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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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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难是对贫二代而言，‘他们有的是背景，我们只有背影’，富二代、权二代则没有这方面的担忧。据悉，在北京，一个大学生进入‘国字号’大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中间的‘帮忙费’、‘好处费’已飙至十几万甚至数十万元。如此机会，贫二代只能望洋兴叹。”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从大约50万人的调查样本中得出结论：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尽管这一结论其实是不言而喻的生活经验，并不需要反复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此项调查丝毫没有意义——它至少提供了基于调查的统计数据，更加直观地呈现了“出身”对一个人教育和就业的影响——结果再次佐证了社会分化的“马太效应”：优势和劣势社会阶层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日益强化。
有学者坦言：“工薪阶层、农民家庭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入职高薪管理机构和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削弱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效率，也导致收入阶层的不断分化与强化——富者愈加富有，贫穷家庭延续贫穷。”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指出，综合各项指标并考虑到中国近年经济发展态势等多种因素，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左右。这说的虽然是社会结构，但实际上正隐喻着社会阶层的固化。
劳动无用，身份占据主导地位，决定收入，这就是当下的社会现实。正如上一章所述，北京又是一座“圈子意识”浓重的城市，它鲜明的等级观，表现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日渐板结固化的社会阶层，雪上加霜。
对此，一位“北漂”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如果有一天，我也逃离了北京，不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肮脏和车流拥堵，而是因为北京已不再‘爷们’，缺乏公平的城市，迟早会成为一块是非之地。”
一个开放的社会，应具备强有力的机制去调校由社会竞争带来的社会分化，让“愚智贤不肖”各得其所，处于与自己能力相应的社会地位。这个机制就是建立社会公平，包括教育公平、人才选拔任用的公平和社会分配体制的公平。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还任重道远……
3。蚁族是枚子儿
北京在大踏步朝着“世界城市”迈进的路上，城里的“优胜劣汰”将一天比一天激烈。面对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北京出了一招“弃卒保帅”。而高不成低不就的“蚁族”，就成了这枚被弃的子儿。
尽管北京从不承认这一点，但正如拆除、翻新蚁族们的据点“城中村”，对北京来说，是一项改革，是一种进步，至于对你是否意味着“灭顶之灾”，这座城市无意过多追究，因为北京不需要“弱者”。
弱小的强者
被遗忘在世界角落
不是我的错
虽被埋没绝不蹉跎
住在洞穴的我
每天忙忙碌碌奔波
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蚂蚁虽小但胸怀广阔
坚持做自我
不怕风我不怕风
雨点打湿我的梦
往前冲我往前冲
脚印让我不懵懂
迎着风我迎着风
向前的路虽然沉重
我会用触角撑起
雨后那片天空
——《蚁族之歌》
这首原创歌曲是迅速蹿红的“唐家岭兄弟”——31岁的李立国和22岁的白万龙的“成名作”。但是，令他们走红的，并非音乐本身，而是2010年春天，三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到访。
当时，李立国和白万龙正坐在床上唱着这首《蚁族之歌》，经媒体记者介绍前来调查“蚁族”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何永智听着听着就哭了，让唱歌的李立国、白万龙反而觉得不知所措。歌一唱完，两人也跟着哭了。
李立国，这个31岁的汉子一直认为即使外面打仗，也与己无关，他一头扎进自己的音乐梦想，在北京一呆就是十年，而这十年自己奋斗来的就是眼前的所有：不足5平米的租来的没有窗户的房子，一个柜子、一张床是全部家当。几块砖垒成的“桌子”上，三个硬邦邦的馒头胡乱放着，门口地上散落着裹着灰尘的烟盒、食品袋、废纸，整个屋子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吉他。
