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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行天下:中国制造未来十年新格局-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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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才让苹果重新把创新能力扩散到所有的产业,又重新有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IT产业格局最大的特点就是模块化、标准化、水平分工。随着IT技术的应用渗透到越来越多的产业,越来越多的行业也变成模块化、平台化,全球的产业链被分解为越来越多的相对独立的环节,从垂直整合变成水平分工,越来越多的产业的结构变成平台化、标准化,不同的企业生产其中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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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的世界(2)
在这样的开放平台上的通用技术的兴起,已经成为近年来全球竞争最主要的趋势之一,从IT领域里的Linux、Java、USB接口到生物技术领域的开放的人类基因序列等等,大家都在尽可能构建一个标准化的平台,每个人都可以把力量聚焦在某一个环节的创新,而不用不断地做整体的系统创新。模块化的结构最大的好处是创新速度很快,而且成本也可以快速降低。新技术更快地出现,而模块化、标准化的特征使得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被迅速应用。产品的不同部件在不同国家研究,生产,组装和销售。
由于芯片、卫星、光导纤维、因特网的发明,导致通讯成本迅速下降,使今天的世界能比以前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全球的低成本实时沟通成为可能,工作流的出现让大家在全球的各个环节去完成同一个任务,原来必须在同一个地方,由同一个人完成的工作分解到全球各地,这样就能够充分地利用全球各个地方完全不同的资源,可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资源的整合,包括开放式创新、外包、强大的供应链的管理等,世界经济一体化真正得以实现。
世界是扁平的,每个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可能利用的全球的机会也越来越一致。而企业与国家也是如此,可以比原来更容易的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势,体现价值,而不会更多局限于原来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格局。
1990年代末,资本、技术和信息的民主化同时来到,曾经存在的似乎无法克服的各种壁垒在迅速消除。对于西方世界之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技术趋于平台化、模块化,极大地降低了技术壁垒,使得后发国家可以从最简单、最小的模块切入,可以从附加值最低的环节介入,不断地累积经验,累积能力,累积资源,再通过一个个模块往上延伸,逐步突破竞争的壁垒,这样比一开始跟巨无霸竞争要好很多。
众多的后来者开始进入了他们原来无法企及的领域。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书中写道,“今天,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成了生产者,而今天的全球化也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将生产原料运往发达国家,再由发达国家生产出成品,发展中国家再从发达国家买回成品。不!今天,由于技术民主化,各种国家都有可能得到技术、原料和资金,也都有可能成为生产者或合同承包人并亲自完成高精技术生产或服务,这也成了将世界编织在一起的更神秘的力量。”
扁平的世界(3)
在世界范围内;技术创新的平均生命周期在19世纪约为70年;而战后缩短为50年;80年代再缩短为10年;目前;仅为3年到5年;一些高科技行业的产品周期甚至只有18个月左右。产品生命周期的急剧缩短,意味着技术壁垒加速消除,原有的产业领袖无法再安享技术领先带来的超额利润,而后来者甚至可能通过颠覆性的创新获超越前者。
颠覆性的创新完全打破现有的规则和模式,能够推翻现有的势力平衡,甚至改变竞争格局。当颠覆性创新出现的时候,一般原来的龙头老大往往都面对着失败的命运。颠覆性的创新,由于技术上有断裂性,或者是完全不同的技术路径,或者在性价比上会有飞跃,对原来的企业往往会有很大的打击。
如IP电话。基于互联网IP技术的电话最早出现的前7、8年内,对原来主流的电信并没有产生冲击,但是它的创新,当它的技术、性能好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过去两三年内大家都能感觉到IP电话的质量、可靠性、价格都已经完全超越了传统电信,对传统电信运营商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因为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基础,而且业务模式、运营方式、核心能力、固定资产的投入,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对传统的电信运营商来说是巨大的根本性的冲击。类似这样的技术变革,可以帮助后来者改变整个行业的格局大的机会。
而居于金字塔底层的人们,也前所未有地成为了产品和服务的目标客户。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大部分,而在这些国家中,底层的人、比贫困线好不了多少的人又占据了巨大的人口比例,一直以来,单独给他们提供服务,成本结构很不合理,他们被隔离在全球市场之外。这个人群的基数非常大,40、50亿人,即使每人只能花2、3元钱,也是100亿规模的市场。世界变得扁平,使得一些企业有可能把底层的客户打通,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去服务他们,聚沙成业,底层的人也可以成为有价值的市场。
世界在扁平化,其本质是一次全新的成本革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球产业格局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横亘在原有的市场领先者、后来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历史藩篱正在消失,最有效率地利用全球资源、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最新的产品、寻找到最优性价比的企业将是赢家。
