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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有学问-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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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
“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
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
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
“不反地上，亦反地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判词。
其实也不必奇怪，在传统的中国，最不讲理的有两个地方，一是妓院，一是宫廷。妓院是社会的最下层，只认钱不认理，有钱就有理。宫廷是社会的最上层，谁也管不了，有权就有理。因而，妓院和宫廷又是最没有道理的地方。妓院里的昏天黑地，宫廷里的黑白颠倒，实在是一模一样。
其实，周亚夫不明白的地方在于，国与君是不同的，在封建社会里，虽然理论上把君、国看作一体，把国看作君的一家之产业，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你损害了君的一己私欲而为国谋福利，你必定会大倒其霉。高调唱得好听，其实也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私欲合理化而已。如果真是君、国等同，那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走马灯般地改朝换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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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文人多强项（1）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究竟哪类人最有骨气呢？请翻开历史认真地查一查，如果你能伸开舌头说话，那么，脖子最硬的，恐怕还应算是文人。
可是，在我们的观念中，文人是个什么“德性”呢？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知稼穑之艰难，只会做些无病的呻吟；而且满口酸臭迂腐的废话，只能死背书本，白糟蹋劳动人员用血汗换来的粮食，一点实用之学也没有；这还算好的，那些高等文人，往往自命清高，指指划划，或是装出多情种子的模样，弄出令人作呕的造作之态，更有甚者，摇着鹅毛扇，替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充当狗头军师的角色，公然与劳动人民为敌！
呜呼！中国文人的名声在我们这里才算糟到了极点。即使在元朝的蒙古人那里，文人也还享有“九儒十丐”的地位，没像今天这样卑劣下贱！
当然，这并不完全怪我们当代人，这主要是由近代以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批判和政治运动造成的。在那些批判家们看来，文人是劳动人民的天然公敌，是生来就与劳动人民作对的一类人，而且是天生的软骨头，在所谓的新时代，尤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就应当把他们打翻在地，踏上一千只脚，让他们遗臭万年。
可是，那些批判家们忘了，他们自己是否也是文人呢？是否至少也有一些文人的血统呢？不过应当看到，人在昧却天良的时候是无法同他们讲道理的。
今人造就的“脑体倒挂”一词真是极有意味，头在下面，脚在上面，用脑袋来走路，用脚去思考问题，这是否也在无意之中反映了某些人的潜意识呢？所以才有了今天的道德沦丧，才有了今天的世风日下，这就是报应。
你把优良的人格榜样批光了，把一切神圣美好的东西都踩在脚下，人们失去了人格修养上的内驱力，用空洞的口号硬塞给人们的灵魂标签又始终无法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势下，社会风气如不江河日下，那才叫伤天害理！
是该正确认识古代文人的时候了！
古代的文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乃至缺陷，或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做了许多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每当社会黑暗的时候，往往是他们奋起抗争，每当民族危亡的关头，也往往是他们奋起拯救。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文人，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没有中华民族。