不是没想过放弃，就跟身边的亲友反复劝说的那样，离开北京，回老家“找份正经工作，好好过日子”。但是，梦想，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却让他们坚持了下来。白万龙还能记起，一次他和李立国在西单的地下通道唱歌时，一个女孩拿出一块钱捐给他们，钱上面写满了字：“我刚刚买了离开北京的火车票，身上只有这一块钱了，你们唱得真好，希望你们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而在唐家岭，这个北京城西北郊的“城中村”里，还有一大批和李立国、白万龙一样的“寻梦者”。这个因北大博士后廉思的一本书而被大众统称为“蚁族”的群体。
《中国人才蓝皮书（2010）》对“蚁族”的定义是“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集群体”。同时指出，“该群体年龄主要集中在22…29岁之间，是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的‘80后’高知群体”。这一群体的“月均收入为1956元，既大大低于北京市城市职工月均工资（3726元），也低于全国城镇人均月收入（2435元）”。
正是基于上述低廉的收入水平，“该群体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金377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接合部或城中村，已经形成了一个个聚居区域——‘聚居村’。但‘聚居村’住宿条件简陋，已经形成了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无照经营的小餐馆、小发廊、小作坊、小诊所、小网吧、小成人用品店和低档娱乐场所等各类经营门店大量集中且无序增加，生活状态令人担忧”。
事实上，面对北京城里的高压生活，大多数“蚁族”心中都有回家的想法，只是不愿两手空空地回家，看到家里人失望的眼神。他们具有这样的共同点：农村出身、读的是很一般的学校、缺乏社会关系、家中能给予他们的支持很少，但期望又很高。“蚁族”中多数都是懂事、明事理的年轻人，他们认为家里人砸锅卖铁供自己读书，毕业后就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养活自己，同时尽可能地回馈因辛勤劳作而未老先衰的父母。于是，他们蜗居在大城市的简易出租房内，朝出暮归地奔波于人才市场或薪酬微薄的单位。
失守唐家岭
唐家岭的这家月租160元的小屋，是李立国和白万龙能在北京找到的最便宜的栖身之所。也正是因为相对中心城区而言非常低廉的租金，而使流动人口聚居，成为唐家岭最明显的外在特征。在唐家岭，外地人的数目大大超过本地人。本地户籍人口不足3000人，外来人口却有5万以上。其中不少居民有过多次辗转的经历，有很多人就是刚从新近拆迁北坞、大望京等村庄搬迁过来的。
“北京市大概900多万的外来人口中，有约100万人住在地下室，200…300万选择群租房，剩下的一大半都住在这样的城中村。”北京市房协住宅学术委员会委员蔡金水说，北京市闲置的住房已达上亿平方米，却有这么多人口居住条件恶劣。
2010年6月1日，唐家岭村的东北角，张贴出了“给客居唐家岭朋友的一封信”，名为《走出唐家岭，天地更广阔》，落款是“西北旺镇唐家岭村村民委员会”。内容如下：
客居唐家岭的朋友：
您好！
唐家岭是北京市50个挂账重点村之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对该地区进行整体改造是市委市政府推进城乡接合部整体改造，加快城市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决策。唐家岭腾退搬迁工作按计划将于6月份正式启动。
也许您在唐家岭租住多年，对唐家岭有着故乡般的感情；也许您来唐家岭居住刚半年或两三个月，但您对唐家岭所做的贡献，村民永远感谢您。作为客居唐家岭的您，面对这样一个即将改造的大环境，请您积极配合腾退改造工作，尽快搬离唐家岭，尽快找到您的新居所，尽快开始您的新生活。走出唐家岭，天地更广阔。
我们坚信，您来京城打拼，就是在脚踏实地积攒能量，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努力，现在的生活只是您人生的一个过程而已。当新唐家岭建成的时候，我们真诚欢迎您重回唐家岭……
唐家岭要拆了，因为这里拥挤的公交、横行的“黑车”、坑坑洼洼的路面、林林总总私自加盖的小房子，与北京这座大都市的形象构成严重落差，而城乡结合部治安混乱、黄赌毒滋生等社会问题，也是“城中村”濒临灭绝的关键原因。有专家甚至将“城中村”定义为“困扰城市化进程的‘痼疾’”。
