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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有学问-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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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与政治（2）
当初高祖初定天下，诸兄弟年少，子侄柔弱，所以才大封同姓诸王。齐国有七十余城，吴国有五十余城，楚国有四十余城，几乎把半个天下封给了他们。现在，吴王诈病不朝，按照古法应当诛杀，文帝不忍，特别赐予他几杖，这是最厚的仁德了。吴王本当改过自新，但反而更加骄横无礼。靠山冶铜铸钱，煮海水制盐，诱收天下逃亡的罪犯，阴谋叛乱。现在看来，削藩吴、楚等国要反，不削藩也要反。如果削藩，可促成他们早反，这样，其准备不充分，为祸就会小一些；如果不削藩，他们准备得充分了，虽反得迟一些，却是为祸甚大，不易平定。
景帝平时就有削藩的想法，这次晁错提出来，他就把晁错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慑于晁错的权势，没有什么人敢提出异议，只有詹事窦婴，极力阻止。窦婴虽无很高的职位，但因是窦太后的侄子，有着内援，才不？##舜恚矣诳寡灾背隆Ｒ蛴旭加さ姆炊裕鞣乱仓挥性萸易靼铡ｊ舜聿坏孟鞣惆岛揆加ぁ？/p》不久窦婴就被免职。原来，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来朝觐见，窦太后特别喜欢自己的小儿子梁王，所以，景帝也就曲承母意，格外优待自己的这个胞弟。母子三人同席而饮，景帝在酒酣耳热之际，竟说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梁王。窦太后听了很高兴，梁王虽口称不敢，心里也着实得意。这话偏让一边侍候的窦婴听见了，他跑上前来，直呼“不可”，并强迫景帝罚喝一杯酒，收回成言，结果弄得刘武、窦太后很不高兴。第二天，窦婴免官，窦太后也将他除去门籍，不准进见。
晁错见窦婴免职，就又复提前议，准备削藩，正在议而未决之时，正逢楚王刘戊入朝，晁错趁机说他生性好色，簿太后丧时亦不加节制，仍然纵淫，依律当处死，请景帝明正典刑。刘戊确是不尊礼法，不敬长贤，荒淫无度。楚国的几位贤士如穆生、申公、白生等人相继离去，就是因为在簿太后丧事期间，他仍是偎红依翠，不思哀戚。太傅韦孟等人讽谏不成，都相引而去。现在被晁错抓在实处，不能不认。只是景帝宽厚，未忍加刑，只是把他的东海郡收归皇帝，仍让他回到楚国。楚国既削，中央便搜罗赵王过失，把赵国的常山郡削了去，然后又查出胶西王刘卯私自卖官鬻爵，削去了六县。晃错见诸侯没有什么抵制，觉得削藩可行，就准备向硬骨头吴国下手。
正当晁错情绪高涨的时候，突然有一位白发飘然的老人踢开门迎面走进来，见到晁错劈面就说：“你莫不是要寻死吗？”晁错一看，竟是自己的父亲，晁错连忙扶他坐下，晁错的父亲说：“我在颖川老家住着，倒也觉得安闲。但近来听说你在朝中主持政事，硬要离间人家的骨肉，非要削夺人家的封地，外面已经怨声载道了。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所以特此来问你！”晁错说：“如果不削藩，诸侯各据一方，势力越来越强大，恐怕汉朝的天下将不稳了。”晁错的父亲长叹了一声说：“刘氏得安，晁氏必危，我已年老，不忍心看见祸及你们，我还是回去罢。”说完径直而去。吴王刘濞听说楚、赵、胶西王均被削夺封地，恐怕自己也要遭削，便要起兵造反。
当初刘邦封刘濞时，就曾告诫他勿反。刘濞是刘邦哥哥的儿子，刘邦曾带他征讨过陈豨，刘濞孔武有力，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平定陈豨后，刘邦就封刘濞为吴王，封赏之时，刘濞伏身下拜，刘邦忽然发现刘濞眼冒戾气，背长反骨，就料定他必反，直言相告说：“看你的样子，将来恐反。”惊得刘濞汗流浃背。刘邦又抚其背说：“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莫非就应在你身上？为汉朝大业计，还是不要反！”现在，刘濞果真派使者联络胶西王刘卯、楚王刘戊、赵王刘遂及胶东、淄川、济南六国一起造反。
吴、楚等七国起兵不久，吴王刘濞发现公开反叛毕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性和煽动性的口号，叫做“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说皇帝本无过错，只是用错了大臣，七国起兵也并非叛乱，不过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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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与政治（3）
景帝一听到叛乱的警报，立即召集群臣商议，晁错平乱心切，居然不合时宜地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景帝问道：“我若亲自出征，谁来留守都城呢？”晁错说：“臣当留守都中。陛下应出兵荥阳，堵住叛兵，徐僮一带，不妨弃去，令他们自生骄气，自减锐气，然后一鼓可平。”景帝听后，未加理睬，忽然想起文帝临死前告诉他的一句话：“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大将。”便命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出征，周亚夫并无推辞，领命而去。不久又接到求援的告急文书，景帝想起窦婴忠诚可嘉，便派人持节前去征召。窦婴还记着前嫌，不肯受命，经景帝一再督责，才拜命而出。
