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下老百姓的生存法则-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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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经济来源，一旦房价下跌，那么这些地方的经济利益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难怪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调控政策时不那么尽心尽力。执行了政策，抑制了房价，等于就是断了自己的财路，谁会这么傻呢？
　　前面指出，房地产业是一个暴利行业，有些业内人士认为房地产业的利润率高达60％—90％。当然这是有争议的，根据2006年2月16日发布的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第三号公报中的结论显示：200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经营收入为亿元，利润为亿元，房地产开发经营行业平均利润率为。这个数据引起了房地产相关行业激烈的争论，很多学者及研究机构都认为“太低了”；而大多数开发商认为“比较准确”。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听听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的说法，“房地产开发经营极限盈利就是。是怎么算出来呢，就是房地产利润是100％，我们的成本是0，缴纳完营业税、土地利用税、所得税，绝对不会超过。”
　　我们可以从潘石屹的说法中得出一些认识：房地产业的利润率究竟是60％—90％还是只有国家公布的呢？矛盾不在于房地产业本身，而是该如何计算这个利润率。前面60％—90％的利润率应该是整个房地产业和相关行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扣除成本，加总所有的利润，计算利润率。这里总的利润并不只是房地产商获得的利润，还包括其他行业部门从房地产中获得的利润。而国家公布的利润率应该只是房地产商的平均利润率，还要扣除土地成本、税收等成本。
　　再以目前中国最为成功的房地产企业万科地产为例。作为上市公司的万科A在2005年第三季报中显示：截止2005年第三季度，万科A主营业务收入为亿元，主营业务利润为亿元，其他业务利润亿元，营业费用为亿元，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为亿元，管理费用亿元，利润总额亿元，净利润亿元，经营毛利率，经营净利率。
　　根据潘石屹的说法，房地产商的利润率最多高达，上面的数字就是万科的利润率。我们要知道，这个利润率就是房地产开发商自己的利润率。那么还有那么多的利润到哪儿去了？我们联想到上面的例子，有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于房地产业，可见，房地产业剩余利润的大头流向了地方政府。难怪人们在责怪房地产开发商获取暴利时他们会感觉冤枉？很好理解，开发商是获取了很高的利润，但是只是吞噬一部分利润，利润的大头还是在政府手里。
　　三、银行是利益获得者
　　不用说房地产商从他们那里贷款获得收益，单说买房者按揭买房的方式就让他们赚得满盆满钵。他们也是最希望看到房价上涨，而不希望房价下跃的利益集团。由于房价上涨的预期，使许多人就认为房地产价格只涨不跌，因而进一步以购得的房地产做抵押，向银行贷款进行房地产生意上的投资，而银行认为房地产抵押贷款有实物抵押，所以没有风险，也大胆借出，使房贷成为商业银行最为优质的业务之一，这使得各商业银行不遗余力采取措施，争夺房贷业务，各商业银行推出的贷款种类之丰富，优惠措施之繁多让购房者几乎挑花眼。其次，各商业银行都有降低银行不良资产的压力，如前所述，房贷属于银行优良资产，银行通过快速扩大房地产放贷规模可以迅速降低自身不良资产率，这使得银行业普遍存在着扩大房贷业务量的强烈冲动。于是，除了正常的购房贷款以外，银行更是向那些资金不足的房地产商和炒房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四、“炒房团”也能分到一杯羹
　　在第二章第三节中，我们指出，“炒房团”是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诱因。我们所熟悉的温州“炒房团”，利用上千亿的资产横扫全国的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助长了房价上涨的势头。
　　1999年，温州“炒房团”的一员李先生以每平方米约2700元的价格，在杭州城西一举买下刚刚开盘的20多套商品房。2001年，这个楼盘的房价升到每平方米近5000元。刘先生以每平方米4700元左右的价格将手上的房子放入二手房市场，立刻变现，平均每套净赚了20多万元。
　　作为一个热点，温州“炒房团”近来在全国各地闹得沸沸扬扬。“炒房团”不只温州一家，还有山西“炒房团”、深圳“炒房团”。“炒房团”通过炒作一些房地产热点城市的标志性产品，以及在房源供给上与开发商达成某种默契，从而影响消费者的价格预期，刺激资金流入，迅速推动房价上涨，然后寻找合适的机会抛盘退市，牟取暴利。
