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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并不遥远-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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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远远地，可以看到祠堂边厨房的烟囱在冒烟，显然，知青们回来了，他俩便大步地走了过去。
厨房里，李卫东与侯成宝正兴致勃勃地煎着鱼，突然见张畚箕绷着脸同张瑞祥走进来，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你们都到哪里去了？”张畚箕大声地问。
“没……没到哪。”侯成宝吞吞吐吐地说。
“没到哪？没到哪怎么没出工？”张畚箕依然大声地问。
正在这时，马聪明端着脸盆走进来。张畚箕一看脸盆里的鱼，马上明白了，也火了：“原来你们不出工是去抓鱼，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是农忙。
大会小会说过多少次了，农忙时任何人不准请假，可你们竟然偷跑去抓鱼，还有没有半点组织性纪律性？“
“我们也不是故意不出工，实在是没有东西吃才去抓的。”李卫东辩解着。
“没有东西吃就可以去抓鱼？要是大家都去抓鱼，那些稻子谁割？你自己看看，这里的贫下中农哪一个像你们一样？”张畚箕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瞪着眼睛说。
面对张畚箕一连串的质问，李卫东深感自己的自尊心被强烈地伤害了。如果张畚箕说话和气一点，或者是过问一声为什么没吃的，那么，李卫东也许会坦然的承认去抓鱼是有点不妥——尽管是迫不得已的事。但是，张畚箕的盛气反而激发起李卫东几年来所形成的反抗意识，而且，对大队干部只以有否出工来衡量一个知青的好歹的作法也非常反感。因为出工除了作为生活必需手段外，干部们更是把它当作思想改造的唯一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对知青造成了压力。但是，影响出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回家探亲、生病、到集市买东西等，而今天之所以没出工，更是由于他们已经到了非抓鱼就没得吃的地步。
“我懂得稻子要人割，但人还要吃饭。”李卫东也阴沉着脸，“你知道我们现在吃什么吗？聪明的胃已经吃坏了。上一个集日我们没有去买菜，还不是为了抢收？
能坚持到今天已经是非常勉强了。再说，农民有咸菜，我们连咸菜也没有……“
“没有咸菜就可以放松思想斗争了？”张畚箕打断了李卫东的话。尽管他对“思想斗争”这一词语并没有真正理解，但是，对于一个长期在斗争环境中的农村干部，这“思想斗争”所包含的意义却可以包括所有的内容。“毛主席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到底是吃饭重要还是思想重要？对今天的事，你们要做深刻的检查。”他气咻咻地说。
张畚箕这些话，云里雾里的让人不知所以。李卫东还想争辩，被张瑞祥拉了一下，示意别再讲了，便把刚要说的话吞了下去。
“算了算了，这些都不用再讲。现在最要紧的是赶快把稻子抢收回来，因为很快要下雨了。”张瑞祥向李卫东又使了个眼色，又看了看脸盆里的鱼，“这样，你们留一个人把鱼煎了，其余的人马上到田里去。”说完，与张畚箕走了出去。
望着张畚箕远去了的背影，马聪明不由低声地骂起来：“他妈的，一天半天没出工，也这么大喊大叫。真臭他妈的。”
“这个老混帐，哪天他要是没吃了，看他思想重要还是吃饭重要。”侯成宝也跟着骂了句。
