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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暗算股指期货:"黄金十年"中国七大投资焦点-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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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整个逻辑推演有着一个假设的前提，即“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就是自由市场的制度”，但这个理论在西方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自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被用于拯救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之后，人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所谓“自由市场”弱肉强食的危害性。
即使我们暂且假定“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是成立的，那么“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自由市场就意味着国与国之间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政策自由化”的推论也是片面的。
道理很简单，既然是“自由市场”，那就意味着市场中的一切生产要素都是自由的，包括资本、技术、商品、劳动力等。如果资本是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那么技术、商品和劳动力也理应自由流动。
但现实的状况是，某些美国人士和经济学家们一面呼喊中国金融彻底开放，允许资本项目可兑换，要求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但对于中国购买美国的先进技术却壁垒森严，对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常常设置“反垄断”和“特保”等障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全球的劳动力流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可谓不遗余力地限制，除非是特别优秀的，符合美国标准的，能为美国创造高额剩余价值的精英，而对于普通的劳动者堪称严防死守。
即使在资本流动上，美国某些人士在提出中国放开短期资本项目的过分要求的同时，对于更加安全的中国对美实业投资，如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的投资项目却干扰破坏。
人民币自由汇率背后的“伪自由市场”（2）
由此不难看出，所谓“国际资本自由化”的真相，是在蔑视劳动力、技术、商品等要素平等流动权利下的话语霸权。它之所以能登堂入室，大行其道，关键在于，相对其他要素的拥有者而言，资本的所有者，特别是热钱资本有着足够的金钱，去控制舆论，去推销自己的单边逻辑。其最终达成的目的是，通过不对等的单边舆论宣传攻势，误导目标国的决策者，以达成对于其他生产要素不公正的游戏规则，剥夺其他生产要素的受益人群的合理收入，乃至将目标国的财富积累席卷而去。
基于人类最基本的公理———公正而言，在发达国家仍然不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自由流进的时候，请不要一厢情愿地指望中国对资本项目，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不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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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贸易理论严重误导中国（1）
2007年1月31日，一场“被告”缺席的“审判”在美国国会上演。
美国议员里斯·多德等人“发难”，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美国财长保尔森则“辩解”。最后，保尔森称“中国在汇率政策上确实仍然没有做到我们想要的和他们需要的”，并自定目标，在其两年多任期内，“让人民币形成基于市场经济规则、由市场竞争决定的、自行浮动与定价的机制”。
其实，这种所谓一年一度的“汇率操纵国”的戏剧，对于中国并不新鲜。中国在加入WTO前，那时，戏的主题是“中国最惠国待遇”，都是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有人唱黑脸。在黑脸的法官面前，一个白脸律师担任“原告律师”，一个红脸律师再在他将要被判入狱的时候解救他，让“原告”感觉无比“侥幸”过关，让“被告”在心怀感恩中，不断加深“罪人”的暗示。
中国真的有“罪”吗？让我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美国的价值观中，程序公正是非常神圣的，按照国际法理，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或汇率分歧，不论谁为原告，都应该依照国际法，由WTO来裁定，不可能由美国人既当“原告律师”，又当“被告律师”，更不能再当“法官”。
如果按照WTO协议，各成员有权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各种汇率制度，包括固定汇率制度，均无可指责的。换言之，在国际法的范围内，所谓“汇率操纵”罪名根本是不存在的。
从现实历程来看，人民币兑美元从1980年的贬值到1994年的，那时，无人指责中国汇率操纵，2005年7月21日，中国实施小幅浮动汇率制度后，迄今（2007年2月1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了约，人民币怎么反而被“操纵”了？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亚洲货币纷纷大幅贬值，人民币坚守固定汇率，举世赞赏，无人认为低估，现在升值了怎么就低估了呢？
因此，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现实历程看，所谓人民币低估的汇率操纵之罪，根本是莫须有！
当然，有不少学者言之凿凿：按照国际贸易的经典———国际贸易中，贸易顺差国是受益国，贸易逆差国是受害国，将导致该国的经济增长减慢，失业率上升等恶果，这个原理已经成为“贸易顺差原罪论”者的教条。
