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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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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脱离队伍，是不对的。我还是随队伍去。从十二点钟走到天明，整整的走了六个钟头，回头一看，小屋子还在旁边。那个同志早起从屋子里走出来，我还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每小时只走几步或几十步，或站一两个钟头不移动。
长征中的医院（2）
在过大渡河前两日，经过“倮倮”区域，一日行一百四十里，天黑下雨。饲养员不走，自己牵马，用一手拿着缰绳及雨伞，另一手拿着一根竹棍，在路上拨来拨去，作黑暗中的向导。经过悬崖，马不前进，用力拉，马骤然向前一冲，我就随着马的前足仆下了。伞呢？跌成两块，马上的被毯鞍子均落在地上。悬崖下河流澎湃，危险声在耳边鼓敲着。部队走了，掉了队怎样办呢？还有多少路宿营呢？不知道。从容不必着急，前面没有部队阻我，后面也没有人。我把马鞍上了，捆好被毯与被子，再向前进。足足走了一百四十里，在上干队指挥科宿营。房子小，不能坐或睡，站了几点钟，天明了前进，找自己的部队吧，天明路好走，饲养员也赶上来了，替我牵马，走了五里，他不愿走，停止了，没办法，他五十，我六十，他比我更弱，让他吧！我继续前进，赶上了部队。夜行军不算什么事，天雨路滑黑暗，也是经常的，我们成了习惯，可以抵抗一切。妇女儿童也有同样的抵抗力，并不奇怪，算不得什么事。
过雪山：一共过了三个雪山，第一次是在六月天过夹金山。过雪山的前夜，在山下露营。这时我没有伞，没有油布，也没有饲养员和马，晚上睡在两块石板中间，好像睡在棺材中一样，上面盖上一幅蓝布。晚上下雨，蓝布湿了，毯子和衣还是干的。半晚出发，走到半山上，雨雪齐下，披在身上的毛毯全湿了，衣和裤子也全湿了。毫不觉得冷，因为山陡，费力多，体温增加。天明已经下到了半山，雪止了，下行也容易了，但湿衣湿毯，感觉寒冷，用跑步前进。到山下时，衣裤完全干了。这一困难度过后，精神特别愉快，自己以为抵抗力超过一般的同志，不知不觉骄傲起来。多数同志称赞说我可活到九十岁。
最后过的雪山，是康猫寺前的一个雪山，上下八十里。在急陡的地方，我总是走十几步到一百步一休息，不坐下，站着休息。这样的休息法，可以节省时间，又不至过于疲劳。但一到下山，就不停的快步前进，赶到别人的前面了。达到康猫寺前一日，原指定在马塘宿营，只走七十里，我们在山上望见马塘，就在山上休息一下，摘草莓吃，因此落了伍。一到马塘，看见桥上一个条子：“我前进三十里，到康猫寺宿营”。天已晚了，已行七十里了，途中没有人家，政治科有十余个同志，叫我在马塘露营。我认为我应该做模范，不应该掉队，我一个人单独去赶队伍。但大队伍也在半途露营，没有到达康猫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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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主席汇报
1935年下半年时，我任陕甘边区游击队第二路的政治委员，马福记任第二路的指挥员，指挥部直属有一个独立营一个骑兵中队。10月间毛主席到达吴起镇时，我和直属部队正在安边堡一带活动，我们接到靖边县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喜信，说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已到达吴起镇，中央红军正在吴起镇对面山上和国民党匪军作战，我们接到喜信以后，全体指战员和我都非常高兴，为了欢迎中央红军，我立刻和直属部队连夜赶回靖边县革命委员会的住地的附近，部队住在凤凰寺，我和马福记一同到靖边县革命委员会去，问询了中央红军到达的情况，我军和白匪军作战的情况，询问和布置了如何支援中央红军的问题。这时我听到说吴起镇山上的战斗已经结束，中央红军取得了很大胜利，敌人马鸿逵、马鸿宾四个骑兵团被中央红军消灭了一部分，其余敌人全部被击溃了，其他作战的详细情况，我不很了解。以后靖边县革命委员会告诉了我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在吴起镇住，我们为了欢迎中央红军，我同马福记一道到了吴起镇，到吴起镇后，首先到总政治部的地方部，表示了我们欢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意见，以后地方部告诉我们，要我们去见见毛主席，我们听到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使我们更加欢喜。
