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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公民权与国家(1949-2009的湘西农村)-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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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农民、公民权与国家

    作者:张英洪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英洪,出生于湘西农村。研究员,法学博士。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尤其关注农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尊严和社会正义。主要著作有《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农民权利》、《认真对待农民权利》等。

    内容简介:

    本书以公民权理论为分析框架,以湘西农村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土地制度和农民身份的变迁为主线,考察和分析当代中国农民公民权的演进逻辑。作者提出当代中国农民的身份经历了阶级化、结构化、社会化和公民化四次重大变迁,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程度最终取决于国家发展公民权的进度。作为第一部以公民权为视角研究农民问题的专著,该书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书摘正文:

    第一章导论第一章导论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我之涉足并倾情于农民问题研究,缘起于个人多年来对农民命运与国家治理的历史沉思、现实困惑、未来憧憬和理论追寻。

    每个人都生活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每个学者都跋涉于人类思想的山川间。人类的历史知识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也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的头脑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所不可或缺的。〃历史的确证实了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除非一个人摈弃细枝末节,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否则,在科学中就不会有任何伟大的发现。〃参见MR科翰:《人类史的意义》(TheMeaningofHumanHistory),(拉撒尔)欧潘考特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210页。转引自[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在著名的《历史研究》中,考察了人类文明的起源、文明的成长、文明的衰落和文明的解体。在他先计算出21种文明、后又重新统计出的31种人类文明的比较研究中,中国文明被列为独立的不从属于其他文明的5种文明中的一种。参见[英]阿德诺·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在对人类事务的研究中,汤因比延续了波里比乌斯(Polibius,公元前210—公元前128)的观念,认为〃在一个时间和空间均已统一的世界上,对人类事务的研究若想取得成效的话,就必须从广阔的视界入手〃[英]阿德诺·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著名的全球通史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1913—2004)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解释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的诸因素中,提到了有助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庞大人口和农业生活方式,他对〃头戴草帽,在麦田或水稻田里辛勤劳动〃的典型中国农民形象印象深刻,他认为中国农民〃至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用自己宽厚的背脊,担负着供养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重荷〃同上,第68页……毋庸置疑,农民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
第2页:
    农民的命运与国家的治理息息相关。换言之,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繁荣强盛,与农民的生存状况密不可分。历史上,农民在〃太平〃与〃乱世〃之间,选择〃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他们近乎宗教般虔诚地渴望〃太平盛世〃。中国农民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国泰民安〃四字高度浓缩了中国人心目中〃国〃与〃民〃密不可分的关系。

    〃国家〃这一概念在中国,至少有三种意涵:一是〃国〃与〃家〃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即所谓〃家国不分〃,〃国〃离不开〃家〃,〃家〃也离不开〃国〃。正如卡尔·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2页。二是〃国〃在〃家〃前,即所谓〃有国才有家〃,只有〃国家〃太平,农民才能安居乐业。换言之,只有把〃国〃治理好了,〃民〃才能安享太平。三是〃国〃的职责在保卫〃家〃,〃国〃的后面有〃家〃作基础、作后盾、作支撑;〃家〃的前面有〃国〃作堡垒、作前锋、作护卫。↖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实质上就是〃国〃与〃家〃或者说是〃国〃与〃民〃关系的历史。中国古代学者荀子(约公元前298—公元前238)对君民关系的见解影响深远:〃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他强调君民关系为〃舟〃与〃水〃的关系:〃《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荀子·王制》。唐太宗李世民(599…649)深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理,从而提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民本思想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最具价值的部分。

    但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治一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没法打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怪圈没法跳出;孔子(公元前552—公元前479)叹息过的〃猛于虎〃的〃苛政〃没法根治;〃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这种官逼民反式的中国传统政治困境没法终止。于是,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却频频发生。自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举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大旗后,几千年来各种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或农民叛乱,充斥着几乎每个朝代,成为中国改朝换代的重要机制。

