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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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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允：1995年3月份，在我家附近，骑着车子，中午吃饭的时候，突然遭到袭击，几个小伙子抓我脖子，一拳就把我打倒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突然袭击我，袭击以后接着打，打耳朵，耳朵内出血了，眼镜打飞了，两个上手了。第三个再上手的时候，群众来了，来了以后制止他们了。
王 志：你跟别人有纠纷吗？
郭光允：跟任何人没有纠纷，一辈子我就没想欺负过谁。
王 志：什么人打你呢？
郭光允：最后还没落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因为打了以后我没死，紧接着7月份出车祸，我在前头骑车子，那天碰到大雨，水这么深，在前面的小路上，也是我家附近。我听到后头可能是汽车的声音，怎么这么吓人，这个声音这么大，我立刻往水里扎，因为当时边上有这么深的水，骑不动，我骑的靠中间一些，当我往里扎，我不知道了，啥也不知道了，据人家说10多米，当时我就休克了。
1995年7月的一天深夜，就在郭光允骑车回家的路上。一辆轿车突然从他的后面猛撞了过来，当时他就昏死了过去。
脑部、头部撞烂了，脑子严重脑震荡，肾脏有伤，背部肌肉韧带严重挫伤。
王 志：是正常的交通事故吗？
郭光允：我现在还不清楚呢。但是交通事故处理的时候，这个交警竟然把我判输了，并且他没见过我，交警没有询问过当事人，没询问过我，什么情况下都没有，我都不知道。
王 志：这三件事有直接的联系吗？
郭光允：我现在只是怀疑，我没有什么证据。
车祸之后，郭光允不得不在家里休养。而他就利用这段时间，起草了一份反映石家庄建筑市场混乱问题的举报信，这次他的目标直指时任省委书记程维高。
王 志：有没有一点危言耸听，这样的题目？
郭光允：没有，我换过几个题目，在打印的时候，我的题目还是程维高、李山林把建筑市场搞混乱了。在打的时候，我还查了字典，罪魁祸首是不是一个犯罪的词？不是，就是第一责任，所以醒目一些，我觉得符合事实，也符合社会上大家伙的议论。给中纪委寄了五封。但是剩了一封信，我舍不得烧掉他，我说这个事，河北省建筑市场这么混乱，是不是河北省的领导公正，搞这个工作的领导应该知道，我就把这封信寄给河北省检察院了。
王 志：你也是党员，书记也是党员，有没有可能通过组织生活来解决这个问题？
郭光允：解决不了，因为它不平等。程维高开始组织这次报复的时候，他在领导会上说，谁反对我，我就整谁，这都上了材料的。
王 志：你能不能找到更有效的方式去反映这个问题呢？
郭光允：在当时，甚至现在也没有更有效的方法，他们这样做，找到真实材料以后，我唯一的能力就是写信反映。我没别的权力，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向上级反映他们的问题，希望得到纠正。
王 志：为什么不署名呢？
郭光允：当时我觉得牵扯程维高了，还是不署名好。我当时想过，我不署名是怕打击报复，并且中纪委早早开过会了，鼓励署名和不署名检举揭发。
王 志：那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郭光允：我想达到的目的就是得到国家的重视，也希望查查下面这些人，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强调建筑市场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必须得赶紧整顿好建筑市场。
郭光允：如实举报（3）
举报信发出去一个月之后，1995年9月的一天，郭光允突然接到通知到一家招待所接受纪律检察部门的审查。他被询问的唯一话题就是他到底是不是那封举报信的作者。
王 志：没有署名怎么又找到你了呢？
郭光允：因为我写的信他们就找李山林的对头、对立面，他说你也反映过李山林的问题，我说是，我反映过，他还骂，这个人太不像话了，这个人真的有问题，真的太大了，我们来看看，想查李山林，我们想在你这里核实核实，看看你这里掌握多少问题。
当时我脑子很简单，我说我反映人家问题，有点晚了，我还不相信组织，我不相信人家，我这一说，和我的信差不多对上号了，反映李山林这一块和我说的差不多。我掌握的这些材料我都说了，第二次省纪委把我叫到省纪委机关，有一个姓什么的说，你现在后悔了吧？
王 志：害怕了吗？
郭光允：有点紧张，并且我感到大祸临头。我感觉到我写的信程维高看到了，程维高要报复。
