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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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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衣怒马，翩翩少年。
我只爱过 这一个 人， 这并不 悲哀， 悲哀 的是我 无从确 认他是否 喜欢我。
陈言在大 学里读的 是经济 学， 像所有 有精英 情结的 人一样， 他十分看不起像我这样读艺术的人，他认为我既没有研究问题，也没有创造价值。
他对我讲过这样的话，我是这样回答的：“对啦，我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一生追求纯粹的爱情，我的理想就是和我爱的人共度一生。 我能给出你们给不了的最大手笔的表白，比如写一本书，或者拍出一部电影。”
我记得当时他笑得很凶，他说，爱情是悲剧的开始，表白是爱情的开始。所以“我爱你”三个字从一说出口，就一去不回头地走上了通往悲剧的路。
“那么要怎么办呢？”我问。 “保持距离。” “如果对方穷追不舍呢？” “远走高飞。”
说好的是女生party，我拦在门口不让他进。可我实在低估了陈言要泡妞的决心，他和我僵持到我冷得受不了，我只好把门让开一条缝。
那天的party一直闹到深夜，后来她们开始不停地叫朋友来，有男生也有女生。不知道从几点钟开始，我的客厅里竟然挤满了人，杯盘桌椅全都不够用，连咖啡杯里都倒上了酒，一直放在书房里的单人沙发被拉出来，上面坐了两个姑娘。
我平时一个人生活，家里的存货不多，所有的食物和酒都吃完了——或者说，扔完了，但是他们还要喝酒。
“去买酒。”我拿出两卷现金交给付师傅。
连常年活泼殷勤得如同通了电的付师傅都颓了，耷拉着大脑袋：“刚才一个女孩要吃鱼子。”
“去买鱼子。” “已经十一点了，只能去我们酒店找一找。” “那就去酒店找。明天一早我爸妈付钱。”家里的现金只有这么多了，我懒得去取钱。 打发走付师傅，我一回头，见陈言正坐在条桌的正中央，两侧都是笑得正欢的姑娘。他的眼睛却时不时越过她们的头顶，看着客厅对面的陈白露。
陈白露坐在飘窗前的一把藤椅上，埋头切着雪茄，一脸的不耐烦。 那只雪茄她只吸了一口就搁在了一边，起身走了。 陈白露经过我的时候，脸颊已经像五月怒放的桃花一样通红，低声跟我说：“我到你卧室睡一会儿。”没等我回答，她就挤过人群，消失了。 她走得太急，像是身体不大舒服，我推开卧室门，房间里没有开灯。
她一只手撑在墙上，一只手拉开我放在床头的小冰箱，冰箱里橘红色的光微弱地透出来。她拿了一盒冰激凌，又从椅背上拿起一条我扔下的丝巾，打开沙发一侧的落地灯。
“你怎么了？” 她半躺在沙发上，一只手解开衬衫领口的两个扣子，露出半个丰腴的胸脯。然后她把包着冰激凌的丝巾捂在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脸上红云滚滚。
“喝点儿普洱解酒。”我转身要拿茶盘。
她边咳边摇头。
“我没有喝酒。”她勉强说。 “心里很热。”她平静了一些，冰激凌外的白霜被她的体温烤化，水珠从薄薄的丝巾里渗出来，成股地流进文胸里。 “这太冰了。”我把丝巾从她手上拿开，她握着丝巾的手指是冰凉的，但手背却滚烫。 “给我吃一点儿——勺子呢？”她边喘息着边四下看着，宽大的双眼皮因为生病的缘故显得更深了。书架上有一套咖啡杯，她指着托盘里的小勺子，想说什么，又低头咳嗽起来。
“不行。” 我不能说“去医院”或者“去吃药”之类的词，这是她的死穴，她似乎有些病态的讳疾忌医，又或者，这是在暗示她不够强大，需要靠别人的摆布才能恢复健康。
