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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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十余万换来的不过是一个造假的北京户口。货真价实的那本，恐怕对很多人来说，永远都在天上挂着呢。

《中国青年报》与腾讯网联合实施的调查还显示，78。5％的调查参与者认为，户口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功能，越是大城市，户口背后捆绑的各种福利和特殊资源就越多。其中，73。1％的人选择户口是因为它和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挂钩。62。7％的人是为了解决未来子女的教育平等问题。

2010年5月，北京市终于发布新规，非京籍学生与京籍学生享受同等入学待遇，但此待遇仅限义务教育阶段，不包括高中和高考。歧视与偏见仍然根植于北京人的心中，权贵歧视平民，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跟普通人的孩子混在一个学校；普通市民歧视外地人，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与外地人为伍。更关键的是北京人怕外地人与他们争夺优质教育资源！

新规无疑将会促进越来越多的外地子女进入北京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孩子在北京完成义务教育后，该怎么办？由于全国各地教材改革、高考改革的进程千差万别，义务教育完成后，他们无法回到原籍参加高考。如果北京也不为他们打开高考之门，那么这些“外来孩子”将会陷入更严峻的困境。

但开放高考，意味着从根本上动摇了北京在教育领域享受特权的基础，在绝大多数北京市民及官方眼里，这是不可想象的恶果。根据教育部门的统计，2010年北京流动人口适龄入学子女有40万左右，一旦把所有限制都取消了，这样一大批学生将会迅速占据大量学位，老北京人在高考体制下享受了数十年的高录取率将不复存在。

一直在各种场合疾呼教育公平的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王晋堂也认为，高考是万万不能放开的：“那样，外地人就会蜂拥而至，北京的教育优势将不复存在，教育资源也会严重不足。”

200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单位给解决北京户口的王博（化名）被朋友戏称为“既得利益者”，王博说，“最重要的就是以后小孩接受教育的机会。另外，没有户口的话，在北京始终是飘着的感觉。”

在这种情势下，很多争取北京户口的人都与王博的体会大致相同，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为户口绑缚的第一选择。在北京市一家国有企业工作的姜先生，就遭遇了一次孩子落户难。

大学一毕业就被分到国有企业的姜先生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成了北京市民之后，给孩子落户竟然还这么难。姜先生的户籍属于工作单位集体户口，而工作单位又拒绝为职工子女落户，其妻子的户口不在北京。为了给孩子落户，他们能想到的办法似乎只剩下一个：在北京买房，将集体户口迁到房产上成为个人户，然后再将孩子的户口落下来。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在北京上学、参加高考。可问题是，他们夫妻俩的工资收入不足以和北京高昂的房价抗争。最后，姜先生的一位朋友挺身而出，将自己的房产变更在他名下，这才得以让他将集体户转为个人户，孩子也才得以落户。

对此，姜先生颇多感慨：“我的遭遇，周围很多人都有，也算很普遍，但是解决的办法却没什么参考性，这样的朋友不是所有人都能遇到。孩子落户之后，房屋所有权又恢复成朋友的，〖TXT小说下载：。。〗但是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人情啊。”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一些人花几万甚至十几万买北京户口，是理性人经过了大致的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后的明智之举。也就是说，有了北京户口所能享受到的利益将远远超过买户口的费用。”

谁人敢拆这堵墙？

“户口原本不该带有任何经济价值，但北京的一个户口可以卖到十几万元，根源在于各个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拿户籍来设置‘门槛’，导致户籍登记职能在实施过程中变成了审批制。”王太元教授如是说。

他还曾打过一个比喻：户口是一个“门卫”，屋子的“主人”让他把谁拦住，他就得把谁拦住。而“主人”就是住房、福利、就业、入学等资源的短缺与计划管控。“我们只知道骂‘门卫’，而不去直接找‘主人’，问题永远也没办法解决”。

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户籍改革的建议，而只有当附加在户籍上的利益从户籍凭证上彻底剥离时，户籍制度的改革才算成功。稀释户籍含金量，无疑让水坝的两头逐渐一碗水端平，最终自由而且自然地流动，才不会让堤坝决堤，城市的未来也才能有新的基因。浙江古时多进士，近代多院士。有学者认为最大的智慧之源来自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南宋士族的南迁。当代美国科技睥睨世界，移民更是功不可没。

甚至，有人呼吁不仅在北京，还要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户籍制度，就像美国那样，不限人口的自由流动。那么，美国的“户籍管理”究竟是何种状态呢？我们不妨跟着王太元教授一起来做个比较：

