
在二陈的苦心经营下，中央政治学校的一届届毕业学生，成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骨干，成为蒋介石统治各地的基本力量。
而二陈也通过这些学生控制了国民党各级党部，他们的势力也急剧地膨胀起来。
办中央政治学校只是奠定了二陈在教育界的地位，但他们的势力还不能控制教育界。
因此，他们在办中央政治学校的同时，极力向教育界渗透。
陈立夫更是迫切，他说：###门，我们必须拿到手，这是管理思想的部门，我们天天喊叫党化教育，可是###门在人家手里，这还行吗？首先，他们将其亲信及CC分子大量安插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
南京政府成立后，废止大学院制度，成立###，由蒋梦麟为部长。
陈果夫即向蒋介石推荐CC派人物段锡朋担任了###次长，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刘季洪为河南大学校长，丁默村为上海江南学校副校长等。
其次，二陈经常提出关于教育方面的议案、方法、建议，以扩大他们在教育方面的影响。
控制教育（2）
1932年，在###没有任何职务的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建议专科、大学及派遣留学生应重农、工、医等实科教育，中学注重数理化，小学注重国文及算术。
这一方案经国民党中央同意交###执行，矫正了当时文法科的滥设，促进了以后实科教育的发展。
1933年，陈果夫又提出了《改革教育方案》，提出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小学设立修身科，“且施行严格管理，务使男女青年，在中小学校求学时代，即造成服从纪律之习惯与力行之精神”。
因此，除道德教育外，还必须接受军事训练。
还应加强对各校校长的控制，“###应每年召集各大学校长，咨询一切”，“省教育厅应每年召集各中等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教育局应每年召集小学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训练半月”。
同时，还要严格控制教职员，规定：“其利用学生作政治活动为谋进身或为个人权益，不惜造成学校风潮之校长、教职员，如在本校发现而撤职者，他校不得任用”。
这一方案由于规定太严，受到教育界很多人反对而没获实行。
陈果夫并不死心，他不断发表文章，阐述他这些主张，并于1944年写成《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一书，但还是不能引起多数人的共鸣。
不过，二陈毕竟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他们在教育界的影响。
再次，二陈指挥CC特务在学校积极推行党务教育。
陈立夫认为，学校是传播思想的园地，一是肃清共产主义思想，一是宣传三民主义思想。
在他们的建议下，学校建立了训育制度，中等以上的学校设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育和公民教员，这些职务基本上由二陈委派CC特务充当，他们的任务是“时时与学生接近，藉以匡正其思想言论行动”，“随时调查学生平时所阅刊物及其所发表之言论”等。
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育工作大纲》中，更露骨地规定他们在“总理纪念周、各种纪念日及各种###应因时制宜讲演总理遗教、革命史实、###罪恶、国难经过，并依照中央施政方针作时事报告”。
二陈还生怕这些训育员不称职，他们自己干脆亲自出马到各校去发表演讲。
陈立夫先后到全国一些著名大学宣讲他的《唯生论》，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演说后还向学生们发誓，说他一年之内要跑遍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要对10万学生讲话，以防止青年跟共产党走。
除了到学校去演讲外，陈立夫还将一些学生找来，办专题讲座。
他自己讲《唯生论》，还请来戴季陶讲《青年修德》，缪凤林讲《中国历代人物评论》等。
为了镇压学校中的革命运动，防止共产党在学校的活动，陈立夫还建议在学校中“整顿学风”。
###接受了他的建议，于1930年公布《整顿学风令》，声称：“近年以来，我国学生受共产党人及一切反动派之诱惑”，“妄分派系，驯至放僻邪侈，罔所不为”，提出“如再有受反动派之利用，仍若嚣张，恣行越轨者”，“惟有执法严绳，以治反动派者治之，决不稍事姑息”。
法令一下，二陈便指挥CC特务，对学校师生进行监督盯梢、跟踪、绑架、逮捕、暗杀等暴行，使许多进步师生被捕被杀，上海大学、大陆大学、晓庄师范等学校被查封或勒令停办。
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控制，陈立夫还指使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奂、洪兰友等人组成所谓“###领导小组”。
这个小组指使各校的特务组织，专门收买落后学生，干破坏###的勾当。
当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后，中央大学等7个学院的学生准备响应北平学生运动。
