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那个时候我是中央的秘书，是政治秘书。八七会议的时候，我们住在武昌，……会议是号召搞全国起义，全国到处起来，从八一就开始了。”这是邓小平后来回忆他初到武汉时的情况。
　　1927年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参加了汪精卫在郑州召开的###会议的冯玉祥，开始清除自己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邓小平经与其他共产党员研究，在冯玉祥以“集训”为名，集中共产党人于开封，最后“礼送出境”之前，由西安前往武汉，在6月底7月初到达。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被分配担任中央秘书，不久，汪精卫主持的武汉政府也公开###，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他从此改名为邓小平。
　　刚到中央机关工作，就发生了一件令邓小平记忆犹新的事情：有一次党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河南问题。会议相当简单，没开多久，陈独秀说了句“耕者有其田”就宣布散会了，表现得相当武断。由于会议很短，讨论问题很少，邓小平又不熟悉情况，而偏偏被责成根据会议记录起草一个给河南省委的文件。结果，他只好写了三百多字，还被有的同志认为太简单了，告诉下一次再写长点。
　　随后，他又以中央秘书身份参加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八七会议。这次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纠正和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就是在这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比自己大11岁的毛泽东。当时邓小平23岁。当时，彼此双方也许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但是，后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说明，正是这两个人，翻动了时代的光辉篇章。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2）
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及夫人，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维汉住在一起，并且还参加了八七会议的具体筹备工作。他回忆说：
　　“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
　　当时，邓小平曾告诉党中央的负责人瞿秋白：“都已安排好了。代表知道地点的就自己来，不知道的由地下交通员或知道的同志带进去，你和李维汉同志从后门进去，到时洛卓莫瓦负责把门，我也在那里。”
　　关于自己与会情况，邓小平记得很清楚：“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的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
　　53年后，邓小平为这次会议的纪念馆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6个字。并再次来到纪念馆参观。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动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以及全国其他地区先后发动的多次起义。
　　1927年底，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往上海。1928年至1929年，任中央秘书长。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协助留在国内的中央领导人，处理日常工作。这就是他后来对日本客人讲述的那样：“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
　　作为秘书长，他随同周恩来经常出入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这是当时中央的一个机关（又被称为“中央办公厅”），主要负责处理机关的日常工作。“中央各部分、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属于机关事务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小平同志作为秘书长进行处理解决”。
　　作为秘书长，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开会，他“管开会的议程，头一天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所以经常出入1928年11月至1931年4月间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点——上海闹市中心四马路（福州路）天蟾舞台后面的447号。会议上，他负责记录，但也有权提出问题。他“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会议过后，他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还要负责管中央机关的秘书处工作。所以，他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当时的邓小平装的是有钱人，有时穿长袍、戴礼帽，他还在上海五马路清河坊开了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作为职业掩护。在当杂货店老板前后，他还当过古董店老板。可以说，作为秘书长，他相当熟悉上海的大路、小路、街巷弄堂，特别是秘密机关所在的那种四通八达的弄堂。但是，三年多他“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在那种白色恐怖的秘密环境中，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大胆、心细、镇静。邓小平给别人留下的很深印象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性格挺好，平易近人”，“爱吃辣椒”，“爱讲话，也爱开玩笑，但很文雅”。
　　李维汉后来回忆：1928年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和弼时受命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从1928年4月开始到同年9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时间。”“当时，每天上午9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
　　邓小平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非常艰苦、危险，用他的话来说，“那是吊起脑袋干革命”，他不幸遇到几次危险，最严重的有两次，结果都被他幸运地躲过去了。后来他回忆说：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3）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有人评价邓小平时，说他“敏锐”、“机敏”，毫无疑问，三年多的秘密地下工作，无疑培养了邓小平审时度势，机敏过人的工作风格。在复杂的对敌斗争面前，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过人的智慧、不凡的胆识、周密的方法。当时，军警匪特用盯梢、跟踪、追捕、密捕、枪决等手段对付中国共产党人，难怪邓小平一再讲：“那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人们常常说邓小平一生中是“三落三起”，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就受到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冷遇，这件事发生在百色、龙州起义之后（第二次向党中央汇报时），到中央苏区之前，地点是在上海，具体时间是1931年2月至6月。在此，有必要简介一下他于1930年1月第一次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