这是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整体认识，而不是指哪一个“大儒”、“小儒”或是作家诗人，至于部分品格低下的“小人儒”，不足以改变中国古代文人的整体特点。
正直强硬和敢为天下先，恐怕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两大传统特点。
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丧夫守节，刘秀特别爱怜她，赏赐她很多财物，对她也特别宽容，因此，湖阳公主养了许多家奴，常有横行不法的事出现。一次，湖阳公主的一个老奴竟然白天杀人，犯罪后逃到湖阳公主的家里躲了起来，地方官不敢到公主家里捕人，以致成为悬案。
洛阳令董宣是个非常正直的人，他一时也无法抓到那个犯人，他总不能跑到公主的家里去抓人吧。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笨办法，一直守在湖阳公主的家门外，等候那杀人的老奴出来。
果然，过了些日子，那老奴替湖阳公主驾车，得意洋洋地随公主出来闲逛。董宣立刻上前截住公主的车马，不让前行，并要公主交出杀人凶犯。湖阳公主怒叱董宣，董宣毫不畏惧，拔出佩剑，划地有声，说公主藏匿罪犯，按律当受连坐。董宣责令那杀人的老奴下车，老奴无奈，只得下车谢罪。没想到董宣恐怕他走脱，再难抓获，当即劈死了他，然后向公主请行。
公主见老奴已死，争执也已无用，便气冲冲地驰回宫中，向刘秀哭诉了一番。
刘秀果然大怒，立即宣召董宣进宫，责备他冲撞了公主，让左右的执法人员用木棍处罚董宣。董宣向刘秀叩头说：“愿陛下容我说一句话，然后处死。”刘秀怒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董宣说：“陛下圣德，中兴汉朝，却让湖阳公主纵家奴杀人，陛下何以治天下呢？我不需要您用棍棒相加，让我自杀好了！”说完，以头撞柱，血流满面。刘秀觉得董宣说得也有道理，便让小黄门扶住董宣，不让他再撞，然后让他向公主叩头谢罪了事。
自古文人多强项（2）
但董宣认为自己没有罪过，不肯谢罪，刘秀就让小黄门揪住董宣的头硬往下按。董宣两只手撑在地上，始终不肯叩头谢罪。湖阳公主见此情景，对刘秀说：“你为布衣平民的时候，家里藏了罪犯，官吏都不敢去搜捕，现在当了天子，难道连一个洛阳令都管不了吗？”刘秀笑着说：“天子和平民不一样。”刘秀见董宣始终不肯就范，也觉无法，只好对董宣说：“你的脖子可真硬啊！强项令出去吧！”董宣终于没有输给刘秀。后来，刘秀还赏赐了他。从此，“强项令”的美名就不胫而走，董宣因此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东汉时期发生了两次宦官伙同皇帝迫害正直官吏尤其是官僚文人的事件，史称“党锢之祸”，在这两次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官僚文人的表现确实是可歌可泣的。
汉桓帝依靠五个宦官把专权二十余年的大将军梁冀除掉了。梁冀是外戚，二十年独掌大权，朝野上下遍布他的耳目，连皇帝的一举一动他都很清楚，因此，桓帝要想除掉梁冀，只能靠身边最贴近的人，所以这些宦官立了大功。不过，前门送走了专权的外戚，后门又迎来了专权的宦官，整个东汉就是在这种非外戚即宦官专权或是外戚宦官俱操实权的不正常状态下走完其痛苦历程的。
桓帝封除梁冀有功的五个宦官为“五侯”。单超为新丰侯，食邑二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县瑗为东武阳侯，各食邑一万五千户；左倌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各食邑一万三千户。这五人同日封侯，立即大权尽揽，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影响，后人也倍加重视，唐朝诗人韩翃的《寒食》写道：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他们的亲朋也纷纷升官。这些人独霸一方，为非作歹，多是强盗行径，其生活骄奢淫逸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铺上贵重的地毯，披着华贵的衣服，狗也戴上金银首饰。太监们纷纷娶妻，有的甚至三妻四妾，收拜干儿，弄得乌烟瘴气。他们外出竟敢僭用皇帝的仪仗，后面跟着豪仆马队，肆无忌惮。至于朝政，更为他们所把持，弄得小人趋进，贤士隐退，政治一片腐败混乱。
在梁冀当权的时候，官僚文人就没有间断同梁冀的斗争，以至李固、杜乔被杀；梁冀既除，官僚文人集团决没有加入到宦官一边来，而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开始了同宦官集团经久不懈的斗争。