　　由于目前房地产对销售市场的监管有很多漏洞，变相地给游资的转线提供了机会。以温州“炒房团”为例，这些投机商通过参加购房团或参加房展会来寻找合适的楼盘。这些炒家到了当地后，会先观察当地的市政规划和当地的政策，然后找商圈，接着看看房地产市场近几年的变化情况。他们一旦看中哪个楼盘，就已团体的名义去谈判，杀价，由于资金雄厚，最后一般能以较低的价格成交。由于控制大量房源，所以可以抬高当地购房者的价格预期，做好宣传，坐等房价上涨，从而牟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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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钱包的钱是不是被偷走了（1）
同样的收入在过去几年可能买到一套100平方米的住房，可现在只能买不到30平方米的住房；同样的收入在过去几年可以去考虑买房，可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买房了。面对房价的不断疯涨，我们大多数工薪阶层都没能力去购置一套住房，住房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了。同样收入的购买力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究竟是谁剥夺了我们买房的权利呢？我们现在手中的钱还是几年前相同数目的钱吗？
　　一、高房价削弱了我们的购买能力从而间接地导致我们钱财的减少　　　　先举个例子：假如本人月收入2000元左右，收入水平在本地算中等。本地房价4000元∕平方米，而且还在上涨。那就是说，按现有工资水平，就算房价不在上涨，购买100平米的房子也要40万。就算分20年还，每年光还本金就要2万元，再加上利息，结果可想而知。除了买房，我还要在衣食行等方面进行消费，若干年后，还要有子女的抚养费用和教育费用，这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如果现在去买房了，那么我就必须把其它开支降到最低水平，就是使得以后的可支配收入大大减少，我的任务就是还贷，这就是所谓的“房奴”。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给出个指标，就是房价收入比。房价收入比就是居民户均年收入和在当地购买一套住宅所需支出的价费之比，比如房子30万元／套，家庭年收入3万元，其比值10比1；假定收入在5万元，其比值6比1，依此类推。房价与收入比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房地产泡沫的指标之一，也是考察居民购房能力的一个通行指标。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发达国家的房价收入比一般在—倍之间，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在3—6倍之间，日本是4比1；美国是3比1。而我国目前全国的房价收入比已超过倍，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房价收入比则更高——在上海，80平方米的住宅价格相当于每户一年可支配收入的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建昌研究员测算）。
　　表1　　2001年到2006年我国平均房价收入比
　　年份每户平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户住房价格
　　元∕平方米住房总价
　　元∕户每户收入
　　元∕户房价收入比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近几年的房价比不仅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超出发展中国家水平，处于高位运行，可见，我们国家的居民购房压力是很大的。此外，表格中的房价指标在实际统计中可能存在误差，随着城市范围的扩大，周边郊区住房也加入城市房价的统计体系，导致城市总体房价的下降。如果还按原先的范围进行统计，那么房价涨幅应比公布的数据高出很多，这就意味着实际的房价收入比会大于表中计算的数值。
　　另外，这里的房价收入比是按照全国平均水平计算的，由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很大，用简单的平均数不能真实反映我国居民的购房能力。由于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要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即使他们的户均住房面积要小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真实的房价收入比要大于表中估算的；而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尽管住房面积要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由于他们的实际收入要大大高于全国水平，所以高收入的房价比要低于实际的房价收入比。

