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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团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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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是等级制度给人们带来的影响。西方人没有这些,在西方的企业里,彼此可以称呼名字,没有上下级的区别。中国人对上下级关系很重视,如果###人在谈话,看见领导来了,就要马上调整,如果对领导视而不见,领导心里肯定不舒服。但是,一看见领导来了,突然闭口不谈,领导就会想“这两个人在说我的坏话”,也是不妥。这就是中国人比较奇怪的地方,只要有第三者介入,两个人的互动关系就要调整。
中国人重视伦理,伦理就允许合理的不平等。中国人还有取长补短的观念,将得失分得不像西方人那么明确。中国人认为,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吃点亏也是可以接受的,反之,占点便宜也是情有可原的。有了这种观念,就会出现你帮我一点、我帮你一点的现象。
工作上,中国人讲究能者多劳,西方人则是各自为政。所以,中国人很谦虚,常讲“……我不如你”,这就是一种生存之道。
中西方人的看法大不相同
个人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西方人重视个人主义,提倡个人表现,人与人之间互不干涉,也不会相互帮助,缺少互动。西方人说话或者表态时经常讲“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表示后果由个人来承担。西方文化可以浓缩成两个单词,一个叫做Show,Show就是作秀的意思,西方人有什么才能,一定要表现出来。另一个叫做Tell,Tell就是告诉别人。西方人不断地表现,而且到处去告诉别人,自己能做什么。这种人在中国是非常吃亏的。
举个例子,班级里要选班长的时候,美国人就会举手“我愿意来承担这个义务,我先试试看,做不好就换别人”;中国人就不会这样,你举手要当班长,只要稍微做得不好,人们就会说:“他没有一点能力,还想当班长,自不量力。”
中国人很精明,绝对不会做这种傻事。即使你也想当班长,也想表现,但你不要直接表现出来,而是欲擒故纵,推举最不可能当选的人,大家一看那个人既没能力又没魄力,怎么能让他当选呢?而你公开表态了,自然吸引别人的目光,尤其是当大家把你和那个不可能当选的人一比较,你就会脱颖而出,成为班长的不二人选。你不会提名那些很有能力的人,否则,你自己就没有机会了。
这个道理只有中国人能明白,外国人脑筋很简单,想不出这里面的奥妙。事情还不止如此,你被选为班长后,必须要表明你不想当,极力推辞,说自己能力不行,经验不足,体力也不好,做事情没有耐心,把各种理由都列出来,最后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为之。这样做是为将来留后路,等到你做不好,别人有怨言时,你就可以说:“我当时就说我做不好,是你们一再勉强我的。你看,出问题了吧?”中国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我们会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预料到,提前做好防备,这样,就让别人无话可说了。不要以为这是虚伪,也不要以为这是奸诈,这是中国人用来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而已。
一个人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话,其他的都没有意义。人们常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神仙都要先保全自己,何况凡人呢?很多人反对“明哲保身”,认为善于明哲保身的人怕死、虚伪、消极,其实不然,中国人遇到突发状况,都会先保全自己,然后分析形势,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形势不利,就要及早抽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何必逞匹夫之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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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成员的地位需调整(2)
中国人不会轻易下判断
美国人的人际关系淡薄,他们在一起聊天,所谈的话题也仅限于体育赛事、电影明星之类的,其余的没什么可谈的。因为美国人很重视隐私权,用种种约束把自己包裹起来,这个不能说,那个也不能说,最后只能谈些无关紧要的八卦新闻。
中国人不谈隐私权,“事无不可对人言”,只不过我们谈的都是别人的是非,很少讲自己的事情。真正去了解中国人才知道,中国人注重的是隐性的隐私权,对于自己的隐私绝对保密。
案例
工薪的保密性
许多公司要求员工对工薪保密。这在美国公司是很容易做到的,美国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问美国人的工资是多少,就会侵犯对方的隐私权。很多美国人到中国开公司,首先就要求员工对工薪保密。而中国的员工会胸有成竹地保证能做到。结果,没几天,员工的工资就成了公开的秘密。因为当别人问中国人的工资时,他绝不会像美国人那样,以“这是我的隐私权”来严词拒绝。中国人经常采取迂回战术:
“你一个月领多少钱?”