王 志：他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措施？
郭光允：报复措施我说顶多给我党纪处分，我没想得这么严重。尽管我实事求是反映这个问题，也可能遭到党纪处分。
王 志：写了情况反映，不但没有得到回音，反而是这样的结局。
郭光允：但是我没感到失望，也没感到后悔。我据理力争，我不敢承认我写信，写过程维高，但是我承认，我写过很多匿名信，反映李山林等几个人犯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去查他？是应该查我还是应该查他？你们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如果不回答我这个问题之前，我其他问题一句话不说。
对于郭光允的审查一直持续了三个月，他一直拒绝承认是举报信的作者。1995年11月的一天，几个陌生人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们把郭光允拘押到了石家庄市看守所。
第一次提审提审了一分钟。
王 志：怎么审？
郭光允：进去以后，在军分区招待所的时候，有个高个子，他穿的公安服，我一进还没坐下来他就说，郭光允，知道我是干吗的吗？我是公安局的。你交代，写过匿命信没有，我说没有，好，立刻让他入号，罪加三等。我那个号通过好几道关，走到看守所的226房间，进去以后，里头有六个20来岁年轻的犯人，他们说我们是监护你的，我们上午就等着要抓你呢，我们等了一天了，你怎么才来。这六个犯人监护我，在地上睡觉，我在中间，一边三个，这六个犯人24小时不能睡觉，轮着换监护我，24小时，一人四个小时值班，屋里有十来个大灯，照着，24小时不关灯。然后就是天天提审，我问这里头住了多少人，他说住了800多犯人，可是天天听不到提审别人，老是从大东头就有人声嘶力竭地喊叫，“226房间，郭光允提审。”和唱戏一样。
王 志：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承认吗？
郭光允：没有，天天喊，天天叫，我有一个多月，还是很乐观的。
王 志：你对你反映的问题有数吗？
郭光允：有数，心里头有数，再一个，我自认为我已经53岁了，这么大老头子还经不起这个。人家贝·布托25岁被抓进去，死囚牢，10年抓了八次，最后34岁当总理，还不是反过来了。程维高就不可以提点意见。
王 志：最后怎么又认了呢？
郭光允：提审了我一个多月以后，我就开始闹病了，病得非常厉害，发高烧，将近十来天，好了两天以后，接着又发高烧，前后发烧20天，我身体已经不行了，我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第一想到家庭，不让家里人难过。如果我死了，家里人肯定怀疑，我在关押期间被打死的，家里人一辈子会难过的，我给监护我的人说了，我说你们出去的时候，告诉家人，我交代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打我，没打死我，是我自己病死的，已经到那个程度了。
王 志：想到死？有那么严重吗？你没有犯错。
郭光允：他们折磨我，很厉害。因为当时我揭发的事，都是程维高干的，程维高是省委书记，他们都想立功。
王 志：自己的身体是这种状况，认了又会怎么样？
郭光允：我觉得不认就是一种斗争，国家公民也好，一个党员也好，有权向国家机关和党政组织，甚至中央机关反映某个党员，某个领导干部的问题，我反映了，我不认就是一种无声的斗争，我就是不认。
虽然郭光允连续地发高烧，但是对他的审问却一天都没有停止，最终求生的欲望让郭光允承认自己就是举报信的作者。
王 志：认了以后发生什么事了？
郭光允：认了以后，要我交代每句话怎么来的，跟省里领导有没有关系，说完了以后，当时省纪委的一个领导，就找了我，他翻来覆去地让我交代，反复交代反程维高集团团伙的后台。
王 志：怎么又冒出一个后台来？
郭光允：为什么抓你呢？我们了解，你们是一个团伙，你是知道情况最多的，我们也相信，你只写过这一封信，其他程维高的信不是你写的，但是你知道是谁干的，在哪儿打印的，参与了几个，在哪儿提出的，你都知道。我说我一个也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他就反复让我交代，你必须交代出反程维高集团的后台。我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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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允：如实举报（4）
