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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雨仙踪-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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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中国》:逻辑学可以使人们的思维得以系统和jīng密,并成为近代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没有对于推演法的重要认识,即中国传统文化里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对此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n,席泽宗:在杨振宁先生的几次演讲中,杨先生都反复地提到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有关。我不是很同意杨先生把原因归结到人们的思维和知识层面上来。
逻辑和语法一样,是从人们的思维活动中抽象出来的。正如许多人没有学过语法也会说话一样,中国古代没有写出逻辑学著作,不等于中国人不会逻辑思维。再者,逻辑的严密xìng并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xìng,托马斯·;阿奎那运用亚利斯多的逻辑学,对上帝的存在做出了五大证明,难道上帝真的存在吗?与此相反,作为近代科学开始的一系列新发现,却不是用逻辑推演出来的。如果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还用了传统的方法,即逻辑的论证,维萨留斯则完全使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得出和旧观念相反的结果。哈维对血液循环的发现,伽利略对木星卫星的发现,都与三段论法毫无关系。伽利略认为,在物理学中,基本原理必须来自观察和实验,逻辑和数学只是实验数据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对先验目标的追求。这正是近代科学方法的jīng髓。再看看希腊人是怎么说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第七卷中说:“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不必去思考昼夜长短、rì月运动以及其他天体的任何事物。在建立真理时,考虑这样多的事业是愚蠢的。天文学和几何学一样,如果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方法研究问题,那就要把星空抛在一边。”接着,他又引用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话说:“声学的老师们想比较他们仅仅能听到的声音的和谐,这种试验也和天文学观测一样,是白费力气的。”
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没有推演法并不构成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
《周易》与孔孟对中国科技的影响是不同的
《科技中国》:在中国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如《周易》、孔孟之道,究竟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席泽宗:李约瑟认为,影响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三大哲学思想体系是yīn阳理论、五行理论和《周易》,前两者对科学的发展是有益无害的,而《周易》的那种jīng致化了的符号体系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灾难xìng的障碍,它诱使那些对自然界感兴趣的人停留在根本不成其为解释的解释上。没有一种是以任何形式为《周易》的观点进行辩护的,或是要减轻它对中国科学思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的。李约瑟对《周易》的评价我基本是赞同的。从天文学的发展研究来看,《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是没有任何的促进作用。对那些盲目夸大《周易》作用的观点,如有些学者把现在发现的遗传密码、量子力学等等都用《周易》来解释,我更是不能赞同。
我认为,《周易》的影响没有孔子的思想影响大。《周易》是一本哲学著作,一般人很难读懂,而孔子的思想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直到今天。孔子的思想对中国科技的影响是没有坏处的。以《论语》中的孔子言行为据,孔子的言行对科学的发展不但无害,而且是有益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十三世纪以前,中国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孔子思想中的这些有益成分也是其中之一。
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是科学发展的主要原因
《科技中国》: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既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太大的关系,那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最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席泽宗:我认为主要是社会原因,即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并有可能转变为近代科学。