我们钱包的钱是不是被偷走了（2）
所以，高房价给不同阶层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对普通工薪阶层来说，高房价削弱了他们的购房能力，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二、高房价导致了购房成本的大幅增加使我们的钱流向了别人的口袋　　　　住房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是一项重大的开支，为了买到自己较为满意的住房，人们都倾向于节衣缩食，甚至向银行贷款，来凑齐购买住房的资金。对于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来说，住房成本可能要花费整个家庭好几年甚至是十多年的收入。情况可能还要更糟些。随着房价一个劲地向上攀升，人们买房的成本越来越大，能够买房的时间期限也越来越往后推迟，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的钱到哪儿去了呢？我们从生活中举个简单的例子，原来在餐馆吃一盘水煮鱼可能要26元，现在涨到了32元，涨幅达到。为了吃一盘水煮鱼，我们就得从钱包里多拿出6元钱来。那这6元钱流向了谁呢？从表面上看，这6元钱流向了饭店老板，可是我们如果考虑原材料上涨的因素，我们可以知道这6元钱不全是流入饭店老板的钱包里。如果鱼价上涨了，这6元钱有一部分要归入卖鱼商贩的钱包里；如果汽价上涨了，有一部分要归入加汽站的钱包里，等等，诸如此类。总之，这多花出来的钱流向了与饭店有关的利益相关者的钱包里。
　　前面我们在说到谁是房价上涨的最后东家时，提到房价上涨带来的利益被房地产开发商、政府、银行和投机者等利益相关者所瓜分。那么就很好理解了，我们买房多出的成本就是流入了这些群体和机构的钱包里。
　　为了更好地理解不断上涨的高房价给我们造成的“流出自己钱包里的钱，流向别人的钱包里”这个事实，我们试图测算2003年到2008年上半年随着房价上涨，人们买房成本的增加、买房时间的推迟。在这里，我们以全国平均房价为当年的房价，家庭年收入为4万，住房面积为100平方米，又假定全部年收入用于买房的积累。
　　表2　　2003年—2008年上半年人们购房成本和购房所需时间的变化
　　年份房价
　　（元）家庭收入
　　（元）面积
　　（平方米）购房成本
　　（元）购房年限
　　（年）年上半年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计算我们可以从表中明显看到，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人们为了购房所要花费的成本是不断增加的，所花费的时间是逐年增加。2003年，一个年收入为4万元的家庭购买一套100平方米的住房需要花费235900元的成本，需要整个家庭不吃不喝，储蓄年的收入才能买到，可是，到08年上半年，同样的住房需要348400元的成本，比2003年多出了112500元，所需要的时间也多出了年。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严重些，因为表中的房价是全国平均房价，可是在很多大中城市，房价大多接近了1万元，甚至达到近2万多。如果用这样的房价来计算的话，对于年收入为4万的家庭来说，是很难买得起住房的。这多出来的成本就是从我们钱包里流出的钱，可能我们只顾住房没有注意到这些，这些钱是不知不觉地被别人给偷走了，即使我们知道被偷了钱，我们也没有办法。
　　三、高房价加剧了“穷人逾穷，富人逾富”的社会分化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可是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目前，我国的贫富分化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成为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在这种形势下，持续高涨的房价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的程度，使得“穷人逾穷，富人逾富”。
　　目前房价大幅增长，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房价增长过快，意味着财富以货币和固定资产的形式向经济发达、居住环境较好的地区集聚，向少数高收入者，特别是投机购房者和房地产商手中集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
　　与此同时，大部分居民和经营者的收入和财富则变相缩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低收入阶层居民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房价的增长，住房支付能力逐步下降，许多人被排斥在住房市场之外。