　　1930年1月的某一天，邓小平奉命从广西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几个月前他在广西做上层统战、组织农民、发动起义、建立红军的工作情况。当时的《军事通讯》第二期上刊载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详细反映了汇报和讨论的情况。
　　这期《军事通讯》的编者按语为：“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报告人是邓小平，但根据内容可以判定，这次关于广西工作的详细汇报，和对今后工作的设想的发言人就是邓小平。
　　3月2日，党中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转给红七军前委一份指示，其中说道：“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指示批准成立红七军前委，成员有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邓小平为书记。同时，任命张云逸为红军第七军军长，邓小平为政委。
　　从上述情况看，党中央对邓小平的首次赴上海汇报广西工作情况很重视。给予很高的评价。对邓小平也是重用的。这次上海之行一个多月，去也匆匆，回也匆匆，2月7日，他回到广西龙州。
　　1931年2月间，邓小平再次赶赴上海，第二次向党中央汇报广西工作特别是红七军活动情况。他一边等待着向党中央负责同志当面汇报，一边埋头写红七军工作的书面报告。邓小平当面汇报不容易，就只好用书面来代替，结果，17000字的《七军工作报告》于4月29日完成了。
　　奇怪的是，当时坚持“左”倾路线的党中央领导人，既没有安排听取汇报的时间，也未安排邓小平的工作，只是隔段时间，派交通员去看望一下，邓小平也只是每月从地下交通员手中领取一些生活费。他被放在一旁冷落起来。
　　邓小平没有料到，也赶到上海向党中央作汇报的前委委员、原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另一位红七军干部，已于3月9日和4月4日分别写了关于红七军的书面汇报，其内容和邓小平的书面汇报有很多不同。
　　邓小平更没有料到，他来上海以前，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下，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确定了比“立三路线”表现得更为“左”倾的错误路线，组织上，王明、博古等一些缺乏中国革命经验，照搬外国经验，套用马列主义的干部担当了党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在强调“革命高潮”、“进攻路线”、“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城市中心论”的声浪中，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后，红七军在全国革命低潮形势下转战千里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反映，显得多么不协调啊！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4）
4月、6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总书记向忠发相继叛变，虽然周恩来、陈云等处变不惊，机智采取应变措施，但毕竟使党中央机关遭受了很大破坏。可以说，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也实在是自顾不暇，哪还有心思去听邓小平的汇报呢？随着这些领导者在党中央打着“反右倾”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持不同意见者展开过火斗争，甚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批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干部，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排挤，那么邓小平遭到冷遇也就在所难免了。
　　邓小平也实在没有料到，党中央在“左”倾领导者主持下，竟置红七军前委书记、政委于不顾，于5月14日直接向红七军下发了《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信》，指责红七军路线“很明显的是立三主义的盲动冒险路线，但同时又充分的表现出这条路线所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对红七军领导人也不信任：“我们认为，在立三主义‘左’的言词之下，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与富农路线，没有像前委的领导表示得明显的了！”既然“左”倾领导者把持的中央是如此态度，邓小平迟迟得不到消息，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述详情，邓小平虽然知道得不细，但他也明显感到中央对自己的冷淡，远不像一年前来上海汇报时党中央对广西工作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多少年后，邓小平仍带不快地说：于是乎，在上海，除了按时从中央领取生活费外，就是和几个老友偶尔相聚，发发牢骚。几个老友是李维汉、贺昌、李富春、聂荣臻等，甚至他还在李维汉和贺昌家里搭过铺，可见过往甚密。邓小平认为，这几个月，可以说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当时的白色恐怖很严重，邓小平曾奉命前往安徽芜湖去巡视安徽省委工作，由于对方的接头暗号没有，机关已遭到破坏，他只得当天就买船票回了上海，向中央“交了差”。
　　邓小平要求汇报没人听；提出回红七军中工作，答复是没有交通联络；申请在中央苏区工作，也经过一番等待。所以，他的这次上海之行肯定是不愉快的。最终申请获得批准，27岁的邓小平于这一年的7月中旬从上海乘船经广东赴江西，18年后，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和他的战友们指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并进驻上海时，他的心情相当愉快，然而，还是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有一次，邓小平和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去参加大型庆祝活动，他们在众多警卫人员的保护下，从办公地点的大门走到街对面开会。就走这么一小段路程，就几分钟，他别在胸前的一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派克钢笔被小偷拿去了。以致晚年到上海时他还几次说：“上海的小偷真厉害啊！”
　　

我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1）
1976年　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