撇开教条，经济学的本质是人的经济利益之学，它们都是由对现实经济现象的总结中提炼而来，都有它所发挥分析功能的特定时间、空间及人群条件，并必须得到现实的验证。从过去十年美国的现实来看，所谓经典的贸易顺差理论已经开始失效。其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断攀升，从1995年突破100亿…167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019亿美元；美国的国际贸易总逆差也由1737亿美元上升到7258亿美元，但这十年中，美国的GDP平均增幅达到，平均失业率仅为，通货膨胀率仅有，完成了宏观经济学上几乎不可能的任务———“高增长、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的黄金组合。
旧理论已失效，那就需要新的工具来分析。在笔者看来，如果从中美两国经济关系中利润的流向来分析，则完全可以解释。
目前，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主脉已变为美国投资———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定原来美国生产一双耐克鞋的成本是20美元，现在转移到中国之后，离岸中国的成本价是4美元，其中，中国从国外采购这双鞋材料的成本价是2美元，中国企业获得的利润是美元。
如果按照贸易额顺差理论，每双出口美国的耐克鞋，中国对美获得了4美元的贸易顺差，美国是4美元的贸易逆差，美国“吃了大亏”。但从利润额流向的角度看，每双鞋中国仅得到美元利润，而这美元的利润，还是没有计算中国工人健康的牺牲、环境污染等长期成本。而美国呢？获利极其丰厚：一、由于生产基地转移中国，每双鞋降低成本16美元，降低成本或减亏从财务上看就是利润。二、耐克还可以在中国销售，每双鞋可以得到10美元的利润。如果按照中美新的经贸关系来看，双方的合作共产生了16美元的新增利润，美国获得了的新蛋糕，中国仅获得利润份额。尽管以上假定或有所误差，但毫无疑问，美国享用了中美新经贸关系产生的绝大部分新利润。当然，中国由此获得了GDP的大幅增长，也有新增利润，但利润非常微薄，毕竟是新增蛋糕，这也是造成中国GDP高速增长，但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乏力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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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贸易理论严重误导中国（2）
中国廉价的OEM商品给美国公司创造了大量利润，进而支持了美国公司股票价格，还给美国消费者巨大的福利补贴。而中国因贸易顺差所获得的巨额外汇储备，又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和美国金融资产，降低了美国人的资金利率，即资金使用成本，又给予美国政府和企业大量的利息补贴。
对此，美联储都不能不承认，2005年4月，它在一篇名为《汇率对美国进口价格的影响：一些新的证据》的报告中指出：美联储不必承受太大的通胀压力，而执行“循序渐进”的升息策略，中国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所以，在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下，美国获得了最大的好处，远远大于中国。对此应该感恩的某些美国人，竟视此为中国的“罪名”。
他们摆不上台面的意图无非有三：一、以中国贸易顺差为罪状，通过反倾销和特保，最大限度地挤压中国制造已经非常菲薄的利润；二、美国在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国民储蓄率很低而无钱可借的情况下，迫使中国为美元贬值埋单，分担美国财政赤字；三、为热钱进出中国打通道路，在必要的时候发动一场“货币战争”，以比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更大的声势，一举击溃中国的金融系统，将中国锁定在必须依附美国和西方金融的“制造车间”的身份。
中国崛起东方，对此不能不防！
人民币升值解决贸易顺差如抱薪救火（1）
2007年1月15日，商务部高官对贸易顺差表态，“要将解决贸易顺差作为今年外贸发展的头等大事抓好落实”。几乎与此同时，商务部网站全文刊登了题为《外经贸发展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挑战》的报告，其“假定人民币低估15％”，称“到2007年底以前，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可能达到9％～10％”的预测，即2007年中国人民币可能升值4％～5％。
尽管商务部事后澄清该文仅代表商务部研究员的个人观点，但由于该报告在商务部官方网站刊登，发布者身份又是商务部的研究员，再加上与官方讲话非常巧合地同时发布，还是让市场理解为商务部对人民币升值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市场对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的预期骤升。结果此后半个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如果全年保持这种速度，则2007年人民币年将升值。
这一事件，将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升值关系的争论推向风口浪尖，而关键的焦点是，传统的国际贸易与汇率理论———本币升值，顺差减少是否正确。
在前文分析中，笔者已通过逆差国的案例反证了传统的贸易顺差与汇率变化理论在美国的失效。而在中国，该理论也同样是失效的。
首先，该理论在过去19个月中已被初步证明失效，即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至今（截止到2007年2月1日，以下同），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如果按照传统的贸易与汇率理论，中国对美外贸顺差应该相应减少，至少也应该降低一点，但遗憾的是，它没有给“信徒”们面子———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持续增长，由2005年的1019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75亿美元，由2005年6月的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6月的145亿美元。
尽管如此，“信徒”们仍在辩称———贸易顺差没有降下来，那是人民币升值不够，升值6％不行，那就升值16％，甚至升值60％试一试。笔者倒是建议他们立即从书本回到现实，世界已经因“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而变迁。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的经济贸易结构天翻地覆，已颠覆了传统贸易和汇率理论。此前，国与国的经贸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各国在本国生产商品和服务，通过进出口的方式提供给对方———在这种模式中，销售额和利润都附着在同一件商品上，属于同一家公司，同一国籍。但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直接设厂，跨国公司品牌的商品中，销售额和利润已经被分离，跨国公司通过OEM，不需要直接制造，却可以通过品牌授权等方式拿走更多的利润。在不需要标注“美国利润”的同时，销售额却变成了“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罪责”。