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而这些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朱载《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宗》,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有xìng《瘟疫论》等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在短短的67年中(1578—1644)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和英国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1644年是个转折点。这年,英国打败了封建王朝,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后虽有反复,但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就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科学发展的进程。落后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这时是一个机遇,是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时机。然而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把我们本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失去了。如:康熙在用人上,对汉人采取防范措施,致使一些科学家得不到重用;在培养人才和集体研究问题上,在有众多传教士的条件下,没有兴办外语学校,没有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在制造仪器和观测时,只是把所制成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只供皇帝本人使用,而没有用来进行观测;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的弱点——系统xìng、理论xìng不强,康熙未予以重视,他只关心一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从欧洲传进来的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都未重视去研究。康熙时期的科学政策是我们同欧洲科技发展拉大差距的起点,在之后的统治政策中也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如乾隆后的“复古”运动就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
中国科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在建国初期,由于种种的社会原因,使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没有条件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以后的“*”时期,更谈不上社会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条件。而当时欧美科技工作者的研究条件就比国内好得多,在他们研究钻研时不会受到任何外界打扰。这种社会条件的差异,也是现在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中国人,但都是外籍华人的一个原因。
从这些看来,我还是偏重把社会原因作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以至至今中国科技仍然落后于欧美的主要原因。
在采访结束后,席先生一再的对记者强调说: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并得到迅速的发展是由当时当地的条件决定的,不必到1400多年以前的希腊去找原因。
自16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开始落后,也要从当时当地去找原因,不必一直追着孔子、孟子。
………【20、左丘明】………
左丘明(约前540…452),姓丘名明,因其世代为左史官,史称其为左丘明,鲁国都君庄(今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人。chūn秋著名史学家,儒学奠基人之一。
左丘明为齐侯姜尚支孙,世居齐都营丘(今山东临淄一带),后为避祸,徙居楚国。其祖父倚相为楚国左史,知识渊博,刚正不阿,直言善谏,被楚国誉为良吏国宝。《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左史倚相趋过,楚灵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国语·;楚语》载:赵简子问楚宝,楚王孙围答以:“楚之所宝者,曰观shè父……又有左史倚相……命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悦于鬼神,顺道其yù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左丘明在祖父的熏陶教诲下,养成了广求博学、长于思索,慎言谨行,襟怀坦白的品行。
公元前506年,周率诸侯伐楚。楚军大败,昭王出逃,国大乱。倚相为保护典籍,囊所籍,携子孙,举家离楚,辗转入鲁,定居于肥邑都君庄(即今衡鱼村)。为使子子孙孙不忘故土与先人,遂以营丘之地名为姓,曰丘。
不久,倚相为将其所藏典籍得到妥善保存,流传后世,遂将《楚史记》等转交鲁国。其子丘成也因通晓史事,出任鲁国太史。后丘明袭父职。