　　普通老百姓为了购得住房，不得不花费自己好几年的积蓄和收入，等自己买到房后，积蓄已经所剩无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也大大减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穷人。而对于房地产业来说，开发商、投机商、银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分享了来自住房消费者的资金收益，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是直接受益者，房价的飙升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收益，使得他们高高位于社会的上层——富裕阶层。这样的话，原本的差距进一步被拉大了，普通老百姓的钱流入了富裕阶层的钱包，使得老百姓更加穷，而富裕阶层更加富。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报告分析，1998年至2006年，以现价计算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而现价住宅销售额的增长却达到。由于预期房地产价格将会继续大幅上升，许多家庭抑制其他消费，以积攒首付款和支付月供款。
　　过高的首付款和月供支出明显超出了工薪阶层的消费需求，绝大多数购房者纷纷削减了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这削弱了我国刺激内需的政策效果，成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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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制造孩子的最大幸福（1）
父母应该对孩子怎么花钱
　　一、中国父母养孩子要花多少钱
　　刊登在某媒体上的一份名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报告指出，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而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子女的总成本，这一数字为49万元。调查显示，成年的未婚子女有85％仍需要父母支出部分乃至全部生活费。其中，除租房（购房费）外，最高的费用是在家吃饭，加上服装、手机、上网、零用钱等，不在读的未婚子女竟然每年人均要花掉父母万元。
　　针对这份报告，有人认为这是专家在“做秀”；也有人认为这并非“天方夜谭”，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进步和城市消费水平的逐年上升，对一般城市家庭而言，49万不足为奇。更多的人则对此报告持质疑态度：我国目前年均收入882元以下的人口有近亿人，如果按人均日消费1美元这个世界贫困标准计算，不仅是农村，就是城镇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穷人”。“穷人”养孩子能花49万元吗？针对这些质疑，报告的执笔人徐安琪教授指出，报告所指出的49万仅限于上海市徐汇区。他是受上海市徐汇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委托，调查了上海市徐汇区700多个孩子在2003年一年内的花费，为了满足对不同阶段、性别、年龄的子女以及不同层次父母统计分析的需要，调查样本的抽取采取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与配额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相同时期不同年龄段孩子培养成本的计量来获得一个总的成本数。也就是相当于把现如今30个不同年龄段的被调查者在2003年的花费相加，才得出49万这个结论，并不是全国平均值。
　　很多父母认为，报告中公布的49万并不离谱，甚至可能比实际的还要低些。49万元平摊在30年上，平均每年花在子女身上的钱为万元左右，这并非是一个不靠谱的数字。有位母亲这样说“其实学费没有多大出入，主要是其他花费多，比如补习班、复习资料、什么好记星啊，文曲星啊，营养品，还有的上初中就用手机，鞋要穿耐克的、阿迪的，这应该算在49万里吧，这些钱比较多。”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普通城市，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每年花在孩子身上的钱绝对要在1万元以上。而到了高等教育阶段，以一年学费5000元计，再加上住宿费、生活费等每年开销也会远超过1万元。等到子女结婚、买房子，父母花在子女身上一笔最大的开销——少则数万，多则十几万、几十万——也会成为一笔“惯例”的支出。
　　大多数家庭盲目给孩子的花销就占到家庭收入的1/3甚至一半以上，但这种花费是不是值得，对孩子的成长又起了多大作用呢？其实，教育培养一个孩子根本没必要去花那么多冤枉钱的。有很多家庭很多优秀的孩子，其实花费也并不高。关键在于父母如何选择最佳的花钱方式，既减少培养孩子的成本，又能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二、中国父母喜欢给孩子很多的零花钱
