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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愤是一种病-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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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盾牌
在《作家》99年第6期上看到这样一首诗，题目叫做《人体盾牌》。
盾被发明出来/本来是为了保护人体的//而人类今天竟然用自己的身体/组成盾牌/保护那条河上唯一剩下的桥梁//那是为了已经邻近的下个世纪/正义和良心/有路可走//我为这位诗人感到羞辱。
一个诗人，他应当是为人类生命而歌唱的，他应当认识到生命本身才是生命的目的，可是现在，他在歌唱人体盾牌。
他想都没有想，就将人体的价值看成是低于桥梁的，身体必须为桥梁的存在付出代价，而不是相反。他忘记了一个常识性的逻辑，桥梁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体轻松，不必为了过一条河而绕路或者泅水，他不知道，桥梁毁掉可以依靠人体来建造，而人体毁掉了，却不可以通过桥梁来重建，他只是知道，桥梁的存在对于人类是必须的，因而它的价值就高于人体。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
一个国家（作为一种统治形式）不关注这个国家里的人民的生命的权利，却鼓励人民用他们的身体去保护物，它把自己的人民当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它让自己的人民拿身体去换一座桥梁、一门大炮或者一辆汽车……，他的存在的合法性我看非常值得怀疑。它没有将自己的人民的生命看成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而是相反，将这个国家中的物看成是自己的目的，它宁可要一个物，也不愿意要一个人，它让人为了物而存在，它对这个国家的人民还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国家只有它保护人民的生命并且努力使人民生活的更自由更美好的时候才有理由存在。
我知道正义和良心经常是幌子，而试验这个幌子的真伪的就是对人的生命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在为生命精打细算，他们用一千万美元一枚的炸弹，为什么他们不用一百美元一枚的炸弹？因为那种炸弹不能远距离精确制导，会伤及无辜。（奇*书*网^。^整*理*提*供）一千万美元一枚和一百美元一枚的区别就是为了在别国的领土上少伤一点别国的无辜者，而这个国家自己呢？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他们让自己的公民组成人体盾牌，他们用电视、用广播鼓励这种做法，宣传这种做法，他们让自己的人民做盾牌而丝毫不感到可惜和可耻，这就是他们对待自己人的方式。我想知道这样的国家它到底为什么而存在，它在保护什么，为谁保护？
也许我们中许多人会说，这是人民自己愿意的。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将数千人这么有效率地带动起来，他们是被驱使的，是有组织的。没有组织者的筹划，很难想象，数千人能步调一致，更何况他们是平民，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呢？是谁在幕后组织他们轮着班地用自己的躯体守护大桥？
即使正义也没有权利充当这样的组织者，即使良心也没有理由用数千人的生命去冒险，而这仅仅是为了一座桥梁。
人肉盾牌，这是一种多么无耻的防御逻辑。战争的一方，它利用另一方的良知：它知道它的敌人是讲良心的，不愿意伤害无辜平民，即使是这些平民受了愚弄变成了敌人的时候，也不会向平民开枪。因而他们将自己的人民赶上了桥头，它用自己对人民的残忍、嗜血、毫不珍惜来验证它的对手对它的人民的珍惜，他用自己的残忍来试验对手的良心。
是的，它终于成功了，它的人体盾牌成功了，终于那座桥被保护了下来。
然而我要说，这不是人体盾牌战略的成功，而是那个被看成是敌人的人的良心的成功，我从中看到的了良心――一种真正的良心。
一天梦里，我看到一位这样的父亲，它在和别人决斗，突然他感到自己就要失败了，这个时候，他转身回屋，一把揪出了自己的儿子，将锋利的刀刃架在了他儿子的脖子上，让他的儿子站在他的前面，做自己的盾牌，他对他的敌手说：你开枪吧，你杀死的将不是我而是我的儿子。
这个时候我一身冷汗地醒来了，我忘记了他的对手是否开了枪，但是我在想，这样的父亲，他有资格做一个父亲吗？我绝对不愿意做一个这样的父亲的儿子。
由此我想到，作家，一个作家应当有的基本良知是什么？或者一个作家应有的基本良知他是否有？为此我常常感到失望，他们被一些浆糊糊住了脑袋，他们只知道跟风，只知道人云亦云，他们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起码的判断力。
