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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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志：感情上的选择，会影响到生意上的取向吗？
　　默多克：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好的顾问吧，她在美国受过教育，上过美国的商学院，她处理很多问题，处理生意上的问题，有一种中国的风格，这一切现在正在成为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王　志：那她到底什么吸引你呢？从我们通常人的观念来看，你们俩的年龄差距，你们俩的文化背景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默多克：我的文化和我的年龄可能没什么关系，当然我妻子和我年龄比较不同，这是事实。我很幸运能够讨到这么一个年轻的妻子。
　　王　志：那回过头来说，您觉得郑文迪女士喜欢您什么，您对她的魅力在什么地方？
　　默多克：这个问题你问她吧。我觉得我也拓展了她的生活空间吧。
　　王　志：我从有关的材料中间看到，您原来的家庭生活，也是很美满的，而且您有很多很优秀的子女，那么这样的新感情选择，对你来说很困难吗？还是很容易？
　　默多克：生活中，所有大的选择可能都会是困难的，这是我走出新的一步，我很幸运，就是说我的孩子都很好，我对他们非常自豪。
　　邓文迪和两个小女儿的到来给默多克的生活注入了更多的年轻因素，他每天坚持锻炼，以保持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王　志：在我的想像中间，我相信默多克先生，你应该比我们有更大的工作压力，那你怎么舒缓你这种压力呢？
　　默多克：我有我的假期，但假期不长，只是正常的假期，五天，长周末，一个星期，离开正常的工作场所，最好是不要带电话，然后看一些书，可是这个通常不太可能。
　　王　志：保持活力最重要的奥妙是什么呢？对于你来讲？
　　默多克：我觉得是精神上要不断地挑战自己，要投入地做你的事情，对于身体来说，要注意经常锻炼，有些东西你得考虑到，就是说这个身体由自然退化的过程，你必须得接受。不是说什么非要工作多少时间，应该锻炼，应该保养身体。
　　王　志：在大家印象中，默多克先生是非常有钱，那我们很感兴趣，你准备怎么花这些钱呢，或者说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跟我们区别很大吗？
　　默多克：并不是跟别人有那么大的不同，没有那么多豪华的东西。当然我在纽约有一个很好的公寓，它处在纽约的艺术家区，不是那么特别豪华，还有一个我妻子刚刚找到的乡间周末的度假屋，我和我妻子周末带孩子到那边，洛杉矶还有一栋房子，因为我们的电影事业在那边，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农场，靠近堪培拉，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个40年了，一直是我的农场，但是我很少去，一年去几天吧。我孩子喜欢去，那是一个我们家庭聚会的地方，也不是那么豪华。很好的老的石头房子，很普通。
　　我不相信做一个富人就应该张扬啊，住很大的房子啊，或者豪华游艇什么的，那套东西我不太相信，我觉得他对孩子们的成长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其他的家庭，有这种豪华的生活，我这样说可能不应该，但是很多，看见很多别人的孩子在这种生活中，没有能够很好地成长，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们也走上那样一条路。
　　王　志：那您有几个儿子，我们很感兴趣，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新闻集团会不会像以前我们看到的很多家族企业那样，分成很多小的公司呢？
　　默多克：我的儿子们，我的女儿们，我的两个小女儿，他们会自己决定谁来当头。但是这个公司足够大，可以让所有的，愿意奉献的人，可以在这个公司中有充分的发展空间。
　　在全球范围建立起庞大媒体王国的默多克今年已是72岁，在似乎永无休止的进军征途上，默多克最不能回避的就是自己逐渐老迈的年龄，但是，直到现在，“退休”两个字好像还没有出现在他的词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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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伯特·默多克：中国引力（6）
王　志：你会选择某一个时刻退休吗？
　　默多克：不会的，我不想退休，如果我的思维能力不行了的话，我孩子会对我说，该退休了，老婆会对我说，该退休了，只要我的活力，我的这个思维能力，没有退化，我将继续做我的工作，我的想法是，还要工作很多年，然后有一天在办公室里倒下，死去。英国人说穿着你的靴子倒下，这是一个英国的说法。
　　王　志：有人评价您说，有一颗永远也不停止的扩张野心，你这种野心源自何处呢？换句话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你不断地扩张？
