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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真相-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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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魏客携手，在宫内陆续铲除了魏朝、王安这些太监中潜在的对手，尤其是利用天启的贪玩个性，曲意逢迎，百般投其所好，使其不问政事，乘机窃取了国家大权。朝堂之上，他们本来也想积极结交重臣的，比如赵南星，却没想到遭到了拒绝。这一点，赵南星就比不上张居正了。没有冯保这样的大太监鼎力相助，张居正想有为搞改革，谈何容易！偏见、歧视害死人呀。另外，赵南星还过于刚严，曾把人得罪了往魏忠贤那里跑。大学士魏广微就因三至南星家门竟不得见，恨而投魏，并成了魏的得力干将。
“正”士们不屑与魏忠贤同流，更主动与之缠斗，老魏也不含糊，双方迅速接上火，又是针尖对麦芒，斗了个天昏地暗。天启四年（1624）六月，杨涟带头，倒魏风潮大起，声势相当之盛，魏忠贤也惊恐万状。但半年搏杀下来，笑到最后的还是魏忠贤，他全面掌控了大权，进入了历时两年多的真正魏忠贤时代。
不管是东林“正”士们，还是魏忠贤，一句话，不以好恶论之，且看实际行动。这不，辽东之局还没安稳几天，天启之初便又风云乍起了。
何必高看熊廷弼（1）
熊廷弼有才干，在辽东也干得挺好，但因为是所谓的楚党，和东林党人素来不睦，性格又差，好得罪人，最强硬后台万历撒手而去后，便屡遭言官攻击。这其中既有党争因素，也有个人恩怨。结果自请求罢而去，袁应泰接替了上来。
这一番变更实在与魏忠贤毫无关系，当时正“众正盈朝”呢，也没有魏与熊有过节，或与袁有交情的任何记载。袁应泰这个人历史上被定性为志大才疏者，与熊廷弼的形象相差甚远，这应该与他最后失败有关。也是天不怜人，熊廷弼上任一年辽东都没啥事，可他一上来就赶上了后金的迅猛攻击。
天启元年（1621）三月，努尔哈赤亲率八万铁骑南征，迅速拿下沈阳，继而攻克明辽东首府辽阳，辽河以东皆为后金所有。袁应泰可谓倾尽了全力，守辽阳时先亲自出城督战，后城破自缢而死，做到了与城共存亡，不失为英雄也。只是明与后金军队的战斗力相差太悬殊，又处于双方交战初期明军一泻千里之时，谁又能比他做得更好呢？其后熊廷弼还不是一个样？
努尔哈赤攻下辽阳后，遂从赫图阿拉迁都于此，四年后又改迁沈阳，从此大明镇守东北的基地辽东，变成了后金四方征战的大本营。老努此人极端残暴，攻明以来，所到之处对民众不是手起刀落，就是掳掠为奴，仅攻下沈阳时就杀了七万民众。占领辽东后，更是变本加厉，强行在被征服民族中推行剃发、圈地、投充、逋逃等一系列*，尤其杀人不眨眼，辽东血流成河。
且说大明，萨尔浒一战不过两年，辽东便基本沦于敌手，惨败至极。谁能力挽狂澜？朝廷又想起了熊廷弼，这个不太被东林党人待见的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不用他又用谁呢？于是熊廷弼被再次起用，任兵部尚书、辽东经略，驻山海关。
正坚守广宁的王化贞，声望不错，被称为东林党第二号人物的首辅叶向高又是他的后台大老板，此时也被提拔为辽东巡抚。按明朝官制，经略才是一把手，可王化贞与熊廷弼不和，经、抚搞不到一块儿去，你说咋办？本来就打不过人家，内部再闹家窝子，朝廷也未妥善处理，结局可想而知。
后金占领辽沈后，习惯性地调整休息了一番，又于天启二年（1622）正月，由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向西挺进，直指广宁。一番激战，明军既有西平堡血洒战场之英烈罗一贯（明清之战很多英烈逐渐湮没，降者反而出尽风头），又有开广宁迎敌之无耻孙得功。总之，留给十万大军的只有两个字——惨败。
努尔哈赤不战而得广宁后，继续沿西南而下，至中左所而回，并未攻打山海关。为何不乘势再干一仗呢？看那明军几近崩溃的样子，说不定就拿下雄关入了中原呢。他的儿子、后来的继承人皇太极给出了答案：“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东华录》天聪一）；“我师既克广宁，诸贝勒将帅咸请进山海关，我皇考太祖以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入处汉地，易世以后皆成汉俗，因欲听汉人居山海关以西，我仍居辽河以东，满汉各自为国，故未入关，引军而退”（《清太宗实录》卷三）。
