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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管理: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修订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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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鳌胺堑洹本杩罹栉�1200余万元；蒙牛以“强乳兴农”为企业使命，与百万农民结成命运共同体，是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最大的“造饭碗企业”……
第三章 思想建设铸造组织之魂（12）
如果只是依靠牛根生一个人，显然是破不了如此多的纪录的。在蒙牛的官方网站上，我们赫然看到蒙牛企业文化的综合表述：“以诚信构筑蒙牛文化的核心；以强乳兴农为蒙牛的使命；用学习沟通和自我超越的企业精神打造百年蒙牛品牌，用5－10年的时间成为中国和世界乳业的领先品牌。”
蒙牛是这样演绎自己的企业精神的：
“企业以蒙牛为名，是将牛的勤劳、坚韧与奉献作为一种崇高的企业精神，唤起人们对牛的亲近、敬畏，也是对真、善、美的一种积极向上的追求，更象征着孺子牛精神在企业的光大。产品以蒙牛命名，象征来自蒙古大草原的牛，它吃的是青青绿草，挤出的是纯正鲜牛奶，这独特资源优势造就天然好品牌。”
有趣的是，蒙牛还有两个非常独特的节日：一是每年的7月19日，是蒙牛的学习节，这是一次全体员工将学习成果与半年工作成果总结相结合的一次团队分享共赢的节日；另外一个就是“感恩节”：11月份的最后一个周五。这一天是国际通行的感恩节，蒙牛将这一天做为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对合作者、支持者、消费者进行真诚答谢和感恩活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蒙牛企业精神中的诚信、感恩、尊重、合作、分享和创新。
企业精神对于企业来说，是灵魂之于躯体的关系，而企业的灵魂赋予到每一个员工身上，会成为每一个员工的自我价值评价标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久而久之不仅会成为激励员工不断上进的动力，更会成为推动企业前进的不竭动力。中国本土企业要真正地做大、做强、走向国际化，首先必须要使企业具有灵魂，具有核心的号召力和凝聚力。真诚期待中国涌现出更多、更杰出的、国际一流的本土企业。
10。 跳动着的精神乐章
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常常可以在一些歌曲中体现出来。比如我们读《诗经》，就可以知道当时朴素而单纯的生活，可以找到他们的愿望、体会到他们的心情。
一首歌标志一个时代，标志一代领导人——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通过这样三首歌，历史被连在了一起；同时，歌曲也琥珀般地凝固在了历史中。
中国一直是有这样的人文传统的：30年代的《大刀进行曲》，40年代的《解放区的天》，50年代的《志愿军战歌》，60年代的《谁不说俺家乡好》，70年代的《北京颂歌》，80年代的《祝酒歌》……
每首歌都像历史的一面旗帜——引导当时的人，触摸后来的人。《走进新时代》创作于1997年十五大前夕，抒发了世纪之交的昂扬情怀。我把歌词抄在下面：
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
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
啊！我们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
让我告诉世界中国命运自己主宰
让我告诉未来中国进行着接力赛
承前启后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啊！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
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高举旗帜开创未来
从《东方红》到《春天的故事》，再到《走进新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的发展轨迹。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第三代领导集体，他们带领我们一路走来，带领我们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愿景，我们也一步一步地走向我们的远大理想，迈向那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
作为一个领导者，要做的主要事情就是把握方向、定战略、抓大事，使组织的运营方向向着未来的目标前进。在判断是与非、做与不做、向哪一个方向做等政策导向时，要充分考虑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协调，不能为了暂时的短期利益而迷失前进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具有这种能力和天赋。他们的成绩有目共睹，历史都已经给了他们所应得的评价。
第四章 组织建设实现共同愿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思想建设铸造组织之魂（13）
红色管理要则四：组织的启迪
1。 纪律性催生战斗力
2。 民主集中制强化组织能力
3。 组织的核心是制度建设
4。 组织形式随任务而变化
5。 组织程序不能忽视
6。 通过文化、制度和训练提高战斗力
7。 变革永葆组织活力
8。 精兵简政提升组织效率
1。 纪律性催生战斗力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党的最高纲领，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党的最低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开始，经过革命战争年代的洗礼，这支队伍迅速形成了严密的分工协作组织体系。
现代企业组织的“效率”管理和竞争，起始于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之后。在此之前，早期传统商业或小作坊式的生产，所依赖的是商人个人的技巧。只有当组织出现以后，才出现了组织的协作观念，完美的协作所产生的合力要远远超出简单个体力量的加整。
当中国的封建王朝还在闭关自守、以帝王之治号令天下的时候，西方列强早已经完成了组织之间的合作。列强之所以“船坚而炮利”，归因于他们所构建的组织所产生的效率远远高于封建王朝手工作坊式的单打独斗。
封建王朝的军队由于还没有建立协作的组织体系，自然不会是列强的对手。但当中国共产党这一严密的组织成立以后，立刻就改变了中国的战争史，创造了战无不胜的军史神话。
共产党要优于国民党的地方，也在于组织效率上。国民党虽然也很强大，但由于初创时就由军阀队伍转化而来，因此单打独斗的场面较多，连蒋介石的调令有时也难以起到作用。这种各自为战的军阀组织，自然打不过组织严密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试以孟良崮战役为例来说明。