“没有多少。”
“那有3000吗?”
“比那个多一点。”
“那到底多少?”
“哎呀,不好说,每个月都在调整。”
“……”
这样一来二去,每个人对别人的工资标准都有所了解了。这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美国人不会这样,也做不到。
不能简单地说,中国人奉行的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事物都有两面性,不能割裂,否则就是形而上学。对于奉行的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中国人的态度很有意思,只有三个字:看着办。中国人有时候奉行个人主义,有时候奉行集体主义,至于什么时候奉行哪种主义,看着办。
你问一个美国人,“这个事情是不是你负责的”,他会肯定地说“是”或“不是”。当你问一个中国人同样的问题,他会告诉你“我想想看”。“想想看”的意思是,我先斟酌一下要不要承认。在中国人看来,做一个判断就等于下赌注,具有风险性。
中国人比较深奥难懂,但是高度艺术化。一个人作一个决定,一旦说出来,通常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所以他即使有决定,也不会说出来。
我举一个浅显的例子。
当你问一个美国人:“明天的会你要不要参加?”他马上就告诉你参加还是不参加。中国社会不容许这样,如果他说参加,那些不希望他参加的人就会劝他不要参加;如果他说不参加,那些希望他参加的人就会劝他参加。无论参不参加,都会有人对他提出建议,所以他的答案只能有一个:到时候再看。
“到时候再看”不是一种敷衍,而是有很深的含义:要问的话你就单独问,当着别人的面,我是不会告诉你的。中国人在一对一的时候,无话不说;只要有第三者在场,就会含糊其辞。
如果你私下里问他去不去开会,他会说:“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但是这两天总是有人打来电话,让我去。你替我想想看,到底我要去还是不要去?”中国人很聪明,在表态之前会先套取对方的意见,然后再根据对方的意见做出相应的回答。
中国人认为,合理就好。西方的团队管理以法为中心,重视管理;中国的团队管理以理为中心,重视领导。对中国人来说,合理比合法更重要,中国人只接受合理的法。
理是变通的,法则比较固定。中国人重视合理,却不一定要求合情,不要以为中国人很喜欢人情。中国人的人情都是在合理的范围内,有一句话叫“升米恩,斗米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合理地对别人好,不能过分,过分就是溺爱,就是纵容;合理地帮助别人,也不能过分,过分就会害死他。
世界上的事情,如果离开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条件,就很难判断对错。西方人认为,学问是客观的,是中性的。中国人则认为,一切都要加上时间和空间的条件,这样才有办法判定是非。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嫂溺”,小叔子就可以拉她一把。如果此时再执著于“授受不亲”的话,就是没人性。因此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
二、组织成员的地位需调整(3)
在工作中,因时制宜是很重要的。当你的老板叫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关注你有没有在做。如果你打算先将手边的事情做完了再做老板交代的事,那老板肯定不高兴,因为老板的看法是,不是我叫你做的都是不重要的事情,我叫你做的才是重要的。
中国人的道理是变来变去的,随时在变,即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做不同的调整。很多人说中国人没有时间观念,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中国人进行祭祀等活动时,最有时间观念了。
很多领导抱怨他的干部们不准时,每次开会都拖拖拉拉的。其实这是领导自身的问题。如果国家领导人要会见这些干部,他们会迟到吗?当然不会,因为情况不同。
需变主从关系为主伴关系
我们原来把领导和下属的关系视为主从关系,现在时代不同了,我认为应该改为主伴关系,领导做主,下属陪伴领导。
主伴关系更利于组织发展
以前,领导和下属之间是主从关系,领导者完全做主,下属要绝对服从,很专制,各方面有不同的意见也不方便沟通,几乎是领导的“一言堂”。而且,上下级的界线划分得过于清楚,大家受等级观念的限制很难一条心。因此,以前企业的组织力有限。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应该转变观念,把主从关系改为主伴关系,即下属要陪伴领导,领导还要做主,一个团队没有头领,各自主张,步调不一致,那就变成有团没有队,有组织而没有组织力。但是,为了适应民主时代,“主”的定义应该有所改变:工作的时候,领导理应是“主”;工作以外的时间,就不一定以领导为“主”,领导也应该适当放下自己的身份,和下属打成一片。在不同的场合,遇到不同性质的情况,“主”与“伴”应该适当调整。
“主”应随着情境、随着情况改变,这样有助于促进全员参与。这里的“主”,指的是主要负责的人,而不是发号施令的人。成为“主”的人应该具有哪些能力呢?