一个只知道用功利的逻辑，而不知道用人道的逻辑来思考问题的人，他没有权利顶着作家的幌子说话，他应当去做政治家而不是一个诗人，作家唯一的逻辑是人，人高于一切。即使是为了所谓〃正义〃的目标，也不能放弃这一点。让儿童救火，让一群战士做人肉炸弹，让一个人为了救一群羊而牺牲（集体的财产高于一切，包括高于个体生命），这些在特殊的历史情形下，在功利的逻辑中，在政治的考虑中是合理的，但是对一个作家，它永远是不合理的，它是考量一个作家的试今石。
是否站在人的立场上，而不是物的立场上讲话――这是一个作家的标志。
鲁迅还能替我们活多久
鲁迅是中国２０世纪最伟大最富于影响力的作家、思想家，他的影响大到试图否定他的人也不得不肯定他，大到与他没有关系的人也要与他攀上关系，他的魅力是经久不衰。他是一个百宝囊。不同时代的人们，同一时代抱着不同目的的人们都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各自想要的东西。中国现代以来，中国当代的文学知识分子与鲁迅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今鲁迅更成了某些知识分子的一个角色假面，一种身份姿态。用这个假面，用这个姿态是为了在话语权力争夺中拥有一个有利地位。鲁迅生前就已经成为文学话语权利争夺的焦点人物。本世纪３０年代，左联内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口号之争间实际是一场话语权力之争，是一场文艺界领导权的争夺，当时党之所以压制了左翼行政领导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不是因为鲁迅提出的新口号具有更深的学理性，而是因为党需要鲁迅在文艺界的威望来吸引更多的作家。活着的鲁迅就这样走向文学界话语权利分割的前沿成为一个砝码。文革中鲁迅成了毛泽东以外唯一一个印了语录本的人，他是意识形态唯一允许的文学话语，借鲁迅说话成了文学知识分子的一个不得已的职业本领，最终也成了他们的无意识中的一个本能，谁想在这个领域里说话谁就得戴上鲁迅这个假面，用这个姿态。８０年代，政治权杖悄悄地隐退，但是，鲁迅这个名字不但没有象一些海外学者所预言的那样被其他名字取代或者成为冷嘲热讽的对象，相反，他依然占据着文学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心，他魅力不减甚至更盛，新启蒙运动中，〃启蒙家鲁迅〃成为新启蒙话语的一个中心语项。
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新一轮鲁迅热又再度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重版《鲁迅全集》，９０年代多次重版，且每次再版印数都达数万套，尽管书价大涨，印数可观，但１９９４年以前出版的《鲁迅全集》已全部售，鲁迅单本著作也相当热销，如《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等都是一版再版，其销量远远超过了一般现代文学作品。除了著作热销，鲁迅的生平事迹也越来越为人们的重视，地处上海鲁迅公园内的鲁迅纪念馆１９９６年５月１日参观者超过了一千人，创造了建馆以来日参观人数的最高记录。
近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鲁迅姿态的一个重要走向是道德理想主义。在这一部分知识分子那里鲁迅在历史上那种著名的〃否定者〃形象成了反抗市场经济下人的精神堕落的理想偶像，鲁迅式的愤世嫉俗成了他们精神寄托。他们在鲁迅那里找到的不是〃革命家〃鲁迅，也不是〃启蒙者〃鲁迅，而是别一种英雄－－目光冰冷透骨、精神漆黑如夜、以诅咒对待庸众的愤世嫉俗者，文学知识分子在鲁迅那里寻找的是一个反抗投降（无论是在物欲还是在其他压力）的孤独的勇士。张炜在《拒绝宽容》一文中说：〃我怀疑他们在用这一独特的方式为自己不够磊落和体面的昨日辩解。〃〃我绝不宽容，相反我要学那位伟大的老人。'一个都不宽容'〃。〃那些言必称'宽容'的人还是先学会'仇恨'吧！〃此外尚有李锐的《虚无之海，精神之塔》、张承志的《致先生书》等等。在这一脉鲁迅的意义类似于柏拉图所说的理念，当人们在现实中感到怯懦，感到有什么东西难以抵抗时，人们就开始怀念他，通过怀念他，人们居住于他的乌托邦里，而人们在似乎是分享了鲁迅这个〃理念〃重新获得一种鲁迅〃姿态〃之后才重新成为知识分子，获得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上存在的勇气，获得〃以一人之力和整个世界为敌〃的毅力。这一派的鲁迅姿态虽然有着激进的外表，但是其内里却是保守的，他们企图的是一个道德理想国，是乌托邦式的清洁精神。自然，对这个时代的人的整体的物役处境知识分子是应该加以警惕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在地上建立一个道德理想国，将道德作为一种外部命令以强制的方式加给社会上的每一个个人，就会导致〃个人〃的丧失，其结果必然是人不仅不能从物役中得到解放，相反还会又一次落入中世纪般的精神奴役之中。换而言之，道德作为一种外部强制而不是一种主体的内心律令时就会剥夺了选择生存方式的自由，这时人的个人性也就消失了，它带来的不自由要远胜于物役中人在金钱面前的不自由。
