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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公民权与国家(1949-2009的湘西农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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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1922—2006）指出：〃一个人的经验和稳定感越少，他越可能支持简单化的政治观点，越不可能理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越不可能支持宽容的基本原则，越可能感到难以领会或容忍政治变革的渐进主义思想。〃［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8…89页。学者可以激愤，但学术研究必须冷静而理性。为了探索农民问题的根源并促进农民问题的解决，我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以公民权为视角，对农民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苦苦思索和理论追寻。理论来源于现实，也服务于现实。已有的理论研究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但在解释中国农民问题上，似乎还不令人十分满足。滞后于现实的理论，势必成为发展的桎梏。放眼世界，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国家，公民权的保护和实现程度通常也比较高。公民权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基本指标。展望中国的未来，一个公民权发展的时代正在到来。长久以来我心中渴望每个农民都享有平等而充分的公民权的梦想，正可能一步步地变为现实。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页。如何不断提高中国农民享有人权和公民权的水平，这是我理论追寻和学术关怀的基本诉求。
〃没有一个伟大人物没有德行，没有一个伟大民族不尊重权利，因为一个理性与良知集合体怎么能单凭强制而结合起来呢？〃［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72页。我一直珍藏着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05—1859）这句名言，因为我始终坚信，对于中国这个伟大的民族来说，终将走向公民权的时代。相关讨论，参见［美］路易斯·亨金：《权利的时代》，信春鹰、吴玉章、李林译，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这正是我选择农民公民权问题作为研究选题的主要缘由。
本书致力于农民公民权的发展。农民问题长期以来是中国的根本问题。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32天的时间里，实地调查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指出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参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进路和特点是，以革命的方法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湖南韶山冲的一个农家子弟崛起为共和国最高领袖的毛泽东，通过革命战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倒了土豪劣绅，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农民问题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解决农民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观点，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同上，第692页……〃授权给农民〃，这个正确的主张可惜没有引起他更深入的思考和更有效的践行。历史表明，如何做到〃授权给农民〃，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1904…1997）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邓小平解决农民问题的进路和特点是，以改革的办法，解放思想，放权让利，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中国农村生产力得到了重大解放，农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但农民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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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面对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严峻形势，第三代改革者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出〃农村新政〃，使农民问题的解决出现了新的重大转机。本书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入思考和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观察，试图探求以公民权利的方法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进路。在革命时期，党提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改革以来，农民增收问题被视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时至今日，我们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权利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面临公民权理论研究和公民权实践发展双重滞后的困境。要使农民的公民权获得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地创新权利理论，构建权利保障的体制机制。权利可区分〃作为革命的权利理论〃和〃作为建设的权利理论〃。这不是辩析权利的两种不同类型，而是强调权利的两种不同功能。近代以来，革命者往往以权利为强大的理论和思想武器，推翻旧的专制统治，建立新的革命政权。但囿于〃作为革命的权利理论〃的认识，革命成功后，权利似乎功成身退，在革命政权中黯然失色。这就需要创新一种〃作为建设的权利理论〃来擦亮人们的眼睛。本书将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为中国农民公民权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垫上一块新的理论基石。c米c花c书c库c ；http：//www。7mihua。com
本书致力于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2006年，第三代改革者正式推出新农村建设，提出在新农村建设中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参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文件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这一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会议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全会强调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公民权利和自由，使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参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纲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4…11页。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提出和推行，可能为中国农民公民权的发展创造新的宏观政策环境。
但历史经验表明，建设的饱满热情不能代替冷静的理性思考。人类建设美好生活的众多勃勃雄心却常常酿成事与愿违的可叹悲剧。詹姆斯·C斯科特（JamesCScott，1936—）对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深层根源作了重要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多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国家发展的悲剧都来源于三个因素致命的结合，第一个是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第二个因素是毫无节制地滥用现代国家权力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第三个因素是缺乏抵制这些计划能力的软弱和顺从的市民社会。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欲望，现代国家提供实现欲望的工具，无能的市民社会则为建筑乌托邦提供了平整的基础。正如斯科特指出的那样，乌托邦抱负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乌托邦幻想为统治精英所掌握，而这些精英不承诺民主或公民权利，并为了达到目标毫无节制地使用国家权力的时候，乌托邦的幻想就会走向错误。当接受乌托邦试验的社会没有任何抵抗能力时，乌托邦的幻想就会走向致命的错误。［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117页。本书正是基于新的时代背景，在借鉴人类累积的多元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考察中国农民公民权利的演变来揭示农民公民权发展与国家现代化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推动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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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致力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中国从传统国家转向现代国家的构建，始于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对于满清这样一个传统王朝来说，其传统政治结构无法容纳、吸收和整合现代性因素，因而使自己在现代国家的转型中垮台。国民党和共产党相继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两个主要〃能动者〃。