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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真相-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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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李成梁因与努尔哈赤家族的特殊关系，又感到觉昌安父子死得无辜，不免对努尔哈赤好生宽慰，让他袭了祖父的都指挥使，并把觉昌安遗留下的十三副甲胄和二三十骑人马，都交还给了他。当然，这些只是觉昌安带到古勒寨被误杀后遗留下来的，并不能说明他们这一支就只这点力量了。
先看努尔哈赤的创业经过。至万历十六年，他已基本实现了建州五部的统一，俨然一方雄主了，紧跟着便与过去女真各部中实力最强的海西女真发生了摩擦。二十一年（1593），海西扈伦四部联合长白山朱舍里、讷殷二部及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尔察三部等共计九部三万人马往攻建州，努尔哈赤与敌激战于古勒山，大获全胜，是为古勒山之战。
努尔哈赤从此“军威大振，远迩慑服”（《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九部军事联盟破碎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海西女真再也没有力量与之抗衡了。同年，他彻底收拿长白山三部，完成了整个建州女真的统一，距他起兵整整十年。其后，海西女真也相继被拿下：万历二十九年（1601）哈达，三十五年（1607）辉发，四十一年（1613）乌拉，四十七年（1619）叶赫。
很奇怪，努尔哈赤对女真（实则建州与海西）的统一，用了整整三十六年！大一统用时之长堪称开国者第一。是对手太强吗？也不尽然，惟一的古勒山大战，他要消灭的对手与蒙古人联合起来，才不过三万人马，就是这样规模不大的冲突，以后也再没出现过。客观地讲，好多次战役顶多就是村与村之间械斗的规模与架式罢了。努尔哈赤能够统一女真，建立后金，当然不简单，肯定有其雄武之处，但如把他捧成军事天才，多伟大多杰出，就未免太过了。其实努尔哈赤能够完成统一大业，除个人努力之外，有利的大环境也是极为重要的。
养虎为患因哪般
血统很高贵。努尔哈赤出身于建州左卫指挥使世家，那个猛哥帖木儿与董山父子，就是他的六世祖与五世祖，爷爷觉昌安也是左卫指挥使，外祖父则是建州右卫指挥使。他的出身应该是建州女真最高等的贵族级别了，这才是他在祖、父被杀后，能组织一帮人跟着他干的最根本原因。至于他童年时家道已衰、继母寡恩什么的，没有必要去考证其真假，总之不影响他的身份。那个时代，尤其是建州女真这样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的民族，想当领袖，血统尤要高贵，成吉思汗即属此类。
视线被转移。努尔哈赤反明以前，辽东主要是明蒙之战，大明也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了抗击蒙古侵扰上，无形中也会放松对女真尤其是努尔哈赤统一战争的关注。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三大征，特别是朝鲜之役，十六世纪九十年代正是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后争霸女真的关键时期，古勒山之战就是那时打的，而明帝国的主要精力却不得不放在了朝鲜战场上，辽东主力也调了过去，客观上弱化了对女真的控制，给努尔哈赤提供了大发展的绝好机会。
背后有大树。万历年间，辽东最具权势的就是李成梁家族了。老李不用多讲，前后二十八年镇守辽东，五个儿子当上总兵官，其中李如松、李如梅、李如柏、李如桢还干过辽东总兵，另有弟弟与四个儿子当上参将，是标准的豪门望族。
努尔哈赤家族恰与李家关系很铁，他自己也在李成梁麾下效过力，还曾跟随着去过京城，虽说没有明确的证据，但从满洲人的传说及相关记载的蛛丝马迹中还是能看出一二的。至于努尔哈赤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做了老李儿子李如柏的妾，还生了个儿子，那可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的。有了这层关系，努尔哈赤如虎添翼。绝不能讲李家有“里通外邦”之罪，至于打个招呼帮个忙、送个人情卖个面子、睁只眼闭只眼、助个力推一把啥的，应该还是有的。当然他们绝不会想到最后的结果是把李家的荣耀也搭进去了。