扁平的世界(4)
过去30年,得益于历史性的改革开放,在空白的基础上诞生、在残酷的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正在成为可能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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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中国(1)
我终于理解了9%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什么——一个从不停止运转的经济,工作昼夜不停的轮班倒以弥补失去的时间。对中国而言,需要弥补的时间是550年。
——杰弗里。萨克斯,1992年
1434年,明朝的皇帝解散了郑和率领的船队,结束了海上贸易和探险,开始了闭关锁国的历史。这也是天朝大国走向衰落的开始。此时的中国,技术在全球仍居于领先地位,直至17世纪工业革命使西方世界崛起。
中国错过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当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在美国兴起时,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从始于1970年代末期的全球化浪潮中获益巨大,成为这个浪潮中最大的受益者。
中国的改革选择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路径。
1978年时,中国是一个庞大而效率低下、为贫困和商品短缺所困扰的农业国,农业占据经济总量的70%,人口的70%是农民。计划体制最先在农业部门被打破,农民分田到户,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交易自己的农产品,同时,被允许成立一些简单的小型加工企业——在早期,大部分是粗陋的手工作坊,最初中央政府的规定是,雇佣人员超过8人就违法——这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
农业部门的自由化不仅使中国收获了农业的大丰收,同时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使他们获得了离开土地到外就业的自由,这为“中国制造”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劳动力储备。
在城市和工业部门进行的改革,则使“中国制造”获得资本、技术和市场空间。
1980年代中期开始,政策放松了对私人成立企业的限制,经济中的私有成分大量增加,使得中国人不再只能从僵化而缺乏激励的国有企业获取产品和服务,私人企业得以从国有经济的补充逐渐成长为市场中最具竞争力的部分。
而价格改革在经历了混乱的双轨制之后全面放开,中国企业前所未有地获得了产品的定价权;基于价格信号的市场竞争由此成为可能。
同时,中国对外部世界打开大门——1980年代初起,中国开始尝试开展国际贸易和吸收外国投资,他们设立了一些经济特区(即西方概念中的自由贸易区),允许外资设立工厂,并向更多的企业发放进出口贸易的许可证。
开放的中国(2)
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方兴未艾,打开大门的中国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新洼地,大量外资涌入。他们带来中国缺乏的技术和资本,并雇佣大量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为国际市场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1992年之前,来到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以香港、台湾等地的华人资本为主,1992年中国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欧美主流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1992年一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就是1978年以来各年的总和。
数以千万计低成本的劳动力、国际市场上的先进技术、不断追加的资金,加之中国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使中国出现历史性的起飞——短短数年的时间里,中国已开始成为服装、制鞋、塑料制品、玩具和电子配件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国。
来到家门口的外资,为中国本土企业提供了学习和模仿的便利,过去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中国人首次可以全面接触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和经验,并进行基于中国现实的借鉴、模仿和复制。
价格的松绑、市场管制的放松,外资和本土私营企业的迅速增长,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一直受到政策保护的国有企业大量亏损,难以为继,中国政府被迫在1990年代中期全面启动了国企产权改革,虽然这一改革的过程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巨大争议和社会分裂,但最终中国国有企业的数量从数十万家减少到不足一万家,国有资本大量退出竞争性行业,使得社会资源不再被缺乏竞争力的国企毫无价值地消耗,众多私营企业得以支配远较过去丰富的资源,获得了远较过去广阔的成长空间。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进一步对内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同等强烈。2001年,中国结束了漫长艰苦的谈判,加入了WTO。6年以来,中国逐步兑现当年的入世承诺:制造业已全部对外开放;在世贸组织分类的160个服务贸易部门中,我国已开放了100多个,开放比例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的开放也在按预定的时间表顺利推进。
与日本、韩国的同等发展阶段相比,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远高于日韩,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日韩现在还要开放得多。