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孙中山（1866…1925）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思想的第一位完整表述者。他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新的意识形态，所谓民族主义，是要解决民族矛盾，实现民族独立，确立现代国家主权；民权主义是要解决政治矛盾，实现主权在民，确立现代国家合法性基础；民生主义是要解决社会矛盾，实现民生幸福，确立社会和谐。孙中山还提出了五权宪法与权能分治的宪政主张，他认为〃政是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7页……人民有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四项民权，政府设置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五项治权。秉承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中国国民党，在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遭遇内外交困而最终在中国大陆失败。︰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继之而起的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强大能动者，共产党在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有得有失。首要的一点是，共产党以一个空前强大的政党，阻止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解体，重新确立了中央的强大权威，在国际社会中确立独立的国家主权，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同时，在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民主—国家构建中，中国又倍经曲折。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最全面的现代国家构建过程。国家构建是国家通过制度化建设调整国家与社会、市场和个人及其相互关系合理化的过程。理性化和民主化被认为是国家构建的基本目标。参见杨雪冬：《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公共权力构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5页。不过，郑永年提醒说，经验事实表明，在一个国家尚未具备民主化所需的最低制度条件时，民主化经常导致国家解体。因而中国的国家构建最重要的是从实际政治情形出发，对现行制度进行激进式的重建，在确保国家生存的基础上，实现民主政治转型。参见郑永年：《政治改革与中国国家建设》，《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强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是构建现代国家，而构建现代国家又面临着在解构全能主义国家的同时，实现现代国家构建的双重任务。李强：《后全能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徐勇教授对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作了分析，认为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两个特性，在欧美国家，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建构是同步的，而在中国这类后发国家，不仅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建构不同步，而且会产生矛盾。因而中国在实现民族—国家的建构之后，还有一个民主化的过程，以完成民主—国家建构的任务。参见徐勇：《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非均衡性和自主性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历史经验表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参见《伯恩施坦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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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农民的公民权利为指标观察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将农民、地方国家（LocalState）、中央国家（CentralState）三位一体结合起来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并在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二维视角基础上拓展为三维视角，即增加公民—国家这一重要视角，提出建设与发展公民权的能力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和核心，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推进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
二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深厚的知识储备与宽广的学术视野，对于一个优秀的学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常常对那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之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大思想家钦慕不已冯绍雷认为：〃多学科方法的使用并不要求一个当代学者都要成为百科全书式的通才，但是，现代知识的综合和交错也常常使我们单一学科的知识捉襟见肘。我个人认为，即使在学术浮躁的当代，主张在首先学好一门学科知识的前提下，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接受其他学科的一些范畴，这并非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参见冯绍雷：《推荐序》，载［丹］奥勒·诺格德：《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孙友晋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传统中国对博士的一个定义是：〃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谓之博士。〃参见《资治通鉴》卷七胡注。，吾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多年以前，我就以〃纵观上下五千年，横看东西两半球〃自勉，愿见贤思齐不做井底之蛙，乐独立思考驰骋地球之村，对任何宣称已穷尽人类知识和宇宙真理的学说保持怀疑与警惕。
毫无疑问，知识的局限与学科的分离，往往限制了学者的思维空间。任何伟大的学者也只仅仅对宇宙和人类知识的某一领域的某个方面做出自己的探索和贡献。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不把任何学说当教条而停止思考的脚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站在前贤与今人已有知识的阶梯上继续往上攀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会自负地将自己的思想观点强加于人，从而重蹈历史上常见的暴力打倒他人旧权威却强制树立自己新权威之故辙；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如海纳百川之胸襟，在学术的融合中升华自我，在思想的交流中碰撞出火花。
项继权教授认为：〃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后人的成就从来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的。〃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随着信息与人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一个人不仅可以从前人的思想中吸取营养，而且还能够从同代人甚至下一代人的研究和思考中得启迪。我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一方面直接来源于我自身的经验观察和生活体验，另一方面也直接得益于前辈和今人的理论探索与研究成果。
（一）农民与农村问题研究
20世纪以来，对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既有不同的学科涉足其间，也有不同的理论视角切入其中。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均以本学科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深入到中国乡村社会，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
周晓虹教授从社会学角度对20世纪中国农民研究文献作了梳理，他将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划分为1919—1949年和1979年以来两个时期，并认为1949—1979年长达30年的时期为〃空白期〃参见周晓虹：《中国农村和农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代序）》，载贾德裕、朱兴农、郗同福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无疑，这个梳理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的文献线索，但是，这个文献梳理只限于社会学文献，同时也只局限于中国大陆。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研究视野投向在中国大陆兴盛一时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和港台等海外学者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学术研究，那么1949—1979年就不能简单地称之为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空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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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教授等对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历史作了长时段的回顾梳理。他认为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上，有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现象，但没有〃三农〃问题。