在初期的斗争中，以李膺为代表。
李膺，字元礼，颖川襄城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生性高傲，不喜与人交往。但他很有学问，为人又刚正不阿，在社会上名气很大，极受人们的推重，一般的士人很难受到他的接见，如有人能蒙宠与他会谈，立刻就会身价百倍，所以，当时的人把李膺的家门比作“龙门”，把士人跨进李膺的家门叫做“鲤鱼跃龙门”。荀椒是李膺的好友，荀椒的第六个儿子荀爽因为有父亲的引荐经常见到李膺。一次，他回到家里，逢人便说：“我今天替李君赶过马车！”引为很大的光荣。李膺的名声由此可见一斑。
李膺饱读诗书，可谓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他不仅收徒讲学，精辟地讲解经史子集，还能带兵打仗。他曾历任青州刺吏和渔阳太守之职，曾在乌桓校尉任上击败过鲜卑人的入侵，作战时亲冒矢石，身先士卒，在军队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也使鲜卑人感到畏惧。后来曾一度被免官，回家后开馆设坛，跟他学习的人多时竟达千人。不久，鲜卑人屡屡侵扰云中郡，桓帝被迫起用李膺，任命为度辽将军，鲜卑人慑于李膺的威望，竟不敢入侵。
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李膺被任命为河南尹，他就联合耿直的官吏如廷尉冯绲、大司农刘佑等人一起打击宦官势力。羊元群在北海任上罢官回家，带走了许多财宝，甚至连厕所里的东西也带了回去。李膺上表请桓帝惩处羊元群。谁知羊元群用贪得的赃物贿通宦官，反把李膺、冯绲、刘佑及地方郡右守一起逮捕。地方郡右守冤死狱中，经大臣陈番及司隶校尉应奉求情，李膺三人才被罚做苦工抵罪，后解免回家。
自古文人多强项（3）
后来，李膺因名声太大又被起用为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是主管京城军事和治安的官员，在任上，他更加不畏权威，惩处宦官。野王县令张朔，是掌管宫门的权监张让的弟弟，他依仗哥哥，横行残暴，竟至杀孕妇取乐。李膺当了司隶校尉后，张朔十分恐惧，逃到张让的家里以躲避惩罚。李膺闻讯，立即派兵搜捕，张让也知李膺不好惹，吓得连忙让张朔藏在特制的空心柱子里。李膺搜查时发现了这个柱子，让人劈开，捕获了张朔。稍经审讯，就将他处死了。
张让跑到桓帝那里去哭冤，桓帝把李膺叫来，说他杀人太快，未经请示就擅自处决。李膺满腹经纶，当时又时兴经义决狱，他就引用孔子《春秋》中肯定晋文公处置卫成公为例，证明自己做得并不过分。李膺还说：“孔子当了鲁国司寇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我上任已十多天了，才干了一件事，我以为皇上会因为我没有尽快地惩治坏人来责备我，没想到因为把该杀的人杀了而受到责难。我自知有失职守，还当更加勤勉，请陛下再宽限我五天，让我把坏蛋都杀光，那时再来听从陛下的处分，就是死也甘心了。”
李膺像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李膺的这番话，说得桓帝左右为难，无法辩驳，只好回过头对张让说：“这全怪你的弟弟有罪，司隶校尉没有错。”从此以后，太监们怕了李膺。有时连桓帝也感到奇怪，桓帝曾问那些很有权势的太监：“现在为什么你们休假也不回家呢？”这些人流着泪磕头说：“我们怕李校尉啊！”桓帝终于明白了，这些太监作恶太多，恐怕一出了宫门，就会被抓住杀头。
官僚文人集团的正直行为是不会为宦官们所容的，他们寻找时机，准备来一次大反扑，他们不仅要除掉李膺等人，还要把那些聚众清谈、抨击朝政的“党人”一网打尽，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张成其人神通广大，结交宦官，横行不法，连皇帝都听说过他。他从宦官那里知道了皇上要颁布大赦令消息，就怂恿儿子杀人。
李膺知道了，立即逮捕了张成的儿子，就在这时，大赦令已颁布下来。可是李膺知道张成预先得知了消息，又加上十分仇视宦官集团，就没有遵守大赦令，杀了张成的儿子。这一下，宦官集团抓住了把柄，由张成的徒弟上书给皇帝说李膺不遵皇命，并诬告他交结京城的太学生和各郡的读书人，结党营私，诽谤朝政，败坏风纪。在宦官们的唆使怂恿下，桓帝诏告天下，大捕所谓的“党人”，除李膺之外，还有二百多官僚文人和太学生被捕。这些人身戴刑具，被囚在狱中，以被蒙头，进行严刑拷打。
李膺不仅骨头硬，斗争的策略也很巧妙。他的供辞多涉及宦官子弟，宦官们越审越觉得要引火烧身，也就不敢再行追问。当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逮捕迫害“党人”，他上书给桓帝，义正词严地指出：“今天逮捕入狱加以刑审的人，都在海内外很有声望。他们都在忠心耿耿地为国分忧，对这样的人，即使给他们子孙十代以优厚的待遇也不算多，怎能随便逮捕审讯他们呢？”要他在判决李膺等人的公文上签字，被他严厉拒绝。