让我们以曹操为例,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曹操的人生最高峰是在什么时候?我认为,他最风光的时候不是他封王之时,而是他率领83万大军南下攻打吴国孙权之时,史称赤壁之战。有人会认为曹操在赤壁之战时大败而归,那时应该是他人生的低谷。其实不然,曹操之所以输了赤壁之战,是有其必然原因的。他在那个时候志得意满,认为自己必会马到成功,而且打败孙权,将为他统一中国奠定稳固的基础。然而事与愿违,他铩羽而回,之后再也没有大的举动,而且再也不敢雄心壮志地要统一全国了,因此,我认为赤壁之战时是他的人生最高峰。
一个人处于最高峰的时候,往往踌躇满志,做事非常张扬。《三国演义》对赤壁之战这一段描写得非常精彩:曹操在大军出发之前,举办了一个誓师大会,目的是激励士气,“曹操正谈笑间,忽闻鸦声望南飞鸣而去”,乌鸦夜啼就是给他的一个警告,但曹操没有警觉,依旧雄心勃勃。他没有想到,自己将会一败涂地,这是其一。徐庶很有远见,他知道火烧连环船以后,大家一个也逃不掉,为了自保,他赶快要求去守关外。大家都知道,“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这句俗语,就是说曹操用计把徐庶骗回来以后,他“誓不为设一谋”,此时却突然要求去守关外,曹操却没有怀疑,按理说,像曹操这种疑心重的人却没有想到徐庶这一反常举动的用意,很奇怪,这是其二。
我一直认为,上苍是很公平的,当有重大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它会不断地给你一些征兆,问题是看你能不能意识到。当时,曹操太过自负,丝毫不以为意。直到黄盖要来投降的时候,程昱点明黄盖是诈降:“粮在船中,船必稳重;今观来船,轻而且浮。更兼今夜东南风甚紧,倘有诈谋,何以当之?”曹操才恍然大悟,但是,为时已晚,“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三国演义》的这段故事告诉我们,做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一定要见微知著。领导在作决策之前,一般会要求数据准确,信息充足,殊不知,此时这些信息已经毫无用处了,因为等你把所有的信息都搜集齐备,已是时过境迁,这些信息都已过时了。一个领导者,一定要能根据少量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否则就跟不上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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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成员的地位需调整(4)
主伴关系即主从合理配合
主伴是从主从演变过来的,合理的主从关系就是主伴关系。那“主”跟“从”怎么配合才算合理呢?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从有形的方面看,做主的人应该负全责,但从无形的方面追究起来;做从的人才应该负全责,否则,团队就没有组织力。实际工作中,是干部帮助领导作决策的,而表面上让领导来作最后的决定,这样的团队才是高效的团队。如果在团队里,凡事唯领导马首是瞻,其他的人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或者只是提供个人意见,而不参与任何决策,这个团队是非常弱的。因为领导不是神仙,他只是一个凡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往往一个错误的决定会改变原本有利的形势。
第二,做主的人最好是通才型的,而不是专才型的,否则他就会带有很强的倾向性,很容易偏激。而做从的人是能兼顾各方面的“专”,而不是单一的“专”,否则几个人都偏到某一方面去,忽视其他方面,也等于为自己设置一个陷阱。如果做主的人和做从的人都是“专家”,那么这个团队是不周全的,就像一个不完整的人,很难健康发展。一个正常的团队,要能面面俱到,你不能指望领导做到这一点,他也不可能做到,而是要有一个由各种专家组成的完备的团队,他们可以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提供科学的建议。
做主的人要尽量把自己变成通才,千万不要总强调自己的专长,可以说,做主的人只要有专长,就会有偏见,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做任何事情只要做久了,就会有职业病。一个搞财务出身的总经理,经常会陷入财务危机,因为他做什么都要先考虑财务,财务应该是财务经理负责的,不是总经理考虑的事情。