李卫东心里也是窝着一团火，本来，抓了这么多鱼，大家正在兴头上，没想到被他们一下子搅了。他的思绪不由从这鱼的事情上向一个更深邃的空间飞去——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从思想到行为的教育和改造，能达到什么效果目前还是难以作出结论的，但他仍然以一种较为理想的心态去对待这一被认为是革命性的运动，甚至曾想象通过这一过程，对整个社会做出创造性的贡献。所以，从下乡的第一天起，他就试图把这种理想与实际结合起来。可是，现实的生活使他对这种理想产生了动摇，劳动加吃饭，几乎成了不变的模式，而吃饭在逐渐转化为最迫切的问题后，其它的理想又从何谈起呢？
一股呛鼻的焦味把李卫东从跳跃的联想中拉回到现实，急忙转过身，用铁铲把那些烧焦了的鱼翻了过去。
“真可惜，白白浪费了。”侯成宝看着那些焦黑了的鱼，不无遗憾地苦笑了一下。
“吃饭了，吃饭了。”太阳还没落山，从晒谷场发出的喊声便一处传过一处，传到了田里。
白晓梅直起身子，她看到不远处其它小组的人都已经停下了手中的活，有的已经在往晒谷场方向走了。她走到打谷机旁，把镰刀插在机座的木架上，对还在踏着踏板的马聪明喊了声：“吃饭了。”
马聪明看了看地上摆着的稻束，已经不多了，便更猛地踏了起来，催拿稻束给他的人快点，白晓梅便也帮着把稻束递给马聪明。很快，割下的稻束都打完了，马聪明才从打谷机上走下来。
“这么早就开饭了，今天真是开恩了！”马聪明望着天边的太阳，掸了掸头发上的稻屑说。
“你别想得太美了，今晚不知要加班到什么时候呢。”白晓梅看着那一大片还没收割的稻田，若有所思地说。
“谁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刚才金发不是说，这些两天内都要割完。”马聪明说着，走上田埂。
“还这么多，两天能割完？”白晓梅也跟着走上田埂。
“割不完也得割，这回肯定要豁出去了。”马聪明与白晓梅边走边说，一起来到了晒谷场。
趁着吃饭的时间，张金发又一次向大家作动员：“大家都很辛苦了，连续这么多天都没休息，但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因为，气象预报，台风马上就要到了，所以，今天晚上加班。你们家里有小马灯的，都去拿来，到仓库加油，吃过饭马上去拿。大家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坚持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张瑞祥接着把几个关于安全的事讲了一下，并对劳力搭配做了稍微的调整，因为有些妇女晚上确实要料理一些家里的事，而晒谷场上的人则充实到各个小组去。
尽管台风还没有来，但人们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压力，吃过饭，大家马上又到田里紧张地干起来，直到晚上十一点才收工。
劳累了一整天的人们，刚刚回家躺在床上没多久，又被叫了起来。凌晨三点钟，田里的打谷机又轰鸣起来了，一盏盏煤汽灯、小马灯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与手电筒的光柱交织成一幅山野夜战图。田里的打谷机艰难而顽强地向前推进，打下的稻谷一担一担地被运回晒谷场，堆成一座座小丘。然而，田里还有那么多的稻谷没收回来，而时间又如此的紧迫，尽管所有的人都累得快站不住了，但是，谁也不敢因此歇下来。又是一整天的劳累，又是一整天的拼搏，又是到了晚上十一点，田里的打谷机才停了下来。
白晓梅随着收工的人们往回走，她感到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软绵绵的几乎就要瘫了下去，可是，又似乎都锈住了似的，想动一动都觉得艰难无比。她的双脚微微打颤，走起路来一颠一顿，仿佛地上布满了坑。她来到晒谷场，盛了半盆的点心，见王莉莉与吴莲英正坐在仓库门口的台阶上，便走到她俩身边坐了下来。