开放的中国(3)
改革打破了中国僵化的计划体制,使市场竞争成为可能,中国企业的创造力得以释放。而开放则给中国带来了资本、技术和国际市场,也使中国企业在成长初期就置身于国际竞争中。因为中国开放了,因为中国有了市场经济,也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完全参与了全球产业转移过程,全球化的进程因中国因素而加速。
2001年后,中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地。1980年,中国的出口额仅为数十亿美元,2000年超过2000亿美元,到2006年已上升为9700亿美元,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
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背后,更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中国作为全球主要消费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对跨国公司而言,中国仅是潜在的市场,仅有少数的高端人群可以消费他们的产品。相当长时间里,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各执一端——弱小的中国企业做农村市场做低端,而跨国公司专注于沿海城市的中高端,低端产品领域内中国企业间残酷的价格厮杀并未波及后者。
但随着中国市场的饱和,爆炸性增长的过去,中国市场的竞争也开始进入白热化的阶段,跨国公司发觉他们在中高端领域受到中国企业的挑战。
低端领域残酷的价格战迫使活下来的企业选择往更高端突破。在这个过程中,新兴中国企业开始了成本创新——不再是简单地低成本生产服装、鞋帽等低端产品,而是进入了附加值更高的领域,用低成本生产高科技的、个性化的或专业化的产品,如手机、个人电脑等。同时,在传统行业内,中国企业快速从生产向设计,研发,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扩张。
正日益扁平的世界为中国的先行者提供了外部技术的支持,中国人开始尝试创造性地将新技术与中国市场的需求结合起来,他们进入力所能及的所有领域,尝试提供新产品,寻找符合中国实际的性价比,为普通消费者大量提供不那么精致、但足够实用的最新高科技产品或专业产品。
这样的中国故事在各个产业领域内一再上演,提供给全球消费者的经济价值方程式已经被中国竞争者以成本创新的方式改写。受益于全球化的中国企业,他们发动的成本革命让所有人都被压到一个新的环境下生存,此时,他们已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动力,新的游戏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
龙在敲门(1)
不能在中国取胜,就会在全球败北。——松下电器,2002年
比较优势
几项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比较优势,使中国不但从这次的全球化浪潮中获益非浅,并成为它的驱动力。
第一,中国拥有比世界大多数地方更便宜的大量研发人才。理解中国经济,已成老生常谈的一个前提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但人们过多关注传统上聚集在生产线上制造业的劳工,而忽略了中国具有大量低成本的研发人员,这使得中国企业在许多应用研发领域有了突破的机会。比如2005年以来每年4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带来了就业压力,但是这对于低成本研发的推动是很大的帮助。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优势是过去50年基础研究的积累。建国后被封锁的30年内,为了自身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需要,中国实际上形成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全成体系的国防科研系统,在实际上培养了一批相当好的科研人员,而且很多技术都有了一定的沉淀。在技术创新当中,特别是在引进、消化、吸收西方技术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概念是吸收的能力,原来的基础如何,决定了消化、吸收的水平和速度有多快。这是中国过去留下来的优势。最近的载人火箭和登月计划的成功再一次显示了中国在基础科研方面的积累和实力。
中国在研发方面有些突破的企业,往往技术源头都稀奇古怪,不知道某个地方某个研究所的某个人,花了20年研究出什么东西,跟市场化结合起来,变成了很好的应用。
第三,中国大量的海外留学工作人员,是非常重要的人才储备。从1978年以来,有近百万人出国留学。大部分人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并积累了很好的工作经验。其中25%左右已经回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最近上市的中星微,无锡尚德,展讯通讯等都是由回国人员创建的。
中国很有价值的研发基础,大量廉价的研发技术人才,现在又跟站在科研最前沿以及管理能力比较强大的“海归”力量结合起来,这三个独特的组合正在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奠定了下一阶段中国企业技术突破的基础。
龙在敲门(2)
第四,中国市场不但高速增长,而且有很多特殊性,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中国企业发展的天然港湾。
比如联想最初能够起来,就是因为有汉卡,为什么有汉卡?因为汉字的输入系统跟英文完全不一样。有中国市场的特殊性,让中国企业可以先有根据地,把东西做出来,再慢慢向外渗透。这些天然的根据地对于弱小的中国企业在早期的发展致关重要。而有中国特色的巨大本土市场,又为中国企业的差异化竞争提供了可能。
中国一方面低端市场巨大,使企业有可能形成规模效益,同时市场跨度又很大,几乎从最低端到最高端都有,这样又逼着企业锻炼出很多新的能力,像多样化产品的供应能力、复杂的渠道管理能力等等。这样的环境让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下生存下来的中国企业具备了强大的攻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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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字塔低端开始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大众消费者都可以视为金字塔底端的人群,他们构成的市场,是中国企业在成长初期积累能量的场所。
