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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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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海当时的反应是非常真实的，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怎么可能想到这两个楼也有倒下的时候，即使亲眼看到这个结果，也会怀疑是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
“然后我就满脑空白地站在几条街外，跟大家一起看剩下的那个楼燃烧，心里清楚这个楼也支持不了多长时间了。过了没多久，眼看着它像块豆腐似的一节节摔得粉碎，灰尘被爆炸产生的狂风吹着，一眨眼就漫过几条街，我们立刻就被灰尘包围起来，伸手不见五指。”
“我们都转身开始狂跑，后背上感觉像被支努克直升飞机掀起的狂风吹着，飘着往前跑，好多人站不住都摔倒，爬起来接着跑，逃命一样。”
宝海想了想，接着说：“我只记得跑出了十几条街，但怎么跑完的不记得了，只记得漫天的灰尘，喘口气非常困难，嘴里全都是沙子。”
“你也算死里逃生啊。”
“那倒不至于，没那么危险，只是吓够戗，”宝海接着说：“比看电影真实多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2001年九月十一号，星期一，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这天的经历。”
“谁说是星期一？那天是星期二，”宝海立刻纠正我：“我那天应该上物理课，这我不可能记错。”
“我也不可能记错，肯定是星期一，我们毕竟是军人，时间观念最重要，何况我还战备了那么长时间。”
我们两个非常偶然地为那天星期几争论起来，谁都没办法说服对方，又谁都坚信自己的记忆是最正确的，这就有必要立刻找到标准答案。宝海开始给朋友们打电话，看谁正在家使用电脑，或者谁的手机里面有万年历。
一直找了起码四五个人，终于找到一位正坐在电脑旁，他在电话里面给了我们标准答案：九一一那天星期二。
我愣住了，不知道自己的记忆到底错在哪里。直到那天晚上回家，打开自己的电脑，电脑中的万年历再次验证我一直都记错了。
怎么会这样？九一一那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那么多毕生难以磨灭的印像，几乎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那么活生生的在脑海中回放，我对所有的细节是如此的熟悉，如此的肯定，甚至在写到这段经历时，我都根本没有想过需要去查看任何辅助资料。
写到这段经历时，我没有一丝怀疑，没有哪怕一秒钟的不确定，更不会感觉需要去查一下万年历，看看那天星期几。然后就忽然发现，原来我一直都记错了一天。
我翻看着早就已经完成，即将交给编辑的文稿，无论如何不知道应该怎样改正这个记忆中的错误。书还没有出版，除了宝海，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记错一天，只要随便改动几十个字，它就可以显得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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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祭（5）
可是我不能改。这里记录的是我真实的回忆，从九一一当天一直到现在三年的时间，期间为了写这本书又无数次的回忆起那段时间的经历。这段回忆对我而言是如此的真实，即使我的回忆中有整整一天的错误。
说不定在我讲到其他故事时，有更多记忆上的错误。谁会在乎呢？我又不代表历史，只不过在同读者分享一些很私人的回忆，一些不尽事实，但铁定真实的回忆。
将错就错吧。
。。
娶个新东方阿姨回家（1）
娶一个英语老师回家
MIAO就是在做着这样“口耳相传”的工作，她在北京新东方学校教英语，美国口语。
最早听说“新东方”，是在美国上网聊天的时候。那时候接触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他们的人生轨迹几乎都一样：全国各地考到北京；然后去念新东方；然后出国；然后找工作；然后解决身份问题；然后上网聊天。