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平时很喜欢结交太学生，他为营救这些文人，以岳父的身份上书给桓帝，桓帝不许，他又以托病交印相要胁。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桓帝觉得再搞下去会尽失人心，只好释放了这些人。但作出了明确规定，禁锢终身，不得再做官。
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不久，桓帝就去世了，灵帝年幼，就由窦太后临朝听政。当初，窦太后之所以能被立为桓帝的皇后，官僚文人集团的首领出了很大的力，窦太后掌权之后，陈藩、窦武等人当然倍受重用。陈藩与大将军窦武共参政事，李膺等人也陆续得到起用。这样，陈藩、李膺与窦太后、窦武所代表的官僚文人和外戚势力就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自古文人多强项（4）
为了澄明政治，陈藩、窦武等人极力主张铲除宦官势力，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先起用志同道合的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授李膺等十九人以官职。到了第二年的五月，陈藩劝窦武说：“过去萧望之死于宦官石显之手，不久以前李固、杜乔又遭灭族之祸。现在灵帝乳母赵娆及女官们又与宦官串通一气，迷惑窦太后。我为大将军考虑，除祸从速，千万不可迟疑。”
于是，窦武向太后提出建议说：“宦官的职责在于管理宫中杂务，决无权力过问朝政，而现在宦官们手握重权，爪牙遍布朝野，天下人情沸腾，怨声载道，正是为此，应将这些作恶的太监一并铲除。”太后不听，陈藩亲自劝说太后道：“我知道言不直则行不正，上欺苍天，下负人望，所以不敢不说。冒险直言，必是遭忌，但我宁愿被杀头，也不敢有负天下人。现在京师里喧哗吵嚷，全在议论宦官侯贤、曹节、王甫及夫人官女等乱政之事，已到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地步。您前一段时间杀了宦官苏康、管霸，可谓人神共庆，但不久又宽容了曹节等人，那可太危险了。”窦太后还是不听。
陈藩、窦武准备以武力消灭宦官，他们先逮捕了郑飒拷问，供辞中累及曹节等人，窦武上书，请求逮捕曹节和王甫，交上奏章，就回家去了。主管传送奏章的太监朱瑀看到奏章后，又惊又怒，故意破口大骂：“他妈的，有罪的太监当然可以杀头，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也要全家抄斩呢？”于是，他大声呼喊道：“陈藩和窦武上书太后，要废掉灵帝，杀尽宦官，要造反！”朱瑀召集了十七个身强力壮的太监，歃血盟誓，准备杀掉陈藩、窦武，曹节听到后，也哄骗灵帝，让他持剑带兵出宫，下令紧闭宫门，收拢印信符节，威逼尚书省起草诏令。他们救出郑飒，软禁太后，并抢走印玺，拿着圣旨去抓窦武。窦武跑进兵营，大声传令说：“太监造反，平反者封侯！”窦武集合了数千士兵，杀了前来抓他的人，准备抵抗。
到了天明，两军对垒，王甫假传圣旨，对士兵们喊话说：“窦武造反，你们是保卫皇帝的禁军，不能听他指挥，谁先投降过来有赏！”士兵见王甫手拿圣旨，平素又怕惯了太监，就纷纷跑了过去。到了早饭的时候，窦武手下的兵都跑光了。窦武骑马奔逃，但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自杀身亡。
陈藩得知消息很晚，他集合了八十多名学生和部下，手持武器冲进承明门，正与王甫相撞。
王甫立命逮捕陈藩，但士兵们谁也不敢上前，虽然陈藩已七十多岁，可威望素著，不可逼视。最后王甫让人把他围了十几层，才算把他抓住，当天即被杀死。
窦武、陈藩的家庭及学生和有牵连者均受株连，或杀或贬，无一逃脱。
至此，官僚文人集团被彻底击败，宦官势力更为猖獗。
但宦官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并未就此结束。在宦官们杀死陈藩、窦武之前，朝野名士及一些有志气的太学生密切联合，相互标榜，乃至互立雅号，在一起清议朝政，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称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等为“八俊”，称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称张俭、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等为“八极”，称渡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他们认为，“八俊”是“人之英”，“八顾”能“以德行引人”，“八极”能“导人追踪”，“八厨”能“以财救人”。在这三十五人中，数李膺的名声最大，除了所谓的窦武、刘淑、陈藩“三君”之外，李膺可谓独占鳌头。
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由朱并告发“八极”之一的张俭引发的。张俭是山阳高平人，曾被任命为山阳督邮。大宦官侯览的家乡在防东，侯览纵容家人横行不法，残害百姓，罪不容诛，张俭就上书请求诛杀其中罪大恶极者。奏章到了侯览那里，他隐藏不报，虽未发案，可从此怀恨在心。朱并是张俭的同乡，曾遭张俭废弃，这次，朱并见宦官杀了官僚文人集团，正在大肆排除异己，就想借此机会复仇，并捞取官职。