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有很多败仗都是输得糊里糊涂，从开始的战略战术上，就注定了他们的败局。但1947年5月间的孟良崮战役，却是一场双方的战略意图及战术方案都已互相明白的硬仗，双方的主将都是指挥高手，没有哪一方是糊涂虫；从整体兵力上看，当时，国民党军有24个整编师（有的师相当于军建制）共45万人，比在山东的解放军多十几万人，且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还有坦克与飞机助阵。但孟良崮一役，国民党军却仍败于解放军，其精锐之师整编第74师遭全军覆没。
1947年四五月间，国民党45万大军，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率，一字儿摆开，步步为营，稳打稳扎，向山东的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解放军（9个纵队、一个地方军区共27万人）推进，意欲将陈、粟部逼至胶东海边，先予以包围，尔后相机剿灭。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避免被围歼的危险，并且打击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华东解放军副司令、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第一主将粟裕，策划了几次部队调动，以寻求战机。最后，决定了“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战略，即全力围歼敌之精锐、王牌第74师，从而既能威震对方，又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撕开敌人的合围圈。
当解放军在正面以5个纵队即以10多万兵力对国民党军第74师实施围攻，以4个纵队分别从左、右隔开其与国民党军第83师、25师的接壤，再以一个纵队从后面堵住其退路时，第74师师长张灵甫很快就明白了粟裕要围歼自已的计谋。不过，此时解放军对其虽已有合围之势，但张灵甫凭其74师32000人的兵力及该师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只要向左或右方转进，便可与国民党军83师或25师靠近会合，因他与这两个师都只相距10多公里。一旦与其中一支会合，张灵甫的危险便会解除，粟裕指挥的解放军便不是那么容易能围歼74师了。更何况，国民党军45万兵力大部就都在周边100多公里范围内，随时都会开过来。
然而，对党国颇为忠心且尽职军旅的张灵甫不但没有迅速撤离，面对险情，他反而作出了“将计就计”的决策，将部队拉上了就近的孟良崮山麓，主动让解放军来包围，用自已的74师做一个“钓饵”，在解放军10万兵力围住他的同时，周边的国民党军则有了从外面又反包围解放军的机会。
蒋介石立马知道了张灵甫的用意，看清了这个歼灭陈毅粟裕统率的华东解放军的机会，连忙飞到徐州，亲自敦促顾祝同赶紧指挥各路国民党军开往孟良崮，对解放军实施反包围。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思想建设铸造组织之魂（14）
危险与战机同时产生。
摆在华东解放军面前便一下子只有两种结局了：不是赶紧消灭74师，就是被74师粘往，反遭周边围过来的40多万国民党军的重创。
亲处前线指挥所进行指挥的粟裕，自然透彻明白当前战势的严峻：获胜与战败这两种可能，都已接近了胜负概率的临界线，此时，唯一能让战局偏向胜利或失败的因素，就是对战双方的军心了，而其中最重要的却又是指挥官们的决战信心与指挥效率。
于是，粟裕下令：任何人不得言撤退！（陈毅也宣布了追究失职者责任的“撤职、查办、杀头”的三大战场纪律）。并严令各纵队务必不顾一切牺牲，限在24小时内攻上孟良崮，歼灭74师。
而向孟良崮进军的国民党军呢？
直到16日下午74师被消灭、张灵甫阵亡之时，除了国民党军83师师长李天霞为着逃避蒋介石指责其援张不力，象征性地派了一个连，带着报话机躲在孟良崮附近一个山洞中，蒙蔽张灵甫谎称他们“来援救”了外，整个孟良崮就再没有其他国民党军的影子了。张灵甫按常理推断，只要他坚守一二天，周边国民党军是无论如何都能开进来，他也的确死守了近3天。然而，可悲的是，就是他守到第3天，不说远处的国民党军磨磨蹭蹭没有开到，就是近在咫尺（不到5公里）的“战友”83师与25师都没有赶到位，从而使解放军不仅有时间攻击孟良崮全歼74师主力，而且还有时间在已撤出战场后，因清点被歼的敌人人数不够32000人（74师兵员数），又重返战场，再抓获躲藏的敌散兵7000余人。最后，解放军浩浩荡荡从容撤走。
2。 民主集中制强化组织能力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的本质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种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和组织建设中的具体运用。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首先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党员的积极性。毛泽东说：“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
有了民主，还要有集中，且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保证全党行动的一致，保证党的决定能够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毛泽东说：“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 集中的重要体现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利益，全局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局部的利益要服从全局的利益，当个人的意见和党的、局部的意见与全局的意见发生冲突时，如果自己错了，就迅速改正，如果自己的意见对了，也应该服从党的决定，对自己的意见暂时保留，个人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但组织决定了就要服从。
1930年，当时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共产主义运动流行“左”倾病，而李立三又是中###内“左”的代表。他以发烫的头脑，写出了发烫的文字，对当时的形势和政治任务作了这样的判断：“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面前”，“暴动的时候到了”，“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取得胜利。”在这种判断的前提下，李立三制定了一个让毛泽东攻南昌，彭德怀取长沙，然后会师武汉，在湖北一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宏伟计划”。然而，毛泽东知道，以弱小的红军去攻打敌人力量强大的南昌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是，李立三是他的上级，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毛泽东必须执行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思想建设铸造组织之魂（15）