我甚至从未见她吃过一片药。 “那，给我一瓶水。” 我从只剩了一个底儿的矿泉水桶里倒了一杯给她，她伏在沙发靠背上摆手：“没有气泡水了吗？” “气泡水都在冰箱里，你不能喝。”这是我的妥协，她也不再和我争了，接过玻璃杯仰脖喝下，然后她叹口气摇摇头：“还是热。” “你是不是有肺病？”我听着她沉重的呼吸声，担忧地说。 她果然一听到“病”字，脸上立刻浮现出短暂的乌云，但是很快被病容驱散了。 “可能有。我最近都不大抽烟了。”
“戒烟有什么用，何况又没有戒。你应该去检查。”
她捂住胸口边咳边笑，笑声沙哑得吓人，“有又怎样，现在肺病还会死人吗？”
她每一运气，皮肤就出现灼烧般的颜色，我看着她倒在那儿难受的样子，不知道是生气还是难过。
我阴着脸。 她安慰我说：“放心，年轻就是药，什么都能挺过来。” 然后她换了个姿势，把散下来的头发从后面抓起，晾着汗津津的脖子；她的头向上仰着，半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客厅里欢声笑语，偶尔有极大的声浪从门缝里传进来。我估计一门之隔的狂欢的人群根本忘了为什么会有这个 party，因此他们也没有发现生日聚会的主人已经不见了。我听到付师傅拖着重物进门的声音，姑娘唤“服务员”的声音 ——她们真的把这里当餐厅了！我似乎还听到香槟开启的声音，仿佛那泡沫要从门和地板的缝隙间流进来。
各种情绪，突然从四面八方涌入。 二十一岁生日，在不知道算他乡还是故乡的地方，同父母相隔千里。
岂止生日，连春节也只能匆匆见一面；我不知道这人伦的分离需要用多少物质的享受才能弥补，至少，我现在已有的还不能。因为我还在思念和难过，并且委屈像无边的大海，在小小的卧室里将我团团包围。
陈白露还在盯着天花板窃笑。我坐在她对面，用袖子抹着眼睛。 燥热也会传染吗？我似乎也感受到了陈白露说的“心里热”是什么感觉。打开冰箱拿冰的气泡水，陈白露在身后说：“那是黄酒吗？” 果然有半瓶黄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在卧室的冰箱里。
想起来了，前几天我把螃蟹拿到卧室来吃，顺手也拿了黄酒。
“热一点儿来喝嘛。”她很有兴致。 房间里没有喝黄酒的杯子，只有两套咖啡杯。用电水壶烧了水，热水倒进茶海里，两只镶了纯金边的咖啡杯里各倒进半杯黄酒，她的少一点儿，我的多一点儿；杯子放进茶海里温着。
休息使她脸上的灼烧的红晕褪去了，变得苍白。她的头发松散地披拂在饱满的脸颊上，“生日快乐。”她细瘦的手举起一只杯子，“我知道你比看上去孤独。虽然旁人能做的很少，可是有我在，希望你多少能好一点儿。”
我在眼眶里蓄了很久的泪水汹涌而下。 我得说，尽管我们共处的大部分时间她都让我恨得牙痒痒，但那一刻，我很爱她。
她喝过酒之后，精神反而平静了，脸上也和缓了许多。我扶她睡在床上，然后去客厅里把客人打发走。
陈言坐在陈白露刚才坐的椅子上，手里捏着她一头已经烤得焦黄的雪茄出神。见我出来，他立刻迎上来，酒醉使他跌跌撞撞，看上去满心焦急。
“她是谁？” “陈白露。”我不动声色地说。 我早知道他要问的。这是注定的。
2009年冬
~1~
这一年的寒假我开始实习，在一家影视公司做电影宣传。我刚读大学的时候，我爸把我托付给他电影局的一个朋友，我叫他苏伯伯。第一次见到苏伯伯时我吓了一跳，差点儿涕泪横流地喊“李安大师好”，可惜苏伯伯除了一张阔脸像李大师，毫无其他相似之处，尤其他曾经攻击我的偶像阿莫多瓦，我从此常常在背后朝他翻白眼。
在艺术上，我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苏伯伯本来要安排我去一家国有制片公司实习，我两年前去过那家公司，从经理到员工，简直每个人都把“国有”二字刻在了脑门上，我仿佛预见到自己在看报纸喝茶水的生活中老去，赶紧说我“怕苦怕累不想实习”推脱掉了。