简单地说，当国际贸易中，商品的销售额和利润分离，分属不同国别的企业，原先建立在销售额与利润同一体上的传统贸易与汇率理论必然失效。
这种新的国际经贸生态是怎样形成的呢？按照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先生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因为政治壁垒和地缘的隔离，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种不同经济体。西方国家采用了市场经济，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不断攀升，逐渐形成了一个高价格体系；中国等国则采用了计划经济，造成短缺经济的现实，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形成了一个低价格体系。就像在长江上建了一个三峡大坝，上游的价格水位很高，下游的价格水位很低。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壁垒降低，加上因特网等高科技跨越了地缘的距离，跨国公司发现，它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价差，将制造基地搬迁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从而极大地降低制造成本，为公司构造巨大的新利润空间。随着制造能力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必然带动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等价格的上涨，随之而来的商业和金融服务业则进一步推动中国的价格上涨。与此同时，美国的商品价格则出现下降趋势，以低价著称的沃尔玛的崛起正是把握了这一趋势。
人民币升值解决贸易顺差如抱薪救火（2）
目前，国际经贸关系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基本结构，即随着美国制造能力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必然向金融衍生经济升级。由于金融衍生阶段赚钱更容易，美国人消费大手大脚，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消费增长之源；中国则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基地，从世界各地采购原材料，加工为成品后，再运到美国等西方国家销售。此结构中，在中美之间，美国必然持续出现大额的贸易逆差，中国必然持续出现大额的贸易顺差；在中国与原材料提供国之间，中国是贸易逆差，原料提供国则是贸易顺差。但是，从利润流向的角度，在中美之间，美国是巨额的利润顺差国，这种巨额的利润顺差，反过来又支持了美国金融资产的价格上涨。
无须回避，在这种新结构中，只要中国“世界工厂”的基本角色不变，中国和美国之间不可能实现贸易额的基本平衡，而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基本定位至少会持续10～20年。目前，由于中国“世界工厂”的发展仍然在上升周期之中，中国对美贸易逆差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保持高位，甚至不排除继续上涨的可能。
如果非要把中美间的贸易平衡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那么有两个方法：一、中国尽快超越OEM品牌代工厂的阶段，使得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中国资本合为一体，但这最多只能是局部实现，因为美国资本、美国品牌和中国制造的结合已经是既成事实；二、中国形成与美国并雄的强大金融市场，可以有足够的金融资产收益养活国民，然后把制造能力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在至少10～20年内都是奢望。
非要达成贸易平衡不可的话，那只剩下一个办法———将人民币大幅升值，自废了“世界工厂”的“武功”，将“世界工厂”的历史机遇慷慨地转赠他国。即使那样，美国的贸易逆差仍然不会减少，除非美国人不再消费，或者自己重拾制造。
事实上，试图通过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来减少贸易顺差，不仅不能实质性地减少贸易顺差，更可能会刺激更多的热钱伪装成贸易顺差或外商直接投资“偷渡”中国，从这层意义上说，用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来减少贸易顺差，只能是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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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药方”将把“世界工厂”置于绝地（1）
人民币必须更快升值！因为这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解决中国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对症之药。2006年12月15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这是他的主要逻辑，也是人民币大幅升值论者的另一个有力的“武器”。
更加细致的推论是这样的：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会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随着贸易顺差的减少，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增速将减慢，其对应发行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增速会降低，进而市场上的流动性就会按货币乘数的减少（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这个乘数在8倍左右）；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减少了，就会对现在的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釜底抽薪，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健康的发展。