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怀坦荡,深得鲁侯器重。现存于孔府档案馆的《左传jīng舍志·;荐圣图》载:“赵师圣云:鲁侯yù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yù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已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馐,yù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yù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馐。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丘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yù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馐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孔子为司徒。”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爱戴,孔子视其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肥城县志》(清康熙十一年本)载:“乐正子chūn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是以《史记》称左丘明为“鲁君子”,肥城亦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巧言、令sè、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还与左丘明一起入周观史修《chūn秋》,《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将修《chūn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chūn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其为表里。”
《汉书·;古今人表》列左丘明为“上中仁人”,名齐孟子。丘姓一族亦以左丘明为荣,尊其为始祖。东汉应劭著《风俗通义》之佚载:“丘氏,鲁左丘明之后。”宋丘氏名人丘雍亲自参与的《广韵·;十八·;尤·;丘》条注引《风俗通义》载:丘“鲁左丘明之后,有河南、吴兴二望。”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载:“得吴兴丘迟碑,言迟丘明后。”宋章渊《稿简赘笔》亦云:“吴兴丘墓一村之人皆丘姓,有大碑列其族党,称太史丘明之后。”丘迟乃梁权江太守,太中大夫丘灵鞠之子,历任太学博士、大司马行参军、西中郎参军、殿中郎、车骑录事参军、骠骑主簿、散骑侍郎、中书侍郎、永嘉太守等职。《劝进梁王》《殊礼》皆出自丘迟手。父子均为鸿儒,梁之重臣。今丘明七十七代孙丘德印供奉的神折子,亦奉左丘明为始祖。
《山东通史·;先秦卷》在论及左丘明的姓名时称:“有的说他姓左,名丘明;有的说他姓左丘,名明;还有的说左是官名,姓丘,名明。我们认为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太史就是左史。丘明曾任鲁太史,故人们便以左氏代称,又称他为左丘明了。”根据以上史料和事实,2000年9月首届“左丘明文化研讨会”认定:左丘明姓丘名明,左为其官职的简称。左丘明确为丘(邱)氏一族的祖先。
孔子逝世后,左丘明为使孔子所著《chūn秋》流传后世,又不致其诸多弟子各按其意以致歪曲孔子本意,遂作传以释经。这就是史称的《左传》《左氏传》或《左氏chūn秋传》《chūn秋左氏传》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载:“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治《chūn秋》,上记隐,下至京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文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二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之人人异端,各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chūn秋》。”《汉·;艺文志》载:“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是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要其意,以失其事,故论本事以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左传》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jīng辟的编年史。为研究chūn秋以及此前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各个方面,也为研究孔子,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材料。《山东通史·;先秦卷〈左传〉》载:“在经学史上,《左传》是古文学派的重要经典,因其以史事讲解《chūn秋》而著称。它不但比《chūn秋》多记载了17年的历史,而且叙事远比《chūn秋》详细、完整、生动,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左传之武略》载:“《chūn秋左氏传》一书,实古今兵学之大宗,韬钤得失之左券也。”清周大璋《左传翼凡·;例二》曰:“左氏文字,为百家之祖。国策、史汉,韩、柳、欧、苏,无不摹仿。其章法句法、字法,遂卓然自成一家言。yù读古文而不jīng求于《左氏》,是溯流忘其源也。”
左丘明晚年,因患眼疾,辞官还乡。还乡时,他除带回大量史料外还带回银杏一株、桑苗一捆,决意耕读传家。他亲手植下银杏,开垦了桑园,忙时桑稼,闲时教书著述。与此同时,他的眼疾也越来越重,不久即双目失明。这对于生来即于史籍为伴的左丘明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对混沌一片,他曾一度绝望,拒论史实。但很快理智即战胜了忧伤,强烈的使命使他重新振作起来。他决心在有生之年将其所集整理出来献给后人。于是,他把几十年来所听到见到的诸侯各国的政闻要事及君臣谋议得失之词,口述给子孙,汇集成卷,著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国别史……《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载:“孔子因鲁史记作《chūn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双纂异同为《国语》。”
《国语》全书共二十一卷,分别记述了西周末年至chūn秋末年(约前967…453)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事,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历史文献。《山东通史·;先秦卷·;〈左传〉》载:“《国语》一书主要记录了自西周末年至chūn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部分君臣谋议得失的对话。《国语》和《左传》以不同形式记录了大体同时期的史事。相互之间有详略同异,二者有不少可以互相参证的地方。所以后来的学者有称《左传》为《chūn秋》内传,《国语》为《chūn秋》外传。