自古文人多强项（5）
于是，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的二十四人结成私党，分别立号，并与“八俊”、“八顾”联络，一同密谋，“图危社稷”。那真是一告一个准，灵帝立即以图谋不轨罪下诏逮捕张俭，宦官曹节又暗中使人说服灵帝再扩大逮捕范围。就这样，张俭、李膺、范滂、杜密等人被捕处死，此外死于狱中的还有一百多人；六七百名正直的官僚文人或是纯粹的文人被禁锢，一千多太学生被逮捕。宦官们为了不让正直的文人东山再起，形成势力，长期不懈地追捕搜查，这种迫害，一直延续了十五年，到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告终。
这就是东汉时期第二次著名的“党锢之祸”。
在这次“党锢之祸”中，李膺、范滂、张俭等许多官僚文人或是纯粹的文人所表现出的气节是十分令人感佩的，他们的行为对后人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每当奸佞当道、朝政黑暗的时候，他们就被后人引为榜样，成为激励后人抗争黑暗势力的力量源泉。
官僚文人集团被连根拔除以后，宦官就更加肆无忌惮。灵帝时期形成了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常侍”。“十常侍”包括十二个太监，几乎控制了朝中的所有大权，连灵帝都很怕他们，灵帝经常说：“张常侍是我爹，赵常侍是我妈。”
至于朝内外官员对“十常侍”的趋奉，那就更不用说了。
扶风地方有一个叫孟佗的人，家里很富有，为了升官，他就尽力结交张让的仆人，后来张让的仆人吃饱了，孟陀还是没有提出要求，倒是张让的仆人沉不住气了，主动问孟佗说：“您有什么为难的事，我们一定替您办！”孟佗说：“没有什么事，只需要你们给我磕个头。”张让的仆人答应了。第二天，孟佗去拜见张让，故意去晚，等候在张让门前的起码有一千人，张让的管家远远看到孟陀，就率领一群仆人，来到孟陀面前，一齐跪下磕了一个头。来拜见张让的那些人全都惊呆了，以为孟陀肯定极受张让的重视，就都纷纷给孟陀家送礼。孟陀把收到的一小部分礼转送给了张让，张让很高兴，就任命孟陀为凉州刺史。
后来，“十常侍”把政治搞得极端混乱，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反抗，何进、袁绍等人密谋除掉宦官集团，但何进反被张让杀死。袁绍带兵冲进宫去，见宦官就杀，甚至连没有胡须的男人也杀了，一气杀了两千多人。“十常侍”胁迫汉献帝逃走，被袁绍追至黄河边上，“十常侍”全部跳河自杀。从此东汉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
官僚文人集团虽败在宦官集团的屠刀之下，但其意义却是永不泯灭的。
一是其坚强不屈、正直不阿的人格光彩，不论是谁，都无法完全抹煞，这种精神，保证了中华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也不会彻底丧失良心和导向，也不会完全沿着卑庸和无耻的道路滑落下去。
二是开了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联袂抗争的先河。
其实，中国的学生运动并非自“五·四”运动始，而是从东汉时期就开始了。
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任上严惩贪官及为非作歹的宦官势力，结果被宦官权贵诬告下狱。
京师太学生刘陶等人极为愤怒，他们联络京师乃至全国各地的太学生几千人围集到宫门外，上书诉冤，要求释放朱穆。当时，京师的太学生有三万多人，桓帝觉得众怒难犯，只好释放了朱穆。
这恐怕应当算作中国学生运动的开始，中间经两次“党锢之祸”，直到清朝末年的“公车上书”运动，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学生运动不绝如缕。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直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论是宦官势力、外戚势力还是所谓正统的皇权势力，大都对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觉得讨厌，甚至进行迫害，只是方法不像秦始皇和汉代的宦官集团那样露骨，而是变得更加精致巧妙，例如风行近两千年的文字狱，就是其代表。
自古文人多强项（6）