王 志：你的匿名信怎么会怀疑到别人的头上去了？
郭光允：因为这封匿名信程维高主要抓后台，抓住同伙，他不相信只有我一个人，他好像听说在过组织生活的时候，河北有集体活动，现在正好有这些信，他就想抓反程维高集团。
王 志：你的遭遇呢？有什么变化呢？
郭光允：后来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天天让我交代省里的领导，我说不认识，我不能认这个账，没有一个领导给我布置过，咱得合起伙来反对程维高。
王 志：最后给你的处分是什么呢？
郭光允：给我的处分是劳教两年。快过年了，腊月廿九，我想人家说我什么问题也没有，我想年前会出去的，结果腊月廿九我都出不去，还有一天过年，第二天是三十，我想，算了吧，安心睡觉吧，我身体不好我就躺倒睡觉了。中午值班的干警就进来了，“郭光允起来”，我理解成回家了，我就收拾我的东西，到了一楼，一楼有两个公安，然后就告诉我，就在这屋躺一躺，你被劳教了，还没进屋就说我被劳教了。我说专案组不是说我任何问题都没有吗？为什么判我劳教？他说我们说你没问题，但是省里要劳教你，省领导要劳教你。
王 志：那劳教的理由是什么？
郭光允：劳教的理由是说我犯有诽谤罪，我经过咨询，诽谤罪不应劳教，应该由法院判决。在这个问题上，程维高打击报复我，当时程维高打电话给省高院主要领导，省高院跟人家说至少判我5年到10年，要判我刑的。结果省高院经过研究材料以后认为我没罪，那么程维高后来就打电话找人家，怎么办，判决问题怎么办，结果这个院长就跟程维高汇报，说我们研究了郭光允没罪，判决以后要平反，这是个后遗症问题。程维高当场就在电话里大骂人家。
1997年初，接受了1年多劳动改造的郭光允以保外就医名义离开了劳改所。从这时候开始，他和亲友们开始无数次的往返于北京和石家庄，此时他们以公开的身份检举揭发程维高等人问题，也为自己的遭遇讨还公道。
王 志：你的希望在哪里？
郭光允：希望是我相信党中央，相信中央会管我的事。因为我反映的问题涉及程维高了，我想将来中央肯定会管这个事，所以我对党中央寄予很深的希望。如果真被打死的话，我当然是很不想死的，我只有活着我才能反映问题，我现在把内幕揭发出来，我要不活着，将来再怎么着也不知道真实情况，我想家里人也得替我伸冤。
王 志：我听说中纪委批过好几次？
郭光允：中纪委当然是帮了，中纪委应该是有能力帮助我。
王 志：那为什么他们的指示没有得到支持？
郭光允：因为还是权力问题，我觉得程维高把权力当成自己的，当成自己的权力，当成私有了。他提拔的很多都是坏人，坏得不得了。另外没暴露的也有，也是通过程维高上去的，因此我是非常无助的、弱小的。这么一个弱小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群众，你那么高的权位，不在一个层面上斗争，所以说就得受罪呀。
随着一系列和程维高有关的腐败大案浮出水面。郭光允被程维高打击报复的冤屈也逐渐得到了伸张。经过了8年的等待，2003年初，郭光允被彻底平反了。
王 志：你已经61岁了，你的期望是什么？
郭光允：我期望有待遇。或许能够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我给省委也提到这个问题，提到说我起码还会做一些技术工作，起码能做点技术工作。
王 志：你现在的身体是什么状况？
郭光允：我现在身体主要的就是高血压，心绞痛，糖尿病，最主要的是这三种病，再加上胃也不好，在劳教所里头，在看守所竟吃点菜汤，胃也不好，老缓不过来。
王 志：还有一个假设，如果整个事情再重来一遍的话，老郭会不会另外一种遭遇？
郭光允：如果再来一遍的话，我想比现在好，不是这种遭遇。
王 志：您个人会有另外的选择吗？
郭光允：我过去想过很多次，当时我别无他路。当时管工程的人，不说在全市管工程，就是沾点边的都可以发财的。在建设工程上，我也可以一起同流合污，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总觉得老百姓那么难，那么苦，那咱们为什么浪费老百姓的汗水，我没这么去做。当他们这么去做的时候，老百姓非常痛恨，一听说他们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老百姓听到这个，真是不可思议。
王 志：您觉得自己是一个胜利者吗？
郭光允：我不会认为我个人胜利到什么地方去，我也不这么想，我觉得如果说我这个事，能使我们党和国家，能够悟出点什么东西，那是最重要的。
回忆之重
因为隔着时间的距离，回忆对大多数人来说总是美好的，那些曾经经历过的难事、烦心事，隔了一段时间后再回过头来看，都会变成甜蜜的、难以忘怀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大多不会生死攸关，如果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回忆还是甜蜜的吗？