陈立夫知道后，十分着急，他急令“###领导小组”想法制止。
徐恩曾便以###领导小组的名义，找来南京落后学生团体“三民主义大同盟”的负责人商议，并向他们发布命令，绝对不许学生冲入国民党政府和行政院，不许到日本使馆闹事，全市学生###当天结束。
第二天，中央大学学生到礼堂开会时，早有准备的“同盟”分子已控制了会场，使会议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
下午4时，南京大、中学生1万多人到行政院请愿，并要蒋介石接见学生，而蒋介石却拒不接见，只派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出来应付，激起学生的愤怒，要冲进行政院找蒋。
这时，“同盟”分子却鼓噪起来，要求举行游行示威，这就使冲行政院的要求得不到一致的响应。
游行开始后，学生提出到日本使馆去示威，“同盟”分子也进行阻拦。
这一次大规模的统一行动就这样被特务们破坏了。
陈立夫对这次破坏###的成功十分高兴，他特地请示了蒋介石，对特务们进行嘉奖。
但他又认为，现在他们有国家机器，有宪兵、警察，而共产党却能发动###，他们要费很大气力才能平息，这是他们的失败。
因此，他要求更加严密地监视学生，更加严厉地镇压一切###，提出在学生中大量发展国民党员，发展特务组织。
在陈立夫号令下，CC特务们在各地大中学校建立了大量特务组织，诱骗低年级学生加入特务组织，编辑各种反动报刊，如《华报》、《大学生言论》等，进行各种反动宣传，以造成强大的声势，清除共产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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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教育（3）
陈立夫认为，在这种强制高压下，就可以造成国民党的###的天下，造成蒋陈势力的一统局面。
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后来，全国民众抗日反蒋运动的蓬勃兴起，就是对二陈的一记响亮耳光。
二陈虽然以其CC势力控制了教育界大部分地盘，但他们还不满意。
陈立夫一心想当###长，想控制整个教育界。
1935年，他向蒋介石提出了大专院校进行肃整的建议，要求对一些受共产党影响的正直校长进行撤换，这些都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
1936年1月，蒋介石召开了全国大专院校校长、院长和学生代表会议。
陈立夫在教育界没任何职务，本来不够资格参加会议，却也挤进大会。
会议期间，他鼓动CC系校长、院长向蒋介石献策，提出种种压制学生运动的办法，并要求换上所谓“自己的有效能的忠于领袖的###长”。
弦外之音，蒋介石已经听出了，这是要陈立夫当###长，但他没有当时答应。
蒋介石对陈立夫在教育方面的种种举动是满意的，也有意让陈立夫当###长，但他有自己的考虑，还要等待一定的时机。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沉默很不满，但也没有其他办法。
陈果夫劝告弟弟沉住气，慢慢等待。
二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时刻都窥伺着###长的宝座。
只等时机一到，便要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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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科主任（1）
1927年底为拥蒋上台而成立的中央俱乐部早已云散烟消，不复存在，但以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为基础所组成的CC派，却日渐发展，成为国民党内一大派系，在政治上为其他派系所望尘莫及，陈果夫、陈立夫则是这一派系的首领和灵魂。
关于CC派的政治立场，台湾学者袁宗蔚将其概括为以下6条：一、以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的理论指导，认为只有国民党才是惟一有资格领导国民革命的组织；二、他们视蒋介石为革命、党与政府的最高领袖，蒋的意志是绝对的，不容丝毫怀疑；三、他们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以及三民主义之外的其他主张，除国民党外，他们排斥任何其他政党存在的意义；四、他们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支持国家独立；五、他们主张中央集权；六、他们主张恢复传统道德教条。
这位学者的立论基本公允，但并不准确，CC派所信奉的三民主义是被他们篡改了革命内容的假三民主义，所谓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反对共产国际，并不是反对英、美、日、德等真正的帝国主义。
二陈兄弟对“CC”的称谓十分恼火，陈果夫曾气急败坏地否认：“我的性格，不会用外国字来组织自己团体的”，并反诬“此为共产党之解释”，是“奸人造谣挑拨之用意”。