苏伯伯没有表现出意外，可能在他眼里我本来就是个好吃懒做的人。 他说“实习报告我帮你开，去玩吧”，我就撒腿“去玩了”。
还没等我从苏伯伯家回到自己家，我爸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苏伯伯告状是一把好手，他跟我爸说我“还没有做好长大成人的准备”，真委婉，可我爸还是听出了我在这边的表现大概不太让人满意，问我到底怎么想的。
我说我不想在一个稳定而臃肿的体制里虚度一生。我想做一些真正有挑战性的，白手起家的，不信任何人的提拔、只信我的努力的事。
虽然从小区门口到家门的路上北风呼啸，我还是听到了我爸在电话里的一声嗤笑。
然后他迅速改口，说：“好，好，有出息。你去闯荡闯荡也好。”
心凉了一半。我如此认真地表明人生理想，却连亲爸都不相信我， 何况外人。
我去了一家新注册的小公司，做最苦最累的宣传。工资还不够付打车钱，但我喜欢。小公司的好处是包袱小，包括道德包袱和责任包袱， 不需要给任何人或者什么社会价值观以交代，只要给自己赚钱就好。我跟一个小成本电影的案子，当时电影刚刚杀青，准备春天上映，如果票房了得，公司就是业内黑马；如果票房惨败，大家一起关门走人。所以全公司的压力都很大。
我昏天黑地地忙了一个冬天，不问世事，不参加聚会 ——不是我不想，而是实在没有时间。我很少在晚上十点之前收工，三更半夜推开家门，有时候累得连鞋子都懒得脱，一头栽倒在床上睡到天亮；醒来往往是早上六点，天还漆黑，扶着墙去洗手间刷牙，看睫毛膏还好好地涂着， 干脆脸也懒得洗，拎包出门去布置媒体看片会。
因为害怕堵车，我不得不坐地铁；因为睡眠不足，我做出了从前想都想不到的事：拉着拉环，站着睡着。地铁到站的时候我一头撞在门上，眉骨立刻又青又紫；这不算糟糕，糟糕的是我才发现手机被偷了；这也不算最糟糕，最糟糕的是手机里有没来得及备份的媒体联络人名单。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地铁站走出来的，我一路哭到媒体看片会， 心想自己闯了弥天大祸。那是一部很棒的电影，我希望有很多观众喜欢它，如果因为我的工作失误导致它的宣传力度不够，我觉得自己是“国产电影的罪人”。
我跟我的老板英总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仍然能想起她先是惊愕然后拍桌大笑的样子。我站在她对面伤心地抹眼泪，她似乎想止住笑，弯下腰捂住脸，可还是笑得浑身颤抖。 英总是个三十岁的单身女人，但她总喜欢称自己“少女”。 我哭成了泪人，简直想以死谢国产片。 “不至于不至于。”英总边给我擦眼泪边说。 “来，擤鼻子。”英总又帮我擦鼻涕。 我觉得这是老板要炒掉我的前奏。 “英总我辞职，如果您要我赔偿损失，我就赔。”我抽抽搭搭地说。 “小姑娘没经过事儿，胆子跟芥末籽儿似的。你没备份，我也没有？”
英总把她的手机递给我。 看着通讯录里的一串名单，我真后悔哭得太早又太凶。说好的职场新锐呢？真丢人啊。
~2~
回到广州一连三天，我都陪着我爸妈奔走在各种应酬的场合。我记得小时候他们的应酬再多，上午的时间也是自由的。那时候我一般天亮时就醒过来，悄悄推开爸爸妈妈的卧室门，在床边找一条窄窄的空间睡下，不惊动他们。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十点钟，窗帘拉开，爸爸妈妈在客厅里坐着喝茶读报，偶尔有交谈声传进来，我幸福地闭着眼睛，感受着阳光洒在身上的温度 ——许多年后我想起“幸福”二字，浮现在脑海里的，只有那片暖和的阳光。
但是这一年不一样了。他们连早茶都在应酬。我照例天亮时醒来， 可是家里空空荡荡，和北京的房子一样。小时工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过， 他们的床铺干净平整，客厅里的报纸整齐地叠好，只有茶杯上的水珠证明早上它的确被使用过。我曾经的幸福，小而简单的记忆，却很难找回了。