2003年8月9日，中央纪委在开除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党籍的决定中郑重地提到郭光允的名字——对郭光允的打击报复是程维高严重违纪的5项内容之一。而在此前，郭光允因不断检举程维高的问题而被戴上“诽谤省里主要领导”的罪名，这个罪名一戴就是八年。有的媒体在报道中，将这八年称作是“郭光允历经磨难，锲而不舍，与腐败分子不懈抗争的八年”，遣词造句之中增添了不少豪情壮志，但这是在正义最终取得胜利之后的报道。当我们真正面对郭光允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八年对他来说显得如此漫长，难以熬过，而在采访中，当他再回忆起八年中所经历的一切磨难，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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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允：如实举报（5）
也许郭光允根本不愿意回忆那些经历，当我们走进他家门的时候，我们感到他和他的家人产生的防范心理。实际上，他的家人防范心理还要重一些，因为郭光允在过去的八年中，遭遇过被人打，甚至被人谋杀，他的家人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他的安全。他们有理由担心，如果郭光允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直接出现在电视上，他又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看到，会不会对他的生命再造成威胁。我们理解他家人的担忧，如果郭光允拒绝接受采访，我们就打道回府，虽然我们在出发的时候打算要把这期节目在当周就制作出来，赶在周末播出。
但郭光允还是同意接受采访了，他说自己乐意接受采访只是想“警示全民”，他希望“通过我这个事，能使我们党和国家，能够悟出点什么东西”。也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不愿意直接表达出来，那就是他希望能够摆脱当前的尴尬处境，治疗疾病、改善境遇，这些郭光允急切盼望得到解决的问题还迟迟没有动静。
采访结束之后，为了赶制节目，摄制组返回北京，只留下摄像李卫华在石家庄拍摄节目的部分空镜，而在拍摄空镜的过程中，李卫华感到了几许无奈。去曾经关押过郭光允的看守所拍摄空镜，李卫华刚架设好机器，正准备拍摄，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就出来阻止。李卫华拿出了单位介绍信，又讲清楚了拍摄的原因，对方还是不同意，李卫华只好扛着摄像机离开。但是看守所的空镜又必不可少，于是李卫华找了一辆出租车，让出租车在距离看守所比较远的地方停下，重新开始拍摄，但是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发现后，再次出面制止，无奈之下，李卫华再次离开，换了一辆出租车，在出租车上拍下了看守所大门的镜头，第二天又用同样的方法拍摄了监狱的空镜。
郭光允虽然已经平反，但是在当时，他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当地不少人会小心翼翼地避开，生怕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郭光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在过去的八年中，有不少群众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但没有人给予他实质性的帮助，即便如此，郭光允仍然对同情他的群众表示感谢。
郭光允的经历被媒体披露之后，很多人以为，郭光允艰难的八年已经过去了，但是从现实中尴尬的处境来看，这一切真的已经过去了吗？对于郭光允来说，即使不再回忆过去，现在的一切也还是有些沉重。
贺建伟 欧阳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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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步轩：眼镜肉店（1）