他们会专门凑在一起回忆当年在“新东方”上课的情景，谁教的，教室在哪里，同班有多少人，等等等等，非常详细，一副忆苦思甜的样子。
MIAO刚回中国那阵子，我孤枕难眠，上网比较勤。有一天刚在网上看了一大堆关于“新东方”的回忆，晚上跟MIAO的越洋电话里就听她特兴奋地告诉我：“我今天去找工作啦，在新东方，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听说过，你去干吗？教英语？”
“对呀，今天面试了，让我回家等消息。”
我有点帮她紧张：“你考过托福吗？就敢教，别误人子弟。”
“不是教托福，是教口语，教人说话，美国话，我强项，我就特别会说话。”
“那就好，”我有点惊讶：“噢，中国学生现在都开始张嘴说话了？真不容易。”
难怪我惊讶，实在是中国传统的英语教育从来就没要求过学生要张嘴，虽然我小时候也被初中的英语课本折磨过，也看着满纸的口腔切面效果图练习过往哪儿摆舌头，可是说出来的英语都是只有老师能听懂，万一老师不对着课文听的话，估计就只有我自己知道说的是什么了。
学习一种语言而又不去用它，只是把应付考试当成学习的唯一目标，这无论如何都是非常悲哀的。
我不由得为MIAO感到一点骄傲，第一，她在进行着一项非常有意义，而且有必要的工作；第二，虽然我中学的英语老师不大喜欢我，但我将最终自己娶一个英语老师回家，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所以回中国没几天，我就迫不及待，趾高气扬地跟MIAO去上课了。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看着前面密密麻麻的二百来号人，听他们在MIAO的指导下一点一点的把以前学到的书本上的英语从嘴里说出来，心里是一种非常安详，并且神圣的感觉。
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春节放假之后第一天上课，好像是大年初三，外面很冷，教室里很热，有些外地学生显然是刚下火车，还没找好住的地方，提着行李，直接就来上课了，教室里肩并肩地挤满了人，甚至连过道都摆满了小马扎，很多学生就蜷缩在马扎上面，没有桌子，垫在腿上，聚精会神地记着笔记。
我觉得我想哭。这都是什么学生啊，到底是什么给了他们这样的动力，大年初二离开家，万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来遭这份罪，难道整个中国都再找不出一种稍微舒适一点，又能达到同样效果的学习环境？
那时候有点后悔，后悔当初在美国的时候没有好好琢磨一下那些过来人的回忆文章，在他们的文章里面表述的对新东方的怀念，是当时的我所不能理解的，而现在，亲身坐在这个教室里，我想我终于明白了一些。
MIAO在讲台上是一种光芒四射的感觉，但并不能打动我，因为她教的东西对我而言太简单，完全没有共鸣。我躲在最后一排，翻看着旧报纸，偶尔抬头扫一眼，看见她还在讲台上眉飞色舞地讲解着，心里感觉非常的塌实。
干点什么好呢？
教书这份工作是我所不能胜任的，我在心里否定着自己，英语水平倒在其次，认真准备一下应该不至于误人子弟，关键是当老师居然要承受这么多学生的殷殷期待，要把自己当成人类模范来严格要求，我怕怕。
还是干点什么别的吧，问题是，干点什么好呢？我有点找不准方向了。
当初在美国的时候倒是挺有决心的，越洋电话里跟MIAO说：“你在哪里，我就去哪里，哪儿都饿不死咱们，实在不行我去火车站扛行李，怎么着也能养活你，只要你吃得别太多。”可是理想和现实毕竟是两回事，第一，我连火车站在哪都不知道；第二，她吃得很多。
我曾就“能在北京干点什么”这个问题，同一个朋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你看，我体力好，会跳伞，会用电脑，会英文，会开车，会使用各种常规武器，就是没有文凭，在北京能找到工作吗？”
他毫不留情地说：“不能！因为第一，你没有中国驾照，不能在中国开车；第二，中国民间武器管制严格，也没可能使用任何军事武器；第三，体力再好能比过那些从小就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吗？第四，你最多也就是会使用电脑，同那些科班毕业有证书的人绝对比不了。你呀，没戏。”
说到底，我唯一的求生技能，就是会说英语。离被逼上绝路就差一小步。
那看来就只能向MIAO学习，去新东方教英语了。
我是不去管那些应聘步骤的，也不会写什么个人简历，直接就由MIAO引见着，去新东方在北京中关村的总部三楼，见当时的听力口语部主管，也是MIAO的朋友，青青。
走进听力口语部办公室，迎面看见一瘦小女子，裹着一黑棉袄，飕飕的满屋窜来窜去，显得特忙。MIAO给我介绍说这就是部门主管青青，我们在她百忙之中互相说了一声“嗷”。然后她们俩就唧唧喳喳开始聊上了。