窦婴正要发兵，忽有故友袁盎来访。袁盎曾是吴国故相，到了晁错为御史大夫，创议削藩，袁盎才辞去吴相之职，回国都复命。晁错说袁盎私受吴王财物，谋连串通，应当坐罪，后来景帝下诏免除了他的官职，贬为庶人，袁盎故此对晃错怀恨在心。他见到窦婴说：“七国叛乱，由吴发起，吴国图谋不轨，却是由晁错激成。只要皇上肯听我的话，我自有平乱之策。”窦婴原与晁错不睦，虽是同朝事君，却互不与语。听了袁盎的话以后，窦婴满口答应代为奏闻。
袁盎当时身为庶人，不能晋见皇帝，只有通过窦婴这条门路，才能奉特诏见到皇帝。景帝一听袁盎有平叛妙策，正如雪中送炭，立即召见了他。当时，晁错也正在场，向皇帝汇报调拨粮饷的事，袁盎本想陷害晁错，在这种情况下，袁盎的言谈举止亦可奉为经典。景帝见袁盎即问：“吴、楚等七国造反，你有什么好办法平定叛乱呢？”
袁盎并不显出庄重的样子，而是随口答道：“陛下尽管放心，不必挂怀。”景帝有点着急，他不想听这种大而无当的理论，想听具体办法，又问道：“吴王倚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豪杰，若非计出万全，怎肯轻易发兵，怎能说不必忧虑呢？”
袁盎抓住景帝的心理，并不谈及实质性问题，而是进一步促发他的好奇心。袁盎说：“吴国只有铜盐，并无豪杰，不过是一群无赖子弟，亡命之徒，乌合之众，如此一哄为乱，实不必忧。”景帝真的着急了，说道：“你来难道就是跟我说这些无用的话吗？”
袁盎这才说：“臣有一计，可使平叛。只是不得外人与闻。”景帝这才真正打起精神来，连忙屏退了周围的人，但晁错还在。袁盎十分清楚，如果当着晁错的面说出自己的计划，晁错必定会为自己辩解，景帝肯定下不了决心，到那时，不仅杀不了晁错，自己肯定会被晁错所杀，所以，他才一步步地把景帝的情绪调动起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人，他说：“我的计策是除了皇上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听到的！”
说完这话，袁盎的心悬了起来，如果景帝认为晁错不必趋避，又逼着自己说出计策，那自己就是死路一条了。好在沉吟了片刻之后，皇上终于对晁错说：“你先避一避罢！”袁盎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对景帝说：“陛下知道七国叛乱打出的是什么旗号吗？是‘诛晁错，清君侧’。七国书信往来，无非说高帝子弟，裂土而王，互为依辅，没想到出个晁错，离间骨肉，挑拨是非。他们联兵西来，无非是为了诛除奸臣，复得封土。陛下如能诛杀晁错，赦免七国，赐还故土，他们必定罢兵而去，是与不是，全凭陛下一人做主。”说毕，瞪目而视，再不言语。景帝毕竟年幼识浅，不能明辨是非。听了袁盎这番话，令他想起了晁错建议御驾亲征的事，越觉得晁错用心不良，即使未与七国串通一气，也仍另有他图，当即对袁盎说：“如果可以罢兵，我何惜一人而不能谢天下！”
袁盎听后，十分高兴，但他毕竟是老手，为了避免景帝日后算账，他先把话栽实，让景帝无法推诿责任。袁盎郑重地对景帝说：“事关重大，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景帝不再理他，只是把他封为太常，让他秘密治装，赴吴议和。
等袁盎退出，晁错才出来，他也过于大意，明知袁盎诡计多端，又避着自己，所出之计应与自己有关。但晁错过于相信景帝，见他不说，也就置之不问，只是继续陈述军事而已。
书生与政治（4）
晁错还以为景帝并未听从袁盎的计策，岂知景帝已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人劾奏晁错，准备把他腰斩。
一天夜里，晁错忽听到敲门声，急忙看时，原是中尉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即刻入朝。晁错惊问何事，中尉只称不知。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中尉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觉并非上朝，拨开车帘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中尉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妙。中尉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朝服。
景帝又命将晁错的罪状公布，把他的母妻子侄等一概拿到长安，唯晁错之父于半月前服毒而士，不能拿来。景帝命已死者勿问，余者处斩。晁错一族竟被全部诛戮。
晁错族诛，袁盎又赴吴议和，景帝以为万无一失，七国该退兵了，但等了许久，并无消息。一日，周亚夫军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等愿意罢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今天借故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错，本是欲得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您现在杀了晁错，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而不敢言了。晁错欲削诸侯，乃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之计，今计划方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景帝听罢，低头默然。
袁盎来到吴国议和，吴王当然不许，反把他囚禁起来，好在他宁死不降，总算有点气节。后来经人相救，逃回长安。诛杀晁错一事虽由袁盎提议，却是景帝一手办定，又兼袁盎拒不降吴，不便加罪，景帝只好让他照常供职。
晁错不仅是替罪的羔羊，还是用来祈祷平息叛乱的祭品，这一切，都源于他的书生本质。他死得确实冤枉，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