说得很明白了，努尔哈赤根本就未打算入主中原。相反，万历纵有千般错，养虎也成患，却不能担亡国之主责，原因很大部分也在于此。接下来的事情就能理解了，努尔哈赤一把火烧了广宁城，然后将前后拿下的辽西四十余座城堡的军火、粮食、饷银、物资及未逃入关内的所有民众，都给拉回了辽阳（当时后金都城）。
何必高看熊廷弼（2）
到手的土地都不要，不管出于啥原因，也是短视的，更是大大的失策，后来明清（后金）相争二十余年的主战场即在此。老努要是早守着，哪有后来那么多事？
回头再看明之经、抚两位大人。王化贞并未做那忠贞之士，孙得功迎敌前，先从广宁撤了，南逃途中遇到熊廷弼，遭到一番冷嘲热讽后，两人不得不合计，下一步该怎么办。王化贞建议收拾残兵固守宁远（今辽宁兴城），熊廷弼不同意，带领数十万溃逃军民入了山海关，等于把关外之地全部送给了后金。于是，熊与王都成了丧师失地又未杀身成仁的败军之将，人格不如袁应泰，罪责实也难逃，结果两人都被下狱论死。
广宁之败，王化贞固然有责任，战前大话连篇，说一举荡平后金，战时却无对策，内部有谋叛不知也就罢了，待叛乱刚起丝毫不作应对便惊慌地弃城而逃，哪有一点坐镇一方统帅的样子？是“雄”还是“熊”，关键时刻方才知呀。熊廷弼也难辞其咎，责任一点不轻。经抚失和在前不假，但生死存亡之际，如果一把手心胸能宽阔点，抛弃前嫌带着人马进入广宁，与王化贞合力共守，与敌一拼，起码不会出现开门纳降这样的事吧。
尤其广宁失守后，关外还有锦州、宁远等多处城堡，自己都没见到敌人啥样呢，便也一路逃入关去，尽丢关外之地。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人家努尔哈赤其实仅仅到了中左所，连宁远都未到便掉转头走了！
纸上谈兵终究易，疆场操兵方知难。熊廷弼不仅有责，还能看出他并非实战高手。作为最高统帅，与敌打了一仗，竟未见过敌一兵一卒，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至于军事之谋，他一直坐镇距广宁四十里的右屯，遥控指挥战斗，何曾有高人一筹的地方？还不是一个败字？临危之际更没见出英雄本色。比起袁应泰的气壮山河，慷慨赴难，他与王化贞皆应感到惭愧。真不知后人为啥要狂贬王而猛褒熊？两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更不知又凭什么非要把魏忠贤也拉进去，搞成一切好像都是阉党惹的祸。当然，最后两人命运的不同，与魏忠贤是有很大关系的。
东林党人与魏忠贤斗得越来越激烈，追究广宁之失也成了其中一个议题，熊、王二人必然卷入。熊廷弼入狱后，也曾向魏忠贤求情，愿送四万两银子换一活命，魏忠贤也答应了，可熊廷弼清官一个，短时间凑不起这笔巨款，一下惹恼了魏忠贤——好啊，明明就是有意诳我嘛，提前斩了得了。魏忠贤固然不是个好东西，但熊廷弼的死也不能算冤枉，只是弄了个传首九边的下场，还是太惨了点。王化贞更是个聪明人，本附东林党，一看魏忠贤胜利在望，又马上转弯，投靠了新主人，关了监狱，却没处死，后于崇祯五年（1632）才被拿下了项上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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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参半孙承宗（1）
广宁战后努尔哈赤的“不思进取”，客观上也让明与后金步入了一个战略相持阶段，辽西成了双方的缓冲地带，山海关并无真正的危险。不过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一路惨败之下，庙堂之上畏金如虎，大臣们难用平常心看待之也能理解。于是辽东经略成了烫手山芋，谁也不敢去接了。廷推解经邦，解坚决不干，被削籍处分了事；再推王在晋，又是苦苦推辞，因怕步了解之后尘，才勉强答应。看看朝堂之上都养了一帮什么人？平时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东林党人呢？就知道指责别人，自己干吗不去试试？
王在晋就任辽东经略没几天便被拿下了，根本原因是对辽东战略的认识问题。他主张全力守卫山海关，只在关外八里铺筑一重城，与之互为依傍，反对再往前深入拓地建城驻防。对其部分手下为先锋的向宁锦推进的主张，他是这样认为的： “然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虽得之必失之。启无已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故职之亟亟守关者，非以关门自画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
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赴关外考察了解一番，结果并没有支持王在晋的主张。天启二年（1622）八月，天启召见孙承宗听取边事后，决定改任其为辽东经略。用如此高级别的朝臣担任此职，前所未有啊，足见朝廷对辽东的重视。