。。
娶个新东方阿姨回家（2）
“哎呀好几天没见到你了。”
“是啊，我特忙，还感冒了，就休息了两天。”
“好像你皮肤变白了。”
“没有吧？就是今天早晨洗了个澡。”
听完最后这句我有点绷不住了，仔细盯着青青看了半天。她面部表情总是特迷茫，大白天的总好像刚睡醒，抓住身边的人就问：“啊？我这是在哪儿呀？”
我不太善于掺和到女孩子聊天当中去，尤其是隐约间听青青说：“好像比照片上看起来老。”估计是说我呢，听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于是我决定到别的房间转转。
走到里屋门口，迎面就看见桌子后面有个人在摆弄电脑，目光犀利地盯了我一眼不说话，但那目光显然是在保护着电脑显示屏上面的宝贵资料。就这么一眼，我立刻明白，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人，是这个办公室里说了算的。
过了一会MIAO悄悄告诉我，那就是主管听力口语教学的副校长，她的老板杜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杜伟，我们没打招呼。但是后来听说，我前脚刚离开，后脚杜伟就找青青抱怨：“刚才那个头发怪异的家伙是谁啊？今后这样奇怪的人严禁进咱们办公室！”
青青忙解释：“那是MIAO的老公，人家那可是正宗的美国特种兵发型。”
杜伟不吱声了，估计心里还是在狐疑着，这样的时候提出我要来讲课显然不太合适。
后来发生的事情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无巧不成书。按照青青的安排，我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准备讲电影“阿甘正传”，每天拿着个英文电影剧本琢磨，看哪句话里面有什么知识点可以讲给学生听，忽然发生的一件事情打乱了整个安排。
去新东方教书（1）
阿舅来了
至今也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一夜之间几乎有一半的少儿部老师辞职，甩下了好几个教到一半的班，学生都眼巴巴地等着老师去讲课呢。我一边惊讶于这些辞职的老师可以如此对待这份严肃的工作，一边也欣喜于自己的时来运转。
杜伟当时不但是主管听力口语部的北京新东方学校副校长，同时还监管着少儿部的统筹事宜，遇到这么重大的老师集体辞职事故，少儿部主管张老师当然是要寻求上边的协助来解决问题，于是就找到了杜伟，杜伟也找到了我和MIAO，我也终于鬼使神差一般地走上了新东方的讲台，即使是少儿部。
在我最狂野，最浪漫，最荒唐的梦里，也从来没有梦到过有一天我会去给一帮不到十岁的孩子当阿舅。三个月之前还满脸涂着绿色，全副武装地从飞机里面跳出来，干着杀人的勾当，现在居然要教这些孩子说英语？！
我有点担心自己会“咔嚓”一声拗断他们的脖子。
长这么大，从来没这么紧张过，第一次跳伞之前都不至于这样，跳伞跳不好，顶多是摔死，这教书教不好可真就没有退路了。我把教材翻了有十来遍，备课备到后半夜，连续准备了三天，终于稍微有点自信了。
那天走进教室，一看表还有一个多小时才上课呢，管理教室的阿姨看我去得那么早，被我的敬业精神感动得一塌糊涂。我紧张地搓着手，说：“反正也是闲着，您帮我一起把这些桌椅板凳什么的都收起来吧。”
她有点犯嘀咕：“收起来，等会学生坐哪儿？”
“坐地上，躺地上也行，”我安慰她：“我以前当兵的时候都是坐地上，没事。”
等把那些桌椅板凳都靠墙摆好，屋子立刻显得大起来，我溜达着，琢磨哪里适合做俯卧撑，哪里适合做仰卧起坐。陆陆续续地进来一些学生，看教室里变了样，尤其是屋子中间站着我这么个发型古怪的壮汉，都有点含糊，胆小的干脆就打算回家了。
眼看到了上课时间，我对坐在教室后面的学生家长们审视的目光视若无睹，面对着二十多个坐在小马扎上的孩子们，激动地开始了第一次授课。
按新东方少儿部对老师的规定，上课必须是全英文授课，这使我非常之头疼。关键是这些孩子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挺简单的自我介绍，用中文一下就解决了，可是不行，必须眉飞色舞比手划脚地用英文说，傻得不能再傻。
我半蹲在地上，保持着跟学生同等高度，请每个小孩子都轮流上前来做自我介绍。我会认真地看进他们的眼睛，一本正经地跟他们握手，拍着自己的胸脯，用英文慢慢地说：“我叫高嵩，你呢？”
小孩子都很兴奋，他们发现面前这个壮汉并不是想像中的盛气凌人，而是把他们当成大人来对待，所说的英文又很容易就可以猜明白意思，这使他们好像瞬间就明白了成年人的心理，也明白了英语不过就是一种说话的方式。