陆步轩，1965年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1985年以长安县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专业，1989年大学毕业后曾在工厂、机关工作。1993年开始下海经商但没有取得成功，1999年开始在长安县韦曲镇经营肉店。
2003年7月26号，西安一家媒体以《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为题报道了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卖肉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随后又有数十家媒体对此进行了追踪报道，“北大才子卖肉”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陆步轩本人也在短短两个月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肉店老板，变成了一个新闻人物。数十家单位表示愿意为陆步轩提供工作，8月12日，陆步轩收到了来自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邀请，8月15日，美国一家企业开始和陆步轩洽谈合作开办连锁肉店。在经历了大学毕业以来14年的艰难后，他的生活面临着新的转机。
王 志：媒体给你曝光以后，我觉得你的生活发生很大变化？那你喜欢吗？
陆步轩：我这人不太喜欢出风头。
王 志：你觉得恰如其分的评价是什么？
陆步轩：这我倒还没想出来。
王 志：我也听到说，陆步轩就是高分低能的一个实例。
陆步轩：说什么的都有，也不奇怪。
王 志：从你内心来说，你真的觉得卖肉低人一等吗？
陆步轩：过去可能是，现在不一定了。
王 志：哪个角度说你是失败的呢？
陆步轩：从上北大到卖肉来说我是失败的，但从人生来说我不一定失败。
王 志：那成功在什么地方？
陆步轩：成功，如果北大以后再建个畜牧兽医系卖肉系，我就能去当个教授，我在这方面积累了好多经验了。
1985年，陆步轩以长安县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专业， 1989年大学毕业后，陆步轩未能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他所希望的研究机构，而是被分配回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
王 志：你失望吗？当时分配到这个单位的时候？
陆步轩：可以这样说。
王 志：为什么没有选择呢？
陆步轩：一是我们那时候是统分的，1989年毕业，国家统一分配的，一个人的命运基本上跟单位的荣辱联系在一起。再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时代比较重视名分，后来我也有机会到别的单位去干，为什么没去呢？咱们国家分企事业单位，我分配的时候是在企业单位，企业单位是最底层的。
王 志：这种层次的分别，是你想法中间的还是现实中间的？
陆步轩：现实中间的，企业的可以下岗，事业单位是银饭碗，国家机关就是金饭碗。
王 志：当时你从北大毕业的时候，应该是有这种机会，或者说后来的日子里面，有你这块牌子应该是管用？
陆步轩：那可能是几年以后的事了，开始没有。
王 志：事实上到今天可能很多人连分配都没有了。
陆步轩：现在是事实，我那时候上大学，大学生招多少？3％，今年招多少？61％。那不一样，那时候大学生有几个？现在是一大群。
陆步轩毕业后不久，就被借调到上级单位长安县计划经济委员会，1992年计经委分房时陆步轩因为是借调人员没能分上福利房，1993年，感受无法享受公平待遇的陆步轩开始主动下海，自谋职业。
王 志：如果你不是北大的毕业生呢？你还会这样想吗？也许我有一份工作就不错了？
陆步轩：我觉得人不可能永远满足于现状。
王 志：你当时的期望呢？
陆步轩：开始单位有投资，当时办了一个企业，小化工，对环境也有污染，产品也不太成熟。
王 志：你是学中文的，怎么想到办化工？
陆步轩：没法子，搞企业，中文能搞企业吗？
王 志：最后呢？结局又失败了？
陆步轩：也不能说失败。做单一品种肯定不行，后来搞其他品种，后来就搞装潢，从那时候搞起来的。
王 志：为什么会开这个肉店呢？
陆步轩：我那会儿一结婚，生小孩，三个人，她说靠你一个人在外面不行，现在反正也没事，说搞一个店面，开小商店，混一下生活。
王 志：做什么，小百货？
陆步轩：这个做的时间比较短，一做觉得不行。
王 志：怎么觉得不行呢？
陆步轩：利润太低了，不敢说绝大部分，好多的商店都做假货。
王 志：你也可以做？
陆步轩：我也不懂，我不屑于做假货。