为了尽量减少攻打城市所带来的损失，在执行上级决议的前提下，毛泽东作了一些灵活性的变动。1930年7月11日，毛泽东摆出了向南昌进军的架势，24日毛泽东率部攻击清江县樟树镇，歼敌两个营，26日攻击离南昌不远的高安县。7月30日，毛泽东攻击南昌近郊新建县的西山，8月1日他派罗炳辉率两个纵队隔江向南昌城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南昌城里一阵紧张，正欲调集军队反击，毛泽东的部队早已经朝奉新、安义县转移了。就这样，毛泽东在执行了上级决议的同时，又减少了执行错误决定的损失，可以说是灵活运用“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党在创建之初就接受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陈独秀提交“一大”讨论的一个党纲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中制”。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宣布承认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改章程决案中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但是，在长期的时间里，民主集中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直到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才逐步地解决了党的组织路线问题。
###同志总结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十六字方针，从本质上揭示了党内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
“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
“民主集中”，是实行集体领导的关键和保证，贯穿于集体领导的全过程，反映了民主与集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个别酝酿”，是实施集体领导、充分调动党组织和党员积极性、创造性的重要方法，是发扬民主、统一思想、科学决策的必要途径。
“会议决定”，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的重要程序，反映了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严肃性。“十六字”方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党委工作的基本规则。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如果运用到企业中，它对应着现代企业的流程和制度，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种僵化的流程和制度体系，它是企业的流程和制度，以及授权与控制的完美结合，它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民主制度之美。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表达民主集中制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性：
一方面它体现着民主，能够充分发挥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够广开言路，所以民主集中制并非“一人之治”，它体现的是一种集体决策。另一方面，它也并非脱离集中讲民主，避免了出现议而不决，导致分散主义、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
近些年来，不断有许多的中国员工在从外企中逃离，他们觉得在外企工作很“压抑”。为什么会觉得“压抑”呢？
因为这些外企有着近乎完美的流程和制度，员工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只需要像机械般地运转就行了，结果他们创造的天性和个人成长的路途都被堵死了。
虽然在大的国际企业集团，是靠近乎完美的流程和制度管理人，其实也还是存在着“人治”的，只是“人治”的影响因素要小一些罢了，这种“人治”已经小到可以不谈授权与控制，单凭流程和制度办事，就可以将事情办得很好了。
我们要说，小的刚起步的企业主要是人治，甚至就是老板的“一人之治”，而中等的发展中的企业，主要是通过授权与控制的“人治”来进行管理，这是完全符合规律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单纯的“人治”会存在缺陷，单纯的“法制”也很难完美，所以离开国家或组织的具体情形来谈“人治”和“法制”，这种谈论会显得毫无意义，也无法分出优劣。
那些大的国家或组织多以“法制”为主，因为以古代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看，实施“人治”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君主或首领要足够的贤明，二是他的决策要一贯的正确。这往往是无法保证的，因此法制代替人治就成为必然。
而在小的部落或团体中，“人治”比“法制”更有效率，实施的成本更小，因此人治就成了这些小的部落或团体的一种管理方式。
第三章 思想建设铸造组织之魂（16）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既能通过民主的集体的决策，保证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时又能通过集中达到最终形成结论。因此，它是“法制”与“人治”的最佳结合。
在我国的许多民营企业都是采取“人治”的方式，而许多的经典学院派学者都在分析“草根浙商”现象，分析的结果令他们大惑不解：
他们首先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这些“草根浙商”十之七八是农民出身，而且很多都没有上过大学。
他们还注意到，在初创和起步时，这些“草根浙商”既没有所谓的完美战略和流程，甚至也未定好企业发展的远大愿景和目标。
而恰恰是这些企业，却成为了中国最为优秀的民营企业，有的甚至还“活”得很健康，“活”得很潇洒，其原因到底何在？
我们以上述原理来分析，可以很好地找到破解这一困惑的密钥。在一个组织系统中，战略和流程做到近乎极致的完美，恰恰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僵化，并因此而束缚了手脚。而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当危机来临时，由于不能快速机动地做出反应，这样的企业必定会遭受灭顶之灾，并因此而步入消亡。