首先，马上普及一下“户籍管理”的实质：“中国的户籍管理，是依法搜集、确认本国住户居民的个人身份、亲属关系、法定住址等人口基本信息的行政管理。户籍管理本来只是为公众生活、社会生产和国家行政提供广泛信息服务，没有判定对错、好坏甚至分配社会资源、赋予社会权益的控制功能，也就不应该有管理人口迁移等任务。”

“问题的关键在于喧宾夺主：‘管理人口迁移’这一外加给户籍制度的任务被当成了‘户籍制度’的基本职能，而其本原的公共信息管理服务职能反倒被忽视；一些人更泛化甚至转化地理解和运用‘户籍制’的说法，将其当成了所有与户口登记、户口簿相关的社会不公平的总称。”

至于美国，每年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迁居，恐怕是世界上人口迁移率最高的国家了。不过，美国并没有专门的人口迁移管理制度与机构。因为“首先，最早的美国人大多是中世纪从欧洲移居美洲大陆的，从宣布独立的那天起，美国人就坚决、彻底、全面地保护自由迁移这种‘用脚投票’的政治权利，是不可能让国家制定出管理甚至限制人口迁徙的法律制度。其次，美国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化的，为了最佳而灵活地配置生产要素和市场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他们不可能限制人口迁徙”。

但是，不限制就并不等于说美国社会不调控人口迁移。不过“其调控措施主要是经济的而非行政的：投资所到之处，自然是就业人口迁居之处；社会福利好的地方，自然是消费人口流入之地；产业转换大潮，也就是人口迁居大潮……”

没有一座城市能在与外界断绝交往的环境中持续发展。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她能够与周围的环境相生相容，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在于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当一人凭着自己的双手有尊严地劳动，他就有权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自由地生活，这种天然的权利绝不应受到所谓“调控人口”政策的限制。北京今天的建设成就不是一天形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口中要限制进入的“外来人口”。

这是所有人心里都清楚明白的事实。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就表示，户籍制度肯定是要改的，但大城市与小城市应该有区别。他进一步解释，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大小城市肯定不同，省会城市又和其他城市不同。

在2010年初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也做过类似表态，“废暂住证推居住证”需要一个详尽的调研过程，如需了解北京流动人口的职业、收入等各个方面。

所以，都说要改革，但为了居住证的事情，从2009年初至今，北京已调研了整整将近18个月，可是调研还未完结，居住证的具体服务功能仍然“有待下一步设计”。

“跟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居住证难度最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表示，京籍居住证须在人口控制与市民待遇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官方持久调研、难以进入功能设计环节的主要原因。

2020年人口总量不超过1800万人，这是2010年北京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但截至2009年底，流动人口总量已达509。2万人，由于部分流动人口未做任何登记，实际数量远高出这一数据。毛寿龙说，北京集结了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面对强大的人口控制压力，京籍居住证功能设计稍有闪失，就会引发爆棚效应。

户籍，无疑是摆在所有即将或已经进入北京城的外来人口面前的一道坎儿。改革、调研、顾虑，种种考量，到处都充斥着关于户籍的声音，但至今，谁也没能让它腾个地儿，以便让越来越多被这道门槛隔离的外来者，停止漂泊。

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修墙》中讲述“我”和邻居一起去修墙，可是“在墙那地方，我们根本不需要墙：他那边全是松树，我这边是苹果园”。社会公平，从拆墙开始。然而，没人拆，没人敢拆——尤其是当“户籍”两字前再加个“北京”。

2。社会是个圈儿

北京城内浓重的等级观和圈子意识，决定了人脉关系、社会背景，以及在这座城里生存的重要性。没有这些，你照样可以在城里喘气，但慢慢地你会发现自己上气不接下气。

正因为看透到了这点，所以驻京办在北京城里盘根错节地生长，像吸取日月精华的老藤精，终于找到了修炼的福地。

而城里的这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也在民间大行其道，上学、就业、升官、发财，甚至购买特价票，大家都正儿八经地挤向“后门”。所以“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新闻是假，误导大众的“意识”却是真。

北京城内出现贫富悬殊的阶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板结化，下层向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被所谓的“潜规则”堵死。

驻京办的无奈

2010年1月19日北京城患上了重感冒。因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出台了——中央这道“撤销驻京办”的猛药，让那个原本上下顺畅的“交际系统”噎住了。而这个系统的庞大，也让这道指令尤为引人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北京，除52家副省级以上单位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单位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单位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主要是省）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或办事处）各种协会、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0000家。

不仅数量庞大，驻京办的能量也是不容小觑。“在一定程度上，驻京办对北京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北京一位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驻京办的投资和消费能力惊人，无论是从房产还是到餐饮、娱乐、旅游，对北京经济的作用不可忽视。”