在封建官场惨无人性的争斗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人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齑粉。
晁错的悲剧也是由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只知为国家着想，却不知自谋生路。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转；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如果不改其性，即便当时不死，也决不会长期立足于汉廷，因为只靠一个人一时的信任实在是很不牢靠的！
当然这决非说人应当圆滑诡谲，了无棱角，而是从把事情做好这一角度出发的。拿削藩为例，如果渐行其道，分割削减，而不是骤然削封，逼迫各诸侯团结一致对付皇帝，恐怕不致于激成一场祸国殃民的叛乱。
至于晁错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实在难说得很，但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敢作敢为的人，是一个书生，那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的人不得好死，在封建史上实在是常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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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国与忠君（1）
在中国古代，好像总是说家、国一体，君、国一体。家、国是否一体姑且不论，起码君、国并非一体。否则，那么多的爱国之士惨遭封建皇帝的疑忌和杀害又作何解释呢？
其实，在传统社会里，君、国一体本是理想状态，其实际情况往往是国为公而君为私，国是天下人的国，而君是一人的权、利之私的君。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忠君”未必是“爱国”，而“爱国”也并不一定是“忠君”。因此，这里就分出了一个“大忠”和“小忠”的问题，所谓“大忠”就是忠国不忠君，忠事不忠人；所谓“小忠”，就是忠君不忠国，忠人不忠事。要想二“忠”得兼，谈何容易！
既然二者难以得兼，如何待奉君主就成了一门极其高深的艺术，任何官场上的成功者，是不是一个政治家，姑且不论，但说他们是玩弄权术的艺术家，那绝对错不了。所以，对那些成功的封建官僚，与其称他们是什么政治家之类，倒不如送他们一个官场艺术家的雅号来得更为贴切。
但也不可一概而论。
中国的封建官场虽是一个大染缸，进去的人难免会染成一身血红或是黑紫，但毕竟还是有“拒腐蚀，永不沾”的硬骨头在，如果不是这样，那中国的封建社会真是永不见天日了。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相崔杼因为齐庄公与他的周亚夫便服像
妻子棠姜通奸而派兵杀死了齐庄公，这的确是国君荒淫无道，死了也是罪有应得。但根据当时的观念，臣下无论如何是不能杀死君主的，不管他犯了什么罪责。更奇怪的是，臣下杀了君主或是儿子杀了父亲，不叫“杀”，而叫“弑”，就是杀人用词，也要分出等级来。
崔杼很有权势，杀死了齐庄公后，他暂时把持了齐国的大权。他按照当时必须遵循的习惯，把掌管记载历史的太史伯叫来，让他记载齐庄公死亡这件事。
崔杼说：“你一定要这么写：先君暴病而亡。”
太史伯说：“历史不能胡编乱造，按照事实记录历史，是太史的本分。”
崔杼决未想到一个太史竟敢顶撞他，就恶狠狠地问他：“你打算怎么写？”
太史伯说：“我写好你就知道了。”
等太史伯写完，崔杼拿过去一看，竹简上刻的竟是这样几个字：“夏五月，崔杼弑君。”
崔杼说：“你还是另写吧，不然，就杀了你。”
太史伯说：“杀就杀了，写却不能另写。”崔杼就把太史伯杀了。
根据当时的习惯，兄死弟及，太史伯的弟弟太史仲听说哥哥死了，就抱着竹简前来接替哥哥的职位，记录历史。等写完一看，还是太史伯写的那几个字。
崔杼又惊又气地说：“天下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你不知道你哥哥被杀了吗？”
太史仲说：“太史只怕写的历史不真实，不怕杀头。”崔杼又把太史仲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叔又来了，他仍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照实书写，又被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季是四兄弟中的最后一个，他照样写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写完后对崔杼说：“你越杀人，就越发显得你残暴。就是我不写，天下人也会写。你可以杀太史，但却改变不了事实。”说完，伸长了脖子等死。
崔杼实在杀得手软了，叹一口气说：“我是为了保全国家社稷，没办法才担起了这份罪名，后人会理解我的。”说完，竟让太史季回去了。
太史季抱着写好的竹简回家去，路上碰见南史氏抱着竹简迎上来。南史氏说：“我以为你也会被杀掉，所以接替你来了。”太史季把写好的竹简给他看，南史氏才放了心。
明目张胆地抵制上司固然“该死”，一心为皇上效力该不该死呢？如果效力无方，事君乏术，照样“该死”。汉朝文帝、景帝时期的周亚夫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周亚夫是汉朝开国将军周勃的儿子，可以算是名将之后，他通晓兵法，善于治军，也可算得上是一代名将，只因他不善于揣摩皇上及皇亲贵戚的心意，终于落得个饿死的悲惨下场。
忠国与忠君（2）