我板起脸，还是用英文，很严肃的说：“从今天起，在我的课堂上，不许讲中文，否则就要做俯卧撑。”
他们听懂了绝大部分，只是不明白什么叫“俯卧撑”，我趴下去，按军人的标准做了几个俯卧撑，孩子们立刻开心地叫起来，兴奋得忘了这是英语课堂。老师趴下做俯卧撑？他们终于相信在我的课堂上可以为所欲为，也终于从开心地游戏开始，慢慢的过渡到开心地学习。
那一节课的一百分钟过得飞快，孩子们被一个接一个的游戏吸引着，超常发挥着他们的智慧，圆满完成了所有我希望他们掌握的知识。到下课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扫视一下家长们的表情，一眼看过去，都是开心地微笑着，我知道自己成功了。
我满头大汗，疲惫不堪地走出教室，这短短的一节课下来，比野外拉练还要消耗体力。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开始琢磨，是什么使我这个从来没有讲过课的人可以讲好这节课？
显然不是我的英文水平高，因为给孩子上课所需要的英文非常简单，几乎任何一个大学生都能掌握的口语；也不是因为我更明白孩子的心理，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受过任何心理学方面的训练。
我只能感谢多年在美国生活所习惯的思维方式，就是任何人都是有着独立思维能力的，即使是小孩子，他们的智商同大人相比没什么两样，只要稍加点拨，启发他们展现自我的能力，剩下的事情都是水到渠成，不需要我们太花精力。
两个多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顺利地完成了两个班，将近五十个学生的教学，没有受到任何学生家长的投诉，并保证全部学生都顺利转到稍高级别的班级继续学习，这使少儿部主管张老师非常满意。
而我个人来讲，最满意的是所有这些学生都打好了非常坚实的口语基础，他们可能单词量不大，对语法的掌握几乎为零，会的句型也非常有限，但他们可以把自己会的所有英语用非常标准的美式口音说出来，跟美国的小孩子没什么两样。
有了这样的资本，我想我可以再次去见杜伟，讲听力口语部的电影课了。
讲课也就那么回事
现在回过头一想，觉得自己那时候挺牛的，完全不像个要找工作养家糊口的样子，感觉能在新东方讲课固然好，不能也无所谓，反正咱随时都可以回美国，那边一堆事等着呢。
去新东方教书（2）
MIAO一直挺着急，怕我闲出病来，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带我跟新东方这些同事一起玩，我就这么着认识了ANN，阿峰，阿威等等，一大堆神人。他们智商肯定是高的，各自的经历也都神出鬼没，加之当老师时间长了练出来的一张好嘴，大家凑一块聊天吃饭是当时我最大的娱乐。
我都不记得当初是怎么被MIAO说服，准备去讲课的，就记得她和青青嘀嘀咕咕一会后，向我宣布她们的协商结果：“那你就讲电影课程吧。”
“电影？什么电影？怎么讲？”我是满脑门子的问题。喜欢看电影倒是真的，就是从来没想过还得给别人讲解。而且，凭什么我就敢认定学生们想听呢？
我一世英名啊饿死事大丢人事小传道授业解惑进一步海枯石烂大难不死必有后来人等等等等，此处可省略五千字，都是从来没上过讲台的人自己吓唬自己的那些套话，总之我是经历过一番惨烈的心理斗争的。
其实真没什么了不起的，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吓自己。讲课也就那么回事，跟别的行业一模一样，会者不难，难者不会，都是天生的。指望着笨鸟先飞，勤学苦练，像磨针那样把铁杵磨成新东方老师？没戏。
最关键的是要有自信，当然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真能发掘出自己的长处来，因此而自信。老盯着别人的强项不行，非累死不可，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嘛。
我刚开始备课“阿甘正传”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是，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就去问电影专家ANN：“ANN妹，你课堂上都讲什么啊？”
“什么都讲，语法句型语音思维文化，什么都粘点边儿。”
得，一个语法就把我难住了。我哪学过语法啊，主谓宾定状补一直都是当顺口溜背的，到底什么意思就不明白了，就这水平，听课都听不明白，还讲呢。
如果我继续按这种思路走下去，肯定是没等到看电影剧本，就已经被英语硕士ANN给吓死了。所以我决定谁的也不听，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不去旁听别人的课，也不借他们的讲课录音，就信自己。