　　邓小平曾多次讲：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他在人民军队中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1929年担任红七军政委、前委书记，“邓政委”一称呼就是20年，仗一打也是整整20年。新中国建立后，尽管他担任着许许多多的重要职务，但是，人民解放军的任职始终是他要职中的一项。他在军队中最高的任职是中央军委主席，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他一生中辞去的最后一个职务就是中央军委主席。但他拒绝接受军衔，常常以一个“老兵”拥有“打仗专业”而备感自豪。不过，共和国的元帅们却称他为“没有军衔的元帅”，“我们的老帅的领班”。
　　从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年份1989年算起，往前推算整整60年，即1929年，那时25岁的“邓政委”自己认为，“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军事也不懂”，还是从到上海去汇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情况的陈毅嘴里，“听了不少东西，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是啊，年仅25岁的“邓政委”，尽管有了团组织、地下工作、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但怎么能一下子就精通军事呢？但实际上，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戎马生涯，的确就是从“一点军事也不懂”开始的。
　　“中央派我去广西，就是去做统战工作。我们到南宁后，我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统战工作，同时注意把中央派到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这是邓小平刚去广西时的工作任务。
　　1929年夏天，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去做广西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相机发展中共领导下的政治军事力量。他化名邓斌，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因为，他是由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省绥靖司令李明瑞请来的客人。
　　他刚到广西南宁，就住在中山路“广昌号汽灯店”。在此，他同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取得联系，并把这个汽灯店作为他的秘密工作站。同时，也开始有计划地注意士兵运动。并有计划地派了些人到军队中去，这是邓本人向中央负责同志口头报告的。事实上，我们党是应邀去工作的，不能说去了就是为了发动武装起义。
　　邓小平的上层工作很有成效。在他的影响下，俞作柏、李明瑞释放了一批大革命失败后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紧接着，邓小平等又以培训初级军官、加强广西军事力量的名义，通过秘密共产党员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成立广西教导总队，派进了100多名共产党员的学员，驻守在南宁的广西警备大队实际上也被共产党掌握，共产党员张云逸当上了第四大队大队长。第五大队大队长由俞作豫担任。俞作柏还根据邓小平等共产党人推荐，委任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左右江各县县长，致使左右江20多个县都由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所执掌。俞作柏、李明瑞还支持农民武装，将东兰农民武装革命军命名为“右江护商大队”，并拨给几百支枪以示支持。应当说，这是未雨绸缪，富有远见的一招。
　　邓小平领导的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工作也很有成效。短时期内，他和广西特委一起，抓紧恢复党内组织零散状况，严密规定各级党组织隶属关系，举办党员学习班，出版了党内刊物。
　　上层统战工作的顺利进行，革命势力的发展，革命群众拍手叫好，反动势力则惊恐万状。他们惊呼：俞作柏、李明瑞返桂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已成为共产党之西南地！”“俞作柏、李明瑞来捣乱，致使左右两江赤焰焰天，原东兰之###，也就死灰复燃。”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2）
本来，广西的统战、兵运、农运可以搞得再扎实一些，但是，俞作柏、李明瑞急促通电反蒋，丧失了这种可能。此前，邓小平等曾帮助俞、李客观、冷静地分析形势，劝告不要轻举妄动。在无效情况下，说服了俞、李，将我党掌握的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下保护后方。后来的情况表明，这是邓小平等为应付突发事件走出的一步妙棋。
　　当俞、李反蒋失败惊慌之际，邓小平等当机立断，决定发起兵变，将党掌握的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以百色、龙州为重点，着力开展工农运动，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很快地，兵变枪声响了，枪械和弹药被搬运出库，党所掌握的武装也迅速撤出南宁市，这成为百色、龙州起义的前奏曲。
　　邓小平到南宁短短数月，不仅开展了上层统战工作，也有效地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为两次起义的熊熊火焰准备了火种。
　　“工农群众的武力——红军已经成立了，各处苏维埃也陆续地建立起来了。哪有天生会打仗的！都是从打仗中学习打仗，从打败仗中学习打仗，以后仗打得多了，败仗也打过，慢慢就学会打仗了。”这是邓小平审时度势，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结果。
　　对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往的史书中记载不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这一页革命斗争史有了公正评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里说：“在广西西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于1929年12月11日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举行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接着，在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右江苏维埃，雷经天任主席，这次起义，由于准备工作比较充分，争取到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参加，并团结当地各民族与农军相结合，从而取得了胜利。”
　　“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举行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随后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王逸任主席。”
　　在右江苏维埃政府建立以后，百色、恩隆、东兰等县区，“也相继成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并同左江革命根据地一起，称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有关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问题的研究人员讲到起义时间，当时的党中央要求在10天以内举行。对此，邓小平等认为“比较仓促”。他们主张应该首先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改造好旧军队，发展党的组织，摧毁旧的政权，所以，百色起义按照他这个指示发动得很成功，它不像别的起义先发动武装斗争，而是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以后再起义。