    但令人深思的是,不管农民起义成功与否,农民的悲惨命运似乎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遇乱世,〃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参见《曹操集·蒿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页……处盛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载《杜诗详注》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0页……斯考切波(ThedaSkocpol,1947—)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发现:〃在整个帝制中国的历史上,正是农民的怨愤点燃了起义——但即使是成功的起义,也只不过是使现存制度获得新生。〃参见[美]西达·斯考切波著《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页。纵览二十五史,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充斥字里行间,无不令读史之人痛心扼腕;放眼大好河山,中国农民的血泪生活随处可觅,直叫多少仁人志士作〃哀民生多艰〃《楚辞·离骚》。之叹。国家如何跳出〃治乱循环周期率〃,农民如何走出〃兴亡百姓苦怪圈〃,这是我对中国历史的一个长久的沉思。
第3页:
    现实的种种困惑又常常迫使我静下心来不断思索农民问题的症结所在与解决之道。马克思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页。在传统中国,农民被各种压制性力量所束缚。毛泽东(1893…1976)就认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传统中国皇权主义的政治实践,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著名判断:〃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页。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摆脱专制制度下个人受制于共同体支配的过程,也就是近代以来以张扬人的个性、追求人的自由、确立个人权利为标志的民主化过程。〃人摆脱对共同体的依附成为独立的个人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民主革命的实质,对农民来说,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充分的公民权利,包括公共事务中的民主参与权利与私人领域中的自由权利。〃秦晖:《关于农民问题的历史考察》,载秦晖著:《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平等的公民权利的确立和保障,是现代国家构建的普遍取向。∏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革命和惨绝人寰的内乱。以农民为主体的1949年革命,实质上是一次新型的农民革命。革命的胜利使农民获得了新的政治解放,农民空前冲破了传统族权、神权和夫权的束缚,历史性地摆脱了传统小共同体的宰割。但与此同时,农民却陷入了高度集权的体制性束缚之中。林尚立指出,1949年后中国的国家权力全面渗透到到社会生产生活之中,这样,〃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社会,很快又在体制上被国家所吞食〃。参见林尚立等著:《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中国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新政权在动员农民摆脱传统小共同体束缚的同时,却大大强化了农民对大共同体即对国家的严重依赖。特别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遭遇了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国家权力的强力支配。农民的土地私有产权被废除,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被消解。1950年代,国家推行的农业集体化和构建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农民在职业上丧失了土地私有产权,在身份上被降为二等公民的地位。亿万农民和整个国家为此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1959…1961年大饥荒所造成的数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农民革命的胜利与农民命运的多舛,不禁使人追问:为什么农民革命并没有解决农民问题?为什么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共和国元勋却创设了限制和歧视农民的城乡二元体制?显然,我们丝毫不能假设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没有基本的农民情怀。恰恰相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政权的建立者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对农民的深情关切,给人印象深刻。毛泽东就被认为是〃代表农民说话的〃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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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国有道,非激情所能为之。《淮南子》云:〃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淮南子·汜论训》。老子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似过于哲学化了,但他提倡〃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的无为政治思想,则体现了对滥用民力、横征暴敛的国家权力的防范,与西方自由主义防范国家权力的观念是相通的。1950年代中国农村的强制集体化运动以及1990年代农村一些地方〃逼民致富〃的举措所酿成的苦果,似乎可以看作是背离〃无为政治〃的典型案例。西汉初期,帝国秉承黄老〃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实行〃休养生息〃,使民得其利,国亦增其强,开创了颇为史家称颂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汉文帝(公元前179—公元前157在位)十二年宣布免收当年田租之半,即实行三十税一;次年6月下诏免收天下田租,即全部免征农业税,直至景帝(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在位)前元二年才以三十税一复收田租至西汉末。《汉书》。汉文帝和景帝在全国免征农业税持续时间长达10余年,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皇权社会中改善民生的奇迹。