但不管怎样否认，怎样反诬，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政治势力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国民党中，成为控制国民党的一股十分重要的力量，直到后来国民党败走台湾，这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事实。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被推选为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常委，同时依旧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而且将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部。
蒋介石只是挂着部长职务的名义，具体事务都由陈果夫办理，实质上，部务大权仍然是由陈果夫一人独揽。
陈果夫在主持全国“清党”运动、整理党务的同时，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的控制和对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防范，首先对组织部进行整顿和改组。
他认为组织部原来机构庞大，人浮于事，且办事效率低，众多职员中混杂有共产党及进步分子，于是，便对组织部机构进行了大量精减，废去原有一些科室，部下只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其中尤以调查科最为重要。
陈果夫借精减之由，将原组织部一些属于其他派系的人员全部调出，另将CC派人员调进来，负责各科的工作。
为了加强陈家势力，陈果夫特地将其弟陈立夫也拉进组织部来，充任调查科主任。
这样，二陈兄弟俩便将国民党的要害部门——组织部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
调查科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它的任务，只是收集整理党内的各种资料如党员成分、经历、动态等，以及做一般性的社会调查。
而陈果夫的调查科则是奉蒋介石的特殊使命而设立的。
此时，蒋介石已经取得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但他知道，要建立独裁专制的统治，必须严厉打击和镇压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必须打击国民党内如改组派、再造派等各派系，还必须打击国内其他各党派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建立特务工作，以对付共产党、革命力量及其他反蒋势力。
但在国民党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情况下，蒋介石不便单独或公开搞特务组织，为了掩人耳目，便将特务活动的任务转到了党务调查科下，该科名义上进行党务调查，实际上进行特务活动。
蒋介石对调查科十分重视，认为“成败利顿，关系党国存亡”，尽管他的景况还相当困难，但还是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对陈果夫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
所以当陈果夫提出调查科主任由陈立夫担任时，蒋介石欣然应允，即将此时正担任他的机要科长的陈立夫放派到中央组织部，主持他交给的特务工作。
28岁的陈立夫年少得志，满面春风地出任调查科的首届主任，他感激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也明白兄长要他来组织部的用心，决心与其兄好好合作，发展CC派势力，为蒋家王朝尽忠效力。
他主持调查科后，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改变原调查科的性质，将其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
在第一次举行的全科会议上，陈立夫明确提出，调查科的主要任务是：第一，调查党员的思想及派系隶属，收集国民党内异己派系的情报；第二，收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情报；第三，配合国民党军警机关，破坏共产党组织，逮捕共产党人。
在调查科的机构建置上，陈立夫比较谨慎，刚开始，科下只设采访、整理两个股，每股各设总干事一人，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总计工作人员只有十七八人，全是陈立夫物色的亲信。
还在陈立夫为蒋介石当秘书、机要科长时，便利用其特殊身分招揽了一些思想顽固的国民党右翼人物、共产党的叛徒，将其安插在机要科，从事各种特务活动，陈立夫到组织部后，把这些人也一并带了过来，成为调查科的骨干分子。
采访股干事为杨剑虹。
杨剑虹原是上海青帮成员，并一度替日本洋行当买办，五卅运动时，曾参与组织黄色海员工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积极参与屠杀共产党和工人群众，他指挥的黄色工会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本人则在###中被陈立夫所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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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科主任（2）