观天启一朝，不仅魏忠贤，整个都被后世妖魔化了。就说这个天启，被丑化得差点成了一无是处的白痴，可从召见并重用孙承宗之举来看，也不像呀？其实，凡天启朝重大事件，都能看到天启的身影，最后还都是他决策的。虽然有些可能是魏忠贤狐假虎威所致，但有的比如这次任用孙承宗，肯定就是天启本人所下的决断。后人对天启的捧杀当有过重之嫌。
孙承宗上任后，大力整顿山海关内外防御体系。经过三年努力，共修复了九座大城、四十五座堡寨，练兵十一万，建立十二个车营、五个水营、两个火营和八个前锋后劲营，拓地四百里。尤其是修建了宁远城，并以此为中轴，构建了完备的关宁锦防御体系。他的总方针是：“总之以修筑，因辽山以策应，因辽海以守土，因辽人以养人，因辽土以斟酌远近，分布控扼。”（谈迁《国榷》卷八十五）应该说，孙承宗所做的这一切，为以后二十年关外抵御强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孙承宗不愧是一个优秀的总参谋长，但他和熊廷弼一样，并不擅长实战，而后者才是一个军事家最应当具备的。
很多东西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孙承宗的关外战守之策，有利也有弊。这么多城堡建起来，那么多士兵养起来，是需要大把大把银子的。天启三年（1623），工科给事中方有度就上疏言及这一问题（《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颇引人深思。
山海关内外十余万兵马，年耗军饷四百万两，加上周边因辽事增兵所需军饷一百二十万两，共计五百二十万两。这是什么概念呢？过去辽东一镇军饷仅五十二万两，而整个北方九边重镇，天下正供军饷也才三百四十余万两，即使因辽事加派到四百八十五万两，并且全部用于此，也还有三十五万两的缺额呢。差距何等之大！真是“竭天下之物力供一隅”啊。明廷疆域这么大，边防之患怎么可能就此一处？山海一带欠饷不可避免，每年竟达一百六十二万两！难怪兵变不断发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得失参半孙承宗（2）
而这还不包括构筑那么多城堡的花费呢？加在一起那不更吓死人？明廷的财政已够紧张了，因为辽事，万历四十六年（1618）就不得不增收辽饷来应急，使民众负担更巨，社会矛盾更大也。
当然，要是值得也就无可厚非了，但关键在于究竟是不是值得呢？宁远这样的重城自然不用多言，可那众多的堡寨，战时没几个能起到作用的，强敌每次打过来，都是一触即溃，毫无防守能力，就那还翻来覆去修复，又派兵驻守。这耗费的可不是小数目啊。
还有那关宁锦防线，有必要向关外推进四百里，与后金前沿遥相对峙吗？如果仅是防守，宁远与觉华岛互为犄角，扼住河西走廊咽喉之地，距关也有二百里，足矣；再往前不如形成一个无人无粮的真空隔离带。否则，一直推进到敌人边防阵地跟前，无形中也给人家一个信号，你不甘于现状，还想有所图谋，客观上也诱发人家来打你。以后好几次宁锦一线的大战，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其实孙承宗就有“徐图恢复”之意，关宁锦防线明为防实藏攻也。明廷也不甘心辽东故土陷于敌手，五年后崇祯上台，听袁崇焕说五年可复辽时还大喜过望呢。问题是你有那个能力恢复吗？明军与正处勃兴之际的满洲铁骑相比，差距太远了，根本不是其对手，不自量力、轻浮冒进，只会招来更惨痛的打击。当年南宋北伐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打不过人家，就别惹事，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卧薪尝胆一番，待势而发岂不更好？明军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提高战斗力。只要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大明之宏大规模与战争潜力，局促于辽东的满洲人又算得了什么？从这一点看，王在晋的思想有一定道理，只是过于保守了，明军前沿放在宁远更为合适些。这个重镇直到二十年后吴三桂主动放弃，面对强敌轮番轰炸，却能始终屹立不倒，大明旗帜高高飘扬，足以证明一切了。
孙承宗任上，后金因努尔哈赤的战略并未来攻，相反他倒攻了出去！当时明军与后金隔着大凌、三岔两河相持，位于三岔河东岸的耀州算是后金的最前沿，并没有多少驻军。天启五年（1625）十月，孙承宗与手下第一大将山海总兵马世龙谋议，派兵夜袭耀州，结果招致柳河之败。这一次出击不管基于何种原因，都极端愚蠢，就是侥幸拿下，迎来的也将是同样的命运结果——后金的无情打击。两个月后，近四年没有攻明的努尔哈赤又大举发兵而来，岂能与此无关？