对于这个论证过程，笔者认为，央行减少基础货币发行之后的逻辑部分是对的。但遗憾的是，它的基本前提错了———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会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原因在真相之二、之三中已经指出，中国的持续大额贸易顺差是因为当下世界经济新结构所决定的，在这种基本结构不发生质变的情况下，除非中国自动放弃“世界工厂”的发展机遇，中国的贸易顺差在未来10～20年内将长期保持高位。
最重要的前提错了，诊断及其药方必然是错的，尽管坚持人民币应更快升值的人士中有些主观上可能并无恶念，但这个药方客观上会将“世界工厂”置于绝境。
既然“世界工厂”的历史机遇中国无论如何不容放弃，在外汇储备仍将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我们又必须解决基础货币投放不断增大、流动性过剩压力不断攀升的问题，这就需要用新思维、新办法来解决它。
目前可选择的方法有三个：一、央行发行票据将市场流通的钞票收回，但需要央行承担票据成本；二、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但其副作用是会降低商业银行的资金使用效率，进而降低它们的盈利能力，这将对三大行上市后的中国银行业长期不利；三、通过加息来抑制流动性过剩，但加息和人民币升值一样，会吸引更多的热钱伪装成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潜入境内，造成更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流动性愈加失控，犹如火上浇油。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打到流动性过剩之“蛇”的“七寸”上呢？在笔者看来，这个“七寸”就是，基础货币发行导致流通货币乘数放大，这个6～8倍的乘数放大，就是流动性过剩的“魔法”之源。
最近，一种创新的“降魔之法”已被提出，并逐渐为金融决策层所认可：国家可以成立一个经营外汇储备的专门公司，通过发行特种国债，向市场上收集人民币，再到中央银行那里去买外汇。这个办法不会违背现有的相关法律。
这一创新妙法堪称一举多得：一、有利于将央行的外汇流动性管理和外汇投资功能分开，使央行的职能更加纯粹；二、成立了国家外汇经营公司，使得中国对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有了更直接高效的操作办法，并有可能获得更佳的投资回报；三、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向市场发行人民币的债券，可以收回流动性过剩。
这堪称解决流动性过剩的生花妙笔。因为，发行人民币债券正好可以收回因兑换顺差投放基础货币导致的流动性过剩。比如，原来，央行收到1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就必须发行人民币780亿元（按美元兑人民币1∶换算）基础货币；现在有了这个方法，财政部就可以同时通过银行发行780亿元的债券，然后再去央行购买100亿的美元。这样，从起点到终点，再从终点到起点，外汇储备增加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将被隔绝，对国内的股市、楼市等投资过热都将釜底抽薪，差转嫁，中国经济内部的过热压力也将得到根本性破解。
当然，和其他货币工具一样，这样的操作方法也有一个成本问题，即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风险。现在美元一年期利率为，人民币一年期利率为，两者相差3％，假定人民币兑美元每年升值3％，则每年的成本为；如果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越大，则成本越高。当然，美元外汇储备的经营收益也是可以冲销该成本的，甚至有所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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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药方”将把“世界工厂”置于绝地（2）
此外，它还可以与发行票据、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等措施相互配合，形成复合的工具箱，从而使央行的货币工具更有针对性。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实施这一办法，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造成的危害将更大———在没有完善的汇率对冲工具的情况下，它将会直接导致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成本急剧加大，甚至严重亏损。
谁在试图炸毁中国价格的“三峡大坝”（1）
在关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中，除了理论上需要明辨是非外，更需要深入辨别各方人士的价值立场。
诚然，不能指望辩论者都真实地披露自己代言的国家和利益集团，一则，确有人真诚地信仰某种学说，而并不认为自己为某个国家或利益集团代言；二来，也肯定有那些明知自己是某种利益的代言者，但为了替本方博取最大化利益，进而为自己赢得更丰厚的佣金，而故意打着为中国、为社会公众的旗号，以图混淆视听，浑水摸鱼。
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乱局，试图辨别每个参与者的真实立场似乎是徒劳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客观的利害分析法，去评估不同的汇率政策对不同国别、不同利益集团的利弊得失，进而得出对中国的影响，并以之作为决策的参考。
笔者前文曾述，由于传统地缘的鸿沟、政治壁垒和不同的经济模式，东方与西方世界形成了两个落差极大的价格体系。西方高价格体系犹如三峡大坝的上游之水，中国的低价格体系犹如大坝下游之水，而随着世界制造能力向中国的转移，中国与世界两个价格体系开始接轨。
目前，围绕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论战，实质上是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在激烈争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舆论控制权，以图影响决策层和社会公众的判断，进而间接地争取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主导权，即当下中国与美国的两个价格体系如何进一步接轨。此刻，中国正面临两条主要道路的选择。而不同的接轨方式也将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