想那李成梁镇守辽东时，在抵抗蒙古侵扰的同时，对女真各部采取的策略是分而治之，谁出头就打谁，绝不让一家独大，而对努尔哈赤可就不一样喽。本来两家关系就好，再加上误杀事件又在心中多了份歉疚，对努尔哈赤有没有暗中相助不好说，反正从未牵制过，简直纵容他一步步坐大。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开始称雄，便是在李成梁眼皮底下完成的。时人称“建酋与成梁谊同父子”、“助成声势者李成梁也”，应该不是空口说白话的。
其后老李第二次镇辽时，万历三十四年（1606）竟与蓟辽总督蹇达、辽东巡抚赵楫一合计，把宽奠八百里新疆（孤山堡、险山堡、新安四堡等新开拓之地）轻易放弃了，等于是拱手送给了努尔哈赤，日后也少了一块辽东抵御建州女真的绝佳缓冲地带。至于六万居民留恋故土而被大兵驱赶死者狼藉的惨状，还有不少青壮年跑到对方阵营中，就不忍细说了。反正不管这个决策是出于什么目的，干了二十八年辽东大帅的李成梁竟做出此等乖张之事，怎能不让人疑惑？否则也太糊涂了，实乃辜负了万历帝对他的绝对信赖。从某种程度上讲，辽东之局可谓成也成梁，败也成梁啊。
明廷很失策。早在万历二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便开始了他一统女真的大业，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即使李成梁有纵容之嫌，时间长了，朝廷总该看出点端倪吧？何况那努尔哈赤够明目张胆了，建州内部不讲，都开始灭海西四部了，大明最为倚赖的臂膀南关哈达，第一个惨遭败亡的噩运，明廷也只是略为过问一下，竟未拿出任何实质性动作，对努尔哈赤也没产生怀疑！
当然努尔哈赤做得也很巧妙，一直把自己打扮成听话的好孩子，多次亲自入京朝贡，就在他建国的前一年（1615），还去过一次呢。朝鲜之役时，他也曾主动请缨，不明白大明为啥不让他去。另外，还有什么对明边不掠不盗、笼络明朝官将等，怎么看也是忠心耿耿的样子。
其实这伎俩不是啥雄健奇策，古往今来被用的多了。帝国要保障边疆的安定，不管对方如何运作，基本原则不能丢！太多历史经验教训了，塞外剽悍之族，分总比合好吧？威胁总来得少些吧？岂能掉以轻心，何况又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民族？
明廷以前做得确实不错，可叹可恨的是，这一次却在诸多因素缠绕下，丧失了正确判断，放松了警惕，三十余年未对建州女真进行过一次征讨，眼睁睁看着它坐大，一步步变强，直到局势不可挽回，才有所醒悟，可惜已是落花流水春去也。凭此，养虎为患纵有千条因，作为帝国最高领袖的万历也是要负最大责任的。
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称汗，建国号为“金”（也有说建州的），史称“后金”。这之前，他在文治上也做过几件事，创制满文值得肯定，至于八旗制度就很一般了，无非就是一个刚从蒙昧中走来的民族最简单的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罢了。历史上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刚起时大体如此，只是形式上略有不同。
建州女真民族的勃兴，努尔哈赤一班人的努力，上天降下的绝好机遇，更加上大明自己的错误连连，终于给老大帝国迎来了一个两百多年来最危险的对手。时间也将很快证明，大明这个以辉煌的三大征迎接十七世纪到来的东亚超级帝国，究竟分量如何，而万历对明亡到底要负多大责任。
至于怎么看努尔哈赤，也可以先定一个标准了。如果郑成功的儿子郑经（见《大帝卷？台湾篇》）在台湾叫分裂的话，那努尔哈赤就更应该算是分裂分子，甚至叛乱分子了。因为两百多年来，女真可都是大明的臣民，尤其是努尔哈赤家族，自猛哥帖木儿以降，都当着大明的子民，还做着大明的官。努尔哈赤最高还做过明之龙虎将军呢，标准的大明一份子吧？以后的建国并向明宣战，不是叛乱是什么？何况伴随这种叛乱而来的是对华夏极端的破坏和民众的无情杀戮，高捧他肯定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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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命运第一战（1）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原文附后。借口而已，不值多提），向大明宣战，先破抚顺，再拔清河（今辽宁本溪县清河城），轻轻松松搞定两战。抚顺守将李永芳成为第一个投降后金的明军将领，辽东总兵张承胤也成为明与后金之战第一个牺牲于沙场的明军总兵官。