天津社会科学院教授陈柳钦对“城中村”，这一城市化进程中特殊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现象，做了如下归纳：“在城市化过程中，为了扩大城市规模，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低价征用城郊农村的土地，逐渐将一部分村落包围在建成区内。这些村落起初还在城市郊区，进而位于城乡结合部，随着城市的持续扩张，最终蜕变为‘城中村’……在城区以外的农村看来，它无疑是城市的一部分，就如同是城市中的一个社区；从城市居民看来，它俨然仍是农村，仍是与城市格格不入的特殊的‘乡巴佬’居住点。在‘城中村’有很多既像农村又像城市的现象，诸如：人们生活方式像城市，但人们的思想意识却像农村；追求土地产出更高的经济效率像城市，但无规划的土地管理仍然像农村等。”
对于这样一个“乡巴佬”，拆，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根据《新京报》的报道：“2010年，北京将启动包括海淀区唐家岭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等50个卫生环境脏乱、社会治安秩序较乱的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改造工程，并限期完成整治。目前已经有33个市级重点挂账村的整治改造规划方案通过审查。这33个挂账村包括朝阳区姚家园村、官庄村，大兴区庑殿二村、庑殿三村，海淀区唐家岭村、振兴村、门头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西局村等。”
2010年6月25日，北京唐家岭，硕大的拆迁机伸着几十米长的钢钳，摧毁着旁边一栋已残破不堪的房屋，旁边几个六七层楼的违章住宅，已经被铲平。整体改造完成后，本地村民在宅基地上私搭乱建的“公寓”楼将被拆除。他们将按宅基地面积置换回迁房，集中上楼。腾挪出来的土地，一部分还耕还绿，一部分留作村集体的产业用地。而为数更多、实质上已成为当地居民主体的“低端人口”，只能收拾起行李，搬向更远的村落。与此同时，北京还表示，将进一步关注新城周边的村落，“防止城乡接合部问题向新城转移”。
就在唐家岭风风火火地被拆除之时，曾名噪一时的位于海淀区六郎庄五间楼47号楼的“胶囊公寓”——蚁族的另一个栖身之所，也因低于国家规定的群租人均使用面积，于6月26日上午，被拆掉了。
3个七八平方米的房间被隔成8个窄高铁盒子，“1。0的普通版每间3个，月租250；2。0升级版每间2个，月租350元”，这就是“胶囊”。胶囊公寓于2010年2月初开工。它的设计者是78岁的老人黄日新，这个搞了一辈子火力发电站的动力装置设计的高级工程师，是2009年在报纸上偶然看到日本的“胶囊旅馆”后，萌发了自己建造“胶囊公寓”的想法。他表示建造这样的公寓不为赚钱，只想找到一种解决刚毕业大学生过渡房问题的办法。
黄老先生的胶囊公寓3月开始对外出租那会儿，北京市统计局称北京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去年上涨12。3％，比2月份提高1。6％。四环内期房均价超过3万元/平米。楼市的热度加速了社会焦虑情绪的发酵，三间“胶囊公寓”立刻挠到了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2010年5月份出台的《北京房屋租赁管理规定修改草案》对群租问题规定：租住成套楼房住宅的，人均建筑面积不得少于10平方米，或者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7。5平方米；租住平房的，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4平方米。但胶囊公寓的人均使用面积只有2。2平方米，没达到群租人均使用面积的要求。
政府似乎把什么问题都想好了，惟独漏了曾将这些地方作为“避风港”的数万“蚁族”大军，在“巢穴”被一锅端之后，下一站该去哪里？
大约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搬”，离开聚居地，再次去寻找物美价廉的聚居地，或是忍受高昂的房租，住进城市公寓。选择前者，只会让“蚁族”越搬越远，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动荡。而后一种选择，也因持续走高的房屋租赁价格而成为泡影（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2010年6月份北京市租赁市场的平均价格为2947元/月，比5月份2885元/月环比上涨2。1％，比去年同期2545元/月上涨15。8％。其中大兴、昌平、顺义的租赁市场价格增长幅度最大，环比平均增幅在10％左右）；另一种是“离”，在现实面前低头，收拾包裹离开这座城市，但这对怀揣梦想的“蚁族”来说，将是多大的打击？
虽然，北京市准备大规模建设公共租赁房，尤其是准备鼓励村集体、企业在非国有建设用地上建设公共租赁房，村民和企业可以入股、投资等方式参与到公租房建设当中。这些“村办公租房”有望对非京籍人群开放。
但是，你仔细看看这些字眼儿：“准备”、“有望”。也就是说，蚁族们美好的窝，仍处于蓝图阶段，而他们被赶出唐家岭等“城中村”之后，明天晚上睡在哪儿？却是个非常现实和迫切的问题。
《检察日报》评论说：“不管是‘搬’还是‘离’，对于‘蚁族’来说都是残酷的。选择蜗居，本已不易，再拆掉‘蚁穴’，就目前来讲，即便出发点再正确，未来再美好，推进城中村整治，对‘蚁族’而言，难说不是一场灾难。”
然而，你怎能期望伟大的北京了解这些鸡毛蒜皮的苦衷。在不远的将来，你有可能以比较合理的价格住上干净的公租房。至于眼下的困难，请自行克服——这就是北京，北京不干涉梦想，但是光有梦想在北京活不下去，你必须学会咬紧牙关，咬紧再咬紧！