且说败耗传到明廷，孙承宗旋即遭到言官们的交章参劾，圣旨也严厉切责，于是自请而去，告老还乡了。按照惯例，天启一朝的所有屎盆子都会往魏忠贤身上扣，这次也不例外。说是魏忠贤再陷忠良，才导致孙承宗不得不离开，言词切切，证据凿凿。无意为此再多论，只想问一句，孙承宗能在辽东干三年多，又是谁的功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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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艰方显英雄色（1）
接替者高第堪称天启一朝辽东经略任上最差的一个了，因前有柳河之败，上任后竟在没有敌人入侵的情况下，决定彻底放弃孙承宗苦心经营三年多的宁锦防线，改守山海关，别人怎么劝都不行，他就是一意孤行。这叫什么事儿！是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去做，乖张得都不敢让人相信，也许另有隐情，又或事实本非如此？
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曾记载：“……由此以东如锦州城大而朽坏，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低薄，皆前锋游哨之地。夏秋无事防护屯种，入冬遇大敌则归并宁远以便保守。自岁前闻奴欲犯右屯，即行该道镇严为提备，腊月二十后道臣袁崇焕来关城面议甚悉。以时势论，守四面之城易，守数十里之长城难。臣非敢急关门而缓宁远，以宁远之守着预定而不忙，关城之守着新议而未定也。”由此观之，高第只是放弃了宁远以外的地方，而且已经得到后金将攻右屯的情报。可能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至此，有一个人即将大放光芒了，他就是袁崇焕！当高第下令关外各城堡尽撤后，只有他宁前道袁崇焕竟置国防部长级帝国最重要军区司令员命令于不顾，坚守宁远，誓与之共存亡也。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藤县。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恰是萨尔浒大战的那一年。自踏上仕途起，就很留心辽事，尝以边才自许，还曾“单骑阅塞”，一个人骑马至山海关外查看了解情况。回来后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被破格提拔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第一次来到辽边就职。时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对其很赏识，委以重任，但在如何防守山海关的战略上，袁崇焕却不因私人感情及下属身份，便惟惟诺诺。他不赞同王在晋于山海关外八里铺再筑一重城的想法，提出于关外二百里的宁远筑城坚守。那时他还只是个五品佥事的官儿，却敢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两次越级向首辅叶向高禀告。足见他的性格为人，勇于任事，敢于冒险，胆略过人，个性十足。这样看，他能在宁远抗命孤守就不足为奇了。
孙承宗支持了袁崇焕等人（不是他一人）的主张，以后宁锦防线的大营造，袁崇焕也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宁远于天启四年（1624）筑成后，袁崇焕与时任山海副总兵的蒙古人满桂共守，另有建宁远者游击祖大寿、当时山海总兵马世龙及驻前屯拥总兵衔的赵率教，皆为以后大明国之栋梁，也都是孙承宗重用起来的。老孙确实贡献很大啊。
高第上任后主撤，袁崇焕坚决不从宁远退，并豪言：“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周文郁《边事小记》）高第只好随他去了。一般像高第这样的非正面人物，都是被列入阉党范围的，但与之针锋相对的袁崇焕，不仅并未遭殃，反在两个月后（十二月）提升为按察使，官居正三品。不知那些狂贬魏忠贤的人怎么解释这件事？
天启六年（1526）正月，四年不在宁锦开张的努尔哈赤，亲率十三万大军（号称二十万），向着宁远杀奔而来，狂风骤雨降临了。所为何因，没有明确记载，当与两月前明袭耀州有关，且有塞外民族侵掠杀戮之性使然也。老努开衅大明以来，所向披靡，岂会把袁崇焕和这宁远城放在眼里。可没曾想，这次终于遇到了对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时艰方显英雄色（2）