　　默多克：是这样的，我们不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公司，但是人的视野应该不断地扩大，所有的员工，都应该能够有这样一种体验，这个对于他们的工作精神，工作热情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是拥有这样一种野心生活的一个健康的表现。
　　王　志：你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或者你构想中间的媒体王国到底是什么，你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
　　默多克：和我们这个企业目前的状况没有什么区别吧，把我们现在所有的事业做得更好，走得更好，要投入更多的工作，投入更多的创造力，电视或者是其他的创作，比如说写书，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永远可以做得更好，每一天对于昨天都是一个挑战。
　　王　志：让你来评价一下你自己走过的70年。你会对我们说什么？
　　默多克：我觉得我创造了一个有价值的实体，它还有可以改善之处，我相信在我之后，人们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还想再活下去，活一些年，把我做的事情做得更好。
　　默多克和我的英语强迫症
　　2003年11月1日清晨5点，天色开始渐渐发亮，出租车在长安街上疾驶，车后座上瘫着昏昏欲睡的我。司机大概是太寂寞了，不住嘴儿地说话，而我的反应总是慢半拍，接不上他的话茬。经过好多天的煎熬，这一刻让我有种大考结束之后的解放感，不愿再多想任何东西，只是脑子里有一些残存的意识，才做好的节目会不会有问题？尤其是字幕，可别让那些懂英语的人笑话！
　　这个老默，把我折磨成英语强迫症了。
　　开始准备默多克是在3月份，当时的背景是老默要在5月初访华。王志把题给我的时候，说这可是个大人物，我明白这个人物的分量，当时便开始兴奋。不过，去了趟新闻集团北京办事处之后，我的兴奋便开始增加了一些惶恐，对方时不时蹦出的外语单词让我心里总是咯噔一下，暗中翻译一下才能接着说。而我说话则是没有丁点洋味儿，就连鲁伯特、拉克伦、詹姆斯之类的人名都能让我说得是字正腔圆，甚至还让新闻集团那位媒体关系总监听出了我口音里的河南味儿，跟我攀上了老乡。于是，私下里开始打鼓，采访默多克，我那点“poor　English”能行吗？
　　其实，我的英语底子原本还算可以，大二时候就把六级给过了。不过，毕业之后，从事的工作跟国际总搭不上界，于是，便把学校那点英语底子一点一点给扔了，时不时心里有些危机意识，告诫自己是不是要好好学一把英语，也让自己与时俱进一下，然而这种想法往往像上学时自己制定的晨练计划，被搁置的几率近乎百分之百，偶尔听一下英语，感觉比催眠曲都有催眠效果，暗地里向自己妥协：没办法，实在太忙了！
　　就这样遭遇了默多克，妥协的结果是自己尴尬。
　　大抵是因为“非典”，默多克原本安排在5月的访华被推迟到了10月。不过，我跟新闻集团那边的联系倒是一直没断，按照我的要求，新闻集团给我快递了一大堆关于默多克的资料，不过，一大半都是英语的。那边的小姑娘问：用给你翻译吗？我硬着头皮回答：不用——英语不怎么样，虚荣心还是有的。不过，可惜了快递费和小姑娘的劳动，那些英语资料我大多没看——网上关于默多克的中文网页多着呢，不用查字典，每个字我都认识！
　　默多克的空镜不可能让我们飞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去拍，只能让新闻集团北京办事处去找了。那天，新闻集团中国区的常务副总裁把一盘带子交给我，那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制作的一期节目《默多克家族》，副总裁专门告诫说：老外很注重copyright（版权）的，你们用之前最好给ABC的制作人发一封E…mail；或者打一个电话征得他们的同意。
　　我心里又一次打鼓，用英语给人发信，用英语和人通电话，这我哪能成啊？
　　当时因为手里还在忙着其他节目，于是我就找来组里的“海归派”吴宁说，我太忙，你英语好，干脆默多克你做算了。
　　“海归派”很爽快地答应了，这让我一下子心里放松好多。不过，刚想把这事给王志说，王志倒是给我打来了电话，说第二天中午要去新闻集团，要我抓紧做一个采访提纲，跟人家沟通一下。我连连称是，不好意思再做推辞。
　　老默终于来了，采访时，因为有了同声传译，我能清楚地知道他在说什么，这让我对节目有了底儿。然而，我在要求补拍他随身带的照片以及请他签名的时候，都不知该怎样措辞，虽然有翻译在旁边，但我仍然感觉自己非常尴尬——准备了半年的时间，上阵时却连一句“Hello！〃或者〃How　are　you！〃竟然都难以轻松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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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伯特·默多克：中国引力（7）
其实，我仅剩下的那点英语底子，也是仅仅停留在纸上的，现在想来，这笔账应该算在中国的英语教育方式身上。