“阿甘正传”的电影剧本一共二十一页，第一页看到一半我就笑了，很得意地笑，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强项，就是了解美国文化。
阿甘我熟啊，不就是一个没什么文化，智商不高，身体不错，当过兵的美国农村孩子吗？我那些战友，甚至包括我自己，不都是这样吗？
这个纯得不能再纯的纯粹美国普通老百姓，会是任何中国人在地球的另一边凭空想像就能理解的吗？即使是在纽约受教育长大的MIAO，也不可能熟悉阿甘那一口乡音，更不可能真正理解农村人待人接物的方式。
让我讲这部电影算是找对人了，我选它来讲也算是选对电影了，换成描写白领阶级上层社会的电影一定头痛，说实话我对那些有钱人的心思从来猜不透。
讲讲美国文化，讲讲书面英语和日常口语之间的差别，讲讲专业性非常强的军事术语，顺便再帮学生纠正一下常见的错误发音，这不都是知识吗？我要是放着这些不讲，单分析语法句型，不但能把学生烦死，自己也难逃毁人不倦的内疚。
这么想着，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感觉豁然开朗，备课备得趾高气扬，没两天就催着青青给我安排试讲。
新东方的朋友们（1）
想孤单寂寞都好难
算起来我认识的第一个人，假如不算在办公室里面公事公办地认识的青青的话，纯粹私人场合认识的，应该是ANN和阿峰。
那天是ANN生日，我刚回中国大约两个星期。约好了去一个叫做“铁木真”的餐厅吃自助餐。动身之前MIAO很是花了一些时间来描眉画眼，乔装打扮，妖精似的，还是很香很香的那种妖精，一下就让我想起当年恩格斯写了一本什么书，专门就是说劳动者身上的汗味才是最香的。
进了餐厅，终于明白为什么MIAO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妖精了，因为迎面走过来的ANN和青青更是穿戴得一丝不苟，刚从聊斋里面出来似的，这就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来我回中国之前的十个月里，这仨女孩没少“人以群分”。
ANN是要走优雅路线的，穿的是非常中规中矩的套装，走路都挺胸抬头趾高气扬，习惯拿眼角扫人那种，感觉是雅典娜女神和老处女的综合版本。
青青也一改上班时那种灰头土脸的样子，脱掉黑棉袄，露出里面的紧身时装，翘起小指捏起杯子来左顾右盼，不知是累的还是被烧烤熏的，眼睛水汪汪的，算明眸善睐，看来是铁了心要走性感路线了。
我一美国乡下孩子，哪见过这个呀，很激动，心说我终于也混到跟这些妖精们一块吃饭的地步了，以前都是她们吃，我端盘子上菜，她们给小费，我说谢谢。
一时拿不准应该聊什么，我只好脸上洋溢着礼节性的微笑，倾听着她们三个唧唧喳喳的聊天。有点尴尬，这不合礼仪嘛，只有我一个男的。
救兵很快到了，远处一阵风似的过来一男的，骇人听闻地穿着一套火红的唐装，鼻梁上架着副肮脏的眼镜，配以一头乱发，整体感觉极其失调，并且怪异，我有一股想抄起板凳的冲动，看看他脸上的笑容还算纯洁，总算稍微放下点心来。
她们三个女生就不依不饶了，怒斥着：“阿峰！你到底要干什么？穿唐装准备吓唬谁？”
阿峰谦虚地笑着，面部表情非常之周星弛地回答：“呵呵，刚下课，没来得及回家换衣服。”
“啊？！”一石激起千层浪，“你穿这身去给学生讲课？！”她们仨实在受不了，在桌子下面一人踢了他一脚。
“这不是ANN姐过生日嘛，还得见见MIAO姐的老公，我怎么着也得穿的正式点啊。”阿峰一脸无辜，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衣着打扮带来的社会效应，朝我伸出手来：“你好，我叫阿峰。”
他居然还好意思假装男低音！
我们这几个人很快就熟了，并且成了好朋友，好朋友的圈子也在不断地扩大，不论是谁新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人，一定会尽量介绍给大家认识，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扩大着我们这个朋友圈，想孤单寂寞都好难。
ANN是我妹
和ANN聊天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我最喜欢做的就是恶俗恶俗地嘲笑她所追求的优雅和高尚，然后兴高采烈地欣赏她被我欺负得哭笑不得的表情，第一步就是老实不客气地称呼她为“ANN妹”。