第三,做从的人要站在“不从”的立场来“从”,不能站在“从”的立场来“从”,即做从的人如果存心要顺从,存心要听“主”的话,甚至揣摩他的想法,那就糟糕了。我一直认为历史上没有坏的皇帝,只有可怕的爪牙,因为没有一个皇帝登基以后就下决心搞垮自己的社稷,他总希望自己的江山能够千秋万代地传下去,而搞垮社稷的,是那些出馊主意的人,即所谓的佞臣。
有很多干部喜欢揣摩上意,讨好领导,甚至谄媚,这样做只会把领导害死,这就叫爪牙。一个好的干部要站在“不从”的立场,才能合理地“从”,站在“从”的立场就是完全盲目地服从,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当然,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几千年来,只出了一个魏徴。
人们一般将魏徴视为忠臣的典范,但做从的人千万不要学他,否则不会有好结果。几千年只有一个“魏徴”,就说明了问题。魏徴是很特殊的,他有幸碰到了唐太宗,如果换了别的皇帝,他早就被杀了。我们读史书就可以知道,魏徴对唐太宗讲话,态度很过分,完全是教训的口吻。所以,“不从”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我归纳成四个字,叫“适可而止”。意思说,做到差不多,就不能再坚持了,做从的人还是要给做主的人留有面子,尊重他的立场,最起码在其他人面前,维护他的形象,这是非常重要的。
案例
总务处处长的顺水人情
某个学校的图书馆规定了关灯的时间,时间一到,就会强迫学生离开,这样做是因为电费非常高,而学校经费有限,必须厉行节约。但是,这给学生带来很大的不便,学生不断争取图书馆要24小时开灯。校长迫于形势,想答应,又因经费的问题掣肘。
一个学校有没有经费,不是校长应该操心的事,而是总务处处长的职责。校长本可以说:“无论有没有钱,该做的事就要做,没有钱你总务处处长要想办法,不然你这个总务处处长就是失职。”但是校长没有明说,他很高明,只是征求总务处处长的意见。总务处处长考虑:如果学校多花一点电费,能够培养出一个爱迪生来,也很值得,而且现在的形势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不如卖个人情,经费的问题只能另想办法。于是,总务处处长很痛快地答应了,给足了校长面子,后来总务处处长不但通过其他途径从校长那里申请到电费,还做到专款专用。这是校长对总务处处长的回报。做从的人一定要记住适时给做主的人卖人情,人情前还要加两个字,变成“顺水人情”。
二、组织成员的地位需调整(5)
当一个领导问干部对于他的评价时,干部往往说些好听的话来应付。但所有领导都会这样说:“讲真话,不要说假话。我这个人,没有别的长处,闻过则喜。”有些干部就上当了,对领导的过错直言不讳,这无异于自掘坟墓。
当干部的千万不要上当,干部不能放过忠言直谏的机会,但是一定要看时机,要等领导心情好的时候,要不然自身难保。干部绝对不能凡事都听领导的,否则领导会怀疑你,要么虚伪,要么不负责任。适当地表达你的意见,而且适可而止,绝对不能超越你的领导,这就是做从的人的生存之道。
主从关系视具体情况而变
主从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平常是按照职务来分,但当情况不同时要有一定的调整。比如说,当领导的遇到事情会问干部,“你觉得怎么样”,这样他把主从关系改变了,但是最后做主的还是他。
还有,在干部的地盘里面干部就是主了,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一个高层主管到基层后,基层主管才是主。中国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叫“不怕官,只怕管”,“官”一定要跟“管”配合,才有效果。
所以说,主与从之间的关系应该这样形容,红花也需要绿叶配。再好的领导,也要有几个愿意给你面子的干部,要不然的话,“主”就不像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主”必须在某些地方要让“伴”得到满足,否则的话,“伴”就没必要劳心劳力。
其实主伴用现在的话来讲,就叫做角色扮演,这种关系可用四个字概括为“君君臣臣”,这里面的“君”和“臣”是相对的,领导像领导,干部才会像干部,反过来,干部像干部,领导才会像领导。干部一定要替领导着想,该给他面子时一定要做到,不能让领导单枪匹马地去战斗。
案例
秘书工作的三大难题