强敌入侵既哂怯小之徒，更催热血男儿。袁崇焕壮怀激烈，宁远城凛然而立，仰天一声啸，扬眉剑出鞘，携手已任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等，带领仅万余人马，凭坚城，用大炮，竟然打退了不可一世的后金铁骑！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愤恨而归，八月十一日逝于沈阳，虽没有确切记载，当与宁远城下受挫有关。
想那努尔哈赤自二十四岁起兵，四十三年来所向披靡，哪曾想亲率举国之力，却挫于尚不知名的宁远城下，还是被一个更不知名的白面书生击退，六十七岁的人了，怎能咽下这口气？《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就这样记载：“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这下可好，伤势不轻，心情又差，年龄也不小了，诸多因素一交集，撒手而去也属正常。
其实宁远一战，纯粹从战役看，算不上一场真正的大捷，后金只是攻城不克而退，并没有被打败；它还分兵指向觉华岛，关外明军重要的后勤基地，与宁远三十里相隔互为犄角。明军一战大败，岛上士兵与民众各七千余人全被杀戮，八万余石粮秣与二千余艘船只也被焚烧一空，损失甚为惨重。
但联系当时大势，对大明又绝对是一场最能振奋人心的空前大胜。自萨尔浒惨败以来，后金在辽东攻城掠地犹如探囊取物，明军哪有丝毫还手之力，士气降至最低点，剽悍八旗成了不可战胜的神话，朝野上下一片惊恐慌乱，辽东经略之位竟让大多数朝臣畏之如虎。恰于此时，袁崇焕却能取得以弱击强、打退后金倾国之师的骄人战绩，怎能不是一场大捷？就是后金，心理上也会发生很大的转变。瞧瞧吧，以后不要太嚣张了！
宁远捷报传到京师后，全城欢腾，官民皆庆，天启下旨：“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袁崇焕因功升任辽东巡抚，加兵部右侍郎衔，而那个所谓阉党高第则被罢官撤职。这一切可都发生在魏忠贤已全面掌控中枢大权之时，而那时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已达到巅峰。
袁崇焕，以往争议很少的悲壮大英雄，现在大众对他却有点褒贬不一了。站在各自立场，都有一定道理。后期的他确实表现一般，错误连连，但宁远一仗及后来的宁锦之战，其功绩却是抹杀不了的。它堪称明与后金交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明在关外不再一溃千里，而是进入双方战略相持的阶段，直至明亡。
不错，守住城池靠的并不是什么奇计巧谋，无非凭坚城用大炮，且有孙承宗三年苦心经营在前，红夷大炮威力无比在后，满桂、祖大寿等英勇杀敌相辅，但如果没有三军统帅袁崇焕的亮剑精神，那种在满洲铁骑下几近崩溃的仓皇败逃中，敢于逆风而行独守宁远孤城，誓与不可战胜的军事巨无霸斗一斗的英雄气概，胜利又从何谈起？
这里，有一点需要再提及，那就是红夷大炮。袁崇焕能守住城池，多亏了这一东亚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而他与袁应泰同样慷慨英勇，命运却截然不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此袁有而彼袁无也。
明军向来重视火器装备，孙承宗编练的一个标准军营火器配备，现在看来都让人大吃一惊，这是四百年前的中国军队吗？印象中士兵不是应该拿着大刀长矛的吗？即使两百年后鸦片战争中的清军，装备也不能与之相比呀！全营六千六百二十七人，竟配备鸟铳、三眼铳等一千九百八十四支火枪，平均每三人就有一支，各种火炮（包括佛朗机）也达到三百四十四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配备？数量之大，兵器与人员之比，就是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欧军队相较，也毫不逊色。
为了对抗东北强敌，大明自然把最先进的火器用在辽东战场。据统计，万历四十六年（1618）至天启元年（1621），发往广宁前线的各种火炮竟有二万二千一百四十四门。何等惊人的数字！遗憾的是，晚明的军事科技发展速度已慢于西欧。当人家已经可以凭着“高科技产品”，打败最勇猛的骑马射箭的野蛮力量时，明军却还在过渡期徘徊；加之制度的败坏、军队的腐化与训练的缺失等，前期与后金的战斗，面对骁勇铁骑的冲击，并未能发挥多大作用。