一般来说，级别越高或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其驻京办就越气派，以各省名字命名的几乎都是星级大酒店。驻京办的情况虽各不相同，但一般都有好车、好房，编制和资金也相当充裕。据国管局有关人士介绍，目前仅52家省级驻京办就有工作人员约8000人，其中机关约1300人，所属宾馆、饭店、招待所约6700人。“再加上各省厅局、地、市县以及各地企业驻京办人员，会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有关专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驻京办每年的经费保守地按100万元计算，所有驻京办每年需要的全部经费就在100亿元以上。”2006年4月2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当记者问到北京房价高位上涨的原因时，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说：“除了其他原因外，还有奥运会的影响、总部经济的影响，还有驻京办事处的影响等等在里面。”驻京办对北京GDP的拉动，可想而知。

华东某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媒体透露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驻京办”已成为地方政府和党委的驻京“大使馆”，其工作人员的“牛气”，以及他们在京城巨大的活动能量和对派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

有这么一个极端的例子。2002年5月12日下午3时40分左右，北京高富水大爷亲身验证了“驻京办”的“牛气”——被一辆车弄翻在地不要紧，还被肇事者一通猛揍。这位“牛气冲天”的肇事者一边打人一边叫嚣：“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这位主儿之所以敢这么“牛气冲天”，是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某省交通厅驻京办工作人员。

这个“驻京办”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在北京城里具有如此威力？它的能量来源是什么？要回答这一连串问题，就必须想弄清楚驻京办在“天子脚下”折腾啥。

实际上，“驻京办”人员类似的优越感，普遍来源于他们的“神通广大”。他们有自己“联络图”，终日穿梭于国家各部委机关及北京市有关单位之间的驻京机构之间，关系网纵横交错。这就是他们的威力——人脉关系。

“跑部”是各地驻京办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能给家乡多争取到一些资金、项目，很多驻京办派专人负责收集有关部委准备投放项目、资金的信息，然后迅速开展“公关”，有的甚至进行利益输送，收买人心。“对于一些项目资金，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给谁都可以。这个时候，就得看哪个驻京办的能量大了。”四川省某市驻京办主任说，“我们市长是全国人大代表，一般来说，他来京参加‘两会’，都要到驻京办住上一两天，出行车辆、随从人员以及往返行程，包括要见上面哪位领导，准备送点啥，都得事先打点好。我不但回不了老家过年，相反比平时更忙碌了。”

各“驻京办”之所以神通广大，与其平时苦心经营分不开。每逢年节，各“驻京办”都要把当地领导请到北京，广邀有职有位的“家乡人”，举办盛大的“迎春团拜会”、“同乡会”、“联谊会”，其目的只有一个：联络“老乡”之间的感情，编织和扩大在京关系网。

对此，山东省某市驻京办主任分析，“这几年，尽管国务院要求各部门减少审批手续，把一些不必审批的项目改为审核、备案制，但实际上，除那些无关紧要、早就过时的审批项目被废除了之外，那些‘含金量’高的并没有废除。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跑部’就办不成事。”

要构筑这张巨大的“关系网”，就必须“迎来送往”、“沟通上下”，这中间产生的消费占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100多亿元“经费”的绝大部分。各种腐败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滋生。在一些震惊全国的腐败案件中，也多有驻京办工作人员的身影，比如河北省李真案中的河北省驻京办原主任王福友、成克杰案中广西驻京办事处原副主任李一洪、沈阳“慕马案”中沈阳驻京办原主任崔力。

说了这么多，其中的利益纠葛，实际上早已大白于天下——“驻京办”，问题的关键一开始就摆在你眼前了，着力点就在那个“京”字。为了哪门子原因，各省市机关都要派遣小分队潜进北京城来，而且还在城里“横冲直撞”？不就是为了这个“京”字嘛！

北京，中央也！

“驻京办对整顿的抵触情绪比较大，普遍认为是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过大才导致了各级驻京办的激增和腐败问题层出不穷。”

资料显示，2005年中央财政安排各类转移支付补助7330亿元，加上税收返还和一些体制性补助，用于推进地区均衡发展的资金超过1万亿元。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作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目前参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部门多达37个。一些仅10万元左右的项目也需要到相关部委去审批。相关部委控制着项目资源，在分配时却缺少以法律为基础的制度依托，使得转移支付因缺少科学的法规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而加大了随意性和盲目性，权力寻租成为可能。

事实上，一些中央部委的目标只在于把这笔钱分下去，对当地实际情况考虑不多，许多地方不管项目最终能否建成，只管向中央争取到钱，而由此，转移支付演变成“要钱”和“分钱”两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转移支付固有的功能。