点心还是千篇一律的咸稀饭，只是今天掺在里面的肉要比平常多得多，那是因为今天队里特意杀了一头猪。然而，此时那些肉在白晓梅嘴里，非但不觉得有味道，反面觉得嚼起来太费劲了，巴不得把那些点心一口吞了，好早点睡觉。她感到眼皮正在一点一点地变得沉重起来，她的眼睛慢慢地闭上了，只剩下嘴巴还在不停地咀嚼着。
白晓梅终于把点心吃完了，她转过头，见王莉莉与吴莲英正低着头在打盹，而放在脚边的盆子里的点心还没吃完，便把她俩摇醒：“起来吧，要睡回去睡吧。”
王莉莉与吴莲英站了起来，将盆里剩下的点心倒掉，然后，三个人一起到水沟里洗了洗，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回到祠堂。走进屋里，王莉莉与吴莲英一下就扑到了竹床上。
白晓梅因惦记着白小松，便到西屋看了一下，见白小松已经睡着了，又走了回来。她见王莉莉与吴莲英衣服没脱，蚊帐也没放，却已经睡着了，便把她俩的蚊帐放下，然后才将油灯吹熄，躺到竹床上。
黑沉沉中，白晓梅合上了双眼，昏沉沉中，她仿佛感到自己正坐在一只小船上，在波浪中上下左右摇晃，刺耳的马达声在身前身后大声地响着。她想走过去，把马达关了，可怎么也站不稳。终于站起来了，可一个浪头打来，她又倒下了。连着开关的那条粗大的绳子就在眼前，她想伸手抓，却怎么也抓不到，她想爬过去，可身上却似压着千斤重，根本无法动弹。她努力着，不知过了多久，也似乎就那么一瞬间，声音突然没有了，大海也平静了。又是那么一瞬间，变得什么都没有了，她仿佛坠入了一个无底的黑洞，四周漆黑一片，她很快就失去了知觉。
铅一般沉重的乌云把整个大地罩得阴阴沉沉，令人心慌的疾风一阵接一阵地掠过田野，偶尔，裹在风中的雨点扑面而来，使你无处躲避，也更增添了那么一种的紧张气氛。
李卫东挑着六个空箩筐，顺着田埂向山脚下的那一片尚未收割的稻田走去。本来，他是无需到这里来的，因为一般情况下，赶牛车的人只要在牛车旁等别人把稻谷挑来，然后装车拉走就行了。可今天，那片稻田离道路较远，原先每个小组负责挑谷的人已经无法及时将稻谷挑完，所以，李卫东便帮着挑，争取早点运完。
经过两天两夜的艰苦奋战，田时里的稻谷已经基本上收割完了，然而，疲惫不堪的人们丝毫也不敢松懈，正在做最后的拼搏，争取在台风来临之前把所有的稻谷收回仓库。如今，这最后的一片稻田在天黑之前割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了，只要大家再坚持这最后的二三个小时，那么，明天就可以安安心心地休息一下了。
李卫东走到那轰鸣中的打谷机旁，把空箩筐放下。稻田里，装满稻谷的箩筐每隔不远就有一两个，正等待人们挑走。那些箩筐里的稻谷比一般情况下装的显然是少了点，那是因为要走的路途远了点，每担装它个一百二三十斤就足够让人感到吃力了。但是，李卫东却觉得，同是走一趟，以他的能力，还是可以多挑点的，便对正弯腰从打谷机后面谷箱里拨捡稻草的张彩凤说：“再添一点。”
张彩凤直起身子，用疑惑的眼睛看着李卫东：“还要？”
李卫东坦然地点点头。张彩凤便又向已经装满了的箩筐添上了一些稻谷：“行了吗？”她试探地问了一声，并用不大信任的眼光看了李卫东一眼。
李卫东感到自己被小看了。眼下的这一担稻谷，已经有一百五六十斤重了，能把它挑走已属不易，但是，一种豁出去露一下脸的念头使他感到浑身的力量倍增。
他指着箩筐，坚定地说：“你再装，装多少都行，”
望着李卫东那副认真的样子，张彩凤不由也较起真来：“真的？”
“真的。”李卫东双手叉腰，一副毫不在乎的神色。
旁边的人见他俩在较真，觉得有热闹看了，便都停下手中的活，看张彩凤怎么装。张彩凤更是来劲了，她把夹杂着的稻叶拨到箩筐边围了起来，原先尖尖的一堆顿时被抹平了，她又把一畚箕的稻谷倒在上面，使劲压了一下，站起来说：“好了，你挑吧。”