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谈论鲁迅，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利用鲁迅来说话？这里可以理解的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话语权利分割体制中的弱势局面，８０年代以前鲁迅被毛泽东定为〃圣人〃、〃最伟大〃、〃最正确〃者时，鲁迅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般人的文化效应场，而成为话语合法性的标准，当代文学知识分子要取得言说的权利就得适应这个标准，８０年代以来这个标准已不是那么明确，但是与正统意识形态话语错位的局面使得在野知识分子不得不寻找一个接合点，在这个接合点上体现一种隐性的话语较量，为自己话语权利寻找支柱。对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但是，就90年代讲，鲁迅依然是当代文学知识分子的人格、思想、学术面具，知识分子依然热衷于以鲁迅姿态说话，其重要原因是知识分子的失语。没有自己的话语的人只能借别人来说话。过去是意识形态强化人们对鲁迅的依赖，而今天则表现为知识分子的思维惯性，松绑之后的知识分子，突然要说自己话时感到无话可说，依然按照习惯借鲁迅说话。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当然，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历史性的、普遍的，是中国文人的普遍的精神现象──缺乏自己独特的与时代发生共振的思想体系，因而只能借他人说话，在中国古代表现为〃注经解经〃，到了２０世纪则表现为解鲁注鲁说鲁。
２０世纪出了一个说不尽的鲁迅是我们的光荣，同时也是我们的悲哀，我们不仅需要一个鲁迅，还需要更多的对民族及至整个人类都有形而上关怀，为民族及至整个人类的生存提供超越性精神基石的思想者，就此点而言，中国９０年代知识分子的鲁迅话语中心，鲁迅姿态是一件悲哀的事情。鲁迅是伟大的，但是鲁迅被视为20世纪中国一个当然的独语者，鲁迅的独语状态就意味着更多的众人是沉默的听讲者，我所期待和呼唤的是一个众神纷纭的世界，这其实是尼采的一句话：看，那儿有多好，只有诸神而没有上帝。时代已经到了要求我们自由思考的时候，这时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说自己的话，这时我们依然只是简单重复一种鲁迅姿态，作姿态性的鲁迅梦是可悲的。世界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说明，一个民族如果过于圣化某一个人，将自己禁锢在某个圣人的话语体系中，无一例外的是缺乏创造性的民族。
今天，无论是从市场经济的建立还是７０年代末开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准备而言，当代知识分子通过建立自己话语体系来思考、说话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如何承受９０年代作为文化和学术上的个体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使命？活着的鲁迅并没有完成开创个体文化的任务，８０年代的新启蒙者的鲁迅姿态同样没有确立个人在整体面前的优先地位，９０年代，显然道德理想主义者的鲁迅姿态是矫饰的而且走叉了路。我在另外的文章中说过９０年代如果存在一个文化转型的话，那就是向着个体文化的转型，面对这一转型，我们的知识分子只有彻底放弃对〃姿态〃、〃面具〃的依赖，以自己本真面目从事新文化建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
大众文化时代
我在另外的文章中曾经证明90年代中国存在一个文化上的转型，也即由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所谓群体本位文化就是中国传统体制之下的以长老、家国为中心的一种文化形态，而个体本位文化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以青年、个体为本位的一种文化形态。