随之而来是中央部委审批权限的增大和各驻京办不遗余力的“跑部钱进”。“对于一些项目资金，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给谁都可以。这个时候，就得看哪个驻京办的能量大了。跑得勤和会暗箱运作的，就能获得蛋糕中最大的那块，其背后自然是权与钱的干预与运作。”一位市级驻京办主任说。

中央有大把的钱要分给地方，但镇守中央负责分钱的“老子”太多，而且怎么个分法他们不懂不想懂，也没人管，于是“小子”们只能各显神通，票子、车子、房子和女子，大把捧上。

难道一定要采取这种非常规运作模式吗？前门不能进，非要走后门吗？

广东省某市驻京办主任答曰：“现在地方政府要批项目，拉经费，不与中央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好关系，怎能有所作为？”

诸位可看明白了？人家主任说得明明白白——在北京办事，没有关系，“怎能有所作为”？人脉关系，是北京城里的巨大暗流，在这座中央之城的“下水管道”里汹涌澎湃、神出鬼没。

城里的“潜规则”

有人总结说，在金庸的小说里，一个小青年成长为江湖领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出身名门或名人之后（例如郭靖是江湖义士郭啸天之子，而郭啸天又是梁山泊好汉郭盛之后，张无忌是武当七侠之一张翠山之子，袁承志是抗清名将袁崇焕之子，陈家洛则出身于海宁巨宦陈家）；（2）联姻（例如郭靖娶妻黄蓉，五大顶尖高手之一东邪之女，张无忌娶妻赵敏，蒙古郡主）；（3）结交高层次的江湖人物，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裙带关系（杨过，他的监护人是武林盟主郭靖，干爹是西毒欧阳峰，有一段时间还跟金轮法王打得火热，这几位可都是一等高手。张无忌就不用说了，罩他的人是几百年才出一个张三丰）。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在江湖上混出个人样，就得出身好，即使“先天条件”不佳，也要赶紧后天弥补，赶紧找些出身好的人与己为伴，打入其内部。否则，前途堪忧。这让人联想起网上的一则新闻，首先声明，这事和伟大的北京无关，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北京？新闻大致如下：

“2010年6月13日，江西武宁多名大学毕业生向媒体反映，该县近期的事业单位招考硬性规定限招正科级干部家属，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他们指责有关部门如此设置门槛违背国家用人政策。”

事业单位招考限招“官二代”，普通人群被排除在考录对象之外，部分不明真相者对此非常的不理解，有人甚至“引经据典”（比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对此进行批驳。

但是红网有评论却指出：“江西武宁此举不仅不应受到指责，反而应作为先进经验予以全国推广！”其中罗列了三大点原因，不过前面两条，“限招‘官二代’符合中国国情”和“限招‘官二代’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不无调侃之意，略去不说也罢。倒是这第三点，颇有深意：

“限招‘官二代’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略谙中国国情者都知道，现在就业领域存在着无数的黑幕与潜规则，尤其是有油水的铁饭碗，暗箱操作就更多啦。一小撮老百姓不明就里，天真地认为只要有真本事就能找个好工作，于是傻乎乎地学呀、考呀、托关系呀，到头来却往往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不瞎折腾嘛。人家江西武宁直接把潜规则摆到了桌面上，等于是对那些傻老百姓的善意提醒，免得他们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这才是公平正义的体现呀！”

说得很直接，也很残酷。但更残酷的是，这个残酷的现实成了你我的共识。

2007年，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人际关系网络仍是大学生寻找就业机会的理想途径。有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的社会关系、托熟人等，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在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29％。

随着大学统招生逐年增加，就业的压力也不断增大，找工作要靠“关系”护驾的说法，在校园里得到不少学生的赞同。以前人们有句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已经变成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找工作要靠关系，尤其是靠父母家人，在大学毕业生的意识里，已经是一个常识。有人甚至直言：“大学生就业就是比爹！”他们认为，父母社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就越强。天下没有哪个爹娘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在寒窗苦读十余年后，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将来有出息，有个好的未来。这就造成了“就业的竞争就是父母能力的竞争”——这种潜规则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靠父母能力就业，无疑，对那些缺乏家庭背景能力的人来说，是一种伤害。但是，对这种潜规则的存在，许多人并不完全排斥。

