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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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问心无愧，让历史去评价吧（1）
留法勤工俭学时的邓小平，时年16岁。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两次谈话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话
　　一盏多么明亮的生命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而，邓小平！这个不朽的名字，在中华大地，在五洲四海到处传颂。这位以自己的一生书写中华民族崭新历史的伟人，这位以自己的深情热爱着自己祖国和人民的东方老人，走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段征程。
　　他的身躯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骨灰也撒入大海，但是，他的光辉业绩、伟大思想、高尚品格永远留在亿万人民心中！
　　这位老人曾经这样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老党员”、“老公民”，多么普通而又富有深刻内涵的称呼啊！
　　“我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情是很平静的。他已经80岁了，而1922年时，他才18岁。当时的邓小平在法国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以此为起点，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情相当愉快，从百色起义到浴血太行，从挺进中原到决战淮海，从横渡长江到进军西南；由左右江畔到太行山上，由大别山麓到喜马拉雅山脚下，他和他的战友们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终于在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中，站立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注视着巍然屹立的中国人民的雄姿。
　　“自己一生最忙的就是这10年。”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绪是很复杂的。工作繁忙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用他自己的话说，“革命者还能不做事？芽”只是在1956年到1966年他出任总书记期间，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在指导思想方面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另一个是错误的发展趋向，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并非截然分开，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浸透和交织，有时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错误趋向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内心感到非常痛苦是无疑的。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最大痛苦莫过于眼看着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遭受巨大损害、破坏而又无能为力。同时，邓小平本人一生中的“三落三起”就有“二落二起”发生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而决定自己“起落”的力量大都是来自毛泽东。以往正是毛泽东对自己格外信任，着力举荐，自己也对毛泽东特别敬重。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1977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里非常坦然。在第三次“起”之前，他曾这样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芽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复出了！而这一次的复出比较前两次更为辉煌，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开创了今天这样的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在他这次复出直至走完人生里程的近20年中，邓小平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一起，做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一个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另一个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当代的政治家，如果能做出两大贡献中的一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邓小平则做了两个，做得那样完全，那样卓有成效。并把这两个贡献中的内在联系衔接得那样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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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问心无愧，让历史去评价吧（2）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谈论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时，曾三次讲“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四六开”，1980年8月，邓小平这样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出“你对自己怎么评价”的问题：“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他坦诚地告诉对方：“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邓小平一生中很少向别人谈论自己的功绩，也不喜欢别人为他树碑立传。1926年他在莫斯科写了自述、“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写所谓的检查材料，也仅仅是如实地介绍历史情况，他几乎没有写过回忆文章，即便是在退休后和很多老同志“随便聊聊天”，也是回顾第二野战军的历史，认为这些“值得回忆啊！”而很少讲到自己。这一点，在他同意大利记者前后8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也被对方敏锐地感受到了。女记者问他在回答对毛泽东思想做出贡献的老革命家时“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他说：“我算不了什么。”邓小平说过：他不写自传，也不喜欢别人写他的传记。70多年的革命生涯，几十年波澜壮阔的人生，有时被他短短的几句话就轻松地一掠而过。23岁时当中央秘书长：“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25岁时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开始干军事这一行”；参加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跟着走”；抗日战争独自在太行山主持战略区工作时：也是“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