谁在沦落底层？
《人民论坛》曾联合腾讯网做过一项网络问卷调查，关于“谁在沦落底层”，有2万多人参与问卷。
其中，在对底层人群的突出特征的认知上，“低收入，居无定所，为温饱和生存发愁”（22。9％）、“缺乏各项社会保障，难以获得各类组织帮助”（18。58％）、“有冤难诉，有事难办，有苦难言”（18。29％），在众多选项中位居前三。另外，“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如蚁族”以26。48％的得票率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成为新底层的人群。92。37％的投票者认为底层公众有扩大的趋势，且63。81％的人认为底层公众向上流动的机会“几乎没有”。
但是，民众对“蚁族”的认知，与专家学者存在巨大分歧。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10年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我国中产阶层已达就业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大城市40％都是中产，中产阶层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主编陆学艺更是认为，“蚁族是中产阶层的后备军”。
这一结果自然引发了社会上不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数据和普通人的切身感受不太一致，甚至有网友戏谑自己“被中产”了。
《中国商业评论》资深编辑王孟龙，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中产阶层。他的意思是，“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层缺失’的社会，现今亦然，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也是如此，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这个观点得到了署名“一条菜”的网友的认同，他说：“‘中产’在中国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只有财富的一极和贫困的一极，他们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说到中产，就不得不提美国，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早在1940年，《财富》杂志就在美国做过一项调查，有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一书作者理查德·隆沃思同时指出：“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
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产阶层”，绝对不是“收入一般的人”，“而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阶层，几乎是“大款”、“富人”的同义词。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但仍有许多中国人，包括收入在这个标准之内的中国人，并不认同这个标准”。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魏城在《所谓中产》一书中说：“如果85。5％的具有强烈‘中间意识’的中国城市居民，都把‘中产阶级’这个词完全甩给了少数的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吗？”
实际上，广大中间阶层“中产”身份的丢失，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城市生活中“幸福感”的缺失。
中宏保险于2010年3月正式发布了中国首个以中产阶层家庭为研究样本的《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根据调查结果，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而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
从一定程度上讲，城市化的进程暗含着“藏富于民”的意味，但是在大城市中，“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阶层”的尴尬困境却愈发明显。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保障的不足，降低了中产阶层的文化消费能力，在这样的保障压力下，幸福自然也就打了折扣。