他们会在中午时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某个饭局。很多叔叔阿姨要见我，给压岁钱，夸奖一些我压根儿没有的优点，中午的饭局一直延续到晚上，换一批新的人，说的却是同样的话。
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我已经在两轮饭局里被逼着吃了很多杂乱的东西，喝了又冷又热的饮料，听了满耳毫无意义的寒暄，我感到疲惫不堪， 可是饭局还没有一点儿要结束的征兆，我的爸爸妈妈分别在我的两侧和人们推杯换盏，推杯换盏，推杯换盏。
好像永远不会停下。 我因此想起了北京的聚会，从前我以为这是两代人，两个圈子，审美癖好和兴趣所在完全不同；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他们根本是同一个人，他们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是他们老去以后，他们热爱的东西披着各式各样的皮毛，但却有着同一个灵魂，不，两个，一个叫名， 一个叫利。
我想念北京。事实上搬到广州之后我一直在想念北京，可是这一次， 似乎和从前不一样。我很少想起那些会所和豪宅里的聚会，因为我这几日似乎并没有离开它；我想念扛着比我还高的展板布置新闻发布会，我想念因为多睡了五分钟而不得不左手刷牙右手梳头，我想念蹭四号线地铁里的Wi…Fi回邮件不小心坐到终点站，我想念公司楼下的肉夹馍——工作十二个小时之后我可以埋头吃掉三个。
我看着深夜依旧灯火通明的城市，立交桥依旧繁华，想象着同样的月光照在遥远的京城，照着我新认识的朋友们，她们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可做，而我在日复一日的推杯换盏里消耗着时光，消耗着，直到黑眼圈爬上我的脸，然后是皱纹，然后是永远无法修复的衰老和抑郁。
冰凉的可乐也不能使我振作起来，巨大的空虚和孤独感混合着夜晚的凉意，从每一个毛孔渗进来。想到以后的人生，我泪水涟涟。
又做了一个冰凉的梦，一幢豪宅，雕梁画栋。宽阔的阳台上垒着空酒瓶；条案上的黄铜蟾蜍香炉里燃着奇楠香，这似乎是杨宽的家；烟灰缸里一截尾巴还温热的雪茄，我拿起来闻了闻，是陈白露爱吸的Cohiba， 这是个普通的聚会，可是他们在哪儿呢？白露！杨宽！我大喊，然后回声传过来，没有人应答。这是个匆匆结束的聚会，他们也许匆匆赶去了另一个聚会，来不及收拾残局 —— 这是经常发生的，可是为什么撇下我呢？
为什么撇下我？我在梦里困惑而焦虑地皱着眉头。
这是多么空虚无聊的生活。可是突然他们都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我慌乱得像五岁时走丢那次，在陌生的人行道上放声大哭。
哭着醒过来，眼泪已经把枕头沾湿了一大片，半边脸都是冰的。 我把枕头翻了个面，可是睡不着了。从门缝里往外看，似乎客厅的灯没有关。
我下床关灯，起得太猛，眼前一阵发黑。
推开卧室门看到我妈正坐在客厅里，穿着一件绣着丹顶鹤的丝绸睡袍——那是一次慈善拍卖会的拍品，一个只会绣花的聋哑女孩绣了这件睡袍，我妈花了二十万拍下，钱用来捐助二十个贫困的聋哑女孩读完高中。这件事登在第二天日报的头版上，而我只希望这二十万真的到了那些女孩手里。
我妈抬头看我，她已经卸掉了脸上的妆，眼睛依旧有神，但没什么光彩。