毛主席接见我们时，根据毛主席的询问，我向毛主席汇报了陕甘边区和陕北苏区根据地的一般情况与红军的现状，汇报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成立红十五军团的情况，汇报了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配合一起同敌人作战取得胜利的情况，汇报了我们游击队活动的情况，还汇报了苏区周围敌人的情况，如榆林高双成的兵力、绥德米脂一带高桂滋的兵力，三边一带的敌情，以及山西阎锡山、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等白匪军的兵力士气等情况。我汇报以后，毛主席指示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要赤化西北。要我们做好赤化工作，要我们好好的争取群众、发动群众。此外，我还向毛主席汇报了当时陕北肃反的情况和刘志丹被捕的问题，我向毛主席表示了我的意见，我认为刘志丹等同志不应逮捕，我说我的看法，刘志丹等同志不是反革命。毛主席非常关怀陕北的肃反问题，毛主席曾亲切的向我说，中央红军和中央到了陕北以后，陕北的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鼓舞。
毛主席接见我们以后，我们又去见了叶剑英同志，向叶剑英同志要了几十支枪，以后奉叶剑英同志的命令，要我们的游击部队仍向北边三边一带活动，并侦察敌情的变化，当天我们就离开了吴起镇，回到凤凰寺部队的住地，第二天，我们带上部队又向三边活动去了。其他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等等情况，我就不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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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1）
1934年3月，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在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和湖北的陂、罗、孝创造根据地，成立皖西、鄂东两道委，领导开展根据地工作。红二十五军就在上述两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和打击敌人。
同年9月初，在太湖、潜山之间的桃家河，与敌上官云相部的四十七师激战两天一夜，我军伤亡较大。红二十五军转移到六安、霍山之间，接到郑位三同志派陈锦秀同志化装送来的信，“宝珊、海东、焕先同志：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找我们”。当时接信后，我们立即布置了皖西的工作，又组织了红二十五军留守处，当日率领二十五军西进。从出发地到鄂东必须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商城到麻城，我们进至汤池与敌一○九师激战，将敌四个连全部歼灭，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同日又继续通过敌人在商城到经扶（新集）的第二道封锁线，在大柳树与敌一○七师激战，消灭敌两个团全部，缴获很多。在此休息了两小时，准备急行军。接着，通过西余集进至光山、汪桥附近，休息半日，准备干粮，以便连夜通过一百三十华里敌人的第三、第四道封锁线。下午五时，由该地出发，十时左右通过了敌人在双柳树至经扶的第三道封锁线。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时，天已拂晓，我军与敌人接触，突破敌人的封锁，急行二十五里到了胡山寨（属光山县），休息不足两小时，敌人集中四个师的兵力（刘镇华###、六五师，东北军一一七、一二○师），并有飞机配合，包围我军。我军与敌激战，由上午十一时战至黄昏，将敌四个师全部打垮，缴获很多，俘敌近四千余人。为急于西进去鄂东，当场将俘虏全部释放。此战斗我军伤亡较大，七五师政委姚志修同志及二二四团政委均在此战斗中光荣牺牲，七四师师长负伤。当晚将伤员全部处理后，立即出发西进，进至罗山、宣化店北殷家湾与郑位三等同志会合，当日看了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的指示。指示的内容大意是：经过敌人四、五次“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受到暂时的失败，人力、物力、粮食已空，红二十五军应离开老根据地，另找地区发展新根据地。老根据地应留独立团、游击队、便衣队坚持。红二十五军在那地区开辟新根据地，中央不做决定（因中央不了解实际情况），由鄂豫皖负责同志根据以下三个条件自行选择：第一，地形好，第二，敌人力量薄弱，第三，群众条件好。看了指示后，省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指示，会议决定留一小部分干部和地方武装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省委与红二十五军一同长征。我军在何家冲休整两天，即由该地出发，突破敌人在三里城到五里店的封锁线，进至朱塘店，与堵击我军的东北军一二九师激战。将敌全部击溃。在该地，我军作了越过平汉路的准备，随后即由东双河附近横越平汉路，向湖北随、枣前进。在枣阳七里冲与堵击我军的敌四四师萧之楚激战后，我军转进桐柏、唐河之间的平氏，向泌阳、方城前进。在方城北独树镇与庞炳勋部激战九小时之久（上午十一时打到下午八时），我军当晚突破敌人封锁线，进入伏牛山区。敌人亦分两路，沿平行道路追击我军。我军在拐河与敌人激战数小时，冲破敌人阻击，向南召、卢氏之间前进。经栾川、卢氏、黑裕、官铺、兰草，由鸡头关进入陕西，当日打下三要司（黄家村），消灭守军杨虎城四个连全部，活捉营长及四个连长。