毕业生张韵说：“我从小就向往在北京生活，但是毕业来北京找工作时，很多单位要的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对于我这个非重点大学的学生，他们连简历都不收。最后，家里人不得不托关系帮我找工作。现在我是一家有名的投资公司的职员，我的同事很多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工作中我们干着同样的活，我的能力并不比他们差。当初如果没有关系，我个人再有能力，也进不了这家公司。”很多人都像张韵这样，信奉“关系领进门，能力靠个人”的发展原则。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体现了一个家庭的资源。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副书记宋扬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这种“代际传递效益”在中国很明显，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北京大学这位书记的话理解成：人际关系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这事得到了“国际认证”，你有啥不服？

那么，再问一句：存在就表示合理吗？

北京分几层？

若非“官二代”、“富二代”，想要在“天子脚下”鱼跃龙门、发财致富，几率有多大？让我们先来看看北京城里有多少人富了。

《2009胡润财富报告》公布了中国富人们的分布格局。其中，北京的富裕人士最多，分别有14。3万个千万富豪和8800个亿万富豪，也就是说每1万北京人中就有88人是千万富豪，每10万北京人中就有54人身家上亿。

这份报告所指的“富裕人士”都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这其中包括他们创办企业的价值和自住房产的价值。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到82。5万人，每1万中国人中就有6人是千万富豪。与此同时，无论从千万富豪还是从亿万富豪的规模上看，北京都排名第一，广东、上海和浙江则分列千万富豪总数的第二、三、四位。

就像“江南出美女”一样，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北京这块地儿盛产富翁，自然也有它的道理。但如果你以为这个消息说明北京遍地是黄金，来一人就富一人，那我只能说，你很幽默。

名叫“北京猫”的网友按照拥有财富量（这里对财富的理解，包括金钱、权力和声望三种不同形式的财富）的多少为北京的社会阶层搭了个框架，从上到下分为：

（1）国家领导人：中央党政军机关的核心；

（2）权贵：中央及北京中高级公务员、大型企业高管、学术界精英、文艺界大腕、资本富豪；

（3）白领：中下级政府公务员、大型企业中层、中小民营企业主、中小食利阶层、专业白领；

（4）小市民：各类企事业单位的基层市民员工；

（5）北漂：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寻求发展的，有一定技能、知识，但生活境遇不好；

（6）农民工：从国内各地到北京谋生的农民，一般没有知识和技能，生活在最底层。

不管这种分层是否科学，至少它代表了一种民间智慧，是民间对北京社会的整体认识。而民众对现下社会的认识，还远不止于此。

2010年6月，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针对年轻人进行的一次调查中，88。1％的人表示，身边存在“炒钱族”，76。8％的人对“单靠踏实工作难以致富”深表认同。而在此之前，北方论坛上一条题为“工作40年不如炒房3年”的帖子引发热议。发帖人说，当下年轻人通过踏实工作，已很难走上致富道路。“很多长辈辛苦工作一辈子就积攒下几十万元。相反地，很多根本不踏实工作的人，仅仅靠炒房、炒股就成了百万富翁”。

“劳动难以致富”，那么，是谁只能主要靠劳动生活呢？农民、农民工、产业工人、一般手工业者、教师、一般办事人员。对于这些社会中下层人员来说，在现行体制下，辛勤劳动一辈子，最好的结果只是“脱贫”，致富，事实说明，那只是一个传说。用一个通俗的说法来说，劳动不值钱。在劳动力议价能力明显弱势的情况下，一个产业工人想获得更多的报酬，只能超长时间地“被加班”。即便如此，跨越社会阶层的奋斗理想，在社会分层愈加固化的现实下，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便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最大的可能也只能做一名城市里整日奔波的“蚁族”。

这是一个让人悲哀的调查结果。

那么，又是谁占尽上风，先富了起来呢？《中国青年报》撰文说道：“商人、老板、大型国企管理者阶层、个别领导干部、一些专家学者。跨越政、商、学三界的先富者阶层，有一条清晰的权力、资本、知识精英相互交织、垄断社会资源、共同分配社会财富的脉络。对于商人和企业主来说，有清晰的产权和资本致富的快速财富积累途径；而一些手握行政权力者，可以凭借灰色收入、完善的社会福利等渠道等完成财富积累；一些专家学者，在知识与资本的联盟中，实现了知识本身的财富收益。这几个阶层的财富积累过程，都不是本次调查中‘踏实劳动’的范畴。”

北京学者王石川指出了另一个事实：“近年来，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难，‘读书无用论’已经在一些地方兴起，比如一项调查显示，2010年大学生求职心态更为现实，本科学历人群中愿意接受零月薪的比例达到20％，与去年的1。2％相比大幅攀升。零月薪现象使得一些网友心生感慨，觉得择业太难。其实，择业难是对贫二代而言，‘他们有的是背景，我们只有背影’，富二代、权二代则没有这方面的担忧。据悉，在北京