尤其在企业的起步阶段，这些企业的承载能力有限，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更加需要的是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如果盲目地追随世界500强这样的成熟企业去追求完美的战略和流程，最为可能的结果，会是更快地促使其消亡。
因此，即使是再强大的组织或企业集团，除了较为完美的流程和制度外，也还需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3。 组织的核心是制度建设
中西方文化和管理的不同，在西方社会强调的是组织概念，是一种集体管理方式，如果企业主缺位并不会影响组织的效率，即使企业主缺位，这样的企业组织也会虚化出一位领导式的人物，以接替缺位的管理者，在不久以后，还会很快推选出一位新的管理者，这也可以部分解释西方职业经理人产生的原因。
在中国的很多企业组织中，公司的资产就是企业主的资产，无论企业组织如何变动，企业主的地位是稳固不能动的。中国企业主还往往独自冲锋陷阵，其他人员只是追随者，在这样的企业组织中创造的是一种“个人效率”，而并非是一种“组织效率”，这种做法恰与西方企业的做法相反。
就如前面所述，个体的效率的简单加整经常无法得出组织配合所产生出的高效业绩。这也是中国企业很难做大做强的部分原因。中国各类企业中人浮于事、职能混乱，不强调配合，而只顾单打独斗的场面很多。这就导致了在同等行业产品、同等技术设备、同等生产规模的企业组织中，中国企业的规模总是比西方企业规模大得多。
如今中国的企业，如果不懂得尊重组织，不懂得尊重制度，不懂得放弃个人统治观，那么，实现企业组织的“基业长青”，就会成为奢望和泡影。
鞍钢宪法是人们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对企业进行管理时一个较为熟知的例子。鞍钢（鞍山钢铁公司的简称）是一个具有多年历史的老企业，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恢复和建立起来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作为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鞍钢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特殊关注，它也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鞍钢不但担起了共和国钢铁工业的半壁江山，而且还建立了在当时较为先进、健全的管理规章制度。
1950年2月，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下发了《关于国营企业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决定》，鞍钢随之陆续建立了保障生产经营顺利运行的规章制度，如生产调度、人事考勤、经济核算、班组管理、产品标准、质量检验等，使企业开始走上了专业化管理的轨道。从1953年起，鞍钢有步骤地加强了计划管理、技术管理、经济核算和责任制。仅就技术管理而言，1953年到1955年间，鞍钢共制定和修改技术标准243种，技术规程417种，建立与健全了各项技术规程和质量监督工作。
那个时期，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技术革命这一环。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使国民经济陷入了困境，也迫使毛泽东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问题。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较深入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的管理问题。他认为，“私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出自《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 135页。）比较明确地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思想。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思想建设铸造组织之魂（17）
恰在此时，即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经辽宁省委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对报告“越看越高兴”，并于当月22日，挥笔在中央转发这份报告上批示了近700字的按语，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的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暂时搁下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从比较务实的角度，或者说从企业的管理制度，来理解鞍钢宪法的基本精神。时隔一月后，由刘少奇亲自批示而推出的被称为“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成都量具刃具厂的管理经验，为鞍钢宪法的主要内容作了统一说明，公开确立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在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中的“宪法”地位。
1960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成都量具刃具厂委员会写的《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一文和刘少奇为此所写的编者按。文章主要介绍了成都量具刃具厂是如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的。编者按则强调：“凡是条件已经具备的厂矿企业，应当推广成都量具刃具厂的经验，条件尚未具备的厂矿企业，则应积极创造条件，以便在不久以后也能推广。”
6月27日，中共中央工业部发出了《关于组织企业干部学习“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通知》。通知说：“……成都量具刃具厂执行和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管理制度的经验，是近两年来我国在企业中贯彻执行党所确定的企业领导制度和管理制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典型总结……成都量具刃具厂的经验总结，也就是‘鞍钢宪法’的具体内容，也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领导和管理社会主义的宪法。”
至此，鞍钢宪法在国营企业中的“宪法”地位已经确定，鞍钢宪法的内容也已经通过中共中央工业部文件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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