　　因为自己的不自信，采访结束的当天，我就把那位做同传的翻译请到了办公室，让他听着带子把采访再精确地翻译一遍。那位翻译不停地夸我，说我做事太认真了。我当时心想，我要是像你这水平，何必这么认真地一遍遍问你？
　　在对默多克的编辑过程中，这位72岁的老人让我狠狠地练了一把英语听力。好在采访时间不长，总共才一个小时多一点，不至于有太多的剪辑点，要不然我会崩溃。
　　需要特别鸣谢的是我们组的实习生欧阳询，欧阳是即将毕业的研究生，曾经教过本科生一年的英语。上字幕的时候，她一直帮我盯到了早晨4点，小姑娘从来没有熬过这么晚，困得快不行了，还一直甜甜地叫我“张老师”，叫得我颇有些惭愧，在英语方面，我本应该叫她老师的。
　　节目播出的当晚，《中国周刊》的小才女杨梅给我发来短信说，短片剪得很眩，翻译有些地方欠妥。得，还是让人看出问题来了，那可是新闻集团请的很贵的翻译呀！看来真的是学无止境，当时就又一次下了学英语的决心。
　　可是第二天一醒来就把学英语的事给忘了。说句给自己开脱的话，我的10月份实在太累了，从杨利伟到默多克一连做了三期节目，这让我分外珍惜这几天没有节目的时间，倒是《空谈》的约稿又让我想起了英语带给我的尴尬，知耻而后勇，抽空学习吧，这篇短文权当就是自己的一份决心书！
　　张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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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大师别传（1）
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合肥；1945年留学美国；1957年和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57年加入美国籍；2003年底回国担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名誉所长；2004年因提出《易经》对现代科学的影响备受质疑。
　　清华大学专家公寓B栋，是杨振宁先生在北京的居所，从2003年11月回到国内，杨先生就一直住在这里，并把这里取名为“归根居”。回归祖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位80多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屡屡制造新闻而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王　志：我想从你回国的这件事情开始说。回来定居的决定，是怎么做出的？
　　杨振宁：我虽然在美国住了50多年，可是就像我的一个朋友所讲的，杨振宁你血管里所流的是你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我想这个话讲得是很对的。那么后来有更迫切的原因，因为本来的太太杜致礼从1996年、1997年开始身体不好，那么2001年我们回到清华。那个期间她去了301医院看病，我们觉得她的身体在国内比在国外照顾得更周到一些。当时我们就有意思搬回来定居在清华。所以2001年住了4个多月以后，我们又回到美国，就预备整理东西整个搬来了。然而她在2003年10月过去了，过了两个月，就是在年底，我就搬回来了。
　　王　志：那是为了完成太太的一个夙愿？
　　杨振宁：还有很重要的是因为清华大学当时的校长王大中在1996年、1997年就跟我谈了，说是希望我回来，帮助清华建立一个高等研究中心。那么我因为小时候是在清华园长大的，我对于中国的科技教育发展的前途是非常感兴趣，也有很大信心。所以王校长跟我这样讲了以后，我当然就答应了。
　　王　志：但是您在美国功成名就，美国的生活您舍得下吗？
　　杨振宁：假如15年以前，美国有许多东西在这儿买不着的话，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事实上，我在美国的朋友，当然都是学术界的，他们对于我在80多岁搬了一个地方，要想创建一个新的事业，我想正确的描述是赞赏跟羡慕的。我这一辈子非常幸运，简直可以说是没法子比我更幸运了。为什么呢？我小时候在清华园长大，那个时候像我年纪的中国孩子多半人根本吃不饱饭，我不但没有吃不饱饭的问题，我在学术空气浓厚的一个园子里头长大，被保护起来，后来又受到最好的大学教育，到美国去，恰巧又是物理学当时有新的方向发展，叫做高能物理，一个年轻人能够走到一个新兴的有前途的领域，这是他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我也可以说，我人生里头每一个转折点都占了很大的便宜，这是很少有人能有我这么幸运。我还有最后一个幸运，就是上帝给了我最后一个礼物，所以没有比我这人更幸运的。
　　杨振宁所说的上帝给他的最后的礼物指的是他新婚的妻子翁帆，2004年12月24日，82岁的杨振宁和28岁的硕士生翁帆在广东汕头登记结婚，此时，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大哗。杨振宁一下子成为全球瞩目的新闻焦点。
　　王　志：杨先生说过一句话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说翁小姐是上帝给你的最后一件礼物。
　　杨振宁：是的。我写这几句话是考虑了以后写的，是我真实的感觉。
　　王　志：能说一说这个话的含义吗？
　　杨振宁：你知道所有的诗句它的好处，它的含义是讲不清楚的。我想这句话如果需要解释的话，它的诗意就没有了。