当我军继续前进到余家河时，敌人第六○、六一师（蔡廷锴旧部）由河南朱阳关追来，在余家河展开激烈的战斗。从上午九时战至黄昏，我军将该敌全部打垮，敌人损失惨重，我军伤亡也很大，徐海东、程子华同志均负伤。这样经过数次战斗后，我军给追击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敌人堵击我军的计划完全破产，不得不全部退河南。我军继续前进，经竹林关到湖北郧西的一、二、三天门，又转入陕西余家河、兰草一带，转向西进，经杨家斜、红岩子、凤凰嘴，打下镇安，在镇安休息数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抗捐、抗税，扩大我军政治影响。由镇安出发到黑山街，经米粮川又转至凤凰嘴。敌四二师刘彦彪旅所辖三个团，追击我军。我军在蔡玉窑与敌激战，歼敌一个营，随即向曹家坪前进。敌人仍尾追我军，我军在葛牌镇又消灭刘彦彪旅五个营，残敌即逃。
我军在葛牌镇休整一星期，过旧历年。休整后，我军西进，又经大泾川、青花匾毛坪（敌人一排投降）前进，打下宁陕，在此发动群众。
这时杨虎城警备二旅旅长张瑞生所辖三个团赶来，追击我军，我军继续西进，打下佛坪（袁家庄）。敌人继续追击，我军进至华阳，准备消灭该敌。在华阳与敌激战，消灭该旅两个团。旅长张瑞生负重伤，第四团团长被俘。华阳群众条件较好，故在此停留九天，发动群众，组织了华阳游击队，派魏文建同志留在华阳，任华阳游击队长（此时是在1935年2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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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2）
二十五军转向东进，经老佛坪翻越天谷山，进入柴家关，在此地发动群众斗争。后我军又继续东进，打下柞水。这时杨虎城的独立二旅旅长张汉明所辖二个团追击我军，在蔡玉窑与我军激战。我军又经曹家坪，向葛牌镇前进，在九间房消灭张汉明旅五个营，活捉旅长张汉明。在葛牌镇停留八天，于1935年3月间，省委在此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原省委由徐宝珊〔书记〕、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程子华等组成；改选后由徐宝珊〔书记〕、吴焕先〔副书记〕、徐海东、赵凌波、田守尧、李隆贵、张明先组成）。会议并决定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会后我军即根据会议决定继续东进，打下雒南，占领柏峪寺，发动群众组织了雒南游击队。我军转进龙珠塞，在此停留一星期，进行整训及发动群众。后进至典雅子、大小泾川一带，停留半月之久，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共组织三个游击队，同时成立了鄂陕工委和游击司令部，领导该区工作，派郭述申同志任工委书记兼游击司令部政委，陈先瑞同志任游击司令（此时在1935年4月底）。
5月初，敌人正式向鄂豫陕游击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敌人进攻的兵力包括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萧之楚一个师（六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共计四十一个团的兵力。我军转进九棵树休息五日，省委开会决定对敌人的战略是“先疲后打”。
敌人由四路分进合击、接近我军时，我军为了疲劳敌人，于当晚急行军，经漫川关附近，再经七里狭进峦庄，又经青油河到商南与东北军一一七、一二○师激战。当时我军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改善部队物质生活，决定一部牵制敌人，一部急行军，打下河南荆紫关，打垮守军别廷芳一个营，活捉萧之楚的军需长，缴获大量物资，补充了我军，提高了我军战斗情绪。当晚由此出发经四天急行军，共走了五百六十里，进入陕南的黑山街，将追击我军的敌人，远远摆脱在后面。我军在此等待迎击敌人，提出了“哪个敌人先接近，就消灭哪个敌人”的口号。三天后唐嗣桐与我军接触，我军即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敌杨虎城部警备一旅由旅长唐嗣桐所辖两个团诱入袁家沟口（因为小河口、袁家沟口是我军群众基础最好的地方，该地区有农民领袖袁英臣所组成的独立营，袁任营长，我们派夏云庭同志任政委），将其全部歼灭，活捉旅长唐嗣桐。经过了这一战役，我军最后粉碎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第一次“围剿”。我军在长期行军作战当中，缺乏物资。鉴于山外人口密集，物资丰富，省委决定出终南山（秦岭），扩大新兵，解决物资困难及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六月底，我军从杨家斜出发，经石嘴子出山，占领后更子、尹家卫。在后更子、尹家卫（接驾回）、子午镇一带进行扩军，补充物资，威逼西安，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占领尹家卫后，得到敌人的“大公报”，始知我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的消息。