公元前452年前后,左丘明因病逝世。根据左丘明生前嘱托,遗体安葬于其所植银杏树“一箭之地”的都君庄东高地上,在这里可东向齐都,南顾鲁城,表达了左丘明的齐鲁情缘。
有关左丘明墓的记载最早见《魏书·;地形志》。言:“东平郡领县七:无盐、范、须昌、寿张、平陆、富城(汉晋属。有富城、卞城、武强城、左丘明冢)刚。”富城遗址位于肥城市王庄镇,其疆城包括今肥城市的王庄、桃园、石横、湖屯等乡镇。《汉书人表考》也载:左丘明“葬泰安肥城县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清康熙十一年《肥城县志》载:“左丘明墓在城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正觉寺之西。”宋王去非诗《题左丘明墓》也准确说明了其位置。诗中说:“寺压古坟阙已摧,坟前古树已凋衰。未能迁寺还封树,每到都君一泪垂。”清俞正燮在《左丘明墓考》中,更依据《水经注》《魏书》《通志》《元和郡县志》《天顺一统志》等史料,力排左丘墓在东平、峄(山)、曹(县)说,认定“丘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审矣!”。
左丘明的品行和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左丘明逝世不久,人们即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jīng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汉初,肥城置县伊始,就在县城兴建了“左传jīng舍”,并立重修碑以志。汉平帝时(1…6),《左传》初立学宫。东汉建武年间(25…56),《左传》复立。《后汉书·;郑兴范升、陈元、贾逵、张霸列传》载:陛下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传谷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晋夏侯湛赋诗赞左丘明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chūn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
唐贞观二十一年(637),太宗李世民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诏》,封左丘明为“经师”,从祀文庙。左丘明后裔为此植槐纪念,称“谢唐槐”。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赵恒,追封左丘明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孙丘芳衣巾,以主祀事。翌年,平yīn县令王讽重修“左传jīng舍”并立碑详述追封之事。政和元年(1111)宋徽宗赵佶封左丘明为中都伯。宋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谓亦诗赞左丘明曰:“猗欤左氏,闻道素王。依经作传,微旨用彰。词有余韵,人镣末光。庆封锡壤,广鲁之疆。”
元集贤大学士致仕李谦、翰林承旨张起岩均曾为左丘明赋诗作赞,或曰其“文章史学之治”,或称其“盲於目而不盲目于心者”。
明洪武四年(1371年)肥城知县丘明后裔丘思齐重修“左传jīng舍”。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朱厚璁追封左丘明为“先儒”,敕建墓门坊,并亲书“先儒之墓”。崇祯十五年(1642)明毅宗朱由检敕封左丘明为“先贤”。肥城知县王惟jīng与左丘明第六十四代孙丘云特辑订《左传jīng舍志》。《左传jīng舍志》设遗像志、本传志、祠墓志、艺文志、谱系志等五卷,清乾隆六年(1741)增辑本现存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档案馆。
清左丘明六十八代孙丘行键与六十九代孙丘玉洁捐资七千余两重修县学宫、痒门,咸丰皇帝书赠“敦崇名教”,以旌表其行。袭封衍圣公、孔子第七十代孙孔广启题赠“承先卫道”匾。清雍正三年(1725),为避孔丘讳,上谕除“四书”“五经”外,凡丘均加“邑”部为“邱”,丘明及其后裔的丘字均改写为“邱”。民初,丘氏后人闽杭清举人丘荷、台湾清进士丘逢甲认为雍正所为不公,呼吁去“邑”复“丘”,还祖先本来姓字。丘氏族人闻者纷纷响应,恢复了“丘”姓,而未闻者则仍沿用“邱”字至今。因此,丘与邱本是一姓,都是左丘明的后裔。乾隆十六年(1751),清礼部重新确认丘明之谪孙为世袭奉祀生,并赐祭田18亩。
左丘明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孔子与其同好恶,称其为君子,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先儒、先贤。左丘明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是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作为一部记述详备、论述jīng辟的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价值,又是一部著名的军事著作,是我国历史经典之一。
………【21、白起】………
白起(?—前258),也叫公孙起,战国时期秦国郿县(今陕西郿县东北)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统帅。