    需要申明的是,在现代,〃无为而治〃的政治观念在排除国家权力滥用的同时,也极有可能推卸国家的公共服务之责。对这一点,美国的全球通史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注意到了:〃中国有句谚言说,治理国家犹如煮一条小鱼:不宜过分。因而,在现代世界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为社会服务的职责,中国历代政府均不承担更确切地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征收捐税、保卫国家免遭外来进攻和巩固王朝不受内部颠覆。〃[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在当代,如何区分和界定国家权力的〃无为〃与〃有为〃领域,如何在限制国家权力的同时提高国家能力,如何谋求国家专断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的均衡,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农民基于饥饿逻辑而自发兴起的包产到户,经过多次沉浮终成正果。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强制集体化所造成的粮食短缺与饥饿威胁一举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人们有理由深思:土地还是那块土地,农民还是那些农民,为何体制不同两重天?1970年代末以来,纠正政府失灵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冲破全能主义对个人身心的重重束缚,农民获得了空前的生产自主和选择自由,蕴藏于每个人心灵深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巨大的释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市场失灵问题日益凸显。同时,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市场化改革中发生了迷失。缘起于城乡二元体制所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在市场化改革中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自19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以农民负担、农民工、强制征地拆迁等为主要表征的〃三农〃问题,在21世纪之交得到了最为集中的爆发。〃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经典表述。造成这种令人不安的农民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人口最多的农民反而会在利益博弈中被边缘化与弱势化?农民公民权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及社会转型有何逻辑关联?中国能否转向以尊重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发展?这是现实的困惑对我理论思维的刺激性追问。
第5页:
    对未来的憧憬即是我心中久藏的一个梦想,这就是在宪法的框架内,尊重、保障和实现农民平等的公民权,使每一个农民作为共和国的公民而在祖国的大地上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963年8月28日,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1929—1968)在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震撼美国和世界的反种族歧视的演讲——《我有一个梦》。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马丁·路德·金指出:〃在承认黑人的公民权利之前,美国将不会有安宁和平静。〃他梦想在他的国家,〃黑人的孩子将能和白人的孩子像兄弟姐妹一样携手联欢〃;他梦想有一天他的祖国〃将变成一块自由和正义的绿洲〃。参见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1963年8月28日),何怀宏译,载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115页。在当代中国,〃没有种族歧视,却有农民歧视。〃中国农民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宪法规定和保障的公民权利,这不仅对于农民,而且对于正致力于和平崛起的东方大国来说,都尤为重要。〃如果中国能有未来,那么为未来而奋斗的人们应该为建立起码的公民权而共同努力。〃[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每个人心中都有梦,学者也不例外。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亦不管是规范研究抑或实证研究方法,它们决不排斥研究者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捍卫。顾炎武(1613—1682)指出:〃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拉贝莱(Rabelais)也说过一句值得学者们记取的名言:〃学问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转引自[法]路易斯·博洛尔:《政治的罪恶》,蒋庆、王天成、李柏光、刘曙光译,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并不意味着学者可以泯灭社会良知或丧失人类关怀。政治学者王沪宁声称:〃我一直认为政治学的研究和探索应该有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生活的完善。离开了这一原则,政治学的研究就没有生命力,就脱离了芸芸众生。〃参见王沪宁撰写的〃现代政治透视丛书〃总序,载陶东明:《公民政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总序第4页。党国英也认为:〃我们不想只做那种归于清流的学者,在农民痛苦的面前,在国家命运的面前,等待事变的发生,好让我们证明一个学理观点,得来一个学术的奖赏。我们要把事实告诉我们的官员,告诉我们的农民,告诉那些最可能决定中国命运的人士。或许我们共同打造的清醒使我们的力量得以增强,更深入的改革由此开始,农民的痛苦得以减轻,中国社会的转型得以平稳实现。〃参见党国英:《农村改革攻坚》,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项继权教授同样指出:〃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理论的价值在于社会的需要,关注农村、研究农村、为农村的发展和稳定、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的民主,以及国家对农村的有效治理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无疑是责无旁贷的。〃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第6页:
    回首人类文明的演进历史,我们发现,社会进步的车轮往往是那些有志于献身人类共同利益的勇士们的双手最先推动的。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没有公平和正义的学术理念,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学者。1835年,17岁的卡尔·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下了自己的人生志向:〃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所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无声息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460页;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不同版本的个别词句的翻译有所不同。面对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恩格斯(FrederickEngels,1820…1895)明确提出要〃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1页。≈米≈花≈书≈库≈ ;http://__