辽东两大重镇一失，东北震动，万历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调集大军征讨，并任杨镐为辽东经略。当年杨镐援朝御倭时，因攻蔚山不利损兵折将，被诟病太多，形象大损，与真相严重不符。那时中日军力相差并不大，要不是丰臣秀吉紧接着病死，日军撤退，谁统领明军敢保证就一定能把倭人从半岛赶走？其实杨镐还算是大臣中知军事的人，后巡抚辽东时，曾多次指挥部队击退侵扰的蒙古人和女真人。这次东北风云再起，时为兵部右侍郎的杨镐因为熟悉辽事，经过大臣们会推，才被万历赋予重任的。不是给杨镐翻案，能力之外，感觉他也确实有点背，朝鲜战场遭遇并不逊色的日军，这次又逢很快将证明更为强大的对手。且看以后明清相争近半个世纪，除了李定国（见《摄政卷》），可从没人能在大野战中胜过满洲铁骑的。
同年冬季，四方征调之兵会集辽阳，时值天寒地冻之际，并不适于大军出征，但朝廷以为建州女真不足为惧，万历求胜心切，内阁、兵部也怕师久饷匮，都主张速战速决，一再催促杨镐进军。看看这指导思想就有误，未战先折一阵。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十一日，杨镐辽阳誓师，议定战斗方案。明军会合朝鲜、叶赫兵，共计十余万人，号称四十七万，二十一日四路齐发，三月二日相约二道关会师并进，直捣努尔哈赤的政治中心赫图阿拉。山海总兵杜松出抚顺攻西；总兵马林出开原攻北，叶赫兵相助；辽东总兵李如柏从清河出鸦鹘关攻南；总兵刘綎出宽奠，于凉马佃会合朝鲜军攻东。
不巧，天降大雪，道路难行，大军出发时间只好改为二十五日。时杜松因大雪迷路，刘綎也以未谙地形，都请求缓师，无奈朝廷催进，杨镐不敢违命。明军天时地利皆不利，又不能做到知己知彼，再折一阵。更为严重的是军情也泄露了，努尔哈赤对明军行动已了如指掌，三折吧。
至于分兵出击，兵家惯用战术，本没有错，问题是分了就要及时合，否则被敌各个击破，那就形不成合力了。可惜明军四路仅仅是分，直到大败也未能合到一起，四折也。事后看，面对女真这等生猛强敌，还是一开始就不分的为好。
明军此次征讨，把家底都给晾出来了，绝对是当时帝国最精锐部队。刘綎，不用多说，万历三大征中已见其矫健身姿；杜松，绰号“杜疯子”，与刘綎齐名的超勇猛将，守陕西时与蒙古人大小百余战，无不克捷；李如柏、马林稍逊，所带之兵也不可小觑。
常理讲，明军实力不同凡响，有的一拼，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弊病关键时刻总会“闪光发亮”，各路人马其实并未按照主帅的统一部署行事，四路军马没有会合成的原因就在这里，被敌各个击破更是与此相关，五折也。
且说后金兵力虽少些，六万余人，但新锐之师，军纪严明，战斗力超强，从后来的历次大战看，别说兵分数路了，就是集中起来，明军十万余人也是很难打赢的。这才是努尔哈赤能取得决战胜利的根本原因。谋略固然重要，但没有实力为后盾也是无济于事的。何况努尔哈赤三十多年从“枪林弹雨”中走来，怎会没有两把刷子？他针对明军的部署，又采取了正确的应对策略，“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优势兵力，分路击破明军。如此一来就不是折阵的问题了，明军大败不可避免也。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明清命运第一战（2）
杜松急着抢头功，率西路军从抚顺先期出发，渡浑河，三月一日抵达萨尔浒（今抚顺大伙房水库之地），遭遇八旗精锐，一番搏杀，全军覆没，无一幸免。马林由开原出三岔口进至赫图阿拉之北，闻杜松兵败，赶紧结营自固，仍未逃脱噩运，被八旗兵杀得大败，仅马林带着数骑逃回。坐镇沈阳的杨镐获悉两路兵败，立即下令东路刘綎、南路李如柏停止出击。行动迟缓的李如柏正好赶上，遂奉命不进。刘綎却已孤军深入至离赫图阿拉仅五十里的阿布达里冈（今桓仁满族自治县老道沟岭），陷入重围，力战而亡；跟进的朝鲜军随后投降，明监军乔一琦投崖而死。
萨尔浒一战，明军完败，损失文武将吏三百余、士兵四万五千余和马匹二万八千六百余（《明史》），惨重之极。从此，明清（后金）角色互换，大明由攻转守。看起来那么伟岸雄壮的大明帝国，竟如此不堪一击，东亚超级帝国的光环迅速散去，危机越发显现了。后金则由僻处塞外的蕞尔小邦，疾步跃登东亚历史的大舞台，一战功成名就，成了领衔主演的头牌。
“七大恨”（以天聪四年木刻榜文所载为准） 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于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其恨一也。
癸巳年，南关、北关、乌剌、蒙古等九部，会兵攻我，南朝休戚不关，袖手坐视，仰庇皇天，大败诸部，后我国复仇，攻破南关，迁入内地，赘南关吾儿忽答为婿，南朝责我擅伐，逼令送回，我即遵依上命，复置故地。后北关攻南关，大肆掳掠，然我国与北关同是外番，事一处异，何以怀服，所以恼恨二也。