当时西安的敌人——于学忠部的一个军，经凤翔、宝鸡西调，毛炳文的部队，也经西南公路西调。当时我们估计：我一、四方面军一定会合北上。因此，红二十五军在子午镇西二十里处，停留一天，省委在此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会议决定：“为配合主力，牵制敌人，使主力顺利完成北上任务，红二十五军应即离开陕南西征，陕南留郑位三、陈先瑞等同志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即由该地出发，经周至、虢县、新口子（骆峪口）、佛坪、西江口、留坝西进。在双石铺与胡宗南的别动队四个连遭遇，我军将该敌全部歼灭，活捉胡宗南高级少将参议（姓何，名字忘记），获得很多情报材料。根据俘获的少将参议的口供及其他情报证实：我一、四方面军确实已在川西北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胡宗南部的主力全部西调，堵击我军主力北上，敌人后防留驻天水。得到这个可靠的消息后，红二十五军决定立即西出甘肃，牵制胡宗南的主力，打破敌人堵击我主力北上的计划。此时正是1935年8月1日，我军在双石铺停留一天，纪念八一建军节和补充干粮，准备继续西进。8月2日即从该地出发，打下两当（于学忠先头部队后退九十里），急向天水挺进，打下天水北关。天水敌人告急，当夜由甘谷急调一个旅增援天水。我军即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渭水，打下秦安。继向通渭前进，威逼静宁，牵制毛炳文。
我军在兴隆镇休整三天，主要是为了争取少数民族（回族）的力量。由于执行了少数民族政策及我军良好纪律的影响，少数民族对我们帮助很大（报告消息、当向导等）。整休以后，继续进军，打下隆德，当日黄昏与毛炳文从兰州调来的增援部队激战，红二十五军即转进六盘山，经瓦亭、三官口，威逼平凉，在白水镇打垮马鸿宾一个旅（消灭该部一个营左右）。继向泾川挺进，在泾川消灭马开基全团（团长马开基被当场击毙），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在此战役中光荣牺牲。红二十五军又向西进，威逼崇信，在西南公路牵制敌人十七天之久。敌人毛炳文、马鸿宾一部尾追我军。因当时不知我一、四方面军行动方向的准确消息，我军决定进陕北与刘志丹等同志会合，即经平凉东四十里铺，强渡泾水，经镇原西峰镇合水进入陕北根据地，在永坪镇与刘志丹等同志会合，改编为十五军团。当时正是敌人向陕北根据地进行三次“围剿”，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直接迎接中央的到来，胜利地与中央会合。
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
我们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以后，根据地和红军都扩大了。二、六军团会师时共八千人，刚过一年，即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就发展了两倍半，有二万一千多人。在敌人新的大规模进攻将开始的时候，我们于11月19日，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战略转移。
反“围剿”既然胜利了，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呢？
第一，敌人来得多。敌人从10月开始又组织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的规模比前两次更大。第一次“围剿”敌人有六个纵队，四五十个团；第二次“围剿”是八十个团；这一次是一百三十个团。敌人鉴于前两次“围剿”的失败，认为是使用杂牌军多及指挥不统一，这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嫡系、半嫡系中央军为主。如汤恩伯统率的八十七师、七十八师调来了，与红军打仗有经验的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三个师和樊嵩甫纵队也调来了。蒋介石还派陈诚到宜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在根据地四周不断增加兵力，构筑大量的工事碉堡，形成了更大包围圈。同时，厉行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
第二，地形条件不利。湘鄂川黔苏区周围，东有洞庭，北有长江，南有沅澧二水，西北崇山峻岭，粮食困难，在绝对优势的敌人重重包围、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不利于我大兵团的机动。
第三，经济落后，封建地主独霸一方，割据一地。在大割据中又有若干小割据。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名为统治十三县，其中若干县又有人割据，甚至有割据三两区、乡的。有些大地主也有枪，在山顶上占据自然溶洞，他打你容易，你打他困难。他们躲进洞子里，洞口又加上些工事，你打他就更困难。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攻占洞口，用辣椒烧火熏烟，用风车吹进洞内，一边熏，一边喊话：“你们出来，我们不杀你们”。这样就打开了许多洞子，搞了一千多条枪。即便如此，民团地主的小区割据还是不少。
