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管理: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修订版)-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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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鞍钢宪法在国营企业中的“宪法”地位已经确定，鞍钢宪法的内容也已经通过中共中央工业部文件的形式，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
　　毛泽东推出的鞍钢宪法是站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发展模式的角度，论述了我国工业企业的指导原则、领导体制和管理原则；随之出台的《工业七十条（草案）》则是一部系统的企业管理章程，它虽然也讲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问题，但它的主要内容是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管理方面的具体问题。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得出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化和制度化”的结论。
　　4。　　组织形式随任务而变化
　　根据现代组织设计理论，组织是由文化、结构、程序所构成的一个三脚凳，拿掉其中一只脚，整个凳子就倒了。所谓组织结构，就是组织中正式确定的、使组织任务得以分解、组合与协调的职权框架体系，即横向的部门联系与纵向的层次关系。组织规模、组织性质不同，组织结构也不同。

第三章　　思想建设铸造组织之魂（18）
钻石之所以比石墨坚硬，比石墨值钱，关键是其结构不同。同样，组织结构也是决定组织效率的前提。建立结构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当我们使用层级制度这个记号时，通常指监督和控制结构。
　　按照组织在任务分解、组合及协调方面的构造特点的不同，可以将组织结构划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机械式组织，一种是适应性组织。
　　机械式组织模式追求的是高稳定的运行效率，采用窄管理幅度、多层次的高耸式组织结构，组织结构相应较为僵化。适应性组织建立的是一种有机的组织模式，追求的是动态适应性的运行效率，它取代了过去的官僚组织，简化了过度复杂的管理形式，组织结构相应较为松散、灵活性强。
　　适应性组织的思维方式有三个特征：
　　①以客户为中心：即每个人都关注如何将关键的产品和服务传送给组织外部的群体和组织。其中包括组织内部的其他部门以及组织外的群体，例如管理团队、供应商、合作伙伴或用户。
　　②以过程为中心：在适应性组织中，过程变得更加关键。这并不是说目标就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了，而仅仅意味着过程相对而言更重要些。它要求积极地管理和改进实施过程，为过程中的相邻要素服务。
　　③权责性：个人应该对组织的成果负责，而不是组织对个人的成果负责。在适应性组织当中，个人将为集体组织的业绩表现承担责任。“这不是我的工作”将被“这是我们的工作”取而代之。
　　在适应性组织的行为方式上，还要求能灵敏、快速地做出反应，要主动展开行动，而不是等待别人来催促。这就意味着要不断地主动寻求各种机会来改善组织，而不是迫于他人的要求。
　　比如，在建党初期，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国共产党采取的组织形式主要是党小组形式，在举行每次的共产党代表大会时，都是由各地的党小组派出代表参加，具体的表决程序主要就是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一种形同于家庭式表决的组织形式，是民主表决制的最先起源。这种表决没有现代大型国家和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的繁琐，其表决形式也相对简单，能够快速地形成表决意见和决议。
　　秋收起义时，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工农政权的思想。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就建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政府。中共六大提出“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此后，人们把这种代表工农兵利益的新政权都叫做苏维埃政权。这种政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
　　1935年中共瓦窑堡会议为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决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1936年8月，又提出“民主共和国”的主张。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宣布取消苏维埃共和国的称号，把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从而使过去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变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
　　自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改为特别行政区政府，是实行“三三制”的联合政府。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各派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高行政机关为国务院（1954年前为政务院），地方政府为各级人民政府，从而最终建立了完善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结构体系。