　　王　志：好像您这一次引起大家那么强烈的关注，就是因为你的婚事。
　　杨振宁：是。这个问题是我们预先想到了，我想大家觉得年龄差距这么大，毕竟是少有的，所以就发生兴趣了。不过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虽然有压力，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承受。
　　王　志：您不在乎吗？
　　杨振宁：我想当然翁帆跟我都有一点点在乎，不过我们觉得，我还记得我当时跟她说，我说不管现在别人怎么讲，过了三十年以后、四十年以后，大家一定认为我们结合是一个美丽的浪漫史。
　　王　志：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希望，都替杨先生高兴，都希望杨先生幸福。但是您爱她什么呢？
　　杨振宁：确实也是有些人觉得这个跟一般的情形不一样，有些人很天然的就有一些反感。翁帆跟我这两天在看一个电视连续剧叫做《人间四月天》，是讲徐志摩的，那里面其实主要讲的，就是说一个新思潮之下的人跟许多旧时的想法之间有许多的冲突，在那个情形之下，出的一些，也可以说悲剧。我相信我们这次结合，最后大家会认为是绝对美好的。
　　王　志：能不能帮你的妻子说句话呢，她爱你什么呢？
　　杨振宁：我们没有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猜想，她觉得我这人是很纯、很真，我想这是她主要欣赏我的地方，这是我的猜想。
　　王　志：其实很多的担心都是出于关心杨先生，您不担心翁小姐那么年轻，她把你给骗了。
　　杨振宁：是。我想是有人这样想，还有更多的人我想是不是觉得我做了不道德的事情，是我骗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事实上呢，我想我们两个人都是想得很成熟的，我想这个是最主要的条件。
　　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父亲杨武之曾在美国留学，是中国第一名因数论研究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回国后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教授和系主任长达20年之久。幼时的杨振宁曾经在清华园度过了8年的美好时光，1945年，杨振宁获取了留美公费，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28岁的杨振宁在普林斯顿结婚，夫人杜致礼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两个人携手度过了53年的人生风雨，直到杜致礼在2003年10月因病去世。1957年，31岁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宙守恒定律”，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从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和李政道也成为最早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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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大师别传（2）
王　志：杨先生，您说过您一生最大的贡献也许不是得诺贝尔奖，而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一个看法，不如人的看法，但是我们很想知道，您是面对中国人讲的一种客气话呢，还是觉得真心的就这样认为。
　　杨振宁：我当然是真心这样觉得，不过我想比你刚才所讲的还要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你如果看20世纪初年、19世纪末年的文献，你就会了解到，20世纪初年中国的科学是多么落后，那个时候中国念过初等微积分的人恐怕不到十个人。所以你可以想像到，在那个落后的情形之下，一些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有多么大的自卑感。我想1957年李政道跟我得到诺贝尔奖，为什么当时全世界的华人都非常高兴呢？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觉得不如外国人这个心理。
　　1964年，也就是获得诺贝尔奖7年之后，杨振宁和夫人杜致礼及全家加入了美国籍。这对在中国长大并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杨振宁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改变。
　　王　志：杨先生的经历有很多谜，当初为什么加入美国籍呢？