先汗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恐因二祖被戮，南朝见疑，故同辽阳副将吴希汉，宰马牛，祭天地，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夷人私入境内者杀”。后沿边汉人，私出境外，挖参采取。念山泽之利，系我过活，屡屡申禀上司，竟若罔闻，虽有怨尤，无门控诉。不得已遵循碑约，始感动手伤毁，实欲信盟誓，杜非有意欺背也。会应新巡抚下马，例应叩贺，遂遣干骨里、方巾纳等行礼，时上司不纠出□招衅之非，反执送礼行贺之人，勒要十夷偿命。欺压如此，情何以堪。所谓恼恨者三也。
北关与建州同是属夷。我两家构衅，南朝公直解纷可也，缘何助兵马，发火器，卫彼拒我，畸轻畸重，两可伤心！所谓恼恨者四也。
北关老女，系先汗礼聘之婚，后竟渝盟，不与亲迎。彼时虽是如此，犹不敢轻许他人，南朝护助，改嫁西虏。似此耻辱，谁能甘心？所谓恼恨者五也。
我部看边之人，二百年来，俱在近边住种。后前朝信北关诬言，辄发兵逼令我部遣退三十里，立碑占地，将房屋烧毁，□禾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所恼恨者六也。
我国素顺，并不曾稍倪不轨，忽遣备御萧伯芝，蟒衣玉带，大作威福，秽言恶语，百般欺辱，文□之间毒不堪受。所谓恼恨者七也。
辽东究竟路何方
萨尔浒惨败震动京师，万历心情可想而知。虽说他不上朝已有很多年，但像辽东战局这等大事，肯定要亲自过问的，战前悉心准备、将官选拔任用等，无不是他亲*板定夺，不可谓不重视。怎么天朝大军竟被“蛮夷小邦”打得如此不堪？这辽东就快崩盘了！如何是好？
万历的很多乖张行为实难让人理解！就像这上朝，你再怎么着，就算病得再重，国事已到这般地步，大臣们又渴望你能给个面见，出来主持召开个紧急会议，共商国防大计，即便想不出好办法，也能振奋一下人心吧。内阁首辅方从哲带头恳请，可他就是不干！明亡他怎么能没有责任？
但还是那句话，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朝，大是大非面前，万历从不会置之不问的。他对杜松等出兵误期表示了愤慨，又把杨镐下狱论死，并果断地起用当时也算最合适的人选熊廷弼，为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杨镐经略辽东，并像李成梁一样，给予了一万分的信任。
熊廷弼，字飞白，号芝冈，湖广江夏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曾巡按辽东，熟悉辽事，表现也很不俗，李成梁放弃宽甸那会儿，他也坚决反对过。这次得到皇上如此器重，自然也是踌躇满志，然而形势很不乐观，他还没上任，开原、铁岭两个重镇又失守了，辽东一片混乱，连沈阳的军民都逃散了。
万历四十七年（1619）八月，熊廷弼来到辽东，迅速进行了一番整顿。虽然也是稳定人心、做好防守之类，没啥奇招，但极其实用。面对东亚巨无霸的满洲铁骑，搞进攻，打野战，无疑飞蛾扑火，惟一的办法就是全力做好防守，对方来攻时挡得住就行了。
熊廷弼会不会打仗不好讲，理论与实践总是有差距的，没有经历过实战的检验，再口若悬河都没用。就像这足球，一个前锋其他方面表现再好，进不了球也不能算是好前锋吧。不过熊廷弼有气魄、有胆略，干啥事都雷厉风行的，一上任便杀了三员逃将以祭死节将士，罢免了不称职的总兵李如桢（李成梁的儿子），并抚救伤亡，安缉民众；同时还分兵把守要隘，激励将士造战具，固城墙，一年下来，成效很不错，局势也渐趋稳定了。当然，这也与后金暂时没有来攻有关，否则就要看实战表现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熊廷弼此人有一致命弱点，就是性刚烈、好谩骂、人缘差、难相处。辽东任上，曾赌气差一点辞职不干了，幸亏万历好言相劝才作罢。此时的万历实已到人生最后阶段，但对辽事却没有丝毫放弃，对熊廷弼也是信赖有加。重病缠身之下，别的奏疏都可以不看，惟独熊廷弼的随上随看，且无不第一时间批示。熊廷弼稳定辽东的军功章里实也有万历的一半啊。
看起来辽东边事又有了转机的可能，前有出类拔萃的边疆大吏，后有甘做后盾的最高领袖，前景怎不让人期待？只是上天眷顾建州女真的同时，对大明实在太薄了。就在这关键时刻，万历却一命呜呼了。时为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享年五十七岁。失去了靠山，熊廷弼很快就在官场权斗倾轧中下了台，辽东局势又成了未知数……
且说那万历终于告别了历史舞台，也许后世对他为人为政之评过于苛刻，酒色财气之论稍嫌夸张，不理朝政之说有失偏颇，朋党相争之谈远离真相，尤其是女真崛起之责，更非他一人能扛；但不管怎样，毕竟经过他的四十八年，大明帝国只坐了一趟过山车，快升快降，内外环境反不如他刚即位之时，给子孙丢下了一堆包袱不说，还制造了一个强大危险的敌人。就凭这，万历也要负大责任，只是还不到亡国的程度。