　　中国共产党不同阶段的组织结构体系和政权组织形式，其实正对应着现代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
　　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的发展可以分为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等几个阶段，每个发展阶段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也都是不同的。
　　对于不同发展阶段应该用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许多的企业并没有做过专门的分析和研究。他们或是借鉴行业内的通行做法，或是在确立一种组织结构或管理模式后，就长期贯彻下去，极少考虑过要有所改变。

第三章　　思想建设铸造组织之魂（19）
殊不知，一种组织结构或管理模式在当前的企业发展阶段也许很合适，但是当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后，当下合适的组织结构或管理模式恰恰有可能成为企业下一阶段发展的桎梏。同样的环境下，采取相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有的企业能够成功，而有的企业却归于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未能探讨企业自身的成长过程。
　　张瑞敏就说过一句话，叫做“我们从不回头欣赏自己的脚印”。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诠释这句话呢？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有其战略重点和任务，如果不知变通，老沉迷于过去的经验和成就，实际上就等于是原地踏步，也就失去了继续进步的根基。面对变化了的市场，以及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中出现的新情况，如果不对管理模式和运营方式加以变革，无论其过去如何辉煌，企业也有可能被无情的淘汰。
　　这种淘汰还往往不是源自于外部，恰恰是其自身。所以说，不关注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不知变通，就有可能自取灭亡。
　　中国缺少做大和做强的企业，要谋求百年基业，要向世界500强冲击，中国的企业就必须要研究自身的成长阶段，只有把握企业在成长各阶段的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运用管理学的各项理论工具，避免照抄照搬，这样的企业也才能避免病急乱投医，就如学习最新潮的管理方法一样，如果引进不当，就像病急乱投医，加快企业组织肌体的败亡，使企业组织陷于不利境地。
　　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的不断改善和创新，也启示我们：
　　当企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时，应当研究不同成长阶段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只有建立起动态适用性组织，并注意研究适用性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特点，才能更好地做大做强企业。
　　5。　　组织程序不能忽视
　　共产党组织结构的特点是“统分结合，动态平衡”，这正是一种动态适应性组织模式，它不但集中体现为不同时期的组织结构都能适用每个时期的需要，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的组织结构体系，而且体现为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动态平衡过程。
　　集权是指决策权在组织系统中较高层次的一定程度的集中；与此相对应，分权是指决策权在组织系统中较低管理层次的一定程度的分散。
　　绝对的集权意味着组织中的全部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这在现代组织中明显是不可能的。而绝对的分权意味着全部权力分散在各个执行、操作者手中，没有任何集中的权力，因此管理也就成了多余，一个统一的组织也不复存在。在现实社会的组织，可能是集权的成分多一点，也可能是分权的成分多一点。因此，集权与分权都是面对特定的环境来分配的，没有绝对好坏之分，组织都应该针对特定的环境和战略来设定组织的集权与分权程度。
　　统一命令是组织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组织内部的分工越细、越深入，统一命令原则于保证组织目标实现的作用越重要。只有实行这条原则，才能防止政出多门、遇事互相扯皮、推诿，才能保证有效地统一和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各单位的活动。
　　在通常情况下，越级指挥的现象给组织带来的危害是极大的，它不仅破坏了命令的统一的原则，而且会引发越级请求的行为。长此下去，会造成中层管理人员在工作中的犹豫不决，并增强他们的依赖性，诱使他们逃避工作，逃避责任。最后会导致中层管理层、乃至整个行政管理系统的瘫痪。
　　为了防止上述现象的出现，以组织设计中要根据一个下级只能服从一个上级领导的原则，将管理的各个职务形成一条连续的等级链，明确规定链中每个职务之间的责任、权力关系，禁止越级指挥和越权指挥；在组织实践中，在管理的体制上，要实行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制，减少甚至不设多级行政主管的副职，以防止副职越权，从而干扰正职的工作，以保证统一命令原则的贯彻。
　　6。　　通过文化、制度和训练提高战斗力
　　在中国，谈到管理，很多人言必称海尔、联想、万科，这些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创造了我们这个时代繁荣的企业领袖们，如海尔的张瑞敏、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华为的任正非、科龙的潘宁、广厦集团的孙广信、华远的任志强、宅急送的陈平等等，都是军人出身。据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以营业额计，在中国排名前500位的企业中，具有军人背景的总裁、副总裁就有200多人。