　　杨振宁：事实上，在我以前的一些中国的学者去美国、去欧洲、日本留学的，绝大部分的人都回来了，所以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当时的目的跟我以前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就是去那儿学成归国，然后很可能就是在大学当教授再训练一批下一代的学术工作者。可是我到美国去念书，得了博士学位以后，还在做一两年博士后的时候，就发生了朝鲜战争，于是杜鲁门总统就下了一个命令，说是中国血统的人在美国得了理工的博士学位，不可以回中国。所以就在这个情形之下，我留在美国了。
　　王　志：但是我们可能从小接受的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
　　杨振宁：是的，这个话讲得很好。拿到了绿卡以后，我并不希望立刻就变成美国人，我想全世界的人要想换一个国籍都是一个非常触及灵魂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于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对于离乡背井，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居住，这个观念在中国从来是没有的，所以一直到1964年，我才入了美国籍。
　　王　志：什么诱使你做这个决定？
　　杨振宁：最重要的道理，是因为学术工作的关系，要去各个地方旅行，我当时拿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拿中华民国的护照非常麻烦，我想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在60年代入了美国籍，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旅行的方便。
　　王　志：您在书中好像谈到过，您父亲对这个事情耿耿于怀？
　　杨振宁：我父亲不赞成这件事情是我灵魂深处知道的，这对我当时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我入了美国籍以后，好几年没有告诉他这件事情。这个我想是一个感情上的冲突，很重要的是我的人生经验里头的一部分。
　　加入美国籍的杨振宁始终无法忘记自己的祖国，1971年，杨振宁回到阔别26年的祖国进行访问，当时，中美关系尚未完全解冻，作为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华裔知名学者，杨振宁为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起到了极大作用，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赞誉。
　　王　志：1971年你离开中国26年了，为什么突然想到要回国？
　　杨振宁：为什么我那么着急回来呢？我想我是比较知名的中国学者，第一个回来，道理很简单，因为国际的变化是千变万化，很容易一个打开的门又关起来了，所以我就赶快回来了。
　　王　志：但是当时您已经离开中国那么多年了，对新中国没有亲眼见，您不担心吗？
　　杨振宁：1971年我要想回中国的时候，很多在美国的朋友，中国人都跟我说，你回去非常危险，中国可能把你扣住。我说不会，因为在1957年、1960年、1962年、1964年我跟我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在日内瓦、在香港团聚过好几次，通过这些团聚，我当然对于中国，对于新中国有一些认识。
　　王　志：顺利吗？
　　杨振宁：还顺利，当然先是我写信给我父亲，说我想回来，我父亲写了一个报告给国务院，后来打了一个电报给我说是中国欢迎你来。那一次我想也是我人生80多年的经历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就在这次回国的过程中，杨振宁亲自证实了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确实是中国人独立完成，而且，这项伟大工程的带头人正是自己的好朋友邓稼先，得到这一确切消息时，杨振宁竟一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
　　王　志：你当时离席了，你去了洗手间。
　　杨振宁：是。
　　王　志：为什么那么在意这个问题？
　　杨振宁：我想我父亲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跟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当初中国的落后，当初中国被人歧视，有今天的年轻人所没有的感受。在这个情形之下，了解到中国人也可以自己制造出最尖端的重要武器，这是灵魂深处的一个振荡，所以确实不错。当我知道邓稼先的回答以后，我感情上的冲动不是当时能够自己控制住的。
　　王　志：但是从杨先生的角度来说，杨先生的哭，也让人推测，是不是您心里难过，因为您也是做这一行的，而原子弹您没有参与。
　　杨振宁：我后来曾经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那天感情那么振荡，是因为民族的骄傲的感情，还是因为邓稼先是我的朋友而让我特别振荡，我想这两个都有，我想非常复杂的真正触及灵魂的一些感受，很少是单纯的，所以这个也是好几个东西纠缠在一起，正因为好几个东西纠缠在一起，所以有更深的感受。回到美国以后，我在美国很多的大学做了一些演讲，第一次演讲是1971年9月，那个演讲也是我一生里头感情非常丰富的一个演讲。我还记得在演讲中，我说我在北京，住在北京饭店，住了一个礼拜，当时北京饭店很旧，是一个很大的房子，只挂了一幅对联，这一幅对联我天天看，一个礼拜。