“你没睡？” “我口渴。”我端起我妈手边的杯子，看了一眼就皱眉头：参片足足放了半杯，已经被泡得发白，水是吓人的暗红色。 “这是我们上年纪的人喝的，补元气。”我妈从我手里拿过杯子，递给我一瓶水。 “妈妈，我心里很乱，我……” 你知道最悲哀的事是什么吗？是你明明有一腔心事，要表达的时候，它们却突然变得透明了。
我要说什么？孤独？明明在家里办party，人多到杯子都不够用。 迷茫？从来无人给我压力，要我成为什么人。我倒宁愿他们逼迫我，多少有点儿方向感。 “你在北京遇到什么事了？” “没有。”我想，我的“事”，可能就是我什么事也遇不到，就是空虚，就是明明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又没有勇气走出去。 “妈妈，我到底为什么要被生下来？我死的时候会不会什么也没有？
我总觉得自己是上帝不小心多造出来的一个人，我……我没有意义，我没有想要追求的东西。” “自由，孩子。” “自由？我已经自由到无拘无束。”
“真正的自由。不活在别人的价值观里，也不为什么主义而活着。真正的自由会让你快乐和勇敢。”
“我该怎么做？” “跟随你的良心。”
~3~
回到房间后我过了很久才睡着，第二天醒来得很晚。我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睁开眼，白花花的阳光已经洒满了房间。
是陈言。 “干吗？”我声音干涩。 “你家门密码是多少？我借住一夜。” 我糊里糊涂地说了，然后他挂了电话。 又睡了一个回笼觉我才觉得不对劲，于是我又打了过去。
“不要用我的洗衣机洗内裤；音乐不要开太大不然会吵到邻居；不可以带女孩来我家过夜，被我找到一根长头发你就死！定！了！”我把我能想到的都交代了一遍，那边却很久没有回音。
“喂？” “好。” 咦。
“你住几天？” “两天。初六房产中介上班，我去找房子。” 糟。
“怎么突然要从家里搬出来？” “我爸妈离婚了。”他冷静地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替陈言感到遗憾。 我替他的爸爸妈妈感到解脱。 吵吵闹闹二十年，这场离婚甚至来得太迟了。十年前陈言被逼出国就该离婚；二十三年前陈言未出生就该离婚；他们甚至不该结婚，既然筵席反正要散，当初就不该聚在一起。
2010年春
~1~
我本来定好正月十六回北京，为了尽快看到陈言，我把机票提前了两天。他那时已经在新公寓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我迫不及待想要看看他的新房子，以及安抚这个刚刚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打击的男孩。
他住在北三环边的一个小区，从师大东门外的一条小巷延伸进去， 路边有一所中学、几家文具店和一家烧烤店，我从机场出来直接去了陈言家，那时是晚上，尽管冰天雪地，烧烤店外仍然有红光满面的大叔在谈着上亿的生意——或者叫吹牛吧，总之，这是北京。
我太愉悦了，拖着大箱子砰砰地敲陈言的门。这是一个新小区，环境还不错。
他来开门，穿着羽绒服，脸色发黄。我一进门就傻掉了，房间冷得像冰窖。一间小小的一居室，小得只放得下一桌、一椅、一张大概一米五宽的床。哆哆嗦嗦地摸暖气，冰手。
“你怎么住这破地儿啊！”我脱口而出。
“又没让你跟我同居，你抱怨什么呀？”他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嬉皮笑脸。
我只有床可坐了。我坐在床边想了一会儿，差不多明白了：“有骨气是吧？离家出走是吧？卡被收回了是吧？”
“没那么丧，主动交回。” “车呢？”我在楼下没看到他的车。 “地铁也挺好的。我搬来的第一天坐地铁去批发市场买窗帘，真不错！又快又空，以后再开车我就是大傻子。”
我冷笑：“春节假期当然空，你现在再去看？挤死你。我赌五毛钱， 过不了半个月你就得哭着回家跟你爸妈认错去。”