但是，泛议“幸福指数”，远没有解决生存的实际困难来得更加重要。托尔斯泰早就说过，幸福的家庭大体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况且，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压力无处不在，谁都无处可逃，只是困难不同、压力有异罢了。如果我们的公权机关，能从上述调查中读懂白领以及蓝领、灰领、金领生存的艰难境遇，采取更具人性化的政策措施，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困难，比如“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上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病不起，药费暴利吓死你……”在这些“X不起”上提供帮助，那才真正体现出“幸福白皮书”的价值所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真理认为，城市人口规模的变迁实际上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一些城市流动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屡设屡破的事实说明，对流动人口实施“排斥”的政策需要进行调整，一旦流动人口成为了城市边缘人，将导致新的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形成城市化的新矛盾。
让我们再次回到陆学艺的观点，他说：“现在大家经常谈到‘蚁族’。我要说那些人也是中产，肯定会有人骂我，但那些人确实是中产的后备军。他们现在的处境只是临时的。还有很多人觉得自己硕士毕业也买不起房子、车子，就说自己不是中产。其实国外的硕士、博士毕业后，要挣一套房子也得二三十年，哪有毕业后马上买得起房子的？但我带的2004年前毕业的大多数博士生，都已经有房有车了。所以，大学是培养中产阶层的摇篮。大部分本科毕业生后来都做了‘白领’。”
专家让广大“蚁族”要看到希望。但是，一不小心成了北京城里的“蚁族”之后，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里？
蚁族的最大问题就是“蜗居”，眼下公租房是在规划中，在这个户籍制度森严的城市里，“非京籍”人员能否顺利住上还是个大问号，而即便住进去了，租金也一定不可能比“唐家岭”廉价。然而，“蚁族”的生活要求难道只能限于一间遥不可及的“公租房”吗？
根据《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的数据显示：“将‘蚁族’各方面的生活状况，与同龄人进行比较后发现，‘蚁族’中71。29％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不如同龄人，84％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意。‘蚁族’的相对剥夺感较强，存在巨大的心理落差，在强迫、抑郁、敌对、焦虑、偏执等心理特征上，均明显高于常人，心理状况呈现出亚健康水平。”
蚁族中很多人，都常常会发出潘晓式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疑问和感叹。而你确定自己可以在北京城里找到解决答案吗？
杨彤楠找到了，不过那是在他离开了北京城之后的事了。他收拾包裹走人那会儿，有关“蚁族”的说法还没有流行；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很自觉地给自己贴上了这个标签。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一家保险公司成了销售员；在离开北京之前，这份工作他干了一年半左右，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快活不下去了”。
有两件事情成了促使他离开北京的直接原因。一是因为房租的问题，他与房东发生了口角，打得不可开交。“就是那段时间，我生平第一次拨打了110，后来又生平第一次进法院打官司”。另外一件事，是公司里两个上级发生矛盾，波及到了下面的员工。“我本来只是想凭本事吃饭，没想到稀里糊涂地卷进了‘办公室战争’”。他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很委屈。2008年1月春节前，身心俱疲的他辞去工作，收拾起全部家当回了老家浙江慈溪。
凭借自己名校毕业的资历，杨彤楠很快便当上了大学生村官。和在北京忙碌的日子相比，村里慢节奏的生活让他感觉闲适了许多：“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也就够了，住在家里又不用为房租发愁。”村官的工资每月只有2000元钱，“但是小地方消费水平不高，我有一多半的钱都能存下来。”“逃离”北京之后，他的人生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是自己很快便结婚了。
这是杨彤楠的故事。而你自己的故事要如何继续，请仔细斟酌。
4。楼高有个限儿
北京皇城保护区的楼高被限定在9米以下，但这座城市对房价却没有开辟出相应的“保护区”，反而任其在城内肆无忌惮地疯涨。于是，在北京城里——拆，百姓苦；建，百姓苦。