在这个底层市场中,支付能力有限的消费者最关注的就是价格,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并非胜出竞争的最重要因素。这是跨国公司完全不熟悉的市场,他们无法习惯在这样的氛围内生存,中国企业却如鱼得水,他们与这个人群的基因相同,知道需求在哪儿。
这个市场一定会发生价格战,残酷的价格战迫使中国企业把有限的资源优势发挥到极致,把成本做到了别人想象不到的程度,这个市场则为价格战中活下来的企业提供足够大的规模——这个规模令人吃惊,格兰仕生产微波炉,上来就是一百万台、五百万台、八百万台、一千二百万台,完全是几何级数增长的规模。规模效应带来的是成本的快速大幅度下降。竞争对手往往一下就被打乱了,因为双方的规模往往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在价格战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生存能力一定是最强的,他们可以把底层市场做得无比扎实,把性价比做到最优,然后再向产业链中附加值更高的环节突破,通过一个一个细分市场进入中端。
面对中国企业的进攻时,跨国公司一般选择往高端退,但越往高端规模越小,跨国公司面临困境:除非是创新的速度可以超过中国企业学习的速度,否则可能是死路一条——中国企业在下面把规模做大后,可以有能力从容地一个一个占领更高的细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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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学习
全球化为后来者打开了知识的大门:新工人们除了利用他们自己的头脑和体力,还可以利用世界所积聚的知识和技术,后者的利用比例在不断提高。
随着世界上的知识越来越系统化,并从硅谷人士等特殊群体的头脑中转移到电子图书馆或者互联网上,以低成本将新概念和新技术相结合的可能性注定将增加。在这种系统化的知识中,有部分是拥有专利知识产权的,但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的那样,大部分知识将可以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所用。
正是这个获取和吸收新技术的新机会,使中国产业的生产力自1995年以来一直以每年约17%的速度增长(不包括由国家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众多新兴的中国企业是发展的先头部队,它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通过多种渠道向世界学习——搜索互联网;观察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聘请外国专家、供应商或专业服务公司为它们在中国工作;与外国公司结盟或收购外国公司;以及建立海外研发和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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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水平分工造就世界工厂
随着外包业务看似无情的扩张以及产业价值链被分拆成“即插即用”的模块,新来者打入全球市场的机会将增加。这是因为,这些本为了节约成本和让更多企业专业化的发展,也让新进入者参与到全球联赛中来,这些新进入者们尚未获得提供一套完整解决方案的必要技能,而只是把精力集中在这些模块化行为中的一种上。
这种趋势对中国企业最大的意义是降低了进入壁垒。
例如在手机行业,中国企业之所以能有2003年能有个很大的突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产业链当中原本被整合在诺基亚、摩托罗拉这些大企业中的设计环节被剥离出来,产业链当中突然多出独立的设计公司的环节,帮助中国企业克服技术壁垒,进入全球市场。
这个因素现在越来越明显,像汽车,奇瑞之所以能够快速地推出这么多产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跟意大利的设计公司,奥地利的发动机公司有很好的合作,实际上在全球整合资源,借助外脑的力量,在产品层面上进行创新和整合,这是很大的机会,而且跨国公司在过去20年,反复强调的是聚焦、外包,换句话说,他们把产业链中越来越多的环节让了出来,中国企业正好可以把很多这样的产业环节接下来,这是很大的产业演变的趋势。
中国企业进入世界竞争的壁垒由此而大大降低。由于水平分工,中国企业现在可以只从组装和制造这个环节切入。而当年日本企业的崛起是靠汽车跟电子两个行业全部吃下来才进入了世界之林,那需要产业政策的极大倾斜。韩国则是拿全国的力量集中去拼几个产业,才形成了一些突破。但是中国因为完全适应了全球化的浪潮,由于模块化、由于水平分工,我们相对比较轻松地把别人组装和制造的环节拿到手上了。
只有当中国企业开始崛起的时候,西方才有可能把制造环节都剥离出来,迅速地移到中国,中国从一个低端的制造业中心变成所有制造业的中心。中国制造的崛起与世界的扁平互为因果,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工厂”的称号,既非日本亦非韩国,却独独为中国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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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两极分化
一位社会学家做过分析,全球化时代有其实没有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区别,每个国家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国家、企业或个人,或者参与和分享全球化的果实,或者压根儿就不能进去、沦为底层,世界将两极分化。
近年来,在西方社会一个重要而显著的现象是中产阶级在萎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化使中国和印度的数亿人口进入了制造业,欧美、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的低端工作,原则上都将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中国和印度,西方国家中不能提供差异化劳动的人群,他们整体的工资水平一定下降。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向下滑落成为必然。