秦国,原来是地处西陲的一个小国,秦孝公时用商鞅变法,奠定了国家富强的基础。尔后,不断向外发展势力,国力强盛。秦昭王时,任用白起为将。白起素以深通韬略著称,秦昭王十三年(前294年),白起做左庶长,领兵攻打韩的新城(在今河南伊川县西)。次年,由左庶长迁左更,出兵攻韩、魏,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战法全歼韩魏联军于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斩获首级二十四万,俘大将公孙喜、攻陷五座城池(参见伊阙之战)。因功晋升为国尉。又渡黄河攻取韩安邑以东到乾河的土地。十五年,再升大良造,领兵攻陷魏国,占据大小城池六十一个。十六年,白起与客卿司马错联合攻下垣城。二十一年,白起攻赵,占取光狼城(今山西高平县西)。二十八年,攻楚、拔鄢、邓等五座城池。次年攻陷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焚毁夷陵(今湖北宜昌),向东进兵至竟陵,楚王逃离都城,避难于陈(参见鄢郢之战)。秦国以郢都为南郡。白起受封为武安君,又攻取楚国,平定巫、黔中(今四川、贵州地区)二郡(参见黔中之战)。三十四年,白起率军攻赵魏联军以救韩,大破联军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北),魏将芒卯败逃,掳获三员晋将,斩首十三万(参见华阳之战)。又与赵将贾偃交战,溺毙赵卒二万人。四十三年,白起攻韩之陉城,攻陷五城,斩首五万(参见陉城之战)。四十四年,白起又攻打韩南阳太行道,断绝韩国的太行道。四十五年,攻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上党通往都城的道路已被绝断(韩都新郑,上党必须由野王渡河始能通新郑)。郡守冯亭同百姓谋议道:“上党通往外界的道路已被绝断,我们已不可再为韩国百姓了。秦兵rì渐逼近,韩国不能救应,不如将上党归附赵国,赵国如若接受,秦怒必攻赵。赵国受敌一定亲近韩国。韩、赵联合,就可以抵御秦国了。”于是派人报告赵国。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为此计议。平阳君说:“还是不要接受吧,接受后带来的祸患一定大于得到的好处。”平原君则认为:白白得来的土地,怎有不要之理,接受了会对我们有利。赵国果然接受了上党,封冯亭为华阳君。
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秦派左庶长王龅攻韩,夺取上党。上党的百姓纷纷逃往赵国,赵驻兵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县),以便镇抚上党之民。四月,王龅攻赵(参见长平之战)。赵派廉颇为将抵抗。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败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秦军又攻赵军垒壁,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
双方僵持多rì,赵军损失巨大。廉颇根据敌强己弱、初战失利的形势,决定采取坚守营垒以待秦兵进攻的战略。秦军多次挑战,赵国却不出兵。赵王为此屡次责备廉颇。秦相应侯范睢派人携千金向赵国权臣行贿,用离间计,散布流言说:“秦国所痛恨、畏惧的,是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廉颇容易对付,他快要投降了。”赵王既怨怒廉颇连吃败仗,士卒伤亡惨重,又赚廉颇坚壁固守不肯出战,因而听信流言,便派赵括替代廉颇为将,命他率兵击秦。
赵括上任之后,一反廉颇的部署,不仅临战更改部队的制度,而且大批撤换将领,使赵军战力下降。秦见赵中了计,暗中命白起为将军,王龅为副将。赵括虽自大骄狂,但他畏惧白起为将。所秦王下令“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史记#8226;白起王翦列传》)白起面对鲁莽轻敌,高傲自恃的对手,决定采取后退诱敌,分割围歼的战法。他命前沿部队担任诱敌任务,在赵军进攻时,佯败后撤,将主力配置在纵深构筑袋形阵地,另以jīng兵5000人,楔入敌先头部队与主力之间,伺机割裂赵军。8月,赵括在不明虚实的情况下,冒然采取进攻行动。秦军假意败走,暗中张开两翼设奇兵胁制赵军。赵军乘胜追至秦军壁垒,秦早有准备,壁垒坚固不得入。白起令两翼奇兵迅速出击,将赵军截为三段。赵军首尾分离,粮道被断。秦军又派轻骑兵不断sāo扰赵军。赵军的战势危急,只得筑垒壁坚守,以待救兵。秦王听说赵国的粮道被切断,亲临河内督战,征发十五岁以上男丁从军,赏赐民爵一级,以阻绝赵国的援军和粮草,倾全国之力与赵作战。
到了九月,赵兵已断粮四十六天,饥饿不堪,甚至自相杀食。赵括走投无路,重新集结部队,分兵四队轮番突围,终不能出,赵括亲率jīng兵出战,被秦军shè杀。赵括军队大败。四十万士兵投降白起。白起与人计议说:“先前秦已攻陷上党,上党的百姓不愿归附秦却归顺了赵国。赵国士兵反复无常,不全部杀掉,恐怕rì后会成为灾乱。”于是使诈,把赵降卒全部坑杀,只留下二百四十个小兵回赵国报信。长平之战,秦军先后斩杀和俘获赵军共四十五万人,赵国上下为之震惊。
长平之战后,白起本拟乘胜灭赵。昭王四十八年十月,秦再次平定了上党,后军分二路:一路由王龅率领,进攻皮牢(今河北武安);一路由司马梗攻占太原。而白起自将围攻邯郸。韩国和赵国惊恐万分,派苏代用重金贿赂秦相应侯范睢说:“白起擒杀赵括,围攻邯郸,赵国一亡,秦就可以称帝,白起也将封为三公,他为秦攻拔七十多城,南定鄢、郢、汉中,北擒赵括之军,虽周公、召公、吕望之功也不能超过他。现在如果赵国灭亡,秦王称王,那白起必为三公,您能在白起之下吗?即使您不愿处在他的下位,那也办不到。秦曾经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百姓皆奔赵国,天下人不乐为秦民已很久。今灭掉赵国,秦的疆土北到燕国,东到齐国,南到韩魏,但秦所得的百姓,却没多少。还不如让韩、赵割地求和,不让白起再得灭赵之功。”于是范睢以秦兵疲惫,急待休养为由,请求允许韩、赵割地求和。昭王应允。韩割垣雍,赵割六城以求和,正月皆休兵。白起闻知此事,从此与范睢结下仇怨。
当年九月,秦又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参见邯郸之战)正赶上白起有病,不能走动。二年正月,王陵攻邯郸不大顺利,秦王又增发重兵支援,结果王陵损失五名校尉。白起病愈,秦王yù以白起为将攻邯郸,白起对昭王说:“邯郸实非易攻,且诸侯若援救,发兵一rì即到。诸侯怨秦已久,今秦虽破赵军于长平,但伤亡者过半,国内空虚。我军远隔河山争别人的国都,若赵国从内应战,诸侯在外策应,必定能破秦军。因此不可发兵攻赵。”昭王亲自下命令行不通,又派范睢去请,白起始终拒绝,称病不起。
昭王改派王龅替王陵为大将,八、九月围攻邯郸,久攻不下。楚国派chūn申君同魏公子信陵君率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伤亡惨重。白起听到后说:“当初秦王不听我的计谋,现在如何?”昭王听后大怒,强令白起出兵,白起自称病重,经范睢请求,仍称病不起。于是昭王免去白起官职,降为士兵,迁居yīn密(今甘肃灵台县西)。由于白起生病,未能成行。在咸阳住了三个月,这期间诸侯不断向秦军发起进攻,秦军节节退却,告急者接踵而至。秦王派人遣送白起,令他不得留在咸阳。白起离开咸阳,到杜邮,昭王与范睢等群臣谋议,白起被贬迁出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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