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数”远高于号称“地球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东京。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再次出台政策调控房价。但是，“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北京的房价进入了一个怪圈。经济学家吴敬琏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此话的现实意义日益凸显。
连温总理都不得不感慨“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可见这场战役的严峻性。
究竟谁有权住在城里？
去北京旅游，踩着人力车的北京爷们，领着你在大小胡同里转悠时口若悬河，同时会颇有意味地告诉你：北京可真不是一般的地儿，皇城根下有哪栋楼房不长眼敢超过天安门？没有。至少在皇城保护区内是真没有。
人爷们没瞎掰。根据2003年4月7日正式实施的《北京皇城保护规划》的规定：“在皇城内，对现状为1…2层的传统平房四合院建筑，在改造新建时，建筑高度应按照原貌保护的要求进行，禁止超过原有建筑的高度；对现状为3层以上的建筑，在改造新建时，新的建筑高度必须低于9米。”同时规定，“皇城的规划范围为东至东黄（皇）城根，南至东、西长安街，西至西黄（皇）城根、灵境胡同、府右街，北至平安大街。规划占地面积约68平方公里，皇城行政区划分属东城、西城两区。”
实际上，北京市的楼高，因为这座城市特殊的政治和历史文化地位，而整体呈现出有趣的阶梯状。
根据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先生的介绍，北京对高大建筑的控制，前后经历过两个阶段：2004年之前，旧城里不限制楼房，但是限制高度；2004年之后，限制现代化的楼房在旧城里再有新的建设；限制楼房高度具体方法是以故宫为核心，故宫四周越往外它的建筑高度可以比较高，离故宫越近限制得越低；就是故宫外面是平房四合院，再往外可以建6米，再往外可以建12米、18米，一直到旧城边上建45米，是采取这样的限高方法。2004年之后，北京旧城里建筑采取了严格限制，是整体保护的措施，旧城的62。5平方公里之内要体现保护，旧城之外1000多平方公里的位置上要体现发展。
其实，早在1999年11月，北京市规划院就在市政府的批准下，做出了“北京市区中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详规考虑到北京旧城区平缓开阔的特点，以及古都名城的特色风貌，从城市空间的形态、尺度上规定，整个城市以故宫为中心，建筑高度向外分为7个层次逐步升高，构成一个内低外高，平缓的城市天际线。按照该规定，故宫、后海一带为原貌保护区，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一带为30米控制区，东二环、西二环一带为45米控制区。由于规划在前，这些年来北京城市建筑的基本形象呈现为，城里的房子略低，城外的房子比较高”。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北京城存在两个相映成趣的“阶梯”，除了上述的楼高阶梯之外，就是人口密度的分布。
2005年6月1日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当时北京将近1500万的常住人口，以每平方公里888人的密度分布，且近一半的常住人口集中在朝阳、海淀、大兴、石景山4个近郊区。近郊区的人口密度已是10个远郊区县的15倍。
据《北京日报》同期的报道：北京市常住人口密度地区分布呈梯度变化，即城区人口密度最高，为23008人/平方公里；近郊区次之，为5669人/平方公里；远郊区县最低，每平方公里只有366人。城区的人口密度是近郊区的4倍，远郊区县的63倍。常住人口地区分布差异大已经成为北京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人口密度也呈现鲜明的阶梯性变化。
你可以跳出来，居高临下地想象一下北京城里的人居状况——这座城市，以故宫为中心向外扩散，楼房越盖越高，房子越建越多，但喘气的人却越来越少；正如西川在《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一文中所言，北京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而整个中心城区，围绕着这个“核心”，人满为患。
有着千年历史的北京城，在过去50年中，经历过三次重大的改造浪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危旧房改造”；第三次，是2000年至2003年的大拆改。这些改造带来的结果，是北京旧城历史性建筑损毁过半。
截至2005年，北京城中保留较完整的历史风貌空间已不足15平方公里，在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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