李卫东沉着地走上前，把箩筐上的绳子挽了一个扣，用力试着提一下，估计有九十来斤，这么说，这一担是一百八十斤了。他将扁担穿过绳扣，蹲下身子，又使劲站了起来，担子便稳稳地搁在了肩上，而原先两头向上翘的扁担也被压平了。他一步一步地迈着，稻田里顿时留下了一行深深的脚印。
肩上的担子实在是过于沉重了，而且又是那么的一段路程，尽管李卫东完全可以在半途中歇一下，但是，他并不想停下，而是顽强地坚持着，一口气挑到了牛车旁。
天上的云越压越低，把所有的山峰都吞没了；地面的风越刮越猛，还未收割的水稻被压得匍伏在地；空中的雨点越落越大，稻田里、水沟里的水迅速地涨了起来。
眼见之处，是一片白茫茫的雨幕，耳边所闻，是一团呼啸着的风声，然而，田里的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停下避雨，依然镇定地按着原来的方式继续干着各自的活，而且速度反比平时更快了些。
“快，快！”马聪明奋力地踏着打谷机，嘴里不停地催促着。在一个小组里，打谷机的声音就是前进的号令，声音越响，其它人就要加快速度，割下的稻束才够打谷机打；如果声间变小了，其它人也就可以松懈点了。此刻，那打谷机像疯了似地轰鸣着，如同进军的战鼓，强烈地震荡着每一个人的心。
“快，快！”马聪明大声地喊叫着。雨水浇在他的头上，顺着脸颊流下来，他不时用手抹一下脸，好使眼睛睁开；他的斗笠早已不知被风刮到哪里去了，全身无遮无挡地任凭风雨吹打，背心短裤水淋淋地往下直淌水。但这一切他根本就置之不顾，只是一个劲地催着，不停地踏着，他的整个身心已经同打谷机连在一起了，不把地里的稻谷打完，他是不会下来的。
白晓梅同所有的人一样，也是浑身水淋淋。斗笠是没法戴的了，即使戴着也不顶事。尽管她已经感到十分的疲劳了，但把所有的稻谷抢收回来的念头支持着她，驱使着她，使她忘掉了一切。她弯着腰，埋头不停地挥动着镰刀，把一丛丛的稻子割下来。
风雨中，奋战在稻田里的人们没有畏惧，没有退却，共同的信念使他们产生了一种与天斗，与地斗，勇往直前的毅力。当最后一丛稻子被割下以后，浸泡在泥水之中的人们不由发出了一阵欢呼声。
“胜利了，结束了！”马聪明把最后一束打完了的稻草抛向空中，兴奋地从打谷机上跳下来。
“完成了，我们也完了。”从另一架打谷机上跑过来的侯成宝也激动地喊着。
其它的人也走了过来，互相打量着，疲倦的脸上露出会心的喜悦。
风还在刮，雨还在下，原先盼着早点回去的知青们，望着那已经收割完毕的田野，不由生出许多感慨。他们站在那里，没有以往收工时的那种匆忙，反而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如同战场上杀红了眼的兵士，迟迟不愿离去。
收工的人们陆续往回走了，知青们也从那情感的旋涡中走了出来，陆续收拾起各自的东西，跟着往回走。
马聪明又一次望着那茫茫的田野，情不自禁地大声呼喊：“暴风雨，你来吧，我们回去了。”
“来吧，快来吧。”侯成宝也接着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第六章 殊途同归
紧张而繁忙的夏收夏种总算结束了。田野里，刚插上不久的稻秧已经返青，一片翠绿。虽然，人们依然早出晚归，但已经不再那么紧张了，农忙过后的一段日子里，人们的心情显得轻松多了。在平和的气氛中，中秋节来到了。
然而，与农村松松散散的情况正相反，又一轮更大范围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在城里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根据政策规定，除极少一部分人可以照顾留在城里外，凡年龄在规定界限内的青年，即使不是三届中学毕业生，也一律到农村插队落户，甚至连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招工进入工厂的人，也被辞退工作，回到原来的学校或街道报名下乡。