在中国国内也是一样,能够参与全球化、分享这个盛宴的人变得越来越富有,甚至是国际级的富有,但那些非技术工人的相对收入并没有提高。可以看到中国和世界都在两极分化,而且在互相影响,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宏观格局——某种意义上,只有当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基本上被世界市场吸收完之后,中印的整体工资水平才能够往上拉,美国、欧洲如果转型成功,也才可以重新把本国的低端人群纳入到一个新的全球产业分配格局下,那个时候可能全球的人均GDP将到达一个更高的层面。这就是文明的进步。
但在那一天之前,全球消费市场将受到两极分化的冲击,产品的性价比均衡将向下调整,而中国市场将更为重要,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边界将更为模糊,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将在本土和海外同时进行,对于具有成本优势的中国企业而言,这并非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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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战将持续
许多人认为中国企业家不理性,为什么总要打价格战,为什么不去做技术……现在看来,在全球化背景下,价格战可能是常态的竞争格局。
人跟资本的供给都变得无限大,在人跟资本都没有壁垒时,很多新的产业技术能够维持垄断利润就只有短暂的刹那,产品生命周期变得非常短,任何一个技术只要能够模块化复制,基于这项技术的产品立刻会变成同质化的竞争,利润立刻就会降到非常低的状况。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早在1942年就指出,增长的过程是“从内部持续革新经济结构。旧的技术不断被破坏,新技术不断产生,这一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在此理解为市场经济)的精髓。”
当中国企业参与到全球竞争后,“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在加速。任何一项新技术,只要模块化、标准化,中国企业就能很快掌握,而一家中国企业学会了,全中国的企业很快就会学会,然后会有新的价格战,没有人能想到产品可以便宜到这种程度,存活下来的企业有点像超人,肯定比任何一个跨国公司都要强,然后再回过来挑战跨国公司,这是非常新的生态圈。比如,在通信技术领域,任何一个技术,只要华为做出来了,跨国公司就大幅度降价,否则他们将失去市场。
“更平的世界”为中国公司打开了门,利用它们最基本的成本优势,以新的方式来与老牌公司竞争。当它们这样做的时候,来自低成本国家的竞争者与高成本地区对应者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扁平化,推动全球竞争进入更有效的全球资源配置和经济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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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成本创新颠覆全球竞争格局
全中国的企业都在拚成本。如果说,中国企业最初的成本优势来自于天然的成本优势——廉价劳动力和规模效应,以及市场不完善时人为压低和扭曲的资源低价,那么目前,许多中国企业已经开始确立创新带来的成本优势,即“成本创新”。以低成本的方式进行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的方式降低成本;这将成为未来全球竞争的核心。
虽然自主创新已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但目前中国企业离原创基础技术的研发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国的自主创新,更现实的路径是通过应用型技术的创新实现性价比飞越。
为了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国际市场上的老牌玩家们只在那些愿意为高价付费的部分市场推出新技术,然后逐渐把这种技术转移到价格较低的规模市场上。但全球化给新兴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机会,他们运用高科技来削减成本,并大大提高大众市场现在希望购买的各种产品的经济价值,他们的成本创新截断了老牌玩家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加速把高科技引入大众市场。
最主要的竞争,在中国市场上看得很清楚:中国企业不断从低端往高端走,跨国公司不断从高端向下面渗透,他们将在中端市场短兵相接,决定成败的因素将是性价比。
成本创新将颠覆全球竞争格局。我们从接下来的许多案例中看到了曙光,也看到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正在沿着这一轨迹前进。他们之中,将出现多家世界级企业。
下一个十年之后,也许“中国创造”会出现,但这已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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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的秘密:穷人的创新(1)
几何学创始人阿基米德曾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支撑起整个地球。1978年时,没有人可以预见,贫穷而封闭、农业占经济比重70%、技术落后西方国家100年的中国,在30年后,会因其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而使曾遥遥领先的西方国家深怀警惕。从打火机、玩具、服装、家具到电池、洗衣机、集装箱、数据交换机,数以亿计的“中国制造”每天运往全球各地,而它们的本土生产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逼近并力图超越各个领域内的全球巨头们,他们已成为这个时代最富进取心的一个群体,而他们的野心从未如此富有现实感。
饱受压力的西方竞争者们批评,“中国制造的价格不符合经济规律”。这样的指责或许并非全然强词夺理,它提出了大部分人的疑惑——中国制造如何将成本控制在“不合理”的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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