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周亚夫被封为条侯，在此之前三年，他就已是河内郡守了。在河内郡守任上，他文武兼任，担任掌管民政与军事的最高长官，任期间，在文武两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作为个人，他也取得了治理军政事务的很多经验。
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匈奴骑兵十四万侵入朝那、肖关，杀死北地郡尉，一直到达甘肃省镇原东南地区，匈奴骑兵的侦察员则一直深入到离汉朝都城长安只有二三百里地的地方，使汉朝朝野上下大为震惊。
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帝一方面用安抚措施，准备同匈奴和亲，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这样，周亚夫就被从河内调至关中，担任守卫长安的重要任务。但周亚夫真正成为一位著名的将军，则是从驻军细柳时开始的。
公元前158年，匈奴骑兵分两路入侵，前锋直逼太原郡，当时是“烽火通于甘泉、长安”。为了阻止匈奴继续南下，文帝让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驻守狐口；以苏意为将军，驻守句注；以张武为将军，驻守北地。同时，还在长安的东、西、北三面驻有重兵，以防匈奴突袭长安。当时长安的军事布署是：祝兹侯徐厉驻守棘门；宗正刘礼驻守霸上，以周亚夫为将屯兵细柳。
汉文帝是一位节俭谨慎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为了慎重起见，他亲自到西军和北军去视察，所到之处，无不倾营出动，候迎天子。文帝看到这种情景，深为忧虑，真不知一旦匈奴袭来，他们如何对敌。但到了周亚夫军中，情况则完全不同了。
司马迁的《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有一段详细真实的描述，极能说明当时的情形，兹摘译大意如下：
汉文帝亲自到军中去慰劳军士，车驾直接驰进宫门，无人阻拦，将军以下的各将领都乘马出来迎接。等到了细柳营，只见军吏士卒都手拿利刃、身披铠甲，机弩上也搭着箭枝。天子的先行官来到营门，立刻被军士挡住，无法进去，便对守营门的军吏说：“天子即将驾到了！”守卫营门的都尉却说：“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闻有天子的诏命，将军曾经严肃告诫过。”过了一会儿，天子的车驾到了，但军吏仍不开门，文帝无法，只好派人拿着天子的符节去见周亚夫说：“天子要亲自劳军。”周亚夫这才传命打开营门。守门的军吏又对天子的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军营中任何人的车马都不能奔驰，违命者斩。”于是，天子只得让人牵着马缰绳慢慢地前行。等到了营内，周亚夫也并未从跪拜迎接，他身穿盔甲，对文帝长揖道：“臣甲胄在身，不能下拜，请以军中之礼相见。”汉文帝终于被周亚夫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他起身扶着车前的横木，派人向周亚夫称谢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慰劳完毕，天子的车马就离开了。
随行的大臣看到这种情景，都为周亚夫捏了一把汗。因为周亚夫虽是为国治军，为汉室江山治军，且并无越轨之处，但毕竟对皇帝显得有点傲慢无礼，不如其他的军营隆重恭敬。谁知汉文帝在看完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后，却十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霸上的驻军和棘门的驻军，与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比，真如儿戏一般。那两位将军，是很容易被袭破俘虏的，至于周亚夫将军，谁能打败他呢！”大臣们听到文帝这样称赞周亚夫，才放下了心。
其实，文帝虽然知道周亚夫是为国为君，但也隐隐觉得他做得过分，觉得皇帝的尊严受到了损伤，自己的虚荣心多少受了一点刺激。他可能会重用周亚夫，但他不会喜欢周亚夫，这一点是肯定的。
多亏汉文帝是一代名君，他虽对周亚夫有隐隐的不满，但因他能克制自己，能从国家大事考虑，还不至于表现出来，甚至在临死的时候对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说道：“如果将来国家发生了急难，特别是有人叛乱时，周亚夫可以委以重任。”
果然，汉景帝初年，晁错创议削藩，使早就图谋不轨的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危机之时，汉景帝忽然想起了文帝临死前说的话，在站列两边的群臣中找出周亚夫，授他太尉之职，要他指挥军队前去平叛。周亚夫既未推辞，也不谦让，只是接受任务，更无其他言语。汉景帝虽然找到了一位愿意前去平叛的将军，觉得高兴，但同时又觉得周亚夫有些傲慢，可能有点不大尊重或是看不起自己这个年轻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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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国与忠君（3）
周亚夫也确实不负景帝之望，出兵之后，屡破敌计，屡设奇谋，仅三个月，吴王刘濞被杀，吴、楚叛乱被平定。吴、楚是叛军主力，他们失败后，其余五国也在汉将的进击之下节节败退，没用多久，作乱藩王或是自杀，或是伏诛，七国叛乱很快就平定了。
平定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也重用了他。
汉景帝像