这种文化的转型在历史上并不是空穴来风，它的最早的萌芽应该是在晚明，其次是晚清，而五四时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达到一次高潮，但是这种转型并没有实际完成而是因为民族解放要求的压抑而中途夭折了，８０年代这种转型又重新开始，通过整个８０年代的不断的冲击，到９０年代这种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这一文化转型对于９０年代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整个社会气象的变化都与之相连。对于这一问题现在中国学界的研究还非常不够。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群体性文化，它的结构呈金字塔型化，在这个文化的最上层是一个独语者，（比如说中国封建时代最大的独语者就是孔子，孔子可以出语录（《论语》，解放以后６０、７０年代出过语录），其下是一些释解者，再下是群众。这就分成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文化规则的制定者，第二层是文化规则的解释者；第三层则是文化规则的执行者。这样三个层次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金字塔型结构。群体本位文化和个体本位文化的差别所反映的本质是群体本位文化中的等级压抑，在群体本位文化中，整个社会成员被分成三个档次：独语者、释解者、群众，这三个档次又可以简化为两个层面：超级主体（领袖）和群众，在群体本位文化中，只有绝少的几个人可以成为超级主体，绝大多数人最终成了没有名字没有身份的群众，成为无个性的尊崇者，他们把牧羊鞭交给了那个超级主体，自己成了那些没有身份的羊。
90年代的文化转型奠基于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市场经济诞生意味着社会生活以阶层为单位逐渐演变为以独立个体为基本单位。落实到文化领域便形成个体本位的文化尺度，这其实就是尼采说的，〃看！那儿有多好，只有诸神，而没有上帝！〃它否定了以〃上帝〃为绝对尺度，因为以上帝为绝对尺度会导致某个个人以上帝的身份作为超级主体说话，而剥夺其它人说话的权利，个体本位文化使超级绝对主体不存在，强调任何人都是平等个体，都是相对的有它的限度，因而不能成为绝对仲裁。个体本位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消灭了领袖和群众的二分法，上帝没有了，人们从〃群众〃中回到自己的〃家〃，成为那个独立的〃个人〃，由群众变成一个个独一无二的个人，他既有最高的权利（自己为自己立法）也还原于每一个独立个体相同的水平上（他的个体性的成立以其他无数个体性的成立为前提），在这个体的竞赛上自然会有人跑在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所处于前沿的位置就赋予它一个上帝的权利，因为我们时刻准备超过它。个体本位文化的理想状态是个体的超越竞赛。
和９０年代文化可以进行比较的是五四文化。五四人呼唤的新文化拿周作人的一句话来讲叫做〃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文化，五四时期的刊物比如《新青年》、《新潮》等等都强调〃个性〃、〃个人〃，五四文化的整个口号都是个体性的。但是这种文化转型并没有最后完成。而是在其后的民族危机面前偃旗息鼓了。由此我们来看９０年代的文化，这种转型因为有市场经济的支撑而显得成功得多，９０年代特别引人注目的两部电视片，一部是《编辑部的故事》，一部是《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中的那个老主任不象过去的影视作品中的那种领导者，威严、高高在上、富有权威，是政治上的表帅，人格上的典范，思想上的楷模，相反成了一个总是被嘲笑的反讽性的角色，《我爱我家》中我们发现最有戏的是青年人，那个〃爷爷〃也成了一个反讽性的角色，不再是过去那种权威性的家长家庭生活的中心了，这就明显的和传统小说所反映的现象不同，比如《红楼梦》中地位最高的是贾母，其次是贾政等，每一辈都有一个等级，90年代个体本位文化背景下的影视中，过去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处理成正面形象的超级主体身上的神圣光圈消失了，相反他们成了反讽性的角色。再比如《中国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这两部片子都是描写个人如何在海外发展自己成就自己的，这种影视片在过去我们是不可能看到的，因为传统的群体本位文化是守成型的，它不主张向外发展扩张，而是主张不离故土，父母在不远游，以父母为中心，家族为中心，而个体本位文化是以发展以创造为本位，只有在这种文化之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影视作品。由这样一些观察我认为中国当今的文化已经进入了个体本位文化的范畴。