继承万历帝位的是他的长子朱常洛（1582—1620），庙号光宗，年号泰昌，非常有为，也有一颗力挽狂澜的雄心壮志。从老爸驾崩的那一天起，自己还没正式做皇帝，便开始发布革除弊政、振兴大明的新政了。朝堂上立马出现一番新气象，明之前景看上去又复美好起来。未曾想昙花一现，光宗在位仅一个月，三十八岁正当年时，竟莫名其妙地凋零了？难道是那个万历一生最宠爱的郑贵妃从中搞的鬼？她以前不就处心积虑想把光宗从太子位上拉下马，让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干吗？过去针对太子朱常洛搞的“妖书案”、“梃击案”，以及现在直接与光宗丧命相关的“红丸案”，是否都为郑贵妃幕后指使所为？这些都已不重要了，大明危难之际，是多么希望出个这样的帝王啊！只能一声叹息了。
跟着上位的就是那史上大名鼎鼎的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1620—1627在位），年号天启，光宗长子，时为泰昌元年，也即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初六。据官方史书所载，这位年仅十五岁的小皇帝，堪称有明一代最不干正事、最不够格的帝王了。没文化没教养，连大字都不识几个，整天就知道瞎玩，尤好木工活，既心灵手巧，又勤奋钻研，专业技能没得说，弄不好还是高级专家型的。可朝政呢？管他作甚？懒得搭理！结果竟让魏忠贤这个太监出了大风头，短短几年成了差一点与他比肩的九千九百岁，活着就被人当神膜拜了，而朝堂之上党争权斗也是空前激烈。就凭这，天启一朝和姓魏的那个人，历史上几乎成了最乖张最黑暗时代的代名词。不过真相如何？还是深入事实，看个究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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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尖还要对麦芒（1）
说起天启一朝，几乎是与魏忠贤这个名字画等号的。老魏这人历史上太有名了，太监堆里绝对数他明星指数最高，就是把所有人拉到一块儿，他也能排在人气最旺的行列中，当然是反角奸角了。这倒颇让人感兴趣。
没曾想深入一看，老魏此人和那段历史原来竟被后世如此妖魔化了。君主时代，人们往往以君主掌控大权为正常，权力旁落则为非，既是家奴又是阉人的太监要是掌了权，更是奇耻大辱。国家没毛病还好，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所有屎盆子都会往他们头上扣，哪怕他们做的好事，也非要往坏里整，何况对手还是东林党这样最擅掌控话语权、最会给人抹黑的不世出高手呢？
其实，所谓天启朝，“阉党”*“东林党”，实则不过是朝堂上的政权斗争罢了，很正常，哪朝哪代没有？张居正不是斗出来的？还与“阉人”勾结呢。李世民不是杀出来的？杀过兄弟侄子，再占兄嫂弟媳呢。
看那所谓东林党人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及南明，好几十年下来，除了与人斗，搞了一大堆虚名，也没见他们强在哪里，为国家多做了些什么。就是看那所谓的魏忠贤时代——天启七年短时光，前期不也是他们主政？没看出有比后期高明的地方呀？
说起东林党，顾宪成（1550—1612）应该是第一个要被提起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据说作者就是他。万年二十二年（1594），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因议论时政，与阁臣意见不合，被革职回乡；后于三十二年（1604），与高攀龙（1562—1626）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名噪一时，声势日盛，各方志同道合者遥相呼应，渐成当世一个舆论中心，朝野皆为之关注，后又不可避免卷入政治权斗中，于是有了东林党之名。
其实，这“东林”政治上是否为党，是否有基本成员，被认为其敌对之浙党、昆党、齐党等，是否就真是一些固定党派，以及他们与所谓东林党真就针尖对麦芒吗？还真有点不好讲。可能这党那派，大体有个势力在，却是极其松散型的，并不固定，彼此间随时都会分化组合，或者有些人根本就不属于哪一党哪一派，却也被无端牵扯进去，反正复杂得很。