那里遍地都种鸦片，老百姓抽鸦片的很多。地主军阀嫌一般捐税收入不多，就要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缴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买卖鸦片中发大财。由于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小孩患个伤风感冒，就用鸦片烟一喷，所以十多岁的小孩也有不少抽鸦片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了湘西，抽鸦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办。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都抽鸦片。红军可以抽鸦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为了动员他们戒烟，供给部准备了鸦片，定量发烟，同时讲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渐减少发烟量，吃点戒烟药，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个月就戒了。……
第四，政策过“左”，根据地不巩固。湘西的社会情况有两个特点：一是土地特别集中，地主、富农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而占有土地却在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以上；一是游民特别多，游民武装也很厉害。湘西自民国以来，就出现过许多草莽英雄，如汤子谟、周朝武等。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游民呢？主要是从清朝晚期，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自然经济崩溃，土地更加集中，人民没饭吃，活不下去，就大量地沦为游民、半游民。省委对土地革命是积极的，抓得很紧。根据地中心地区大部分都分配了土地，但那时的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三次“左”倾路线那一套。划阶级成分，由于把有些富裕中农划成富农了，以致地主和富农超过百分之十（地富比例，各乡村虽不一样，但平均不到百分之十）。分配土地只是抽肥补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对富农过重的征收粮食（百分之四十），这是错误的。还有，对工商业征税太多，对游民、杂色武装、绿林会道门武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政策改造他们，至少使他们中立。袁任远同志对此很有意见。他是湘西慈利人，当时任大庸分区政治委员，奉省委指示，费了很大力气去争取游杂武装，来接头的有一千三百人，来了四百多，还带来了好多枪。但是，我们却把他们解除武装，杀掉头头，这就引起游杂武装的敌视，又散为匪。由于过“左”政策没有纠正，就孤立了自己，把许多可以争取和使之中立的队伍，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在根据地的大半年中，一方面消灭了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另一方面却又产生了许多的游杂武装，同地主武装结合，一起反对我们，严重地影响了地方工作的开展和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及政令的实行。军队的组织成分，由于游民大量加入，军队政治工作不够，土地革命也因时间和战争关系，还没有在更广大的地域深入，就影响了部队的巩固。带枪逃跑，甚至成班逃跑的，为数不少。如果当时的政策不搞得那么“左”，就不会树敌过多，不会成为在强敌包围下非走不可的因素之一。遵义会议以后，当时全党思想刚刚开始转变，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过“左”的社会政策的危害，就加重了自己的困难。这个问题，在长征出发前不久接到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特别是我党中央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才开始有感触，直到延安整风才完全解决。
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2）
从前述四个因素来看，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正确的。退出苏区之前，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并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