　　这应该是中国父母给孩子最常见的花钱方式了。根据日本学者的一份调查显示，与近邻日本、韩国和越南相比，中国孩子的零花钱更加充裕，四国当中，中国城市青少年的零花钱绝对金额最多。然而让人感到担忧的是，中国同龄孩子间零花钱的差额过大，父母给孩子零花钱方式较为随意，孩子对零花钱的支配权也偏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如何才能制造孩子的最大幸福（2）
在比较四国孩子零花钱时，日本学者表示，按比例而言，中国孩子的零花钱绝对额最高，“在我们入户调查的一个中国家庭，该户读初一的中学生一个月零花钱达到400—500元，而据他母亲讲，这个数额在班级上并非最多”。按照实际购买力换算，这相当于日韩孩子家庭零花钱平均水平的2倍甚至3倍。
　　根据他们的调查，在日本相同年级即十三四岁的中学生中，每个月零花钱在2000到3000日元之间，折合成人民币约140到200元之间，韩国青少年的零花钱绝对金额比日本略少，但是考虑到购买力的因素，两国相差并不大，而同样经济发展迅速的越南，青少年的零花钱数额最低。
　　中国父母给予孩子零花钱似乎缺乏固定的模式，日本学者表示在其它三国，父母给子女零花钱的方式都比较固定，而中国父母给孩子零花钱的方式就显得较随意：既有可能定时定量地给，也可能为满足孩子的要求而额外增加。
　　据调查，四国的父母对孩子零花钱的控制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定期给孩子一定数额的零花钱，让孩子自己安排开销。第二种是根据孩子的要求或愿望来给孩子零花钱，每一次和孩子协调或者控制孩子的要求。日本父母多选择前者，韩国和越南的父母则乐于采取后一种方式，而在中国，两种方式的选择兼而有之。
　　日本学者认为，不同零花钱的给予方式对孩子的人格培养有不同影响。定时定量的方式可以让孩子懂得统筹安排财富；需要用钱时与父母协商，则能锻炼孩子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
　　而没有规律地随意给零花钱，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如果给得少，孩子有可能会压抑自己的欲望，一旦给得多的时候，很可能导致欲望的无节制。
　　最近我国某城市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孩子都有零花钱，九成以上的孩子存在乱消费、高消费、理财能力差的问题。在某小学课堂上，一名男生向刚来的班主任打赌说，自己身上的零花钱比老师的多，班主任不信，结果那位男生最少的一个兜里居然装了500块钱。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社会少年儿童持币现象相当普遍。通过相关分析发现，自述家庭经济状况“富裕”、“一般”、“困难”三种不同情况的孩子，花钱基本上都是不顾及家庭经济状况的。即使是表示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是“比较困难”和“非常困难”的，仍然有不少孩子“给同学买生日、节日礼物”毫不吝啬。特别是，不少父母亲是失业或无职业者的少年儿童，他们零花钱的拥有量以及用零花钱干什么与父母在职的孩子没有多少差异。
　　又据200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调查发现，2006年春节没有得到压岁钱的孩子几乎微乎其微。这说明，压岁钱是当代少年儿童经济来源的重要部分。而且，这部分钱还数量不少，2006年春节，在被调查的5458人中，获得2000—4999元压岁钱的就有296人，获得5000元以上的少年儿童有56人。此外，还有生日、六一儿童节、元旦等重要节日，孩子们都可以获得数额可观的收入。
　　三、孩子的日常开支越来越大
　　为了解城市儿童消费状况，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于2001年进行了儿童消费市场的调研。本次调查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五大消费先导城市，调查对象为0岁～12岁儿童的家长。

如何才能制造孩子的最大幸福（3）
调查显示，城市儿童人均月消费额相当高。五市平均每户家庭的儿童月消费高达897元。其中平均消费最高的是广州儿童，达1101元；其次为北京，平均每月为1009元；上海居第三位，为972元；成都和西安儿童消费水平稍低，平均为701元和462元。儿童消费最高的广州市与儿童消费最低的西安市相比，高出倍。
　　调查显示，五大城市儿童的消费数额十分庞大。据统计，五市有0岁～12岁儿童约441万人，按平均每人每月897元计算，月消费总额近40亿元。其中上海的市场最大，超过16亿元；北京和广州分别为亿和亿元；成都居第四位，为亿元；西安的儿童消费市场相对较小，为亿元。五市儿童全年消费超过475亿元。
　　虽然食品与服装消费仍是城市儿童消费的主要部分，但教育支出已占到相当比例，成为儿童消费的新热点。本次调查显示，保证基本生活需要的“食品”和“服装”支出占六成四，其中食品占总支出的％，服装占支出的％，年消费金额超过280亿元。
　　调查还显示，在基本生存消费之外，教育支出成为城市儿童消费的最大部分。本次调查五市儿童“教育”支出占据了儿童消费的五分之一强，达到2％，全年消费额已超过94亿元。