第一种方法是将水坝一次性炸开，让上下的水位在巨浪滔天后对齐。但高悬半空的上游之水狂泻而下，必然对下游中国造成灭顶之灾。这种方法就是人民币汇率和资本项目的完全自由化。但这个比喻有点不到位，那就是，热钱与上游之水不同点在于，它以人民币极快升值冲击了中国经济后，还会倒卷而去，最终形成先冲击后倒卷的双重灾难。
第二种方法也是中国目前采取的方法，在上下游水坝中间建立一个船闸———参照一篮子货币的小区间浮动汇率制度，允许船只运货自由通过（贸易项自由），但控制上游的水（国际资本项目）有节制地下流，这样通过10～20年的时间，渐进扩大船闸容量，此消彼长之下，波澜不惊地完成中国与美国的价格体系对接。
这两种模式中，前者意味着美元的快速贬值，人民币的急速升值，美国的通货膨胀将失控，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动荡，美国人将突然失去来自于中国消费福利，中国工人将出现大范围的失业，中国制造岗位势必流到价格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当全球经济金融遭遇由此而来的巨大危机之后，由于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弹性程度更好，美国将从这场经济灾难中较快恢复。但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将失去竞争力，较为脆弱的金融体系很可能崩溃，国家从而会失去对本国金融系统的控制权，深陷拉美化陷阱。受益者则是一些冲浪高手———对冲基金等热钱———因为风浪越大他们越能赚取暴利。
后一种模式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都是良性循环的办法。中国可以有时间持续提升“世界工厂”的竞争力，可以有时间持续改善金融系统的健康，并通过社会保障改革的完善来提升国内消费能力，逐渐降低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这种渐进性非常重要，这就像一个严重饥饿的人，突然面对一堆大米，最好是先喝稀粥，后吃稠粥，再吃干饭，一顿一顿地吃，才能增强健康，否则，一开始就暴食干饭甚至是生米，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样，人民币的小幅渐进升值，使得美国在欧元的竞争压力下，可以避免通货膨胀的失控，有助于给美国创造条件，逐渐节制过度消费，以提升储蓄率，减少财政赤字。
换一个角度，从资本属性看，我们可以把资本分为三类：一、工商业资本，通过制造和销售实物商品而获取利润；二、传统金融服务资本，通过给工商业实业提供金融服务，通过服务佣金获取利润，比如银行贷款业务和IPO投行业务；三、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热钱衍生资本，通过资本市场的跌宕起伏赚取差额利润者，他们自身并不直接创造利润，其利润都是靠剥夺前两者的财富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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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试图炸毁中国价格的“三峡大坝”（2）
在前一种模式中，大起大伏的经济和金融动荡对整个世界必然是“负和”博弈，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巨浪狂飙之时，最有利于热钱冲浪，在短期内赚取惊人的暴利，它们对目标国工商业杀伤力最大，对目标国传统金融业也伤害很大。与此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金融风险对冲机制很成熟，又多在母国资本市场上市，只存在短期负面影响，反而可以利用跌宕起伏，击溃中国本土竞争对手，有利于它们进一步扩大在中国市场所占份额。
而后一种模式中，最受益的是本土的工商业和金融业，对冲基金等短期热钱将无法兴风作浪，中国制造和世界经济将演绎良性循环的共赢局面。
一言以蔽之，中国的“中国制造”与短期热钱势不两立。扩大人民币汇率区间，放松资本项目流动，这些试图在短期内放任热钱的行为，事实上正动摇着“世界工厂”的地基，自毁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长城，松动着中美间的价格“三峡大坝”。
防开放“大跃进”酿金融“大灾变”（1）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激进者而言，支持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乃至允许资本项目更自由流动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它将以开放促改革，它将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更充分的竞争，使得市场更有效率，促使中国金融企业提升竞争力，从而有利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这个无限美好的图景是真的吗？值得中国人冒自毁“世界工厂”长城的风险吗？
在笔者看来，这种逻辑首先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必须再次明确的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包括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都必须建立在我们已经拥有的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世界工厂”的可持续发展上。道理也很简单，由于“世界工厂”产生的可持续增长的利润，将是中国金融企业的利润源头，是股票市场兴旺的IPO之源，是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成长之源，也是期货市场对石油、铜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和交投活跃之源。
但是，如果按照2007年1月，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全年将是的状况来看，将对“世界工厂”造成多重重大伤害：
———过快的升值速度将抬高中国商品的国际价格，使得“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发达国家企业在这种趋势预期下，会将更多的制造能力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这种情况持续2…3年，中国在过去多年中形成的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将遭受根本性的伤害，“世界工厂”将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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