第三章　　思想建设铸造组织之魂（20）
实际上，多数管理史学家都认可这样的观点：管理正是起源于军事和战争。由于战争的需要，军事领袖或政治领袖需要通过科学的组织和有效的管理将有限的资源充分地运用起来，他们设定军事目标、制定计划、组织资源、运用策略、展开进攻、获取胜利，这一切都贯穿了管理的基本原则、方法和基本的管理理论。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为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能成为一支铁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组织建设方面有什么特殊之处？
　　在人们心目中，与军队和军人密切联系的概念主要是奉献牺牲、忠诚敬业、团队精神、纪律和服从等。实际上，在成为军人前，他们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学生或者工人，甚至街头的小混混，有着同普通人一样的平凡意识和行为。为什么在进入军队，经过军队的训练和教育之后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呢？
　　通过对军队管理内容和管理过程的分析，我们发现，实现这种变化离不开三个要素：文化、制度和训练。这三者中，文化是基础，制度是保障，训练是手段。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提高战斗力的训练内容来看，他们主要从思想教育、日常行为规范标准化、军事业务能力三个方面提高战斗力。
　　首先是思想教育。军队通过思想教育引导士兵转变思想，认识军人保卫国家的职责，提高个人素质，让军人发自内心地认同训练的意义和价值，自觉提高战斗力训练水平。思想教育又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对军人的服从性教育，二是政治性教育。服从性教育是军队教育的基本内容。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电影或者电视中，我们都会看到士兵对军官的命令基本上是“坚决完成任务！”“是！”之类的回答。我们不会看到哪一个士兵在回答军官的命令时会用商量或者讨价还价的口气。在企业中常见的下达任务时讲价钱、讲客观理由的现象在军队中是不可想象的。政治性教育则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战斗精神教育等，这是让士兵知道为什么要服从，服从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早在军队中建立政治工作机构的国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队中党的领导被取消了，军队中的政治机关也被取消了，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大部分都退出了现役，俄军的思想工作一度陷入停顿。上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军队逐渐认识到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又开始逐渐恢复军队中的政治教育机构。一开始叫文体人员工作机构，设一名指挥员助理，负责全体人员的思想工作。后来逐渐恢复了各类政治机构，负责此项工作的指挥员助理也提升为单位副职。
　　到2004年，俄罗斯军队已经把苏联解体时撤销的政治工作机构又逐渐恢复起来了。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是世界知名的电器公司，1933年7月，松下幸之助在日本第一家用文字明确地将自己的企业精神表达出来。1937年，松下企业精神已明确地形成七条标准：
　　①产业报国精神。
　　②光明正大精神。
　　③友好一致精神。
　　④奋斗向上精神。
　　⑤礼节谦让精神。
　　⑥适应同化精神。
　　⑦感激精神。
　　松下的企业精神首先是通过对员工的教育训练来体现和坚持的。松下电器公司非常重视对员工进行松下精神的教育训练，并且形成了制度化。
　　①每天上午8时，松下遍布日本的8万多名员工同时诵读总裁松下幸之助概括的七条精神，一起唱公司歌。松下幸之助认为，让员工反复诵读和领会公司的目标、使命、精神和文化是把它铭记在心的有效方法，让职工把这些铭记在心，时时鞭策自己，鼓舞自己，才能使松下精神持久地发扬下去。
　　②公司所有员工每隔一个月要在他所属的团体中进行至少十分钟的演讲，内容是说明公司的精神和公司与社会的关系。松下幸之助认为，说服别人是说服自己的最有效的办法，员工在演讲过程中加深对公司文化精神的理解并把它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③每年一月份举行隆重的新产品出厂仪式。新产品出厂这一天是对员工进行教育的好机会。这一天，松下幸之助兴致勃勃，亲手书写文告，说明“新年伊始举行隆重而意义深远的庆祝活动，是本年度我们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的象征”。松下幸之助认为，当一个集体完成一项重大任务的时候，每个集体的成员都会感到兴奋和自豪，因为从中可以看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而这时便是对他们进行团结一致教育的良好时机。新产品出厂庆典有利于发扬松下精神，统一职工的意志和步伐。

第三章　　思想建设铸造组织之魂（21）
④“入社”教育。进入松下公司的人员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入选之后由人事部门进行公司的“入社”教育。首先要严肃认真地诵读并背诵松下宗旨、松下精神、学习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语录”，学唱松下公司之歌，参观公司的创业史展览。新员工往往被轮换分配到许多不同性质的岗位上工作，以增强其适应性。公司还有一个惯例，所有的专业人员都要从基层做起，每个人至少要用6个月时间在装配线或零售店工作。