秘书工作是很难做的,秘书工作的首要难题是要安排领导的时间,你不能让领导太累了,也不能让他太闲了。秘书是领导和干部之间的桥梁,干部有什么事情,都要先告诉秘书,由秘书来安排优先顺序。如果秘书的优先级和领导想的不一样的话,秘书就会进退两难。
秘书工作的第二个难题是,当领导出差的时候,秘书怎样让他能够完全了解公司里发生的情况?如果领导回来,发现自己得到的信息和事实不符,就会责怪秘书。秘书只能做到,将自己做过的事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呈交给领导过目,书面报告总比口头报告详细。
秘书跟领导之间始终会存在时间差,这是秘书工作的第三个难题。时间差是指,当有紧急情况发生,需要马上处理时,领导却不在。比如说,领导正在开重要的会议,突发紧急状况,秘书如果通知领导,就会耽误时间,如果代替领导行使职权,就会越权。而且秘书和领导的意见永远不可能百分之百一致,秘书处理正确还好,处理错误的话,后果就会非常严重。
发生这种情况,秘书有三个选择:第一,只要时间许可,就一定要请示领导。现在发明了很多现代化的工具,如手机等,利用这些工具可以随时随地与领导保持联系。如果秘书不先请示,领导就会怀疑秘书的动机。所以,只要时间许可,先问后做,给他充分的尊重。第二,时间紧急,就先斩后奏。时间紧急的时候,你还要到处找领导汇报,领导就以为你是想出他洋相,让大家都知道他常常不在办公室。第三,实在没有办法,只能边做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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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队管理的重点在于心(1)
对中国人而言,心是最可靠的。中国式管理讲的就是关心。什么叫关心?就是把别人的心关起来。身在曹营心在汉,是没有用的。人在哪里不重要,心在哪里才是重要的。
让下属把领导装进心里面
团队的重点就是心跟心的结合。我常常问一些企业老板:“你作为领导,最重视下属的哪方面素质?重视他们的能力吗?重视他们的品德吗?还是重视他们的家庭背景、健康状况?”答案是,这些都不是优先考虑的。那老板最关心的是什么?答案是:我的下属心中有没有我。
举个例子,干部甲讲的话你会听得进去,而同样的话如果是干部乙对你讲的,你就听不进去,就是你发现干部甲心中有你,而干部乙心中没你。这虽然过于主观,也是不科学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当领导的人可以反思一下,自己是否也有同样的状况,不要害怕承认,这是人之常情。干部甲心中有你,你就会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你着想的;相反,干部乙心中没你,他提出意见,你自然斟酌他的动机,也就不容易接受他的意见。
所以心才是最重要的,中国有句话,“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行”,说的就是心的重要性。我们在看爱情片的时候,常常看到这样的情节:每当男女主角吵架,女主角一般都会说:“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你的心中根本没有我。”可见,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人们都重视“心”的存在。
身为下属,要让领导知道你的心意,但是千万不要跑到领导面前:“报告领导,我的心中有你。”这样绝对会适得其反。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很微妙,有很多事情是不能说的,说了只会得到相反的效果。你要想有前途,要得到领导的赏识,只能让他感觉到你心中有他,心意要靠“心”的交流,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要用行动来表###迹,而不能口头保证。中国人不太相信口头的承诺,却相信自己的感觉。中国人之间的感情多靠感觉来维持,外国人之间的感情多靠语言来维持。外国的情人之间总把“我爱你”放在口头上,说得久了,就成了口头禅。中国人比较聪明,一般不相信这些习惯用语。老实说,如果一个女人轻信“我爱你”这句话,注定要离婚。
让员工把公司当成自己家