另外，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又一组成部分，城市中没有固定工作的人被视为“闲散人员”，也被动员下乡。而那些挂牌的“黑五类分子”，更是这场运动的重点对象，连同家属一起被遗送到农村，接受监督劳动。
这是一场在上山下乡旗帜下对城市的在扫荡，只要列入名单的人，就无法幸免。
而且，原先在意识形态上泾渭分明，属于不同阶级的人们，不管你是革命的或者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在经历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后，居然殊途同归，一并送往农村。至此，这场以“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为宗旨的运动，其性质已经在逐渐地转化，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惩罚手段，这场运动原先所赋有的革命性也因此而黯然失色。
中秋节刚过，第二批上山下乡的人又来了，这使张金发伤透了脑筋。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自然要坚决执行，可是，其它的问题也许可以逐步解决，就这住的问题最让他头痛：农民们的住房本来有限，但经过一段动员教育，总算腾出了几间房子，可如今一下来了二十多个知青，比原先预计的多了好几个，叫他一时到哪里找房子？望着晒谷场上东一堆西一堆的行李，以及那些眼巴巴地等着他安排住处的人们，他的心里不由地焦急起来。他把张瑞祥叫到一边，悄悄地说：“这么多都在这里也不行。我看，先把那几个女的安排进去，剩下的再想办法。”
“那剩下的怎么办？起码还要再两间才够住。”张瑞祥望着那些在晒谷场上的人，显得有点无奈地说。
张金发想了想，说：“歪狗旁边关牛的那间可以再腾出来，另外的再挤一挤，如果摆得下，一间就多摆一张竹床，先让他们住下再说。”
“那我先叫几个人去清理一下，这里你安排。”张瑞祥说着，走到人群中，叫上几个人走了。
张金发走到那几个聚在一起的女知青前，看了看说：“你们几个跟我走，东西也带上。”
一听要走，女知青们马上忙着拿起自己的东西，一旁的几个农民也帮着把她们的行李拿了走。
“那我们呢？”“我们住哪里？”刚来的几个男知青追着张金发问。
“你们先等一下，我把她们安排好就来。”张金发说完，带着几个女知青朝祠堂走去。
祠堂的两间小厢房里，每间都已摆好两张竹床，一张靠窗，一张靠墙，成丁字形，剩下的就是门开处的一小块地方。西厢房里，游清池正在与他那刚来的妹妹游淑惠一起张挂蚊帐。
原来，按有关规定，对于兄弟姐妹之间已有人先下乡的，后下乡的人可到先下乡的人所在地插队，以互相照顾，叫作“投亲”。所以，游淑惠就“投亲”到这里来了。而且，游清池与张金发事先讲好，安排游淑惠在西厢房住，刚才其它知青还在晒谷场等待安排住处时，游清池与妹妹已经直接将行李搬到这里来了。
张金发带着女知青们来到西厢房门口，对跟在他身后的张丽萍说：“你就住这里吧。”
张丽萍走进房内，把手中提着的网袋放在那空着的竹床上。她看着这小小的房间，有点不知所措。她原本已在工厂当了一年的学徒工，谁知一纸辞退书就把她的所有美梦打碎了，短短的几天时间，就从一个工人变为农民。此时，那巨大的反差还在她的心中上下翻滚着，可那其中的哀怨又有谁能帮她排解呢？她怔怔地站着，不知该做什么。
“你的行李呢？拿来叫我哥也帮你挂好。”已经基本上安排就绪的游淑惠以一种先入为主的姿态，主动而热情地对张丽萍说。
“都在外面。”张丽萍有点释然地说，然后与游淑惠一同走出去。
张金发又走进东厢房，看了看，然后走出来，在人群中找到一个看起来年龄及个子均最小的女知青，走过去问：“你是两姐妹一起来？”
“是。”小女知青有点怯生地回答。
“我们俩是姐妹。”旁边一个年龄稍大点的女知青接着说。