　　另外，儿童消费中用于“娱乐”、“医疗”和“零用钱”的支出分别为％、％和％，分列三至五位，三项合计全年消费金额也超过60亿元。儿童人均年零用钱总额超过10亿元
　　本次调查表明，五城市儿童的“零用钱”每人一年平均245元，收入低的城市，家长给孩子的零用钱反而更高。西安的儿童最“富有”，年“零用钱”高达349元；其次为成都，平均为324元；广州和北京分别为254和218元；上海的家长给孩子的“零用钱”最少，为195元。五大城市儿童“零用钱”总额相当可观。据统计，五市有0岁～12岁儿童441万人，按平均每人每年245元计算，全年零用钱总额超过10亿元。其中上海的总额最大，高达亿元；北京和西安均为亿元；成都和广州分别为亿元和亿元。
　　家庭月收入决定儿童消费结构，相对于其他收入组家庭，低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500元）用于孩子“零用钱”和“看病”方面的支出比例最高。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零用钱”和“看病”方面的支出占到％和％，分别高出其他收入组家庭～个和～个百分点。中等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1～1750元之间）对孩子“食品”和“服装”方面的支出比例较高。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中等收入家庭用于孩子“食品”和“服装”方面支出共占到％，分别高出其他收入组家庭～个百分点。家庭收入越高，越注重孩子的教育。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高等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2500元）用于孩子“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儿童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最高；中高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为1751元～2500元和1001元～1750元）的比例分别为2％和％；中低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在500元～1000元之间）和低收入家庭用于孩子教育方面的支出比例较低，分别为％和％。平均估算，人均月收入每增加100元，用于孩子“教育”方面的支出比例增加个百分点。家长文化程度影响孩子消费结构，城市家长的文化程度越低，越注重孩子的“吃”和“穿”。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初等文化程度的家长，用于孩子“食品”方面的投资占儿童消费总支出的％，分别高出中等文化程度和高等文化程度家长和个百分点；初等文化程度和中等文化程度家长用于“服装”方面的支出均为％，高出高等文化程度家长个百分点。

如何才能制造孩子的最大幸福（4）
家长的文化程度越高，越注重孩子的“教育”和“娱乐”。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高等文化程度的家长，用于孩子的“教育”投资占儿童消费总支出的％，分别高出中等文化程度和初等文化程度家长和个百分点；用于“娱乐”方面的支出占到％，分别高出中等文化程度和初等文化程度家长和个百分点。
　　年龄段不同，孩子的花销也有差异。我国大城市3岁以下的婴幼儿在“食品”和“看病”方面的花费较高。本次调查结果显示，3岁以下的婴幼儿在“食品”方面的花费占孩子总消费的％，分别高出4岁～6岁和7岁～12岁孩子和个百分点；用于“看病”的支出占％，分别高出4岁～6岁和7岁～12岁孩子和个百分点。
　　4岁～6岁的儿童在“教育”和“娱乐”方面的花费较高。本次调查结果显示，4岁～6岁的儿童在“教育”方面的花费占孩子总消费的％，分别高出3岁以下和7岁～12岁孩子和个百分点；用于“娱乐”的占％，分别高出3岁以下和7岁～12岁孩子和个百分点。
　　7岁～12岁儿童零用钱花费较大。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家庭给7～12岁孩子的“零用钱”占孩子总消费支出的％，是4岁～6岁孩子的3倍以上，3岁以下的孩子则极少有“零用钱”。
　　四、父母给孩子花钱的方式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再加上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家长们是舍得给孩子花钱的，上面的种种数据和事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为孩子花钱不是件坏事，但是，怎样花才算是合理、见效大，恐怕多数家长考虑得不多。为使给孩子的投资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里，给出了如下一些投资范围：
　　1。娱乐投资
　　为婴幼儿期的孩子花钱，应首先考虑娱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