    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观,一种是〃追求至善〃的政治观,一种是〃避免大恶〃的政治观。关于两种政治观的讨论,参见刘军宁:《善恶: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读书》1994年第5期。体悟这两种政治观,对于当代政治学者来说不可或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为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8页。对任何治理国家的执政者来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作为政治的动物,〃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不仅为生活而存在,实在应该为优良的生活而存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137页……通过对城邦政治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在同类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中,大家就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凡不合乎正义[违反平等原则]的政体一定难以久长。〃同上,第386页。与亚里士多德思索每个人在城邦都能过上一种〃优良的生活〃相似,中国古代圣人也为后人描绘了一个值得想望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在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增进了社会的财富和民众的福利,促进了公民权和人权的发展,提升了国家协调利益、整合社会的能力。福利国家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实践了大同社会的部分理想,其特点可以说就是让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和人权。
第7页:
    人类在追求至善的理想中,也始终伴随着一种恶的力量。正如卡尔·波普尔(KarlPaimundPopper,1902—1994)指出的那样,人类〃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准备的地狱〃[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陆衡、张群群、杨光明、李少平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求善与防恶,是政治发展的两个维度。界定和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体现了两种政治观之间的结合。

    权利与正义是紧紧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正义的社会必然是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的社会,一个蔑视和践踏个人权利的社会必然背离正义、趋向邪恶。偏离正义的社会,必将危机四伏。治国若离开正义,势必自食苦果。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Rawls,1921—2002)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一个正义的社会,既不是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社会,也不是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社会,而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保障和实现的社会,是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一些不利于农民享有平等公民权的旧体制,可以通过新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而予以变革。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具有深远文化背景的种族歧视不同,处身于城乡二元结构之中的中国农民的不平等地位,主要是人为的政策制度安排的结果。凡是人为的不合理的政策制度安排,就可以通过新的政策制度安排予以改革或废除。中国第三代改革者推出的〃农村新政〃赵树凯将中共十六大以来改革者推行的一系列令人鼓舞的农村政策称为〃农村新政〃,其基本着力点有两个方面:一是给农村有力的经济支持,二是切实保护农民的权利。参见赵树凯:《农村发展与新的治理范式》,载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编:《中国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与乡镇政府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9页。,有力地支持了这个结论。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及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使中国第三代改革者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改革进入第三波。笔者将中国改革30年来分为三个阶段三大波,并相应地将三个阶段的改革者分别称之为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改革者。在正在推行的第三波改革中,已经出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执政能力、和谐社会、免征农业税、粮食直补、新农村建设、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合作医疗、免费义务教育、改善民生、公平正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服务型政府等新的改革关键词。从2004年提出取消农业税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中国终结了2600年来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亿万农民由衷地感到高兴〃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取消农业税,成为第三波农村改革中的标志性起点。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立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这些新的执政理念和改革举措,成为中国改革第三波中受人欢迎的新亮点,它使人感到中国正在逐步走向有利于农民公民权发展的正常轨道。展望中国的未来,一个公民权发展的时代正在到来。长久以来我心中渴望每个农民都享有平等而充分的公民权的梦想,正可能一步步地变为现实。对此,我深感欣慰,并充满着新的期待。
第8页:
    著名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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