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地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我们吸取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只带一两天米，轻装前进。只要是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打好仗，就可以休整（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也三两天），就可以扩大红军。
我们的运动方向是向西。为了迷惑敌人，则故意向东南，也就是古代兵法讲的“声东击西”。我们从桑植出发，走两天到大庸县城东三十里之兴隆街地区，乘夜突破了由敌十九师李觉部防守的澧水防线。再向南急行军两天，到沅江北岸之洞庭溪，突破了沅江防线，全歼敌一个营。继续向东南猛进，一下子插进湘中最富裕、人口最多的地区新化、锡矿山、辰溪、溆浦。经过十多天工作，才真向西走，到芷江、晃县之间的便水，与追敌十六师、十九师全部及六十三师之一部大战一场。这一仗虽然是个消耗战，但制止了敌人的急追，取得了在江口和石阡的短时休整，并迎回了我主力由湘鄂川黔苏区出发时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六军团第十八师之五十三团及地方武装。他们在强敌围攻下，不能立足，由师长张振坤同志（抗战时在新四军皖南事变中牺牲）率领，从苏区西面突围，采取迂回曲折，避实击虚的战术，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几经艰苦，经招头寨、黔江、酉阳、秀山、松桃一带，到江口与主力会合，全军为之庆幸。
我军在江口、石阡及以南地区稍事休整，即经余庆、瓮安、平越，进至贵阳北六十里之札佐镇，歼守敌两个营，约一千人，又经修文西渡鸭池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敌万耀煌部十三师追来，占了大定。我十七师由遵义西之打鼓新场游击，遂回师大定，在大定城西十余里之将军山，将敌向毕节进攻之先头部队七个连四面包围，经一小时半就解决了战斗，无一漏网，制止了敌之急追。我军控制将军山，形成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面屏障。尔后，两军团与强大的追敌激战，并对驻威宁之滇军，严加警戒。同时积极开展了地方工作，使后方机关及伤病人员，也得到休整。近二十天，补充新兵五千人。
这时敌军越来越多，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郭汝栋等四个纵队，共七个师一个旅，向毕节地区进犯。当时地方工作，一时也不能广泛和深入开展。我们遂于2月下旬，退出毕节城，进入乌蒙山区活动。敌又以十个师继续围攻，长江北岸又有大批川军防堵，我们就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从昭通、威宁之间，透过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向南直趋滇东，占领宣威、亦资孔及贵州之盘县，进至南北盘江之间。这时追敌由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九十个团，已减少到五十多个团了，我则兵员充实（不减于从湘鄂川黔边出发的人数），土气旺盛，南北盘江及牛栏江东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都比较有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首的军委分会，决定在这一带展开创立游击根据地的活动。这是我们在长征中第三次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还在我们从湘鄂川黔快出发的时候，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对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又接到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国际和中央这些精神，我们认为切合中国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南渡澧水后，就由夏曦同志起草了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出。这是一个好的布告，原文记不全了，但前后几句话我还记得，前面几句是：“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憝。”末尾两句是：“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我们边走边打边宣传，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六军团到新化，号召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许多群众踊跃参军，只七天就来了一千人。新化东六十里之锡矿山，是个有机器设备而规模不小的矿区，王震同志带十六师去游击，只三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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