试举两例。后来被称为东林党第一号人物的李三才，万历时做过漕运总督、凤阳巡抚的，自己都不承认是东林党人。而所谓第二号人物叶向高，万历、天启时都曾做过内阁首辅，却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东林党的领袖。他与所谓浙党首席大佬、万历时干过内阁首辅的沈一贯关系相当不错，还常以晚辈身份写信向已经致仕的后者请教呢。就是后来所谓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已经彻底摊牌，左副都御史杨涟弹劾其二十四大罪状时，叶向高还很不以为然地表示：“事且决裂，深以为非也。”（《明史》）
如果说东林之为党在万历及天启之初时，尚不能肯定的话，那么天启五年《东林点将录》的出台，算是正式给其划上了党派的符号，而这不过是*的惯用伎俩罢了，魏忠贤一帮人把所有与他们相对抗的人全算在了东林党的范畴中。于是天启一朝，惨烈权斗的结果便是正式出现了一对势不两立的党派，魏忠贤们称政治对手为“东林党”，反过来对手又称其为“阉党”。
其实党争本身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倒有点初级议会的架式，比起高度集权的帝王一人*，还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呢。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也能达到政治权力分配的平衡，关键是怎么引导的问题。那个时代没有健全的制度可循，只能寄望于帝王的优秀，把握好分寸，拿捏到位，发挥其优势，为我所用。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是现在搞议会制的国家，又有多少能真正落实到位的？
针尖还要对麦芒（2）
晚明是一个思想解放、氛围宽松的时代，尤其是江南之地，开风气之先河；万历又是一个比较温和放任的帝王，臣子们有时骂他骂得很过分，都形成了规模浩大的非君浪潮，他也并未采取什么残暴措施，修理一下这些斗胆包天的手下们。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氛围，很难说如东林者能发展壮大起来，起码高度皇权专制的清代是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现如今被高捧上了天的康熙时代，政治氛围不要说同万历时比，就是天启、崇祯时也比它强好多。起码人家的大臣算是臣，而康熙时只是满朝奴才。如果顾宪成活在那个时候，也不知死过多少回了，除非老老实实做顺民。
不过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当时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可能权力高度集中些反而更好，因为它能凝聚全力，形成一个整体共渡难关。如果权力分散，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斗到最后既消耗了精力又浪费了时间，却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晚明党派激斗，不能说不是明亡的一大因素。
其实*的较量双方往往很难说谁好谁坏，拿权斗本身来论证更是本末倒置，因为太多被咱们高捧颂扬的政治人物也都是凭着狠辣手腕上位的。若要论，还是得看他们当权后能为国为民做多少有益的事。
光宗驾崩那会儿，李选侍赖着乾清宫不走，欲把持还是太子的天启，争当皇太后，图谋垂帘听政，搞得皇权交接波折不断。后经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所谓东林人士和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的携手努力，太子天启才得以顺利接上老爸的班，李选侍也终于被迫迁离乾清宫。这就是与“梃击案”、“红丸案”并称为明末三大案的“移宫案”。
天启也是知道感恩图报的人，他大力起用那些东林人士，一时间竟形成了“众正盈朝”的局面。其中一人需要额外提及，即吏部尚书赵南星，曾与邹元标、顾宪成合称为“海内三君”，那么多“正”能当朝，他是很使了一把力的。
而魏忠贤，此时还没与“正”士们交上手呢。这魏忠贤，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二十一岁自阉入宫做了太监，历经三十余年的奋斗，熹宗即位后干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攀上了太监中的顶峰。他能发迹，最关键是攀上了天启乳母客氏这个深受小皇帝宠幸、地位特高的女人，二人私下成为“对食”，也就是结为“夫妇”。
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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