“哥跟你不一样，”他嘻嘻地笑着，“哥开得了法拉利，挤得了一号线， 你快走吧，娇生惯养的小傻瓜。”
“对。”我赌气站起身，“我脑子在飞机上颠坏了才会连家都不回先来看你。再见。”
他竟然没拦我！
我拖着箱子雄赳赳气昂昂地三步迈到门口 —— 这房间实在太小了 ——又折回来，打开箱子扔出一盒葱烧海参、一盒粉蒸排骨、一盒梅菜扣肉，都是我妈今天早上给我做的。
“吃完记得把乐扣还给我。”我说。 “拿走拿走。” “你不识好人心是吗？”
他换上一副诚恳的脸色：“我吃不了这些东西。太油腻。你箱子里有菠菜豆腐倒是可以给我。”
你妈才让你千里迢迢扛菠菜豆腐。 “你又装什么蒜呢？” “我胃溃疡犯了。”他说。
我太粗心了，他这样说的时候，我才注意到他的脸上的确一层病容， 眼角无力地下垂着。
“去医院了吗？” “我是爷们儿。”
“好，别去，熬着吧，胃溃疡之后不就是胃穿孔吗，爷们儿不怕。”
我做出一个笑嘻嘻的表情把饭盒装回箱子，转身就走。 他忙跑过来堵在门口：“你这是真生气了？” “别做梦了，你是死是活关我屁事。” “不是我不想去医院，胃病治（W//RS/HU）不好，只能养着。” “告诉我你准备怎么养？” 他笑嘻嘻地指着茶几上的一盒开了封的布洛芬——止疼药？ 当年他抢了伦敦小贵族的女朋友，胳膊被打得肉都翻出来，据说他顺手拿起一瓶黑方浇上去消毒，把那帮英伦混混吓得目瞪口呆。 有多疼？我看着那盒布洛芬红了眼圈。
我尽量保持语气的平静：“什么时候发工资？要不要我先替你交取暖费？”
“没有工资了。”他笑着，“我把工作辞了。” “啊？”我真的吓了一跳。 “纳税人也挺不容易的，我就别浪费他们的钱了。” “蛀虫不多你一个。”
“ 要走就走得干干 净净， 我都跟 我爸妈翻脸 了， 还要他们给的 工作——要是我真的有什么事儿可做也行，可是我跟部门经理谈了大半天， 他什么工作都不敢给我安排，因为这是我爸交代的。”他得意地说：“所以我说，去你妈的，我堂堂伦敦政经学院的全A生，年轻英俊，风流倜傥，就在你这儿养一辈子大爷？你们这么小的庙，还养不起我这么大的佛呢。”
我乐了：“你是准备去居委会领低保吗？”
“你瞧，养活自己有什么难的。”他打开电脑屏幕，给我看一个英文的word 文档。“不过我刚知道做翻译这么低薪，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妈做翻译也是这个价钱，可那是90年代初。”
能一样吗？如今是个人就懂英语。
堂堂伦敦政经学院的全A生，竟然做钱最少、最没有技术含量的翻译。他的毕业证一定在抽屉里哭死了。
~2~
第二天，陈言告诉我，他有了在病中照顾他的人。 一开始我没有往心里去。他回国后身边的女孩蜂围蝶闹，我随口问：
“谁呀？” “你认识，陈白露。” 我惊得直接从床上跳下来。
可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用发小儿之间惯用的嘲笑语气说：“这可不容易哪！不是谁都能约到她，你可以啊！”
“我也纳闷呢。她看上去像个冰山似的，我可是一点儿希望也没抱。” “是吗？那是鬼拉着你的手拨通她的电话的？” “我找了很多姑娘，本来以为一说就成，可是她们一听说我搬出来，卡和车都没了，谁也不肯来，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连小学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你会不知道？这么明显的道理。”
“就是因为太明显了，所以我才不敢信呢，她们不会势利得这么明显吧？”
我哼了一声。 “那陈白露又为什么来呢？我真的是死马当活马医才给她打电话的，如果她也拒绝，我绝对立刻收拾行李滚回家跟我爸妈认错去。” 我这才想起正事，翻身起床，洗了把脸就跑到陈言家。