　　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今天我们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我算不了什么！”“让历史去评价吧！”
　　“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邓小平讲这段话时，心情很不平静，是啊，为革命孜孜不倦奋斗了60余年，现在休息了，这该是人生中一个多大转折啊！他说，退休就要真正地退休。他的家人也衷心地希望他轻松一下，休息一下，度过一个幸福的安详的晚年。全国人民都希望他健康长寿。邓小平表示：“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992年初，他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从而开始为中共十四大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93年，他以89岁高龄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位“老党员”、“老公民”用自己晚年的心血和精力，继续奋斗着。
　　“我认为，确定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1989年9月，他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退下来，足以使他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放心。
　　邓小平多次称赞###同志，对有以他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表示“很放心，也很高兴”。几年来的实践表明，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艰难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前，沉着应付，艰辛开拓，表现了很高的领导水平和很强的把握全局的能力。
　　“我活到1997年，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邓小平讲这段话时，心中充满着无限深情和热切希望。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邓小平早年曾去过5次。
　　新中国建立以来，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领袖们，一直为台湾、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不懈地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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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问心无愧，让历史去评价吧（3）
香港“租期”一步步走近了。毛泽东等未及解答的这道历史难题由邓小平等着手解决。从80年代开始，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即在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多少年来，邀请邓小平去香港的人不计其数，但都被这位日益年迈的老人婉言谢绝了。他不是不知道，尽管香港回归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但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话来说，也“一年比一年困难了”。能尽早目睹香港是这位东方老人梦魂萦绕的夙愿。但是，他不去，原因不言自明。香港回归以后，再到这块中国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是难以言状的。
　　“哪怕是坐着轮椅也要去，哪怕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分钟也好。”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了南方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他的声音，激促了中华大地上空滚动着加快经济发展的阵阵春雷。但是，他在深圳面对着香港时，却一句话也没有讲。在国贸大厦楼顶的旋转餐厅里，他深情地望着对面的香港。在皇岗口岸，他站在边境久久地凝视着对面的香港，目光不愿意离开。那饱经人世沧桑脸上的神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使陪同的人终生难忘。
　　此时此刻，我们再倾听这位伟人简明、质朴的自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怎能不心潮逐浪，难以自已呢？
　　“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令世人悲痛的日子不幸到来：1997年2月19日21时8分，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邓小平的遗体上，这是党和人民给予这位老共产党员的最高荣誉。
　　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邓小平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向来达观。关于自己的后事，近年来曾对亲属多有交待。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是毫无保留地把毕生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邓小平的遗愿。
　　笔者曾几次到过邓小平抗日战争时住过的河北省涉县（原为河南省）赤岸村。那里的人民群众把附近一道小山岭起名为将军岭，专门留几处地方，用来埋葬当年曾在此地战斗过的老一辈革命家的骨灰，以此来缅怀他们的功绩，寄托自己的哀思。刘伯承、徐向前、李达、黄镇均有骨灰埋葬在此，当地民众们也希望小平同志身后将部分骨灰埋葬在此。
　　恩格斯的骨灰是放在盒里漂浮到大海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周恩来、刘少奇的骨灰是撒向大海中的。
　　邓小平生前给我们留下了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身后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体现了邓小平一生的追求和信念，完美地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而第一次见到大海，他还是一个16岁的少年。
　　邓小平一生中与大海结下不解之缘，他迷恋着大海：大海的无限宽广，开阔他博大的胸襟；大海的永恒运动，塑造他敢向时代潮头站立的品格；大海的惊涛拍岸，陶冶他处变不惊的胆略；大海的波峰浪谷，隐喻他三落三起波澜壮阔的一生。邓小平啊，你向大海走来，是革命生涯的起点，你向大海走去，是革命征程的终结！大海为你骄傲，为你自豪，你随大海奔腾，你在大海中永生！