“那你们俩就住这里。”张金发带那姐妹俩走进东厢房，“你们自己先安排好，晚上就到晒谷场吃饭。有什么事情的话就先找她们。”他指着站在门外的白晓梅、吴莲英说，然后又带着其它人走了去。
姐妹俩把东西搬进房里，白晓梅、吴莲英便帮着布置整理起来。不一会儿，就把该做的事做完了，几个人便在竹床上坐了下来。
“你今年几岁了？”吴莲英拉着那叫石兰的小女知青问。
“十六。”石兰回答说。
“十六？”吴莲英看着石兰那还是孩子般尚未发育成熟的身子，不由有点疑惑。
“真的十六了，不信你问我姐姐。”石兰已经不再感到初来的生分了，脸上露出一种纯真的稚气。
“那是虚岁，实际上只有十五。”石兰的姐姐石红在一旁纠正说。
“我说就是嘛，你就没有十六。”吴莲英把石兰搂过来，用一种怜爱的目光仔细地端祥着，“那你还不满十六岁怎么也来插队？”她突然想起什么，又问。
“我……”石兰眼里的稚气倏地消失了，像是受到什么委曲似地抿着嘴。这叫她怎么说呢，如果可以完全任她选择的话，那么，此刻她是应该坐在教室里，与同学们在听老师讲课的。以她的年龄，她应该读书，而且，她也很想读书，从收到入学通知书的那天起，她就一直在等待着开学的钟声。可是，中学新生还没报名，上山下乡动员却开始了，她的大哥、姐姐均应下乡。
可是，上山下乡的有关政策规定中，却有这么的一条——一个家庭允许留下一个子女在父母身边。父母为了让家里唯一的男孩免下乡，便劝她替哥哥到农村，还叫了其它亲戚来开导她：如果哥哥不下乡，可以在城里安排工作，找到工作挣到钱，家里的收入便增加，也可以支持她与姐姐在农村的费用；如果哥哥下了乡，她去读书，那一家人靠父母的工资，生活就会更困难。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重男轻女这一被批判过无数次的传统观念在父母的头脑里，以及在亲友的心目中依然根深蒂固。在这么的一种环境中，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又能有多大的主宰呢？
所以，她唯有收起入学通知书，满腹无奈地到街道革命领导小组报了名，同姐姐一起下乡插队，成了最年轻的知青。
晒谷场上的行李渐渐的少了，这使守在一旁的章华荣不由地心慌起来——天已经快黑了，可队长还没安排他住的地方，那今晚睡在哪里呢？尽管在今天来插队的人当中，他算得上见多识广，甚至称得上老油子了，可面对这杂乱无章的场面，又是人生地不熟，纵使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是耐心等待，别无他法。他点燃香烟，蹲在台阶上独自贪婪地吸着，浓烟淡雾中，那烦心的等待被暂时丢在了一边。
长得瘦巴巴的章华荣怎么也没想到，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竟也会被算作“知识青年”。他只不过读了两年书，连自己的名字写起来都感到费劲。在他十岁的那年，父亲因犯罪被判刑，又意外地死在劳改农场，母亲也连气带病死了，他就跟着叔叔过。可他书不好好读，老是逃学，跟着一帮孩子东溜西窜，到处惹事生非，不是打了人家就是被人家打了；学习成绩倒数第一，做出来的作业连自己都不知道写的什么，结果被学校开除出来。
他的叔叔对他也是烦透了，有时气不过，打他一巴掌，结果是连续几天不回家，管也管不住，只好任他去。后来长大了，他也想找点事干，可人家一看他那只长骨不长肉的身子和那一副尖腮细眼的容貌就摇头，一打听以往的情况更是不敢要。几次碰壁，他也就死了心，跟着一帮人偷鸡摸狗，倒买倒卖，倒也自由自在。
谁知这一次上山下乡动员一开始，他的名字就被列在下乡对象的名单上，像是板上的钉，抹也抹不掉。就这么着，他也随着别人来到这里了。
一支烟抽完了，章华荣心里不由又着急起来，便站起来四处张望。这时，张金发与张瑞祥又来到晒谷场，章华荣急忙走上前，掏出香烟给他俩递去：“队长，抽根烟。”他等他俩点上烟了，才又说：“我住哪里呀？”