怎么办？自己一时半会儿还不行，那就先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大力倡导下，从泰昌元年（1620）至天启五年（1625），明廷先后从澳门购买了三十门葡萄牙制造的新式火炮，称之为“红夷大炮”。京师留用十八门，炸毁一门，另有十一门调往山海关，被袁崇焕放于宁远城头，其后在抗击外侮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门大炮还被明廷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
火器！先进的火器！从宁远一战当应清醒地看到，明军远逊敌人的战斗力绝非三两日就能改变的，只有火器才是大明军事上寻找克敌之途的突破口！文明之族就要拿出文明的优势来，骑马射箭干不过你，咱就大力发展火器；早已不是宋朝那会儿了，大明是完全有可能的。其实明廷也在努力去做，只是没想到五年后的一场兵变，却把这一切毁于一旦，怎不令人痛心万分！
和战扰扰终去职
努尔哈赤逝后，接替汗位的是第八子皇太极（1592—1643）。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堪称大清（后金）历史上最杰出的领袖，十七年领头人干下来，文治武功均十分辉煌，是大清日后入主中原的真正奠基人，当然也离不开他的老朋友老对手崇祯的鼎力相助了。关于皇太极，以后讲崇祯时再细述，先来说说紧跟而来的袁崇焕与后金的议和及关外又一场大战。
议和之词，乍一听很突兀，其实挺正常。努尔哈赤不仅未打算入主中原，还想积极与明议和，并通过蒙古人主动向明廷转达过这个意思。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就提过：“先是奴酋托西虏根根儿通禀乞和，晋甚恶和字。”皇太极在给袁崇焕的书信中，也曾表示，父汗往宁远时（就是上次的征伐），曾向明廷致过书，希望双方和好，却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继承者说的话，总不能不信吧？
而袁崇焕，虽然打退了努尔哈赤的进攻，却也深知明军技不如人，想法还是很务实的。他主张“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对议和赞同不排斥，甚至很主动。他在得知努尔哈赤死讯后，即派人赴沈阳吊唁，实际上也就拉开了双方议和的帷幕，皇太极自然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和，也是一种斗争的策略，双方自然各有其他意图。袁崇焕就乘和谈加强了宁锦防线建设，抓紧修复宁远战前放弃的大凌河、小凌河、锦州等城堡；皇太极据说也借着后顾之忧的消除（其实完全没必要），打了一次朝鲜迫其臣服，但双方和谈应该是有诚意的。朝鲜战役结束后，皇太极仍在积极和谈，并未结束；袁崇焕也同样是，这从他在以后崇祯朝再被起用时仍主议和便能看出。双方于是你来我往，频繁交涉，最后却是不了了之。
明廷向来对议和都有一个心理负担，深怕重蹈宋金议和的覆辙，那可是前代留下的血淋淋的教训，所以朝堂之上反对议和的大臣还占多数。袁崇焕初与人家议和时，是否向朝廷汇报过，颇有争论，《明史》中说没有，《明熹宗实录》中却说有，姑且不论吧。反正议和启动后，群臣反对者众，皇太极进攻朝鲜也给他们提供了口实。看看谁让你和的？让人家没有了后顾之忧，乘机斩断了原是吾大明的一支臂膀（没斩时朝鲜又起过什么作用呢）！更可恨的是，后金打朝鲜时，你袁崇焕竟不乘虚而入直捣虏穴，坐失灭敌良机呀（坐而论道，明军有那个能力吗）！天启呢？先同意后反对，这应该是和议未成的首要原因吧。
和一停，战跟着就来了。天启七年（1627）五月，皇太极发动了宁锦之战，确切原因只能问他本人了。大致揣测有：对一个崇尚武力的民族，新立帝王需要立威于疆场；对袁崇焕修复城池向前推进的反应；反正没有占领宁锦的想法（以后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皇太极先攻锦州，总兵赵率教与副将左辅、朱梅及监军太监纪用等率兵固守，不克；再攻宁远，袁崇焕、总兵满桂及副将祖大寿、尤世威等力保，又不克；复攻锦州，还是不行，历时二十四天无奈而退。大目标一个没捞着，算得上一次失败；但能在别人的地盘上纵横驰骋，摧毁了大小凌河、右屯、塔山等十余座城堡，收割了地中田禾，具体战斗也持战略进攻姿态，又不能算是真正的败仗。
明军此战与宁远那会儿也一样，更多的仍是精神上的胜利，不过在战斗力远逊敌人的情况下，能英勇顽强地把重镇守住已经很不简单了。满桂、尤世威等还能率兵在宁远城下，与看似不可战胜的敌军打野战，虽未取得什么骄人战绩，其勇其壮尽现也。保家卫国太需要这种精气神了。赵率教更应大书特书一笔，因为是他领衔守锦孤军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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