ANN是我妹。就像卡拉是条狗一样，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她的年龄比我大。具体大几岁不知道，知道也不能在这里说。我比较喜欢满脸慈爱地看着她，说：“ANN妹，一眨眼你也是快四十的人啦。”这话比较损，对她造成了永久的内伤，我很开心。
ANN很执着。对待教书育人这份工作执着得可以用“咬住了就不撒嘴”这话来形容，日理万机。就算没什么可忙的，学生们也都很乖，她还是能创造出无数的机会使自己忙起来。我就没见过她手里不捏着几张纸的时候，纸上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很高深很高深的东西，估计就是后来写成的那本书。
ANN很矫情。是有类似“逛书店，看画展，听音乐会，练瑜珈”等等这些基本生理需要的人，有固定的诗歌欣赏课要赶去听。我觉得这很无聊，总说她，她总不听，后来我就不说了，毕竟不是亲生妹妹。
ANN很奢侈。尤其是爱买衣服，套装无数，偶尔也有看着顺眼的。那些飒爽英姿的白领套装映衬下，她的目光会深邃并且锐利。只有在我叫她一声“ANN妹”之后，她才会稍微目光迷离一些，答应一声“SHONG哥哥”。
一时间也小鸟依人起来。
阿峰的人格魅力
同ANN的优雅相比，阿峰可以说是剑走偏锋，截然相反的典型。就像黑得不能再黑的黑夜，阿峰是那种惨得不能再惨的惨痛。
头发是不理的，衣服是不洗的，鞋是不刷的，课是不备的，就是这么个济公般的形像，一上讲台就不是他了，他居然就可以被无数学生追星一般的崇拜着，男的女的都觉得他是新时期最可爱的人，生把个济公当贾宝玉给供起来。
套句最近几年流行起来的话，他有“人格魅力”。这魅力就不断地从他那极具争议性的外表散发出来，有点类似雌性动物发出的求偶味道，属于动物本能。
阿峰在我们的朋友圈子里扮演的是“宠物”这个角色。一刻离不开人，总得领出来溜溜，只要找他出来玩，没有不随叫随到的，没有不抢着付帐的。我和MIAO到青岛渡蜜月都没忘了叫上他，他还真就跟我们俩玩了五天，这已经在新东方传为佳话，好几对计划近期结婚的都相约渡蜜月一定要带上阿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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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的朋友们（2）
实话实说，阿峰总会让人小小的感动一下。我们每次出去聚会，不管结束得多晚，不管各自住在多远的地方，阿峰总是坚持打车把单身女同事轮流送回家。满北京城转下来，时间和金钱的消耗不可谓不大。
有时候我会暗暗地嫉妒ANN和阿峰之间的关系，说不清楚，总之他们俩的关系非常奇怪，不是情人，不是朋友，也不是姐弟，就那么互相死心塌地的关心着，简直是莫明其妙。
有一段时间阿峰的房东太太怀孕准备生孩子，特为难地找阿峰商量，能不能把房子退回去，让房东待产。阿峰特仗义，二话没说，卷起铺盖卷就把房子退了，尽管合同还没到期。
没了住的地方，总不能流落街头吧？租房子又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事情，阿峰终于尝到了助人为乐的苦头。ANN二话没说：“住我那儿吧，我那儿有空房间。”
其实不过是两房一厅的一套公寓，当时正巧ANN的妈妈也在北京，娘俩只好挤进同一个房间，腾出另外一个给阿峰住，说是看他流落街头太可怜。我觉得他不可怜，每天把那里当旅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整个一剥削阶级。
后来ANN自己也觉得这小子不对劲了，有一天早晨起床，进厨房一看，ANN的妈妈正煎荷包蛋呢，ANN说：“我着急去上课，不吃了，鸡蛋煎好了给他吃吧。”
ANN的妈妈一愣，不说话了。阿峰从门里探出头来，心直口快地接话：“这本来就是阿姨给我煎的。”
“凭什么呀？！” ANN后来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还忿忿不平，“他也太过份了，在我家过得比我还舒服！”
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我都觉得他们在炫耀友情，炫耀自己有一个忠心耿耿的朋友。
关于衣着的事我们老说阿峰，说他穿绿色秋裤去给几百个学生上课太不严肃，说他衣服上的足球泥印即使不洗，起码也该扫扫土。后来说得他也心虚了，给我五百美圆让我回美国帮他买衣服。
衣服买回来，都是很高档的休闲服，挂在衣架上怎么看怎么好看，穿在他身上就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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