汉景帝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减租轻赋，宽刑缓政，终于迎来了“文景之治”。
汉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帮助天子处理各项事务，职位是十分显要的，但弄不好也极易把自己陷进去，像周亚夫这种性格，绝对干不长久。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而且只有这兄弟两人。窦太后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刘武自己也往往“入则侍景帝周辇，出则同车游猎”。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偏偏恨上了周亚夫，这恐怕就埋下了祸根。
梁王刘武所以恨周亚夫，还是因为公事。当时，周亚夫主持平叛，率领军队开到了河南一带。吴、楚联军正全力攻梁，周亚夫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吴、楚联军锐气正盛，汉军难与争锋，决定把梁交给吴、楚联军，任由他们攻打。梁王向汉景帝求救，景帝也命周亚夫援梁，但周亚夫来了个“不奉诏”，而是派骑兵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不下，锐气尽失，又断粮草，被迫找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则深沟壁垒，养精蓄锐，一举打败了吴、楚联军。虽然平叛胜利了，但却与梁国结怨。周亚夫戎装像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就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了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汉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美人之子刘彻为太子。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立太子是大事，因为将来国家社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都握在他一个人手里，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巨大的灾难，况且废长立幼一般是不允许的。周亚夫初登相位，认为太子并无过失，随意废立，会引起混乱。周亚夫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对景帝“固争之”。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觉得他太过张狂，蔑视皇帝，因而深为愤怒。
汉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美人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美人为人十分乖觉，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帝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周亚夫搬出刘邦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才不便发火，只能“默然而沮”。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了王信。梁王与王信过往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这件事发生不久，匈奴部酋六人来降，景帝非常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绾的孙子，名叫它人。卢绾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志，最后郁郁而死。卢绾的儿子也曾潜行入汉，病死在汉朝。卢它人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它人为侯，便对景帝说：“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降匈奴，现在又背叛匈奴而投降汉朝，陛下如果封这样的人为侯，那么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他话的对与错，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不能事事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
忠国与忠君（4）
周亚夫见景帝不从，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辞退。
如果事情到此了结，那也罢了，问题是周亚夫既得罪了景帝，又有功劳威望，景帝便不会对他放心。
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惶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冠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
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上书诬陷。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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