此后，陈立夫与杨剑虹来往密切，他每次到上海，总是由杨陪着吃喝玩乐，陈立夫交给他的任务，他也能很好地完成，因此，很得陈立夫的欢心，陈便将他收罗到门下。
整理股总干事由吴大钧担任。
吴大钧是浙江人，与二陈为同乡，曾留学美国，学习统计，与陈立夫很早就认识，而且私交甚笃。
因此，陈立夫也将其拉入调查科，委以重任。
在机构设立、各负责人确定后，陈立夫雄心勃勃，准备开展工作。
他要从各方面掌握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活动情况，并对其实施破坏，他要在全国建立地方组织，把特务网撒向各地。
但他手下只有十几个人，总觉捉襟见肘，力量单薄。
为此，他与其兄陈果夫商量，要求扩大人员编制，陈果夫当即同意，并报蒋介石批准，决定从陈果夫主持的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中选派10人到调查科。
于是，二陈兄弟亲自到中央党务学校进行挑选，他们对毕业生一一细致地调查、了解，以坚决###为标准，以忠于蒋介石、忠于二陈为条件，经过精心选拔，反复比较，最后，从第一期274名毕业生中选出10人，充实到调查科。
这10人是：张国栋、郑伯豪、张旆、李凤澜、骆美中、王保身、任洪济、谢澄宇、郭良牧、陈玉科。
这10名毕业生到调查科后，陈立夫立即对他们实行特殊训练。
他没有将他们安排到哪一股工作，他知道，这些毕业生尽管思想上是坚决###的，也是忠于蒋介石的，但他们并不明白调查科的特务性质，也没有干特务工作的思想准备，必须有一个适应环境、适应工作的过程。
因此，陈立夫要求他们首先“实习”。
“实习”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了解情况，熟悉环境。
陈立夫将他们召集起来，进行训话，并向他们介绍调查科的性质、机构设置、工作范围等情况。
随后，召开全科大会，介绍他们与原来的人员相识，让其互相谈话，增加了解。
在此基础上，再让他们参加科内工作，逐步熟悉科内工作环境。
第二阶段，参与调查，熟悉工作。
大约10天以后，陈立夫便将这10名毕业生派往上海作调查工作。
临行时，陈立夫明确规定，他们调查的范围是：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国民党内派系活动情况，工人运动的情况。
这些人到上海后，采取各种手段打入工厂和一些民众团体，还进入国民党军队和一些基层党部，搞所谓的调查实际上为特务工作。
调查完毕回南京后，他们便根据自己调查的情况写出工作报告。
陈立夫将这些报告收来加以审查考核，初步定出优劣。
第三阶段，再次参与调查，审查考核、分配工作。
一个月后，陈立夫安排他们到江浙两省进行第二次调查，这次调查，除了以前的内容外，还增加农###动情况一项，返回后再次写出工作报告，陈立夫收回工作报告后进一步审查考核，最后确定优劣。
然后，根据考核的结果，将这10名毕业生分配到科内具体工作部门。
陈立夫十分欣赏自己这套用人办法，认为不但对这些人的工作能力进行了考查，而且还培养了他们对自己的忠心。
这10名毕业生充实调查科后，陈立夫还嫌人员太少，为了进一步扩大特务势力，也为了提高调查科的特务专业水平，经与陈果夫商量，获蒋介石批准，1930年又从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中挑选了20人参加调查科工作。
这批人来后，陈立夫怕引人注目，干脆使之处于秘密状态，既不将他们算在正式编制内，也不让他们在中央党部内办公。
陈立夫亲自在南京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旁选择了一栋半中半西的两层楼房，将这20名经过特工训练的特殊人员安排在此办公。
平时，陈立夫不让其他的人到这里来，只有他自己时而光顾，偶尔也有一些国民党的高级人物到此视察。
这座楼房的大门总是关着的，黑色的窗帘也不太开启，门外赫然挂着的却是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这更增添了这座楼房的神秘性和恐怖性。
人员增加后，陈立夫又将调查科内的机构增多，在原来采访、整理两个股的基础上，又增设了特务组、言文组，文书组等，还向一些重要地区派遣了特派员，如上海特派员为杨登瀛、武汉特派员为蔡孟坚、开封特派员为黄凯。
其中，特务组最为重要，是调查科的核心组织，其成员都是经过二陈兄弟精心挑选的极善玩弄阴谋、极端冷酷无情、极端###的顽固分子。
特务组的成立，标志着整个调查科完成特务化过程，而陈立夫则是这一转化过程的直接导演。
为了加强对特务们的思想控制，让其死心塌地为他们服务，陈立夫经常召集特务训话，大讲特务工作的所谓重要性，说什么调查科是国民党最核心的组织，是党的耳目，宣扬特务活动是保卫党的安全、国家的安全、领袖的安全并与党国命运息息相关的事业，只有优秀的党员才能从事这一光荣的工作等。
正是在二陈的悉心培育下，调查科的特务被豢养成一帮阴险、狡猾、残忍、冷酷的极端恐怖分子。
调查科主任（3）
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1928年12月11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共”会议，电召陈立夫参加。