“等一下，马上给你安排。”张瑞祥指着大个子的黄唯山与长得有点文弱的程强，“你们两个跟我走。”
“那我呢？”章华荣忙拉住张瑞祥问。
“你也一起走。”张瑞祥回答说。
章化荣与程强、黄唯山忙收拾起东西，跟着张瑞祥来到一排低矮的房子前。
这里原先是一座地主的大院，但主房大厅不知什么时候倒塌了，留上几道颓垣断壁；北面西面各有五间小厢房，每间宽度只有二米，长度也不过四米——那是解放前地主给雇工住及堆放杂物的。土改时，这些房子分给了贫雇农，张歪狗分得了北面的三间。公社化后，分得另两间的老雇农死了，张歪狗又把他隔壁的一间当了厨房，最边上的一间便成了队里关牛的地方。刚才，张瑞祥与人忙着清理的就是这间牛屋。
一行人来到这最边上的房门前，打开门，一股霉臭味迎面扑来。章华荣忙掏出烟，先给张瑞祥递上，又很快地将打火机打着，凑到张瑞祥跟前，然后他自己也点上支烟。
房间里没有窗户，几个人站在门口处，更使里面显得昏暗无比，好一会儿，章华荣才看清里面摆着三张竹床，一左一右，后面一张打横。他马上选中了对着门的这一张——这位置比较通风，也亮了点。他迅速地将行李打开，铺在上面，不等程强、黄唯山回过神，这床铺已经归他了。
长相看上去有点憨厚的黄唯山，对睡在哪个铺位根本无所谓，只要能有个地方躺下就行了。他问程强：“你要睡哪一床？”
“我睡后面吧。”程强看着这狭小的房间，无可奈何地说。此刻，即使整个房间都归他，也无法抹去他心里的失望。他的家庭条件在一般人的眼里，是属于上等的：父亲在物资局，掌管着全市的钢材、水泥等紧缺物资，找他批条子的人总也顺带着送点时鲜土特产什么的；母亲在市革委会食堂当主任，花同样的钱肯定吃得比别人要好；住的更不用讲了，既宽敞又明亮。就说这次下乡插队，本来按划片分配，他是分配在更远的地方，可父亲略一开口，马上有人帮他弄来了三级证明——即接收地的县、公社、大队同意来本地插队的证明，结果他就来到这里了。只是，他没想到这里的情况竟是如此的糟糕，居然要睡在刚把牛牵出去的房子里。
程强整理好自己的铺位，重新审视着这已经成为住处的房间：地上铺着鹅卵石，石头与石头之间的泥土黑得像是倒上墨；墙壁上刚抹上的黄泥，留下了他刚才按上去的一排指印；屋顶的椽木瓦片一片乌黑，但从那铺盖疏薄的瓦片缝隙中却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夕阳的余辉正从那些缝隙中钻进来，斑斑点点地投在墙壁上。这样的房子也是人住的？他的眉头不由紧锁了。
大批的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以后，城市很快又恢复了平静。然而，这种平静没多久，遣送“黑五类分子”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工作又使城市再一次波动起来。虽然，这种波动与前不久的狂涛比起来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漂泊在这波动之中的人，由于他们在政治上所处的地位，使他们深深感到，他们那脆弱的命运之舟，随时都有可能遇到灭顶之灾。
白基兴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走到楼梯前。尽管他知道楼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再搬了，但是，最后再看一眼“家”的欲望驱使他又一次地走上楼梯。
房门洞开，白基兴走了进去。他望着空荡荡的房间，不由涌起一阵伤感：十多年了，这里就是住了十多年的家。在这里，他也曾经有过甜蜜与欢乐，憧憬与希望。
然而，那往昔的温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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