但是90年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又是不彻底的，个体文化的建立尚没有最终完成，这主要表现在90年代中国文化一方面消灭了领袖与群众的二分法，另一方面又建立了精英与大众的二分法。理想的个体文化形态对于精英和大众的二分法也是要解构的，这一二分法依然不符合个体文化的本质，但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过来，所以目前的这种二分法依然有它存在下去的条件。
相对于领袖与群众二分法，自然精英与大众二分法是一种进步。领袖与群众二分法是一种等级，这一二分法的本质是上级与下级、统治与被统治、主宰与被主宰，所以在这种文化二分法中，｜奇…_…书^_^网｜实际上群众是没有什么文化主动权的，甚至可以说群众文化只是一种附庸性文化，没有什么独立的品格。而精英和大众的二分法则不存在上述问题，二者不存在谁统治谁的问题，甚至二者之间也没有截然的高下之分，二者可以同时共存，互相作用。精英文化并不如我们的许多文化〃精英〃所想当然的那样就可以主宰和指导〃大众文化〃，因为大众并不是〃精英〃的〃群众〃，〃精英〃也不是大众的〃领袖〃，大众和精英的关系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因此今天的大众文化批评不能采取领袖对群众的那种方式。
所以我说，今天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应该是中国90年代个体文化时代的两个合作者，它们共同构成90年代中国个体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它们的关系应建立于平等互动的基础之上，在建立真正的属于我们中国的个体文化的道路上他们应该联手前行。90年代中国的精英文化不应该取西方式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绝然对立，不合作的态度，而应相反，充分地与大众文化合作，它应该对大众文化的反伦理中心、个人主义、现世主义等等在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的领袖与群众二分法，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等级秩序、伦理中心、群体主义方面所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有充分的认识，从而在这些方面与大众文化展开积极的合作，这是今天的大众文化批评所应持的现实主义态度。大众文化不同于过去的群众文化，比之于群众文化它的进步性自不待言，但是比之于理想的全面实现的个体文化而言，大众文化的存在又是个体文化不彻底的象征，真正的彻底的个体文化不仅是消灭了领袖和群众的二分法的文化，同时也是消灭了精英和大众的二分法的文化，因为个体文化的精义是社会变成由一个又一个充分的在精神上独立平等个体组成的大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要说精英所有的人都是精英，要说大众，所有的人都是大众，换而言之，再不存在精英和大众的二分局面。所以今天的大众文化批评应同时将大众文化看成是一个过程性的文化，因而大众文化批评的过程同理论上的大众文化的消亡（同样也是精英文化消亡）的过程相统一的，这是今天的大众文化批评在另一方面所应持的超越立场。
精英主义的废墟
精英主义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精英主义的基石是传统思想最保守的方面：人的身心二分法，进而是劳心与劳力的高下等级制度。身心二分法经过神人二分法落实到当代社会在50至70年代就是社会的领袖与群众的二分法，在80年代以来就是《读书》所推崇的精英和大众的二分法。它将大众放在了精神的低点上，自认自己为大众导师，这种所谓的启蒙主义态度和50至70年代的蒙昧主义政治态度在表面上看似乎相反，其实是一致的，都是教大众不要思考，认为大众只要听从领袖或者精英就够了，他不是让人去独立思考，去做那个个人，而是使他成为〃群众〃或者〃大众〃。
如果说80年代初期，因为反文革（〃非人化〃）时代命题的迫切需要知识分子急切间拾起了17、18世纪西方古典人道主义启蒙理念，为黑暗时代的结束而开蒙解惑，这尚有道理。但是〃启蒙主义〃并非万世良药。正如霍克海默与阿尔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所说：〃启蒙所谓旨在把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的进步思想在今天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它把世界变成了一种同义反复，回到了它所企求摧毁的神话之中；它变得具有破坏力，变得无法控制了。其后果是，在改造周围世界的过程中显示出巨大力量的人误将理性变成了统治工具。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周围世界、自然和别的人身上，而且反作用于人本身，即人也在压迫自己的本性。〃