　　可见，百色起义因为准备充分，所以取得了胜利，而这种充分准备是与邓小平等精心筹划分不开的。据当事人袁任远、韦国清等回忆：为了发动起义，邓小平主持召开党委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六大’主张；改造和扩大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通过地方组织武装农民，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党中央批准了起义计划后，“邓小平立即在百色和龙州筹划一切，具体部署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据当时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被派往右江各地的同志不断给邓小平发来信函、电文，反映准备工作情况，而他也十分重视这些传回来的消息。“为了起义，小平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找同志谈话、开会、布置工作。晚上则与张云逸等首长在一起商讨大计、运筹起义事宜”。
　　百色起义于1929年12月11日，即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日发动，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告正式诞生。第二天，右江苏维埃政府也宣告成立。而精心运筹的邓小平，在安排就绪起义的各项工作之后，已于11月下旬，奉命前往上海汇报工作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3）
两个多月以后，邓小平匆匆由上海赶回广西龙州，临行前，竟来不及亲手掩埋自己因难产而去世的妻子张锡瑗。
　　关于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的工作，邓小平在两个多月前赴中央汇报途经龙州时就安排了，龙州起义也确实在邓小平从上海回龙州前的2月1日就发动了，并且正式成立了红八军，左江的红色政权也建立起来了。不过，邓小平敏锐地发现，红八军内部和新建的红色苏维埃政权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左江地区群众基础差，红八军枪少人少，还基本掌握在旧军官手中。在这种情况下，红七军、红八军还协同去攻打南宁，显然，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邓小平急电李明瑞、张云逸等，请他们停止进攻南宁，随后，召开各种会议，详细说明赴上海汇报的情况，全力挽救危局。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龙州起义建立起来的红八军及革命政权，还是在邓小平离开红八军后失败了。
　　

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1）
1986年10月，邓小平会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4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今天我还在用。
　　——　1972年邓小平在赣南于都参观时的谈话
　　（遵义）会议就在这里开的，我就坐在那里：我坐在会议室的一角，临窗的这一角。
　　——邓小平两次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现场追记
　　1931年夏，邓小平从上海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因为坚持从实际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而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在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后来，在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负责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
　　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他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领导。此后，他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
　　从1930年到1934年，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坎坷越来越多。在红七军中，眼看着“左”倾路线指导下，红七军损失惨重；在上海，眼看着王明“左”倾路线给白区工作造成的危害；在中央苏区，眼看着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强制推行“左”倾路线给中央苏区和红军主力带来的恶果，而他自己也逐渐地被推入###的低谷。其实，从当时中国革命的整个形势看，从党和红军力量发展过程来看，都是处在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只是到了遵义会议后，才逐步地走向恢复、发展。可见，邓小平的“落”与“起”，同中国革命的挫折与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
　　“这棵树还在，大了许多。当年我就经常在这个树下看看书，看看报纸。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警卫员兼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在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的一个区域内往来往去。”这是邓小平1972年重访赣南时的谈话和后来对自己子女的谈话。
　　邓小平于1931年8月到达瑞金，便被任命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不久，他就制止了在瑞金实行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广大干部群众平了反。同时，派出得力干部，组成调查组，深入各区乡了解情况，特别是了解分田情况，查处违法乱纪现象。很快地，“全县局面大为改观”。
　　一个月后，邓小平同毛泽东、朱德等见面，汇报情况。他向毛泽东等人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瑞金的政治局势已趋稳定，经济建设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毛泽东等很满意。11月7日，即苏联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胜利召开。会后，邓小平又代表县委号召人民群众：我们既要保证中央机关的生活需要，又要保障红军的供给，也不能让人民群众挨饿受冻。要以实际行动来保卫红色政权，保卫胜利果实。
　　1932年5月，时任瑞金县委书记不到一年的邓小平，被调到会昌担任县委书记，两个月后，出任由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合并而成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
　　根据在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各项工作的经验，结合会、寻、安三县实际情况，邓小平为首的中心县委，雷厉风行地领导三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