　　

杨振宁：大师别传（3）
王　志：什么对联？
　　杨振宁：有很深的印象。这对联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所以我在石溪的演讲就是以这个对联为最后的结束。中国同学办了一个小报纸，叫做《石溪通讯》，他把这两句话变成大标题，就是去年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当时在石溪的中国同学，他保存了这个，他把这个装在一个镜框里头，送给我，现在挂在清华我的办公室的墙上。
　　在杨振宁的生命中，李政道是一个举足轻重、不可回避的人物，从1946年开始，两个人的合作长达16年之久，并因“宇称不守恒理论”同获诺贝尔奖，永被后世学者铭记，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罕见。然而，从1962年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彻底决裂，成为国际科学界以及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王　志：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最希望看到的景象是杨振宁跟李政道并肩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草坪上，但是1962年之后，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形。
　　杨振宁：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根源非常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够解释的，更不是我今天应该在摄影机的面前所讨论的，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身后一定会有人研究的，我想研究以后，中国人、外国人会得到一个结论的。
　　王　志：我们中国有句老话“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希望看到你们俩和好。
　　杨振宁：对，这也是我现在决定，我公开地在生前不再在这方面讨论这个问题的道理，是因为大家很显然、很自然地都希望我们和好，可是我们没法再和好，所以在这情形，最好的就是不再讨论。
　　王　志：是合作出现问题？但是杨先生的经历不是这样。
　　杨振宁：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里头有戏剧性的、有做人方面的差异，有性格方面的差异，不是这么简单的，我想我现在的决定是对的，这个事情我不要再公开讨论。
　　虽然众说纷纭，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分手原因始终是迷雾一团。然而值得回味的是，两个人在各自的物理学研究中都有多次与他人合作的经历。除了与李政道合作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之外，杨振宁三大成就中的另外两项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也都是与人分享，但却没有重蹈杨李之争的覆辙。
　　王　志：可能有人看到就是杨先生您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业界人评价杨先生应该得第二次。
　　杨振宁：通常得诺贝尔奖的重要性在于，那是十年之间最重要的物理的文章，如果你问“宇称不守恒理论”是不是当时十年之间最重要的文章呢？我想这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它得到诺贝尔奖，是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当然。规范场的研究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可是我想你要去问内行的人，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规范场的重要是世纪性的重要，不是十年的重要，就是它要长期下去，到21世纪，到22世纪还是重要的，因为它把基本原则给找出来了。那当然你就会问了，为什么还没得到诺贝尔奖呢？很多人都猜测，与诺贝尔奖委员会，他们认为诺贝尔奖应该不应该给一个已经得过诺贝尔奖的人，恐怕有很密切的关系。
　　王　志：另外一个人没得，您的合作者没有得过。
　　杨振宁：叫米尔斯，他没有。米尔斯大概比我小三四岁，也许四五岁的样子，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是1999年过世的，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人。那么1984年，规范场文章发表30年以后，在北京大学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