〃三农〃得以成为一个问题，深刻的根源在于现代化进程。参见徐勇：《现代化视野中的〃三农问题〃》，《理论月刊》2004年第9期。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中，形成了诸多研究流派，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民革命派，以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此外，在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民的研究中，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社会学家库尔普、卜凯、英国经济学家RH托尼等人享有盛誉。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对中国农村进行惯行调查所收集的调查资料被学界公认为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与周晓虹教授不同，徐勇教授等人注意到了1950—1970年代港台地区和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成果，杨庆堃、韩丁、马如孟、陈佩华、安戈、赵文词（马德森）、施坚雅、约翰逊等学者的研究引人注目。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被认为形成了20世纪的第二次高潮，家庭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农村流动人口、小城镇、村民自治和村民选举、农民负担、税费改革等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详细内容，参见徐勇、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另载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293页。另参见徐增阳：《20世纪〃三农〃问题研究的代表性观点述评》，载俞可平、李慎明、王伟光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第5辑《农业农民问题与新农村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184页。在后续的研究中，徐勇教授概括出20世纪中国破解〃三农〃问题的四种视角，即：以孙中山、毛泽东为代表的制度主义视角，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文化主义视角，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工业主义视角，以卜凯为代表的技术主义视角。参见徐勇：《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四种视角》，引自2007年3月22日徐勇教授给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06级博士生的上课课件。但农民战争和农民运动研究也没有被纳入徐勇教授的文献综述范围。
项继权对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作了视野较为开阔的文献综述，其特点是比较全面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包括海外学者在内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学术系谱。详细内容，参见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3页。郭正林教授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政治学研究作了一个囊括中外学者在内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综述。在郭正林的综述中，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概念框架主要有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等理论框架。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是西方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传统，公民社会、法团主义、权力与权利、官治与民治、政府与社会等概念都可以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中延伸出来。郭正林指出，黄宗智提出的〃第三领域〃、舒绣文的〃蜂窝结构〃、萧凤霞的〃细胞化社区〃、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张厚安、徐勇概括的〃乡政村治〃等，都是对农村政治学概念知识与方法论的贡献。这一理论框架下的代表作，主要有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萧凤霞著《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徐勇著《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王铭铭著《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于建嵘著《岳村政治》，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等。在运用政治经济学框架的中外学者中，除了黄宗智外，还有戴慕珍、华尔德、党国英、项继权等，代表作主要有戴慕珍著《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戴慕珍、华尔德的《财产权与中国的经济改革》，项继权著《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等。运用制度主义的理论视野研究当代中国农村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成为中外众多学者的共同选择。白钢、辛秋水、白益华、王振耀、詹成付、党国英、于建嵘、张厚安、徐勇、项继权、唐鸣、景跃进、袁达毅、史卫民、黄卫平、郭正林、朗友兴、李凡、沈延生等国内学者，以及欧博文（Kevin、李连江、白思鼎、戴慕珍、柯丹青、史天健（ShiTianjian）、墨宁、罗伦丝、郑永年、吴国光、何包钢、帕斯特、王海、阿魄曼、金山爱等海外学者是主要代表。详细讨论，参见郭正林：《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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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教授以其深厚的史学素养，对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作了概括总结，详细内容，参见秦晖：《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演变与发展》，载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6页。对以俄国学者恰亚诺夫倡导的社会农学为源头的农民学研究作了梳理。在国际农民学研究中，除恰亚诺夫著的《农民经济组织》外，比较著名的著作有：巴林顿·摩尔著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1966年），埃里克R沃尔夫著的《农民》（1966年）、《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1969年），孟德拉斯著的《农民的终结》（1967年），菲力普·H伯克编的《现代世界的农民》（1969年），沙宁编的《农民与农民社会》（1971年）及其撰著的《尴尬的阶级：发展中社会的农民政治社会学：苏联1910…1925》（1972年），米格代尔著的《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1974年），詹姆斯·C斯科特著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1976年）、波普金著的《理性的农民——越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等。详细内容，参见秦晖：《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代中译序），载［俄］A恰亚诺夫著：《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秦晖教授还对中国农民史研究作了概述。详细内容，参见秦晖：《中国农民研究史概述及前景展望》，载秦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309页。
1990年代，一些出版社集中出版了以农民问题为题材的丛书，如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农民问题丛书〃，1996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农民学丛书〃。这些著作对于拓展当代中国农民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农民问题研究中，中国历代农民战争和现代农民运动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而这一点却常为〃三农〃学者所忽略，这主要是由于各学科人为分割所致。日本对中国农民战争研究十分关注，编辑和出版了不少论著，推动了日本对传统中国政治、乡村社会和农民问题的认识和理解。1949年以来，中国农民战争研究〃一枝独秀〃，成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出版专著达300多部，论文多达4000余篇。参见曾振宇：《中国农民战争史第九次学术讨论会综述》，《文史哲》1997年第2期。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农民战争研究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以至被后人称为〃左倾思想的重灾区〃。19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战争史研究热开始明显降温，〃到90年代以后，农民战争问题已经是个实实在在的无人问津的冷门话题了〃臧知非：《制度设计与农民历史命运——农民战争史研究视角问题琐议》，《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史学界开始反思和检讨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得失。参见王学典：《意识形态与历史：近50年来农战史研究之检讨》，《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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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杜润生、郭书田、何开荫、陈锡文、温铁军、赵树凯、朱守银、张红宇、韩俊、詹成付等为代表的农村政策研究，以张五常、林毅夫、周其仁、刘福垣、迟福林等为代表的经济研究，以陆学艺、李强、朱光磊、李培林等为代表的社会学研究等，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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