何以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不讨封建统治者的喜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代表了一种理想，一种不满足的要求。他们总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去呼唤更好的现实出现，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又都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他们不讨封建统治者的喜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他们时时处处与现实同步，那社会就失去了前进的导向和精神动力，只能堕向平庸、无耻乃至倒退的深渊！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伸长了脖子去挑社会的刺，也许他们伸长了脖子本来就是为了挨杀。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昂起了强硬不屈的头颅，中国的古代社会才得以延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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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忠良臣魏征（1）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说过这样的话，意思是说那些做忠臣的读书人十分无聊，如果皇帝不听他的意见，这些忠臣便“浊气上涌”，动不动就自杀，即所谓的“文死谏”。这些话虽然不免有些以偏概全，稍嫌刻薄，但在揭露某些忠臣的虚伪方面的确是一语中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所谓的忠臣，往往是诸葛亮所说的“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没有什么匡时济世的实际本领，但他们思想迂腐，要沽名钓誉，于是便想出“文死谏”的招。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忠臣都是如此，他们变愚忠为巧忠，忠之有道，忠之有术，忠之有效。
唐太宗时期的魏征对李世民说的一番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良臣与忠臣的不同。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吗？”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芳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这里也关涉到一个“大义”与“小义”的区别问题。从人的品德修养上来说，讲究“义”或是“义气”，魏征像
唐太宗果真惧怕魏征，非也，他怕的是丢了自己的江山。其实，只要怕丢江山就好办，问题是大多数皇帝不怕丢江山，这就是流氓行径了。
应该是一种美德，无论如何，信守诺言，维护正义的君子总比反复无常、唯利是图的小人为好。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一切都为了“义”，不知通权达变，不知为了“大义”而去牺牲个人的“小义”，那就很不足取了。所以，孟子就针锋相对地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当然不是教人们胡说八道，蝇营狗苟，他是说为了“大义”可以放弃所谓的“信”和“果”，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丢卒保车，丢掉芝麻捡西瓜。
那么，按照孟子的观点，良臣不必死守一主，好女也可毁婚另觅良伴。如果要举一个例子的话，这个例子恐怕要数唐代的名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魏征最为典型、恰当。
的确，魏征是一位巧忠良臣。
看看魏征，对我们会很有启发。
魏征，字玄成，生于南北朝时的北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其时，天下大乱，他刚出生不久，北周政权就为杨坚所推翻，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隋朝度过的。魏征出身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魏长贤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年纪不大就去世了。当时，魏征还很年轻，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魏征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徐世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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