王 志：为什么呢？
陆步轩：如果是做假货，人家找来咱们也不好意思，没有脸面。
王 志：为什么觉得不好意思，为什么觉得没有脸面？
陆步轩：可能是文化人，不太习惯这个。
王 志：这个时候呢？毕业证还是压在箱子底？
陆步轩：一直压着，这个事出来之前，周围的人很少知道我的情况。
1999年，陆步轩经营的小商店越来越难赚到钱，一家三口连生计都变得很难维持，因为听说开肉店一般不会赔钱，陆步轩就把商店改成了肉店。本来想搞研究做白领的陆步轩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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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步轩：眼镜肉店（2）
王 志：这个时候你怎么考虑的，卖肉可能在传统的观念离白领更远了？
陆步轩：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王 志：你可以不做？
陆步轩：不做，吃什么喝什么。
王 志：再找一份职业？
陆步轩：我从来就没想到过到哪儿去招聘，给别人干去。
王 志：所以人家说老陆很犟？
陆步轩：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不会看别人的眉高眼低。
王 志：是因为你性格本身呢，还是因为你所说的教育背景？
陆步轩：兼而有之吧。
王 志：生意怎么样？肉店。
陆步轩：我肉店开始生意不好，主要我是外行。做不了，雇的师傅，请人来做。
王 志：你把他炒了？
陆步轩：对，把师傅炒了以后没人了，就我自己亲自操刀。
王 志：这个需要技术的？
陆步轩：我那会儿技术差不多了，我那个师傅有个毛病，过去用那种弹簧秤，比如一块肉秤了一斤五两五，你说应该给人怎么算？算一斤五两吧，赔钱，半两，本身赚不下半两，赔钱了。他就给人家算一斤六两，然后给人搭上，实际上搭上这一块就把一斤六两、七两、八两拿走了，所以就赔钱了。后来我买了一个电子秤，他是弹簧秤，电子秤是以五克为单位，更准确，互不吃亏，买了那个秤，也不搭秤，从买秤的第一天起赚了十块钱。
从第一天赚10块钱到现在每天赚两三百块钱，现在即使像这样的下雨天陆步轩一天也能卖七八百斤肉。
王 志：眼镜肉店的名字怎么来的？
陆步轩：我原来叫百姓肉店，百姓肉食店，后来长安这个地方升区，原来是长安县，升为西安市的一个区。就是整顿市容环境，街上旧一点的招牌都拆了，你自己不拆他就强行拆，拆了就拆了吧，反正我已经在那儿干了一年多了，我也不挂那个牌子，我照样卖，大家都认我，戴眼镜的，都认识我。大家都叫我眼镜，这就是名字的一个来源。我多少也算一点文化人，文化人干这个行业的比较少，所以也就是有点文化的底蕴吧。
王 志：你自己取这个名字，你没跟市场管理人说一说，我是北大毕业的。
陆步轩：我不会跟他们说的。
两年后，学了满脑子“卖肉经”的陆步轩从长安的高考状元变成了长安的卖肉状元。
王 志：怎么把生意做起来的？
陆步轩：我一般就是卖好的，不卖坏的。
王 志：你得看得出来才行？
陆步轩：对，屠宰场好货是一个价，差货是一个价。
王 志：开始不蒙你吗？
陆步轩：也蒙，开始也蒙，但是时间长了他不蒙了。
王 志：你为什么不进差货，专进好货呢？
陆步轩：进差货咱们觉得良心过不去，骗人的事良心过不去。
王 志：这个跟读书有关系吗？
陆步轩：当然有关系，从小受的正统教育。
王 志：你要谋生计？
陆步轩：当然了，再谋生计，哪怕讨饭，骗人的事不会做的。
陆步轩的眼镜肉店成功了，但他这个职业却被父亲认为是不体面的工作，为此，他很少回离肉店只有20里的老家，跟同学之间的联系也很少。
我在我们这个小地方，我那个学校，建校到现在80多年了，就我一个。
王 志：就考了你一个？
陆步轩：对。
王 志：而且我听说头一年，你拿到了西安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陆步轩：西安师专。
王 志：师专，你把它给撕了，为什么？
陆步轩：我那时候在那个小地方学习比较好，到那个地方去将来当个平庸的教师，不太满意吧。
王 志：那当时你的目标是什么？
陆步轩：目标，如果上大学就上最好的。
王 志：要上最好的。那真的当北大的通知书来的时候呢？
陆步轩：那当然很激动了，当然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王 志：当时对自己有什么设计呢？
陆步轩：当时也是懵懵懂懂的，也不是十分清楚。
王 志：那你把录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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