人的本性是自由，人生而自由，虽然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理性只是人通向自由的手段和桥梁，绝不是人的本性本身更不是人的存在的目标。传统启蒙理念将〃寻求人类自身活动的理性规范〃作为人的本性，是怎么也说不通的，如果人是纯理性的生物，那么他自身之中就包含了理性的规范行，用不着到他的身外去寻找一个异己的理性规范；如果人生而是非理性的，那么他不可能本质地拥有不是他的东西。其实80年代后期的〃新启蒙〃运动之所以是〃新启蒙〃就在于它意识到了这种传统启蒙理念的虚妄从而部分地修正了它，但是〃新启蒙〃过于急切的对〃人的外部（政治的、经济的）自由〃的要求掩盖也在实际上扼杀了它本应作为主导的〃人的内部自由〃的主题，并使它过早地遭到了外力的挤压而结束了自己。
然而长期以来被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在精英主义的泥淖里不愿起身，坚持着一种精神贵族的立场，宣扬着一种没落的精英主义，这和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文化的建立是多么地格格不入。更可笑的是有些人似乎更加地悲愤起来。而且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们悲愤的来由竟然是大众，在他们的眼里大众太不争气了，看到大众自娱自乐地生活了，不把他们这些精英当成神仙一样供着了，就满肚子不愉快，就觉得大众堕落了，要给大众指导指导。
悲愤的知识分子们都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可是他们不满的对象似乎选得有点儿离奇，他们不满的对象竟然是那个叫〃大众〃的人，因为大众的日子稍微好些了，甚至有的比他们过得还要好，对他们有点儿爱理不理的样子了。于是他们就对大众开刀了。他们的这种立场是极为可笑的。可是看到他们那种悲愤的样子，你还真的笑不起来。但是，你终于还得笑，你不能用甘地、曼德拉的要求来要求他们，只能用小丑的要求来要求他们，看他们表演得那么认真，你不笑就有点儿不近人情。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他们只会对软的，不会回嘴的大众文化动刀动枪。〖我的意思是说，大众文化在今天是有它的价值的，它对〃体制〃、〃主流〃的宏大叙事是有解构的功能的。这种意义我们不能不看到。〗
我看金庸和王朔之争
王朔和金庸的论战引起文坛关注，是有道理的。从表面上看，这是两个作家个人之间不同审美趣味的争执，从深层看，这却是主导中国当代文坛的两种文学观念的进一步较量。
一、 两种价值观念
90年代以来，金庸在中国大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这种荣誉来自多方面：一方面是学院派的鼓吹，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知名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严家炎先生率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对金庸作出高度评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先生在《二十世纪小说选》中将金庸排名第四，列于茅盾等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之前，此后，金庸小说研究渐成热潮，有人甚至提议建立〃金庸学〃；另一方面，金庸在北大等数所大学获得客座教授等荣誉职位，进而又获得了新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头衔。所有这些，再加上他在全国性政治机构中的职位，可以说90年代以来，金庸已经获得了意识形态和学术界的双重认可。金庸从不被主流文学体制认可到被捧为大师；从港派文学思想和作风对大陆文学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这是很有意义的象征；意味着南方商业型文化向中原体制型文化渗透，一种跟中国古代传统结合得更紧密，同时又跟现代商业文化结合得更紧密的闲性型审美文化开始由香港岛北上中原，并为大陆文化接受。
而王朔恰恰相反，王朔的势力范围一直在最底层的读者当中，他的许多小说段落成了人民大众的口头语，在民众中广为流传，但是，学术界，特别是学院派教授、评论家对王朔却一直不看好，出于误解，他们认为王朔没有人文理想，没有文化品位，他的作品是〃痞子文学〃，同时，王朔虽然在普通读者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他的许多优秀作品，也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他一直没有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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