中国人在形容一个人敬业的时候,常说他以公司为家。长期以来,领导者也在追求让员工都以公司为家的目标。但是,要注意,这里的“家”不是我们的小家庭,领导与员工也不是爸爸和儿子的关系。我们许多人就是把“家”当做小家庭来认识的,这是错误的概念。中国人所谓的“家”,是指家族,它是由多个小家庭组成的。小家庭相当于公司里的部门,而公司相当于整个家族。中国传统家族的族长也是很难当的,无论某个家庭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找族长出面解决。族长既要管好小家庭,也要兼顾大家族的利益。所以,如果我们把公司只看成小家庭,是没有办法管好公司的。
公司能不能经营得好,看员工有没有齐心协力,是不是一条心。把员工变成家人,让所有员工都把公司当成第二个家,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因为天底下只有一家人才是一条心。现在很多家族企业都学习西方的管理方式,聘用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在管理水平上或许更胜一筹,但是在“心”上,他永远比不过家人,只有家人才会全心投入,当然这里不排除有一些别有居心的“家人”。
领导切记得民心者得天下
每个领导都追求成功,真正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我提出一个参考答案:成功就是抓住别人的心和别人的钱。有100个人愿意把心交给你,你就可以领导100个人共同奋斗;有100个人肯把他们的钱交给你去运用,你就有100个人的资金。中国人很难把心交给你,中国人很怕把钱借给你用,这是事实。如果你做不到这点,只靠自己的心力,那你很快会心力交瘁;只靠自己的本钱,那你的生意规模也是有限的。如果有一群人,愿意把心交给你,愿意把钱交给你去运用,你就成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备在桃园三结义之时,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础,因为他获得了关羽、张飞的心和他们的钱。
三、团队管理的重点在于心(2)
要想成功,首先就要得人心。古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得人心者昌,都是至理名言。身为领导者,你能够包容多少人,你就可以带出多少人的团队,而且彼此如一家人一样,合作默契,这是成功的开始。
那具体什么叫做“心”呢?这里的心不是指你身上跳动的器官,那是心脏。西方人基本上不太懂什么叫做“心”,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心”,他们只知道按规定办事,根本就不用心。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用心的人,我们的心在哪里?
佛经里面说,颠倒心。颠倒就叫心,什么意思?当你想事情的时候,你想完好的一面后又想了坏的一面,这就是颠倒,你的“心”就体现出来了。只想好的一面,那是一厢情愿,是不用心。同时又想坏的一面,这就是用心的表现,因为你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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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适的管理才是最好的(1)
以人为本的团队管理必须以人性为基础,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因此,团队管理理论没有对与错、好与坏之分,只有合适不合适之分,合适的管理才是最好的管理。
美国人利用契约控制员工
美国人重视契约、合同,一切以书面为凭据,通过契约把工作和个人的专业捆绑在一起。你有什么专业,我现在有什么工作,只要合适,就定一个契约,都按照这个契约去执行,这是很单纯、很简明的。其问题有两个:其一,有能力的人受到限制,没有办法充分发挥;其二,当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契约形式很难应用。
战后的日本为什么能迅速崛起?就是因为,当环境迅速变化时,美国人感觉到很吃力,而日本的管理体制弹性较大,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中国人的管理体制也具有很大的弹性。中国人“唯恐天下不乱”,因为中国人有能力拨乱反正。
这不是在贬低中国人,不可否认,中国人有人性弱点,但是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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