陈白露正坐在椅子上，脚边放着她的行李箱。白色的阳光从窗子里透进来，使她有了一层光彩照人的剪影。“别担心，我相信凭着聪明和努力，所有失去的东西都会回来。”她对陈言说。她的声音从未像现在这样悦耳。
陈言的眼睛里现出温柔的光彩，抬头看着她，好像看着一尊女神的塑像。
而我靠着冰冷的门板，看着她的精巧的表演，一言不发。 陈言接了个电话，他妈妈开车路过他的小区，要看他一眼。 陈言不让他妈妈上楼，说“这儿连您坐的地儿都没有”，披着外套就往外跑，好像生怕她上来似的。 他一走，我就对陈白露说：“你才不是这么想的。” “什么？”她似乎还沉浸在陈言刚才的眼神里，连嘴角的笑意都保持着刚才的模样。 “你才不信‘凭着聪明和努力，所有失去的东西都会回来’！”我朝她大喊。
她睁大眼睛，笑盈盈又无比诧异地看着我：“无论你信不信，我就是这么想的。” “别装了！别人不认得你，你烧成灰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巨大的嫉妒使我失去了理智，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刻薄过，我盯着她那张鼻梁高耸、唇线分明的脸冷笑，“你比谁不会广撒网多捕鱼。”
她微笑的嘴唇闭上了，恢复了她惯常的淡漠表情，她冷冷地看着我， 而她的淡定使我更加愤怒：“你不就是想回到你小时候的豪宅、跑车和高干家庭吗？你手机里符合条件的男生至少有一百个吧？你挑中谁不好， 为什么要挑中陈言？你这么风情万种！干吗要缠上他！”
“缠上他？”她轻快地说，“对啦，我就是要缠上他。”
我看着她淡漠的神情里带着嘲笑，一时有点儿慌。我分不清真假， 尤其分不清她的话。
“你敢。”我咬着牙说。 “你看我敢不敢。”她轻蔑地说。 我拎起背包就走，起得太急，撞在她的肩膀上。我是无意的，而她差点儿摔倒。 走到门口想起外套还在沙发上，折回来拿。一转头，看到她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嘴唇紧紧地抿着。她在努力压抑着情绪，可是声音依然是颤抖的：“如果在你眼里我真的是一个会耍心机、用阴谋借机上位的人， 我也没有你这个朋友。
”
“那么，再见。” 愤怒、委屈和失望，几股气在我的胸腔里冲撞，我根本忘了把外套穿上，直到零下七度的冷风吹透我单薄的T恤，我看到陈言的妈妈开着他的法拉利，两人在车里说着什么。 我大步朝小区门口走，走着走着就跑了起来。陈言没有看到我。
回到家，我连鞋子都没有脱，扑到床上放声大哭。 太委屈了！
太委屈了！ 我脑子里只有这四个字，眼泪无声地浸透了怀里的枕头。
~3~
我和陈白露闹掰了。
大概半个月后我在学校的食堂遇到她，她埋头吃着一份煲仔饭，时不时吸一口可乐，像四周的几百个学生一样，而浮现在我眼前的依然是她挑衅地看着我的模样。
中午下课的时候，食堂里拥挤如集市，她旁边的位子上刚刚有人端着餐盘离开，但我没有过去，我铁了心永远不理她，别别扭扭地挨着一个书呆子油头男坐下。
没吃一半我就被熏跑了。正在食堂外面的报刊亭买酸奶时，陈白露迈着长腿噔噔地从我身后走过。
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我。她没有理我。
又一次可能见到她的机会，是老首长的秘书叫我们去吃晚餐。那天我刚好有个讲座要听，虽然不重要，但我不想见到陈白露，就说学校里有事情，没有去。
后来杨宽告诉我，陈白露也没有去，害得他一个人听老首长絮絮叨叨革命往事足足两个钟头。
我有点儿得意，原来她也害怕见到我。
再后来我才知道那天陈言胃痛得从床上滚下来。她给陈言的父母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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