　　高山峻岭，镌刻着你光辉的名字；长江黄河，呼唤着你不朽的英灵！
　　看，载着邓小平骨灰的808号专机，在两架波音飞机的护卫下成“品”字队形，向预定海域飞来了……
　　大海呜咽，飞机垂首，洁白的骨灰由五彩缤纷的花瓣伴随自低空而落，大海啊，快敞开你宽阔的胸怀，拥抱起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邓小平！
　　

我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1）
解放战争中的邓小平，时年43岁。
　　　　我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而且都是杂工
　　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邓小平的回忆
　　邓小平是18岁那年，在异国他乡的法国投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滚滚洪流中来的。他很少讲自己的革命经历，更很少讲自己的童年。
　　作为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邓小平深情地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对于生养自己的故乡他也很怀恋，但是，自从1920年夏由家里的山溪走出来，经过嘉陵江，长江，飘洋过海到法国，他就再也没有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1949年末，他和刘伯承率几十万大军进到西南，离家乡很近了，但他还是没有回去，倒是在重庆住下来，一忙就是数年，直到奉调进京，担负更重要的职务，行前，也未去故乡探望一下。80年代，他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又陪同外宾来到故乡附近，但还是没有回去，只是在成都住了下来。还有60年代……
　　什么原因呢？据他的女儿讲：父亲自己不回老家，也不许我们回去。他说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其实，还有他实在是太忙了。50年代初，大西南百废待兴，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任总书记，这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十年他开展工作步履维艰，70年代以后他为徘徊不前的中国指方向、绘蓝图。说起来也是巧合，我们共和国有10位元帅，四川籍元帅有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4位，他们离开家乡后，竟都没有再“衣锦还乡”，倒不是他们淡漠乡情，和邓小平一样，他们心中装的是天下事、国家事、民族事，家事自然难以顾及了。尽管如此，他们无时无刻不眷恋着生养自己的故乡，关切着家乡的变化，每当有家乡人前来，都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会见，询问情况。毕竟是父老乡亲们对自己有着养育之恩啊。邓小平家乡现健在的惟一的一个表弟淡文全曾经十分感慨地说：“小平同志的胸襟宽阔，他关心的不是家人，而是整个家乡、整个国家的建设发展。”有一年，淡文全到北京，小平忙于国事，无暇顾及，只叫国务院接待办的同志接待一下。淡文全在国务院接待室住了十来天，便重返广安。
　　从现在的《邓氏家谱》中看，记载是从邓鹤轩开始，邓家原籍是江西省吉安府庐陵县，洪武十三年，以兵部员外郎入四川，迁家广安。据家谱记载，邓家在历史上曾经是一朝三驸马，一门二十侯，唐宋元明，均有伟人出现。到邓绍昌这一代，已是三代单传。不过，农历龙年得子，加上望子成龙的愿望，邓绍昌给自己的长子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邓先圣，5年后起学名为邓希贤，18年后，为适应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需要，在武汉，又更名为邓小平，而且被尊称了整整70年。
　　邓小平的故乡四川省广安县位于重庆以北150公里，以前不通火车，靠船做交通工具。县城主要街道长不过1华里，宽不过5米。邓小平出生、居住地在县城北公里的协兴乡牌坊村。他的父亲邓绍昌，母亲是广安县望溪乡人，姓淡。
　　据邓小平旧居管理人员介绍：“邓家老院子”一共是16间，邓小平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人历经数十年修成了一个三合院，和别的农舍差不多，这房子也是白灰抹的墙，木头搭的门，青瓦盖的顶，一排正房略高一点，两边的偏房各有数间，左中右面的中间是一个平坎。
　　

我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2）
1950年，邓小平把住在这些房子里的家人全都接到重庆居住，两年后土改时，邓小平写来信讲，家里人不回来了，房子就分给贫下中农住。当时分给4户人，后来又变成了8户。1987年把屋子腾出来供大家参观。
　　1904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二日），邓小平出生在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5岁进私塾发蒙，后转入新式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时他有了朴素的“工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他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的活动。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
　　这段文字可以扼要地概括少年邓小平的活动情况。邓小平的女儿认为：父亲的少年时代，则可以说过得十分平常。现在在一些亲戚中和乡亲们中有一些关于父亲少年时代的带有传奇味道的传说，多不可靠。值得说明的是，邓小平的出国留洋，是他的父亲给选择的，并且极力主张，其母亲倒是恋恋不舍。父亲的选择当时并非是让儿子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连邓小平当时自己头脑中想的，也只是想外出学点本事，而没想到一去就再没有回来。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是邓小平自己选定的，一经选定就再也没有动摇过。但是，选择这条道路也并非是轻而易举。
　　邓小平曾经告诉自己的女儿，在当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我是那一批八十几个人里面最小的，连发言权都没有。”
　　1920年8月27日，刚刚过完16岁生日的邓小平，和从重庆留法预科学校毕业的其他82名川东子弟，告别家乡离开重庆，9月11日，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开始了前往异国他乡的远航。历时39天，终于在10月19日到达法国南部城市马赛。
　　首次出国远航的印象肯定相当深刻。比他们晚两个月赴法的周恩来曾这样抒发当时的感受：“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邓小平虽然没有那样诗情画意地抒发当时的感受，但是，50多年后，他多次谈自己当时乘坐的就是“几万吨轮”。
　　法国城市特别是巴黎的繁华、气派，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和旧中国的贫穷落后、腐化不堪，在这些青年学生的心理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邓小平也是带着这种美好印象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活。