陈立夫即匆匆赶往庐山，在会上，陈立夫积极为蒋出谋划策，最后制定了湘鄂赣三省“剿匪”方略，决定对这一地区实施军事“围剿”。
同时，陈立夫自告奋勇，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率领他的特务配合军事行动，加紧进行###活动。
蒋介石当即表示赞许，并命令他抓紧进行。
陈立夫接受使命回南京后，即开始了一场旨在对中共地下组织进行大破坏的###活动。
陈果夫与陈立夫分头指挥调查科的特务，对共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侦查、检举、密报、跟踪、绑架、逮捕、屠杀，这一时期，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
调查科在从事这些罪恶活动时，常常是直接指挥警宪机关协助进行。
当时，南京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陈独真曾任过陈果夫的保镖，他能独当一面，负责首都警察厅的工作，也是由于陈果夫的提携，因此，对二陈兄弟是百依百顺。
这样，调查科便与警察厅紧密结合在一起。
调查科发现情况后，总是利用警察厅的名义，借故检查户口，深夜闯入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的进步人士的私宅搜查，如发现进步书刊，便予没收，甚至当场施行逮捕。
调查科除了与警察厅配合工作外，还常与宪兵司令部一起行动。
蒋介石多次指示调查科要和宪兵司令部密切协作，而陈立夫与宪兵司令谷正伦的关系更是超出一般。
陈立夫被称为特务魁首，谷正伦被誉为宪兵之父，陈立夫主张特务工作要依靠宪兵，谷正伦则强调“宪兵常务、特务一元化”，所以谷、陈气味相投，关系十分密切。
有一次，陈立夫应邀到南京宪兵学校对特务教育班第二期学员讲《唯生论》，他在台上高谈阔论，而谷正伦则在台下“洗耳恭听”，陈立夫一讲就是两个小时，谷正伦也立正“恭听”了两小时。
这种恭顺态度使陈立夫深受感动，二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
后来，陈立夫还派其亲信徐恩曾为谷正伦担任宪兵司令部的顾问，这样一来，调查科与宪兵司令部可以不分彼此，宪兵、特务实际上是一家人了。
所以，调查科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抓人，抓来的人大都送往宪兵司令部监狱关押，而宪兵司令部对这些随意抓来的人往往不加审理，则以“反革命”论处，这种滥杀无辜的特务行径，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陈立夫主持调查科的时间不长，便被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兼国民复兴委员会秘书长。
但他对调查科这块肥缺是不肯轻易放下的，必欲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在他离任时，便与其兄陈果夫商量，提拔他的亲信张道藩担任调查科长。
张道藩，贵州盘县人，早在天津读南开中学时，便与就读于北洋大学的陈立夫相识。
1919年赴欧，考入英国克来佛穆学院，后又考入伦敦大学斯来德艺术学院学美术，并于1923年加入国民党，毕业后又赴法入巴黎艺术学院深造。
1926年6月回国后出任广东省政府农工厅秘书，此时，与陈果夫、陈立夫搞到一起。
由于他机警善辩，顽固###，深得二陈信任，成为CC派中的核心骨干，所以陈立夫卸职后便由他主持调查科。
张道藩担任调查科长的时间也不长，很快便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兼蒋介石侍从室秘书，于是，二陈又安排其亲信吴大钧继任其职。
吴大钧主持调查科一段时间后，二陈觉得不够满意，1929年8月，陈立夫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后，便将吴大钧调出，担任秘书处所属的中央统计处处长，然后再调另一亲信叶秀峰担任调查科长。
叶秀峰是江苏扬州人，与陈立夫是北洋大学同班同学，后来又一同赴美国留学，二人称兄道弟，私交极深。
陈立夫让他主持调查科，是想让他当傀儡，但不久，陈立夫便发觉叶秀峰并不能俯首帖耳听他的话，不几个月便将他撤下，干脆派他的表弟徐恩曾取代其职务，出任调查科第五任科长。
徐恩曾与二陈既是同乡，又是亲戚，他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后入交通大学电机系，并与陈立夫一同赴美留学，在美国加入国民党，1927年回国后即参加CC特务集团，所以深得二陈的信任。
更重要的是，徐恩曾对于二陈来说，是一个惟命是从的奴才。
所以，陈立夫将调查科长像走马灯似地换了一个又一个，最后选定徐恩曾，放心地将科长大权交他掌管。
实际上，张道藩也好、吴大钧也好、叶秀峰也好、徐恩曾也好，二陈只是要他们当走狗，执行他们的命令，按他们的旨意办事，整个CC特务集团的大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陈果夫与陈立夫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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