　　其次，是对军人日常行为进行规范标准化。这是进行组织制度建设的重要手段。以解放军为例，军队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等条例条令来规范军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行为，比如对礼节的规定，军队对于礼节详细列举了近30种场合和情况，并明确规定各种场合下的执行标准。总之，军队对军人生活和工作可能会涉及的每一种行为进行了明确、具体和详细的规定，使军人能够非常清楚自己的行为规定，从每个细节来训练军人站、立、行、坐。通过长期的日常行为规范的训练，任何一个正常的普通人都会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基本具备军人的外在形象和内在素质。我们常常会十分准确地判断出谁是军人，就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与常人不同的强烈的军人气息，这种气息和素质的形成正是靠日常行为规范的训练才得以实现的。
　　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样，美军在这方面要求也极为严格。美军士兵的训练标准是这样要求的：5时30分起床，6时体能训练，7时30分早饭，8时30分开始训练，12时30分午饭，13时又开始训练，17时30分晚饭，18时准备次日训练、思想工作、额外训练，20时至21时熄灯之间的1个小时为士兵个人时间。
　　从这张美国陆军训练中心的新兵作息时间表，大致可以看出美军训练新兵之严格。美军把新兵入伍训练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是“基本战斗训练”，时间为9周，旨在将从社会上招募的“平民志愿者”变成“经过基本训练的士兵”；后半部分是“高级单兵训练”，就是对拟担任不同岗位工作的士兵再进行一定时间的专业训练，把“经过基本训练的士兵”培训成“军中学徒”。美军认为，新兵从入伍到训练合格，需要在管理教育方面施以全面控制、行为塑造、提出要求、赋予责任、给予特权等一系列的外部影响，使之彻底完成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美军十分注重严格管理。从新兵走入军营那天起，美军规定男兵只准留平头，女兵只准留短发。新兵宿舍一律是大房间，每个房间里七八十张高低床排列得整整齐齐，对内务整洁的要求也颇高。美军明确规定，酗酒者要受到严肃处理，发现有服用或保存麻醉品者、偷盗者、体检蒙混过关者，则立即予以开除。另外，一些部队还规定，训练中不准看报，不准看电视，不准听广播，不准上网；抽烟的士兵每天只能在指定的地点抽3支烟，违者将给予纪律处分。
　　最后，提升业务能力。军队是专业的战斗组织，以打仗取胜为目标，战斗力最终要体现在军人的军事业务能力上，因此军队训练的重点最后必须落实到军官指挥技能和战士军事技能上。军官重点进行现代作战理论学习和指挥技能训练。现代作战理论和各级各类指挥技能由国防大学、指挥学院、军兵种和大军区学院进行；士兵重点进行武器和专业技能训练。由士官学校、教导队和基层军官、士官、班长进行。基层指挥军官和班长要成为“四会”（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教练员，具备指挥、训练和管理部属的能力。
　　对比军队的训练，我们会明显地发现，很多企业的培训存在以下几个误区：
　　重视业务技能提升，忽视思想教育和行为规范的训练。许多企业往往只重视对员工业务能力提升的训练，忽视对员工的思想教育和日常行为规范的训练。其实没有思想教育和日常行为规范作为基础和前提，员工业务能力的提高缺乏基本的保障，业务能力提升的效果肯定大打折扣。要提高企业的业务竞争能力，企业就要在思想教育和行为规范教育上多下工夫。。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思想建设铸造组织之魂（22）
重视基层员工的培训，忽视高层或者最高领导的学习和训练。很多企业进行培训的时候，管理者常常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很少参加培训，即使参加也会在培训的过程中忙里偷闲，处理其他事务。假如军队只重视士兵的训练，而不注重对军官或者最高指挥官的培训和教育提升，指挥官依靠过去的经验指挥部队，这样的军队是很难打胜仗的。在中国，对于各级军队指挥官就有各级学校对应进行培训和教育，对将军的教育和培训就由国防大学进行，即使你是大军区司令甚至总参谋长也不例外，对校官、尉官的教育和训练则由各类指挥学院以及军兵种和大军区的军事学院进行。
　　培训随意性强，计划性差，不愿对新进入的员工进行技能培训。很多企业的培训没有明确的目标，随意性强，计划性差，对培训资源缺乏合理的使用。在军队中，不管以前你是预备役军官，还是射击运动员，进入军队都必须接受统一的和基础的训练，以保证你能同其他人成为一个整体，可以协同作战。
　　7。　　变革永葆组织活力
　　组织变革一定是基于环境变化和战略需要而进行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多次进行组织结构改革，在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中国共产党都是采取渐进式、分阶段、持续性的方式进行的。
　　渐进式变革表现为一系列持续的改进，这些改进依然维持着组织的总体平衡，而且通常只影响到组织的一部分。与之相反，激进式变革打破了组织的基本运行规则，使整个组织发生改变。
　　同样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方式就比前苏联时期的改革方式要高明得多。前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采取的是激进式的变革方式，并且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的，而中国共产党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大多采取的是渐进式的变革方式，并且是自下而上的。
　　最为激进式的变革适用于革命战争年代，那是一种水火不相容的斗争，产生的变革将是革命性的。但在和平时期，渐进式的变革就体现了其优越性，这种渐进式的变革照顾到了系统的稳定性。
　　具体来说，为照顾到系统的稳定性，对一个系统的变革采用的应该是小刀子战术，不能采用牛刀子战术。前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采用的是牛刀子战术，用牛刀一刀切下去，结果导致了整个系统的坍塌和崩溃。这种激进的改革往往会带来很大的破坏性，前苏联的那种激进式改革就是个很深刻的教训。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的组织结构的变革，这种变革具有持续性，正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体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入以及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这种持续的组织变革仍将深入地开展下去。