　　1920年10月21日，邓小平和其他中国留学生入巴耶中学学习。但是，5个月后因费用无法自己负担，不得不离开中学，“俭学”不成，只好“勤工”，但是，邓小平决然没有想到，此次离开校门，就再也没有迈进法国学校的大门。“俭学”的希望破灭了。
　　勤工俭学这个出国留洋的初衷，在现实面前被抛得越来越远，邓小平等首先不得不打工，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也未能想到，这种打工一干就是4年多。
　　第一个做工之处是法国南部重工业城市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工种”是轧钢车间的轧钢工，进厂注册日期是1921年4月2日，编号是07396。76年以后，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将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使用过的工作证件亲手交给###同志，并说：“我仔细地找过施奈德工厂的档案。”###同志接过镶在镜框内已发黄的工作证件时，非常高兴。他回赠希拉克一首他亲笔书录的唐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可以想象，轧钢工的劳动强度极大，而且十分危险，工时又很长，这对于不满17周岁，身材矮小的邓小平来说，是多么不堪重负呵！然而，做的是苦工，挣得的工资却十分低廉。显然，温饱还是解决不了。后来，邓小平在谈起这20多天的轧钢工生活时说：在克鲁梭拉红铁，做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一百多法郎。
　　我们从邓小平入厂前的一个月（1921年3月3日，这是迄今为止搜集到的邓小平最早的照片）的留影看到：他虽然穿西服、扎领带，仍然是一个身材不高，脸上挂着学生气的青年。
　　

我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3）
第二个工作之处是在巴黎运河边上的一家专门制作扇子和纸花的香布朗工厂。“工种”是“扎花工”，就是用薄纱和绸子做花，然后把花扎在一根铁丝上。邓小平经过了5个多月的“失业”，于1921年10月22日来到这家小工厂做工。扎花所得仍旧很少，一般的女工每天可挣两个以上的法郎，熟练工每天才挣得10多个法郎。况且这还不是固定工作，两个星期以后即11月4日，邓小平和同学们被工厂解雇，他们又被送回到失业大军的行列中，而且一呆就是3个月。
　　第三个工作之处是在蒙达尼附近夏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工厂。“工种”是“制鞋工”，加工防雨用的套鞋。每星期工作54个小时，每天是10个小时。实行计件工资。邓小平每天可以做20多双鞋，大约可挣十五六个法郎，每月所得除生活费用外，可以剩余200多个法郎。这一段，他的做工生活比较稳定。这从当时和他在一起的人回忆中可略见一斑。“晚饭后至睡觉时间有二小时至三小时可以利用。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有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只有十八岁，每日这个时间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这个“小孩子”就是当时的邓小平。
　　不过，这种稳定生活从邓小平1922年2月14日入厂至10月17日第一次主动要求离开，时间是6个月。要求离开的原因是前往塞纳夏狄戎中学继续求学。可惜，因为钱不够，无法完成学业。所以，不得不于1923年2月2日重新回到哈金森工厂做工。这次做工时间仅仅为1个月零几天，他第二次主动要求离开哈金森工厂，记载他情况的工卡上注明离开的原因是“拒绝工作”。其实，工厂并不知道他离开的真正原因。因为此时，邓小平已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一年后易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选择共产主义为自己理想的革命青年。
　　邓小平曾回忆说：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而且都是杂工。在这里，他初次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亲自体验了劳动工人阶级遭受压迫、剥削的悲惨境遇。在此期间，他出国时所抱的“勤工俭学”的梦幻最终破灭了。不过，正像他几年后在莫斯科的追述：
　　“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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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1）
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
　　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在吊起脑袋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邓小平的回忆
　　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回国了。出国时，少年邓小平从海路坐轮船前往法国，历时一个多月，一路上欣赏着大海，回国时，年轻的邓小平是从陆地走的，火车、汽车、骆驼、马匹，从1926年底到1927年2月，备尝了旅途艰辛，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一路上，足足一个多月，连脸都没洗过一次。光骑骆驼走沙漠就整整走了8天8夜。
　　这时正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高潮时期。邓小平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回国，到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关于这所中山军事学校情况，邓小平有这样一段回忆：
　　“这个学校是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办的，于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党派人担任的。校长史可轩是党员（后牺牲），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我们在法国就熟识，李后在中央苏区牺牲），我同时担任校党的书记。”
　　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是如何活动的呢？他的自述告诉我们：“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项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1928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
　　从2月到西安到6月离开，短短4个月时间，邓小平等中###员们做了大量工作。紧张的工作，不宽裕的生活，并没有使邓小平悲观，精神上反倒更乐观，他还记得当年敲史可轩的“竹杠”让他请客，吃牛肉泡馍。可见，那时大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笔者曾于1991年在西安附近见到史可轩同志的坟墓，墓碑上的字是邓小平建议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给题写的，足见他不忘牺牲同志，重视友情。
　　“那个时候我是中央的秘书，是政治秘书。八七会议的时候，我们住在武昌，……会议是号召搞全国起义，全国到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