　　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谈“稳定压倒一切”，但从未真正停止过组织机构的变革，这使很多人都难以理解。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中国的每一次精简组织机构的改革都只取得了短期的效果，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机关组织结构臃肿的问题。从马克思唯物论的观点来分析，这种观点存在片面的地方，要知道，任何机构改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
　　就如没有绝对完美的、万古适应的理论一样，机构改革也要“与时俱进”，如果通过几次的机构改革就能一步到位，这样的组织机构势必会走向僵化，并且再也不会有发展的余地。在当今这个世界环境都在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停止变革，就等于走向没落！
　　中国历届政府的机构改革都推进了政府的民主进程，事实上已取得了成就，但我们不能就此止步，在当前，只有继续进行持续的、渐进式的机构改革，才是更好地解决问题的良方。外界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在快速地发生变化，我们的机构改革也要快速地跟进，所以持续的机构改革就成了必然。
　　组织是指这样一个社会实体，它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性和精心设计的结构与有意识协调的活动系统，同时又与外部环境保持密切的联系。反过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机构改革，对我们的企业管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这种变革还包括流程再造，是通过对业务流程进行根本的重新设计，带动组织文化、结构和信息技术的变革，以取得顾客服务、质量、成本和速度等方面绩效。

第三章　　思想建设铸造组织之魂（23）
企业的组织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随时根据市场和客户的需要实施动态的组织变革，使企业永远充满活力。企业的组织结构唯有实施动态管理，才能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
　　在企业管理中，这种组织的变革还要包括产品及服务变革、战略和结构变革、文化变革、技术变革等。
　　在发生下列情况时，组织变革也许就应该发生：决策迟缓或质量不高；组织不能创造性地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明显过多的冲突。
　　组织必须快速行动，以便跟上周围所发生的变化。组织必须调整自身，这种调整不是偶尔的，而应该是持续不断的。大型组织必须设法能像灵活的小组织那样行动。有许多环境因素驱动着组织做出重大的变革。技术进步、国际经济一体化、国内市场的成熟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等带来的强有力影响促进了全球化经济的诞生。经济的全球化进而影响到每一个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它们不仅拥有更多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更大的威胁。
　　变革，而不是稳定，成为当今的准则。
　　8。　　精兵简政提升组织效率
　　毛泽东曾向中国大众推荐过一本小册子——《官场病——帕金森定律》，该书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帕金森教授通过长期调查研究写成。帕金森教授对于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作了非常精彩的阐述：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聘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书中写道：
　　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利；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
　　早在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提出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在当时，由于日伪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明显缩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相应地缩小军政机构，才能克服物质困难，以适应战争的需要。
　　在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当时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开明士绅李鼎铭等11人便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精兵简政”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对此主张立即采纳，并于当日起开始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广泛施行，中共中央指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
　　此后，中国的历届领导人都进行了精兵简政工作。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府就先后进行了5次大的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